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次日清晨，大家来到湖边，把带来的几十本书摊在草坪上。书名都是同类的，有《回顾百年》，有《百年图集》，全都图文并茂。阳光普照，空气清新，湖上点点扁舟，有群水鸟在头顶飞翔。大家或躺着，或坐着，翻看中国百年沧桑，也幻想下一个百年的中国该是什么样。如此这般说了半天，不禁问号迭出：
　　你我也会下岗失业吗？
　　股票能让大家赚大钱吗？
　　普通人也能住上别墅吗？
　　会不会一个孩子也不想要？
　　男足能捧回“世界杯”吗？
　　不上网能正常生活吗？
　　克隆人会不会来到身边？
　　人类能自由地邀游太空吗？
　　家庭防盗门能拆掉吗？
　　……
　　自从1911年推翻帝制以来，这是最让人浮想联翩的一个年尾。2000年最后一天下午，这些人把他们心里的“二十一个问号”编成“特稿”，发给编辑部，希望刊登在新年第一天的报纸上。然后纷纷述说自己对于新世纪的希望，写上姓名，也要登报。有人说：“别让地球哭泣。”有人说：“温暖每一个生命。”有人说：“真诚地祝福世界和平。”有人说：“少用点儿水，多种点儿树。”有人说：“希望不再有孩子失学，有学上的孩子每天多睡两小时觉。”有人说：“让我们远离灾害，远离战争、恐怖主义，远离毒品、艾滋病，远离丑闻、腐败，远离一切恐惧和痛苦。”有人说：“钱赚得多些，房子住得大些，车买得好些，孩子健康成长，全家快快乐乐。”有人说：“天下每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年轻的心、灿烂的笑。”最后一个人说：“我希望能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做我喜欢做的事。”这话把大家逗笑了，都说“越来越不像话，还党报记者呢”。但他坚持，还反问：“党报记者的希望应该像什么样？”

第13部分 新人类，新生活

  

　　我们国家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激励之下开创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一代人大多已经不在世间，如果他们还活着，也都是超过百岁或者即将百岁的人了，他们会发现自己钟爱的事业仍然受到后人的尊敬。2001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那里；建党八十周年的庆典分外隆重；革命圣地；歌颂前辈伟大业绩和崇高品德的电影、书籍和座谈会……但这一切似乎只有象征意义，过去的辉煌现在都不管用了。“不但伟人没有了，”一个中国记者写道，“你就是想在星期六找个导师来给你指点迷津，也没处去找。因为周围个个都是和你一样的凡人，不是若有所失地怀念旧时代，就是忙忙碌碌地投入新生活。”“50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和2000年的儒家教义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位置，”一个英国记者这样描述中国青年，“新生活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丰富，从选择头发的颜色到工作到性伴侣。”
　　从很多方面说，新生活在开始时是奇妙无穷的，而且还意味深长。2001年夏季的某一天，在上海这座闹市的中心点上，一片房屋有了一个新名称：“新天地。”它被淮海中路、黄陂南路和马当路环绕着，有3万平方米。一个名叫罗瑞康的香港人，率领几个美国的旧城改造专家和一个新加坡的建筑工程公司，在这里弄出一大片亦土亦洋、不新不旧的名堂。把2000户老居民迁走了，却把他们的老宅留下来，改造成形形色色的西餐馆、咖啡厅、酒吧、画廊和时装店。一个中国人来到这里，有可能踌躇不前，因为他熟悉的中国字在这里很难看到，店家的招牌全是英文。设计者标榜自己的理念，说“上海作为发展中的国际大都市，也应有自己的代表作”。不过，他们没有忘记把东南角上那栋二层老宅保留下来，赋予它簇新的外表，秋毫无犯，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的西式酒吧餐厅超过它的高度。那正是当年13个青年宣布组成共产党的地方，也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人们从它旁边鱼贯走过，绕过一道墙，走进一个门，赫然便是“新天地”。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把这地方介绍给从外地来的朋友：“去吧，你一定喜欢，在那里喝咖啡就像在巴黎街头一样。”年轻人毫不掩饰他们心中快乐的消费主义倾向，相信新的生活就在这里，在这灯红酒绿之间，在这轻歌曼舞之间，在这杯光觥影之间，在这窃窃私语之间，而不是在一墙之隔的那座老宅里。

　　香港瑞安集团投资1.5亿美元建成的这个“新天地”，有个蛊惑人心的口号：“让昨天和今天相会在明天。”看来，历史在这里是故意抱着为未来献身的动机。你沿着一条灰砖路面走进狭窄弄堂，两边是石库门旧屋，覆盖着红色和黑色的老砖。乌漆大门、铜制门环、巴洛克风格的门楣镂花、落地玻璃窗、青石板、老路灯、墙上的黑白老照片、遮阳伞，以及坐在伞下喝啤酒的不同肤色的人们。此外还有上海旧时的里弄风情，箍碗担子、馄饨挑子、修鞋摊子和木制马桶，还有两层三开间的石库门住宅石库门是近代上海市区最普遍的里弄住宅的统称，最初是为那些逃避战乱而进入上海租界的江南富绅及中产阶级市民租住所建，模仿欧洲联排住宅在营建与开发上的规范化，同时融合了江南民居中三合院住宅的空间布局与文化韵味，逐渐成为广受上海市民欢迎的里弄建筑，至20世纪40年代，已占上海住宅总数的60%以上。，卧房、客堂间、书房、厢房、天井、楼梯间、二天井和厨房，厨房的上面是亭子间，亭子间上面是晒台。还有西洋风格的穿衣镜、梳妆台。还有中国山水画、书法条屏、毛笔架、砚台、算盘，比邻而立的是英文打字机、欧洲座钟、铸铁台灯、老式电话。桌面上摊放着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信笺和线装书，旁边是一盒英国香烟、一本英文辞典和一本百科全书。墙角摆着老式收音机，墙上糊满了上海最古老的报纸《申报》，挂着全家福、电影明星照、美人月历牌……这一切都是这座城市的最能触动人心的部分。张爱玲就是拿这些故事做背景，写了那个如泣如诉的《倾城之恋》。可是设计者弄了这些东西到这里来，拼命地把百年老上海装在一间房子里，显然不光是为了谈情说爱，甚至也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崇拜。他们更希望所有人都能跨出“老房子”，走进“新天地”。那里有一家叫做“I。T”的高级时装店刚刚开张，有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最新时装，模特造型亦真亦幻，男女售货员个个一袭黑衣，一头彩发，充满了戏剧味道。夜幕降临时分，街头一幅巨大的电子屏幕突然响声大作，流光异彩，那是“X。ONE上海形象店”的时装表演开始了。
