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昔日日本“红卫兵”的情怀
1998年4月，结束了在美国一年的东游西逛，我又回到了大阪。
打电话到大西商事贸易公司，找我的朋友北田先生，老板大西告诉我，北田已经住院很久了。我大吃一惊，在美国的这一年，北田先生是唯一用中文给我写了许多信的人，他虽说瘦小，但也不像是说倒便倒的人。
在京都附近的被方市的市民医院门口，我见到了正受着胃癌折磨的北田先生。他瘦得像一根芦苇，站在夕阳的最深处，目光怔怔地，像是在收集着树叶上风的声音。
8月，北田先生在干净的床单里静静地去世了。身前供职于大西商事，兢兢业业，默默无闻；身后既无财产亦无亲人。医生说他死得异常安详，面带淡淡的笑容，像一个乖孩子，守在野花开遍的春天的土地上。
1994年，我受天理大学高教授的推荐，去奈良日中友好学院教书，认识了北田先生。他当时五十刚出头，奈良日中友好学院创办也不过20年，而他学中文却已经有了28年的历史，是我的学生中学中文时间最长的一位。1996年12月17日晚，秘鲁一支叫做“TupacA-maru（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行动”的左翼游击队，欲挽救他们的革命，突然袭击了驻利马的日本大使馆。而为庆贺12月23日天皇的生日，当时大使馆正在青木大使的主持下，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八百来宾中的四百人被扣做人质，当然，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消息传到日本，举国哗然。那天我班上异常热闹，学生们对这一突发事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支游击队是新纳粹、党卫军，是流氓暴动。平时沉默寡言的北田先生，此时却坚决站在游击队一边，并声称，如果秘鲁人民不觉醒，不尽早起来推翻藤森的傀儡政府，秘鲁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北田的瓮声瓮气，顿时令人哑然。他早已被同学们看作是言行怪异之人。“秘鲁事件”之后，我注意到，他在学院里更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后来听说北田先生年轻时曾是日本“红卫兵”。
20世纪60年代，是全世界大刮红色革命风暴的年代。我查阅了1966年1月、2月的《参考消息》，将题为《毛泽东思想影响深远而无往不胜——美报惊呼“红色叛乱”震撼拉丁美洲》、《世界上谁想干革命谁就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秘鲁大学生带着毛泽东思想上山》的三篇文章，传真给了北田先生。一星期后，北田先生来电话约我去他家。
北田先生住着很小的一室一厅。在书房里毛主席的黑白照片被放在镜框中，挂在他的床头。简易书架上有河上禁、格瓦拉和毛泽东的书，甚至还有《王杰日记》和《欧阳海之歌》。他终身未娶，父母住在九州的博多市。他说他叛离家庭已经30年了。
将报纸在榻榻米上摊开，北田先生指点着它们说：“毛泽东的话在拉丁美洲大学生中自然受到喜爱，一是因为造反理论比治国理论更能吸引不安分的年轻人，另一个原因是读毛的学说不像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那么费劲，不需要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在谈到游击战、帮助农民收回失地和使一个国家走向大变动的社会革命的奥秘时，他的眼睛有些湿润，说：“今天的图帕克·阿马鲁左翼组织就是昨天的我们。他们仍然运用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和战略战术，即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以贫困的农村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反对一切私有企业和财产，并因此得到了一批极贫困的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问北田先生是不是赤军，他摇摇头，说：“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接着，从柜子里搬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有一层一层的裹着丝绒的抽屉，每一层丝绒上都别着不同质地的毛主席像章。有塑料的、陶瓷的，大都是金属的。他对我解释说：“这儿的五朵葵花表示亚非拉美欧，毛泽东是五大洲被压迫人民的红太阳”，“七朵葵花表示当时中国的七亿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他还收藏了几个红卫兵袖章。我问他从哪儿搞到的这些“文革”遗物。他说，当时日本人先是在电视上看到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但很快就在日本发行了几十万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现在走红的歌星的唱片俏得多。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著的风潮。我翻开北田先生的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出版日期是1967年，出版地点是河北。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的像，还有卷头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语录的许多地方有北田先生的圈圈点点。我的导师、大阪教育大学的田边教授曾经告诉我，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北田先生的毛主席像章，却是托参加中日青年交流会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大阪大学的同学特地从中国带回的。我问北田先生：“既然毛泽东的书在日本供不应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大量制造毛的像章呢？不也是一笔好买卖吗？”北田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否也曾像刘心武小说里的那个弟弟彭晓雷一样，心甘情愿地将毛主席像章别进自己的皮肉里呢？我当然不敢问。
他还有十几本学毛著的心得笔记，纸张都有些泛黄了。征得北田先生的同意，我翻开了它们，里面竟有用日本俳句、短歌以及模仿日本革命浪漫主义诗人谷川雁用现代自由诗体写成的对毛泽东的赞歌。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原文中的“中国”，就成了“日本”。
“关于世界大战的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十几本装订工整的笔记本里，这样熟悉的语句比比皆是。北田先生告诉我，他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当时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著的精神实质，他曾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购买毛选原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动员他的父母把很少的土地分给农民，他甚至认为应该把小农变为无产阶级，以便让他们彻底革命。他试图组织农会，发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家里人和当地的农民把他视为“**”、“疯子”，他也就在此时宣告和“万恶的家庭”“彻底决裂”。
第二件事就是弃学。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愿意乃革命的标志。1968年，北田已经是大阪大学农学部四年级的学生，他组织了几名与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离开大阪，去了千叶县的三里，这个地方当时因为反对修建新国际机场的斗争而出名。反对者认为，该机场是“为美帝侵略亚洲服务”的。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的全日本的革命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被毛泽东思想所鼓舞的北田和他的战友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油印出版了几十期《红卫兵战报》。他们读毛主席的“老三篇”，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了他们的座右铭。在三里，北田认识了当时日本的“邢燕子”，并和这位“立志扎根农村”的女孩成了革命恋人。
