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又过了一天，11月10日上午，这一行13人分乘挂着美国国旗的美国驻华大使“林肯”专车和两辆“红旗”轿车，进入北京东长安街上的中国外经贸部。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已经在那里等候，包括外交部、计委、经贸委、财政部、机械工业局、石化工业局、信息产业部、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农业部的官员共23人。根据当日报刊以及言实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入世全景写真》，接下来的五天真是跌宕起伏。
　　10日10：30，谈判正式开始。三小时后，巴尔舍夫斯基径自离去，把众多记者甩在外经贸部大楼的门厅里，只让自己的发言人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布书面声明，说会谈富有“建设性”。双方有关人员的磋商在两个小时后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
　　11日，巴尔舍夫斯基与斯珀林在金鱼胡同的王府饭店用完早餐，率队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原定上午的会谈被临时取消，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肯说明原因。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招待会成为记者的消息来源，会上传出消息，中国政府对这次谈判的前景极为乐观，相信双方都会让步。有人说，美国人将不再迫使中国为电信和金融领域的开放订出具体时间表。巴尔舍夫斯基在美国大使馆里待了五个小时，再次来到中国经贸部，只待了50分钟，转身回到美国大使馆，片刻之后返回王府饭店，预定的谈判时间已经用完，美国人本该在次日回国，但中国外经贸部一名官员表示明天还将继续。白宫宣布，巴尔舍夫斯基一行的北京行程将延长一天。克林顿也说“我们还在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商业软件联盟正在白宫向巴尔舍夫斯基和戴利颁发奖章。得了奖的戴利笑容满面地说，如果要赶在今年内完成谈判，双方都得“稍弯点腰”。美国商会执行董事弗特看出苗头，不禁喜道：“这是个起伏不定的年头，人们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我们非常兴奋。”
　　12日，原定9时继续会谈，但中国人变了主意，打电话告诉巴尔舍夫斯基将磋商时间延至15时。于是巴尔舍夫斯基待在美国大使馆里，整个上午没有出来。下午的磋商仍在外经贸部进行，仅仅进行了70分钟。美方代表就离开了，走的时候个个面无表情，步履匆匆，只用一个“不”字来回答记者的追问，中方代表仍然待在会议桌前发呆。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的发言人随即发表声明，说时间已经快用完了，没有取得“积极进展”，巴尔舍夫斯基深感失望。又说美国代表团将在13日上午离京返回美国。但是克林顿随后又留了一个台阶，说他还没有放弃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希望。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主动去找美方代表，说朱镕基要见他们。美方投桃报李，表示愿意接受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3日是星期六，上午10：30，朱镕基在中南海会见巴尔舍夫斯基一行，用时90分钟。后者出了中南海又一头扎进美国大使馆内，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说，与中国总理的“会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希望”。于是总统要他们留下来，把谈判继续下去。16：30，美国人前往外经贸部大楼，随身带着好几箱子文件，100分钟后又离开外经贸部，返回大使馆，待了两小时，回到王府饭店时对守候在大门口的记者一概不理。倒是远在华盛顿的克林顿回答了记者提问，说双方的分歧已收窄，“我没有放弃”。午夜，谈判继续进行。
　　14日，星期日，形势仍然扑朔迷离。美国大使馆曾表示，可能会在凌晨发布消息。但是，会谈在凌晨结束后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有人看见巴尔舍夫斯基在王府饭店办理退房手续，把行李搬上车，但突然改变主意，把行李又搬下来。此后十小时里紧张万分，巴尔舍夫斯基一行人三次走进中国外经贸部，又三次回到美国大使馆，频频给白宫打电话。接近中国国务院的人士说，仍未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纺织品配额和服务业的外国投资。据斯珀林后来说，他们告诉总统“现在事情又恶化了”。“美国要求扩大电信、保险和汽车方面的市场准入，而中国坚持立场、不肯妥协。”他们问是否可以软化一点，取得协议，但总统很干脆地说：“不，你们已竭尽所能了。”于是美国代表团决定次日早上离开北京。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对在寒风中奔走了整整一天的记者们说：“我们目前不发表任何声明。”
