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鲁迅与造句操练
刘荒田
(刊于2014年1月15日《羊城晚报》《大家小品》
20年前，在旧金山一位诗友的家里，老诗人纪弦先生、从德国路过，即将转机回新西兰的年轻诗人顾城和我三人一块聊天。年交80的纪老兴致勃勃地宣告：“我最近有一重大发现：世界上的人就分两种，一种是爱诗的，一种是不爱诗的，你们同意吗？”顾城庄严地站直，一个劲地点头，说：“对对，我们属于爱诗的！”他那以牛仔裤裤筒裁成的崔嵬“峨冠”摇了几下，露出极得意的神色，不屑地盯着墙角一点，似乎那里麇集着全世界的“不爱诗”群体，然后，他们俩骄傲地大笑。我陪着打哈哈。
事过多年，都爱诗爱得发了疯的“顾不老”和纪老，一先一后归了道山。这一有趣的判断句我时时想起，感到拿它来给天下众生分类，虽失诸天真，但做造句练习，却颇为好玩。好就好在简单明了。英国大散文家兰姆，不也把世人分为两类：借债的和讨债的吗？且依这格式随手造些句子，人可以分为：穿鞋的，不穿鞋的；戴绿帽的，不戴绿帽的；穿高跟鞋的，不穿高跟鞋的；骂人的，不骂人的；偷东西的，不偷东西的；会说谎的，不会说谎的；吃素的，不吃素的；上学的，不上学的；老的，不老的；病的，不病的；在去麦当奴的路上的，不在去麦当奴的路上的；迷信的，不迷信的；贪污的，不贪污的；知道的，不知道的-------欲炫学问，可以把笛卡尔的名言稍作加工，把人分为：“我思故我在”的，不我思故我不在的。席勒有言：“只有错误才是活的，知识却是死的。”可据之生发出：人分犯错误的，不犯错误的；有死知识的，没有死知识的。遗憾的是，这类句式未必能涵盖全部，纪弦老人那一句，没有触及这样一类：既不爱诗，也不不爱诗。因为，“不爱”近于仇恨，是需要消耗感情或者力气的。而和诗无关的人，恰在地球上占着多数。
作过以上的造句练习，犹感不过瘾，想作难度大些的。比如，鲁迅在名篇《坟》里，以比任何史家“更其直捷了当”的方法，把中国历史分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悠悠千载，无非是“做不得”和“暂时做稳”的循环，云云。我且来东施效颦。男人分两种——想做单身汉而不得的，暂时做稳了单身汉的；想跪搓衣板而不得的，暂时跪稳了搓衣板的；想当官而不得的，暂时当稳了官的；想出轨而不得的，暂时包定了小三的。赌徒分两种：想赢而不得的，暂时赢了的。女人分两种：想漂亮而不得的，暂时当上美人的；想浪漫而不得的，暂时成为墙外红杏的。已婚者分两种：想走出（或走进）围城而不得的，暂时在围城内（外）安身立命的。土豪分两种：欲炫富而不得的，暂时能够豪华给人看的。欲成就功名的：欲拍马而不得者，暂时拍对马屁者。洋洋洒洒写开去，难度似乎也不大。
然而，问题来了。鲁迅的名言中，既然有奴隶，自当有奴隶主。鲁迅的判断貌似全称，但故意漏掉奴隶的对立面，即主子。针对彼时的统治者，可以这样划分历史：一，想做奴隶主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主的时代。然而还是不工稳，在“奴隶”和“奴隶主”之外，至少漏掉一类——鲁迅讥刺为“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奴隶总管”，此外，还要加上一类，不但“鸣鞭”，而且挥动鞭子和刀枪，实施折磨与杀戮的奴才（主要地，他们对付奴隶，但有时也对主子动手，以取而代之），奴才才是才，这一类，在中国的数量，可不能小觑。
我细读鲁迅的原文，又有新发现。原来，教中国奴隶“想做而不得”，或者“暂时做稳”的，不但有本国的统治者，还有外国人。这就复杂了。只好再造句以补充，外国人分两类：一，教中国人作奴隶而不得的，二，让中国人暂时作稳了奴隶的。不过，这里的漏洞还是不小——无法涵盖全部。有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也有办教育，救济贫苦中国人的传教士；有抢掠中国文物的，也有把庚款转为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基金的。
然而——又是然而，我们不能忽略鲁迅对洋鬼子们的呼吁——万万不可赞颂中国文明，因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鲁迅所憎恶的外国人之中，有一种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犹有甚者，洋哲学家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也遭鲁迅的冷嘲——“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不错，鲁迅是彻底的否定派，一贯践行一棍子打死的极端主义，想及此，造句的兴味全失。最后，悄悄希望，作为中国的服务业中人，千万别通过不对被服务者“不含笑”，来表现我们已经从“想做而不得”以及“暂时作稳”这两个时代的循环中脱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