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北京的深秋细雨连绵，人们一如既往地庆祝国庆日的到来，法新社记者描述这里的情形：“坏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临近岁末的时候，北京的剧场里上演了一出话剧，名叫《商鞅》，观众中有个人是副总理朱镕基。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样，这个人也特别爱看传统的中国戏，比如京剧，还能连拉带唱，就是很少看话剧。但是那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就去了。剧情说的是，2000年前秦国宰相商鞅以惊人勇气推行改革新政，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这故事他在读书时已经知道，此后又有无数人在他耳边提起，那时只是慨叹，现在以古衡今，竟有一种强烈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不免伤心。那些陪着他看戏的人，忽见这位“铁面宰相”脸上淌着老泪，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就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意味。“看来我们的话剧有极大震撼力，”剧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大家快来看吧。”另外还有人发现了更多的含义，上海一家小报把这件事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结果人家把舞台上的那位宰相忘了，都在议论现实中的这位“宰相”。他们说这是“今日的改革家在为昔日改革家落泪”，还说“历史证明，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
　　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未免夸张。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副总理所遇到的巨大压力，是他的强硬的改革主张造成的。1996年夏天，34000家国有企业自从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国营企业”就改称“国有企业”了。的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55%，每卖出一元的东西，只得利润九厘钱，这是历史最低点了。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是1985年的28倍，第一次超过了利润。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亏损最严重的行业——煤炭、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纺织品和轻工业，差不多都是昔日的盈利大户。7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阴雨绵绵，把人们的心情也搞得愁云惨淡。吴邦国副总理在河南说：“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国有企业产销下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额上升，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这局面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原因造成利润下降？是总需求增长放慢？还是国有工业的结构和制度有问题？很明显，买方市场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不利于企业的价格垄断，但是这仍不足以解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因为民营企业的利润始终在顽强地增长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参照。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三资企业和进口商品竞争给予国有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说明很多问题是国有企业作茧自缚引起的。“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当时中国企业的时候说，“利润的恶化揭示了国有企业在补贴和不完全改革掩盖下的不利地位。”会计制度改革增加了折旧费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加了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改革增加了工业原材料成本（例如粮食和棉花价格）；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令贷款的实际利率由负转正，也让企业享受多年的隐蔽利息补贴大大减少、账面利润相形降低，后者在过去两年曾因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被人为扩大。

