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官方推崇的是三个身遭不幸的人：“党的优秀干部”张鸣岐，他在7月14日凌晨指挥民众抗洪抢险的时候，被一排大浪席卷而去；“爱国拥军模范”韩素云，她的股骨缺血性坏死症被叫做“新癌症”；还有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徐洪刚，他留下了一个勇斗歹徒的感人故事和一件血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人民崇尚这颗星》中把徐洪刚的故事娓娓道来，后来就获得了“中国新闻一等奖”。可是我们特别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些虽未引起轰动但影响更加久远的事。例如7月5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经由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随即由江泽民签署主席令颁布。共产党自从执政那一年开始谋划的这部法律，在历经45年之后，就此进入寻常人家的生活。其中一章规定了“五天工作日”——每周工作40小时，即使加班，每月累计也不得超过36小时，且加班时间的报酬，在平常日子不得低于工资的150%，休息日不得低于工资的2倍，国家法定休假日不得低于3倍。这些事实中有个明显征兆：法律不仅维护强者，也开始保护弱者。所以这部法律实行第一天，即有1万多件劳动纠纷有了诉讼依据。又比如你在受到法律保护的休息日里，打开收音机，可是你对徐洪刚其人其事早已耳熟能详，不愿再听，于是稍微转动一下旋钮，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台的音乐频道，就可以听到老狼用他那哀婉直白的嗓音唱出的《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摇头晃脑，低吟轻唱，一边透过窗户，看到都市街头的车水马龙，还有钢筋水泥之林，一边想到隔壁频道里还在播放的经世济困的大道理，就会觉得，这首歌的确是妙极了。它能大行其道，真是不可避免。一首歌曲能够流行，其实是因为有一种情感在流行。说来也怪，那一年人们一边向前奔命，一边回头看，最流行的歌曲都是怀旧的，除了《同桌的你》，还有《涛声依旧》，还有《小芳》。一个中年男人，历经沧桑变化，却还留恋昔日情人，彻夜无眠。一个都市青年，分明已投入全新时代，却又想起当年落难农村时的邻家女孩儿。这都是那一年的流行情感。歌词直白从容，旋律婉约动人，让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情缓缓流出。你可以听出来，那里面不是政治，而是人的本性；不是在寻找道德世界里的美好与崇高，而是在寻找世俗社会中的单纯与亲和；甚至也不是怀旧，而是在告别。
　　可是，这只不过是社会意识回归人性的最早雏形。既然是“雏形”，就少不了还有形形色色的声音。一篇批评“拜金主义”的评论获得了这一年“中国新闻一等奖”，但是发财致富的念头也受到鼓励。这个国家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欲望是合理的，也乐意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了。通货膨胀比1988年还厉害，也不再号召老百姓“过紧日子”。“中国今天买什么？”中新社的两个记者王湛国和刘磊写道：首先是“花钱买健康”，光是陕西就生产出了2000种保健品；其次是“花钱买教育”，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已经出现“北大家教”和“清华家教”的牌子，“考托福”也成了潮流。此外还有“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温情，花钱买包装”。你怎么理解都行——只要有钱花。可是有至少35%的老百姓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说不清楚”。他们最苦恼的事情还是兜儿里没有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这家官方研究机构前所未有地把热情转向普通人，有个课题就是“各阶层公众评说1994年国内社会问题”。陆建华执笔撰写的一份报告说，36%的工人确认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是所有人中最多的。69%的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也是所有人中最多的。政府官员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一点便宜也没占到。他们中有30%认定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另外62%认为，自己即便没有下降，可也没有上升。几乎所有人都对改革的推进抱有积极评价，但却全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或没占到便宜。这真是奇怪！其实，这么多年来，情形一直如此。唯独在校大学生例外，他们的感觉正好倒了过来：对自己的处境最为乐观，却对“改革顺利推进”疑虑最大。他们最关注的事情还是“严惩腐败”，这一点同1989年居然如出一辙。要说过去五年来这国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恐怕就是这个了。

第8部分 软着陆

  

