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以“革命大串连”的名义
1.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平和的学习生活过了大半年。岂知，1966年5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自此掀起了红色狂潮。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学生被当作制造红色恐怖的工具，学校老师成了牺牲品。从电台广播中，从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是他们的“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的中共干部子弟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一个新创的名字：“红卫兵”。那些血液里躁动着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而冲锋陷阵。我们所在的船校，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盲目地加入批斗他们平日敬重的师长的狂热中。发难者是政工处一名专事刻印教辅材料的的教工郑定宜，这个带有浓重潮汕口音的政治投机者，贴出了第一张“炮轰”教导主任付在贤的大字报。此后每隔几天，贴出一张，几乎每个老师都被他在大字报上批斗。幸好船校的大部份学生都对此表现平和，激进者寥寥无几，因而学校不见有腥风血雨式的惨烈批斗。
8月18日，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现已移居意识形态敌对国美国的、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被选作红卫兵代表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标，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北京红卫兵开赴各地，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这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毛泽东在3个月内8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更助长了这种趋势。
2. 以红卫兵的名义北上“串连”
船校的同学不失时机，联群结队，北上串连。阿然和五六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团先到江城武汉，住在武昌地名三层楼的武汉水运设计院。在武汉，他们游览了东湖，登上了黄鹤楼故址（那时是一片废墟），登高望远，高吟李白七绝•《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其后下到在武汉长江大桥脚，影相留念。还往繁盛的汉口逛街，走进珞珈山下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武汉大学，遇上了武大学生批斗校长李达等“走资派” 的大场面，惊心动魄的口号，让他们领略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红卫兵架势。
这群意气风发的学生，在衡阳小城稍作停留，转道往上海。在上海，他们被安排入住广东人开办的、位于南京路口的东亚饭店。饭店老员工知道他们来自广州，有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用地道粤语与他们倾谈，为他们的食住作了妥善的安置。这是阿然有生以来头一趟入住高等级饭店。阿然抱怨抽水马桶“这么窄的边沿叫人怎么蹲立”。他们游览了上海市容，了解到外滩昔日的租界才是大上海最繁盛之地，是中国近代建筑最集中，金融业最早聚集之地，但此时的“东方巴黎”已失却了往日的风釆。本应“灯红酒绿”的南京路，奢华、优雅、时尚了无影踪，跟广州长堤并无二致，“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商店很大，但商品匮乏，所有商品都须凭证购买。“大世界”已关门，有轨电车在空荡的大街上的“叮叮”声，令人感受无限的沧桑！前往复旦大学的路上，他们惊奇地发现，上海竟有一条完全由鹅卵石铺成的大马路。黄埔江流淌着灰黄的江水，两岸风光不如珠江妩媚秀丽，苏州河水黑污腥臭。他们发现，上海的公园面积很小，无特色可言，远逊色于广州的公园。他们还去了位于吴淞口的江南船厂，参观了广为报道的万吨水压机，观看了同行建造万吨级以上巨轮。在上海住了近廿天，深深感到上海人对广州人特别热诚友善。
