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一)
我在货摊的包围圈里,走不出来。不就是文革后改为“北京路”的台西路吗?但又不象,一辆机动车都没有,尽是人,还有商品。我回国后走过的城市不少,大的有南昌、济南,小的有泰山半腰的牯岭和满城张贴孔夫子语录的曲阜,都逛得随意,唯独到了我常常在梦里回来的T城,如此别扭,从前的店铺都缩小为盆景不算,还带着排斥的敌意。乡村的孩子看到陌生的叔叔,总是扭动身子,不让抱。谁是那土气的任性孩子?24年前从这里出走的、将入老境的游子呢,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并没如邻市那般飞黄腾达的古老城镇?fficeffice" />
天桥在哪里?朋友在等急了,我刚刚和他通过手机,他用被香烟熏得沙哑的嗓子吆喝:“快来啊!”天桥,就是横跨台西路的空中走廊,连接茶楼和百货店,是大跃进年代全城最显赫的建筑物。刚好在中心,远远就能望到,10年前走进灯光黯淡的柜台,买了一枝圆珠笔。可是我找不到它了。
该不该问路?我在十字路口踌躇。近乡情怯,此刻有了粗浅而可笑的注脚:怕出洋相。在离天桥咫尺之遥的街上,以台山话问这样的问题,岂不象大人问人家1加1等于几?我搔了搔刚刚染过的为数可怜的头发,在卖童装的摊子前站着,迟迟疑疑。“法国名牌,买一件给孙女怎么样?”摊主是伶俐的中年女士。我摇摇手,走开了。时间不早,我鼓足勇气,在离柜台一丈的街上,清清嗓门,问胸戴圆形证章的小姐:“请问天桥……”她没开口,只抬抬短而光滑的下巴。我顺她目光看去,天桥就在前头,刚才被一行骑楼遮住了。随即想到,我所站的地方,就是去国前几乎每天经过的,右侧的骑楼,住着我最好的朋友,那时,每天晚饭后,我就拖着“欧化长句”般懒散的步履,登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
我赶到天桥,木在一个甘蔗档旁边频频看手表。“走吧!”我下意识地伸出胳膊,要搂住这位从小学到配当祖父的年纪友情愈演愈烈的友人,象小学六年级在散落木棉花白絮的校园那样,却不敢,怕被乡亲误为资深同性恋者。
走过从前的镇二小,校门依旧,我上初中时常常来这里找同乡好友阿龙。走过青云路,一排颓旧的铺子,门一概斑驳着,我指着从街口数过来第三家的门口,对木说:我上初一时,一天傍晚路过这里,尽管刚刚吃过在学校食堂吃过晚饭,可是四两米蒸成的一小钵,哪里镇得住饥肠,一路咽着清口水,忽然,这家的主人出门倒烟灰,意外地看到我,把我拉进去,和他一家一起吃,一大碟炒猪耳朵,被我这不速之客报销了大半。主人是谁?我父亲最好的朋友,在专卖猪肉的食品站当干部的创叔叔。木说,真好,果然有这么一天,一起闲闲地在街头遛。
多少年了,我的还乡梦里,最美妙的事,不就是这般走路吗?我们去探望于我是亦师亦友的寂寞诗人,他因脊柱受伤而瘫痪了40多年。我每次还乡一定去看看他。走向他家的路,夏天覆盖着白玉兰的芬芳。
天桥在背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