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这气氛与其说在悼念烈士，不如说在表白自己的“中华赤子情”。她后来说她“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感受到白领们经常会遇到的那种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但又坚持“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她真的哭了，一边哭一边发表演讲，慷慨激昂，说她作为一个微软公司的雇员觉得羞耻。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他这样说，并非无病呻吟。事实上已经有人把“北约导弹”和他的“微软软件”看作一回事了。方兴东和王俊秀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就是在这个夏天出版的。其中有些文字就是追赶着最新形势写出来的：“正如北约的三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向中国驻南使馆一样，微软在中国全方位的行动也让我们措手不及。”他故意把“北约导弹”和“微软软件”搅和在一起对微软发出一连串指责：“君临天下”、“强权的傲慢”、“披着神圣外衣的知识霸权的阴影”、“破坏了市场公正”、“渗透”、“陷阱”、“垄断”、“掠夺”、“别人创意的集成”、“触目惊心的颠倒”、“竞争的天敌”、“残酷的局面”……又说，中国“面临并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舆论批评微软的声音不断，但是还没有谁像方兴东这样，将如此众多又如此激烈的文字集中在一起，所以此书甫出，立即成为一面“反对微软”的旗帜。
　　这情形让很多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中国职员“有一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在微软工作，应该说有一些为难。”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刘文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因为我替美国人做事，就不能表达我的感情。”他在饭桌上激烈地批评美国人的行为，呼唤同事去参加悼念死者的会议，但他没有去游行。他在公司开的追悼会场门边拿起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回到办公室之后，又郑重其事地将白花摘下，插在“戴尔牌”计算机的显示器上。直到半年后，事情平息，中国虽然没有接受美国人的道歉但却接受了美国人的赔款，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的协议也终于达成，大街上不再有“打倒美帝”的喊声，两国的领导人又坐在一起微笑，刘文印的那朵小白花，还挂在电脑一角，每天伴随屏幕闪烁着凄惨的光芒。“我不是随手插在这里的，”刘文印说，“是我的感情让我插的，让我天天看到。要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可能夸张了一些。我说不出是什么具体的原因。我是很热情的人，不是冷漠的人，也许和东北人的本色有关。东北人不太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很执着。”

　　这样看来，若说我们的人民当中积蕴着一种民族感情，的确不假。但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对于美国人，中国青年充其量也只是抱着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并没有一种势不两立的情绪，他们中间的民族主义往往势如破竹，却又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在街头造就一番紧张气氛，心里又揣着另外的念头，从美国大使馆游行回来，就趴在灯下读“托福”去了。
　　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可以归结为善意的破坏，“民族主义”这个词太大了，既清晰又含糊，但是确实没有别的概念可以描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拥有不同身份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颠覆满清朝廷的海外留学生；在30年代是强迫蒋介石抗日的军阀；在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在50年代是抗击美国人的志愿军将士；在60年代是红卫兵；在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在80年代是少为人知的法卡山边防守军；在90年代是撰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现在，北京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发现，从眼前看，“科索沃事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中国人对美国人完全失去了信任，至少也是疑心大起。这不仅可以证明他们的主张是对的，还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向那些世界主义者发起新的进攻。在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中，朱镕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公开的舆论倒是没有指责他什么，可小道上的消息却说，他自作主张地把中国的农业、电信市场，还有电影什么的，都让给了美国人，这是给美国人“送了大礼”。这些消息如果坐实，那就等于说他是个卖国者，有如中国近代史上千夫所指的李鸿章。