3. 来到皇城
1966年10月初，他们来到了京畿、在天子脚下，被安排入住先农坛附近一间土产公司仓库改成的接待站。来到京城，阿然才知道“燕京”、“幽州”、“北平”也是帝都的原称，是有着八百六十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10月的京都，天气开始转凉，清晨起床洗漱，可见坑渠有玻璃一样薄薄的冰块，凉风挾带着沙尘吹拂在脸上令人生疼。他们领到了洗澡票，到附近大澡堂洗澡。来到澡堂，只见大热水池中象下饺子一样挤满了人，池水浮着一层灰白色的厚垢，人们很享受地浸泡着，他们可皱眉了。几经犹豫，才穿着底裤下池，却被人们喝止，非要赤条条的。他们在池中稍作停留，就火速离开，打开水龙头，用刺骨的自来水冲洗一遍，让京城人目瞪口呆：广东人竟如此耐冷！次日，他们要往天壇游玩，阿然顿觉头重脚轻，走路不稳，往接待站看医生，医生一测体温, 竟达40℃多，医生吓了一跳，忙给他注射了退热针，给了一大堆药，强留他观察一个小时，见开始退烧了，才让他离开。
离开医疗站后，他们仍照原计划前往天坛。阿然在回音壁呼叫后静待回音，玩个不亦乐乎，在这皇天后土，病患竟也奇迹般好转.。他们本想去做一次“好汉”，因登长城的人太多，实在挤不上公车，只好作罢。他们穿越前门和天安门，来到了始建于辽金时期，曾经是皇宫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的景山公园。站在景山东麓“明思宗殉国处碑” 处，发思古之幽情。
他们也去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参观，这里充满政治偏见的展品令他们感觉不到丝毫兴趣。又沿着长安街漫步前往西单，转入窄窄的小胡同，小胡同里竟别有天地，市集商铺林立，很是热闹。在胡同里，他们惊讶地发现，北京的掏粪工是把粪桶背在背上的。他们还去过商业繁盛的王府井大街，到过北京天文台和北京动物园。他们也在前门的全聚德品味过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
当然，他们还到过故宫，但此时故宫不开放，于是转往天安门东侧的文化宫。然后再往颐和园，穿过建筑与装饰绘画都异常精彩，长达700多米的回廊，来到万寿山，登上佛香阁，绮丽的昆明湖尽收眼底，真个“春湖落日水拖蓝，天影楼台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百鸟似江南。滿山松柏成林，林下缀以繁花，堤岸间种桃柳，湖中一片荷香。”颐和园显然也受过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的冲击，长廊上端的彩画用薄薄的白灰水复盖着。及后，他们到了现代学生运动的发祥地和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的北京大学。阿然老觉得北京大学的建筑远不及广州中山大学的雄伟瑰丽，他们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在“五一六通知”的煽动下，聂元梓带头贴出大字报，拉开了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序幕，既成冤假错案1000多宗，400余户学者被抄家，知名学者饶毓泰、翦伯赞、俞大絪等在内的60余人非正常死亡。他们到达未名湖畔时，北大批斗运动风起云涌，批斗声浪响彻天际，到处贴滿了大字报，红色恐怖此刻弥漫整个校园。之后，他们又到了相邻不远的清华大学。从红卫兵对师长蒋南翔、刘冰等人的批斗中，他们知晓，大劫难“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端的，清华大学给师长们带来的灾难和对优秀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的冲击不亚于北京大学。
4. 接受“救世主”毛的接见