　　像往常一样，46岁的刘金芬清晨起来，没吃早饭就出了门，走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大街，沈阳市最大的“劳力市场”就开在这里。刘金芬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字招牌的时候，还挺激动，但是现在，她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匆匆走进去，挤过人群，东张西望，眼睛里的光芒既急切又疲塌。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女人每天都在这里寻找工作的机会。就像今天这样挤来挤去，看来看去，把头发都看白了，脸上爬满皱纹，人也好像老了许多。有时候她觉得，她后半生唯一的希望就在这个拱形的圆屋顶下，有时候又满腹疑虑：那希望到底在哪里啊？
　　前后左右的人大都是老面孔，都和她一样是来找工作的。偶尔也混进来一两个记者，然后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两段文字描述这里的情况，说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可是这样的好事始终轮不到刘金芬他们。有一天，她和一个北京来的记者不期而遇，赶快把满肚子的辛酸倒出来：“不挣点钱不行呀，吃饭都成问题。”她把眼睛搜索着场内，生怕说话这工夫错过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她的家里人等着她挣钱回去，除了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还有水电费。可她除了每月一次能领到85元救济金（这是沈阳市规定的1995年最低生活标准）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刘金芬一声叹息，“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啊？”
　　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人人都知道，用北方话说出来，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可是饱含辛酸。这也证明那时候“最倒霉的”不只是刘金芬一个。比如她说到的“老三届”，在全国的城市中就有大约2000万人。他们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三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出生的，现在全是40多岁。70年代以前，他们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可现在，失去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的。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也不是原来那种充满自豪的口吻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刘金芬说。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老三届”够倒霉的。可是她还没说完这些人的全部经历呢，还有：童年时代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饥荒，几乎全都营养不良（这一代人如果留下了童年的照片，都是又瘦又小的）；少年时代正是读书的时候，他们全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把老师赶出了学校。这些人当年把“罢课”当作“最大的理想”，现在呢，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的后代去读书。刘金芬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她的19岁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这是支撑她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她决心让他读完大学。1995年上大学用不了多少钱，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张嘴要钱连眼都不眨，“可是儿子总要吃饱肚子啊”。一年级的时候，她每个月给他寄100元，很快就把前半辈子的积蓄都用完了。万般无奈下，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要他去申请学校补助，可儿子回信说：“不行，只有农村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

　　在1995年的春天，这座城市里有27万人和刘金芬的处境一样，他们构成了“下岗者大军”，此外还有50万退休工人，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是政府手里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市长张荣茂绞尽脑汁，让他们每月可以领到119元失业救济，或者8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市长心里明白，在他们的背后是27万个家庭的生计，不禁叹息：“本届政府是最困难的一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上，也走进那个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然后，他看到了满脸无奈的刘金芬，还有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我们怎么办啊？”这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呢。
　　其实“下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1995年4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官员，杨宜勇，把一个名词说成是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他说，“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可是他发现，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划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这“使人费解”，他这样说，进而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杨把他的措辞尖锐的报告上呈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为了说服他的上司，他还把失业同刑事犯罪联系起来。“根据公安部门统计”，他强调说，在诸如上海、天津、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有56%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干的，包括抢劫、强奸、偷盗、斗殴，甚至凶杀。
　　陈锦华原是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改当计划委员会主任还不过两年，本来十分关心这类问题，可是这个春天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做：向人大代表报告经济成就、奉总理之命编制“九五”计划、设计“2010年远景目标”。市场经济虽然已是党的方针，但“宏观调控”也很时髦，所以这位搞“计划”的主任照样挺忙。对于杨的呼吁，他只能批示“请规划司研究”，时在1995年5月10日。
　　把“失业率”作为中央政府手上一个影响政策的指标，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但是我们细检当日各种文字记录，可以发现，就是从这时起，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且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根本不是520万人，也不是世界银行的那些专家说的，“中国属于低失业率国家”。而是数以亿计的，这中间包括城市里大约2600万个多余的职工和乡村中1。8亿个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说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当时政府公报中说的2。9%，而是25%。这种计算在当时都是私下的，且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间有很大差距：国家计委和体改委估计为25%，国家统计局估计为20%，劳动部估计10%-20%。有些学者估计27%。还有一位学者估计的失业率是14。9%。所有这些人，在当时统统叫做“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统计把这些人隐蔽起来，可是他们自己却无处藏身。