　　15日，星期一。美国人把所有行李送到机场，准备两手空空地离开北京了。但就在这时，他们接到邀请，请他们到外经贸部去。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都不知道中国人要他们去干什么，但还是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来到外经贸部大楼，立刻发现气氛不同。他们见到国务委员吴仪，还有副总理钱其琛，大家重新坐到桌前，最初几分钟，谈判仍无进展，气氛沉闷，令人沮丧。“接着，意义非常重大的时刻来临了。”斯珀林后来回忆说，“吴仪突然向我和巴尔舍夫斯基走过来，说朱总理就在大楼里，想见见我们。巴尔舍夫斯基与我走出大堂时，拥抱起来。”三个月前，巴尔舍夫斯基曾对记者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美中商会主席罗伯特·卡伯也说过：“贸易官员都是谈判艺术大师，常常等到他们的谈判对手到了机场停机坪准备离开时才亮出底线。这是典型的美中谈判风格。”看来这都是先见之明。“显然成功在望了。”斯珀林说，“朱镕基总理来到外经贸部，同巴尔舍夫斯基和我解决了遗留的最后几个问题。”根据后来巴尔舍夫斯基的解释，最后几个问题的焦点是：中国人希望在长时期内逐步开放市场，但美国人却希望她早日开放。最终中国得到了更多的时间，而美国人也得到了不少商业利益。中国将把总体平均关税下降到17%，把农产品关税降至14。5%-15%，将在五年内取消所有的非关税措施和数量限制，美国则在2005年前取消纺织品配额。在汽车方面美国同意中国在2006年而不是2005年前将进口关税削减至25%。但他们获得了提供购车贷款权和全程分销权，外国电信服务商也将获得基本的市场准入，美国把最初的要求收回了，不再坚持“经营4-5年后可达到51%的投资份额”，“我们意识到51%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于是我们最终达成的协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电信服务可占49%的投资，公司运营一年后可增加到50%。”电影方面的分歧也消除了。中国同意达成一个在收入分享的基础上进口电影的协议。“一切都表明中美达成的是一个双赢的协议。”

　　15日15：25，外经贸部的新闻官员开始安排中外记者进入东配楼二层的协议签字大厅。大厅呈凸字形，三个水晶吊灯悬挂在头顶，巨大的签字桌上并列着两国的国旗，背景则是一幅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国画。中国官员三五成群，个个表情激动，一位女士激动得以手拭泪。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还在埋头整理文件，为最后签署这些协议做准备。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想找个安静地方，向总统报告好消息，可是到处都是人，情急之下找了个卫生间，不料还是被记者发现了，弄得巴尔舍夫斯基后来不得不解释：“我们一起在女厕所里，没有做什么，只是打电话给总统，他正好在淋浴。”总统听到国家安全顾问伯杰的呼唤，不得不湿淋淋地走出来，接着就在电话上听到他的经济顾问的声音：“我们正在厕所与厕所之间交谈。”
　　两人和总统交谈完了，回到大厅，这里已是人声鼎沸。15：50，签字完毕。掌声雷动，大家拥抱。身着盛装的中国姑娘送上香槟。石广生、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斯珀林，举着高脚酒杯凑在一起，个个满脸笑容，留下足够的时间让记者拍照。斯珀林说他想在这里“为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克林顿总统鼓一下掌”。还说“中国的谈判成员非常精明，非常强硬，非常优秀”。但他最想说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谈判人员比得上巴尔舍夫斯基更有‘技能’，更‘精明’，更‘聪明’，她是世界上最好的谈判人员”。这位“世界上最好的谈判人员”生于1951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她在国际谈判中以强硬作风着称。记者叫她“龙女人”。总统叫她“国家杰出的谈判家”，在她手上出来的贸易政策和协议，让美国的出口在五年里增加了50%。2001年她离开这个位置，被一家中国公司聘为律师，在一场与美国公司打贸易纠纷的官司中为中国人辩护。有个美国人这样评论此事：“没有哪个美国人会认为她是‘两面派’或‘卖国贼’？”可还是有位中国记者对此感到疑惑，就跑去问她，她回答说，两年多前，在北京的那六天六夜，她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否给美国提供平等的贸易机会。现在，她更关注美国能否为自己的贸易伙伴提供平等的贸易机会。这都是后来的事。现在，在1999年11月15日下午，这个“龙女人”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感觉身心俱疲。“我再也不要有这样的谈判了。”她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在这里。”

　　现在到了1999年年末，天安门广场在经过盛大的国庆庆典和澳门回归的狂欢之后，恢复往日的平静。礼炮响过了，国旗护卫队离开了、34个大红灯笼造型的气球已不在天空飘浮，一万多将士和400多辆战车开过去了，132架军用飞机只用六分五十九秒就飞走了，90辆彩车的绚丽多姿不见了，14万人的欢呼停止了，10万少先队员在经历了一个寒冷的清晨和一个欢快的上午之后，都回家了，他们手举鲜花组成的红底黄字的巨幅“国庆”图案，也跟着走了，消失在都市街巷深处，展览会在接待了150万参观者之后，仍在继续着。天安门城楼辉煌依旧，毛泽东的画像还悬挂在正中巨大的门洞上方，孙中山的画像还在广场对面遥遥相望，画像两侧还矗立着万民熟悉的两行标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围成立50周年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迈向新千年
