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书里的内容除了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更多的了，有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重复了北大先师们的结论，即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扞卫自由”。事实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证据，但却都没有足够证据去否定对方。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看来是打算了结这场争论的，至少他在5月4日人民大会堂纪念北大百年的集会上试图这样做。他的面对8000多人的演讲，主旨就是要阐述北京大学的精神。他提到北京大学的历史，提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学习他们前辈的传统。青年们都听到他说“五四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没有听到“自由主义”——既无贬低也无褒扬。
　　官员希望属下百姓个个纯净无邪，逆来顺受，勇于献身，甚至不惜以强制手段迫其就范，成为党的理想所期待的“大公无私”之人。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官员本身的无法无天和舞弊徇私，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一年全国3000多家县级法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件骤然多了起来，经过严格筛选后仍有98000件需要立案，比之十年前《行政诉讼法》刚刚颁行时，多了大约10倍。“行政诉讼”的核心也即百姓所说“民告官”，想一想吧，每天有差不多300件案子需要了结，全都牵涉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而且遍及城乡各地。然而实际发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因为大多数百姓宁愿选择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上访”这个词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是70年代末期兴起来的，那时候上访者大都是多年蒙受政治冤屈要求平反，后来渐渐演变成对于现时种种不公的控诉。背井离乡游荡在全国的上访大军数以十万计。一般来说，每当春天开始之时，也正是上访高潮，只是这一年持续到严冬都没有间断。他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夜晚蜷缩在政府大楼门口，白天则到处喊冤，逢人就把自己的故事讲一遍，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一样。而他们口中的冤头债主，十有八九都和当地官员有关。这种现象的持续蔓延，证明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它本来是解决争端的，但是它本身也在造成争端。“很难说每个上访的人都站在理上，”一个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说，“可是你想想，就算只有一半人受了冤屈，就够可怕的了。”他是一个转业军官，上级告诉他上访者多是刁民，让他拿治理军队的那一套来对付，可他的同情心似乎占了上风，他相信老百姓若不是被逼无奈，是不会给官员找麻烦的。
　　这一年上访者大军中，有个广西人名叫黄胜兴，在3月25日这一天走进南宁，走进自治区政府大楼的走廊里，看到他认为“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便推门进去，递上一摞复印件——《关于请求督办滩营乡政府偿还赊账吃喝欠款的报告》。傍晚时分，黄终于把手中材料全都送出，走出政府大院。细雨蒙蒙，那些官员也下班了，从大楼里出来，匆匆走过他的身边，视他如无物。黄满脸沮丧，忽然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门，于是改弦更张，去寻找一个名叫张双武的记者。