　　普通人观察政治阴晴的途径，主要是在报纸上寻找官员的姓名，看谁出来了谁没出来。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是在70年代以前形成的。最近20年里他们本来是忙着赚钱的，不怎么关心报纸上的名单，现在看到风云突变，于是故伎重施，都去找报纸，结果发现这位锋芒毕露，善于在公开场合玩幽默的总理，居然很少出现，这让那些谣言看上去更像真的，公开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挺有名的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目前加入这个组织“收益是不确定的，但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6月10日搞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五月事件”发生以后，每100个中国人中，有48个认为中国不应再主动要求加入世贸组织或者认为中国不应再作让步；有40个人对政府在航空、电子、通信和农业领域对美国的让步不以为然。后一项调查结果反映了若干政府部门的倾向。就像吴仪在一个公开场合所暗示的，国有大企业和电信部门中存在着反对意见。除了这些，还有农业、民航和银行的官员，也在说三道四。尽管这些部门都在使用“民族经济”的旗帜，但谁都知道，他们更在意自己的行业垄断地位。吴仪当然明白此种奥妙，她承诺中央政府将向全国发出通报，解释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还要把谈判情况告诉大家，征询意见。“如果大家觉得不行，美国要价太高，我们可以收回，只要没有最后谈成，都可以收回。”可是她又警告那些人：“民族工业的发展没有推动力也不行，我们不能长期保护落后。”

　　大多数外国人将这种种或明或暗的征兆汇集在一起，不免怀疑，中国人正在把“五月事件”和贸易谈判联系在一起。加拿大贸易部长说：“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将意味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至此为止。”日本通产相说：“我们必须将这次错误的攻击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分隔开来。”巴尔舍夫斯基更加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企图利用大使馆被炸事件来谋取贸易谈判方面的利益。“中国官员可能以为美国对于这次发生的悲剧觉得有点罪恶感，从而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她对一群美国记者说，“把南斯拉夫悲剧事件和谈判牵扯在一起将非常危险。”这些评论不无根据，但却没有切中当日中国局势的要点。事实上，“危险”并非来自中南海，而是来自民众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潜流。过去十年里，美国人伤害中国的行为——经济制裁、人权问题、阻止中国申办奥运、拖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银河号事件”、售台武器、支持所谓“民主运动”……每一次都会成为推动这股潜流涌向表面的力量，这一次在科索沃做下的事情也一样。奇怪的是，以白宫拥有的那样充分和发达的情报来源系统，居然还是搞不明白，自己每一次遏制中国的行动，除了让那些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兴高采烈，让那些世界主义者头疼万分之外，没有别的效果。
　　“冷战”时代的后遗症每天都在刺激着中国人，使得外交的气候总是保持着低温，而又不至于酿成不可控制的危机。尽管《洛杉矶时报》说了“世界组织不给中国免费入场券”，但是有证据表明，就在4月底那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谈判破裂之后，中国人仍然怀着乐观的态度。大使馆被炸事件的确给中南海增添了极大烦恼，但还没有动摇其继续中美谈判进程的决心。甚至在5月11日，也即“科索沃事件”的第三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提到，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来履行它支持中国今年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这让美国总统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过了两天，5月13日，敏感的人发现，朱邦造的口风变了，他对一群记者说，“这一事件无疑是影响了”中美谈判的进程。这话语气严厉，但毕竟含义模糊。克林顿听了，既担心而又心存侥幸，他给江泽民打电话，言辞恳切地道歉，又急不可待地谈到世贸组织，询问外交部的话是什么意思。江的回答模棱两可，一会儿说中国人的态度“是一贯的，是积极的”，一会儿又说“目前的气氛是不合时宜的”。这话两周后由朱镕基再次表述，就成了：现在还不是恢复中美谈判的恰当时间，因为“气氛不好”。这两个人所说的“气氛”显然不仅指事件本身，谈判的焦点虽然是商业性质的，但却是因为政治的障碍才无法逾越。让中南海无法继续谈判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的，他们再次面临他们的前人曾经遇到的麻烦：无论大事小事，但凡牵涉到民族大义，那就再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是非问题而更是一个感情问题。这在中国是个持续了至少150年的传统，可惜中国以外那些最有见地的政治家、历史家、外交家和经济家，大都不能理解。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只有时间才是医治创伤的良药。北京采取拖延方针，其实正是中国智慧的精妙表演，可是华盛顿却不明白。美国人从未有过血海深仇，不免头脑简单，不能想象人类还有“记仇”这样一种情感，以为“科索沃硝烟”一散就没事儿了，天天催促中国人了结旧怨，共结新欢。等到两年以后“9·11”事件发生时，他们才会明白，一个人的伤口当然会很快愈合，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伤口却总是经久难愈，甚至动不动就会流出新鲜血液来。
　　6月16日，总统派遣副国务卿皮克林来到北京，向中国人报告美国政府对“5月8日事件”的调查结果。皮克林说这是一次“意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连串错误造成——他们使用了旧的地图，上面没有表明那个楼房是中国大使馆。中国人当场拒绝皮克林的解释，因为它看上去像是在敷衍和狡辩。“据我所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确定轰炸目标应该使用卫星遥感地图，可是皮克林先生说，他用的三张地图都是旧地图，正式的地图一张也没用。“这是皮克林先生解释的核心内容：发生错误是偶然的。”赵接着举了“骰子”的例子，嘲笑美国人：