　　“失业”这个词，在共产党的专用词典中是没有的。有“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那是从50年代初期起就留下来的“优越性”；有“待业青年”和“下岗职工”，那是80年代以后用来描述没有工作的人群的。至于“失业”，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一些独立的学者，比如厉以宁，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现在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那属于学者的一孔之见，政府当时是不肯承认的。报纸也不允许把这样的观点刊登出来。现在，计划委员会里的官员直言不讳地谈论失业，还是第一次。
　　那时候舆论提到失业者，不把他们叫“失业”，而是叫“下岗”。“下岗”也是不便公开谈论的。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到劳动部门去询问那些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的官员，这城市里有多少“下岗职工”，他们准会说不知道。再到总工会去，结果也是一样。你走出来，到大街上去，找到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去打听，结果还是一样。她们也许会说出一个数字，却又再三念叨这不准确。不是她们在隐瞒实情，而是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街道居民委员会登记的待业者，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民政部门是负责给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发放救济款的，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完全没有收入。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失业者还得不到任何保障金。看病吃药虽说可以公费报销，可是他们都把发票锁在抽屉里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了，还没有着落。根据多年以后的一项调查，1995年全国的城镇有564万下岗者，还有250万人在领取救济金，比此前七年的总和还多60万人。但这仍然只是贫困待助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湖南省常德市的2万多“下岗者”中，只有1226人领到救济金。在河南，每100个“下岗职工”中，只有4个人在领取救济金，此外有34人依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20人依靠亲友接济，有4人依靠借贷和捡破烂，还有人沿街乞讨，还有人被迫卖淫，还有人偷盗。可是这些情况当时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你在城市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只有在一个地方——劳动服务公司，能够感觉到失业者与日俱增。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盘桓在这里，希望能碰巧找到一份工作。

　　政府不说失业而说“待业”，理由是这些人的失去工作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柳暗花明。假如这理由真的可以成立，那么“待业”就越来越像“失业”了。因为这些人1994年平均“待业”还是四个月，到1995年就是七个月了，其中“一年待业十二个月”的，在广州有9%，在吉林有44%，在湖北有55%。一年以前，每100个下岗者中，有70个人有机会重新工作，可是现在，劳动部的官员说，只有53人还能重新工作了。在一些小城市里，比如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泉州，情形好一些。这些地方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当作解放台湾的前沿阵地，所以国家从来不肯在这里建设工厂，现在大家都说这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地的企业几乎全是私营的，职工原来都是农民，本来就把上岗下岗不当一回事。在江苏的苏州，市委副书记黄俊度现在最庆幸的事情，就是这里国有企业少，产业工人少。“国家的越少，负担就越小”，他对几个来自北京的记者这样说。记者听了不免感叹：“可惜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可是那些重要的工业城市，情况正好倒过来。就像美国的底特律或者英国的曼彻斯特，刘金芬居住的沈阳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很少有哪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比它更多了。它为全国提供20万台机床、60万台冶金设备、2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40万个中级和高级人才。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可是，过去越是辉煌的城市，现在也就越是倒霉。有如《沈阳城市史》的作者张志强所说：“沈阳的工业史充满了悲壮色彩。”
　　张志强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的所谓“悲壮”，不光指工业的色彩，也是在说这座城市的色彩，甚至还是整个国家的色彩。“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在1995年冬天这样写道。工厂全都冷冷清清，工人坐在墙角下棋，就像乡下的农民坐在屋檐下面晒太阳。大街两侧那些俄罗斯风格的旧式建筑正在被拆除，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和洗头房。还有一座式样别致、规模很大的神学院。它就坐落在这个城市党的委员会大楼的对面。星期天出入教堂的信徒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也是在这一年，曾连续十年夺得全国足球联赛冠军的辽宁足球队，从甲A降到甲B。英雄末路上的最后一幕只有六分钟，那是与“太阳神队”的一战。终场前的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把旧时代的英雄送进了“地狱”。“太阳神”的主教练张京天，一个辽宁籍人，在胜利之后竟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辽宁不该是这个结局的！不该啊！”