　　“求求你给我指出一条生路吧！”黄对记者说。
　　36岁的黄胜兴住在防城港币滩营乡。他曾是一个军人，还是共产党员，在80年代初期中越边境法卡山地区的武装冲突中，因作战英勇荣立战功。那时候像他这样的人都是社会追捧的英雄。到了90年代，虽然风光不再，但也不至于沦落到没有“生路”的地步。黄的错误在于他在自己家乡办了一个“长兴酒家”，自任老板，而且还把“酒家”弄得异常红火，直到获得自治区级“青年文明号”的奖牌。
　　“真是应了’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老话”，那个叫张双武的记者后来这样说。根据他的调查，“’长兴酒家‘的饭好菜好，经过滩营乡干部们的口耳相传，迅速吊起了各路食客的胃口”。这些人全都吃了饭不付账，只写欠条。连续吃了两年，“乡政府共赊欠’长兴‘餐饮费80665元”。黄忍无可忍，到乡政府去要债。他这一边低声下气，那一边的欠债不还的人却是耀武扬威。这可又应了一句老话新编：“黄世仁害怕杨白劳。”在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后，“长兴”成了“长衰”，终于不能维持，关门停业，黄则从此加入上访者的行列。
　　张双武没有辜负黄的希望，拔刀相助。他的调查报告1998年4月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题目是《好端端的店是怎么垮掉的》。看来这文章比自治区政府大楼里面那些“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都管事。滩营乡政府终于付给黄7万元现金。两年多的纠纷也就归于平息。
　　可是事情的严重性更在于，黄的遭遇并非仅仅属于个人，滩营乡干部在“长兴”的行为，也不只是白吃白喝那样简单。事实上，乡干部为此也是满腹怨言，因为他们在“长兴”扮演的角色大都只是陪客，宾客都是比他们官职更大的官员。当初乡政府“领导集体”决定把“接待和会议用餐均安排在长兴酒家”，也正是因为“接待任务太多”，实在不堪重负，所以才要转嫁。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还能精确算出：过去三年他们在“长兴酒家”的“公务接待”计有456批、3630人。这些人大都来自中央、自治区、市、区的有关部门，莅临此地“检查指导工作”或者“参观学习”。
　　在这一事件中，官员的贤卑自然可以作为度量是非的准绳，但是如果我们大范围长距离地观察，就会发现，黄的遭遇只是一种特定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政府行政和官员俸禄乃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之上的，这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税收多为入不敷出，其中缘由一部分在于官员数量的无限膨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另外一部分则在于税制本身的不足。国家财政采用厘定税收种类，而后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制度。中央政府承担着军事、外交的全部费用，以及教育、公共设施、辅助贫困和拯救灾难的大部费用，所以极力将税金中的大部分抽归己用，所余部分已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基本需要。于是上级政府便以种种变相方式，将自己必须支付的行政费用转移到下级，官员们也有意无意地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生活费用改由公家支付。这样一级一级向下转移，最后必将摊派到百姓头上。
　　从一个廉洁政府的立场上讲，官员的贪污受贿和仗权徇私，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官员们如果只能保持一个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平，甚或只能维持家人的温饱，这个政府又如何能够强大和有吸引力？官员集团又如何才能招揽最优秀的人才进来？这问题在我们国家由来已久，所以自古就有所谓“高薪养廉”一说，也有中央政府纵容地方官员搜刮民财的无数先例可鉴（明代有一本书叫做《虞谐志》，里面就开列出当时流行的公差杂费十几种，其中包括索路费、索纸包、酒钱、饭钱、买差钱、雇役钱、门子掣签钱、吏房销名钱、粮食嵌数钱、数书还库钱、经催常列钱、府厅解比钱，内衙公费钱，等等）。正是基于这个潜在逻辑，上级官员坐视下级搜刮民脂民膏甚至鱼肉乡里，不加干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还有一些官员则会转而寻找另外的途径维系政府支出，这包括出卖农民的土地和开采当地资源。前者在沿海商业发达地区广泛存在，以致过去的十年中，全国耕地减少数千万亩。后一种办法则主要是发生在西部经济贫困但资源丰饶的地方。比如陕西北部一个27万人口的靖边县，在周围竖起1167口油井，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非法钻井，始终不能制止。因为当地政府正是仰仗出卖石油维持全县11000多官吏的工资的。“像我们这些地方，能把工资保住就是好县长，”县委书记杨树业说。又说按照已发现的石油储藏，“开采三五十年不存在问题”。至于那些土地贫瘠又没有地下宝藏的地方，官员薪俸常常累月积年不能足额发出。几乎所有政府都在抱怨“财政不堪重负”，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则证明这不是无病呻吟：过去18年里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了至少15倍。凭借税收仅仅能够支付一半，另外的一半则须依靠前述各种办法设立苛捐杂费，甚至巧取豪夺，有如滩营乡的长兴酒家和靖边县到处林立的油井。

