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自从禹作敏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遭到严厉批判以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人们还是第一次这样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泉州市市委书记张明俊这一年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他是在说过去，现在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不要说那些唱歌的和做戏的，就连人们心目中那些最神圣的殿堂也开始敛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铁制护栏被拆除了，人民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了，还可以在迎宾厅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前留影。这些都是13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宣布这个“令人惊喜的决定”，还说是代表党中央的，很显然，那时这样做不是为了钱。此后每年有200万人走进去，每个人购买两毛钱一张的门票。到了四年前的那个元旦，天安门城楼对普通人开放的时候，情形有些不一样了。上去一次要花10块钱（外国人要花30块）。有435万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去了，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再到厅内看看那一大片沙发，旁边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休息的地方”。可是现在还可以看到商品柜台，身穿天安门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贩，在兜售纪念章、钥匙链、手镯、项链，造型平淡，做工粗糙，但都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天安门”标记，所以富有魅力。那时候人们还很容易受“革命圣地”的诱惑，就如同现在人们喜欢追逐“耐克”和“波罗”一样。
　　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课本上都记载着，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课本上没有说的是，过去的100年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广场像这个广场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政治中心。集会、游行、检阅、接见、示威、演讲、绝食、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们甩到脑后了。广场已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象征，也是“聚宝盆”了，而且利润可观。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沉醉于精神的抚慰，那里面成立了一个“大会堂开发中心”。第一个要开发的是“几百名厨师的出路问题”。原来，这地方自1958年建成之时，就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厨师，专门满足国宴的饮食之需，没有宴会的时候就全都回家歇着。大家就这样过了30多年，现在已经老了，却歇不住了，开始设想为那些没有权力但肯付钱的人做饭。报纸为此刊出一条带有广告味道的新闻，说这是让普通人“享受一下在国宴厅吃饭的滋味”。还有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的筷子和牙签盒，全都标价出售。大红请柬上也有“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了有钱人的风尚，这一年至少开了100次，十之八九是发布什么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这里所有的会议厅、宴会厅都能租来使用，身着“人民大会堂”工作装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可以全程服务。根据当时的标价，召开这样一次会，要交4万-6万元，还不管晚饭，规模较小的只需6000元。无论大小，利润率都会超过50%。在人民大会堂和有钱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差不多都是京城的编辑和记者，据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人最多，然后是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些媒体机构里，谁是干这个的，人人心知肚明，只有他们的上司除外。

　　这一年4月的某一天，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交会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巨大的“M”，黄底红字，全世界都认识。不同的是，从现在起，这个把巨额利润与现代生活方式融会贯通的标志，就能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画像遥遥相望了。快餐店位于十字街头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最西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京城最繁华的所在。开业第一天，人满为患。除了抢购“巨无霸”的人，还有至少80名大学生来寻找做钟点工的机会，工资按小时计算，比其他的餐馆高得多。可是你别以为端盘子洗碗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在这里工作的人，手脚要比在中餐馆快3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腿脚利索，心眼灵光，脑子快，嘴更快，这种刚刚兴起的社会风尚在这家快餐店特别明显，但这里面的问题却是全国性的。80年代后几年世人争说的“脑体倒挂”“脑体倒挂”通常是就收入来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收入不如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那些年的一个普遍现象。——“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要到90年代末期才能彻底扭转，但若仔细回想，转折点其实是在1992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要发财，忙起来》，作者因此受到上级批评，证明那时官方的思想还是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可是社会风尚一旦兴起，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阻止的。有人说：“该把这六个字当作中国人的新口号。”新口号没有叫响，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忙起来”了，顾不上喊口号。自从1月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总数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的总数增加了100倍！上海这座1300万人的城市中，每天诞生66家新的企业。北京人一向热衷于官场而淡于商场，大学毕业生通常是以进入政府机关为第一志愿的。可是在这个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说，59%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不属于国家的企业去。那时候北京除了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不过不要紧，每个月有2000家新企业申请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就发完了。工商局有些措手不及，跑到天津要来1万个。天津那一边更忙了，因为有1500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这中间有个北京的教师，在“星期天市场”摆摊卖旧货。一个记者问：“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他说：“恨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稀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想象，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如果一个曾经在80年代办过公司的人，到1992年又想起来要办公司，他就会发现世道真是不一样了。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的“经商热”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400多份。我们国家庞大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盈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必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缴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后来的战果是把至少1000个“皮包公司”给查封了。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起一次理论研讨会，说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报告。”据说这话最早是从山西说起来的，也许是贵州，很快就风行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就像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政治批判的激情一样。有个名叫王子才的贩子，利用长江流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四年前的一天，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把他的公司查封了，因为“账上没有资金，只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公司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夏天，74岁的蒋学模也成了“下海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以刚是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必读教程。那个岁月，如果有哪个老成持重的官僚要请一位教授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必然战胜市场经济，把他找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11个学者集资3万元创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年。他为他们写了《还是下海好》一文，发表在报纸上，又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仿效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模式，参与经济咨询和服务，是他的“一块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这老迈书生过去把中国和美国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许以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回事啦。