　　到了秋天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记录中，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和吴邦国。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也忍不住开口说话了。这个人在前台的时候也不多说话，人家问他有什么说的，他就说“如履薄冰”，自从退到后台，就更少说什么了。可是这一年他跑到辽宁，一路走一路说：“国有企业改革十分紧迫，时不我待。”那些地方官员都对他叫苦，说这个难那个也难，他把手一挥，强硬地说：“不要顾虑太多，要加大力度，晚抓不如早抓。”中南海的心情之急切，于此可见。相形之下，倒是与这件事情关联最甚的企业领导者，大都有些麻木，或者说是在消极地应对。他们回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发现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开出的药方多得不计其数：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托管、股份制、企业集团、资产重组……每开出一方，便说取得了巨大成绩，连一向以批评政府为能事的“右派分子”刘宾雁，也曾为此欢呼“好，活了！”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效益日愈减少，亏损日愈增加的局面。现在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学者们说得天花乱坠，经理们却在暗自发笑。他们说：“过去毕其功而不能胜一役，今日焉能一役而毕其功？”
　　“铁面宰相”看出这个门道，于是改变策略，打算步步为营，把“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两年期限延长了：原是要在1996年结束的，现在要经过整个1997年。这叫很多人意外。中国人执行计划，一向是“提前完成”的，极少有“延期”的事情发生，即使由于种种难言之隐不能如所期待地实现目标，也多是不了了之，不会公开说出，可现在朱镕基却到处说。“当初他有一百条理由加快，”国务院里的一个官员这样说，“现在他又有一百条理由延期。”他看出那些基层官员对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着笑容，口口声声要他指示，其实心里各怀异志。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辉煌数字，也大有疑问。倒是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说的“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还有民间对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欺上，层层渗水，水到渠成”，给他极大震撼。这让他明白他之所谓“铁腕”，其实从来就要打折扣。比如他曾下令，一个项目也不要再搞了，“都是重复建设”。可是没人理睬他。有一次他被逼急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口吻竟好像他已不是政府的官员：“他的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说是“不行”，也只好如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他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毫无疑问，他是90年代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他清楚地了解那时候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这和他的浪漫幽默形成对照。他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拉扯在一起。比如有的领导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我们细检这位副总理当时种种言谈，就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话。只有一次，他说他想起回答一下“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这个问题，然后说，1991年他到北京来的时候，私营和外资企业不到10%。而现在，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占30%了。“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麻烦来了。就从这一年开始，对他不满意的声音一下子强烈起来。自由主义者说他“独裁”，是在“偷偷摸摸地复辟计划经济”，保守主义者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口吻就像当年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样。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的股民也在骂他。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把这种骂声推向高潮。文章要老百姓注意股市风险，当即就有一阵狂飙卷了过来，深沪股市全面下跌，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当场撕烂《人民日报》，大家都说这样的文章非经朱镕基的批准是不可能见报的，所以就编出一句新话：“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后来说，他对什么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说法不高兴，还说，什么“猪市”，分明“骂人不带脏字嘛”。可是他不高兴也没办法，人家照样这样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三年半前，人人都担忧经济失控，看到此人出山来搞“宏观调控”，就觉得来了救星，不论他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现在和那时不同，就在于他把中国的局面扭转了，他之所以挨骂，正是因为现在经济形势缓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20%；银行的不良债务减少了200亿元，又开始向外贷款了；95%的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库存450亿公斤，前所未有。再等三个月，他就要宣布，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老百姓对官员的印象也变了。他每次讲话，总是有人鼓掌，有人喝彩。从前常见的官员在台上演讲、下面打瞌睡的事情没有了。“人们又开始听总理讲话了，”国务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很开心。”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听众有6000人。大家看他正襟危坐，以为他要说什么大道理，不料全是地地道道的“朱式”语录。“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多，没有不多的，”他得意洋洋地说，“统计局的人对我说，粮食多得仓库装不下了。我说，没关系，现在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好了。”
　　可是他却没有说，政府正在靠借钱度日，寅吃卯粮。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也是前所未有。每100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向国民借来的，其中又有10元被拿去还了老债。

第9部分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着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从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过去100年里，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她的宽容、幽默、敏感和麻木。2月15日，星期六，正月初九。1000多人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上，秩序有些乱，不过，不是要闹事，而是在报名受聘北京党政机关副局长的职位。报纸上的消息说，这在全国是迄今为止“公开选拔高干”的最大动作。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绛红色高墙上，贴着一纸告示。上面说，只有那些年龄不超过45岁、有北京城镇居民户口、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报名。报名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朝向天安门广场的南大门走进去，一直深入到内院大殿，可以看到鲜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殿内展台密布，全都编着号码。“第七号”是市政府办公厅，“第十二号”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还有一个听上去挺新鲜的地方，叫做“北京市公开选拔办公室”，主任叫韩铁城，原先他担心没有人来报名，现在正得意洋洋地对一群记者宣布：“公开选拔的报名工作大获成功。”副局长的职位有57个，报名者共有1631人（包括1020个大学本科生、168个硕士和59个博士），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官员中间开始流传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它的开头一句说：“年龄是个宝，学历不能少。”这在既成的干部制度中，无论是私下任命还是公开招聘，都是一样，看来世道无论怎样改变，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33岁的周茂非对一个试题的回答，就最好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中已经改变和还未改变的东西，是怎样精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周是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也是邮电部北京通信元件厂常务副厂长和高级工程师，现在他告诉主考官，他希望担任北京市侨办的副主任。
　　“好吧，现在你当侨办副主任，”考官对他说，“有四件事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同时办：第一件事是市里领导和部委领导来我们侨办视察，其中还有一位是你原来的老领导；第二件事是一位处长遭车祸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外商来谈判，你是主谈；第四件事，有一个急件送到你手里，要你阅处，现在你怎么办？”
　　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官场行事的要点在于滴水不漏，而不在于轻重缓急。于是说他首先要去跟老领导见面问候，很虔诚地表示欢迎，委婉说明已和外商有约在先。在赴外商之约的间隙，他将紧急处理那个文件，当然也不会忘记，在这些事办完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处长。
　　当时文化宫考场的话题形形色色，问者煞费苦心，答者也挺机智，可惜很少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那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失业问题；农民流动问题；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劳动党的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谁去谁留；95岁的彭真去世；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还有国有企业的“穷庙富方丈”和“富庙穷方丈”。这后一个话题是赫赫有名的“烟王”褚时健引出来的。头发花白的褚时健因贪污被捕。一年以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于云南省第一监狱。他的“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辩护律师马军在法庭上这样说，还当场算了一笔账：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烟厂利税总额800亿元，而他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褚时健就像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作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马军意味深长地辩护道，“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吃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王世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另一个人是黄琳：“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哽咽的声音。
　　不过，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在深更半夜打开电视的习惯，就算是喜欢夜生活的人，此时也正在泡酒吧呢。人民日报社有个记者听到消息，立即从床上跳将起来，跑到街上去。这时已是凌晨3点。这记者拦住一个行人就问：“邓小平去世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那人摇摇晃晃，嘴里冒着啤酒的味道，打着饱嗝，先是以为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后来又以为是警察，等到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他说：“是吗？我还不知道。”

