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晴皋，名有融，字晴皋，重庆巴县人，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诗、书、画名于世，以至在重庆和四川民间一度流行“家无晴皋画，必是俗人家”之说。至今仍有上千幅书画作品传世。晴皋书画纵横恣肆，雄奇壮阔，极具抒情性，有《退溪诗集》传世。《巴县志》称他为“县三百年来极高逸文艺之誉者”。
清王朝中叶，是有清两佰七十年社会最为安定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清王朝国势已开始由盛渐衰，但总的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就绘画艺术这个门类来讲，由宋元肇其端，经过有明一代文徵明，沈周诸人的努力，至董其昌集其大居的文人绘画，占据了中国画的主流；到清初形成“四王画派”，被标榜推崇为山水画的正统。在野的则有明朝遗民“四僧”狂放冷寂，啸傲山林；行为怪诞，离经叛道的有“扬州画派”，聚集于商埠，抛弃斯文，公开言利，被时人称之为“八怪”。如此形形色色，令清中期的画坛眼花缭乱。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龚晴皋，晚年悠闲于巴渝、画名显彰于四川，有大量的绘画作品流行于世，其时竞有谚语所谓：“家无晴皋画，必是俗人家”流传，可见画名之盛。
龚晴皋的绘画，就存世的作品来看，题材以山水石木为多，形式以水墨为主，画风清幽淡远，野逸闲适，属文人画艺术。我们所说的文人画艺术，乃是以书法为技法基础，以笔墨为表现形式，以诗境为灵魂，抒发个人情感，把儒家、老庄及禅宗哲学作为思想境界的文人艺术。文人艺术的审美品格常常用“雅”这个范围宽泛的词予以概括。龚氏的绘画，大柢符合文人艺术的标准，即“雅”的标准。龚氏自己也比较注重雅的生活与雅的艺术情调。身心之雅如他自己的诗所吟：“松风生小轩，飘来明月下，古人重新煎，此韵真清雅。焚香一听之，我心自潇洒。”（《短古五首》之四）。艺术情调之雅如：“虽非散人，也胜神仙。……葺我茅屋，乐我林泉；品我墨妙，参我画禅。”（《自题小影》）。
由于“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体地要用它来阐述龚晴皋绘画艺术的审美品格，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本文自元代起，沿着文人绘画的线索，将龚氏与在他之前和同时代几个绘画流派及其时代背景作一比较，寻找他们之间的异同，从总体上把握他们各自的品格特征，那么龚氏绘画的审美品格定位便不言自明了。
文人山水画在元代成熟，引导了以后中国绘画发展的方向，元四家是其奠基者。元四家所处的时代，与龚晴皋生活的时代，大背景都是异族统治，但又有所不同。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排斥汉人，对汉族知识份子采取压制的手段。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汉族知识份子，仕途无望，报国无门，故而隐逸山林，作画吟诗。他们所作的山水画，表面上看，山林水泽，泉石田园貌似平静，但骨子里却是极度的悲观失望，“苍崖积空翠，怡我旷古心。飞泉落深谷，冷冷弹玉琴”（王蒙），一片虚空和冷寂。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倪云林的山水画：构图近为山石林木，中间隔一空白，远景为远山水石，画里不加人物，暗示着与当政者不肯合作，不能沟通的意思。在他的画里，自然被简之又简，损之又损；所绘山石林木水泽，萧瑟荒疏清寒，后人谓之残山剩水；画境孤高雅致，冷寂之极。龚晴皋生活在满清统治中期的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这一时期承康雍之盛，社会亦称富庶，满族政权已基本稳固。虽然是异族统治，但满族的汉化和汉族知识分子对政权的认同与日俱增，表现在统治者对开科取士的重视和知识分子对读取书作官的兴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民族矛盾。