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太平轮”记忆
随着时代剧变而沉入人们记忆中的“东方泰坦尼克号”——“太平轮事件”曾因《太平轮1949》这部书被唤醒，又因近日上映的电影《太平轮》被热议。那艘永远到不了彼岸的“太平轮”，实际上也成了那个时代一群人命运的一种象征。打捞属于“太平轮”的记忆，也是打捞一个民族在那个动荡时刻的一场特殊记忆。“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1949年11月上海，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难民挤在了一艘准备开往浙江宁波的船上。该船原是美国海军的给养供应船
打捞记忆
追溯起来，日后掀起不小波澜的这场关于“太平轮1949”的公共记忆，实际上是从张典婉整理家族史的个人记忆开始的。2000年10月，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在台湾去世。司马秀媛是那个年代从大陆逃到台湾的无数流亡者之一。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从未给我看过的箱子里，看到了她当年带到台湾的几样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朋友们联络方式的小本子，那是她年轻岁月的生活地图，那些号码是在1949年后永远也拨不通的一组数字……”
张典婉告诉本刊记者，母亲生前喜欢念叨旧故事，“太平轮”是被提起最多的一个字眼。“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海呀！”“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张典婉曾调侃地称那两只狗为“太平狗”，“因为它们是母亲拼了命抱着、挤在太平轮船舱中，一起逃难出来的”。几十年后，张典婉才深深体味出母亲以平淡口吻叙述的那些往事背后蕴藏了多少历史的惊涛骇浪：就在母亲司马秀媛与家人搭乘“太平轮”从上海到基隆的一个月后——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与一艘载有2700吨煤炭和木材的“建元轮”相撞沉没，近千名乘客与船员被寒冬冰冷的海水吞噬。“太平轮事件”因而也被称为“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
司马秀媛在苗栗果园，脚边是一起搭着“太平轮”来的狗
作为一名资深媒体工作者，张典婉决定以“太平轮”为线索，把母亲的故事写出来。到了2004年，她筹拍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开始真正动手来找寻这段记忆。“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太平轮’的故事，我到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只要得到一点线索，就努力去寻找。”她找到了与母亲搭乘同一班船来的“船友”，也找到了搭乘其他班次“太平轮”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那艘失事“太平轮”遇难者家属。
令张典婉欣慰的是，纪录片播出之后，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慢慢被打开。越来越多与“太平轮”有关的人与事开始浮出水面。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张典婉称其是“在受访者伤口上撒盐”的残忍之事，“有些人听到采访要求，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听筒，两不相应”。她倒也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态：“在那样一个大迁徙的年代里，人们在上海码头互相告别，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有人一辈子也渡不过海峡，有人留在对岸再也回不来了。那么多人的命运，都因为这艘船而彻底改变。”
张典婉告诉本刊记者，当她完成《太平轮1949》的书稿时，最初却在台湾遭9家出版社拒绝。“他们觉得这种书太冷僻没人看。”令张典婉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当此书2011年在大陆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却受到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格外欢迎。她最终发现，那艘永远到不了彼岸的“太平轮”，实际上也成了那个时代一群人命运的一种象征。
司马秀媛（右）与司马菊媛（左）在苗栗头份果园留下了初到台湾的合影
“太平”悲歌