　　不过，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是不需要蒋学模倡导的那些学问的，既不需要“兰德”，也不需要“复兰德”。他们不需要高新技术，不需要优秀品牌，不需要成本管理，不需要利润核算，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2000亿元。不过，这种招数使用多年，有点儿过时，还被老百姓骂成“官倒儿”，名声不好。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不错，政府官员没有钱，但他们是政策的发布者，是计划的制定者，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和审批者，是土地的划拨者，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一对昔日同窗好友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前往某地做生意，一个是产品推销员而另外一个是政府的局长，你可以相信他们必是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因为他不知此次推销能否成功；后者很轻松地听着音乐看着杂志。飞机降落以后两人一起走出机场，一个人乘了出租车去寻找旅馆；另一个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接走了。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人都把时间花在会见、吃饭、喝酒和唱歌跳舞上，但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给别人赔笑脸，说奉承话，总是做东为别人付账单；另外一个却是接受别人的笑脸，听奉承话，总是做客让别人给自己付账。然后两个人又乘了同一趟班机回航。前者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口袋里面有了一个“意向性合同”，还在担心能不能兑现（平均每两份“意向性合同”中只有一份能够变成实质性合同），只好倒头打瞌睡。后者神清气爽，颇有乐不思蜀的意味，早已生意在握，却根本不用签任何合同。
　　当时的报纸都说，官员的“官”念改变了，还说什么“出”生“入”死——“出”是走出官场“，”入“即”进入官场“。其实这里所谓生死，是一厢情愿。即使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有些事情也是很难改变的。官员的地位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国际机构当时对全世界数十种职业作了一次综合评价，结论是，政府公务员的地位，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列在第五位之后，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在第五位之前，这也包括中国。看来，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就越有价值。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情形都没有变，何况当时还是1992年。

　　官员”下海“通常都会扬长避短，这并非用心险恶，而是人之本性。政府并无禁止，制度和法律也在网开一面。公安局拥有经营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门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所以自办印刷公司，所有考试资料考试卷子全部自印自卖。县委书记入股”山地庄园“，按照二八成分红。一个军官管着80个战士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饮食起居，当然也管立功授奖入党提拔干部，所以就可以买回80个收音机供战士选购，价格比商店里高出十几元。30多岁的赵明非是中俄边境小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也是个罕有的真正想要”出生入死“的官员。5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决定彻底离开他的权力圈子，体验一回做商人的味道，就来到贸易早市，在数百名俄罗斯游客和中国商贩中间，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自己的柜台，把带来的皮夹克和蜂王浆一一摆好。他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但就在这时候，警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接着记者也来了，说是为第二天的报纸采访头条新闻。周围的人也发现这位摆摊的非同一般，全都围过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皮夹克和蜂王浆，打道回府。
　　随着春去夏来，官员们表演的这场喜剧不那么引人入胜了，而群众的激情看起来更加炽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历史必有其他内容，即使你百般抵赖百般约束百般净化，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中间，都有可能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尚，只不过需要加以培养，还需要爆发的契机。现在，深圳那一边，爆发的契机已经具备，连导火索都插好了，只等最后一个火星。
　　8月9日，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500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听说一会儿还有表卖呢。”有人这样说。没有人相信，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报上明明登着一条消息。说“本次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