　　你走累了，选择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来，喝一杯浓咖啡，吃一份点心，或者冰激凌，听着老式留声机里转动着周璇的缠绵悱侧的《四季歌》，任凭淡淡的灯光洒在你的肩上。又有肤色淡褐、长发披肩的菲律宾歌手来到你面前，问你想听什么，你随口说一个《永恒的旋律》电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下面是这首歌的歌词：“我需要你的爱，你是否仍然属于我？”，他于是弹起吉他，眼睛看着你，浅吟低唱，即美丽又忧伤：“I need your love，are you still mine？”你沐浴在柔和的旋律里，心里感叹“这么简单的话竟能唱得如此荡气回肠”，眼睛透过落地玻璃窗，看到的是半个世纪前的老建筑，幽长的弄堂、斑驳的墙面、雕花的木窗，上面满是崭新的英文。你也可以坐在街边伞下，啜一杯黑啤酒，和三两知己闲谈，或者独自欣赏形形色色的人们从你眼前走过：有黄皮肤的，也有白皮肤和黑皮肤的，有爱意缠绵的、东张西望的、兴致勃勃的、百无聊赖的……你就这样沉浸在一种既古老又新鲜的空气中。历史学家说它“看上去旧意浓浓”，新闻记者说它“别样的风华”，作家们说它是“上海的一个童话”，经济学家说它“提供了2093个就业岗位”。石库门博物馆是用下面这句话来描述它的：“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它很洋气。”

　　这并不都是新世纪的产物。社会的变革在过去100年里早在酝酿之中，推翻清王朝、抵御外侮、内战、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自力更生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岁月、思想解放、大包干、城市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所有顺从民心的决策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所有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行为，都显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种因素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万民的景仰和信任，从“主义”到“公章”，从中央政府的领袖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如此，从1990-2002年这一段时间还是起了决定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党的领袖更加成熟，不再左顾右盼，懂得动员各种力量，阶级界限不那么分明，对人人都能一视同仁，也不“你死我活”了。更重要的是，改革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转移到那些原本无权无势的人身上。下层阶级变得殷实，那是过去50年里攒的工资以及节衣缩食的习惯带来的。那时候大手大脚被认为是败家子，而且物资紧缺，政府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号召人们勤俭持家，后来和通货紧缩作斗争，又号召大家多消费，少存钱，连续七次降低利率，让储户少得利息几千亿元，可是老百姓照样存钱。银行存款每天增加57亿元，到2002年5月30日就超过8万亿元了。经济学家不免担心。有人说是“一担炸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爆炸；有人说是“笼中老虎”，跑出来可就不得了。这些话都是一个意思：中国人有钱了，不知道买什么。他们把钱花在谁身上，谁就兴旺发达。过去几年中国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老百姓“买什么”来推动的。可这钱要是花得不好，就会出大麻烦。
　　为了正确估计第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结果，我们应该记得，由江泽民初任党的总书记到2002年秋天他的离任，与邓小平的复出到退休这段时间差不多一样长。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三步战略”这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第一步，让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建成一个“小康社会”；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已经如所期待地完成了前两步。政府宣布国家的经济总量翻了第二番——也就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又说“小康”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标准”有16条，国家统计局说已经实现了13条，普通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只知道“人均收入达到八百美元”。他们还知道70年代后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没有了。98%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有些人则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凭借这些收入，他们开始在食品市场上挑肥拣瘦，开始吃反季节蔬菜，吃进口水果，开始寻找那个带着一弯水波和一枝嫩芽的绿色标签和LB的标志这是绿色食品标志和代码。。他们在2001年拿出16371亿元给政府交了税，还花了37595亿元去购买消费品。20年前他们的梦想只在三种牌子的自行车和两种牌子的手表之间徘徊，现在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再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黑白电视，也不再到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每100个家庭中有30台空调、50部电话、80台电冰箱、90台洗衣机、120台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4500万互联网用户，还有2亿部移动电话，移动电话上有20种铃声供他们选择。大街上跑的汽车，每十辆中有三辆是私人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八户人家就有一辆轿车。与十多年前相比，出生率下降了7个千分点，死亡率也在下降，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3岁，孩子的平均身高增加了9厘米。