　　一个骰子是六面，某一面代表错误，它出现的概率是六分之一。用三张错误地图就是三个骰子同时出现一个面。一个骰子出现某个特定面的概率是六分之一，对两个骰子而言这一概率是三十六分之一，对三个骰子来说这一概率就是二百一十六分之一。加上其他十几个错误，也就是说十几个骰子同时出现一面，那么概率论告诉我们，这种错误出现的机会几乎是零。
　　这种具有戏剧色彩和黑色幽默味道的比喻，用来批评美国人的借口是相当有力的，不过，中国人的确也没有证据证明美国人的行为乃是出于蓄谋。
　　北京把美国人的狡辩详细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上，让普通人去阅读。在当日那种情形中，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不在于事情本身的曲直，而在于平复一个民族的愤怒需要时间，政治家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逆流而动。这一次就连克林顿也看明白了。他后来说他注意到中国传媒突出报道皮克林的报告内容。还说有了这种“正面的发展”，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得出结论，那次轰炸是一起“真正不幸的意外”。

　　中国人没有响应白宫的呼吁去恢复中美会谈。不过，暗度陈仓的事却出现了。美国一些大型团体受到邀请访问北京。一个日本记者注意到，访问团成员里有美国退任官员、着名学者，还有一些与克林顿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北京的态度软化了。”7月1日，期满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尚穆杰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访问，预测中美关系到秋天就可获得改善。当时不少人还笑他太乐观了，岂料事情的发展比离任大使的预测还要快。
　　转机是由一个意外插曲带来的。7月第二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足球赛到了最后关头。过去十几天里，一群中国姑娘四次穿越美国大陆，在空中飞了23900公里，在地上踢了好多场球，现在终于迎来“冠军争夺战”，而对手恰恰是美国女子足球队。“我们希望那场比赛能够重演。”教练马元安说。他是在说4月25日的中美女足之战。那一天中国姑娘结束了“美国人本土作战连续五十场不败”的纪录。这仅仅是足球，但是谁都会把它和两个国家的大局联系在一起。即将到来的“中美决战”，显然是中国人发泄心头怒火的绝好机会。《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看出了这个门道，就在它的头版标题中写道：“中国女队想把美国踢得团团转。”
　　看出门道的当然不只是中国球迷和美国报刊，还有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后者看来，这可真是天意。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周恩来和尼克松导演的那场“乒乓外交”，决心效仿前辈。克林顿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说他希望这场比赛能够缓解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球赛提醒两国人民，必须携手建设和平的未来”。又决定延长在加利福尼亚逗留的时间，好在“玫瑰碗”体育场展开这场中美大战时能够亲临现场。
　　“玫瑰碗”坐落在与洛杉矶毗邻的帕萨迪那市，已有76年历史，以每年第一天的玫瑰花车游行闻名于世。与中国人的决赛安排在当地时间7月10日12：50开始，90185个座位全都坐满了，另外6000万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实况直播。对于一向不喜欢足球的美国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三年也还没有哪场足球的观众打破这个纪录。不过，中国人当场就把这个纪录打破了，尽管比赛在北京时间为深夜，仍有4亿人收看了现场直播。

　　90分钟又加上30分钟，双方一球未进，只好点球决胜。美国以5∶4取胜，中国人也不失面子，在球迷看来，这是一场乏味的比赛，但在克林顿看来，真是恰到好处。他走进更衣室去向中国人致意，还招呼摄影记者上前为他和满身汗水的中国姑娘拍照。“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他用迷人的微笑和夸张的口气说。然后转身回到住所给江泽民写信，代表美国人民向江主席、中国人民和中国女足表示祝贺。江泽民心领神会，当即复信说，两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如果不是有“轰炸事件”的乌云笼罩在头顶上，谁也不会注意这些客套话。可是现在不同了，全世界的媒体都说这是“乒乓外交”的重演。中南海也就顺水推舟，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一同跑到人民大会堂来，会见了载誉归来的中国女足全体成员。朱镕基正在外地，来不及赶回，赶忙发个贺信来。两星期以后，全世界都看到小球再次“转动了大球”。中国人尽管还是不接受美国人的“旧地图误导说”，但却接受了美国政府的450万美元赔偿。现在华盛顿终于明白，北京苦苦等待的东西，不是“是非”，而是“气氛”。
　　气氛的确好起来了，而且比那些最乐观者想象的还要好。夏天还没结束，两个闹得不可开交的国家，就各自组成一个小组，为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会晤安排所有细节了。江这个人，本来具有在困境中游刃有余的能力，在“核心”位置上的历练也已十年，深谋远虑，可不像邻国印度的总理瓦杰帕依那样意气用事，和巴基斯坦闹了矛盾就一甩脸不理人家。江懂得国家政治关系中一个奥妙：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也须给对手留条退路，给自己也留个台阶。