新岛淳良在东京大学自主讲座介绍“中国的大学与红卫兵”之后，冠以“红卫兵”头衔的日本青年学生的革命组织，便如雨后春笋，不仅有北田他们这样自发的小团体，还有高中学生的解放组织等等。这些日本的“红卫兵”，也相信马克思“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的“山谷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打碎建筑物的高墙。甚至有一些“红卫兵”勇敢地冲击了美国大使馆，趁大使馆警戒不严之际，爬上大使馆的房顶，扬起怀中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达十分钟之久。弹弓、粪便都成了打击美国大使馆的武器，连撒尿都要冲着美国大使馆的方向。这些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甚至给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他们中的有些人发誓要解放全人类，为此，他们打算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以支援世界革命。后来，真的有一些极左赤军劫持飞机去了朝鲜。赤军战士奥平刚士、安田安之等，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牺牲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北田先生说，至今，当年红卫兵中的重信房子等仍在中东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打游击。他的“邢燕子”山下真子当时也是很激进的一个，他们两个曾数次企图偷渡去中国，可惜，在和歌山尚未出海，就被海上保安截获并强制关押。
我想知道他那位“邢燕子”的下落，北田只是淡淡地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现在，恐怕连孙子都有了。”
1968年3月，日本共产党左派领袖大琢有章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北田先生在该学院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在“三里斗争”、“安保斗争”以及为粉碎台湾在大阪万国博览会自称开办“中国馆”的斗争中，在反对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庆典的游行中，他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我发现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与信仰至今不移。他告诉我，1976年9月9日，他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简直痛不欲生。随后，他独自一人去了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去了遵义，上了井冈山黄洋界，凭吊这位伟人的历史功绩，并瞻仰了韶山毛泽东的故居。现在他老了，听见别人说起毛泽东的种种不是，他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冲上去三下五除二地“消灭对方”，也不会像美国拳王泰森那样把毛泽东的头像纹在右臂上以借助神力，但是，他像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一样，是毛泽东的小学生。从1976年到去年他因病住院的21年中，每年的9月9日，他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他发现纪念堂为了赚钱卖塑料花，甚至有工作人员将前面的吊唁者刚刚敬献的花又拿到小卖部去卖，这使他这位日本人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感慨之余，他将他一生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悄悄地全数寄赠了毛主席纪念堂。
战后的日本，在出版、言论等方面是比较自由的。比如近年来，日本三大私塾之一的“河合塾”，就成为原日本赤军派领袖监见孝也与极右派铃木邦南开展论战的场所。他们先后就“天皇制”、“波茨坦条约”、“随军慰安妇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巴勒斯坦民族问题”进行了五次以上的辩论。一些大学里的政治、经济论坛也很活跃。我拉北田先生先后去过早稻田大学、一桥大学和大阪大学，旁听诸如“为什么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当代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与马、列、毛过时论”、“新剩余价值论”等讲座。不属于任何学术流派和研究会的北田先生，对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熟稔程度，绝不亚于一个一般日本大学的政治系教授。让我吃惊的是，他对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认识、分析都头头是道。对于印尼的艾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中国的林彪，他真是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他认为，正是那些打着毛的旗号的野心家、阴谋家坏了毛泽东的一世英名。
北田先生的胸膛上大约没有彭晓雷似的伤痕，他也不曾因为被欺骗、利用过，而发出北岛式的呐喊——我不相信!他不像有些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失望、虚无、愤懑、颓废——在精神上垮掉了。他天生是一株向日葵，那满腔的虔敬长到最高处。我接触过许多当年日本的革命狂们，如今也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对于当年的事，他们似乎已经遗忘，在日本，遗忘是很容易的。我所就读的大阪教育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都曾是当年的革命“重镇”，而今，偶尔还有人散发“全学联”的“部落解放”传单，散发“捣毁××反动教师的课堂”、“消除差别、打倒天皇”的小标语，让人联想到当年日本红卫兵的罢课、抗击警察，与飞机发射的催泪弹作战的壮烈一幕；除此之外，那个时代确实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樱花开得快谢得更快，30年后，日本青年为之痴迷狂热的东西，当然今非昔比了。
肖复兴在《关于蔡立坚》中有一段话，我想抄在这里：
“无论历史对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如何评价，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心知肚明彻悟历史轻轻翻过那一页时是宜大不宜小、宜粗不宜细，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嘲笑这种真诚的信仰与献身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以一种看破红尘的世故嘲笑这种只有年轻才会拥有的真挚而单纯的眼泪。列宁说过：‘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我们拥有了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我们也无可奈何地失去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了这种如真理如眼泪一样透明的单纯和真诚；包括了这种可圈可点的信仰和同样可反思的献身精神。我们怎么可以忍心在批判历史的时候，无情地痛快地将这一切像跳脱衣舞一样把衣服尽将剥去，随手抛却在遗忘的风中，将这一代人的价值和命运断送得一无所有？”
写下这些文字，我再一次同北田先生的亡灵告别。
作者：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