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请了一个星期假，不走不行。
当了一个星期的农民，感觉比六年还长；回台城过了六天，却是光阴似箭，一眨眼功夫就过去了。
依依不舍，到病榻前跟妈妈告别，想起这一回去，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心里的难受一言难表。
真不愿意回到那个陌生的小山村，那块要我扎根一辈子的土地，那个将要埋没我青春岁月的万丈深坑！
想到那些陌生人，尽管他们热情好客，但总感觉跟他们貌合神离话不投机，那种别扭太令人难堪。
我跟妈说，我真不想回去了。
妈妈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你怎可以有这念头呢，你想想你爸爸现在的处境，因为你哥下乡的问题，已经被单位的领导，还有管区的领导，三番五次上门来指责倒流城市对抗政策，如果你不回去，爸爸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你还是生性一点，回去好好干吧。
人生的无奈，就是每行一事，都要顾全大局，三思而行，由不得我行我素。
我只好默默地点点头，步下楼梯，低头避过邻居和旧街坊们的眼光，怀着满腹心事，默默离家而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伟大领袖对广大的革命青年们说的，我想对号入座并不具备资格。有了黑七类的背景，想大有作为是痴心妄想，想少惹麻烦，只能夹着被人强加的尾巴，小心做人。
我当农民了，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当农民并不羞耻。
农民低人一等，虽是不争的现实。我在城里，如今不也是低人一等吗？我这样安慰自己，心理渐趋平衡。
话还可以说回来，当农民，有当农民的优越，仅以短短六天的体会，我浅有感触。
民以食为天，就以吃饭为例。贫下中农家米缸里的米，颗颗晶莹剔透，比城市有身份的人也难得吃到的特级一号米还要精。他们锅中的白米饭，松软可口，我可以不用餸菜，连吞七八碗。
令人羡慕的是，他们不是偶尔吃，还可以天天吃，顿顿吃！
回到台城的第一顿饭，就已经觉得家里的饭有点难吃了。要变修，真容易，要不变修，真难！
城里人，靠政府统一定量供应粮食，年年月月日日，只有三号米，每斤一毛四分二，从没想过好不好吃。从不知饱滋味的人，能充饥的食物都香甜可口，哪会嫌不好吃？
为什么高人一等的城里人，要吃那么难吃的米？真值得疑问！
后来有人解释了，国家如今库存的粮食太多了，足够全国人民吃三十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要保证跟苏修美帝打几十年仗后还有吃的，所以先吃库存最久的。存太久的粮食自然有点发霉，大家都谅解。
纵是谎话，言之成理，城里人没意见。
领袖雄才伟略，政府高瞻远瞩，谁会怀疑！
但是，党和毛主席忧虑过否，这么高级的米饭，让低人一等的农村人吃，并不利于他们改造思想，更有甚者，让城里来的知青们吃上几天，思想也会变修。以后，他们再也咽不下城市人吃的带霉味的粗米饭时，该如何发落，又来一场运动？
我敢打赌，政府配给城里人吃的三号米，拿来喂养贫下中农家的猪，猪们准保不吃！
我说怪话是阿Q精神在起作用，阿Q精神可以令我振作，虽然治标不治本。
米饭再好吃又怎样，我自觉改造世界观，我不向往物质享受，我只向往读书，我只想读书，我渴望读书，从心底升起来的欲望，就是读书。尽管主席一再说读书无用。
一想到与我同龄的人，与我同班六个寒暑的同学们，如今一个个都上了中学，在学校里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只有我，灰溜溜地辍学下乡当农民，心理就不平衡。
同龄不同命，人以阶级定，当年同窗无分彼此，如今命运可比霄壤，不可同日而语也。纵然我每天能享受香喷喷的精米饭，心中的忿忿然，依然挥之不去。
并非我无心向学，并非我成绩太差考不上，论学习成绩，我也该排在中上水平。还有值得自豪的，是美术老师曾給我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他说过要保送我去广州读美术专业学校，让我看到了一片光明的未来！
话说当年，我因有涂鸦之癖，特受青睐，学校管美术的马朝彬老师对我期待极高，让我担任了学校美术组的组长，美术室的钥匙就在我手上，课后我可上那里画画。学校的墙报花边图案，多是我的手迹。
我跟马老师学到了绘制巨幅宣传画的技术窍门，我不再像此前那样，只会画八开以内尺幅的小画。
文革忽起，无知无畏，我还曾为造反者小团体所网罗，为批斗老师效过犬马之劳。
然而急转直下的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正当满怀激情，投身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之际，爸爸就突然成了“历史反革命”。最要好的同学—战友们，一夜之间就像避瘟神一样，把我当成了陌路人。
马老师也突然失踪了，据传也是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以致黯然消失。多少年来，经多方打听，我都无从知道恩师的下落。
天下大乱，有说是形势大好，所有学校都停了课。
运动一波接一波在推进，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爸爸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押着爸爸来抄家，在我家墙上凿了十几个洞，抄走了全部的书籍纸张，连我所有的画和颜料都全数搬走。
