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圣文化”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
为什么现在重提启蒙?是不是对过去所提启蒙的简单重复?
资中筠：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从一开始就道路不同：希腊哲学通向科学，中国哲学通向个人道德、政治，也就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
从这一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
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很少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所以尽管皇帝有生杀之权，还有不少大臣面折廷争，冒死直谏，因为他们秉承古圣先贤之教，有一份自信。
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冒死直谏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中国第一次“启蒙”广义来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曲曲折折持续了一百年，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
在精神上，他们继承了忧国忧民的担当和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从谭嗣同、秋瑾到早年共 产 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
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从皇权专制、愚民政策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走出来，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去掉了“颂圣文化”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这一百年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这一启蒙被革命所压倒。
现在重提“启蒙”是因为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蒙昧阶段。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相当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60年来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论，在文化领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坏大于建设。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人们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画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的人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导致道德沦丧的后果。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可惜这场思想解放只有十年，仍以“武化”手段结束，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富裕，而文化却苍白、贫乏。一方面是商业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思想言论的禁锢，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充斥于媒体的不是颂圣就是娱乐文化。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
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仍然难免，比起前三十年，环境应该说已相对宽松，而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不稍减，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人们对于是非、善恶都已变得麻木。长此以往，不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民族精神将日益萎缩，所以“启蒙”应该重新提上日程。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已大不相同，当然不是对前一百年的简单重复，但是也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功不可没。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应该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