　　1999年这一年，现在看来真的应了江泽民在年初时的预言，“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不过，这也是他真正到达权力顶峰的一年。他的影响覆盖在每一个领域，内政外交，政治经济，什么都管。不过，他显然是把拯救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每隔一个月就要离开京城去查看国有企业，每到一地就要把一大批地方官员召到自己身边来议事。在他之前，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具有这样的风范。他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跑遍整个中国，但是他和全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书记都见了面。4月，他去了成都，叫来了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6月，他到西安，叫来了甘肃省省长宋照肃、青海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陕西省省委书记李建国。8月，他到大连，这一次轮到华北和东北八省市的官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这是他一年来第五次召集地方官员讨论国有企业问题。他一会儿说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会儿说国有企业“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听众都是他信任的人，所以可以把话说得直截了当：“国有企业正处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书记们都对他诉苦，说国有企业艰难异常：设备老化，负债累累，开工不足，工人无事可做，不是打牌下棋就是蹲在墙角晒太阳。他安慰他们，那都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怪他们，然后又给他们打气，说党中央已经把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还许诺秋季召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集中讨论这个重大议题。
　　他胸有成竹地说了这些，然后跑到新西兰的海滨城市奥克兰。9月的第二个星期，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举行。这个组织拥有21个成员国，不及欧盟紧密，但是毕竟集合了环太平洋地区所有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44%的比重。13日上午，会议在霏霏细雨中开始。会场设在奥克兰公园内的奥克兰博物馆。这是一座具有古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坐落在一个熄灭多年的小火山上，当年万木成灰，如今绿草如茵，碧树掩映，流水潺潺。站在山顶，可以俯视奥克兰市区、远处的怀特马塔港湾，还有更远处的太平洋，大洋那边就是亚洲大陆。

　　1999年，亚洲已经从金融风暴中摆脱出来，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这些国家，都已走出低谷，所以首脑们都挺高兴，会议也没有那种沉闷不安的气氛了。江泽民向他的贸易伙伴表明，中国正在加快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举证说，中国的关税税率平均水平在过去六年里已从42。5%降到16。7%，今后六年还将下降，一直降到10%才算到头。不过，他也有点忧心忡忡地说，经济全球化“像一把双刃剑”，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在促进市场开放、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维护经济安全的新课题。但谁都知道，江泽民心里还有更要紧的事——与克林顿见面。巴尔舍夫斯基在克林顿之前两天就来到奥克兰。日本通产相希望见见她，她回绝了，说她“工作繁忙”，实在没有时间。当天出席晚宴的人们也没有见到这女人。她跑到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那里去了，和他说了两个半小时的话，出来就对记者说，这是一个“破冰之会”。这个诗一样的词汇当天通过报纸，被传扬得满世界都是。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用“重返正轨”来描述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见。前者把“缓和双边紧张关系”写到标题上；后者说“冻结的关系”已经结束，这显然是专指“五月事件”的。事件发生以来两个首脑的首次见面安排在9月11日（两年之后的这一天，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世界国家关系的整个格局），谁都小心地不去触及过去的伤疤，甚至连几天以前中国军队在浙东粤南沿海举行的军事演习，也没有人提。那些天报纸上消息不断，说中国军队的这次演习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可克林顿现在也不说这是威胁台湾安全了。看来，大国之间的交往中，“气氛”有时候的确比规则更重要，它所拥有的左右局势的力量，有时能让一场狂飙化于无形，有时也能把远在天边的一丝风云变做暴雨，兜头泼将下来。

　　“破镜重圆”的地点选在奥克兰总督官邸，很多细节颇为有趣，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灵活机敏的人安排的。有人说这个人是新西兰总理希普利，她本人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她的确对新西兰报界说过，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她愿意充当“红娘”。她选择的会晤厅开设了两个门，分别直通两侧的休息室。中美两国首脑来到这里后，先在各自的休息室里停留片刻，这样就可不必让谁去等待谁了。下午5时，两人走出来，经过各自的大门，同时进入，相聚在大厅中央。在18个中国记者和18个美国记者的闪光灯的照耀下握手言和，彼此还有意把微笑停留在脸上。会谈尚未开始，记者们已经料到这两个人将要说些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问题、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这些都是老话题，谈不出什么新鲜的。不过，恢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一定是最紧迫的话题。因为谁都看到，江泽民和克林顿身边的那群人中，除了高级外交官员，就是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9月13日星期一，谈判果然恢复了。江泽民把石广生留下来，继续和巴尔舍夫斯基对阵，自己离开奥克兰。