1966年10月18日晨早5时许, 接待站里的数百名外地学生被紧急叫醒，洗漱完毕后，马上食早餐，集合，清点人数，由军人挨个搜身，连锁匙、指甲钳都不让携带。完后每个人领到了四个煮鸡蛋、四两红烧肉块和半斤馒头、一本红皮“语录”书，依次登上数十辆军车，驶往东长安大街南侧距博物馆三两百米远的地方，排列在大街边最前列，最前面每隔五步就站立着一位军人。北京十月中旬很有凉意，阿然进京时仅带了一件厚绒卫衣，穿在身上也不觉冷。京城上空罩着一层薄雾。直至上午九时多，运送学生的军车仍然陆续驶来，东西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顿时成为人的海洋，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报称这天有150万学生，在长安大街排了50里长。这时惊见平日走过的长安街人行道，撬起路边条石拉上帆布围栏就成了露天厕所。12时45分，广播接见《通知》的宣传车驶过。12时50分，“东方红”曲突然响彻上空，预示接见开始，12辆警卫车分列两旁护卫引导，毛泽东首先现身在护卫车的中间，林彪、周恩来乘坐的敞蓬吉普车随后，再后是刘少奇等人的6辆敞蓬吉普车，每车周边挤上近10名锦衣卫，车流慢速驶过两旁挤滿学生的街道，据称用了一个小时。人群地动山摇而又声嘶力竭地三呼万岁，翻腾着的红皮书似翻滚的波浪。阿然觉得，这是一伙手握权柄的凡夫俗子，却被包装成教世主，此刻这个新晋的帝王或许飘飘然地真以为自己会万岁。阿然身旁那胖嘟嘟的哈军工女生竟涕泪交流，把阿然紧紧抱在怀里，久久不肯放开。阿然不知所措。身上萌发出莫名其妙的臊动，那种奇妙是他此生不曾体验过的。他对这哈军工女生见到一个活神仙竟激动如此实在难明所以。
5. 离开帝都，一路向西
阿然在京城逗留了20来天，感受到些许寒意，收到学校寄来的盘缠后，就启程南下了。11月初，乘火车到了中州之都郑州。入住粮食局接待站，这是他们 “串联”以来所受待遇最差的接待站，早餐是一碗碾碎玉米煮的粥外加两条番薯，正餐是一碗玉米粥两个馒头，再无他物。他们决定到街上食档就餐。服务员端上餐点，食了一会，转身与身后的小伙伴交谈，台面上的食物已被守候多时的乞丐一扫而空。这时他们才注意到，食店门前的都是乞丐，他们与之交谈，方知乞讨者都来自同一地方，每逢农闲， “生产队”就开证明让他们四出流浪，以帮补生计，怪不得郑州满城是乞儿。阿然很纳闷，这中原之地自古以来本是富庶之乡，何以沦落至此？郑州城区很小，最热闹去处仅是一个二七广场。高等学府郑州大学校园建筑平庸，远不及台山一中。逗留两天后，决定走人。
坐上西向的火车，他们到了西安这个十三朝古都，参观了钟楼和鼓楼。6天后，启程南下重庆。火车晚点，夜晚被迫在车站滞留。岁未西安的夜晚寒气刺骨，身穿一件卫生衣无法扺御，只好紧紧相拥取暖。他们有些后悔：为什么不听接待站工作人员劝导，在接待站登记借件军大衣御寒？清晨，终于登上了西去的列车，驶出八百里秦川，进入黄土高原，沿途只见天黄地黄河水黄，树木都难见有一棵，景色无比苍凉。驶入汉中平原，眼前豁然开朗，车窗外山翠水秀。穿越重重山峦和墜洞，跨越道道沟壑和河流，列车终停在了长江之畔的重庆火车站。
6. 雾都重庆之行
到了巴渝之都重庆，他们被安排入住市中区两路口体育馆附近一所中学。十一月的雾都整天雾罩云遮，太阳时或在中午时分才露一下脸，不到一两个钟头很块又隐没。他们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亦即时下所称的“解放碑”附近观看了夫子池、会仙楼等古迹遗址。也依教科书上所述，寻找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和歌乐山麓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见识了历史是可以装扮的，是为时势所利用的。他们走进吊脚楼里的茶馆，品尝地道重庆美食，金毛稣虾、酸汤滑肉麻辣卤猪耳朵等菜式，令他们赞不绝口。
他们在重庆住了20多天，才启程前往贵阳。如此之多身穿布衣族和苗族服装的人在街头做小生意，教他们惊奇。他们观看了南明河上的甲秀楼，参观了黔灵山。
7. 串连的被中止
他们正打算前往昆明时，1966年11月中旬，京都突然下发通知，从21日起到明年春暖花开前，一律暂时停止串连，说是为来年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补充通知：12月21日起交通工具不再免费。于是赶在免费结朿之前，他们回到了广州。无疑，不花钱东南西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是他们在文革大串连中的最大收获。
这时学校仅总务处依然运作，学校仅有的两个“当权派”——书记李静臣和教导主任付在贤被关在船厂“牛棚”，其余老师除唐彩老师外大都追随同学们到全国各地串联了，学校一派清寂。阿然与先后返回学校的同学交流此行的心得，哪里好玩、哪里景点多且秀美、哪里风味独特、哪里人好客，哪里最具地方特色…----掂量得失一番感叹，唯独那钟跃华带队、台山那扶中学的余金雄等车工班数位同学跟随的、徒步“重上井岗山” 后，在天寒地冻之中蓬头垢面回到学校的那些同学 ，受到一致的嘲弄。无课可上，无事可做，阿然就跟同学到各自的家乡和附近的城镇去探访，以步行串连的名义住在当地所设的串连接待站，直到春节前才回到家中。
七.厂里的旗派和总派