　　此种制度行之渐久，难免地方官员把法内之税视为儿戏，而将更多的热情投向法外赋役，甚至不惜一只手给企业减免税收，另一只手又向企业乱收费。根据报纸上公开的报道，每天向百姓收费的官员除了来自税务部门，还来自工商、公安、劳动、城建、计生、土地、技术监督、交通、环卫、环保、卫生防疫、民政、教育、文化、航运、边贸、商检、卫检、动物检、房产、矿产、林业、烟草、物价、水利、民政、乡企局、公路段、乡镇政府、村民委、居民委、村民小组和居民小组。“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哪些单位与收费没有关系。”张双武后来这样感叹。
　　我们举出几个细节，就可以明白，官员们在敛钱的时候的确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当日防城港市向餐馆征收所谓文化管理费，以卡拉OK歌曲检验为理由，每首两元。又比如你要乘坐出租汽车，也须准备好为司机分担无数难以想象的成本。一个南京街头的出租汽车司机，营运之前须先缴纳11种费，共计162629元，此后每月仍须再缴16种费用、司机起早贪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其中至少有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些“费”干的。同时还须随身携带26个证照，以备各方官员查验时证明自己已足额缴纳了所有费用！又比如建设部的一位官员列举当年城市商品住宅成本，建设费用只占一半，另外一半则是政府加上去的各种税费。一个想要为自己购买一套住宅的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下面这些名目付钱：住宅工程管理费、房产开发商资质初审和年审费、自来水安装管理费、用水立户费、绿化费、拆迁安置押金、道路污染费、建设项目划定红线和手续费、验线费、土地界桩费、坐标测量费、土地办证费、土地权属变更费、土地过户费、供电安装管理费、用电立户费、电网改造费、消防设计和审验费、治安费、市场管理费、考古调查费、考古勘探费、环保费、临时工管理费、建设资金审计费、商品房统计费、地名申请费、教育设施配套费、体育设施配套费、邮电通信设施配套费……1997年中央政府痛下杀手取消其中48项，国务院的文件说这些收费都是“未按规定程序批准、明显不合理的”，可是保留下来的收费还有将近百种。

　　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所谓“乱收费”的磅礴气势和精细入微，更无从体会官员们在这里所倾注的智慧和热情。事实上，官员加诸百姓头上的法外之费，已经超过国家法定之税。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就曾对全省岁入“收税不足，收费有余”的局面公开提出警告，他把后者叫做“预算外资金”，也即官员们在国库之外开辟的“钱柜”，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叫“小金库”。根据王茂林的揭露，小金库规模之大，甚至还要超过国库，比如湖南一年来收的这笔钱高达180亿元，比地方财政收入多出50%，比湖南上缴中央全部税金多出80%。官员们以此为后盾，弥补薪俸不足，乃至发展到将自己工资全部封存一分不动，在衣食住行方面全凭公款支撑。百姓中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说中国有“四大闲”。所谓“闲”也即赋闲，或者无须使用，其中官员的薪金位居“第三”，它道出了一个官员与一个百姓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最重要的区别。
　　朱镕基显然觉察到这些问题，并且为此伤心。1998年3月11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的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就知道都是事先的排定，于是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的确有个农民代表，但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还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说了。可是现在朱镕基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的意见，”他对那农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他是中南海里最尖锐地斥责官员腐败无能的人。他们中正在弥漫“报喜不报忧”的风气，整天歌舞升平，不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他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他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得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做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他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300个部长和副部长、1900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工作人员减少17000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此人在80年代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3000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此外还有至少8300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成为那些“党员干部”的助手，包括39个“副省长”、171个“副市长”、181个“副局长”、6274个“副处长”和“副县长”。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6000万，官员集团不过由7500人组成；公元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17200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3.6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200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两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23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镕基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 代：8000∶1
　　唐 代：3900∶1
　　明 代：2900∶1
　　1949年：297∶1
　　1994年：29∶1
　　这一新闻有个大字标题：《三十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可见咸丰所谓一县官吏“盈千累百”，与今日相比乃是“小巫”。

　　现在到了1998年岁末？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真是险象环生，好在都过去了。长江特大洪水安然流过荆江、皖江，经下游进入东海。亚洲金融风暴的破坏力也开始减弱。尽管吴敬琏还在警告“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不过，朱镕基在九个月前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毕竟兑现了。这让亚洲人都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为之称道。
　　前述“万言书”的匿名作者之一终于站了出来，原来是《当代思潮》那位总编辑。他把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起诉《交锋》的两个作者和今日中国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者”们批评它给江泽民树碑立传，国内的一些人却在批评它对江泽民恶意攻击。那位总编辑属于后者，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一连串尖锐批评《交锋》的文章，眼见没有产生期待中的效果，于是转而诉诸法律，说《交锋》未经他的许可就摘录发表他的文章，是侵犯了他的着作权。
　　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成为一场法律诉讼，这是1998年年末一件有趣的事。11月26日，“万言书”与《交锋》之间的一场官司拉开了帷幕，地点在南三环路边铁匠营胡同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发动了诉讼却没有出庭，只把被告、庭审法官、记者、一大堆旁听者和自己的代理律师留在法庭上。代理律师期望以法律手段来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可是法官却说，法庭只裁决是否侵犯着作权，不评判意识形态的是非。一个记者听了这话当场感叹：“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时代这么一变化，“万言书”的作者就有麻烦了。一审判决以法庭驳回总编辑的所有诉求而告终，还要他支付全部诉讼费用5510元。他不服判决，于是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责备代理律师不力，满城寻找最精明的律师来取代之。律师被更换了，可惜还是没有用。上诉又被驳回，除了再交5510元诉讼费外一无所获。京城那些激进的改革者都说，这是划时代的事件，无论在中国法律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开创了新的一页。境外的报纸也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只有“美国之音”摆出冷眼旁观的样子，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讨论《交锋》。有人说到书中一个章节在西方广为流传：1996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于是回答：“这反映了大陆改革者的一种焦虑心情。”又有人提到100年前也即1895年的一段往事。它出自美国学者费正清所着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努力》：北洋水师于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李鸿章硬着头皮去下关求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为胜利者颇为自得，对李鸿章道：