　　《中国青年报》的三个记者到那里去，想追寻昔日辉煌，盘桓两个多月，希望有所收获，最后说：“我们也没有找到办法，也没有找到方向。”令人伤感的事件不断出现，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抛到美好的生活外面来了。每100个工人中有十二个半“下岗”了。劳动局安排不了劳动，只好安排这些人去放假，结果一下子就有36189人去休长假。这可不是现在人们坐着飞机满天飞、到处旅游观光、享受“假日经济”的那种“长假”，而是在家里待着，或者在廉价的小酒馆里，在街头小卖部里，在医院里，在旧时朋友的家里。他们正在怀念他们生龙活虎的年代，正在反复抚弄着政府颁发的奖状，正在想方设法排遣无聊的时光，正在仔细计算怎样用那些下岗救济金支付全家人的生活，正在焦急地查看什么时候他们的“假期”可以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往往没有人听了，大堆大堆的报纸也不看就扔掉了，过去大半辈子的辉煌在他们的脑子里，就像是一场梦，杂乱无章，既清晰，又模糊。
　　可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呢，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还有27万人连“长假”也没有，被通知“自谋出路”。韩寿华两口子就是属于“自谋出路”的人，他们去找居委会诉苦。根据当时在场者的描述，这两个人“话未出口，泪已先流。一个劲儿求街道的老太太，’大姨呀，你们能给想个办法吗？干啥俺们都乐意‘。”这两个人也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们去卖白菜，没赚着钱，反赔了本儿。另外一个家庭更惨，两口子都没事情做了，丈夫想不通，在家用刀子扎了自己十几刀，血流不止。这些人20多年前都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还有革命年代里的那些“劳动模范”，也不得不“自谋出路”了，贾桂敏是其中一个。此人原是沈阳饭店馅饼部的副经理，又是市劳动模范，可是也下岗了。她灵机一动，租个摊亭，卖一点儿零七八碎的食品，还把“劳动模范”当作挣钱的招牌挂起来。那时候从火车南站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她的“摊亭”上有一幅醒目横标：“沈阳市劳动模范贾桂敏竭诚为您服务。”人为了生存，真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啊！
　　历史并不总能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永远如愿以偿。它每发生一次变革——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倒霉。50年前的那场变革，工人和农民是受益者，而有权有势的人差不多都倒霉了，现在是工人和农民走下坡路了。党的官员还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信念，又说“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还说“贫下中农是产业工人的同盟军”，但谁都知道，历史在不同的时候，总会依赖不同的人群。多年以后，政府终于承认，这些被叫做“主人翁”和“同盟军”的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中那些下岗的、失业的、待业的和背井离乡流落四方的，都是最贫困也最需救助的人，闹得不好，就会变成“活性炸药”。考虑到后来发生在各地的那些事件，这种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的。

　　在1995年以前的十年里，有86%的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仅有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可是从那以后直到20世纪结束的六年里，认定“今不如昔”的人忽然多起来。“在城市中，大约1/6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1/6至1/4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接近1/3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1/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政治态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变化的。在这之前，“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在这以后，那些自身利益相对受损的阶层“感到怀疑”，“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我们在这些精致的数据和推论中，可以悟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1995年是中国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善恶，这倒不是1995年才有，而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中国人的这种本性到这时候才有机会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信念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记者在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以后这样说，“我真的很想知道，1995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中国经济导报》总编辑莫新元也有相同的看法。“1995年是一个转折年，”他在多年以后这样说，“对，那就是一个转折年！”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仓库里又装满了粮食，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40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至于是不是“商品过剩”，还有争论。有人说，不是这些东西太多，而是中国人吃得太少了。“我们的肚子都被饿小了，”一个学者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多吃一两肉，那就又要排队了。”这说法显然有道理，所以当时大家有个一致的结论：低水平下的商品过剩。不论怎么说，就从这一年开始，商品市场的风水转了过来，变成“卖家求买家”，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商品应有尽有，又很便宜，这让老百姓高兴，也让政府松了一口气。在一番剧烈的跌宕之后，经济终于出现平稳发展的局面，政坛也是波澜不惊，右派们偃旗息鼓，“左”的人士暗地会聚筹划新理论，但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卷土重来。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忙着勾心斗角，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动向，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
　　可是，让新一代人烦恼的事情依然继续着，没完没了，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有些事情变得更加危险了，而且这危险十之八九存在于自己的阵营里。
　　如果腐败这个问题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那么1995年里有些事情就特别值得一提。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的立案突然增多了，有122476件，罪名差不多都和钱有关：受贿和贪污。24个省（军）级、279个市（厅）级、3084个县（处）级的官员被定罪、逮到监狱里面去服刑。官员级别越高，涉及的犯罪者越多，分别是：66%、43%和29%，都是前所未有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公布这些数字时，用了一个通常是描述经济繁荣的词：“比去年同期增长。”所有人都能看明白，这是一些比通货膨胀率还要可怕的上升曲线。为了寻找犯罪证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小组在全国各地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黑龙江省有个人叫做朱胜文，身兼哈尔滨市委常委和常务副市长。由他掌管的各个机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贿网，连接着67名官员。他本人则是这个网络中胃口最大的受贿者。在山东，最有名的人物叫胡建学。此人是泰安市的市委书记，是个外表文质彬彬、堂堂皇皇，内心阴暗丑陋的人。此人迫使麾下数以百计的官员，构成一个吹牛、撒谎、阿谀奉承、伪造政绩的独立王国。他命令统计局把全市40亿元工业产值公布为260亿元，把5亿元的财政收入报告为“12个亿”。公安局向他报告一年发生刑事案件5000余起，他当即命令“改成800起”。有些局长见此情形，不免犹豫，他就发出最后通牒：“不换数字就换人。”还把纳税人的钱大笔大笔拿去给宣传部，说是“公关费”，其实就是专门招待收买各路新闻记者，为他张扬政绩。在过去6年里，这位市委书记就是依靠这样的手段一路升迁。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行败露，他仍然是个前途光明的“党的后备干部”。很多下属明明知道他的劣迹，怀恨在心，却都在上级官员面前证明他是如何“优秀”。“胡大权在握，耳目又多。”泰安市政府的一个局长说，“如果投了反对票，被他查出来，将遭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说他点儿好话，让他快点儿提拔走！”胡在2000年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在他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人们都说此人欺世盗名，死有余辜，但是法院认定的罪名只有受贿。