　　民情本来已经到了自198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街头的人群很容易听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动。不过，说实话，当时最大的煽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政府指导下出版的报纸。本来“认购券”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这就更加让人怀疑其中有弊。很明显，这时候最尖锐的问题已经不是“认购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属下的一帮官员与警察串通起来欺骗他们，就连他们曾经信任的记者也在撒谎。他们亲眼看到，那边停止发售的公告发出，这边就有不少穿着制服的人拿着表格跑来跑去，大把大把的，一点也不掩饰。可是报纸却再三地说什么“公平”，这还是那个刊登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纸吗？失望的人们把愤怒转向报社，到了中午12时，深圳特区报报社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人。有人痛骂，有人控诉。一对年轻的夫妇说他们是从潮州来的，举家出征。现在，男人说他在下午3点亲眼看见几个干部抬出一个矿泉水纸箱。有人怀疑这是在搞鬼，就冲过去，箱子跌落，翻过来，“哇！一箱表呀，好几捆呢”。那女人接过来继续控诉，声声都是泪：“我一下子不知哪儿来的伤心，哇啦哇啦哭起来了。”人们这样喊着，骂着，终于忍无可忍，当场点了一把火，把这天的《深圳特区报》给烧了。
　　烈焰熊熊，人声鼎沸。黄昏的时候落下一阵小雨，浇灭了地上的火，但是人们内心的怒火一点也没有要熄灭的样子。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兵分两路，也没有请公安局批准，就开始游行。一路向着金融中心挺进，另外一路涌向市政府。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已经竖立起大字横幅，上面写着“反对腐败”。人群在膨胀，白天散去的人现在又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演讲，有人要冲进政府大楼，有人说要举行大游行大示威，要求政府重新派发“认购表”。不管谁喊了什么，都是群起响应。从华联大厦到上海滨路，聚集着几万人，差不多都是外地的。一场雨把他们浇得精透，也把他们的希望浇灭了。“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一件干衣服都没有了。我感到自己简直像一条大风大雨中无家可归的野狗。”一个姓周的男人说，“他妈的，深圳太黑了。”几辆漂亮的轿车停在太平洋渔港附近，周觉得那些东西那么刺眼，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甩了过去。
　　但就在这时，一队防暴警察开过来了，人人手持盾牌、警棍，还有好些老百姓看不明白的警具，列阵政府门前，壁垒森严。

　　政府大楼里的官员此刻急得团团转。“认购券”勉强卖完了，但政府平衡各方利益的计划已彻底失败。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又是错上加错，不仅没有平息民怨，反而火上浇油。他们决定再次增加“赌注”。一个指挥部在政府大院的小楼上正式成立。指挥部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宣传车开到广场一侧的深南路上，反复宣布政府的紧急决定。先说“一小撮坏人在闹事，是违法行为，希望大家不要上当，自动散开”；又说“市政府决定增发新股抽签表，8月11日下午开始，在各购买点排队购买”。
　　这种声音要是出现在北京街头，市民一听就会明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事态扩大。局势危急万分，一触即发，这已有1989年的经验为证。但是深圳的百姓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又全都义愤填膺，失去理智，所以还在我行我素。有人撑起一幅标语，白底黑字：“反对贪污，要求公正”，立即就成了骚动者的旗帜。激动的人群跟随在这旗帜后面，沿深南路向火车站进发。路人驻足鼓掌，游行队伍越来越庞大，走到蔡屋围的时候已有一万多人，围观者也越来越多。所有道路都堵死了，口号声一阵盖过一阵，像海啸一样卷过城市的夜空。两个北京来的人想起“1989年6月3日之夜”，觉得是历史重演了，不禁害怕，站在路边劝他们罢手回家，还说这样搞必出大事，但没人理睬这些劝告。人们被自己造就的声势壮着胆，眼看警察们只不过站在一边，虽然神情紧张，也没有来干预，就以为危险不会降临自己头上。
　　危险是慢慢降临的。午夜过后，街头警察多了起来，不过，只是把守住所有通往市政府的道路，手里没有武器。王文军率领的一支游行队伍走到金威大厦对面，和一队警察对峙。双方激烈争辩，这女子嘴里高喊，双手挥舞，十指墨黑，原来几分钟前她曾以手指蘸墨书写标语，也不洗洗就来了。有几分钟，警察把她围了起来，气氛紧张，可也没有抓她，听着她质问“你说那些人腐败不腐败”的时候，还在微笑。游行者全都涌上来，站在她的身后，把警察逼得摇摇晃晃地后退。

