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严艺超
在众多近代惠州名人中，江逢辰可以说是曝光率最高的一位。他留给惠州的江孝子亭和消失的江逢辰墓，时不时就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尽管如此，本栏目还是有必要为这位晚清最有才华的惠州士子留点文字。尘封史料的不断解密，为我们重新认识江逢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里，或许你会读懂江逢辰。
在江逢辰短短的一生里，他没有机会像他的前辈邓承修那样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只是一个不会影响大局的小部吏。但是他用自己出众的才华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梁启超称誉他为“吾乡畸人”，梁鼎芬感慨“行尽江山见此才”，张之洞为“孝通之才不能应世而用”而感到惋惜……
少年求学
江逢辰（1859~1900年），字雨人，又字孝通，号密庵，清归善县城花园围（今惠州惠城区桥东）人，祖籍新安县大步涌(今深圳宝安区沙井镇步涌村)。作为惠州史上最后一名进士，江逢辰的进士旗杆石现在仍然保存在步涌江氏大宗祠附近，这是鲜为惠州人所知的。
江逢辰出身书香门第，曾祖江鹏翥曾任合浦县训导，祖父江汝为是廪贡生，父亲江鸣鹤虽然只是一介贫寒附生，但在邑中却颇负文名。在归善江氏始祖迁居惠州之前，沙井江氏已经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祖先江士元是清乾隆十七年恩科进士，制艺雄浑，有古大家风格。
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江逢辰在年幼时就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他在《西堂先生手书书谱见贻即集谱字为长句走谢》诗中回忆说，少年的他已经“方寸小楷日十千，真实本领追宜官”。后汉书法家师宜官成为少年江逢辰的人生坐标。
遗憾的是，江逢辰还没来得及成年，父亲江鸣鹤便撒手而去。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贫寒的江家雪上加霜。江母李氏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含辛茹苦将江逢辰抚养成人。有此特殊经历，江逢辰为尽母孝而英年早逝，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家贫的现实并没有挫伤江逢辰求学的热情。“年才弱冠”的他早早就懂得了“家有藏书不算贫”的道理，更加刻苦学习。在江逢辰的许多诗作中，都流露出他对晚明兵部尚书叶梦熊的崇拜，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叶梦熊虽然也是少年丧父，但仍能俎豆千秋。
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追求，江逢辰走进了丰湖书院。这时的丰湖书院，已经是粤东地区的最高学府。聪颖好学的江逢辰很快得到了时任书院山长梁鼎芬的赏识。梁鼎芬是晚清名士，清光绪十一年（1885）虽然因为疏劾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议和而遭到罢黜，却因此而获得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被张之洞聘为丰湖书院山长。能够受教于张之洞幕府中的重要人物，这是江逢辰的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由于梁鼎芬与江逢辰同龄，两人的师生交情更不一般，更以兄弟相称。梁鼎芬尝赞叹：“归善江生逢辰执业甚恭，考其行文，佳士也！”梁还特意相赠一诗，开头四句是：“水木清深讲舍开，得人胜获百琼瑰。义犹兄弟真投分，行尽江山见此才。”字里行间充满了“得人”的由衷喜悦。
一年之后，梁鼎芬调任肇庆端溪书院，他特意挑选了江逢辰、李绮青等10名高足随往。后来广州广雅书院落成，梁鼎芬应张之洞之聘掌院，江逢辰亦追随其后。可以说，江逢辰的一生，受梁鼎芬的影响最深。后来江逢辰出任湖北武昌尊经书院分校，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并得到张之洞的器重和照拂，也是梁鼎芬居间举荐的结果。