抗战结束后，台湾重归于中华民国政府领土，于是大陆各商埠往来基隆、高雄间的客船、商船络绎不绝。据最早基隆港务资料记载，当时一天之内就有50艘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广州、福州和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
“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众多从事船运的企业之一，1944年3月23日在浙江龙泉县注册成立，总经理周曹裔原本从事茶叶生意，而当下正走红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也是股东之一。“中联”当时已经有两艘船往返于上海与基隆，其中一艘是1907年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商船“华联轮”，另一艘是加拿大制造的“安联轮”。
与其他那些往返于上海—台湾的船运公司相比，“中联”实在不算是一个有分量的企业。为了加大运力，1948年7月14日，中联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价格，从太平船坞公司租下了“太平轮”。据说“太平轮”的主体是一艘铁壳运输船，起初是载货用，后来才被改成商船。“太平轮”除了9、10月间曾北航葫芦岛，一度为辽沈战场上的国军输送补给和撤运伤兵外，其余时间均奔波于沪台之间，直到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一共开行了35个班次。
1949年1月27日是农历小年，“太平轮”最后一次从上海起航。因为是年关前最后一班驶往台湾的船，大家都争相挤上船。原定的起程时间是上午，后来又改成了14点，但是时间到了，船却还没有开，一件件货物仍然源源不断地往船上运。后来证实包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000多箱、东南日报社全套印刷设备、纸张及相关资料100多吨，同时还有一捆捆的钢筋，很快压得船身倾斜。“太平轮”核载吨数是2050.775吨，但实际当日起航时载重已达2700多吨。因为吃水过深，以往需要踩梯子才能登上的船现在抬脚即上。
16点半，“太平轮”才开航。国共战事紧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在1949年1月5日刚发布一条水上宵禁令：每日下午18时至翌日上午6时之前禁航。为了在此时间之前驶出吴淞口，“太平轮”开足马力，加大航速。据后来的生还者回忆，因为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江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为了避免被军方拦截，“太平轮”改变航程，取近道，走捷径，左突右拐，在无形的水面上匆匆画出了一条非正规的航路。而江面上往来的船只都为赶年关而静悄悄地在海面上滑行。当晚星斗满天，海面风平浪静，“海象极佳”。
在黑黝黝的海面上，迎面开来了一艘从基隆驶出的满载煤炭、木材的“建元轮”货船。“建元轮”为江苏无锡面粉大王荣氏家族荣鸿元所有。23点45分，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北纬30.25度、东经122度处的白节山三角航道上，都是熄灯急驶的两艘船呈丁字形碰撞。吨位较小的“建元轮”被拦腰一撞，5分钟后即沉没。“‘建元轮’有120名船员，据后来一些生还者回忆，有一些船员当时还立即跳到‘太平轮’上。”“太平轮”最初几分钟似乎安然无恙。可是没过多久船体开始进水。据说船长立刻往岸边驶去，可是还未及靠岸，船已下沉。许多尚在睡梦中的旅客，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命丧海底。
张典婉告诉本刊记者，“太平轮”当时卖出去的船票是508张，但最终有票没票的乘客都涌上去，实际载客过千人。当时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至今也无法得到一个确切数字。至于生还者，按照当时的官方说法，生还者有36名，其中旅客28人，船员6人，另有“建元轮”上的2人，他们由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救起。张典婉发现这个数字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很多人是在舟山群岛被救起来而脱险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进入到官方的统计数字。有一位广州的读者跟我联系，他的祖父母就是在上海被渔民救起来的，他的祖母仍然在世，已经92岁，他的父亲也有70多岁，可是他们都不愿接受访问，也不愿意提这个事。”
“太平轮”出事后，中联公司派飞机、汽艇、轮船等前往出事地点搜查，所获甚微。仅有一艘汽艇在一个小岛上发现了5具尸体，其后“海川轮”仅在小岛上发现了行李和照片，除此，一无所获。当时还怀疑在舟山群岛有200多名生还者，所以一些有实力的家属，投入人力财力，雇请船舶甚至飞机几度来回搜寻，又到附近小岛分发寻人启事，可是最终等来的还是一场无法弥补的悲剧。
