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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
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工 字钢
（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做成的，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
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时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
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
就不再响起了。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老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 村里
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
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毕业 后，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了回乡知识青年；再后来，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
，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行”，我却远行了，是为
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却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
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 钱治
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前鸣放，留
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
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次离家独自谋生时，也没有流过
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
生 命，就这么消失了，我无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
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的。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
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 地、荒
山、湖边，钟声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
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贫困、 小
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
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党，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
组 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
天已经抹黑的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 碎。一
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个家庭也炸
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 山村
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
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 无
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导，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
、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
，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 就要
终结的时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
三天，我的伙伴的大哥的小闺女，也就是他的侄女，一位17岁的如花似玉，美 丽
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
因，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
托拖拉机进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 不平，犬牙边
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 的，渐渐
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
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 什么
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村里常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
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
灵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
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80年代初和中，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
。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 10%的GDP增
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
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 抹黑农村改革
，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
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长，北师大毕业的娇小姐。本来我羞于带她回老家，为
了证明我所言不虚，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 爷曾是全
国挨批的大“右派”，父亲是某中直机关的大“右派”，对于毛泽东，娘俩是恨
从心头起，两个平了反的“右派”反倒牢骚不多。我妻子曾随父母到山东的 农村
蹲过“牛棚”，听到过类似于我热爱的那种钟声。这次随我回老家，看到一个迥
异于报纸电台吹捧的农村。于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后来，我又携妻分别于90年，94年，97年，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没有
亲人在那个小村子里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里卖豆腐脑混日子 了。可是乡亲们还
在。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当时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长辈，本是中年，
成了现在的“老人”。他们有的，衣不遮体，坐在太阳底下晒太 阳；有的不能动
弹，在破烂不堪，恶臭难闻的“床”上等死(请允许我加这个引号，因为那实在称
不上床)；还有的在田头地老，像幽灵一样劳作，或者四处游荡， 打发孤独。1987年
那一次，我们带的是崭新的10元的票子，是准备走村串户时给孩子们压岁的，后
来我们带回去的就是50元，百元大钞，也不再是给孩子压 岁的，却是专门给这些
曾在钟声的召唤下和我一起劳作的乡亲们过年的。每次准备这些“盘缠”时，妻
子都担心不够，因为见到实际的情形后，往往水涨船高，那都 是她自作主张，事
后悄悄告诉我：太可怜，少了拿不出手。其实我们知道，救急不就穷，我们的区
区薄数，解决不了他们的生存，无非表达一种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
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在加剧，曾经那个欢腾 的村庄，现
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
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岁，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 有回来，只
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个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
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 “比去年好了一点。”乡
亲说。
“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
“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现在，靠天吃饭。”
“水库呢？”
“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
“乡里干部不管？”
“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
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 “怎么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
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
很好吗？卖几个活钱。”
“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时故
意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
。” 进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
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子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
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里的欢乐，渐渐
的清晰起来。
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是队里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产生的（不要以为我在胡说
，后来的什么“海选”，不过是闹剧，与那个时代的村民选举，天壤之 别），一
共做了几任队长，我不知道。作为乡亲的带头人，他要比别人起得早，准时敲响
那钟。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却仿佛只有这严厉，才担当得起那敲钟的使 命。
父亲没有表，只看日头高低，决定敲钟的时间，每天要敲响三次开工、收工的钟
。钟声一响，人们闻声而动，不敢怠慢，收工的钟声往往敲的自由，父亲觉 得活
没有干完，会晚一点敲钟，干得利落，也会早一点敲钟。男人干的是水田的活计
，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满村各处，都是成群结队，说笑中一起劳动的人们。有
时候收工的钟声，传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亲就会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
收工；有时父亲去大队或者公社开会了，会委托别人敲钟，这时收工的钟声往往
后 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亲知道，说大家偷懒。于是乎，会有一些人饿得“
死去活来”，但不闻钟声谁也不敢收工。
村里有个什么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亲也会敲钟。这时男女老少，集中在打谷场
上，热烈讨论，争这争那。当然，往往是男人争，女人们听着，孩子们则在 草垛
之间，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乐。要分稻谷、分小麦、分绿
豆黄豆或任何收获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杀的老牛的肉（那时宰杀任何耕 牛
，都要公社批准）、分特意捕捞的池塘的鱼，也要敲响那钟。钟声欢快、甜美、
袅袅依依、徐徐晃晃。听到这钟声，大家都乐得很！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
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 天；夏
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
激促、铿锵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 的
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绵中，等各自
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
担 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场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
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
但是， 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
决算，无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
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种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
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颅、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
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
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
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 幸，
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
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
毛泽东，后来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
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9-6-8 12:03:23 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