在广雅书院求学期间，江逢辰完成了他的第一张社会交际网。除了追随梁鼎芬的“丰湖十子”外，他还结识了梁启超、曾习经、麦孟华等同学。他们在广雅书院度过了意气风发的大好时光。后来曾习经在民国时期病逝时，梁启超在挽联里写道“忆与孺博（麦孟华）联诗，忆与孝通载酒，交期数泉路，少年同学逝者如斯”，念念不忘与江逢辰等同学的旧事。
宦游京师
清光绪十五年（1889），入读广雅书院一年后的江逢辰乡试中举；又三年（即光绪十八年），赴京会试及第。金榜题名之后，有人建议江逢辰暗通关节以谋得优差，但是他深得梁鼎芬的教诲，不屑于行贿买官，结果只获授“以主事分户部山西司行走”的穷京官，坐上了冷板凳。
用现在的评价标准来看，江逢辰似乎并不是一块当官的料。根据《清画家诗史》的记载，江逢辰“性放逸，喜游名山水，官京师，不与时竞，惟以诗酒自娱”。在户部主事这个位置上，他并没有多大的建树，倒是写出了不少豪放自达的好诗。他在《戒坛四松歌》说“道人两耳不闻事，尽日谡谡松风吹”，仿佛自己与戒坛寺四松一样超然物外了。
有一个生活小细节也说明了江逢辰对官场的天真。据说他经常出入张之洞的官邸，但由于囊中羞涩，每次都是步行去的。而在当时，前往拜谒张之洞的官员大多乘轿前往，官员入府后轿子就停在一旁等候。江逢辰每次从张府出来，看到家丁为他招来了轿子，就傻呵呵地坐了上去，殊不知这是别人的轿子，如此多次也丝毫不觉。
江逢辰虽然对从政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却能坚持做人的原则，绝不徇私。据《清故中宪大夫户部主事江君墓碣》记载，有一次江逢辰充当会试弥封官（把考生姓名封起来的考官），掌管所有广东考卷。这可是一个肥差，因为考生买通了主考官之后，还得疏通弥封官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封闭，否则主考官会不知道哪张卷子要给高分。果然有人拿三千金给江逢辰，让他不要在自己的名字上裱上一纸。面对“举手之劳”的诱惑，江逢辰竟断然拒绝。怪不得他的好友梁志文说他“其忠良清节，缘是益贫”，注定是清贫一生的了。
吏治腐败，好官益贫。与其说这是江逢辰个人的悲哀，毋宁说是国家的不幸。而最令江逢辰心胸“伊郁而恒不自解”的，又恰恰是这个他所深爱着的不幸国家。清光绪二十年（1894）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一败涂地，朝廷显官纷纷自保逃命，而“高抗慕古”的江逢辰“独居职，终日忧愤，咯血盈斗”。
在后人辑录的《江孝通先生遗集》中，他把对山河破碎的锥心之痛，对无能官吏的愤怒，无不浇灌在诗词之中。“蓬莱一尺渴枯翠，何以沃之黄河泪”、“空传丞相纾筹策，未见匈奴断右肱”、“罪言不可上，无补愧书生”……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3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江逢辰对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彻底失望。他长歌当哭，向朋友倾诉：“自惭无学救时艰，短气吞声徒抑塞。愿执犁锄耕畎亩，归去来兮白水侧……”就在那年，他满怀对国事的忧愤而以母病为由乞假归故里广东，结束了短短3年的宦游生涯。
江逢辰的“莅官甚暂”让梁启超感触甚深。在给江逢辰送行时，梁启超作《扬州慢·送江逢辰归山》与他潸然道别。梁启超与江逢辰的友谊，如今在博罗龙华武进士李国标的李氏家祠里仍能得到印证。那里有江逢辰所拟、梁启超所书的对联，见证着当年江逢辰与清末维新变法精神领袖的深厚交谊。
赤溪讲学
返乡之后的江逢辰并没有闲着，这时他才36岁，正值精力最旺盛的壮年。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他所喜爱的诗词书画上，著作颇丰。从后人所辑的《江孝通先生遗集》来看，除了有诗17卷之外，还有《孤桐词》和《华鬘词》两卷，共收词209阕。这是目前所见惠州人最早的一部词集。
江逢辰的同窗、翰林桂坫为他的遗集作序说，江逢辰“自以生惠州，为东坡旧游地，读其遗书，沈然思与之为归。已历长江，益交天下名士，志气舒发，诗境一变，卓然树岭南一帜矣”。诗词文、书画印样样精通的江逢辰，不仅是惠州文坛的领军人物，其名声还超越了岭南。他南归惠州后，张之洞作《登淩霄阁诗》时就有“江山雪霁好画本，可惜江生今南还”之句。
