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学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些像气象，总是变幻无常，现在，大家都说是“阴转晴”。私营企业主终于从1990年的惊慌中摆脱出来，他们发现党的高级官员那时候所谓把私营企业主“搞得倾家荡产”，原来不过是虚晃一枪，于是长出一口气。公开的舆论中，包括北京的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还有北京之外的省、市、区，都没有直接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旧式社会主义制度分道扬镳的架势。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
　　不只是书生学者，就连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李鹏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朱镕基再一次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教授们一般认为，老百姓已经对国有制度失去信心，这在过去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可是这回，官员们居然也公开赞成教授的看法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还说，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兴川”。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省长舒圣佑说，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不求其纯，但求其佳”。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有个调查机构给205位企业经理提出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结果131人选择“股份制”；56人推崇“租赁”和“承包”；26人主张“出售”给私人；只有12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开了个记者招待会，替国有企业申辩，说它们“已经走出一条路”，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过去政府说这样的话太多了，中国人对这一套已经大感怀疑。可是当他说到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兼并”和“破产”力度时，记者们立刻就把这话记住了，拿回去大加宣扬。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谁都记得厉有为说过这话，当时是被叫做“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的，可现在竟然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而且还是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鼓动起来的。
　　厉有为的“社会主义”扬眉吐气了，站在他的对面怒目而视的另外那些“社会主义者”却在垂头丧气。他们煞费苦心地研究出那么多理论，批判了那么多人，坚信以往的失败只不过是受制于邓小平一人，既然邓小平已不在人世，中南海就会跟着他们走，“1992年以来”的一连串“悲剧”也将被颠倒过来。可是现在，1997年过去了，1998年就要来到，全中国热闹异常，他们却只好回到家中，除了指天骂地，就是枉自落寞，再往前看，还能做些什么呢？

第10部分 朱镕基与民心向背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15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30%，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镕基，火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9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决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决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20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500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30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好地在煤渣胡同3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着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140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20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200万册，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3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20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20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政治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当他在朋友中间绘声绘色讲述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故事时，总能造成一种既快乐又紧张的效果。这样一个人，要想描述中国政治，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不过，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于是拿起电话，找到笔者——他的同事。笔者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就在出发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寸步难行，只好取消旅行，回到床上躺着，正在百无聊赖时，听到马的计划，心想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于是翻个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趴在床上写起来。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去找出版社，编辑说很有意思，可惜不敢出，于是又找第二家，第三家，直到第八家，遇到了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说这样的书如果出不来，真是可惜了。就去找社长游说，社长同意他们的说法，不过希望把它作为《中国问题》丛书的一种，还说这是他们正在出版的一套系列。两个作者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来就把更多的人扯进一个危险的故事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问题》丛书的主编许明。