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官员们重新燃起对葛维连的期望，可是他们的期望越大，葛的处境就越是危险。他们觉得他的养牛场太小，只有十亩，不够气派，于是为他在公路边选择了一块土地。葛不愿意买这块地，而且人家也不愿意卖。但是官员们不由分说，把地弄过来卖给他。养牛场一下子大了不少，官员们比他还高兴。有个人忽然说，这个农民应该住别墅才对。大家响应，于是又来到葛家，对他说：“’全国劳动模范‘、’养牛状元‘，跟牛住在一起，领导参观，看了没有面子。应该盖座别墅楼。”这让葛维连夫妇哭笑不得，又敢怒不敢言，把一口气憋了若干年后，才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利芬倾诉出来：“我要别墅干啥，我都气得……老少爷们儿谁问我，给葛维连盖个别墅，我说那是’憋住‘，哪能叫’别墅‘？憋住，憋我。”
　　根据王利芬的叙述，葛家夫妇都不愿意要别墅，小心翼翼地对官员说，他家房子“绰绰有余，一个儿子住三间，夫妻两个住三间”。可是官员说：“盖房子不用你花钱。你老葛也不用干活。”蒙城县建委副主任，一个叫马文进的人，被上级派来做葛的“委托代理人”，还包揽了别墅建设的全部工作。
　　别墅被设计为两层结构，造型亦土亦洋。按照上级参观的日期，必须在20天内建成，可以想见马副主任的巨大压力。他每天在工地上督战。关心这别墅的人也特别多，都是官员，乡里的、县里的、地区的，可就是没有老百姓，也没有葛家的人。
　　中国的事情大都如此，只要是官员们想干的事，总能干成。别墅只用18天就建成了。竣工之日。葛家莫名其妙地收到一车家具。老板桌、老板椅、梳妆台、席梦思软床，还有茶几和沙发。葛维连的妻子看了，当即叫起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呀。”在官员们看来，这无关紧要，他们嘴上说这是葛维连的家，其实在心里还是把它看作他们自己的“政绩”。他们命令葛家立即搬进来，又指挥工人帮助葛家布置一切，连铺床叠被也有人帮忙。地上的水泥还没有干，黏黏糊糊，就把地毯铺在上面。离参观只有一天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
　　参观者来了，看看就走了。然而葛家的麻烦还没有完，新房的墙壁从底到顶开始裂缝，水泥也脱落下来。当初工人就说，这样赶工期是不能保证质量的，监工的官员说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人家不负责。官员们又来了一次，不是来修房子的，而是来收账的。账单上写着：建别墅16万元，征地34万元，还有新建的饮牛水池，专供参观者用的厕所和水泥路，还有那一大堆新家具，总计差不多100万元。“当时说盖房子不要钱”，葛维连的妻子申辩，但官员现在回答她，这钱还是要葛家出的。

　　轰轰烈烈的9月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葛维连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牛价跌了，卖也亏，不卖也亏。“本来是个流动产，变成个不动产。”葛维连不住叹息：“你要给它吃，一天一头牛就得三块钱啊！”他想自己加工牛肉，把最后的一笔钱盖了个牛肉加工厂，去恳求官员支持，但现在没人理睬他了。加工厂还没开工就关闭了。他就这样又熬了两年，终于无法坚持。他开始疯狂地卖牛，直到把牛全卖光，搬起石头把缸也砸个稀烂。“不养了，我不养了，我再不养牛了。”葛维连一边砸，一边骂：“你们看去吧！我叫你们看去吧！叫你们看去吧！”
　　但是官员们不会再来看他了，不会再来数他的牛，不会再来给他建别墅，也不会再来为他铺地毯整理被褥。这农民遭遇的热情和冷漠竟是如此鲜明，让王利芬有些不解，于是百般追问刘政新。书记倒也不隐瞒真实想法：“我看也不看他，我跟他就是碰了面，我连招呼都不打。我说实话，我今天还是讲，我瞧不起他。他什么也不配，他有什么代表性呢，他不就一个养牛的吗？”
　　一种变态的热情和一种近乎残忍的冷漠，就是这样同时在官场上泛滥起来。1995年是被叫做“立法年”的，可是法律并不能禁止这种冷热无常的官场风尚，它要惩罚的是欠债不还的葛维连。没过多久，法院的执法人员来到他家，说他拖欠债务190万元，无力偿还，把他的养牛场给封了。
　　1996年元旦那天，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飘着小雪，淅淅沥沥，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20多度。“这最寒冷的日子，我们是在沈阳街头度过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吕彤说。房子里一片冰凉，因为没有钱，不能保障正常的供暖。他们下榻在当地最高级的铁西宾馆，可是“白天没有暖气，晚上的暖气也弱如悬丝”。吕彤和他的两个同伴——毛浩和迟洪江，穿上随身携带的所有衣服，还是冻病了。实在没有办法，就走到街上去。他们徘徊在沈阳铁西区已经三天。那时候政府还没有提到“弱势群体”这个词，愿意和这些贫寒、无知、粗俗的人们一同度过这个新年的记者，也只有这三人。