　　九家电视机厂开了一个“峰会”，组成彩电业有史以来第一个“价格联盟”，其实是串联起来保护自己的产品价格。有个叫李东生的总裁说，如今这市场正在“恶性竞争”，还说“产品一味降价不仅不能激发市场需求，反而会助长消费者‘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大家都说有道理，于是当场限定最低售价，还商量好了第二天大家一同涨价。可是马上就有千万消费者群起而攻之，媒体也煽风点火，说这是个“非法组织”，向消费者发动“价格保卫战”，“是一种变相垄断”。政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信息产业部一个名叫程光辉的官员说，这是“电子行业自我保护、自我约束、自我联合的一个健康趋势”。可是国家计委价格处的官员却告诉记者，这种行为违反了早就生效的《价格法》。中消协秘书长杨竖昆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价格联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搞价格联盟的企业，说白了就是害怕竞争、限制竞争。这会让国内行业失去消费群的。”
　　话是不错，可是价格竞争如此激烈，生产商真是扛不住了。在改革带来繁荣之前，中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现在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是商品找人。彩电竞相降价，打得如火如荼，“价格联盟”也是面和心不和，没过几天就告解体，这只是其中一例。那些最有效率的流水线现在遇到的麻烦，是维持不住自己产品的价格。有80种商品产量世界第一，有70%的商品供过于求，仓库里面放着4万亿元的货物。生产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所有生产者在十年前怎么也想不到的局面啊。起初，他们只是在寻找市场的空白，然后放手生产，越多越好。而今天，种种生产奇迹已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它们的深远影响也开始显露。政府的领导者开始制订减产计划了。几乎所有最辉煌的行业——粮食、棉花、蚕茧、油料、纺织、钢铁、煤炭，都在减产的序列中。连续两年少收获粮食5000万吨，不仅没人着急，报纸上还大叫这是“好事”。政府开始劝工厂“主动减产”，说是“一种时代进步”。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也让记者转达他的意见：钢产量“只可减少，不可增加”。2001年弄出来15000亿吨钢，世界第一，让他发愁：照这样增长，“最多也不过两到三年，我国钢铁行业将会遭受到严重灾难”。市场迫使政府和企业联手对付生产过剩的问题，砸了968万纺锭、关闭了88个钢铁厂、128家糖厂、9000万吨水泥生产能力、3000万箱玻璃生产线、1200万千瓦发电机组、5万个煤矿。记者们用很多壮丽美好的词汇来歌颂那些场面，就如同他们当年歌颂那些大干快上的场面一样。

　　和过去的岁月比起来，90年代没有那么热闹，没有那么激动人心，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浪潮卷过来卷过去，它甚至有些平淡，一晃就过去了。可是今天回头看，我们的国家却在这些年里向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党宣布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政府放弃了97%的商品定价权，还放弃了至少1000个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取消了1965项农民税费，关闭了55500百家国有工厂，同时还有几倍数量的私营企业开张了。人民代表大会把宪法里的“人民公社制度”给取消了。私营企业主不用担心被整得“倾家荡产”，还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甚至还有机会加入共产党。500万个村庄的干部是老百姓直接选出来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说不定哪天就没有工作了。农村孩子可在城里上学了。粮票被取消了，户口和档案也不再那么重要。北京报纸有个标题：“把保障和束缚一起扔掉”，这是在怂恿人们不要再去理睬“档案”——这个棕色牛皮纸口袋曾经多么重要又多么神秘啊：现在30岁以上的人，谁都知道它能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可谁都不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知识越来越重要，档案越来越不重要；能力越来越重要，资历越来越不重要。“社会”越来越值得依靠，而“单位”越来越靠不住。单位不再分房子了，不再分肉分鱼了，不再监视你是否偷听“敌台”，不再调查你有没有海外关系，不再过问你下了班到哪里去，不再管你爱谁恨谁和谁结婚，不再保证永远不叫你离开，不再保证永远发给你工资，不再管你找谁看病吃什么药，也不再给你养老送终了。80年代《跟着感觉走》的那首歌，很少有人唱了，90年代的《涛声依旧》也不够味了。现在人们喜欢哼的是《走进新时代》。
　　华尔街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总经理史蒂芬·罗奇将其20次访华的观感集中起来出版了，取个书名叫《全世界唯一的增长故事》。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邵善波说：“这应是中国近200年来未曾有过的。”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过去十多年里都增加了4倍，把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名次从第十五位提前到第六位。每周20多万人到国外去，有十多亿美元投到中国来。海关的官员说他们越来越忙，十年前这里每天的作业单据用一辆三轮车就拉走了，现在要是把电脑里的那些单据用车来衡量，那就要用一辆十吨的载重汽车才装得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信誓旦旦地说，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一双中国鞋和三件中国衣服。