许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一个性格开朗、满怀理想和激情，还有几分天真烂漫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这时候大家发现书名还没想好，于是聚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出一个，就在纸上写出一个。有个人说“冲突”，大家都摇头；有个人说“较量”，大家说，“好是好，可惜别人用过”。一共说了八个，直到有人说出一个“交锋”来，大家都说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许明犹豫了，他说要把书稿拿去给刘吉过目。刘是《中国问题》丛书顾问，所以谁也不能拒绝这个提议，可是刘还拥有官方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人担心“他会同意吗？”许明说，“试试看吧”。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天，刘吉就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1998年春节前后的那两个星期，围着《交锋》转来转去的就是这些人，其中刘吉职务最高，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儿了。当时这些人——作者、编者、序作者、出版者、经销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一摞清样，居然就成了“第一畅销书”。更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朵“鲜花”，又有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株“大毒草”。这些都是后话了。

　　朱镕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了。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在到处游走，就像好莱坞正在拍摄的电影《龙卷风》一样，它到了哪里，哪里就非倒霉不可。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她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向总理保证，出口贸易虽然不可能像1996年那样增长20%，但10%还是不成问题的。可统计局的官员接着就把最新报告送来了：哪里有什么“10%”？分明是个负数了。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20周年，北京正在酝酿着好好地庆祝一番。谁都知道，改革就是从农民争取土地经营的权利开始的。可现在农村里面有几百万亩耕地荒着，杂草丛生。那些20来岁的农村青年，看着土地就生气，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怎样甘冒“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到自己家里，又是怎样欢天喜地地在土地上收获粮食。城市里面那些20来岁上了大学的青年，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把参加高考看作“再生”的，还以为这世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可是现在40岁以上的那些人不会这样想，他们是在经济萧条和政治高压下长大的，早已饱经风霜，习惯于吃苦受穷了，现在看到企业不景气，库存增加，也不着急，把1/3的薪水都存在银行里让国家花，还要购买更多的国债，也没有怨言。毕竟他们是从物资紧缺时代过来的，现在，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不用排队，买肉可以挑肥拣瘦，买菜可以掐头去尾，还可以讨价还价。

　　可是让朱镕基头疼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啊。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大陆。由于他让中国成功的“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9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镕基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镕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3月11日，星期三，北京城里，大家都在想着“谁上谁下”。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这个星期进入选举议程，当时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人同此心”，用来描述人民大会堂里的情形也挺贴切。朱镕基是在这一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在3月17日。他得到2890张选票（有29个人反对他，还有31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2000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40，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镕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镕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中国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镕基的“镕”字而发愁。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镕”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00，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镕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着他发表就职演说，就像江泽民和李鹏在几个小时前做过的那样。
　　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他说他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后来这家电视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吴小莉，果然有机会站起来提问，请他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这让在场的记者都为之一振。就像他迄今为止生命中的许多篇章一样，这次演说也具有悲剧气氛。不过，人们总是被悲剧感动，喜欢为悲剧鼓掌，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他还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纯粹朱镕基味道的话。“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他把手一挥：“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他说完了，向记者摆摆手，转身走了。记者用掌声送他出去。在这种场合，他们通常是不鼓掌的。他们把这看作一种工作会议，担心鼓掌会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公正。可是新总理的魅力把这些苛刻的善于挑剔的人都吸引了。这倒不是他特别棒，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官员中如此富有个性的人实在太少。电视上把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直播出去，老百姓看了也不禁神往。他们编了一个新歌谣，到处说：“镕基！镕基！镕旧基，铸新基。”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323点。