　　他们走到北二路，这条大街因为聚集了好几个“万人大厂”，闻名全国。过去很多年里，这里的麻烦是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可现在，街上空空荡荡，厂房一片萧条。他们穿过厂区，跨过冰冷寂静的铁轨，走进30多年前苏联人兴建的“工人新村”，徜徉在一派破败和荒凉中，又没有政府官员做向导，可以随意敲开那些年久失修的门，所以很容易看到工人的贫寒，倾听他们的抱怨。直到多年以后，吕彤还能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
　　这是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记者，第一次接触城市底层生活。透过这些蜷缩在没有暖气冰冷房子里的老工人们，看着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操起他们不熟悉的小买卖，不得不拉下脸来跟以前他们看不起的“乡下人”一起从事擦皮鞋修自行车的活计，我们心中不免油然升起同情。
　　当然他也看到，绝望的人们心中还充满着希望。希望之光从一个身高一米二、长满骨结核、八个月没有收入的妇女身上放射出来，更是光彩动人。她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名叫张秀芹，在父亲的臂膀里长到18岁才学会走路。但父亲八个月前去世了，临终前望着她，拼命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硬挺着在报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开支了吗”，就一命呜呼，死的时候眼睛还不肯闭，直瞪着手上的退休证。这场面真是令人伤心，可是张秀芹还是觉得生活对她不薄，望着自己狭小的家不住念叨：“一个有病的人，有个家，儿子长大了，还是党员，我特高兴。”这屋里有一床一柜一桌。床上躺着这个家庭的支柱——她的残疾的丈夫苏立仁，桌子上放着这个家庭唯一的奢侈品——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她还把儿子对她说过的一句话铭记在心：
　　“妈，等着吧，我会给你买个大彩电的。”
　　中国人对于痛苦的忍耐力是举世无双的，而且越是卑微的人就越能忍耐。这是因为，他们即使在最无奈的情况下也不会失去希望。现在时代不同了，但中国人的这个品质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就在沈阳铁西区的居民一边怨声载道一边憧憬未来的那些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一个拥有超凡忍耐力的小人物终于不能忍耐。

　　“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一个作家在他死去之后这样说，“人，何以被轻蔑和遗忘到如此卑贱而不起眼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这个问题不难解释。1996年全中国有大约800万人正常死亡或者非正常死亡，很少有谁像这个人，死得另有象征意义。冷漠是如此无微不至和无坚不摧。他能够忍受背井离乡，忍受三年冤狱，忍受一个又一个亲人先他而逝，忍受独自一人在五平方米的草棚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忍受连续27年“捡破烂”的生活，可是当他终于感受到冷漠时，被击垮了。
　　他是一对农民夫妇的儿子，有一个温良谦恭的名字，周永臣。1996年，他57岁，白发高颧，看上去就像75岁的人一样苍老。他的故事是从33年前开始的。那时候他是一个学习石油炼制的青年，只身来到甘肃兰州，风华正茂，满怀一腔赤诚，希望在这个偏僻的大西北“为党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刑期三年，罪证是“偷听敌台广播”。等到刑满出狱回到家乡，父母早已离世，大哥也含冤自尽。周住进他的小草棚，开始新一轮形单影只、凄风苦雨的日子，关于石油的理想全都烟消云散，每天走出门去，到处寻找垃圾堆，捡出七零八碎的废品送到回收站，拿到几个钱回来维持生命，对周围的一切都已麻木，只有一团烈火还在心中燃烧。他在等待政府为他平反昭雪，等待着有一天能够恢复一个正常人的尊严。这一等就等了20多年。
　　1996年1月的一天，兰州来人了，向他宣读中级法院的判决，说他无罪。读毕，递过一纸文书，他伸手接过，就如同旧时臣子接过帝王的圣旨。那是法院判决书的复印件，也是他的希望。他双手捧着，颤抖着，从头看到尾，感极而泣，泣完了又捧起来再看。忽然间目瞪口呆：这判决书最后一行的签发时间竟是“1979年”！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拖延十七年才让我知道啊！”周永臣先是喃喃自语，接着失声痛哭：“十七年啊！十七年啊！”他连续几天精神恍惚，万念俱灰，终于不能自持，弄出一根绳子，挂在草屋中央，悬梁自尽。
　　周就这么死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记者们都在追踪“李沛瑶在家中被入室抢劫的歹徒刺杀”的消息，读者看到作案歹徒张金龙当天即被抓获，便为之叫好。63岁的李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报纸上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着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1996年元旦那天，他还在茶话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那些天很多报纸都在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他的精神。至于死在偏僻角落里面的周永臣，只有《信息日报》注意到了。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迟到十七年的判决》，没有提到“万象更新”，只是说，“一个普通知识者的一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寂熄了”。