　　高压水炮停在十字街头，黑糊糊的，但示威者不怕。有人说，那不就是下场雨吗？他们砸了两辆小车，烧了一辆军用摩托车，打伤了一个穿着便衣的军人，还把兴华宾馆前的治安岗亭砸扁了。接着就大事不好了。武装警察开过来，向游行的人群冲击，水炮车向前挺进，消防车呼啸而过。有人被架走，押上了警车。一股巨大的水流轰过来，开始人们还真以为是下雨，紧接着就发现情形不对，是高压水炮，但是还在坚持着，不肯退后。一种带着甜味儿的黄色烟雾弥漫开，浮在空中，借着海风在街道上游动，轻盈地飘散，示威者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四，等他们知道了就来不及了。王文军忽然觉得眼睛开始发涩，止不住流泪，忽然意识到什么，大叫“不好，瓦斯！”周围的人也都明白了，四下逃开。这时候，武装警察出现在紧邻市政府的十字街口，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全副戒备，列队开过米，皮鞋把水泥路面踩得咚咚作响。口号声没有了，很多人已经被装上卡车带走了。有一个住在中电大厦后巷的工程师，说自己一没有排队买表，二没有参与打砸烧，可是，警察还是把他当作“暴徒”抓走了，把他和另外七个年轻人关在一起。“就这么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十二天，”他愤愤不平，逢人就说自己的遭遇，“只听说市政府认错了，中央对深圳不满啦，要增加新股发行量啦等等。最后宣布……是通知，通知我可以回去了，什么事也没有，什么表示也没有。”
　　股票市场上有些事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今天谁发了大财、明天谁成了穷光蛋。但是“八一○”事件（现在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一个事件了）的含义肯定是很大的。此前没有人会想到，深圳人居然能像北京人那样热衷于街头政治，1989年“北京风波”席卷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时候，这里的人们全都不当一回事，只是埋头赚钱。可是从现在起，人们要用新的眼光来打量这座城市了。欲望是中国人心中一颗既幸运又不幸的种子，它在1992年发芽了，生长起来，无论是谁，只要想让它长大，开花结果，必会要求拥有更多的公平，也必会千方百计去利用种种不公平。另一颗种子是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政府在人类欲望面前产生的挫折感，就像那位工程师在拘留所里听到的，“政府认错了”。但他们只是承认下级公职人员中有舞弊行为，并没有说镇压“暴徒”是一场错误。警察撤走了，“指挥部”被改成了“联合调查小组”。小组里人数众多，有130个党政干部。市长郑良玉率领这些人一直查到这一年12月16日，忽然间离去，到江西省当副省长了。有人说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职务，他本人不一定这样想，但也挺伤感，临走时在《深圳特区报》留下一首卸任小诗。同一天，政府公布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结果：公开处分9人，其中有8个是官员。有个人的舞弊情节特别严重，被移送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报告承认：全市金融机构“共设300个发售点，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点名投诉举报。到12月10日止，已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十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这一事实证明，海外舆论所说“这是新中国43年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并非夸张。可是调查结果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有个记者代表大家提出疑问：“从最先被举报并清查的六个发售点看，私分私购的最多46%，最少也有43%，平均流失率在44%，照此推算——当然这一推理不尽严密，全市发售点流失、私分该是多少？”

　　人们全都忙着计算有多少“认购表”被私分，对于造成这场混乱的理由，却忘记去追究了。表面看来，是政府考虑不周导致官吏弄权谋私，继而引发百姓的愤怒，造成劫难。实则却是因为一个最深沉的变化已经发生，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主义”的力量已无法继续主宰他们的精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梦想”。
　　今天回顾起来，这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在当时却不是那么明显。8月11日，星期二，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政府许诺的第二批“认购表”开始销售，但是这似乎已不重要。“去他娘的抽签表！”那个被关在临时拘留所里的工程师说，“现在我一听别人谈股票，说点数，我就他妈的恶心。”这一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闻声跟着抛盘。上证指数报收854点，下跌110点。又过一天跌进600点，第三天继续跌：上海股市就这样三天跌了22.2%。隽声在当日上海《新民晚报》评论：“客观地说，在近期内跌势虽将趋缓，但不大可能有解套的希望。”深圳的报纸评论道：“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这话说得不错。这个夏天之后，要过很长时间，老百姓才能重新燃起对股票市场的热情。
　　自从春天以来，老一辈领导人去世的节奏明显加快，5月14日是聂荣臻；6月21日是李先念；7月11日是邓颖超；9月28日，胡乔木也去世了。可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新一代领导人执政的信心和热情。正是党中央十四届代表大会的前夕，但却没有以往这种时候的紧张和微妙。党的领导人照例出京，这也表明政治局势已经稳定。北京城里的小道消息又开始多起来。其中有些说：中南海的人事更迭已经确定，姚依林和宋平将要彻底出局，乔石还能拥有常委头衔，但是必须退出党务和行政的第一线，去接替万里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职，万里则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回家颐养天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传言的准确性相当高。这样一来，至少从人事方面来说，第三代领导人迈出了平缓但却相当大的一步。80年代的领导人中，只有李鹏还能留在权力中枢，其余则由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来代替。80年代风光无限的那些官员中，有些人仍然活跃，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平息1989年“北京风波”的有功之臣，只是到现在还没能加官晋爵。他的升任市委书记，还要等到秋天结束冬天来临的时候。他倒也不灰心，到处演讲，声明自己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还花了好几百万元将京城内外装饰一新，为了迎接十四大的召开，也为迎接国庆四十三周年的大典，还为北京申办奥运增加筹码。他整天眉开眼笑，挺着胸膛，自信前途无量，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辉煌一时的表面文章，是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此后他在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任上只不过三年，就原形毕露，倒了大霉。倒霉的人中，还有中宣部部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一对难兄难弟，本来都有希望进入党中央书记处的，现在却连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也做不成了。看来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讨厌这些人，即使是党的核心机构——党代表大会，也在拒绝他们。