还有人说，每个美国人身上都有中国制造的东西。这有点吹牛，不过，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大城市里都有“中国制造”倒是真的，一本以这四个字为名的新书，由此大为走俏。这是鼓舞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这一年，从年初自豪到年末，他们的确应当自豪：申办奥运成功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还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会议。像美国“9·11”、阿富汗战乱、印巴硝烟、阿以冲突之类让人心里发慌的事件，还有后来发生在印尼的“巴厘岛爆炸”、发生在俄罗斯的“劫持人质”，中国一件都没有。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国没有被恐怖主义的阴云笼罩，当然也有些被叫做“东突分子”的人在捣乱，在新疆搞了几次爆炸，散发了一些传单，可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都是在天边发生的事情，离自己的生活远着呢。“我们生活轻松，歌舞升平，满心都是升官发财的念头。”一个记者这样说，“亚洲刮起金融风暴以来，还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恐怖主义横行以来，还能拥有安全感的，也只有我们中国人。全世界都精疲力竭了，而我们却没有。”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可惜他们错了，又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将要崩溃，可惜也错了。一个高速发展20年还能生生不息的国家，让全世界都感到迷惑不解，而中国人却在心里偷偷乐呢，他们等着更多的外国资本在自己的土地上登陆。“‘世界五百强’中，已经有二百家在中国落户，”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得意地说，“全世界早晚会发现，中国是最安全的。”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说“中国人富裕起来了”。十年以前，没有哪个人想到，“财富”这两个字里居然会有那么多新奇生动的故事。北京倒是有两个年轻人想到创办《财富》杂志，还做过一个类似的计划，可是没有人肯为这想法投资，于是他们把那计划书随手丢开，很快就忘了。如今这两个字被编辑们最频繁地使用着，就像当年说起“革命”一样。以“财富”为主旨的刊物有好几十种，用它冠名的网站有201个，那些不拿它当名称的网站对它的热情也一点不少。你打开电脑，随便启动一个搜索引擎，就能看到无数的网页在谈论“财富”：雅虎有455175个；新浪有551000个；网易有84。9万个，就连党中央机关报办的“人民网”上也有11771个。官员们和有钱人比肩而坐，称兄道弟。学者们接受有钱人的邀请，发表演讲。记者们到处追逐有钱人，还赔笑脸，认定有钱人也一定有见识，又是广告源。有个报社的总编辑说，他的办报宗旨就是要教给有钱人“让钱生钱”，至于穷人疾苦以及种种社会不公，可以让别人去关心。另外一个报社的总编辑号召属下“学会与富人打交道”，还批评那些只往贫困山区跑而没有一个“富人关系网”的记者，说他们不能与时俱进。
　　2002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有件事成了报纸上的新闻：牛奶厂的“工人表情凝重地拧开巨型奶罐的阀门，牛奶喷涌而出”。根据当时的报道，在成都和南京都有这样的事。有个新华社记者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情形：“散发着香气的牛奶在车间里面四处流动，上面是白皙细腻的泡沫。牛奶的去处竟是下水道。车间地面的牛奶几乎要淹没工人的脚背。”不是这些牛奶都坏了不能喝，也不是牛奶多得让中国人喝不完，以人均计算，中国人每年的奶类消费量只有7。2公斤，是亚洲平均水平的1/5，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12，是发达国家的1/36。而是因为买得起牛奶的人喝不了那么多，想喝牛奶的人却没有那么多钱买。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他的经典着作《资本论》里描述过的生产过剩和绝对贫困同时发生的情形，也开始怀疑大多数中国人是否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富裕。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最新职业调查报告除说明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表明人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不错，有一些大企业脱胎换骨，还有一些企业，比如电信、民航、铁路和银行，虽然没有脱胎换骨，但却仍旧可以随心所欲，仰仗垄断地位获取的利润养肥了一群人，这都是让中国人既羡慕又痛恨的职业。但是，从收入的情况看，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在十年以前还完全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被视为破坏者的小企业。他们大都拥挤在新兴行业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1。2亿个就业岗位。城市里每四个新的就业者中，有三个在小企业里；国有大企业中每十个下岗者中，有七个人又在小企业找到一份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重获新生”。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现在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264种了。市政府中有个机构名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司所有这些职业的延续和变化，有一次还向公众澄清了工资指导价。结果证实，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211678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这包括磨工、屠宰工、制帽工、纺织工、印染工、剪裁工、缝纫工、饲养员和垃圾清运工。