　　这只是一家小报的声音，别的媒体全都一声不吭，不是他们不想说话，而是党的宣传部门反对炒作这类新闻，说它会引起副作用。另外一个小人物——王开岭，读到了《信息日报》的文章，不免大发感慨，过了很长时间才有机会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文章满怀愤怒地谴责“无形的卑鄙”，声称周不仅死于“悬梁”，而是另有罪魁。王的悲剧史诗般的文字，看上去就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被漠视的小人物的墓志铭：
　　要知道，杀害周永臣的，
　　不仅仅是那项发黄的可恶的罪名，
　　还有更荒唐乖戾的现世时弊；
　　不仅是逝去年代的绝对黑暗与疯狂，
　　还有现实中更隐秘的权能腐败与渎职阴影；
　　不仅是理想的毁灭，
　　还有人格的自卑和生存的恐惧；
　　不仅是命运的沉重，
　　还有无形的权力对生命的凌辱和亵渎。
　　很显然，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一些比贪污贿赂诈骗猎色更可怕的事。有个评论作家把周永臣之死比做“加长的历史”：“历史本身并没有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结果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个历史并没有完全结束。”就像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样，冷漠和不负责任，在中国也有着深厚悠久的社会基础，到今天仍然无时无处不在纠缠芸芸众生。1996年年初的周永臣之死，象征了冷漠对人的生命和意志的不可思议的毁灭力，但这只是一系列此类事件的开始，还不是高潮。高潮是这一年夏天发生在广东省雷州海面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海难。在此之前，骇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不少。有个名叫秦远富的广西人，在15年里写了300万字的材料讲述自己的不平遭遇，只得到四个字的回答：“悬而未决。”有个名叫高崇德的老汉也自杀了。发生在陕西的这一“冤案”，起因仅仅是一起并不严重的交通事故——高崇德被一辆“奔马牌”三轮车撞伤了。可他的悲剧不是发生在马路上，而是发生在法院里。此后五年中，法院层层审理，多次判决。高崇德不服，奔走上告，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高家夫妇的投诉。直到有一天下雨了，这对老人在法院屋檐下躲雨，里面的人终于来理睬他们了。“他们骂我们是’老死狗‘，”他的妻子张淡春说，“一把把我老伴推倒在水坑里。”1995年5月19日，高在绝望中服毒身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事件都是冷漠之神的经典之作，但是都不能像1996年7月11日的“雷州海难”那样，冷得让人周身泛起鸡皮疙瘩——12个渔民在风浪中挣扎七个多小时之后全部沉没。他们遇难的地方距离海岸不过三四百米，站在岸上用肉眼就能看到，可是官员们几乎无人肯施以援手。

　　风暴在早晨8点不期而至，十只小艇随即倾覆，渔民落入海浪，自此开始了那个悲惨的时刻。
　　400多村民挺身相救，可是他们的船太小，无法迎风前进。村民们手拉手结成一路纵队，冒死冲进海里，又被巨浪卷了回来，于是跑去求救。他们看到“G905号”就停泊在港湾里面，知道这是一艘渔政海监船，有108吨，一旦启动，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落水者身边。可是船长冼亿康却说他没有开船的权力，“调动这船，要副局长批准”。落水者的家人苦苦哀求，冼船长不为所动。一个名叫黄永三的船工动了恻隐之心，冲出去给副局长打电话请示开船。中午1点，也即12名落水者挣扎5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听到副局长的声音。副局长名叫钟进，是雷州市水产局的，还兼着渔政海监大队队长（这大队是专门监督老百姓不得违法捕鱼的），是个严格按条例做事、按利益取舍的人。他对黄永三说：
　　“你们救人可以，但要先收足钱。”
　　“能不能先救人。他们一时凑不足钱。”黄为那些落水者求情。
　　“不行就是不行。你糊涂什么？”副局长把电话挂了。
　　“糊涂”的黄领着几个落水者的妻子到处奔跑，寻找拥有权力的官员，期望能够得到帮助。他们找到企水镇的副镇长冯亚生，找到了镇党委会的陈副书记。陈是整个事件过程中唯一替遇难者着急的官员，可惜他说话不算数。他找钟副局长去求情，没有用，找到渔监站站长黄其林，还是没有用，于是又找到了钟进的顶头上司、正局长关祥。关局长也是雷州市防风指挥部总指挥，可是他说不能越过钟副局长下令开船。下午3：20，在村民一片哀求声中，船长冼亿康的传呼机响了起来，那是钟副局长下达的最后命令：
　　“一定要收费才能开船。而且死尸不能放进船里。”
　　冼船长出了一口气：“今天不用起锚了。”
　　就在这时，人们看到一具尸体被冲进港湾里来。绝望的人们离开“G905号”，沿着海岸去寻找他们的亲人，他们找到了另外11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妻和一对父子。