　　不能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位老人，只能说记者的消息过于灵通，神经过于敏感。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38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在北京，三○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就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有一帮年轻人中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人人手捧邓小平遗像。有个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双膝下跪，旁边一个三尺女童，双手抱着个小花圈，上面挂着挽联：“邓爷爷我想您，孙女思思鞠躬。”人群中还有个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县的一个农民，他和妻子乘汽车，转火车，赶了120公里路来到北京，直奔这个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说是来给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让我们吃饱了穿暖了。”他哽咽着说。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

　　我们唱着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

　　有人说，“左派”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是有一点道理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邓小平的去世额手称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只要邓小平还在人世，他们就没有机会反败为胜。他们是被邓小平指斥为“理论家”、“政治家”的一群人。过去这些都是尊称，很荣耀，自从邓小平1992年说了那些话，这称谓中就加了贬义，黯然失色。这些人本来都是异军突起的，青云直上，忽然间形势大变，仕途无望，只好改换门庭，纷纷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纳他们的地方。
　　老实说，出现这种局面，实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争气。那一段时间，不少曾经最活跃也最出名的人，陆陆续续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担任”的通知。某人离开中央宣传部，某人离开了人民日报社，某人离开了国务院研究室，就连那个大人物也好长时间不出来号召大家“寻找毛泽东”了。
　　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绝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之后，他们实际上生活得都挺不错，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想当初他们批判政治对手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自己虽然落在下风，却还能够安居乐业，就不禁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待下来，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左派”这个称谓和它的实际含义，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左派”都是坚持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一帮人，“右派”则趋向于保守主义。在中国，过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渐渐反过来，“左派”成了坚持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代名词。

　　1992年以后，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跟政府携手合作的时候，“左”的人们却保持了距离。现在，世间已无邓小平，潜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轮纷争。公开的行动是由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词锋犀利地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是半年前出版的，数以万计看到它的人，都发现它的书名和它遭遇的“质问”一样给人悬念，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交谈。而实际上，作者只是在凭借江泽民的公开讲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出版者冠以“谈心”之名，也许想让总书记的思想看上去亲切可人，也许是在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读者，当然也有可能具有商业方面的企图，所以如果有人说它名不副实甚至哗众取宠，都不算过分。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党中央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中国人多少年来习惯于把对思想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冯宝兴放过了书的作者，而将攻击矛头转向序作者。“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这话口气还算委婉，也没指名道姓，但显然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人的姓名在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此人身材不高，锋芒毕露，喜欢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既批评“左派”，又批评“右派”，善于在党的理论中掺进自己的主张，同时也信奉“我不赞成你，但我扞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类纯粹自由主义的主张。自从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他就成了北京意识形态舞台上一个挺活跃的人物，身边围着不少思想活跃、政治主张激烈的年轻人。现在半路杀出一个冯宝兴，让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政治错误”。
　　然而有“政治错误”的人还不止一个。在这同一期杂志上，就把张贤亮和刘吉并列了。张在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画了专政下“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难，可是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总是有争议，现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刘贻清在《中流》上撰文说，张贤亮在诅咒党中央。这在中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证据确凿，张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监，甚至和他笔下那些悲惨人物有着同样下场。