　　北京的秋天气候宜人，蓝天白云，微风徐徐，令人心旷神怡。10月12日，2007个正式代表和46个特邀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当天的报纸说，他们是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到这里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构成了当今中国的权力大厦，包括34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300多个地、市委书记和2000多个县委书记。悬挂在会议大厅拱形屋顶上的那个全世界最大的红五角星，在目睹了无数次政治风浪和无数人宦海沉浮之后，一如既往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每个代表得到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和一个文件袋。一切程序都是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江泽民走上前台，背靠鲜红的党旗，身着藏青色西服。在那些洞悉中国政治的记者们看来，这有象征意义。党的领导人在正式场合是西服革履还是中山装，通常与政治局势的顺逆相呼应。你看一眼主席台上那片衣服的式样，就知道这次大会的基调乃是改革开放。
　　江的报告从头至尾照本宣科，声音平稳激昂，听者也平静如常。这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已经持续7个月，至少有5000人介入其中。所有在场的人都已耳熟能详，里面说了40多次“加快”，总题目就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至少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可是当时大会堂里这些人，并不知道邓在和他们一同鼓掌，会一散，都问邓小平为何没来。自从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至今，这座辉煌的殿堂里面发生了多少事啊！大家一直期待着他出现在大会堂里。
　　最后的表决由江泽民主持，通过决议，通过党章，还选举了189个中央委员会委员，130个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108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像以往历次党代表大会一样，每一项议程都相当顺利，江连续四次宣布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一致通过”，皆大欢喜。但是邓小平还是没有来，他仍然坐在家里看电视，感受到现场气氛，无限欣慰。“真是群情振奋！”他这样说。自从他拖着老迈之躯视察南方以来，八个月过去了，现在终于有了驱散乌云复见天的感觉。

　　邓打定主意：再次到前台走一趟。那一边，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全都觉得这场面缺少一个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这时，一个人走进来，站在他们面前，那正是邓。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亦步亦趋。2000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目不转睛。他没有再说“告别政治”这样的话，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公开的报道说，他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在以某种方式，对江泽民几个月来扭转中国航向的努力表示支持，也向中央委员会里的这些新人说“再见”。也许他还希望把江泽民未来道路上所有障碍都搬开，所以他才要求所有的老人和他一同离开。他要这次会议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此不再设立类似机构。在此之前，“顾问委员会”是党的权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分，“顾问委员”也遍布全国。从那以后，所有顾问委员都取消了。假如今后史家要给中国的“老人政治”寻找一个终结日，十有八九就是1992年10月19日。
　　10月20日，也即邓小平现身人民大会堂的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禹作敏把属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包括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和四个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们。他告诉他们，自己昨天彻夜未眠，现在就要发表《加深理解“一百年不变”》的演说了。这是两个月来他的一系列报告中的第三次，所以后来他给这次演说加了“之三”两个字。
　　他面前的这些人全是大邱庄里叱咤风云的人物，领导着至少200家企业和上万人，可是他们在这个老人面前全都毕恭毕敬，即使是儿子在爸爸面前，也不会如此驯顺。
　　“怎么才能’加深理解‘呢？”他的属下怯生生地问。
　　“胜利在于经济。”他抬起脑门，大声回答。