好景不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失败，光绪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康有为、梁启超为逃避顽固派的捕杀而逃亡日本。支持康、梁维新运动的江逢辰在友人的劝说下也避难于台山赤溪。
赤溪让江逢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赤溪厅同知程先进得知江逢辰寓居赤溪之后，马上聘请他为遵义书院的山长。据民国九年的《赤溪县志》记载，江逢辰看到赤溪学生“所习皆帖括（专门针对八股文应试的学习方法）试艺”，于是便将所携数百卷经史诸书分给学生研诵，让他们“立日程册记所获者，月檄核焉”。面对学生的提问，他总是详征博引，力求学生能够“自启发而后已”。尤其难得的是，他所教的课题都是经史诸子大义，使得赤溪士风为之一变。
在赤溪的日子里，江逢辰为人师表，给学生树立了一个苦读圣贤书的榜样。他在训课闲暇之余，总是自诵读书，一读就读到深夜。学生们听到半夜都有老师的吟哦声，就叩门探个究竟。江逢辰就教导学生：“人各有所好，好之所在，则自觉其甘不觉其苦。圣如孔子尚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况子乎？”
江逢辰在赤溪仍改不了喜欢游山玩水的爱好，所到之处必有题刻。如今赤溪珠华山上仍刻有江逢辰所书的 《珠华山吸霞台记》，俨然成当地的风景名胜了。除此之外，这位才华横溢的才子在赤溪还留下了诗文两卷，以及10多处石刻。
江逢辰对赤溪的影响是巨大的，恐怕不亚于他对家乡惠州的影响。到了今天，仍有许多赤溪老者在谈论江逢辰当年的执教事迹和生平逸事。清末民初的广东大儒汪兆镛在参与考订《赤溪县志》时对江逢辰就十分敬仰，他曾经在西湖之畔临眺江逢辰墓，久久不忍离去。
志殁紫薇
江逢辰并没有在赤溪呆多久，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后，他就匆匆回到惠州，“侍母疾，号泣露祷，形神俱瘁”。不久母丧，江逢辰哀悲更甚，“蔬食益颓，冬不裘，夏不帐，哭无时，夜不睡”，“哀毁骨立，人称江孝子”。他在母亲墓旁搭建木棚守孝，一守就是两年多。
据说有一日，妻子听见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发现门口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不禁扑哧一笑。那人见她一笑，马上转身就走。这时，她才认出来人是自己的丈夫，连忙追赶，但已追不回来了。江逢辰被妻子这样一笑，又上山在草棚住了一年才回到了家中。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七日，丧哀特甚的江逢辰终于致病不治而卒。忧愤的诗人，就这样匆匆走完了只有41个年头的短暂人生。他死时家境依然贫寒，只能草葬在西湖鳄湖紫薇山南面的山坡上，墓制与平民百姓无异。或许正是因为墓葬没什么特别，江逢辰墓在上世纪末的开发建设中意外消失。
1916年，江逢辰的友人梁志文和李绮青等在丰渚筑江孝子亭，以纪念这位惠州晚清最有才气的才子。如今，旧时的江孝子亭早已不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座名叫荷花亭的亭子取代了江孝子亭。但是惠州人始终没有忘记江逢辰，在民众和网友的呼吁下，荷花亭终于被拆，而崭新的江孝子亭又重新出现在惠州人的眼前。这算不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引用梁启超对江逢辰的评价作为结尾吧。梁启超在日本写《饮冰室诗话》时收录了何翙高的七绝 《送江孝通户部出都》，他在文后的附记里说：“孝通名逢辰，吾乡畸士，今既死矣！”
何谓“畸士”？我市已故的著名音乐史学家廖辅叔这么解释说，畸士即是畸人。《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就是独特志行不同流俗的人。用“畸士”来评价江逢辰，还是蛮恰切的。
（本文特别鸣谢我市文史学者吴定球先生的支持和帮助）
以上是摘自《惠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