　　“十年前我就劝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和起色？”
　　“我国的事样样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的意愿去做。”李鸿章颓然说，“我的愿望很大，却没有实行的可能，自己深以为耻！”
　　普林斯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胡学华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但他想和新总理谈心，就写了一封信给朱镕基，建议“中央政府开办六合彩”，说他专门研究过博彩业，发现“六合彩是所有博弈游戏里负面成分最小的，至少比烟草的负面作用要小许多”，却“可以安定社会，它让每一个购买六合彩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充满梦想”，还可以“每年给政府带来五百亿至一千亿元的收入”。倘若真的如其所言，新总理就不用再向老百姓增发那1000亿元的国债了，也不用在五年以后担上一个“寅吃卯粮”的罪名。
　　但是胡学华要说的还不只是穷人的“梦想”和国家的“库银”，还感叹政府官员的普遍贫困：“我在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上看到，您的月薪才两千元，连套像样的西装都买不到；”又劝告新总理，“政府是不能长时间以低于市场经济标准的价格向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几千万公务员购买劳动的”，否则必然招致公务员中的平庸和腐败。他从电视上看到克林顿访问中国，感到美国总统的轻松之态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累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头。这正是’人治‘的悲哀处，朱总理，您个人承受的实在太多了！”
　　这话说得不错，可是他却没有提到官员们从“人治”当中所获得的好处，没有提到他们承受了很多不应该他们承受的东西，但也享受了很多不应该由他们享受的东西。“人治”的本质其实是“官治”，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明白，它所造成的“悲哀”，百姓肯定比官员更有体会。
　　1998年年底的某一天，20岁的严涛坐着火车进了北京。这个出身于安徽省河东村贫困农家的女子，也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周之前她放假回家，看到村民负担太重，父亲为此上访遭到官员报复，一家人愁眉不展，母亲和姐姐还有些神志恍惚。这瘦小的女子自告奋勇为民请命。

　　父女俩第一次来到京城，身穿单衣走出火车站，看到这陌生的城市飘着雪花，感觉周身寒冷，又没有钱去买衣服。以后一个星期，两人白天手捧一张北京地图挨门投诉，晚上睡在最廉价的地下室大通铺上。屋里没有暖气，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到隔壁有暖气的房间去徘徊一阵，“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好查清啊，没必要非去惊动北京那些大官啊！”一位陪严涛跑了几个部门的同学说，“可是看到农民到处告状没人理睬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可怜。”
　　终于有一天，父女俩找到农业部的大门？父亲被哨兵挡在门外。矮小的严涛跟在一位女干部身后走进去，递上材料，又指着后面一大片手写的姓名对人家说：“我爸是当事人之一，现在他就在大门外面。”
　　可是“北京那些大官”很忙。让她回家安心等待，于是她回到村子里，等了两个星期，官员没有来，来了两个记者，《中国青年报》的胡跃华和张坤。她对他们说：“叔叔，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呢……”
　　两个记者果然不负这女子的等待，回去就把文章写出来，刊登在1998年最后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北京官员来调查一番之后，为严涛父女和他们的乡亲伸张了正义，还把几个民愤很大的官员撤了职。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两个记者也“没有想到问题处理得那么快，力度那么大”，不禁心里也高兴。
　　有一天张坤忽然受到一个昔日同事的邀请，说是好久不见，想在一起坐坐。于是如约前往，不料席间主角竟是那个因此事而被撤职的乡党委书记。
　　昔日的书记如今改换门庭，酒过三巡，话也多起来：“……唉唉，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市里××对我好着呢，问题发生后，我和乡长都下了台，但我现在被调任到另一个乡当人大主任，比过去舒服多了。哈哈……”他一边说一边笑，还伸出一只手拍着记者的肩膀：“我这次来，主要是带新任班子来认识认识新闻界朋友，请请大家，以后再去采访，提前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合肥不就这么大吗！谁不认识谁啊……”
　　张坤定睛一看，旁边还真坐着一个人，正是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