　　把2000年看作“新千年”，这没有疑问，可是当事情牵涉到它是不是“新世纪”的时候，争论又出现了。在大多数国家，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江泽民在那个夜晚说的：“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在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真是殊途同归。《北京青年报》把记者派到全世界的24个时区去，记者的电讯也将随着太阳的升起依次发回。可是在我们国家，报纸上正在发表文章，列举种种理由说，2001年才是“新世纪”的开始。
　　尽管如此，庆典还是要的，虽然不像“国庆五十年”那样规模宏大，耗费巨资，但却更加深入亿万民众之中。京城西郊的“中华世纪坛”终于赶在庆典前建成，狂欢从1999年12月31日深夜在这里开始，一直持续到2000年1月1日凌晨。后来记者们用很多词汇来形容当日场面：“欢乐的海洋”、“载歌载舞”、“亮如白昼”、“狮舞龙腾”、“锣鼓喧天”、“欢乐”、“喜庆”、“祥和”、“等候”、“倒计时”、“为昨天感怀，为今天喝彩，为明天祝福”。

　　江泽民和他的同事们也来了。还差五分钟就是2000年，他站起来，充满诗意地对广场上的几万市民说：“2000年到来的钟声，就要鸣响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辽阔上空。人类文明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开启一个新千年。”他说完这些话，人们开始欢呼，掌声响起，只有一个人嘟囔了一句：“他说的‘即将’是五分钟还是三百六十五天零五分钟呢？”没有人回答，不过，马上就有钟声来回答他。尽管中央政府决定21世纪还要等到下一年，但他们还是打算让“世纪钟”响21下。那个造型既别致又古板的中华世纪坛，是用大理石和花岗岩筑成的，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到了晚上，聚光灯照在圣坛上，辉煌夺目。站在上面望下去，倒计时牌已是“19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50秒”。数万人齐声高呼：“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然后，“中华圣火”燃起来，“世纪钟”响起来，礼花放起来，气球飞起来，鼓乐奏起来，舞蹈跳起来。从中华世纪坛到北京西站，绵延1500米的人群齐声歌唱：“你好，2000年！”
　　狂欢持续30分钟就结束了，江泽民回家了，他的同事们也跟着走了。但是就像一位记者说的，这一夜“北京无眠，中国无眠，世界无眠”。全世界约25亿观众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了北京中华世纪坛。北京的观众却在通过电视收看全世界的庆典。在科罗拉多州的彼得森空军基地。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官员情绪紧张，他们担心“千年虫”爬来爬去，抓它不着，引发导弹胡乱射出去。又过了15分钟，新世纪第一场赛马就在香港开始了。“香港一马当先，跨入新旧世纪交替之年。”《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吴长生当即在自己的电脑上这样写道，另外一位记者注意到香港迎接新世纪的活动是以“时光”为主题的，觉得有点儿别出心裁，还意味无穷，就问：“时光是什么？”有个人听了马上大叫：“还用问吗？就是新世纪啊！”
　　新世纪的确来了。1月1日6：48，两位新华社记者，慎海雄和张乐，在浙江古镇石塘发出电讯，说祖国大陆2000年的第一缕阳光在两分钟前“如期而至”。渔灯点点，在海港洒下粼粼波光，映照着依山而建的小镇。渔民敲响大鼓，鼓声震撼黎明前的黑暗。破晓时分，水面上一阵海螺声悠悠飘来，乘着海风，声声入耳，既美丽又忧伤。海天之间由浅黄而橘黄，转眼腾起万道光芒，映红长空，彩霞满天。

第12部分 忏悔的年代

　　李昌平觉得自己实在感受不到“迎接新世纪”的欢乐气氛。他后来说，他是“在郁闷中”进入2000年第一个黎明的。这是他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第二十四天。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也是捷报频传，大家都说形势大好，可属下官员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乡政府债台高筑，不是欠银行的——银行已经不敢借给他们了，而是从私人手里借来的高利贷。好多人围着他，不是索要工资，就是讨债，而他两手空空，一个钱也没有。新任党委书记那几天开着一辆“桑塔纳”到处游荡，脑子里面没有“新年钟声”，没有“第一缕阳光”，也没有“为明天祝福”，只想着怎样才能度过眼前这“年关”，直到旧历己卯年腊月二十七，也即阳历2000年2月2日，终于借来一笔钱。他拿出干部名册，查明属下等着领工资的人总计361个，于是不论级别高低和资历深浅，每人发给2000元，另附一张2400元的“白条”，说是政府欠下的，请大家和他共渡难关，然后回过头来，对堵在门口的债主们满脸赔笑，一边嘲弄自己，一边好话说尽：
　　“你们看你们看！人家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却是新官上任忙赖账。”
　　“真抱歉真抱歉！今天只能还个利息。”
　　“本金？一定还一定还。”
　　“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请放心请放心。”