这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是比较平和的，没有元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孤高和冷寞。龚氏沿续着传统文人读书做官的路线，一度做了县令。他做官做得比较认真，有时又感到无聊，有诗记事云：“纱帽笼头事颇多，每当退食便高歌。但愁日饱将军腹，腹负将军可奈何！”（《山右可园四咏》之一）。后因事得罪上司，辞官回家，隐逸田园，吟诗作画，“买田喜近钓鱼滩，灵壁小峰滩上攒，收入云笺册子里，要留好样借人看。”（《戏题画石册子十二首》之八）置业不仅是为了温饱，还得有文人的闲情雅兴（垂钓），作画也是比较认真的。至于“得罪上司，辞官回家”这件事，好象不愿提及，所留诗集《退溪诗稿》中，也未见他自己有关这件事的记载。可见，这件事在他一生中未见得就是大得不得了的事，心情是比较平静的。因此，他的内心对社会现实是认同的，并无元四家的那种悲观与失望。据说他晚年还送子进京赶考一次，说明他对现政权的希望。因此，他的隐逸与元四家的隐逸有着根本的不同。龚晴皋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反映到他的画作里，构图虽荒疏简约，用笔则园润丰腴朴厚，一派牧歌似的抒情平和与闲适，一如他自己的诗歌所呤“沙平江路稳，溪涨小桥偏，行到三叉口，呤看百倾田。牛羊春草地、鸡犬杏花天，自是桃园窟，金华任醉眠。”（《次韵李约奄先生春分前一日过江访蒙园》）。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元四家绘画的审美品格表现为孤高，冷寂与隔寞；龚晴皋绘画的审美品格表现为平和，率真与闲适——虽然二者在表现上均有荒疏，野逸的特点。
清初的山水画观念，是在“四王”的山水画观的笼罩之下的，这就是书法入画，笔墨性情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渊源，自然要追溯到元四家、然后是董其昌，董其昌是枢纽人物。董其昌论山水画云：“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画旨》）。其他所谓“画不在形似”，“气韵由笔墨而生，”等等议论，使得文人山水画到了四王手里，笔墨技巧为精致纯熟，意境庄严高旷，儒学意味深厚，被清统治者视为正统。我们看龚晴皋的山水画，笔势纵横，墨气淋漓，既承袭着元明以来文人山水画的肪息，遵循着董其昌所倡导的笔墨性情的规范，又与四王画派在审美品格的归宿上分道扬镳。虽然在表面上，他们都是以文人的立场来从事绘画创作的。他们之间的审美异同表现在：
在他们的山水画里，并不真正关心真山真水的再现，而是用笔墨去再造一个心中的自然。在他们的画里，形体并不重要，笔墨表现才是第一要素；并且，在书法的影响下，增加着绘画的抽象意味。在他们的绘画里，对笔墨构成方式抽象表现力的关注超过了对笔墨再现能力的关注。在这方面，龚氏在抽象上走得更远。
四王动用古人的笔墨范式与经验进行创作，故有极佳的精品，较少有失水准的次品；龚晴皋则主要动用书法的方法进行创作，一次写就，不可重复，虽有极佳的精品，亦有失水准的次品的半成品。因此，四王的山水画极为严谨，讲求无一笔无古法，主要指的是古人的绘画笔法；龚氏用笔较为率意，讲求的是无一笔不用书法。龚氏自己的题画诗中说：“兴到端因帚作觚，书家笔法画家摹，君看翠扫奇横处，可是狂童信手涂。”（《戏题画石册子十二首》之十）便是对自己画作笔法的注解。况且，龚氏的书法极好，书名几盖画名，向他索书的人很多。他另有诗记其事：“自笑平生拙似鸠，几间破屋住溪头， 扰扰 门者，不索书颜便索欧。”（《再宿金剑山》）。向他索书的人前者刚去，后者又来，骆驿不绝，虽有所夸张，也反映出时人眼里他的书法在他艺术中的地位。当然，至关重要的还是审美品格上的不同：在四王那里，山水是庄严，稳健，慎重的；山川水泊树木和石头是自在，邃密，高旷不可狎昵的，是师从元人笔墨向宋人境界的回归。而在龚晴皋的画里，山川水泊树木石头随意出现，随意而安；山川既不神秘，水泊也不玄远，树木也不生疏；怪石突兀，但却幼稚可爱。“白板扉开水面楼，如何不见有渔舟。钓篷应向前溪去，傍晚归来置酒不。”（《题画诗十二首》之二），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之中，亲切，关怀，闲适， 意。
