想起家乡敲钟出勤的日子
从前我的乡下村口大榕树下挂着一口钟，那口钟记载着一个时代的一段历史，也是一道乡村风景线。
那是典型的集体生产“吃大锅饭”的时代，农民每天开工收工的时间，都是由生产队长敲响村口这口钟，作为集体统一行动的号令。也许立意的初衷倒是不错，可是哪里会想到，农民毕竟不是章法机制约束的工人，不是教养乖巧的学生，更不是训练有素冲锋陷阵的战士。农村里由来已久的自由散漫不受约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加上农村那时又穷，穷则往往易“横”，所以，试图用敲钟这种形式来向农民发号施令，管理农业生产，未免过于天真。实际情况往往是，钟声响过，还在吃饭的，奶孩子的，喂牲口的，全都是“你敲你的钟，我做我的事”。偶尔也有端著碗饭边扒拉边往外探头探脑看动静的，倒是那口钟压根儿就没响过似的，只有心焦的生产队长无奈地双手叉腰，站在静悄悄的村口声嘶力竭地发火骂人。
也不知那钟声响过了多久，村民们才慢吞吞地迈著四方步，或挑著那担刻意改小了的专用于给生产队挑水挑粪的木桶，或担著小得不能再小的箩筐等农具，慢吞吞地迈著四方步走向地里。在他们的心目中，地是集体的，收成也是集体的，反正是穷惯了，即便是天塌下来，也是集体顶著。于是，出工不出力，干活偷奸耍滑磨洋工现象也成为常态，因为不论早到晚到、不论干多干少都一个样，最后每人每天照例都记十个工分。至于这十个工分到秋后算账时值多少钱，分多少粮那是没人去管的，反正大家都穷得起，最多是大家都抱团等死吧。有等死的心态他还会在呼你敲钟？我所在的生产队在60年代的收成分红就是因为这样混“大锅饭”而每况愈下，由开始的每个劳动日（10分为一个劳动日）四、五角钱逐年直线下滑至二、三角钱，最后竟只拿到五分钱！可谓钟声一响，农民便穷得叮咣响。农民的经济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那口铁板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人们所遗忘了。可喜的是，放眼田野，是各家各户干农活热火朝天令人欣慰的场面，原来的小桶小筐全都换成了特大号，甚至还破天荒的用上了斗车或手扶拖拉机，取代了原来“少、慢、差、费”的肩扛手提劳作方式，人人甩开膀子大干快干加巧干，起早贪黑不歇息，效率大增。很快，农村里的粮食就多得没地方搁，从前那种连肚子都填不饱的苦日子早已无影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