1949年5月，南京解放后，外国侨民纷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撤离上海
不归客
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情势下，当时许多政界要员和商界名流急于向孤岛台湾转移。所以这艘“太平轮”中必然有着这样几位人物，比如当时的山西省主席邱仰浚、辽宁省主席徐箴、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等。2007年，在香港首富龚如心去世两年后，其胞弟龚仁心在一次记者会上首次披露，父亲龚云龙即是在1949年震惊中外的“太平轮事件”中遇难。龚云龙供职于上海一家英资油漆厂，妻小在上海。1949年1月，在一片逃难潮中，龚云龙搭上了“太平轮”的头等舱……
63年前的1月27日，上海富商李浩民来到黄浦滩码头搭乘“太平轮”。李浩民是江苏如皋人，世代经商，家族发迹后，李浩民转战上海，从事石油及日常生活品的买卖。两年前，李浩民见时局动荡，早将家人安顿到台湾，他本人则定期往返，此次去台湾是为了赶在除夕前与妻儿吃上团圆饭。
同一时刻的台湾桃园，作为李浩民最小的儿子，不到10岁的李昌钰正欢呼雀跃地与兄姐在自家院子里用石头和花草盆景摆出一个“父来公园”，可是父亲却再也没有回家……
“太平轮”失事后，究竟有多少金银财宝跟随这艘船一起沉没，也成了各种正史野史中萦绕不去的一个话题。对于其中流传甚广的“太平轮”装有蒋介石秘密运往台湾黄金的说法，张典婉持否认态度：“中央银行的黄金并不是用‘太平轮’来运的，但船上的确有很多私人的黄金。”曾担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的吴嵩庆当年即是负责黄金迁台的重要当事人，其子吴兴镛之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持此看法：“沉在‘太平轮’的，估计只有银元、银砖，而没有黄金。”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太平轮”上有中央银行的1000多箱文件，它们都被海水吞没，6位押运员仅幸存一个。“因为中央银行的账本都丢了，弄得台湾此后10年有很多东西无法恢复状况，因为对不上了。另外我在舟山群岛时有人把找出来的东西给我看，结果都是债券，据说当年打捞太平轮沉船，捞出来的东西就是债券。”张典婉说。
常子春，对很多读者来说都是个陌生的名字。出生于北京的常子春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后代。常子春在北京宣武门外开了家“永宝斋”，据说是当时北京城最大、营业额最高的玉器厂。1947年，常子春奉中国回教协会之命到台湾开拓回教教务，在台北创业了台湾第一座清真寺。在台湾扎稳脚跟后，他请三弟带着自己妻小及永宝斋上好的古董、玉器，乘“太平轮”到台湾。可是他的11位亲人，连同那些无法估价的珍宝，一同被海水吞噬……
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也是多年收藏古人名画的古董玩家，传说他珍藏的名人字画都在船上。更有不少达官显贵，带着稀世珍宝逃难，所以在沉船后，海面上珠宝、首饰以及木箱、文牍四处漂流，在舟山群岛海域，也一直有渔民打捞到珍宝的传言。传言中这班“太平轮”还带了故宫古董，有人听说“怀素字画也在船上”。
海难发生后，“太平轮”受难家属立即成立了“太平轮被难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之后又兵分两路，一是在上海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一是在台湾要求赔偿。在上海的诉讼还请了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
“太平轮”之前曾在华泰产物保险公司和鸿福产物保险公司投保，可是沉船事件发生后，这两家保险公司负责人都逃离上海。因为中联投保的公司恶意潜逃，中联公司必须全部负起赔偿金额。总经理周曹裔更是承担了无法推掉的责任。张典婉说，2009年，它曾两次采访周曹裔的儿子一家。在周家儿子的记忆中，“太平轮”出事后，股东四散，保险公司倒了，他们一家扛起主要的赔偿责任。大年初一那天，受难者家属找到公司，发现没人上班，愤而转到周家。周家儿子回忆，当晚，有近300支火把包围他们家，愤怒的家属涌入家中，捣烂了家中所有家具、摆设，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全部被砸毁。
公众对这个事件的关注持续了很久，受难者家属也在不停地跟中联公司打官司，但是随着5月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许多官司也就不了了之。当时的赔偿并没有标准，执行起来也是难上加难，币值很乱，也有的人得到的是白米，船员是赔偿80斤白米，也有的遇难者家属拿到四五美元。由于时局混乱，许多人并没有拿到赔偿金，即使赔偿金到手的，也数额各不相同。