现在，我们将比较的眼光移向明末清初的“四僧”四僧生活的时代，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动：满族入侵，中原陆沉，王朝易主、汉族知识分子承着巨大的精神创伤。作为明朝遗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四僧极为不幸，面对社会格局的变化，他们必须作出新的人生抉择：或是归顺新朝，或是矢志守节。前者将受到社会 论和个人心理上的谴责，后者将意味着终生的寂寞无为；两种选择都会使他们的精神陷入痛苦之中。四僧均选择了后者。因此，在他们的绘画中特有的审美品格便是这种精神痛苦的表现。与四僧相比，龚晴皋是幸运的。龚氏的时代正处于清朝所谓“乾嘉盛世”，异族统治虽然还在汉族知识分子心中隐隐作痛，但经过清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雍乾两朝的文字冤狱，汉族知识分子已失去反抗之心，加上清延的怀柔政策和科举的引诱，知识分子分化日显：志在官宦者专心于科举；避文祸者醉心于考据；旷达野逸者寄情于山水，心态大柢平和，精神也较为平静。龚氏有诗自咏道：“随缘为上策，地僻觉情闲，人信非高士，园当号小山。名花今待种，恶竹旧曾删。细想平生事，烹茶坐此间。”（《小山园》）。诗的情绪，是他画作的最好注解，它大柢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一般心境。
从存世的龚晴皋绘画作品来看，形式上受四僧中八大山人的影响较多。八大山人名朱耷，明朝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明亡后为躲避清延的搜捕和诛杀，朱耷被迫剃发为僧。人虽遁入空门，但佛门清静终究稀释不了这位落难王孙蓄积的思想深处的国恨家仇和屈辱。强迫性的自我压抑曾使他的精神一度失常，因此，书画创作对他来讲，既不是文人闲情逸志的消遣，也不是取悦人心的玩意儿，而是借助一枝笔，把自己胸中凝结的愤怒和郁结喷发出来。他的那首被人们广泛引用的诗，诉说了他的一腔悲愤：“国破家亡 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如此血泪诉，读杰潸然泪下。我们所见八大的画作，常常是聊聊数笔，简得不能再简，常常因简约而不辨形体，具有很强的抽象意味。在这方面，龚晴皋画作的抽象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被人们称道，也是他爱画的石头，刷刷几笔，聚墨成形，若不加题款说明，恐怕是难以辨认形体的。但是，他们两人在艺术的审美品格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构成八大画面的墨线郁勃而紧张，物象怪诞。如所绘之石，大小倒置，有累卵之危；所绘鸟雀，身体倦缩，眼目半闭，白眼多于青眼，一幅冷嘲热讽的模样。龚氏之画，墨线亦郁勃，但厚泽滋润；所绘形物，简约疏阔，随和亲切，无剑拔弩张之态，有温和平静之气，仿佛一首柔和的田园诗。四僧中，石涛的艺术成就最高，但石涛生前，艺术上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在南京时，声誉在 残之下，晚年居扬州名不及八大山人。郑板桥曾云：“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扬州。”龚氏曾游历江浙，画风与其说多受扬州画派的影响，还不如说多受扬州画派推崇的八大山人的影响，这点，从笔墨形式加以比较犹为明显。而且龚氏绘画未见其有彩墨作品，八大山人也极少彩墨作品，而以花鸟画为主的扬州画派作品则五彩纷呈。