按照计划，他要在新西兰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北京去，张罗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9月19日，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就像早先承诺过的一样，江泽民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决定”。“《决定》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他对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说，“对搞好国有企业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决定》中“着眼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和改组国有企业”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党的中央委员会承认，不可能把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搞好，也没有必要都搞好，就像后来《人民日报》所说的，“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翻阅党的50年执政历史的全部记录，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608个行业中统治了604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

　　江泽民采取这一方针，实在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过去20年来，中南海一直把振兴国有企业看作国内事务最重要的方面，从胡耀邦、赵紫阳这一代，到李鹏的两届总理任期，然后是现在的朱镕基，这些人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持有大相径庭的想法，但在这件事上都是不遗余力，却又全都无力回天。江泽民在1999年走遍全国来研究这个问题，终于承认“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生产经营面临困境，经济效益下降，负债率过高，富余人员较多，社会负担沉重，部分职工生活比较困难”。这番描绘一点都不过分。当日402种工业品中，有334种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每100台设备中，有65台是老掉牙的，其中大部分是20年前的，甚至还有50年前和60年前的；每100元资产，就有65元债务；每获得100元利润，就要支付38元的银行利息；每投资100元到生产中，就要拿出其中15元去搞办公楼、食堂、学校、托儿所这一类非生产的设施；每100个职工中，就有30个是多余的人；每100家国有企业中，就有42家亏损。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到现在还有18000亿元没有偿还。中国人把节俭下来的钱存到银行里，这一年这笔钱大约有7万亿元，其中有不少被这些企业借去，而且让人不安的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比如“呆账”、“坏账”、“不良贷款”云云，意思是银行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还有个词叫“三角债”，意思是“你家欠我家，我家欠他家，他家又欠你家，谁也不还债”。“讨债公司”由此成了一个挺热门的行当，这从报纸上面到处都是“讨债公司”的广告就可以知道。有个广告振振有词地说：“人马出动，债款归来。讨不来债不收钱，讨得债来分一半。”还有一些词，“逃债”、“废债”、“黄世仁害怕杨白劳”，意思是说企业借了钱不还，还理直气壮。除了有不还债的本领，他们还能让不赚钱的事业永远持续。那一年国有工厂每销售100元的东西，只有0。43元的利润，如果按照投入和产出来比较，就更加可怜，每100元资产只收回0。23元，尽管银行在过去三年降息7次，还开征了利息所得税，但是你要把100元存在银行里面什么也不干，这一年下来，还有一块多钱的利息呢。
　　面对这样一幅叫人伤感的图画，不说“有进有退”，又能说什么呢？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一个堡垒了。现在中南海所谓“有进有退”的方针一出，堡垒可就要从内部颠覆，他们当初撰写“万言书”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来全都没有用。1999年秋天，当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奥克兰恢复时，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也洋溢着一派急切之情。中央委员们倒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阵营越来越小，而是忧虑：中国入世指日可待，我们那些过时的技术、落后的设备、亏损的企业、拖着一屁股坏账的银行，当然还有农业，还有保险业，还有商业和饮食业，还有电信业和民航业，还有新闻出版业，还有大众娱乐业，怎么和蜂拥而入的跨国公司抗衡呢？

　　跨国公司的确正在蜂拥而入，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45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黑压压亮晶晶的一大片，有美国RICH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里奇的“FAL900”，还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的“湾流5”。他们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五十年。”其实，关于这个国家，他们即使是对正在发生的情况也很陌生，更不要说未来了。就像李光耀说的，“要想预测中国未来五十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还是来了。