　　就这样说到腊月二十九下午，终于送走最后一个债主。他在心里叹一声：“这哪里是过年啊！”嘴上却又和最后一批下属告别，对他们说：“回家去吧，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活要是放在20年前，倒是祝福的。它表明革命年代里人们对传统习俗的妥协和改造，但在这种情形下说出来，可就有点讽刺意味。“假日经济”这个词还没有被媒体叫起来，“七天长假”已经实行，这年春节，城里人可以好好休息了。在乡下，依照老辈习俗，正月里是不去筹划新年生计的，叫做“猫冬”，可是新一代人越来越早地离开家乡向城市涌去。在所有连接乡村和城市的公路上，在所有东去的列车上，在所有南下的客船甚至货船上，挤满了肩扛手提、衣衫不整的男女。2月8日，正月初四，北京、上海和广州报纸的首页，已经出现“民工潮提前到来”的标题。对农民稍微有点研究的专家都说，这话不是夸张。有个记者还计算出农民们离家出走的时间：十年以前，要到农历二月；五年以前，要过正月十五；就算是三年以前，也还要过正月初十；可现在，才初四啊，怎么就走了呢？“走迟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一个村支书这样说。

　　第一列民工列车是在初五这天开进上海的。它来自安徽西部的阜阳，被报纸叫做“民工列车”，是因为车上全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车厢里严重超载，挤满了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叫声和男人的骂声，还有阵阵令人窒息的汗臭。根据当日公布的消息，有些人的钱包被偷走了，有些人在这数九寒天还中了暑。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还是幸运的呢——他们总算钻进了车厢。报纸上刊登的一幅照片证实，有一列火车的车厢顶上都坐着人。车站工作人员好言相劝，说那上面危险，列车会把他们都颠下来。上面的人说不要紧，他们已经把自己绑在车厢上了。下面的人大声呵斥：“你们不想活啦！”上面的人都笑了。有个声音说：“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
　　李昌平也是这一天走出家的。他想去看看自己治下的百姓怎样过这个“革命化的春节”。外面寒风凛冽，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不过，这不是被风吹的，而是“一路上情景催人泪下”。他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人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人，直到装得不能再装为止。”
　　这位出身于农家、又有机会领导他的父老乡亲的年轻人，本来怀抱满腔热血，现在看到这一拨拨农民绝尘而去，不禁悲从中来。因为按照杜润生的说法，这些到城里去寻找梦想的农民，“只能更加弱势，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的供应体”。他们满怀着结束自己艰辛生活的期望背井离乡，其实只不过是开始了另一段艰辛生活。

　　每条公路的尽头都连着一个小村庄。当李昌平走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过年的喜庆。一些农家的大门紧锁着，悄无声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过年也没回来。另外有些农家有人声，但不是笑声。“到处都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这位党委书记的“桑塔纳”也被拦下。他打开车门，农民说想搭车，他一点头，就挤上来五个人。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一个人说：“你们当官儿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他有点不相信，觉得这些人说话夸张，也许就是城里人常说的那种“无赖”，或者是官员们指斥的那种“刁民”，于是又到角湖村去查看究竟。他走进党支部书记李先进的家。后者是他少年时代的同学，也是好友，所以他相信能在这里洞悉乡下的真实情况。结果他看到两间熟悉的瓦房，那是15年前建的，已经破败不堪，如果没有七八根树干支撑西墙，也许顷刻间就要倒塌。李昌平还能记得15年前这位同学结婚时的情形。“我参加过他的婚礼，当年置下的黑白电视机，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钱的家用电器。”李先进的母亲也还认识李昌平，拉着他的手，摸了又摸。在他少年时代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端庄大方、知书达理的女人，可是现在，只有60岁的人，看上去却像是城里80岁的人了，让他不敢相认。“过去只愁没有粮食吃，现在好了，粮食不珍贵了，愁的事也多了。”这老太太说，“愁孩子读不起书，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税……”看来这是真话，李昌平上任这两个月来，亲眼看着他的亲姑妈和亲姑爷有病不治，慢慢死去，还亲耳听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汉1999年交了700元的“人头税”。他的上级说，这“人头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可是侯家老汉那一天跑了十几里来找他，就是为了问一句话：“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凭着对家乡父老的了解，他知道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汉永远不会是那种“刁民”，可是就连他们也是怨气冲天了。一个说：“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另一个说：“他哥哥，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这场面令党委书记震撼，直到多年以后还能记忆犹新：“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农民太苦了！太可怜了！面对他们，我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让他不寒而栗的是，他还感觉到农民对官员的敌对情绪。看来他过去听到的那些报告并非实情，下级正在糊弄上级，而他的上级不是真糊涂，就是在装糊涂。