最后，我们来看看龚晴皋与扬州画派。龚氏与扬州画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稍晚；龚氏青壮年时曾游历江淅，绘画思想受扬州画派的影响无可怀疑。但这种影响主要是绘画思想上的影响，从画风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谓绘画思想，指的是明清之际那一股文人绘画新潮的反叛意识。那个时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和知识分子的沉浮分化，以反映个人情感为目的新的文人画风愈演愈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部分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画坛上以四王画派为主的山水画一统天下，也需要有新思想来打破它以推动画坛前进。有幸的是扬州画派诸人因其所处的特殊环境的逼迫，走出了一段辉煌；而龚晴皋则因种种原因寓居巴渝，名不出四川；生活背景、生存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绘画在审美品格上的根本差异。
扬州画派的产生，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一群落魄的知识分子，迫于生计，在商埠扬州以卖画作为生存的手段。按照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生发轨迹，若他们是处在另一时代或者其他某种环境比如明末清初，或者不在有较浓的商品经济氛围的清中期的扬州，这群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结局应与四僧或者龚氏差不多，扬州画派恐怕也无从说起。扬州画派的产生，既有反叛的因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扬州商品经济所提供的契机和逼迫。郑板桥作诗自叹道：“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作早餐。”因此，这一画派的商业味道极浓，为了迎合世俗的喜爱，其画风必定染上市井流俗。李 自己便说：“画索其值，随人指点，或不出题目而索人高价，只得多费工夫，以逢迎索画者之心。”在这种情形下作画，画格必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扬州画派诸人如郑扳桥等也曾做官、辞管后他们不是去过闲适的隐逸生活，而是以卖画为生，成为职业画家。因为要按照买画者的喜好作画，常常是画非所愿，故文人气减弱，市俗气增多。龚晴皋不同，无论做官辞官，隐逸乡里，均与世无争，亦无生之忧，故作画全无挂碍。他有诗自述其画事云：“先生非 橘中乐，我岂卖画为生活。出币索画胡为者，画笔不为先生搁。”（《刘芳皋比部索画》）。由于绘画无挂碍，故兴之之至，随心所欲，以手写心，一派天真烂漫，野逸亲切。因此，比起扬州画派技法虽不如他们丰富，但从文人雅的立场来评判，其审美品格又要比他们高出一截。
研究龚晴皋的绘画艺术，目前尚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首先其画名不出巴蜀，画史并未将他列入重要画家进行研究。其次，有关他的身世，活动事迹等、准确的文字记载较少。再次，他的画风游离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诸流派之外，难以归类，阐释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本文考虑到上述几点，力图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生存状态着手，通过把他与在他之前和同时代的几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位大师进行比较，揭示出他的绘画艺术的基本审美品格，以帮助我们能更好的欣赏和读懂他的艺术。欣慰的是龚氏有相当数量的绘画作品在巴蜀留存，被人们珍藏，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绘画艺术的价值和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价值！
龚晴皋年谱
龚有融，字晴皋，号绥樵，别署绥山樵子、避俗老人、拙老人，以字行。重庆巴县冷水场（今重庆九龙坡区华岩乡一带）人。书画家、诗人。