　　从这个早晨起，“胜利在于经济”就成了“禹作敏语录”中最新的一条。应当说这是撞在1992年“邓旋风”的风眼上了，一语中的。在过去若干年里，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这小小的村庄，都是证明。他的成功让他相信经济力量远比意识形态更为强大。但是说老实活，他夸大了他的胜利，以为有了这个胜利便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也就种下了他日后的失败之因。
　　就眼前情势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喜悦发自内心。这同他在1989年秋天的沉默形成对照。那时候他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会上一帮官员侃侃而谈，不是说“反和平演变”，就是说要对农民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他坐在后排一个角落，心绪不宁，瞪着天花板发愣，在心里揣摩将会有一个怎样的明天。一直到1992年春天，他恢复了往日的激昂，把那些奇谈怪论重新搬出来，还跑到广播电台去发表演说，告诉他的听众，他对邓小平的女儿说：“不用多，让你爸爸每年出来讲一次话，中国就不用发愁了。”这话把女节目主持人逗得格格直笑，收音机前掌声响起。利害得失指挥着感情的爱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任何一个摆脱贫困获得社会尊重的普通人，都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就如同那些被剥夺了利益因而遭到冷落的人在诅咒邓小平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他的另外一条语录是七年前编出来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哗然，说他是在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义‘”。这是在“打圆场”，可是禹并不领情。
　　“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他不屑地说，“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现在，十四大开过了，中国的政治风头又转到他这边来了。他冲着到大邱庄来参观的一大堆高级官员，旧话重提，而且是变本加厉。“你们都是高干，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喜欢钱吗？”他用手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们不也知道物价一个劲儿上涨，工资不够花吗？你们高干的工资不也比一般干部高吗？难道你们就不想过富裕的日子吗？国家建设，没钱行吗？我不过是说了你们也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罢了！有什么错？批了我四个月，在一个大老粗身上下这么大工夫，这也算是能耐？”

　　老实说，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有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50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的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他从来没有离开他那个小小的村庄去做官，但是，关于他的种种传奇般的故事弥漫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人们说他是最大胆的“改革家”、最杰出的“企业家”、为所欲为的“庄园主”、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这一切看来都有事实的根据。他偏居乡村一隅，时刻把眼睛扫视着全中国，同时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那个古老和现代相交融的王国。关于他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典型的中国色彩。
　　禹作敏曾经领导的村子，名叫大邱庄，在行政上属天津市静海县，坐落在一片浩浩荡荡的盐碱洼中，距离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只有50公里，但在70年代以前，这里始终闭塞，潦倒，鲜为人知。只是当诗人郭小川在这里写下他的新诗《团泊洼的秋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它是京城文人们的流放之地。可是到了80年代，这个濒临破产的村庄成为中国农民最引以自豪的一个工业大镇。3000多个村民中，每一个人的年收入都要超过国家主席的收入。它由于富裕而得名，名声之大几乎能与首都并驾齐驱。报纸的编辑把它叫做“中国第一村”，或者是这个国家的“首富村”，成千上万的人们到这里来朝拜，就如同60年代到山西省去朝拜毛泽东欣赏的大寨一样。
　　在1992年秋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到这里来的人更多了。每天有2000人，分散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比坐在楼里那个人的级别高，可是却被告知，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不得进入楼内，只能在外面瞅瞅。于是大家仔细观看这座大理石建筑。正面是主楼，有四层，有点像宫殿，又像古堡，据说是给禹作敏一个人使用的。两侧则是两座圆形的两层建筑，给正副总经理使用；再两侧，是游泳馆和健身房，房顶被巨大的玻璃所覆盖，在阳光下闪着光。主楼的左前方，有一座可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那是禹作敏发表讲话的地方。