与其说是预测未来，不如说是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了解中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非常重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海这样说，“美国历史只有200年，而中国有5000年历史，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历史至少有4800年不需要美国参与。”听众当场抚掌大笑。这话是对的，但这并不说明今后中国的历史也不需要美国参与。这个国家谈论“全球化”的人忽然多起来。这个词过去也是有的，而且源远流长，有如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弗莱恩教授所说，“经济全球化是从1571年开始的”。这一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马尼拉城，由此开辟欧洲国家从事跨海贸易的第一个中继站。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多数中国人还觉得它同自己的生活无关，至少还远得很。现在，情况不同了。一项由中国人主持的调查认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就是操纵在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板们之手。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多，国际技术贸易的60%多，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一项针对117个国家的调查说，在过去20年间，比较开放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比那些相对封闭国家的增长幅度至少快5倍。另一项调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财富积累最多的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时期”。在过去50年里，世界总产出增长了5倍，可是世界人口中最富的20%和最穷的20%的收入差距，却从30∶1扩大到74∶1。报刊上不厌其烦地引用那些数据，本意已不再是指责资本家聚敛不义之财，而是在告诉普通中国人，他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就建立在与西方有钱人合作的基础之上。

　　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这样急切地打开自己的眼界。盖洛普公司就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途径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把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上，其中说到，有10%的中国人使用过电脑，有14%的人知道互联网。在18-29岁的北京人中，有1/3曾到互联网上“冲过浪”，这比使用过互联网的40岁以上“老年人”多3倍。在所有的中国人中，有62%见过外国人（这数字连西部贫困农村的居民也包括在内）；有72%的人知道世界杯足球赛；44%的人知道芝加哥公牛队；39%知道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29%的人知道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帕瓦罗蒂也有12%的知名度；29%的中国人看过西方电影；10%的中国人曾购买过外国音乐的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盘；11%的人曾阅读过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杂志；51%的人想出国看看。那些驰名世界的商标，现在也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按照知名的顺序排列如下：可口可乐、松下、海飞丝、万宝路、百事可乐、日立、飞利浦、本田、高露洁、摩托罗拉和三菱。“中国人正在了解世界。”盖洛普（盖洛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这个秋天说，“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相当主动的行动。”
　　相形之下，外国人了解中国倒是相当被动的，他们来到上海，满眼都是摩天大楼——有2000多栋，街上都是拥挤的车辆——有80万辆，不禁惊叹。基辛格说他“差不多迷了路”：“在70年代，如果有人告诉我上海20年后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一定会说这不可能？”他在7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紫禁城里看见的琉璃瓦是黄色”，还有上海浦东的“一片农田”。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并存着三个文明：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比美国还多，可是它还有传统的工业和古老的农业，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很多年前差不多，“我讲个故事，”经济战略学家、德意志亚太银行首席经济师肯纳斯·S。考梯斯对他的听众说，“看看这三个部分的联系。”有一天，他在北京看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开了个“网吧”。有两个农民到北京卖蒜，天下雨了，他们进了这个网吧，看到那么多计算机，大吃一惊。服务员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为你注册一个网址。后来，他们注册了一个大蒜公司互联网址。“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变化的力量所在。”他这样感叹。这话其实是很含糊的，因为人们对“力量所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一样。中国人一定会说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可是考梯斯显然不这么想。1999年秋天他在上海说：“要是现在有两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到这里，那应该是马克思和凯恩斯。那么，马克思会很悲观，而凯恩斯却会很高兴，因为凯恩斯提出的所有措施，现在都有人用上了。”有时看来真的如此。不过格林伯格听了考梯斯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不完全同意。“我不会那么悲观，”这位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有很多活动在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一些时间使经济政策生效。中国的领导人已经种了许多种子，到2000年，这些种子会结果的。”