其先四川营山人，祖辈有龚士楷者，乾隆己未进士，官广东长宁知县。又有龚士模者，乾隆丁巳进士，官云南府知府。康熙间，晴皋之祖由营山迁巴县，遂占籍焉，祖名不详。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年） 一岁 在巴县
是年，龚晴皋生于巴县。
是年，吴鼒（山尊）生。李方膺（晴江）六十一岁。郑燮（板桥）六十三岁。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 十一岁 在巴县
是年，郑燮卒。丁敬（敬身）卒。陈希祖（玉方）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 二十三岁 在巴县
是年，巴县霍来宗成举人。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 二十五岁 在巴县
八月秋试，中举。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年） 三十二岁 在巴县
作《周为斋春日将赴成都锦江书院肆业应丙午秋试赋此劝驾》诗。
是年，从弟有晖生。有晖，字旭斋。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年）三十六岁至三十九岁 在巴县、陕西、高淳等地
霍来宗成进士，签分江苏，授高淳县知县，旋调常熟知县。
晴皋约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九岁之间，曾往江南游，入霍来宗幕。在高淳，有《郊行》、《池上》等诗。《郊行》：“郊行浑不辨西东，十里平田入画中。白石桥边香晚稻，绿杨村外挂残虹。葛衣羽扇双芒屩，岸雨汀烟一短篷。想到归帆高挂处，钱塘湖畔又秋风。”自注：“在高淳作，时将之杭州。”
出入巴蜀，或取北路过剑门关，或取水路过三峡。在所到名胜，往往有诗，如《过卧龙冈口占》、《马嵬》、《过华阴作》、《经白帝城》等。
累试不售，心绪不佳，于诗中每有流露，如“去年失意关山客，镇日长嘶蜀道驴”（《漫兴寄孙兰圃同年》）、“去年同上燕山道，蹇驴破帽人争笑。今年报罢我先归，君在穷途无所告。……但得负米奉双亲，何必苦爱高官职”（《柬周兰皋》）。此期间始习作画。
是年，蜀中张问陶（船山，遂宁人）成进士。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 四十岁 在巴县
在渝课徒。八月，作《诸生畏热辍读予亦清尘无事赋此》：“……尔辈今住安乐窝，如何镇日抛书篇。莫言失学从吾懒，吾懒非关生性然。忆昔十五二十时，何曾知有三伏天。祗今电光才一瞬，四十头颅来眼前。”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年） 四十一岁 在巴县
从弟有度成举人。是年，钱沣（南园）卒。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年） 五十四岁 在巴县、僰溪
正月六日，游汪氏啸园。
冬，以条幅临《兰亭序》，款识云：“戊辰冬，临于僰溪小山山房。” 僰溪，綦江古名。约在是年，作《落齿和王东山韵》，有“而我年四十，二三从此逝。……及今五十馀，仅存亦复脆”句。
按僰溪，《蜀中广记·名胜记上川东道·南川县》：“僰水流入江津县南界，所谓僰溪口也。”《清史稿·志四十四·重庆府》：“南江即古僰溪，自綦江入，迳城东，又北入大江。”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年） 五十八岁 在山西崞县
是年，朝廷大挑选。有《邯郸道中》诗，序云：“予衰矣，饥驱入都谒选，过邯郸，道吕祠口占。因忆元亮高风，尚作彭泽之想，官味未尝，聊复尔尔，一笑。”诗中有“莫怪人间睡汉多，饥人梦甑笑呵呵。先生试煮黄梁饭，饭未熟时吃什么”句。以大挑一等授山西崞县（今原平县）知县。赴任后，有《山右可园四咏》， 其序云：“壬申二月雪后，于崞署隙地辟小园，种花、垒石，设几案于窗前，隔墙有杏树，树杪露西城，颜曰可园。”可园者，可退食、可课儿、可看山、可赋诗也。
三月，作《肩舆图》，题识云：“杏耶？桃耶？梅耶？石曼卿无□叶有青枝句，未免着迹，十里村中，攒红裁榆垂，肩舆眺览，诗思尝不异在驴子背上也。时壬申三月廿二日，崞署。公暇以秃毫写此于灯前，二十五点漏已消去一半矣。绥樵。”又作《山石图》，题识云：“余于雁门观唐六如有此一幅，但能置身其间，飘飘欲仙也。屡拈笔拟之，不能写出清远妙境，奈何奈何。”