第11部分 殊途同归


　　公元1999年，在中国旧历生肖中属兔。自古以来，兔年多被人们赋予祥和升平的意味，可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中南海的领导者大都使用“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来预计全年情势，而这句话也会在以后几周为地方官员辗转相传，反复陈述，谁料竟是一语成真：4月下旬中国总理访问美国，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协定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差不多同时，“法轮功”万余信徒悄然围聚中南海四周，警察事先居然毫无察觉；5月8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当场死亡；6月间长江下游连绵阴雨引发江浙水患，北方则又暴热干旱；7月台湾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气氛骤然紧张。这一连串事变皆出意外，但以我国内政外交的基础和情势来看，似乎在所难免。此后政府精心处置，又有舆论的呼应和民众的跟随，所以并未酿成大患。到了这一年秋季，柳暗花明，似乎又是四海升平的局面。但无论是权力中枢还是亿万普通百姓，谈论这一年的时候，还是会发出“险象环生”的感叹。
　　1999年在欧洲历史中，是两德拆除“柏林墙”继而统一十年之后，将首都大举东迁柏林的一年。在美洲，则有弹劾总统的程序被美国议会付诸实行，这在美国200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由国内的方面来说，广学会月刊《万国公报》首次向国人提及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重整旗鼓以自由民权思想启迪民众，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到1999年均已过去整整百年，1999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五十周年的纪念，又是“北京风波”十周年，还有澳门脱离外强统治回归祖国的庆典。当时官方所谓“大事”，想必是指这些情节。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过去百年历程中所经历的无数大事，都能在这一年找到回应。
　　说到“百年历程”，我们的叙述不妨从一位老人开始，倘若他在1999年仍然活着，恰可享受百岁寿辰。只不过，他没有能够长命百岁，甚至不能像常人一样尽其天年。他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独自向西北而去，走出京城德胜门，在太平湖畔一片杂草中间徘徊，终于不能抗拒内心的悲哀和绝望，投水自尽。他的品格在生前已为世人景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众人的话题。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

　　他叫舒舍予，还有个人人皆知的名字，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城北一个贫苦的旗人之家。对于他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也就从1999年的2月开始。
　　这一年2月1日，午夜过后，大多数北京人在一种凄厉的呼啸声中惊醒，狂风由西向东，卷地而来，整个城市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船。围墙倒塌，树干折断，巨大的广告招牌轰然落地，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第二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竟还没有一点春日气象。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是由蒙古南下的冷空气所驱动，风力达到十级，并且将持续至少36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早春气象在京城从来就是变幻难测的，像这样的狂风漫卷，每年也会经历几次。但1999年的这场大风还是让京城百姓有些不安。奇怪的气象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的。元旦那天，持续数月的暖冬骤然变冷。寒流袭击粤港澳台，大约十余人冻死街头。春城昆明被大雪覆盖，此为当地16年来第一次，一个传言在百姓中流行起来：1999年将有大难临头。他们屈指算来，在过去的50年中，逢“九”有灾，似乎从无例外。1959年有西藏平叛之役；1969年有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1989年，战火没有了，内乱却一直闹到天安门广场上。现在到了1999年，难道又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2月2日上午，狂风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但是民间发起纪念老舍百年诞辰的计划仍在进行，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40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絜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33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50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絜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作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作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醒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50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50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50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的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68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
　　北京城好威风，
　　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
　　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19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至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16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作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100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33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19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作爱的回报给他。”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作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老舍的情形不同。“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