　　组织的途径既然已经失去上通下达的作用，于是李昌平决定转而寻求他途。两天以后，他把14个人请到办公室里，有干部，也有教书的、种田的和做生意的。不过，这些人有个共同身份：都是他少年时期的同学。在中国人的一生中，地位、权力、名声和财富都是让人蜕变的因素，成就反会让人远离真诚。但是几乎没有人敢于在昔日同窗中卖弄自己的成就，所以同学聚会常常是寻找真情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也是所谓“校友会”、“班级会”能够在中国人中经久不息的潜在原因。李昌平显然深悟此道。他的同学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作为班子中的一员，我想对你说，做个好官太难；作为同学，我想对你说，做个糊涂官最好；作为棋盘乡人，我想对你说，棋盘需要清官！”阮仁德这样说。他是棋盘乡党委副书记，也是李昌平的副手。他说他在棋盘乡工作的15年中，送走的党委书记前后有五六个。这些书记上任时，个个表白要当一个好书记，但最后总是身不由己，“都变成了昏官、庸官、贪官。为什么？”阮仁德语气尖刻，自问自答：“干部的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与老百姓利益无法调和的特殊利益，这使得在局部地方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成为自欺欺人的假话。乡党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从理论上讲是人民群众，但是具体到一级组织或一个人的权力基础，那就不一定还是人民群众，而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对于棋盘乡党委书记是应该提拔还是应该降职这样一个问题，棋盘乡的人民没有发言权，棋盘吃‘皇粮’的人有发言权，上级机关的党政领导有决定权。这总是事实吧？”李昌平听了这些，大吃一惊，但更叫他吃惊的还在后头。另一个同学是生意人，姓何，也说了实话：“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还有个姓黎的同学，是地道的农民，一开口就流露出满腔怨恨：“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
　　李昌平那年37岁，浓眉毛，小眼睛，头发总是立着，额头总是拧着。他在城里受过高等教育，又整天混迹于乡下人中间，脚上总有泥巴，身上却是一件干净得体的衬衣，还系着领带。一个常常受到官方批评但却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南方周末》，将他评选为“2000风云人物”，这可能有点过分，但若说他是中国农村的罕有人物，则有事实的根据。他不是明星，不是偶像，事实上城里人十之八九根本就没听说过他。这一年老百姓追捧的明星很多，有葛优、章子怡、成龙、王菲，年轻人还特别喜爱赵薇，可就是没有这个所谓“风云人物”；官方弘扬的模范也很多，可也没有他。在党的官员系列中，像他这样的乡党委书记有5万多个，乃是属于最低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却是至少500万个村庄和9亿农民的最直接的领导者。有时候他想到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有一次还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应该下无数次地狱！”可是他却成了英雄，在农民中间传诵一时。只不过，这位英雄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在这一年，似乎只有他一人成了为民请命的代表，也成了他从属的那个集团的叛逆者。

　　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他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叛逆者”。他起初相信过他的上级组织，这有三年以前发生的“茶卜事件”为证。1997年春季监利县政府颁布命令，要属下农民将全年税费的1/4在当年5月缴纳。按照既成制度，税费本该在收获以后缴纳，所以监利此举显然违背成宪。可是在中国，实际情形总是千差万别，不是任何精巧的制度所能涵盖。当日乡政府财政赤字已经累积为1200万元，所有本当由政府举办之事，诸如维护道路、扩建学校、修复被洪水摧毁的坝桥闸渠、建设县城宾馆和机关干部住宅、购买官员轿车等等，全都不能实现，甚至连干部工资也不能足额按期发放。从官员的立场上来说，连续多年行此寅吃卯粮之举，实在是掩盖财政破产危机以及维系官员生存的唯一办法。只是征税期限不能符合生产周期，适逢乡村青黄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产资金的季节，政府与民争利，就不能不在农民的心理上引起强烈反感，一旦基层官员不能从容行事，甚至仗权欺人，就会在官员与百姓之间形成激烈对抗。
　　这在当地早有征兆。1996年7月，监利南部十个乡镇遭遇水灾，颗粒无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灾民免缴皇粮”在我们国家是自古而来的传统，所以贾志杰又说要给灾区减免税费。无奈实行起来问题丛生：如今农民“税费”并非“皇粮”，而是地方官员的衣食，所以监利不仅不肯减免，反而要求农民提前缴纳8000万元，不得有误。茶卜村有个妇女朱长仙，也被勒令交出800元，这就埋下“茶卜事件”的祸根。次年官员再度登门收费。朱长仙搬出省委书记“受灾免税”的承诺，要求政府先行退还去年拿走的800元，至少也应将那一笔钱用来抵缴眼前税费。这一要求从制度和道理上来说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笔钱早被官员花完了，她若不肯再行缴纳，则官员也就无可花费，所以干部的不允也是预料中事。朱长仙当然不能知道这些情由，于是发生争吵，直至打骂。干部在盛怒之下将她的丈夫捉起来，关到小学校里，说是“办学习班”。这让朱长仙觉得不仅损失利益而且还受尽侮辱，万念俱灰，当即喝农药自杀身亡。这一结局难免让人想到那个着名电影《白毛女》。最要命的是，“白毛女”的故事一直都是共产党用来向百姓灌输“阶级意识”的经典题材，除了电影，它还被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广泛流传，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总是让人发生无穷联想。