1967年3月19日，春暖花开前，全国大串连停止，4月份，学生收到回校的通知。走进久别的学恔，发现宿舍已遭客村、鹭江村民洗劫，连门窗都被拆走，同学们留在宿舍里的家当尽失，学校未圏入厂区围墙内的地块如球场等也遭农民侵占种上农作物。幸好阿然事先把行李寄放在姨母家而避过一劫。同学们被安排入住鹭江厂区的单身职工宿舍。学校向各位同学颁发船厂厂长曹志友以校长的身份签发的毕业证书。后宣伂全校同学按专业分派到船厂各车间工作，数十同学被调派位于肇庆郊区小湘镇西江边的战备船厂，个别同学派送至军工企业。这批被调往西江船厂的同学于是前往广东省航运厅造反，闹了个天翻地复，恰这时广东省航运厅又接收了一批复员军人，于是调这批复员军人前往西江船厂取代了船校学生。
船厂开建于1963年，他们分配到车间时，船厂大致建成，尚有一些扫尾工程施工中。船厂书记叫程光，由广州军区调派来的，来船厂前已是军师级高官。程光被批斗多次后，眼看势色不对，于是马上联系上广州部队的同袍和下属，不久，几辆军车就来船厂把他和家属及所有家当载回军营了，听说后来任职广东省军工局局长。副书记汤戈夫是趙紫阳秘书，被批斗后，受不了“委屈”，写信向趙紫阳诉苦，在趙紫阳安排下汤戈夫进京城另谋营生了。厂长曹志友来自广州海军基地，五十年代初在桂山舰上任政委，率舰队攻打珠江口桂山群岛上的国军守军，全军复没，他是唯一的血海逃生者，此后不再受重用，有人写大字报椐此说他是叛徒。曹志友尔后调往广东省水运研究所任高职。受冲击最少的是副厂长、山东大汉李会财，椐说他18岁就在“三大战役”中任过“支前队”队长，他主管职工福利，他待工人态度甚好，但对大小领导动辄大发雷霆，因之很得工人们的喜爱。船厂是新建的，头目来船厂的时间都短，没有多少“资反路线”可供批判。所以船厂的“总派”和“旗派”没在保还是反厂内头头上面发生过矛盾，更没引发过任何武斗。
阿然被分配至轮机车间，报到时，车间指派他和十来个同学到管子车间（后改称铜工车间）工作。一只船舰，管网密如蛛网，有输送食用和日用水的管网，有经由 “海底门”直接抽取海水或河水用作消防和冲洗甲板用的高压管网，有冷库的管网，有轮机燃油管网，轮机润滑油管网，轮机冷却管网等等，管道粗的直径近一米，小的只有筷子粗细。管道于轮船就象人的血管。管子工负责把管道合理地排布在船体里，岗位相当重要，也够苦累。这时上级派来的 “工作组”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但生产秩序尚未恢复，工人们早上到班组报到，象征性的干点活，就跑回宿舍或回家去了，都较为清闲。阿然和同学们一样，每天早上从鹭江宿舍穿越田野和溪流（这些田野如今都成了高楼大厦和繁嚣的广州大道），步行30分钟，从工厂西门返回车间，那些住在二沙岛上渔家村的同学，在天暖时分就用塑料袋装着衣物做成气泡、捆在身后游水上班，天冷就由家人撑艇送过岸。
这时，工厂的工人已分化为保皇的“总”派和造反的“旗派”，总派基本上是由老工人和工厂各级人事、政工、保卫、武装干部，以及怀有政治野心的底层工人中的“小爬虫”组成，而旗派内大都是年青人和底层工人，厂长曹志友的儿子曹四平是旗派中的中坚分子。两派在厂里表现得较为平和，虽然各自都和六中的“主义兵”和“广州兵团”以及中大的 “中山大学革造会”和“八三一”取得了联系，存在互动。前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都是那时广州最著名的大学生保皇组织——中山大学革造会的头目和骨干。厂里的总派加入了广州的“地总，”而旗派则加入了广州的工联。
厂里的旗派较为激进，被省“工革联”指派进驻广州文化公园，他们参与了攻打省总工会大厦战役，此战中厂里叫谢凱和黄灿两位年青小伙中弹身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一个叫丁沛华的青工被击中右腿，此后只能跛行。他与这些旗派小伙在厂里住同一宿舍同一楼层，彼此相处很熟络，阿然也应邀前往他们的驻地参观，见识了各式军用武器，这些武器是从驻军那里抢回来的。阿然曾听这些小伙说前往离厂不远的大塘村外高岗上的高炮和探照灯部队及石榴岗海军基地抢军服和武器的故事，很佩服他们的胆色。但他反思，值得为毛的一句虚幻口号而出生入死吗？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返回家乡，他们问他要不要带武器护身，随手递给他一把自制手枪和匕首，他谢绝了手枪，仅要了匕首，因为这些精钢打造的匕首锋利无比，正好用作家用刀具。
留在厂里的“总派”也闲不住，几个骨干头目凑在一起商议，组织起来，随意的往资本家和“五类分子”家中抄家，把抄到的贵重酸枝、坤甸家具及华贵衣物等运回鹭江厂里的柴油车间仓库堆放，听说个别人浑水摸鱼把金银首饰和钱财往自己口袋里塞。他们不时就把资本家和 “五类分子”抓回厂里进行车轮式批斗，动拳脚。阿然对这些丧失人性的行为很是反感，发誓不参与。
八.小镇文革风云