　　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十年之后，现在目睹80年代以来又一个革新政府就要开张了。《人民日报》连续两天都是彩印，上面刊登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的照片。三个人微笑握手，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这是向世人昭告，至少未来五年，中国是一个“三驾马车”的局面。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似乎只有朱镕基成为海外舆论最关注的人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说：“朱镕基征服了全球媒体。”另一个专栏作者——阮次山，在海外的报纸上撰文说：“笔者所阅读到的英国、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的媒体，几乎有点’惊为天人‘的反应。”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过去总是不大习惯说中国人好话的，看来这一回是个例外。记者们使用了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形容词来赞扬朱镕基的魅力：“风趣”、“幽默”、“有说服力”、“充满睿智”、“风魔民众”、“颠倒众生”、“令西方传媒十分折服”、“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大度”、“有气魄”、“妙语如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不矫揉造作，作风潇洒又实事求是”。一篇文章说，他“有一种大将之风”。另外一篇文章说，“它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想起七年前朱镕基访问德国时的一次演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听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他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镕基的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唯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镕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镕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中国这边，还没有人把他叫“伟人”。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把他称做“Der 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的成就、思想和品格。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有些失态的时刻。不过，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这个人的阴云密布的面孔背后，有着他在政治局里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没有的内容。他出身贫寒，又曾被当作“右派”，饱受欺凌。“底层”、“弱者”、“穷人”、“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这些对他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如今他已位极人臣，正可藐视官场中间那些平步青云的庸庸碌碌之辈，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可以让他们过不去。
　　这个春天，北京的情形有点奇怪。《交锋》的影响出人意料，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有关。本来中国人在经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后，已经到了十年来最活跃的时候，照理应该心情顺畅。可是《交锋》这本书一出来，就样样不顺。有时候它好像非但不能让那些诅咒改革进程的舆论收敛，就连它歌颂的“思想解放”也开始处处碰壁。它所遇到的困难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作者的天真。在他们看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彻底掌管了中南海，电视里天天高唱《走进新时代》。当此之时，把历史包袱里的东西点清楚，正可以轻装前进。他们把澄清历史当成了中国的新起点，却不料，这正犯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大忌。

　　关于《交锋》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些消息都是在人代会结束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一起涌到北京来的。按照《时代》周刊的说法，它“向中国的曾经强有力的极’左‘势力发起了全面反击”。按照“美国之音”、法国电台和英国电台当时说的，“此书有极大的政治背景”。还说，党的政治局里面也是人手一本。这些说法不尽符合实际、不过，当时北京报纸说它“震撼人心”，倒是有事实根据的。讨论《交锋》的人越来越多，有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除了不公开的讨论会，还有公开的评论。介入此事的媒体很快超过了100家，要不是4月8日的一个消息，真要闹出点什么事情来了。那消息说：“停止对《交锋》一书的宣传。”大家都相信这是来自宣传部门的指示。这让今日中国出版社的编辑感到不安，黄隽青到处打听有没有“禁止发行”。还好，没有禁。第一次印刷的8。5万册，一个星期就卖完了，第二个星期印了8万册，又卖完了，出版社一边赶印第三次，一边提心吊胆，生怕上面真有什么话传过来，北京的大多数报刊全都置身事外，可是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却更多了——都是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来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新加坡，还有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还有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连那些商业报纸、娱乐报纸和晚报也开始关心这本政治书籍。那些天，你在飞机上、火车上、宾馆里。随便打开一本杂志，就会看到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媒体的热情与官方希望淡化这件事的努力形成对照。有家晚报开始连载，因为书里提到省委书记，所以仅仅“连载”了一天，就接到指令停止。