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何处是归程
刘荒田
一
春节期间，去探望C 先生的遗孀。89岁的老太太，依然挺精神，等不到我的车子，不顾儿子和媳妇的劝阻，穿上鞋，到小区门前迎候。进了她的家，在客厅落座，吃着为过年准备的糖果。壁上一幅国画引起我的注意，那是20年前一群朋友为C先生出版著作而送的贺匾。两匹在徐悲鸿画作见惯的奔马是同乡画家所画。赠送者10位，我，C夫人和C先生的公子，念着画上的名字。一个个，都是曾经熟悉的活生生的中国人。因为久不通音问而沉没在时间之海的大多数名字，被记忆的细线钓起来。进而想起一些颇带普遍意义的话题。
送礼的12人，有三个共通之处，一：都是文化人（出国前任教于大学、中学或文化机构 ）或半拉子文化人（如我），出国后都在旧金山一家中文日报任编辑。三，送贺匾时已退休或接近退休（我不到50，是最年轻的）。到2015年的今天，不是已归道山就是正在走最后一程。三，都是第一代移民。
二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自封为异国“一世祖”的第一代移民，既是植树者，更是树本身。新大陆虽然肥沃而广阔，但连根拔起的树一概水土不服。注定要作出牺牲，造荫以成全后人。送礼中的伍先生，出国前是县政府的科长，凭当过多年某部门秘书这一资历，在旧金山一家报社当社区记者。20多年前，我在报社关门以后，在唐人街的咖啡店遇到他，寒暄未完，他以极为关切的语气问：“你的儿女多大了？上哪家大学？”我一一据实以告，被出于礼貌，也会问“你的孩子呢？”不得了，他拉住我的手，生怕我没听完就跑掉，一一细说从头。老大从哪一所著名高中毕业，以多少分数考进常春藤名校，念哪个专业，一年得多少奖学金，上学期间拿了多少奖。巨细无遗，兴起时掏出钱包，把过了塑的照片一一亮出。“这是儿子去州议会实习时，和参议员合照。参议员拍小子的肩膀夸他-----”我付出最大的耐心，但时间有限，要上班去。他尾随我，疾步而行，生怕我听不全。“我的老二嘛，嘻嘻，不瞒你，比他哥哥更有挑战精神------”我摆脱他时，长长吁了一口气。我的天，“人家老婆，自家儿子”这古老谚语的后一半，在异域被自认“卑贱”和“前途无亮”的为人父者注入不可思议的激情！如今想来，我对伍先生的体谅和欣赏大大压倒先前的嫌弃。后代有出息，难道不是第一代移民唯一的心理补偿？连这样的骄傲也没有，他们吃那么多苦头——从语言不通，聋哑兼具，到职业及社会地位的落差，岂不白费？我自己的中年，不也因为天天忙于稻粱之谋，而“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一并不奢侈的愿望喂猪遥远的将来而焦虑？
我凝视着壁上的奔马图，名字一旦填进悲欢歌哭的实在人生，笔划便生动起来。确实的，除了没有节制地炫耀“有出息的后代”，第一代新移民有自己的活路和梦。一共出资10多万美元，办《美华文学》杂志20年，写出长篇小说系列《奔流三部曲》的黄先生，退休以后在社区投入公益事业的李先生，勤于练字的书法家马先生。作《奔马图》的画家，上世纪90年代从纽约来，在一个聚会中和我闲聊，他打开“花开富贵”挂轴，问我这一张值多少钱。我随口说，500美元怕抢着要。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言为定，给你！”我尴尬万状，一来没带这么多钱，二来那时房屋贷款，儿女上大学，负累最重，家里的墙壁雅不起来。只好支吾以对，教急于以心血结晶换生活费的画家失望地把画卷起，放回行李箱。
和框里的马一般，平静的光阴快马加鞭，人事的更迭不声不响地进行。且看送礼者名单。年纪最老的雷先生，年轻时在越南参加革命，是“国父”胡志明的战友，说胡早期的事迹包括风流韵事如数家珍。送礼之后不久就辞世，得年80。距今两年前，黄先生长眠于旧金山湾区西北部一个玫瑰园，和生前的名片一般大的名牌标记着骨灰撒下的位置。更早一些，诗人老南因心肌梗塞猝逝。而见缝插针地说道自家儿子的吴前科长，听说90年代初在加别边远地区去世。由于信息闭塞，故旧都不晓得。身后的寂寞和生前对荣耀的渴望，成了鲜明的对照。参与送礼的李先生，今年85岁了，报纸结束后他在唐人街一个协会当干事，80岁前后肝坏死，命悬一线，好在有了合适配对，换了新肝。“我现在心态多年轻！因为捐肝的人才20多岁。”他在一个团体的年会，握着我的手，神采飞扬地说。其他的老人，都在美国静静地度过所余不多的晚岁。我是唯一的“候鸟”，栖息于太平洋两岸，在故国以“地气”滋养文思，以青春记忆激活反思；在美国，和亲人团聚，为几个月大的外孙女当“奶爷”。