　　中国领导人的确“种下了许多种子”。不过，最有意思的一粒却是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多样化”。他们已经成了胸怀博大、宽容、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政治家。9月27日，江泽民在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的开幕仪式上演讲，谈到很多，谈到上海的变化，谈到他自己50年前“立志献身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业，并一直奋斗到今天”，谈到中国人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谈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谈到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谈到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谈到中国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谈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他突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主张，世界上存在的社会制度差异和不同政治信仰，不应该被人为地用来阻碍各种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
　　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在经历了一个沉闷的夏天之后，外国的企业家们再次活跃起来，有人说：“要保持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热土的温度，最好使它在九十九度时再升高一度。”不管中美两个国家的贸易官员在新西兰说了什么，也不管他们为什么又跑到华盛顿去了（9月27日和28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他们满怀激情地会聚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这是一座刚刚落成的崭新建筑，主体结构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球形，市民都觉得它很难看，与周围的景象也不能协调，但是当设计者解释“这是一对张望世界的眼睛”时，大家都表示能够理解。9月的最后三天，这里热闹异常。就像江泽民期望的，是一个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的舞台。“演员”的阵容很强，中国这一边，也有270个人来了，都是国内最有名望的企业家，但是只有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被允许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海尔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全球五百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60个“全球五百强”的老板和另外497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经济学家、退休政治家和外交家，也坐在这里。有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道格拉斯·艾华士，他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去，去了就永远留在那里。”有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段瑞杰，他说：“要让中国每人每天喝一瓶百事可乐。”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将在未来的二十至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有贝特尔斯曼公司董事长托马斯·米德尔霍夫，他宣布他的公司正申请在中国全面开展其业务的执照，还在上海建立了制造激光唱盘的工厂。有时代华纳集团董事长莱文，他说，他的公司选择上海来举办《财富》全球论坛，并以“中国：未来的五十年”为主题。所有这些都是早就料到的。因为《财富》刚刚完成一项调查：在200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负责人中，有87%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营环境“极好”、“好”，或者“尚好”；有57%将增加在华投资。杂志的编辑在发表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写道：“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但是新闻记者们似乎更关心眼前进程。有个中国记者一直等着鲁宾，后者是美国政府的前财政部长，曾是克林顿内阁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次也来了。中国记者不肯放过他，就是为了问他一个问题：“《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说，在今年4月，是你在最后一分钟向克林顿总统建议不要和中国签订任何协议，有此事吗？”