这城市街头的书摊知道了这件事，反而大喜过望，他们在广告上加了一句话：“这是一本晚报仅仅连载一期就被停止的书。”经过这些年沉浮跌宕，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欲望：越是被官方宣布为“禁果”的东西，越是想去尝尝。所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让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中流》杂志就要发行第100期了，编辑部召开庆祝会，来了不少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是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至少也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爱国主义者”。此外还有一个共同处：都是《交锋》的坚定的批评者。大家彼此慰问，为成为抵制“和平演变”的“中流砥柱”而自豪，又相互鼓励“坚持初衷，继续战斗”。还说，俄罗斯的克鲁申斯同志传达的“《真理报》对于我们的友谊的声音，感人肺腑啊”。接下来，庆祝会成了针对《交锋》的控诉会。人多嘴杂，又加上情绪激动，一时倒也不易弄清他们究竟为何如此激愤。有人提议新一期的《中流》将要集中火力批判《交锋》，大家都说好，于是杂志很快就出版了，批判的火力果然猛烈。这一回，倒是没有谁再提“不许宣传”的指示。

　　说老实话，《交锋》后来被弄得人人皆知，批评这本书的人是有功劳的，至少不比“不许宣传”的那些人功劳小。可是有一个人，既没把“不许”放在眼里，也没有把那些攻击当一回事，反而因为听说了这些事，决定做点什么。万里那几天到处询问有谁认识《交锋》的作者，“我要见见面，鼓励一下”。于是，4月18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一个作者，十天以后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自己家里见了另一个作者。他已80多岁，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时候脚下有些迟缓，但目光依然犀利，思维依然敏捷。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请客人坐了下来，尽可能让自己吐字清晰：
　　“我听说要禁止这本书，是吗？”
　　“没有。”
　　“没有人来反对《交锋》吗？”
　　“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会是一个声音的。一个声音的局面是不行的。一个声音不是民主国家的局面。掌握思想领域的人应该提倡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希望你们争鸣。《交锋》好。我赞成你们的《交锋》。不交锋怎么行？改革哪有不交锋的？改革必然交锋，必须交锋，交锋得好，改革好，交锋不够，改革不够，二十年改革，二十年交锋。只喊毛主席万岁，没有交锋，就没有进步。交锋不会完，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交锋，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要求，就会有交锋，哪有什么完全一致？不可能。”
　　万里离开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已有多年，几乎没有再对前台的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交锋”，说得如此激动，这让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些异乎寻常。然而异乎寻常的人不仅是万里，还有汪道涵。过去几年，这老人因“汪辜会谈”之举，在海峡两岸特别出名。这个春天几个台湾人到上海访问，其中有个叫高希均的，去拜访汪道涵。一个是台湾出版界的名人，一个是共产党官员中少有的爱书之人。大家餐叙正酣，就见汪的秘书进来，递上一袋书来。“我要送每位一本书，”汪对席间诸位说，“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二十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一看。”这意外的插曲让高觉得奇怪：汪道涵和他打了多年交道，极少推荐什么书的。他接过来，正是那本书。封面黄红黑三色交融，模糊的大背景中镶着一张蔚蓝色的照片，上面是一大群记者和他们的摄像机镜头。高在50年前曾生活在上海，至今仍对大陆的事情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所以当场翻阅。他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自己“立刻被其斗争性的主题与可读性的文字所吸引，对我这个一向关心大陆经济改革，但又未特别研判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本书正提供了一条历史主轴”。是晚回到宾馆，继续阅读，又站到窗前，遥望外滩夜色与淮海中路的霓虹灯光，不禁长叹：“在那个’左‘或右的思想可以主宰一切的年代，’观念‘真是左右了历史的轨迹和十二亿人民的命运。”

　　他说得对？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只看1998年这一年。《交锋》也是因为迎合了这种需要，才格外风行，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行文太激烈，爱憎太分明，实在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好，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说的那么坏。人们用被夸张了的热情关注它，表达一种被夸张了的感受，无论褒贬，其实都是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
　　进入5月份，就是“真理标准讨论”整整20周年了。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北京城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准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划一部新的电视片，这是官方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几个在80年代后期遭受冷遇的年轻人——魏斌、夏骏和王鲁湘，成为新计划的执行者，这些人在京西“梅地亚中心”包了几个房间，重新摆出一副志得意满舍我其谁的姿势，高谈阔论过去20年里中国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是放在今天，人们是没有兴趣把时间用来谈论过去的，他们只在乎现在和将来。可是在那个春天，中国人谈论政治还是那么热情洋溢。