　　朱长仙的尸体被农民抬到乡政府，这证明少数官员的恶行已令百姓忍无可忍。然而这还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监利县的另外一个村庄，一个小学教师也因不堪沉重税负而自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随时有可能演化为一场更大冲突，恰巧发生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前夕，这又牵涉政治大局的稳定。所以当日即有指令从中南海传达下来：“从重从严从快”惩处肇事官员。
　　在处理官员和百姓的纠纷中，往往是以维护官员形象为前提，也就是百姓说的“官官相护”。但是冲突严重到一定程度，有如眼前“茶卜事件”，官员们也会采取惩处少数人的办法来维持大局的平衡。当日监利县委书记张琼江就是根据这样的策略想出一个办法。按照事件调查组一个成员的说法，是“丢卒保帅”。李昌平后来引用这一说法来揭露真相，一定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这“卒子”正是他本人。那时候他是拓木乡党委书记，“茶卜”恰在他的统辖范围。事情发生时他不在任上，在距离他的领地好几百公里的武汉学习，自然没有能力约束下属的胡作非为。由常情来度量，本可找到从轻发落的情节，但由道德和制度的角度来衡量，自是难辞其咎。
　　县委书记利用后面这条理由，要他自请处分，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对上级有个交代。李昌平顺从地接受，有人说这是出于张琼江对他有知遇之恩，但是细看李昌平的报告，可以知道那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更重要的是，他对上级党的组织尚存希望。“和朱长仙的生命相比，给我这个党委书记一个处分算得了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如果给我处分能促进中央政策的落实，能让农民相信党，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可是事隔三年，当他回到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时候，却发现他所担心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更加严重。
　　和同学们聚会的那个晚上，他没有回家去看母亲。曲尽人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终于不能承受，拿起电话给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一头儿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一个人要想说几句实话，真难啊！难到无处可说！”
　　辗转无眠。这位党委书记终于意识到，他若不制造一些惊人事件，就不会引起世人注意。“最终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他后来在一本类似自传的书里回忆这个晚上的情形，“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如果他的记述不错，这一刻应该是2000年2月10日午夜12点钟。就从这时起，他就不能不与组织系统中他的那些上级分手了。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闪烁的灯光下，写出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身在北京的那些人，尽管都能对乡下的情形说出一二，但由制度本身所建立的渠道，根本无法知晓如此精确而又骇人的事实，而李昌平是想说实话的人中最了解下情的，又是了解下情的人中最敢说实话的。“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他告诉朱镕基，他治下的百姓4万人，已经走了2。5万人。因为有80%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100亩耕地中就有65亩成了荒田。官员本来是按照土地摊派税负的，现在只好转而按人丁摊派，叫做“人头费”。中央政府税收体系中没有这个名目，可是干部执行此项制度却格外认真。“丧失劳动力的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交几百元的‘人头’费。”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五年以前85%的村庄和90%的乡镇还有盈余，现在90%的村庄负债——平均每个负债60万元，90%的乡镇负债——平均每个负债800万元。每年从农民那里弄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的，因为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贷，去农民头上搜刮更多的钱来还债。如此年复一年，政府的债台愈高，百姓积怨日深。“这样下去，党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啊？”李昌平感叹，“现在真话无处说，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出假典型，报假数字，做违心事却已蔚然成风。李昌平就这样写下来，一点也不隐瞒。一看就知，他已深陷满腔激愤中，用词不免夸张偏颇。不过，他对自己列举的事实有把握，还相信这些事不仅发生在他的辖区，至少还可以代表湖北省。“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