鲁宾赶忙回答：“确实有人写了这个报道，但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把“责任”推到美国国会去了，说那里面“有个大人物反对”。至于他自己的作用，他说他当时的确在讨论小组里，“我有权利在中美之间的分歧还没解决时提出我的建议”。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科克伦召集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题目是：中国何去何从。他劈头就问米基·坎特：“中国有好多年一直不清楚是否能加入世贸组织，你觉得是否可加入？”官员们权力在握的时候总是不能畅所欲言，一旦退休，第一件事就是把说实话的品格找回来，全世界都是如此。现在坎特先生也不例外，这位美国前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现在说：“我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但我要说，中国必须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是为了中国和美国，更是为了世贸组织本身。”这个问题看似经济问题，实质还是美中关系在起伏。“我们大概在吃完饭四小时后就可知道，他们正在华盛顿谈判。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坎特先生说得不错，在华盛顿的谈判“非常艰难”，又像鲁宾说的，“障碍”很多，最基本的问题并未解决，甚至连谈论问题的起点在哪里都成了问题。美国人说应该以中方“四月方案”为基础，商务部长戴利公开要求中国政府信守“四月承诺”。“肯定的，这个方案从来没有从谈判桌上消失，”巴尔舍夫斯基说，“而我们也认为恢复谈判有必要从谈判当初中止的地方开始。”有人说，如果美国不再狮子大开口，中方不收回当时的承诺，那么，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是很大的。问题正在于，美国人还在期待更多的东西，要中国人在银行、保险、大众传播领域再做让步，而中国人连已经答应了的事情也要收回：“所谓朱镕基的‘承诺’、‘开价’，只是美方的片面要求和误解，”石广生在巴黎对一个访问者说，“中国当时就没有同意并予以澄清，今后也不会全同意。”龙永图甚至还指出，美方擅自公布的所谓中方清单内，有10-15处是错误的，都不是中方所提供的条件。可是也有些地方不是文件的错误，比如中国人同意外国电信公司参与中国的电信业务，其中包括电脑网络业务。这在当时连美国电脑界商人都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中国人也明白其中含义了。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9月22日重申不允许外资直接入股及营运国内的电信业务。电信管理局局长张春江也说，中国现行的规章制度禁止外资进入中国的互联网服务领域，而且中国从未向外商开放过基础及增值性电信业务，包括增值性互联网业务，

　　双方都开始怀疑对方的诚意。白宫的一名高级经济助手满腹狐疑地说：“没有人肯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是否在故作姿态？”总统也在连连抱怨：“我完全不能控制这个时间表”，“那最终还是由他们来决定，不是我”。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密西西比州区共和党参议员洛特也给白宫大泼冷水：“如中国和克林顿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在年内通过中美贸易协议，是极不可能的。”首先，你必须达成协议。然后敲定最后文件。国会在获得有关文件后要举行听证会，议员们需要许多时间检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事务，还要把许多议员都关注的中美贸易逆差和中国“涉嫌窃取美国核机密”问题解释清楚。这要多少时间啊，可是国会再过几个月就要休会，今年就要过去了。克林顿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让他的发言人洛克哈特去指责那个人的讲话“不负责任”。可是洛特不管总统爱不爱听，只一个劲地说：“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看来他是对的，而总统有点儿一厢情愿。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的会谈仅仅进行了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石广生就匆匆回国了。
　　建国五十周年的庆典是件大事。中国人都在全力以赴，美国人只好等待。庆典过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斯珀林发出警告：中国在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此人在4月是强硬的“反签派”，坚定地站在巴尔舍夫斯基的对立面，要求克林顿向中国索要更多的东西，但现在也着急起来。与斯珀林相比，戴利显得很沉着。“他们将回到谈判桌旁，就像在4月份时那样。”他这样说，可是又过了几天，到10月8日，这位部长也沉不住气了，连连说，美中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部长萨默斯倒是没有说什么，他亲自跑到中国来了，成为“五月事件”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内阁官员。那一天是10月24日，他没有在北京多待，当天就继续西行，飞到兰州去晤见朱镕基，不过，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直到这时候，中美谈判还处在僵局中。
　　11月8日，乐观的迹象再次出现。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宣布美中即将举行新一轮谈判，还说，“现在华盛顿的气氛比起中国总理朱镕基4月访美时好得多”。他指的是白宫，因为根据当天美国报纸上的消息，“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同中国进行更多贸易”，还主张暂缓对中国的支持，直到北京改善其人权和宗教信仰的记录。但是这些消息不会影响白宫的信心。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正在大洋上空，朝着北京的方向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