是年，作《山右可园四咏》，其一云：“纱帽笼头事颇多，每当退食便高歌。但愁日饱将军腹，腹负将军可奈何。”
是年秋，作《请客到官舍》图。
是年，左宗棠生。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 五十九岁 在崞县
《代州功曹孙兰宅索画》诗：“白云在山不肯出，我辈一官日鹿鹿。我家蜀西君江南，江南颇异写山麓。我归骑驴经剑门，君归高帆直矗矗。……今官雁门欣同岑，三晋云山豁双目。……金陵记吾昔曾游，水乡风景在我腹。……云栈褒斜我归路，君为我写子午谷。”
是年，作有画册，有《竹林茅舍图》，题识云：“余家曾于□竿中结茅亭一笠，延宴大嚼，名曰‘嚼亭’。今官雁门，代郡崞邑，并□其种，若使东坡来此，亦未能免俗也。”同册，又有《溪桥人家图》，题识云：“此亦拟唐六如册子中笔意，变用渴笔。颜鲁公打破右军铁围，真能跳出圈子外也。呵呵。晴皋。”
是年，郭尚先（兰石）授编修。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 六十岁 在崞县
作《次贾晴岚明府赠别元韵》长诗，有“我到唐林计二年，两金两珠难值钱。……光阴弹指去如流，六十花甲已到头”句。
是年，张燕昌（芑堂）卒，张问陶（船山）卒，祁寯藻（实甫）成进士。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 六十一岁 在崞县，还蜀
山西《崞县志》载，是年知县龚有融在任。
年初，因忤上，调山西石楼县知县，不就，以老病辞，还蜀。去官时，“崞县民攀辕泣送，为立生祠”（《巴县志》）。
返乡梓，于巴县冷水场滩口置薄田、筑茅屋，名曰“退溪山庄”。退者，归隐也。山庄有水碾，故名室曰“碾斋”。
五月，楷书临《兰亭序》，款识云：“嘉庆乙亥五月临于渝南退溪碾斋。”此临本今裱为册。同月又临《兰亭序》，款署“嘉庆乙亥五月临于渝南退溪碾斋”，此临本今裱为轴。作《赠华岩寺僧愚岭》诗，有“买田溪畔住尘外，偶随缘佛子心清”句。
是年，梁同书卒。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 六十二岁 在巴县
在碾斋课徒授业，“书堂占宅之半，远近从学者，多至不能容”（《巴县志》）。
是年，彭玉麟（雪琴）生。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 六十三岁 在巴县
二月，为“梅亭四兄”作行书大字“东吴市中逢醉樵，铁冠欹侧发飘萧”横幅。冬，作《亭小得山多》图轴。是年，作有山水图屏。
是年，作《唐榛山秋山图为刘穆参题》：“两山合沓结茅屋，屋前飞挂百尺瀑。不教急瀑出前山，渟为百顷浮鸭绿。秋山秋树秋风生，山声树声水声逐。我于其间恣啸歌，试问此生何由俗。自笑妄想已多年，此境安得入我目。奇哉榛山知我心，何时把笔绘作幅。读画题诗几徘徊，但恨无路寻高躅。记得前年返燕关，走险巫山是奔鹿。去年亦欲访名山，又复乞食苦局促。年年有求竟何为，亭中二子应捧腹。春风澹宕春日晴，春光处处散花竹。人生及时当行乐，莫任隙驹空往复。兴来微笑一拈花，愿倩唐君绘成幅。六如不是真姓名，款识当书萧尺木。”（《巴县志·文征》）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 六十四岁 在巴县
十月，行书“献侯之相业，肇于社肉。魏公之器度，见于管库”大字轴。
是年，翁方纲（覃溪）卒。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 六十五岁。 在巴县
有行书横幅，书《东坡尺牍》：“近有潮人寄一物……”落款“己卯六月九日书于退溪池上竹亭。”
约在是年，为重庆华岩寺接引殿书“妙严殊胜”横匾（该寺《创修接引殿记》碑为嘉庆二十四年立）。
是年，子圭（介珊）成举人，后任万县训导，修纂《万县志》。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 六十六岁 在巴县
作《芭蕉图》小横幅，款署“庚辰二月写于退溪山庄”，并录唐人芭蕉诗七首于图。六月，作《蕉叶茅屋图》轴。七月，作行书联并题识：“湖上修眉远山色，风前薄面小桃花。二语本文待诏、沈归愚所吟，亦广平赋梅花也。庚寅秋七月书于渝南退溪山庄之碾斋，寄呈晓泉十一兄法鉴。晴皋弟龚有融，时年六十有六。”