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还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厂长、广告和公关经理、研发开发经理、律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经理、人事经理、销售和营销经理、采购经理、工程部经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系统分析员、国际商务人员、证券交易员。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漂亮并且不怕风险，就有机会在民航班机上当服务员，平均年薪68288元。她如果成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收入就要少得多，大约3万元，要是做一个汽车售票员，那就不到2万元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根据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情况，当时全国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占31%，中等偏低收入户占32%。这些人加在一起，至少有16000万人，这么多人的年收入都不到1万元。但这还不是最低的。在北京，政府规定城市职工最低工资每月435元，2002年又增加了30元，不能再少了，可是即使兑现，一年也只有5580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1/3，再经副局长邱晓华一解释：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都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只有城里人的1/6了。

　　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的副处长和韧所说，只是“一定时期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如果可以设计自己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们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走极端”，总会有意无意地秉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不偏不倚。他们嘲笑穷人，也妒忌富人。如果人类世界真像某些学者说的，是一个“宝塔”，那么他们打量这“宝塔”的眼光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人们用毕生的精力向“宝塔”顶端攀登，他们不在乎你的起点有多么低，而在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特别崇尚那些从底层爬到顶点的人们，把那些人当作英雄。他们通常会认为，“最不幸的生活是山脚，最幸福的生活是山顶”。普通中国人也相信“山脚”是不幸的，但却不一定同意“山顶”上最幸福。他们更崇拜那些从生下来就在宝塔上面的人，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相信“是什么人就该待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古训在中国太多了，“曲高和寡”、“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等等，都是在教导人们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知足常乐。直到2002年，盖洛普公司有一次询问了3576个中国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结果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我们生活在半山腰”。
　　可是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社会分化一向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让人既疯狂又失落、既发愤图强又忧心忡忡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是在新世纪里突然加快的，我们到今天也许还没能洞悉其中深意。就像50年代的“自力更生”、60年代的“大一统”、70年代的“继续革命”、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很多潮流在当时总是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但它毕竟出现了，寻常时候隐约不见，一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就像《战略与管理》杂志的阐述：“非政治领域的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该文作者名叫萧功秦，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这一番用词艰深、学究气十足的论述，其实就是在说今日中国是个五彩缤纷的国家。同样的意思，在陆学艺的笔下表达得更加直白也更加彻底：“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陆学艺面色黝黑粗犷，看上去像个饱经风霜的农民，谈吐却是一个地道的学者。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中国农民，可是他在京城中心的“银街”附近拥有一套公寓，在东长安街一栋浅色大楼里还有单间办公室。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过去12个月以来，陆学艺和他的一个19人的小组，在东长安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里，潜心研究社会阶层的变动问题。他们与大约1000人谈了话，研究了11000份调查问卷，到2001年年底，还有72县市的抽样调查没有结束，但是初步报告完成了。对照党的理论库，它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着异曲同工的感召力。陆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把党的经典理论给改了。