　　这些都是那一年暴露出来的官场大案，可是还有更大的犯罪活动潜伏着，没有浮出水面。广西有个人叫成克杰，也是从这时开始和他的情妇李平沆瀣一气，弄权受贿。胡长清这一年8月刚刚来到江西，当上了省长助理，就此开始他的“先后87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的历程。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揭发出来的，这两个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极刑的省级领导干部，是在五年以后。而在1995年，无论是成克杰还是胡长清，都被当作优秀党员和优秀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侵吞金钱的野心，是以上级对他们的信任为动力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是一边仗权谋私一边获取更大的权力。成克杰后来成为自治区的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受贿的纪录也随着晋升的历程增加到4109万元。胡长清则是在他官升一级、当了副省长之后，受贿骤然变得频繁而且数额巨大，按照检察官后来指控并被认定的事空，其非法收入“日进万金”。这超过了当时一个官员一年的薪俸。
　　赃款数额如此巨大，这在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心理上引起巨大冲击。仅就薪俸制度来说，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群人。自从1989年那一次提薪以后，六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普通的公务员每月不过几百元，一个像成克杰和胡长清那样的高级官员，也不到千元。一个单凭薪俸生活的官员，根本没有可能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准。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仕途依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官员们在合法和非法之间，有着一块谋取利益的巨大空间。当日朱胜文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被捉进监狱里去，趴在牢中昏暗灯光之下，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收受的钱财都是过年过节和各种庆典时人家给的礼金和活动费，“这些虽不属于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是灰色收入”。这话听上去有些可笑，但恰恰道出一些官员得以维系自己利益的关键所在。即使那些清正廉洁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官员，也难免沾上“灰色收入”。当时高级官员几乎都拥有配备专职司机的轿车，难免要让亲友搭乘，都在享受价廉物美的住宅，都不能避免用公款支付自己的旅行和娱乐费用，在公家电话上说几件私事，也都享有免费进入名胜古迹或者观看一场演出的特权。此外，别人送来的一盒新茶、一篮瓜果、几包香烟、几瓶好酒、几本新书，也都使官员的实际收入在无形中扩张。只是大多数人小心耕耘“灰色地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避免越轨陷入法网。问题在于，法网本来漏洞百出，所谓“灰色地带”的边缘又很模糊，宽严虚实总因时势不同而有变化，其依据往往不是法律，而是常情。河北省有个人叫平义杰，身兼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通晓法律界限，不肯公然受贿，但却使用公款长期租用高级轿车和无偿使用公家物品。“这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可是与常情相悖太远。”一个记者这样说。这一评价虽然并不堂皇，但却更加中肯，也更加符合实情。