授业解惑不辍，“嘉庆庚辰，琛年十八，偕峨士弟从晴皋师游。时及门人数十人，皆一州英俊”（《退溪诗集》段廷琛序）。
是年，任熊（渭长）生。陈希祖（玉方）卒。
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 六十七岁 在巴县
九月，重阳后作《山道骑驴图》页，题识云：“昔自北归，偕孙兰圃同年骑驴走栈道，东坡所谓‘路长人困’。拈笔写此，追忆昔游，五十馀载矣。”
作《扁舟竹林图》页，以蝇头小楷署款：“晴皋写，时辛巳冬十一月。”作书画册，题识云：“此册执笔时不能摆脱规矩，山谷所嗤为冻蝇也。时年六十有七，老眼尚未昏花，姑作此体态，少年书生意气，犹在执笔一笑。”
是年，俞樾（曲园）生，吴鼒（山尊）卒。
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 六十八岁 在巴县
二月，作行书《论颜鲁公书》屏。
三月，作《归鸦图》轴。四月，作行书“怀素于书自言得三味唐人以为不减张旭”中堂。
是年，作行书轴录五古诗：“新安别无奇，只有千万山。千山万山中，其奇乃出焉。下者为砚石，与世生云烟。高者无系累，飘然出神仙。忽生朱晦翁，追千万世前。示千万世后，如日月当天。呜呼，新安生若人，不知再生若人是何年。”
作诗《壬午冬读文山赠蒲阳卓大著顺宁精舍三十韵适友人札至为畅斋老人徵七十寿诗感赋》，有“我年今已六十八，于道未闻空自嗤”句。
是年，陈鸿寿（曼生）卒。
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 六十九岁 在巴县
五月，作行书四条幅，抄录《鹤山集》中论颜鲁公文字。
十月，作行书轴，书云：“《乐毅论》石刻，断其半者，字瘦劲无俗气。后人复刻此断石者，摹传失真多矣。完书者是翰林侍书王著所临，用笔圆而媚和。富家子非无福气，但病乏韵致耳。”同样文字，又写一幅横幅。
是年，为白沙沱金剑山书“云木出秀”四大字，款署“道光三年”。有《再宿金剑山》诗。
是年，谓弟子段廷琛曰：“尔辈知识明通，胡不学作古诗？一事不知，儒者耻也。”（《退溪诗集》段廷琛序）
是年，余集（秋室）卒，成亲王卒，李鸿章（少荃）生。
道光四年甲申（1824年） 七十岁 在巴县
七月，临《兰亭序》，作长卷式。行书《东坡和桃花源诗序》，作长卷式，款署“甲申初秋，书于渝南山庄”。
是年，从弟旭斋作《桃花源图》卷，书《桃花源记》，乃目前所见旭斋最早作品，该图、记与晴皋所书《东坡和桃花源诗叙》和裱为一卷。“二龚”同时所作书画，且内容相关又合装为一者，此乃仅所见者（今藏重庆博物馆）。
是年，楷书《滕王阁序》、《滕王阁诗》，跋云：“癸未仲秋，自京旋梓。次年主讲观文书院（在今重庆市白市驿――健案）……日忽于收检家君旧笥，得手卷，系家君楷录王勃《滕王阁序》一通，……供案敬临数遍，并莫能企其万一。……甲申年五月十六日，避俗老人晴皋龚有融落墨。”
秋，行书“云边安井白，竹里过比邻”中堂。
是年，作七律《再宿金剑山》，序云：“七十生日，偕颐园叟往游，任方亭、洪伟堂、韩苓斋挈□恣，大嚼至暮。”
是年，旭斋三十七岁。
是年，释虚谷生。
道光五年乙酉（1825年） 七十一岁 在巴县
作行书扇面，款署“时年逾七望八，乙酉六月”。
冬，作《柳荫垂钓图》轴。冬，又作行书条幅“对石上云，壶中酒，案头琴”。
是年，盛惇大（甫山）卒。
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 七十二岁 在巴县
六月，作写生小册，又书《升庵尺牍》于册内。
是年，为“嘉会四兄”行书米元章诗，又作有行书屏。
是年，朱偁（梦庐）生。
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 七十三岁 在巴县
约在是年，作《自题小影》诗，诗云：“蓬庐之中，小窗之前，貌我老丑，佥曰宛然。箬笠不戴，蓑衣不穿，虽非散人，也胜神仙。口则不吟，手亦不编，虽云老懒，非省烦煎。不受拘束，斯为福田。文字无有，乃悟真诠。电光石火，我岂久延。故交零落，谁与为缘。葺我茅屋，乐我林泉。品我墨妙，参我画禅。呼之而出，我我周旋。”
是年，姚文田（秋农）卒。
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 七十四岁 在巴县
五月，作《墨竹图》轴，款识“戊子五月，晴皋老人”。