根据他建立起来的逻辑：人们不仅可以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来支配社会资源，而且还可以“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划分阶层应当“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在中国，对“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陆学艺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阶级”，而用“阶层”来建立他的理论体系，可是这么一来，中国人还是被分成十种，有了“上中下”之分，让人看上去浮想联翩：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办事人员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他绘制的社会结构图是个变了形的“枣核”，如此精致又是如此赤裸裸，不免极大地刺激了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也在外国人中引起激动。共同社记者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它让党的传统理论感到难堪，因为按照陆学艺的逻辑，官员的权力现在成了“组织资源”，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由此成为“社会上层”，和大企业经理、大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人员们一起，生活在“山顶”上。在“山腰”生活的人群，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也叫“社会中层”。至于工人、农民和失业者，全都生活在“山脚”。
　　生活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以及半失业者，也即陆学艺所谓“社会底层”，似乎是在新世纪里陡然增加的。根据政府发布历年来的报告，外出打工农民在2000年是7400万人，2001年7800万人，到了2002年就是12000万人了。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统计数据来源的前后不能一致，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习以为常，也是重要原因。对于那些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农民，城里人现在不再叫他们“盲流”，而是叫他们“民工”。在政府的报告中，他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一些新称呼，比如把“民工”中的女性叫做“打工妹”，而把那些男性叫做“打工仔”。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孱弱又最顽强的一群人了。一个“打工仔”，不论他是穿着西服、夹克、中山装，还是对襟袄，看上去都像一个用破旧报纸裹起来的包袱，外面暗淡无光，又脏又皱，里面空空荡荡，好像随时都会散开的样子。他的头发落满灰尘，色泽晦涩，衣着款式陈旧，脚下总是一双又破又脏的旧皮鞋。与同样年龄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苍老，与同样高度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矮小。他们迈着小而碎的步伐，游荡在城市街头，心里装着一种顽强的不安定感。他们的眼神漂泊不定，左顾右盼，里面有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有一种纯朴的聪慧、天真的狡诈，还有一种只有流浪者才有的无拘无束和无法无天。和60年代初期也曾涌进城里的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父辈那时候是在挨饿，到这里沿街乞讨，现在他们到这里是要寻找工作。他们已经不再挨饿，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一点肉，到了夏天也许还能喝上一瓶啤酒。但是他们通常每天的食物就是大米饭加上咸菜。政府已经宣布中国人不再挨饿，这是真的。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肚子里面装满海鲜山珍的人，和一个肚子里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盐粒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满脸光彩照人，肚子挺起来，下巴朝天；一个脸色暗淡，小腹紧守，低眉垂首。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衣着整洁，系上领带，挺起胸膛，嘿嘿地笑。可就算这样，你也能一眼把他们从城里人中分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品质，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可叹、可恨、可气，也最可爱的一群人了。

　　城市里出现这些人群，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所谓“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上，而过去50年出生的人，这些年一茬又一茬地进入了劳动的年龄，每天有2万多人，每年有800万人。政府以往的就业方针，是把乡下人全都约束在耕地上，不许进城，又把城里人全都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所以，在乡下，是一个人的耕地渐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种；在城里，是一个人的工作逐渐地让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无须顾及自己的价值。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无须计算自己的成本。这局面所有中国人都习惯了，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描述它：人浮于事。失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顽疾，可是它毕竟是在明处。中国这种就业方式的绝无仅有的价值是，它把失业隐藏起来，犹如一个人体内的癌细胞，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逐渐繁殖和扩散。到了90年代的后几年，经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让大家都来计算人员的成本，这就发现，在农村，有至少2亿劳动者是多余的人，在城市里，“富余职工”也有2500万人。