　　有个故事就最好地说明了官员的“灰色地带”能够宽广到什么程度。山西省有个人名叫田玉明，身兼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二职。由他掌管的这家工厂，其实就是他和一群官员的钱柜子。根据后来的调查，在1994年1月到1995年9月这21个月里，这个人以公款支付自己的吃喝费用共计81万元，相当于这个厂200个职工的年收入。工人们啃着冰凉的干粮，斜眼望着书记那美食堆积如山的餐桌，对一位记者感叹：“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贪污公款2万元的行为败露，这家伙的肚子是永远装不满的。一个官员肚子里的酒菜再多，也不会垮台，可是他那个由山珍海味构成的王国快要倒塌了。他的王国地处山西南部一个贫困县中，根据中央电视台记者柏杨的报道：政府花了巨资建设这个电厂，这在当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投产那天，剪彩仪式轰轰烈烈，山上沟底都是人。人人都说这是平陆的希望。可是不过两年半，成千上万的平陆人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这电厂每周亏损2万元，4300万元固定资产只剩3000多万元。其余那些都变成了一堆发票，留在会计手中，上面写着：
　　“红塔山”50条，计6000元。
　　“红中华”2条，计400元。
　　“五粮液”6瓶，计1080元。
　　“飞天茅台”24瓶，计7290元。
　　……
　　人们看到这些，又惊又怒：“平陆电厂就像是唐僧肉。”可是田玉明被逮捕以后说：“我认为我本人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这个企业搞好。我确确实实是这个想法，也是这么去努力的。”这话是为自己开脱，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说自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表明很多人并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如此，因为美食佳酿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润滑剂，也是商场和仕途的通行证。有如当时一首民谣：“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官员依靠薪俸之外的利益维系其生活水准，在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为制度所允许，而且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它在90年代中期突然尖锐起来，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源于某种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向前推进，私人财富的积累开始分化，官员薪俸虽有增加，却无法追赶这种进程，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又有极大的等级差别。多数官员的生活水准本来居于社会上层，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超过自己，诸如别墅、轿车、电话、飞机头等舱、火车软卧包厢这类东西，本来只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现在也被别人分享。官员们若要在物质方面维护自己原来的位置，除了在黑白之间寻求回旋余地外，别无他法。
　　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下子通过7个法律。报纸上评价这一事件，说是“开创中国立法纪录”。仅就数量来说，的确如此，可是党的领导中枢显然认为还是太少，还有必要颁布更加具体的条文来约束官员的胡作非为。5月24日，中南海向数百万党的官员发出文件，命令他们每年两次申报自己的收入。差不多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颁布若干禁令，要所有官员严格执行：
　　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
　　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
　　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及外籍车号牌。
　　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
　　不准参加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乐活动。
　　这些禁令在当时被叫做“五不准”，人人皆知，但是它并非中纪委的新创造。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五不准”。
　　一个是1994年的“五不准”：
　　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汽车。
　　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
　　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
　　不准利用本人及家属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
　　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

　　此前还有一个，是1993年的“五不准”：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不准买卖股票。
　　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
　　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看了这些，你就不得不承认，在全世界所有政党中，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给自己定了如此多的纪律，又如此无微不至（如果再把党章和此前几十年的规定翻出来，你还可以发现，共产党员要遵守的规则数以百计）。
　　禁令越来越多，可是仍然不能阻止官员们继续成为“灰色地带”上的耕耘者。有人说这证明官员的犯罪越来越多，也有人说这证明党组织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但是不论说什么，大家都相信漏网的要比抓住的多。老百姓众口相传的很多描述官员腐败的故事，在这一年忽然变得尖酸刻薄起来，有些挺滑稽，有些还带着恶意，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把官员全都拉出来排成队，挨着个儿枪毙肯定是有冤枉的，但若隔一个杀一个，那就肯定有漏网的。”
　　这是明显的夸张，但这话里包含的情绪是真实的。官员们让百姓骂成这样，的确值得深思。不过，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不是被拉出去枪毙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枪毙的。这一年4月4日，他带了一支手枪，爬上京西群山之中，自杀了，陈尸在一片烂漫的花草中。市民一阵悲伤之后，才发现这位副市长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贪污取财25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美元，其中1300多万美元再也无法收回。除了这些罪行外，他还动用公款为自己营造豪华别墅，为情妇购买高级公寓。尉健行后来说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案件中最严重的”。京城的百姓都在猜测他的背后必有更大的罪犯，有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警方开始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后来汇集种种现场证据，认定他的确是自己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不过，“背后必有更大罪犯”却被不幸言中了，那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