行楷书临《兰亭序》，款署“戊子秋八月，晴皋临于碾斋，年七十四”。
重庆博物馆藏有清代方形石水缸一口，外壁阴刻晴皋行草书“隔溪三四屋，屋外一双峰”，款云“戊子八月，晴皋书”。
是年，为华岩寺书“破老栖禅”四字（破老，指高僧破山海明，其弟子圣可德玉创建重庆华岩新寺，破山于康熙三年由梁平赴重庆说法，曾宿于华岩寺），该四字由碎瓷镶成，在华岩寺藏经楼后天井院内正壁上，今尚在。
是年，弟子巴县向大成乡试第一（解元）。
是年，郭尚先提督四川学政。屠倬（琴坞）卒。
约在是年，华岩寺和尚释愚岭六十岁，编辑诗集《六寅诗集》，晴皋为之作序，曰：“愚岭和尚喜品书兼读画，尤耽声韵。汇《六寅山唱和集》一册，殆所谓薙发有是斑者。和尚甫三岁多疾，寄养空门，为谢灵运之养于杜明师。及长，家计日窘，父没，母改适，窘益甚。和尚竭力分香厨给膳终丧葬。噫！成佛作祖，莫不从根本得来。不独道还寻骨也，外此皆游戏法耳。赠五律一首：买田溪畔住，尘外偶随缘。佛子心清妙，宗风语性天。闲来无个事，老去有余年。借阅传灯录，重将甲子编。”
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 七十五岁 在巴县
正月，作行书轴“须教自我胸中出，均忌随人脚后行”。
三月，作《亭然秀耸图》页，款署“道光九年己丑三月，晴皋老人画于退溪山庄”。
六月，作山水图屏，分题为《竹屿兄垂钓图》、《江山多是渔人家》、《白石苍松》、《蕉窗》。是年，作有《一拐闲游图》等屏，又作有行书屏、书画小册，册中行书论宋人书法及墨笔写山村小景。行书“巢云”二大字，自记云：“春堂孝廉筑屋山尖，额以巢云，坠简祝写，写罢纳去，神游于其间矣。”
是年，赵之谦（撝叔）生。
道光十年庚寅（1830年） 七十六岁 在巴县
三月，作《芭蕉图》轴。
秋，行书“雅座”二大字。
冬，行书“虚窗熟睡谁惊觉无人夜自舂”轴。
是年，行书“黄鲁直悬东坡像于室中，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苏公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晴皋。”款为“庚寅书”。
是年，作有书画册，十四开。
是年，作七律《鹦鹉》：“莫言陇鸟性能驯，未入笼时信可人。芳草夕阳洲外影，青山绿树梦中身。啄馀红豆裁诗艳，背诵心经数典新。毕竟能言无后福，当令飞鸟自相亲。”
是年，为华岩寺大雄宝殿书“佛即是心”行书大字横匾。
是年，翁同和（叔平）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 七十七岁 卒于巴县
春，辞世。
晴皋卒前，作《自题墓碑》诗：“不书姓氏不书名，毕竟谁知太瘦生。寄语儿曹勤努力，他年待汝写铭旌。”（《退溪诗集》）王培荀《听雨楼随笔》记云：“（晴皋）自作生圹，置石卧岭上，横书大字曰：龚晴皋之墓。”晴皋之墓，一九八八年发现，在今重庆市九龙坡区八桥镇民胜村太阳湾。
郭尚先《芳坚斋题跋·龚晴皋书画》记云：“龚晴皋大令，人品高雅，引年后足迹不至城市，极自重其书画。作大字纵横有奇气，当其合作，往往似通明鹤铭，不甚易遇耳。作画尤横厉，颇得天池生、苦瓜和尚、八大山人之趣，随笔为之，无复定法。辛卯四月，余科考重庆，君已没，遗言以一册一扇一楹帖见赠，且曰：作书画四十年，无能识者，兰翁当识之。余乌能知君书画，颇感君意，附记于此，辛卯六月朔书。”时尚先四十八岁。
晴皋卒后，名列巴县乡贤祠（文庙内）。
是年，李鸿裔（眉生）卒，曾奥（宾谷）卒，莫友芝（子思）成举人。
卒后：
道光十二年，有度子瑛成举人。十五年，弟子段廷琛以大挑分发南河。二十年，有度子瑛成进士。三十年，子圭（介珊）卒。
咸丰二年，从弟旭斋辑晴皋遗诗百二十首，付梓刊行，名曰《退溪诗集》，旭斋、廷琛各作序一，重庆图书馆有藏。
附记：
民国《巴县志·金石》姚觐元《重庆府文庙重置礼器碑记》按，该碑“与《苏碑》及龚有融所书杨慎《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石刻并在” 巴县图书馆。按龚书杨慎《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石刻年代不详，今不存。《苏碑》，即《东坡苏公帖》石刻，原在杭州西湖畔，今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