　　他在“痛苦”和“无奈”中过了十个月，终于不能忍耐，辞去党委书记职务。回家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撰写成书，还把他给朱镕基的信附在里面，居然出版了。《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看到他的故事，写了一篇短文，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者”。还说“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为它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的发言者”。一个作家给他写信，说中国历史上为农民说话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彭德怀，“你可算是第三个”。他在一些人眼里是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里是失败者。一些人把他看作惹是生非的混蛋，还有一些人说他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忏悔者。“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尽管担心“太迟了”，他还是没有马上把给总理的信寄出。他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党的制度本来允许任何一个党员直接上书最高领袖，但这毕竟是个反常举动，不会被他的上级原谅。他对上级仍然抱着一点希望，知道还有机会向他们陈述他的想法。

　　这样的机会在3月的第一周终于到来。县委召开会议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还希望他这个新党委书记带头勾画一幅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可是他在下面一算，发现每个农民的税费又增加了200元，不禁怒火中烧。“我认为有必要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讨论会上说。他勾画出的那幅图画，差不多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的那封信，不过，他可没敢说出他给总理写了信。他感到自己一开口，会议气氛顿时变了，不禁看一眼左右，就见县委书记双眉紧锁，满脸涨得通红。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如坐针毡，左顾右盼。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半个小时，书记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党委书记要讲政治，党委书记要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我没有理由不把给总理的信发出去。”李昌平走出会场时这样想。他对自己的直接上级已彻底绝望。这一天是3月8日，妇女节，本该送给妻子一个礼物，让她开心，可是他把那封信交给了她，想让她知道丈夫的命运就要发生转折，也想听听她说什么。妻子打开信，只看第一眼，便泪流满面，嘴唇颤抖着却什么也说不出。这个身居小城安分守己的女人，以她少得可怜的政治经验来度量此事，立刻想到她的家庭从此不会安宁。
　　如果说李昌平是在弱者面前扪心自省，那么夏一松就是一个与强者对抗的人了。李昌平有他自己的理想和爱憎，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权威上。同情他的人中有杜润生、秦朔、国务院农业部的一个处长、省农委的老主任田则林、《南方周末》的几个编辑、一个署名“农民之子”的写信人、他的大学时期的导师，也许还包括总理朱镕基（他在李昌平信上的批示，导致调查组进驻监利），但是他们全都无法让“浩荡皇恩”逾越官员集团的屏障泽于万民。夏一松向官员的腐败宣战时，从未尝试去寻求靠山。他是安徽省利辛县的县委书记，级别比李昌平高一点，在旧时的官制中为“七品”，在党的干部系列中则是属于“中级”。一个脍炙人口的川剧《七品芝麻官》，大致勾画了这类官员的性质：职务卑微但却拥有极大权力。从表面上看，他的对手个个都是他的属下，他具备一切条件打赢这一场“战争”：有民心，有法律，有足够的权力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还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忠直、任性和疾恶如仇。李昌平让他的对手不安，夏一松让他的对手恐惧。两个人最后的黯然失败，都不是因为对手的力量太强大，而是因为对手身后的那股力量太强大。

　　夏一松相貌圆滑而无棱角，戴副眼镜。看着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做起事来会那样犀利。2001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传说在报纸上流行起来。故事的名称叫做“利辛风暴”，第一个情节颇似一部二流侦探电影的开头：县城大操场上，一具死婴被塑料绳套住脖子，用铁钩挂着，吊在一个球架上。朦胧晓色里，可以看到小小的尸体上有张字幅在寒风中抖动，上面有毛笔书写的“夏一松”三字。小城百姓闻讯涌来，目睹这一场面惊骇不已。警探勘察现场，将种种线索带回公安局，可是到了第二天，所有重要物证——死婴、铁钩和那条塑料绳，全都不翼而飞，刑警队中谁都说不出到哪里去了。