　　4月27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的机关大楼里，来了两位常委。胡锦涛和尉健行。前者宣布王宝森一案的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所以中南海已经批准他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后者当即接任陈的所有职务。陈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连向他的下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
　　陈这个人，是党内腐败之根在90年代阳光雨露中成长壮大的经典之作。他在60年代以前是北京市政府的秘书，练就一身官场进退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点头哈腰什么时候趾高气扬，在80年代末期是平息“北京风波”的总指挥，懂得在政治角逐的关键时刻，怎样像高明的赌徒一样下注。其发迹的奥秘，乃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谋取自己的利益，有如当时北京市民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小金库”。其沉沦的原因，又是他的仗权谋私和飞扬跋扈超过了党能够允许的范围，因而构成了对整个党的威胁。
　　反对陈的人，把他看成一个恶棍，怎么惩处都不算过分，甚至说这个人应该被枪毙两次。这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城里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在他受到公审的那些天里，也有一些人替他叫屈。他在法官面前始终昂首挺胸，故意显出不在乎的样子，言谈举止看上去不像罪犯，倒像是一个官员在向他的下属作报告。很显然，他想给人留下这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的印象。“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用不屑的口吻对法官说。检察官当场出示他的受贿证据，可是，在旁观者看来，这却适得其反：“比他贪的官有的是，怎么就抓了他呢？”
　　陈是迄今为止因经济问题而被定罪的最高级别官员。报纸上说这是党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果，预示着党风将会好起来。大多数人赞成党清除陈希同这样的人，可是并不认为这件事对党风好转具有那么大的价值。腐败是这个世界的通病，在任何制度、任何党、任何价值观念之中都不可能彻底避免，但是在中国，腐败却有其独到之处。对于这个政权最具腐蚀作用的，是那些既不违反国法也不违反党纪的行为，它们无法归入“大案要案”之列，却能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所不在，乃至大多数人都会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选择。
　　1995年的秋天，葛维连成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他是安徽省蒙城县的一个农民，成名的原因是他善于养牛，还因为他的家碰巧住在307国道边上，距离县城不到一公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使他贩牛更加便利，但是对于当地官员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表明自己政绩的最佳机会。

　　这个农民的厄运就是从官员们对他的格外关怀开始的。某一日，县委副书记刘政新亲自来到他家，告诉他全国第四次畜牧工作会议要在当地召开。葛维连的牛数量最多，个个体大肉厚，自然成了当地官员关注的对象，他们决定把所有与会者拉到这里来参观。
　　秋高气爽，正是黄牛的成熟季节，市场上卖价又好。可是刘政新告诉他，上级已经决定，他不准随便卖牛：“你是养牛专业户，首先要体现出你的养牛数量，这是我们的根本。”凭借着一点点原始的政治智慧，葛维连已经明白，刘说的“我们”不是他这个农民，而是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他养牛的目的很单纯，只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在官员们眼睛里面，那些牛不是钱，甚至也不是牛，而是他们的政绩。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有一大群牛在他们眼皮底下跑，“因为牛少了，参观的人来了就不好看了”。
　　可是那些天来买牛的人特别多。买主大都是临县的干部——村支部书记们和乡党委书记们，而且不惜重金。葛维连心知肚明，向他买牛的官员和不许他卖牛的官员，其实有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上电视，给人参观的。”他说。他不管这些，看到人家出价好，当场卖了24头。
　　“二十四头牛都是个子又大，屁股又肥的，是最好看的。”葛维连后来回忆道。栏中有1260头牛呢，少了这几头，希望能够瞒天过海。可是这些牛现在头头都系在官员的心上，哪能瞒得住呢？第二天，刘政新书记来了，顺着牛圈数牛，居然看破隐情。当即斥道：
　　“你为什么要卖牛？全县就你一个葛维连不听话。”
　　这时候葛才知道，原来不能卖牛的人不只他一个，是全县的农民。可他仍然嘴硬：“你当你的书记，我当我的老百姓。我养牛。我管他开什么会！”
　　刘书记走了，把一句话甩在身后：“咱走着瞧。”这让葛维连心里发毛，转身跑出去买回24头牛。他满足了刘书记的“要求”，赔了2万块。“不赔你怎么搞呢，”他后来说，“他们老是转过来，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