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藑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占之的结果是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可言,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去寻求自己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但做出这样抉择对诗人来说毕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出现了巫咸的劝说,巫咸不但同样劝他出走,而且还以历史上贤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启发他趁年华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女媭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无疑也是诗人在极度彷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也就是坚定或动摇两种思想斗争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就得通过这种种诱惑。于是在诗中诗人假设自己姑且听从灵氛的劝告,“吾将远逝以自疏”,决心去国远游。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也就是看来一切矛盾、冲突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是就此远离开这黑暗的已无希望的祖国呢,抑是仍无希望地留下来?诗人深沉的爱国情志再次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终于还是留了下来。他明知道楚国的现实是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实际上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他不能离开他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离开。这样,诗人又从幻想被逼入现实,悲剧性的冲突不可逆转地引导出悲剧性的结局。他热爱楚国,但楚王误解他,不能用他,楚国的群小又凶狠地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这又与他深厚的爱国感情不能相容。最后,只能用死来殉他的理想了: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辉理想被扼杀了,这是诗人屈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屈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用自己生命所谱写的诗篇,如日月经天,光照后世,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而万世永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伟大的艺术是一个美的无尽藏,长诗《离骚》更确乎如此。我们读长诗《离骚》是感到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仰之弥高,它有着怎样的美的内含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这就构成了诗人无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辉耀目的美的形象。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是的,我们在长诗《离骚》中正是可以看到这种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洁白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琐,而诗人的人格和形象却是峻洁而高大的: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诗人是孤独的、甚至是寂寞的。但他是圣洁的、高贵的,也是傲岸的。长诗《离骚》正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格美的崇高典型形象。“余读《离骚》……悲其志”,“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刘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对于屈原《离骚》一诗所具有的崇高美这一特色,古今人正有着不二之词,同一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