事实上，“太平轮”沉没后，中联公司已无力赔偿，除了周家私人现金、财产拿出应变外，市面上币值一日三变，通货膨胀剧烈。中联公司几乎无以为继，只剩一具空壳。公司旗下的另外两艘轮船“华联轮”和“安联轮”，被铁链锁在高雄港扣押，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还有两艘货轮，留在大陆。
叶伦明是60年前海难生还者，目前长居香港
被改变的人生
60多年后，那场近千人丧生的海难也渐渐被世人遗忘。当张典婉开始用拼图的方式一点点打捞“太平轮”记忆时，最令她唏嘘感慨的，是一个又一个命运因“太平轮”而改变的人生故事。
张典婉说，2005年，她接到从台湾新竹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自己的叔叔是“太平轮”的幸存者，还活着。她马上在当年5月赴香港与这位叫叶伦明的老人会面。“我原想着能够逃过那场浩劫的，应该是位身体很壮的人。哪里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位干干瘦瘦的老先生。”
“太平轮”出事当天晚上，正坐在饭桌边上为大伙盛饭的叶伦明被卷入海中，黑暗中他摸到一个木桶死死抱住，在冰冷的海上漂浮到第二天天亮，才幸运地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因为死里逃生，对船行远方恐惧，回到上海老家后，他只能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可是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阻隔，他便失去了与妻子的所有联系。1949年以后，他与父亲在上海相依为命，靠着缝制衣物上街贩卖糊口，因是底层劳动者，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躲过劫难。1980年，他离开内地到香港生活，开始与台湾的兄弟通信往来，才知道妻子在他“失踪”后的第二年即已改嫁。其实叶伦明的父亲比他更早知道这个事实，但半个世纪，父亲从未向他提及此事。叶伦明从此不再赴台，终生未再娶，一个人住在香港柴湾的国宅，靠贩卖自己双手缝的被单、蚊帐、枕套、窗帘、床单等为生。到香港后不久，有一次在路上看见马拉松活动，他决定恢复年轻时长跑的习惯，这一跑就是30年，成了香港有名的“马拉松老人”。
“李彤”是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的女主角，小说中，其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的父亲和母亲在“太平轮”双双遇难，这成了女主角李彤命运的转折点。谢晋后来据此小说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而在张典婉的采访中，也确实有这样一个类似故事。照片中的幼年黄似兰笑靥如花、天真烂漫，她是家境优渥深得父母宠爱的小公主，然而“太平轮事件”使8岁的她从天堂坠入地狱。母亲陆淑影是东南贸易公司负责人，先是含泪将女儿送到台北亲戚家，只待自己搭乘“太平轮”到台团聚，孰料最终在事故中丧生。失去母亲的黄似兰于是瞬间成了台北的灰姑娘：洗尿片、做家事、睡走廊、挨巴掌、罚下跪……为了争夺黄似兰母亲的遗产，亲人们决定将她迎回大陆。舅舅在广东山区的火车站谋得一个站务员工作，月薪29元人民币，就带着她与外公外婆一起迁居上任。舅舅在山区的小火车站卖票、看铁路信号灯，她则负责到江边挑水煮饭，到小山冈捡柴……黄似兰如今定居于澳门。
在张典婉的找寻中，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李昌钰。父亲遇难后，曾经煊赫一时的李家就此败落，只留下年过五十的李王氏独自抚养12个儿女。在李昌钰的记忆中，为了省钱，全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上写功课，时间一到，大家一起关灯，绝不浪费电。自从父亲死后，李昌钰很久都没有新鞋穿，母亲想尽办法给他买了一双新鞋，为了保护它，李昌钰上学时几乎一路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把鞋穿在脚上走进校门。李昌钰考大学时本来考上了海洋大学，此时却发现中央警官学校在招生，学费全免且工作生活都有保障，于是决定报考，成为中央警官学校第一批对外招生的24名学员之一。李昌钰后来常常这样感慨：“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
海祭活动，罹难者家属在船上追思亲人
未停止的追寻
《太平轮1949》不仅是一本书，它像一道光，点燃了对那个年代的回忆。“最喜悦的过程就是在寻找过程中，好像串起来1949年很多的两岸的离散，同时也是华人共同的记忆，因为后来很多人就漂泊到全世界了。”在书的出版和海祭活动后，一个又一个的惊喜扑面而来。
第一个惊喜是又一位幸存者的发现，而且还是其中一位股东的女儿——张典婉告诉本刊记者，不过因为她还没有做好面对媒体的准备，姑且以“周老师”称呼。