　　依稀记得1998年诸多大事的人一定会指出，这一年还有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和北京大学创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者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他们弄出无数的文章，演讲、书籍和讨论会，来纪念他们的前辈——那位率领1300名读书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慷慨就义的“六君子”。后者则得到官方的鼎力支持。全世界几乎所有着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亿日元，在北京修建一个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而北京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存过去百年的沧桑。未名湖畔矗立起一座崭新的建筑——一百周年纪念讲堂，华丽并且庄严，迎接党的高级领导人在这里主持百年庆典。当然最出名的是一座楼。它是1918年建成的，不在燕园，而是坐落在都市中心的沙滩大街北侧，以红砖砌成，所以被叫做“红楼”。它和后来那座声名远播的厦门“红楼”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里是20世纪末期一群党的官员的声色场，而这里却是20世纪前期新知识和民主精神的摇篮。在1998年5月4日以前的那几个星期，这里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大都是北大校友。昔日激情满怀，而今皓首苍颜，颤颤巍巍地站在当场，呆呆地望上一阵，然后照相。楼房还是“凹”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没有改变，只是年久失修，已经破败。楼门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红楼”二字，还刻着“北京大学旧址一部分”和“五四运动纪念地”。走进楼去，还是一个长长的楼道，还是一个接一个的门分列左右两边。70多岁的邓云乡还记得他是最后一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以后这楼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百载中间，任教于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名师，指不胜屈，蔚为大观。”其中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居住。现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一红楼。邓云乡感叹一声，又想到红楼后面的大操场。“学生运动剧烈时，这是着名的民主广场。”他在心里这样想着，脚下不由自主绕过楼去，寻找记忆中的圣地，可是面前出现一堵长墙，挡住去路。人家告诉他，墙那边是文化部的地盘了，“过去的民主广场，盖了大楼了。”他折回来，不住唏嘘。就在这时候，另一位北大校友，诗人李瑛，也在为自己脑子里的圣地唏嘘：“北京沙滩的红楼，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课堂，是’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纪念地，楼后有一广场，我读书时称’民主广场‘，后改称’五四广场‘。”写完这几行字，觉得心中仍有无穷感慨，于是写诗云：

　　红楼，对于我
　　你永远是一片红云
　　在呼啸中燃烧
　　在掣动中飞奔
　　不淡、不散
　　映透我凄苦的青春
　　广场
　　在这里，我们点燃营火
　　营火中倾听真理
　　在这里，我们聚集旗帜
　　旗帜下呼唤明天
　　你教给我一种精神
　　一种崭新的思想和观念
　　你教给我以科学和民主
　　创造和谐的新秩序和人间
　　你教我为追求自由和真理
　　赴死比生命更灿烂
　　之后，我从这里
　　系紧鞋带，出发
　　过去10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这里出发了，但后来的事情却表明这些人走向了不同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北大的代表，而他们心中想的却又相去遥远。“北大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定论，到了江泽民这一代，争论仍然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公开更加尖锐，每逢5月4日，就要涌到表面上来。出自北大的那些文人，大都倾向于以“自由”和“民主”来解释北大精神，就像李瑛诗中那一片“红云”。但是政治家们总要高瞻远瞩些，他们看出这所大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学的价值，其精神也极有可能跃过学校的院墙，成为国家精神的先导。所以他们倾向于躲开那些容易诱发不满情绪的政治概念，将北大精神纳入爱国主义，顶多再加上一个“科学”。这成为官方媒体不断张扬的意识。

　　但是，不同意见还是不断冒出来。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与一年前相比，人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增加了，我对此高兴。这是很大的改善。”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说：“同几年前相比，辩论的水平，出版物的性质都显示了开放性的大大提高。”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也在旁敲侧击：着名大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必须国际化”。这些话说得委婉，但却是在明显地表达另一种观点。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主流意识的补充，而非截然对立的异端。直到一本书在北京市场上出现，所谓“北大精神是爱国主义”的主张，立即受到正面的并且强有力的挑战。
　　书的名字叫《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里面全是过去100年来杰出人物阐述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文字。封面黑底白字，有如茫茫夜空中的一道道银色闪电。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几个别出心裁的文人制造的一个“黑色幽默”。书是刘军宁主编的，此人是90年代年轻人中惯于自说自话的典型代表。为之作序的李慎之，则是老一代人中最着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序言虽然是在谈论一个学校的传统精神，但却极为强烈地掺进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在一开头这样写道，“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然后开始列举北大那些最受尊敬的学者的精神。有严复，他曾担任北大校长，也是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进中国的人，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有马寅初，也是一位北大校长，在50年代因自己的“人口理论”而获罪，却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公然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有陈寅恪，他曾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其一生都在实践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一转述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之后，李慎之用诗一样的文字写道：
　　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已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李的序言写于1998年4月。在它的后面，刘军宁放上了自己在“北大百年同学会”上的演讲，时在1998年3月17日，他说自己近来有颇多伤感：“叹惋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惋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