回到家乡，与从台山一中、江门技工学校等少时小伙伴聚会在一时，免不了也议论起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给民众向官僚主义猛击一掌的机会，毛的“批资反线”被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把一向专横跋扈的单位头目推上了批判台。
水步单车站的工友听说他从广州回来，就把他和另一位同是从广州回来的同学请到单车站（是一个以单车搭客和载货等苦力营生的集体组合），商讨向公社头目要回单车站向公社交的份子钱（实际上是管理费）。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听过工友的陈述和两位广州来的“红卫兵”激昂的声讨，公社女书记竟爽快地答应了工友们的要求。
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从外地返乡的热血小伙成立了“星火燎原”兵团，冲着阿然工人阶级的家庭成分，被大家推为司令。兵团在步月桥头和侨联会外墙贴上了大字报，向小镇的“走资派”宣战，有声有势，在小镇引起了大众的热议和广泛的喝彩。可惜这些返乡学生后来奉召“回校闹革命”后，小镇自发的文革运动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严酷无比、令镇民不寒而慄心胆俱裂的“阶级斗争”狂风恶浪，那些曾参与过学生组织的运动的年青镇民，出身稍有问题的即被进行反复的游街批斗。红色恐怖再度笼罩着小镇。
九.“省市革委会的铁拳头”
1968年8月为结束文革动荡局势，广州的军方以旗派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为由（但谁也弄不清这个头头是何人），派兵铲除广州市旗派的各个椐点，开枪伤人，射杀据点内的抵抗者，外出的旗派只好撤回厂里。
以人保、政工、武装部门成员组成的革委会（旗派也指派江玉恩参与革委会并任副主任），旗下的“工人纠察队”似乎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他们被称作省市革委会的铁拳头，被指派参与配合军队荡平武斗椐点。为壮声威，“工人纠察队”时不时出动数以百计的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队员浩浩荡荡巡行在广州的街头。他们可以随意把人关进“牛棚”看押，这“工人纠察队”有很多成员是原旗派中的投机取巧分子，绝大部份是船厂的船体工、铸工和焊工等最辛苦工种的工人，他们善于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目的在于转到较舒适的工作岗位。他们经常开车上街去巡査，有次看到田野间有一对恋人依偎在一起，竟恶作剧地把他们拉回厂里羁留一整夜。他们也身负“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厂饭堂青工“高佬”和同是饭堂炊工外号“射哩眼（斗鸡眼）” 的姑娘在晓港桥“拍拖”亲热时，“射哩眼”竟被一干歹徒拖走欲施暴，恰“工纠”经过才被救出。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清查五. 一六”等运动中，“工人纠察队”都异常活跃，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公然行使起公捡法的职权来，大批出身于“黑五类”的职工及其家眷被他们遣送到农村去，船体车间青工麦充文因被表哥出卖揭发麦出言“侮辱”老毛及出身问题这时也被遣送到农村的。文革后期，有些专案组成员得到了升迁，如只具初中文化的扬卫东（文革前原名杨二苏）在天河区成立时，竟调往天河区法院任主审法官，主审过广东省交通厅厅长。当然，并非每个专案组成员都得以升迁。邓小平大权正式在握后，提出要彻底“清理文革三种人”，已进入党政部门任职的要清除出去。四清期间下台、文革期间遭专案组严酷整肃的原机器厂副厂长陈兆南复出后，专案组头目、原二轮机车间书记邓瑞云请调保养场，温振珍无本事，于是逃到厂交通船任“水斗”（船工），无处可去的冼继芳只好返回黄埔原籍去，他们怕陈兆南复出后利用职权对他们予以报复清算。
阿然曾被引荐入“工人纠察队”和“专案组”，但被他坚决拒绝了，他不想无端的加害他人换来高升。阿然由这一系列政治变故中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份子”，这些群体的可悲、可鄙在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施暴者，同时又是被施暴的对像，他们的残暴与荒唐来自盲从。也许旗派在厂里较强势，红旗派分子返回船厂后，除了一个叫范云青的小伙被控强奸罪抓走外，没有一人受到此后连串政治运动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