　　这一情节发生在2001年2月20日。其实这只是“利辛风暴”的一个高潮，这故事的开始与李昌平的极端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夏一松在1999年年底来到利辛上任，在那以前的十年中，这里来过七个县委书记和九个县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人独具天才，他和那些前任的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多了一副风骨。说来挺奇怪，他后来遭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他不肯接受贿赂。
　　像所有新任书记一样，他受到属下的追捧。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伍小峰的报道，利辛宾馆416室——他的临时宿舍，每天“热闹非凡”。送礼者大都是期待晋升的下级官员，而夏一松的拒绝方式让他们到死都会恨他。第一次拒绝发生在2000年春节，也即李昌平埋头给总理写信的那时候。有个干部拎着个篮子来给他拜年，上面堆着水果，下面放着钱，结果被他大骂一顿退了回去。这以后“礼金”源源而来，少则1万，多则5万，上任第一个月居然有了22万元，比他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十倍。有一天他通知全县干部到县委会议室集合。人都到齐了，他说开个“警示教育大会”，宣布自己有笔意外之财，“三天内，谁送的钱谁取回，否则全部交给县财政局”。钱被领回去了，可是那些人以多年官场经验反复揣摩此事，仍然信奉“猫不会不吃腥”的准则。当他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伤及腿骨、卧床休息的时候，礼金卷土重来。属下官员都来床前慰问，告别的时候纷纷把钱放在他的抽屉里、床垫下，有一次还塞进他的被子里，很快超过了40万。这让他终于明白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并非只是古代小说中的戏言。这一天，县财政局长刘斌和纪委书记被他叫来，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从壁橱里拎出个黑皮箱，狠狠一抖，箱盖豁然开启，一大堆人民币撒落在床上，还有20多个信封。他让他们把钱全都拿走，然后再次召开干部大会，厉声说：“别怪我不客气，利辛财政部门那么困难，有的干部去年欠发五个月工资，你们扪心自问，给我送来三万元、五万元，从哪里来的？”这等于是在警告这些人不仅是在行贿，而且还有受贿之嫌。

　　让人浮想联翩的是，这次大会名曰“三讲大会”，是为了响应江泽民在1996年发出的一个号召：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党的领袖颁布种种指示，本意在于统一全党意志，约束官员不良行为。可是下级官员无论善恶贤愚，都可以拿来当作“保护伞”，这种局面在多年以前就被毛泽东叫做“借助钟馗打鬼”，在今天仍是中国政治的典型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奥妙，监利县委书记指斥李昌平的为民请命，与利辛县委书记拒绝送礼者的厚颜无耻，才能援引同样的根据。
　　现在到了2000年秋天，李昌平苦无出路，夏一松也成了众矢之的。后者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属下恶习，不免卷入官场是非。他那令人厌恶的直率和不近人情，成了他和整个官员集团沟通融合的最大障碍。小城本来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各自寻找靠山，现在看到新书记“敬酒不吃”，谁也靠不上，于是决定一致对外，把“罚酒”泼将过去。夏一松警告他们“扪心自问”之后，邮箱里面的来信就忽然多起来，很多信赞扬他，一看名字就知道，写信人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信是恐吓和侮辱他的，写信者全都匿名。有一天县委大院的墙上突然贴满传单，也不署名，纸张一律八开，印刷体字，内容全都指向夏一松，说他是个“大贪官”、“伪君子”、“道德败坏”、“和某某干部共享一个情妇”，还有“夏一松不除，利辛难安”这样的口号。如此栽赃恫吓，是有触犯刑律之嫌的，罪名可以有侵害他人名誉权和诬陷等等，这在《民事诉讼法》中都有条文，可是直到死婴高悬的那个早晨，无论警察还是检察官都没来追究过。
　　没人送礼了，这让夏一松高兴。可是也没人和他说话了。他开始感到孤独。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对面走过来，都绕开他，好像他是一个瘟神。不过，要不是和县人事局的一场恶斗，断了181个官员的升迁发财之路，这位县委书记还不至于把自己搞得没了立足之地。
　　事情的发生乃是出于偶然。有一天，一个属下向他报告，已经按照他的指示安排好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作。这让他有些奇怪，他不记得有过此类指示，于是命令人事局把那份报告送来，果然有他的签名，很像，但他知道那是假的。让他惊讶的是，同时还查出12份报告，上面的签名均系伪造。作伪者很快被公安机关查出，是县计划委员会的干部张学勇。此人依靠伪造领导签名渔利，其方法不过是把申请者的报告放在县委会文件上面“描红”，每次可以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交钱者凭借“领导批示”得到工作或者职务，大都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