　　由于这个国家的变数太多，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个季度又会发生什么。200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署名“上海市嘉定区失业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写道：“不要让我带着遗憾进入新世纪”，“我是一个年近五十，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工人，如今我最终还是被企业踢向了社会，成了失业者。仅靠爱人三百多元的下岗费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在高三念书的孩子学习费用”。他要求“还我劳动权利”，说这是“一个失业工人跨世纪的呼声”，还留下自己的信箱地址。希望人们都来帮助他。他显然没有想到，这国家里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啊。这不能怪他，当时就连政府的官员和专家也很难说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在2001年12月说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000年190万人，2001年350万人，还预计2002年500万人。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没有工作却又没有失业保险金的人更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本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了，里面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还说“已达警戒线”。如果属实，那就不是500万，而是1600万人了。有个记者发现这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太多，不免大惊失色，就去寻找该书作者莫荣，问他“7%是怎么来的”。莫荣说：“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据说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它为代号，改进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容拿去给专家学者看，征求意见，然后才作结论。就这么搞出一个“德尔菲调查”。莫荣搞懂了这个方法，于是选择25个学者和25个政府官员，请他们对失业问题发表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预测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可是分歧还是出现了。莫荣发现，官员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不到6%，而学者的估计偏高，高于8%，他只好采用数据处理的办法得出结论。这番话很专业，读者只要理解他的本意是说自己的数字可靠，而且“近一两年还有增加的趋势”，就足够了。

　　尽管统计结果有出入，但基本的现实还是被公认的。一个新名词成为学者的口头禅，连政府官员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就是“弱势群体”。它的含义与陆学艺之所谓“社会底层”是一回事。2002年春节前，中南海觉得不能再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听之任之，于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把熟悉情况的人都找来汇报。国务院有个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过去只管农村，现在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群众困难很多”，全国总工会也同意。常委们都明白这不是无病呻吟，不免着急。又过了几个星期，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就召开了。朱镕基对一群湖南官员说，十六大快召开了，不少官员都在考虑仕途，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想“贫富差距在拉大，如果富人再不交税，穷人支撑不了”。说到湖南居然也有很多无助的贫困者，这位出生于湖南的总理觉得脸上无光，把手抬到和鼻子一样的高度，请那些来自基层的官员“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还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看来这话起了作用。几个月后政府宣布，1930万城市贫困居民已被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杰昌说，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应保尽保”。可是他的上级、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又说：“由于低保对象的人数总在不断变化之中，今年年底可能达到两千万。”