爸爸被扣上高帽子和大牌子，敲着铜锣游街示众，备受凌辱，我远远地跟着，不知所措；
爸爸被推上批判台，被勒令交待反革命历史，被拳打脚踢打得脸青鼻肿，我远远看着，悲愤交加。
管区的革命青年不甘落后，勒令祖母交待当年送子当兵抗日的反动历史。可怜的祖母不堪受辱，终被逼上绝路，纵身跳入雷公潭！
令全家陷入万劫不复绝境的肇因，就是因为爸爸年轻时太热血，以为匹夫有责，以为国比家重，就自动跑去当兵打日本，一去就是整整七年。到头来呢，没功劳更没苦劳，献身救国，竟是十恶不赦之罪，不但连累儿子们读不上书，还害死了自己的老母亲！
一段惨痛历史，至今提起，爸爸仍老泪纵横！
曾几何时，复课闹革命的声浪中，学校放榜，公布升学新生名单。怀着自卑的心态，我混在人堆中，偷偷去看榜。操场上人山人海，一排排的红底黑字排名，看得头昏眼花，找不到我的名字。回家后仍不甘心，到晚上没人之际，带上手电筒，溜进学校操场，从头到尾，细细查找几遍后终于证实，我已名落孙山。
最近伍哥说，可能是老师抄名字时疏忽写漏了，因为有一些家里有问题的同学，都能来上学，说当时我该到学校去查问一下。
可是，以当时的情势，我敢去吗？我有脸去吗？
那位老师，别愧疚，是您改写了我的历史，我该谢您吧，您令我的人生经历色彩斑驳，丰富了许多！您让我年纪轻轻就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只是那时我误以为，我的人生前景，已经注定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灰暗。幸好我没崩溃。
回到家，爸爸刚从牛栏被恩准回来过夜，听我一说，顿时呆住。哥哥在一旁低声埋怨，你为什么要当国民党不当八路军呢？爸爸无言以对，即时以手掩面，痛哭失声。
妈妈明白父亲的苦衷，喝止哥哥说，你懂什么！哥哥自知此话不当说，低头不语，父亲把我拉进怀中，一家人相拥抱头痛哭。爸爸一边哭一边说，是我害了你们啊。
妈妈后来跟我们说，抗战时的广东省，根本没多少人听说过共产党和八路军，就算你听说过也找不到。而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了，国民党并不是卖国的，抗日战争，是他们在主战场上浴血。
妈妈当然不敢说太多，因为当时我们的心目中，国民党就是反动派，爸爸过去当国民党，无论如何还是错误的。但我坚信爸爸不是坏人，爸爸一定是受蒙蔽，受蒙蔽无罪，这是大家都认同的道理。
我还一直以为我们宽容，不计较爸爸以前走过弯路，殊不知我们错了，那些打内战自诩有功的人，才应该自惭形秽！爸爸抗战七年，知道要打内战便立即退伍，说中国人不该自相残杀。他顶天立地，有功于民族，无愧于国家，何罪之有！
擦干眼泪，我向爸妈表态说，没书读，没关系，自学也能长知识。
自此，百般的磨难开始陪伴我走过了很长的岁月。
我曾起早摸黑，打着赤脚，帮人推着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禾草的手推车，从水南出发，顶着寒冬腊月的西北风，徒步送到开平的苍城；
我曾夜以继日，挥舞着十多磅重的大钢锤，在台城东门的小水塘边，敲碎过不知多少吨的花冈岩石。
就为了挣多一点点血汗钱，支撑穷困的家境，给病魔缠身的妈妈治病，我曾做过数不清种类的零散工，有的一整天只能挣几分钱。
最让我难堪的，莫过于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三天两头，厚着脸皮，站在印刷厂对面的劳动力调配站门口，哀求，等待，看脸色，遭白眼，面对态度傲慢横劣的办事人员的呵斥和讥讽，因想到负罪的爸爸，卧床的妈妈，无奈一再忍气吞声。
我的邻居们至今都记得，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家伙，他们可能不理解我内心的苦衷。
忍受失意的痛苦，于我们家里每一个人来说都已是常态。这不仅仅是穷困的折磨，穷，我们并不怕。从小，母亲就给我们诵读过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类的古文。我当然不相信天会降什么大任，但觉得吃苦实在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的邻居都很苦。我们比他们更不幸的是，我有一位患病的妈妈。父亲独力支撑六口之家，每月仅卅二块钱的工资，除了吃饭，还要给妈妈看病，非常不容易。
我从十岁开始，就已经一边上学，一边去做零散工作以帮补家用。记得，曾经到通济桥对面的柴场去绑过柴；曾经到果菜加工场去剥蒜头刨萝卜；曾经到屠宰场去拔鸭毛……
说实在话，受苦受累算什么，我们难熬的不是经济上的穷苦和身体上的劳累，而是政治上的无端迫害，那是最难以忍受的身心折磨。
当知青之前，我已经饱历风霜，做农民又岂会怕苦，唯一没经历过的是离家而已。自己的家，虽然家徒四壁，有亲情在，不寂寞，有温暖。
可我十六岁了，应该算长大了。男儿当自强，好男儿志在四方。反正不怕吃苦，还怕什么，离家就离家！语录有说了，“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离家百步，我想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我暗暗下了决心，从此振作起来，就权当是天将降大任吧。
收拾好心情，我没立即到车站去，而是顺先锋路（环西路）绕到人工湖秀丽塔旁边，换上笑容。看湖边垂柳，分外轻盈，我似壮士出征前，望一眼风景这边独好，然后义无反顾，奔向那个天地不甚广阔的小山村。
常驻湖边摆摊的摄影师过来兜生意，我欣然站定，并执意用我自己设计的甫士，让他为我拍下了一张我至今犹视为经典的、意气风发的照片。
写于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