“我和她谈了两个多小时，她讲了被救起来的细节，她的表哥、表妹当时都在船上，她的表妹当时也被救了起来，但是在医院里过世了。周老师本人被家里人安排到熟人开的医院里静养，治疗创伤。195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来校院调整并入北大，于是就在北大读书一直到毕业留校工作。”周老师的父亲周庆云是排名第六的船东，周庆云也因为“太平轮”的事情赔偿了两次，几乎倾家荡产。
“我的书出来之后，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据澳大利亚军舰记载，当时救起来四个女的，我在书里写了两个人物，加上这位北大教授和她过世的妹妹，正好就是四个人。澳大利亚的读者帮我在墨尔本找到一个当年救她们的澳大利亚军舰的水手，将来我们也希望请这些老水手回来做一些活动。”
另一个惊喜是在2011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读者见面会后。一位来自出版社的读者“飞奔”过来找到了张典婉，告之可以带她去见一位与“太平轮”有着重要关系的特殊人物——梅娘。
梅娘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当年有“南玲北梅”之誉。1949年以后，梅娘因在沦陷区创作的经历而被打为“汉奸”、“右派”，从此沉寂文坛。梅娘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在日本内山书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不顾家庭反对，与柳龙光结为伴侣。
柳龙光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希望柳龙光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赴台湾动员伪“蒙疆政府”的参谋总长乌古廷率部起义。梅娘于是随柳龙光动身前往台湾。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事项的柳龙光不幸成为“太平轮”最后一班的乘客，遇难时年仅33岁……当时梅娘只有28岁，还怀有身孕。她后来在那边生活困顿，最后费尽周折地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大陆。
“当我知道梅娘后来隐姓埋名地活着，很长时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时，我又很难过，当年那么棒的一个作家，可是却一生困顿在两岸间游走，可以说她活着就是在见证历史。”2011年12月22日是梅娘生日，张典婉说，她专程带了束鲜花去看望梅娘。张典婉说，梅娘回到大陆后的境遇固然令人叹息，可是如若留在台湾又会怎样？“我觉得如果当时梅娘没回大陆，她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肯定也跑不了。”张典婉情不自禁联想起《台湾新生报》一位非常有名的女记者沈源璋，她当时恰好采访过“太平轮事件”及其幸存者。1966年，沈源璋与同为记者的丈夫姚勇来，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被逮捕，狱中受尽凌辱，不堪忍受而上吊自杀。
对张典婉来说，出版《太平轮1949》的另一个效应是，很多人找到她，希望她帮助找到1949年前后离散的亲人及其后人。所以，张典婉和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筹划着下一部作品，名字叫《寻人启事——我的爱》，专门讲述两岸在1949年离散的故事。张典婉和她的工作伙伴钻进图书馆和资料室，搜索到了台湾旧报纸上300多条寻人启事。她至今仍对这样一条印象犹深：“某某人夫，我已于民国三十八年几月几号辗转从青岛来台，父亲不堪旅途劳累已于半途病殁，带着大宝二宝三宝，目前孤苦无依，他人时来相欺，现已见报后到花莲某某地去寻。”这样一个小小的寻人启事里面诉说了多少欲哭无泪、愁肠百结的故事？……“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以前断裂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即便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其中筛选、查证、核实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困难重重，而且张典婉也知道，这300多寻人启事的主人，十之八九是找不到的，“但这个寻找的过程才是我们要记录的”。其工作伙伴谭端郑重地补充说：“如果要给这个事情扣一顶‘帽子’，那就是给这些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的心灵做一次事后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