　　他是1992年12月26日开始在这里办公的。原来打算在新年的第一天搬进来，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毛泽东的生日，当即决定他的新起点要从12月26日开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正好在这一天来采访他，看着他坐在崭新的大班椅上，心情舒畅，侃侃而谈。“你可以写我的办公室。”他对记者说，“你还可以告诉人们，我的办公室就消灭了’三大差别‘。这个差别，大邱庄已经消灭。如果中国的一百万个村庄都有了这样的办公室，整个中国就消灭了’三大差别‘”。
　　张建伟被这些话感动了，但是他是那种更相信自己眼睛的记者。他站起来，从禹的身边走过，走到窗前，透过玻璃望下去，广场上的参观者“就像一堆堆焦虑不安的蚂蚁”。那些人都说是来向禹作敏“取经”的，未见其人，就先看到楼前静静卧着的他的“奔驰600”。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轿车，不免惊讶。
　　“奔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是在禹看来，这东西有着某种类似于图腾的含义：它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农民的尊严。有一段时间，他换了别的车，而把“奔驰”永远停放在他的楼前，因为他发现属下的那些农民，都把这轿车看作是政治的晴雨表。“俺们就是这样，只要看见禹书记的车在，就放心了，要是不在……”一个村民说。
　　一个没有经历过中国农村生活和不了解中国农民的西方人，要想体会这一切是困难的。他头脑里没有多少感性知识，不能理解一个包括9亿农民和5000年农业文明的国家的神妙含义。
　　大邱庄在外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可思议。这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有几栋农民住的公寓楼房显然是新盖的建筑，其外观与内部的质量均胜于城里一般居民的公寓。最令人瞠目的是村子中心一处被叫做“人才楼”的院落，内有16栋小楼，造型不一，饰以淡淡的黄、白、绿三色，有点像西方乡间的别墅群。小楼内外全是新辟的花坛与林荫，花繁树茂，掩映群楼，俨然如京城国宾馆“钓鱼台”的模样。这建筑群中住着20多户农民。他们都被认为是对这个村庄的富裕作出了极大贡献，其中包括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党委书记禹作敏、他的四大总厂的厂长、一位会计和几位工程师。他们每一家或者两家居有一栋楼房。这些房子造于80年代末期，据说当时每栋造价14万元，这相当于当时城里80个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

　　昔日的贫穷现在已成为农民炫耀富裕的陪衬。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办起256个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给全村带来数十万元利润。小村百姓把这些钱中的1/5拿来修建那些豪华的楼房和街道，这笔钱比他们所在的静海县全年市政建设的费用要高出2。5倍。
　　大邱庄人以中国农民特有的那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把这一切归功于一个人。“我的一切都是老头子给的，职业、待遇、地位、能力，甚至婚姻，”这个村第一总厂的厂长张延军说，“我对他感激不尽，把他当我们家老人看待。”他们如此崇敬地谈起的这个人，正是禹作敏。几年前，3000多大邱庄人讨论他们的“老头子”应当拿多少工资，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年薪应得50万元，这相当于那时候国家主席年收入的80倍。这位党委书记认为他所受到的崇拜理所当然。“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他说，“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还说：“美国总统能拿几十万美元的年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拿这么多？”
　　这种话在中国人听来近乎狂妄，让人反感。不过，他只是这样说说，并没有真的拿这“五十万元年薪”。他的年薪是大邱庄里诸多神秘当中最神秘的一件事情。有人说2万，有人说7万，有人说10万或者20万。其实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最重要的支出，比如他的豪华而巨大的住宅和他的“奔驰600”轿车，根本用不着他自己掏钱。按照中国既成的经济制度，他的公司为集体所有，他具有绝对权力支配集体的财产。在1993年他被警方逮捕之前，这些财产至少有5亿元，每年为他创造大约1亿元的利润。
　　由某个具有超常智慧的人发动，掀起一村庄、一乡镇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飞跃，是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中国人把这叫做“能人效应”。农村的贫穷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缺少教育和愚昧无知。直到今天，那里面仍然有大约2亿成年人不能识别简单的文字。但是他们具有识别自己利益和模仿他人成功道路的本能，也有着一呼百应的冲动。这就使得“能人效应”在中国的乡下格外鲜明。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发达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英雄豪杰。
　　无论禹作敏后来被证明怎样劣迹斑斑，我们都必须承认他是中国农民中最杰出的人物。他面色黑黄，瘦削而有棱角，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目光炯炯，既执着又机警，有如他在家里豢养的那两条大狗。那两条狗总是盘踞在猩红色的羊毛地毯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来人。禹作敏则常常独自一人倚在一个银灰色的长沙发上，将他的穿着皮鞋的两脚提到沙发上来，盘腿斜倚，那姿势活像十几年前坐在他的破草房里的炕头上。一个记者说，当他看到这一切时，他感到这是一个古老与现代相交融的典型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