这房子的前主人C先生，是特殊的个案。他离开全体子孙所在北加州的核桃溪镇，和老妻回到故土，入住80年代初花2万美元所建的小别墅，那是三年多前的2011年仲秋。88岁，在阳光灿烂，绿树萦绕的核桃溪定居30多年后，下决心践行近百年前的老派金山客的“落叶归根”，一定有他的理由。身体方面，每年春天的花粉引起鼻腔出血还是其次，文化乡愁才是老人力排众议，再一次连根拔起的动力，他再也忍受不了异乡的无边寂寞。进入倒数的岁月，再短促也要回归故土。去国以来，他还乡20多次，每次都在自己的小楼和诗友唱酬，他要把这种偶然的风雅变为每天的兰亭。他要和投缘的诗友天天在茶楼聚会。他要去已故著名诗人程坚甫的墓前拜祭，他要整理出版此生的作品，其中旧体诗词就有1千多首。最具有诱惑力的，恐怕是汉语所植根的原乡的人情味。而在异国，和友人办一个最小规模的吟咏聚会，也因诗友居住得太分散，没有交通工具，老病等原因，一再搁置。
他兴冲冲地回去了，头三个月还算热闹。然后，又归于和彼岸一般的枯寂。最知心的诗友，要么90多，要么100岁，相继撒手尘寰。他赶得上诗谊超过一个甲子的朋友葬礼，及时献上悼念的诗，但无法接受只和老妻朝夕相对，举目无朋的常态。早年出于振兴侨乡文化的宗旨，投入资金和心血所建造的石窟诗林，这多年来广受赞誉的新景点，在和当地个别文化人产生纠纷后，竟成为“毁坏自然环境”的“罪证”，遭受口诛笔伐。他身心交煎，被胰腺癌夺去生命，那是归国3年多后的2015年初。C先生的儿女赶回家乡，为父亲办后事。把脑筋有点糊涂的妈妈接回美国。我请朋友代撰挽联“德邵才高海外居前列，著述钓沉邑中第一人”，以表彰C先生生平的贡献，并无夸大，最后挂在灵堂上的却是：“德高望重誉中西，格贵才丰名远近”，我明白，这一不算工稳的修改，出自某位世故者，为的是避免再一次陷入小文人擅长的口舌是非。
三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这些前辈或者朋友，都有“归程”。目的地并非近之“情更怯”的乡关，而是生命的终结。一部分已然抵达，另外一部分在谁也无法绕开的“路上”。长亭短亭云者，可以是写成的书籍，可以是片言只语，可以是照片，可以是奖状、纪念牌，可以是受洗的誓言，也可以是他人的评语，总之，只要具有人生“节点”的意蕴，带指标性味道。而最后一个“亭”，就是墓碑。明年清明时节，我都趁拜祭父亲之便，去老南的墓前插几支花，追忆青年时在家乡，和他一起写诗《侨乡的山》，在旧金山，和他一起上茶楼。
归去归去，何处是心灵的归宿，这才是生命最后的大哉问。换个说法，在翘辫子之前，如何安顿心灵？壮年及之前，谈及晚年，轻松地以“含饴弄孙”，“优游林下”之类成语打发，如今想来何等粗疏。安度的“安”，恰是晚年最难达致的状态，尽管没有闹钟，没有经济压力，没有家庭负累。
我和C先生的遗孀，谈C先生最后的日子，彼此都认为，他选家乡为终点站，未必明智，例证就是：他去世之前半年，一天半夜遭人破门搜刮，奇怪的是，值钱之物都没有被盗，颇具文化知识的鼠辈把C视为无价宝的手稿，照片，剪报，历年抄存的文史资料统统拿走，这些并不能换钱，所起的作用只有一个：把被一些人捧为“诗坛祭酒”的C气死。不难揣测，是因文事结仇的一伙人指使的。
说来说去，归程至大的事，是心安。回去也罢，留也罢，两栖也罢，“大抵心安即是家。”而这状态，随着活力和健康的消减，外物——包括爱情和友谊——越来越难以充分提供。当你终于和早年以“天涯知己”相称的远方友人共剪西窗烛，却惊觉一肚子的体己话平白消失，好几次偷偷地看墙壁上的挂钟时；当你独行时感觉无聊，掏出手机，要给谁打个电话，不为什么事，只要闲聊，却摇摇头，把手机放回口袋时；当你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你翻了翻，放下，忆及早岁出版处女诗集，也是收到样书那一刻，狂喜的眼泪滴湿封面时；当在公众场合，自认粉丝的人来自我介绍，索要签名，读到有关自己作品的正面评论，以及上台领奖，领顾问聘书之类，不复有“不枉此生”的激动时；当你爱独处胜于群聚，爱冥思胜于辩论，爱仰望星辰胜于钓竿下的鱼的踪影时；当你对心灵的宁静与生命的圆满的关注胜于饭桌的菜式和信用卡的欠债时，该知道，心灵在呼唤你，到反求诸己，向内寻求永恒的安置之处的时候了！长亭短亭，到这里，须是碑石般树立的《圣经》。它记载着摆脱大半生迷误后的新生命的里程，也是窒息的灵魂的出口的第一个路标。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指出：“我们只有返回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精神本性，才能足够强大，不容易被其他人和环境所熏染，裹挟，接受错误的生命观而不能自拔。”这里“内心”肯定已清理了世俗的浮名虚利，人事纠葛，利益粘连。唯它能够安顿晚年，和它比较，物理学意义上的“家乡”，形而上意义上的文学，都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这内心，质言之，就是皈依宗教，把灵魂交给上帝主宰。
这最后的完成，对于天然地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老人而言，实在艰难，惟其如此，我们才要强调，才要加紧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