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公關室胡世澤報導】首份針對兩岸三地低收入家庭調查結果出爐，研究發現，兩岸三地低收入青少年在經濟困境中的復原力、對未來感到希望、為了脫離貧窮進行計畫三方面，天津總分最高，其次是香港，臺北最低。但不論兩岸三地，學業表現愈好的低收入青少年，愈能計畫脫貧。
調查是由臺師大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王永慈、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鄧廣良（現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工學院教授）、天津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系關信平教授所組成的跨國研究團隊共同完成。
慈教授去年11月受國際兒童指標學會第二屆年會之邀，前往澳洲西雪梨大學發表這份研究，該年會共有200多位學者專家參與，王永慈教授是會中唯一受邀為主講人的亞洲學者，研究成果受全場矚目。
調查於去年3月至5月進行，台北縣市是以等比分層隨機抽樣，香港與天津以多段聚叢隨機抽樣，採面對面訪問低收入家長：台北801位、香港696位、天津827位。而14至18歲青少年樣本數，包括台北258位、香港124位、天津299位。
大多數兩岸三地低收入青少年 不知道如何脫貧
針對低收入青少年部分，該份研究設計「對經濟剝奪的認知」量表，指標包括在經濟困境中的復原力（例如不會因為缺少別人擁有的東西而覺得比別人差、不會因為不夠錢用而發脾氣）、對未來感到無希望（例如我未來沒有辦法找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也不能養活家人）、為了脫離貧窮所進行的計畫（例如為日後出人頭地而努力、積極計劃一些事情）。
研究發現，兩岸三地低收入青少年的共同點為，大部分青少年不知道如何規劃，以達到脫離貧窮，其中為脫離貧窮所進行規劃的比率，也只占12至28%，因此王永慈教授呼籲政府當局，應積極提供生涯發展以及為低收入青少年發展所需的服務，其次，讓青少年看到有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也是非常重要的。
心理愈健康者（例如感到平靜、感到開心等），愈能在經濟困境中有復原力、對未來感到希望、為了脫離貧窮進行計畫。因此，心理健康影響到青少年的經濟剝奪觀念，好的心理健康對於建立個人層次的復原力來說，是一項保護因子。
最後，學業表現愈好者，愈能在經濟困境中的復原力、對未來感到希望、為了脫離貧窮進行計畫。因此，學業表現也會影響青少年的經濟剝奪觀念。這表示，兩岸三地有相同文化背景，華人社會特別強調學業成就，若學生不能在學校表現良好，那麼青少年也會覺得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王永慈教授對此認為，教育環境需要提供更多支持性的學習環境、發展多元智能課程。
進一步分析兩岸三地差異之處，低收入青少年在經濟困境中的復原力、對未來感到希望、為了脫離貧窮進行計畫三方面，天津市總分最高、其次是香港、台北最低。
王永慈教授分析指出，雖然天津的最低生活標準最低，且相關社會工作服務都待發展，但天津青少年對於經濟剝奪，保持最多的正向態度，這與天津是中國第六大都市，以及越來越繁榮的經濟有關，都讓青少年對未來感到正向積極。
香港方面，提供較多低收入青少年服務（如 My Step方案），而臺灣在相較之下顯得較少。因此王永慈教授認為，臺灣政府需要增加對於低收入青少年的積極性服務。
低收入家長在貧窮認知上 偏向社會歸因
針對低收入家長方面，該份調查設計「貧窮歸因」量表，指標包括個人層面（例如「窮人管理錢財能力佳」）、社會層面（例如「窮人被富有的人剝削」）、命運層面（例如「窮人的命運不好」）。
調查指出，雖然這三個城市之間有不同特質，但不論台灣、中國與香港，都有共同點，低收入家長在貧窮的認知上，都偏向社會歸因；感覺生活愈困難者，會偏向社會歸因；2009年金融海嘯經歷經濟困難者，偏向社會歸因。
王永慈表示，從研究中再次驗證，在貧窮家庭中的經濟更困難者，會有所謂的「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比較不認為自己可以掌控生命，反而比較會做外在歸因。
此外，王永慈根據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2007年社會階層組的調查資料分析發現，在一般民眾中，全家收入愈高者，愈會認為人之所以窮是因隨意用錢；再者，全家收入愈高者，也較會認為人之所以窮是因不願工作，也就是做個人歸因，也就是說，經濟地位較好者，較會認為自己可以掌控生活，也就強調個人歸因。
這也產生有錢人會傾向認為貧窮者是不努力的，但根據研究發現，王永慈認為，社會大眾需要瞭解底層家庭的聲音，瞭解其對於社會結構的無助感，期盼社會大眾不要責難受害者。
進一步分析三城市差異之處，該份研究以社會歸因為例，問他們是否感覺窮人被富有的人剝削、社會不公平和欠缺公義、窮人所處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窮人生於貧困家庭因而欠缺一些機會、窮人所處環境欠缺改善生活的機會。
調查顯示，香港低收入家長對貧窮的社會歸因最高，其次依序是台北、天津；王永慈認為，這可能因為香港與台灣的社會較開放，而香港的所得分配不均又比台灣嚴重許多，因此低收入家長的相對剝奪感也較大。而天津低收入家長可能因為缺少相互比較的機會，因此，相對剝奪感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