　　刘贻清的证据是张的小说《无法苏醒》。它发表在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像张过去描写过的人物一样，是个“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回到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这个人的精神有些问题。有一天他终于要出狱了，却发现外面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赵鹫想，“完了，’文革‘又来了”，然后昏倒在地，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讲了一个荒诞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被扭曲的社会心理、有一种复旧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后者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这样的批评要是放在20年前，大家都不会觉得意外，可现在是1997年，就让人不免惊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变，于是翻回来仔细研究这本杂志。《中流》一向以扞卫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挺庄严的理想（有人后来挖苦地指出，这刊名的含义不能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因为“中流”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其实是“水流的中央”，他们的本意大约是想做那屹立在滚滚逆流中岿然不动的砥柱山，所以应该把他们批判的那些人叫“中流”，把他们自己的刊物叫《砥柱》才对），只是出版多年，影响不大，这一次因为有了这些文章，像“理论纲领”、“诅咒”、“诬蔑”之类的用词格外尖锐，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尸骨未寒，意识形态的争斗就卷土重来？
　　令人不安的迹象越来越多。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名单，也越来越长，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39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到处流传，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作者静心研读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摘录下来，终于有了结论：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又开列“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若干条，还把“自由化言论”的所有者记录在案。按照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珏、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有些东西，看来并不重要，也没有过分纠缠。可有些话显然经过充分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比如针对王蒙的那些攻击若能成立，这位前文化部部长和前中央委员就算被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根据那篇《王蒙其人其事》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1期。提出的指控，此人是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证明他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1989年的“北京风波”平息后，他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作者愤怒地指出，这个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和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分子刘宾雁“心心相印”。不过，“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这位深圳市委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拿到一份材料，只看一眼就吓了一跳。不能怪他胆小，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那上面指名道姓地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精心准备抛出“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十八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如此辣笔，可以算做“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来对一个党的高级官员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它被附加在厉有为的报告首页，报告则被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以至在1997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厉有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台前的风雨通常会有幕后的乌云，厉有为就是在这一次有了这个体会。他倒是不怕那些公开身份批评他的人，“如果我有错误，他们可以批评嘛”，他这样说。让他觉得恐惧的是那些“隐身人”。他们连家门也不用出，只给某某部门或者某某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要求发起批判厉有为的运动，运动就真的开始了。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学者和官员的攻击对象。攻击者全都很有经验也很有地位，知道从何入手效果最佳。他们采取吹糠见米的战术，先把他的言论铺陈开来，寻找其中破绽，痛加鞭笞，然后集中攻击他的职务，最后则须指出他根本没有资格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现在回想当初情景，其实说“厉有为风波”并不准确，因为这场风波并不是厉有为发动的。所谓他的“宣言”和“纲领”，也只是他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厉有为后来这样说，“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从法律上说，此举是有侵权之嫌的。然而让厉有为更加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人让他赤裸裸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零八个月后，事情已经平息，他还在莫名其妙呢。共产党诞生76年、新中国成立48年，政治批判不计其数，可是发生这样的故事，倒是第一次。以往的批判者总是大义凛然、有头有脸的，从来没有谁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倒是被批判的人有时候不能留下姓名，只被称做“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者“前领导人”云云。现在，情况居然倒过来了。
　　厉有为遭遇到如此严厉的打击，难免觉得委屈。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个学习体会，会闹出这么大的是非，引起这么多人的激动。还在文章写成之前，他就同周围的人说过，“过去干革命，是提着真脑袋的，现在说真话，顶多是掉个’乌纱帽‘，不过是个假脑袋”。这表明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并非全无准备，他的委屈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的文章只不过是自己学习数月的一个毕业论文，题目叫做《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不是什么’宣言‘或者’纲领‘啊”。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不上号”。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类似于揠苗助长；比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这些想法虽然新鲜犀利，但却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官员，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学习的朋友就曾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就过去了嘛”。事实上大多数在党校学习的官员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于是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100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既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