　　“低保”是个新概念，可也实行好几年了，是指政府在每个城市中规定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也被叫做“最后一道保障线”：全国平均计，每人每月为150元。各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北京290元；天津241元；石家庄182元；太原156元；呼和浩特152元；沈阳205元；长春169元；哈尔滨200元；上海280元；南京220元；杭州270-300元；合肥169元；福州200-220元；南昌143元；济南208元；郑州180元；武汉210元；长沙180-200元；广州300元；南宁190元；海口221元；成都178元；重庆185元；昆明190元；贵阳156元；拉萨170元；西安156元；兰州172元；西宁155元；银川160元；乌鲁木齐156元；大连221元；青岛200-210元；宁波260元；深圳290-344元；厦门265-315元。项怀诚部长下了好大的决心，把“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增加一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就有105亿元了。发布这个消息的那天，报纸上喜气洋洋地做了大字标题：“低收入群体吃下定心丸。”可是如果真如陈杰昌所说“应保尽保”，那么每人每月得到不过50元左右，与所谓“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还差很多。可惜政府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算这样，财政部还有3000亿元的赤字等着借新债来抹平呢。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2001年的年末，《半月谈》杂志这样自问自答：“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座办公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就能解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一年全国的公务车花了1000多亿元，公款吃喝又花了2000多亿元，只要拿出其中1/10，就能把“最后一道保障线”提高好多。
　　困难的确不少，但这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形容这两年的中国：“前进有困难，不前进就更困难。”一语中的。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困难者”，而是那些“不困难者”，也就是江泽民所说“中等收入者”和陆学艺报告里的“中间阶层”。根据后者的研究结果，这个人群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形逐渐向橄榄形转变”。
　　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也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仍然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连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和领取“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去参观他们的住宅区，首先会发现这里有好些东西不同于十年以前：大门口站着警卫，路面有黄色的箭头指示你的去向，院子里还有深蓝色的泊车标志。大树都被砍光了，但是道路两边却有草坪、灌木和花坛。邮箱不再是那种墨绿色的大方筒，而是不锈钢的方格子，精巧美观；牛奶也不再用那种又厚又重的玻璃瓶装，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塑料袋。一个典型的中产者为自己选择的公寓，通常是150平方米以上。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带有餐厅的厨房。房子都是崭新的，有坡形屋顶和落地玻璃窗，无论高矮，都是西洋的风格，既亮丽又典雅。原来从1990年起，城市里的住宅就一代比一代更新颖更漂亮，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同80年代以前的房子区分开。有些房子在那个紧缩的年代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被人们叫做“烂尾楼”。例如在北京市中心米市大街和金鱼胡同的交叉口上的一栋大楼就没有完成，十多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顶一直仰望天空，日晒雨淋，现在也封闭起来重新建设，不日就将脱颖而出。
　　80年代以前还不敢想象、甚至根本没有见过的很多物质享受，现在全都进入他们的家庭。家用空调机和自动洗碗机、洗衣机和干燥机、电烤箱、自动咖啡壶、面包烤炉、自动点火燃气灶、卫星电视接收器、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遥控高保真音乐中心、家庭影院、易洗免烫的衣服、双层中空玻璃窗、防水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录音电话、对讲机、家用电脑和宽带网、数码相机、玻璃纤维钓鱼竿、自动防盗器……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中产者的家庭就像一个时代进步的展示厅，每年都要增加几样新鲜玩意儿。商店里面有什么，他们就要搬回来。等离子彩色电视机最便宜的也要5万元，所以对于中产者来说还是一个奢侈品，可是报纸上已经在说，要不了多久这种电视就会普及啦。果不其然，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有广告说它降到3万元了，所以它在2002年很自然地成为中产者的新目标。
　　中产者冬天在家里取暖都是用中央供暖设备或者空调，以电力作为能源，那种依靠人工加煤的取暖炉子已经被淘汰。20世纪北京这座城市一年要燃烧2600万吨煤，由一个浑身墨黑的人挨门送，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到家家大门口，把一种制成蜂窝状的煤块搬到墙角，再压进生铁制成的炉膛里，这也是这座城市遭到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夏天在家里的降温使用空调，不再像70年代以前那样摇着芭蕉扇，也不是80年代那样依靠电风扇，所以耗电量大增，每天要用57亿千瓦时。用电需要提前到银行去买，一个家庭一个夏天需要多少度电，写在一张卡片上，是1000度还是100度，银行职员一看便知，也成为学者们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一个中产家庭的用电量，通常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十倍。”有个学者在作了一番比较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