　　一个名叫林炜的记者后来详细揭露了此事过程。牵涉其中的官员成为众矢之的。钟进和冼亿康首当其冲，被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收监。另有局长关祥，站长黄其林，副大队长陈光星，镇人大主任梁发明，三个副镇长冯亚生、陈沛和邓碧华，也被处分。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面对求救者，但却仍然不能摆脱袖手旁观的种种情节。就像人们在评论“周永臣之死”时说的一样，现在人们都说，吞噬了那些渔民的不是风浪，而是官员对于百姓的麻木不仁。
　　但是这些官员并不这样看。“局里考核的唯一指标就是收费，完不成要挨罚，扣发奖金。”黄其林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陈沛则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因为他那天从早到晚都忙着工作：上午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干部，中午开车去接人大主任梁发明，下午陪上级来的干部下乡了。还有雷州市党的最高领导，市委书记陈永平，面对记者的询问，愤怒地谴责钟进和冼亿康，说他们的行为“令人痛心”，“忘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没有群众”。又说他出事那天正在向上级市委汇报工作，次日到了广州，两天后参加省委扩大会，提前去是“顺便办点别的什么事”，忙得一塌糊涂，直到7月25日，也即他属下12个渔民死去两周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又20天后林炜坐在这位陈书记面前，希望从“第一父母官”的身上找到一点对弱者的同情，可是却意外地发现，他根本没有在百忙中腾出一点时间去看望受难者的家人。“面对一群这样的官，”林炜回到北京后对他的读者说，“别说死了十二个人，就是更多，也不足为奇。”
　　期待琼州海峡的这场风浪吸引北京的目光，是不现实的。这个夏天，首都一派歌舞升平，街上流光溢彩，车水马龙，交通堵塞，食品充足，物价平稳，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反而更加忙碌。他们正倾全力应付当务之急。至少有84批外国人等着他们接见，有54个国家等着他们去访问，还有政府的会议等着他们去指示，地方官员等着他们去巡视，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下层百姓中的失业和贫困，国有企业改革的欲快不能，经济“软着陆”的时间表，这些都是中南海面临的大问题。除了这些事情之外，1996年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台湾海峡了。三年前汪辜会谈时的那种祥和气氛荡然无存，转眼间似乎就要兵戎相向。

　　新华社接连三次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向海峡发射导弹。3月8-15日是第一轮，这还没有完，3月12-20日，第二轮就开始了。接着是第三轮，3月18-25日。军队的行动一向是高度机密，报纸上不得不提的时候，也是把演习说成“训练”，把发射导弹说成“运载火箭实验”。可是这一次，政府一点也不隐瞒，导弹还没有打出去呢，全世界就知道它们将落在哪里。新华社的公告说，导弹指向“北纬25°50′、东经119°50′，北纬25°32′、东经120°24′，和北纬24°54′、东经119°56′，北纬25°12′、东经119°26′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
　　华盛顿的军事专家们在地图上一看，发现那片“海域和空域”与台湾近在咫尺，觉得这分明是一次“封锁台湾”的实弹演习，不免紧张。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立即召见中国大使李道豫，说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的行动，又耐下心来等了一天，发现北京对他说的“严重关切”置之不理，感到外交努力不会有结果，就宣布派出一支特混舰队，由“独立号”航空母舰带领着，星夜兼程驶过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外交对抗似乎正在演变成军事对抗，一触即发。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全都紧张万分，分秒必争地弄清了解放军的装备——苏-27战斗机、“基洛夫”级潜艇、“旅沪”级导弹驱逐舰、“江卫”级导弹护卫舰、C-300防空导弹、M9机动式弹道导弹、039级常规潜艇，还意外地听到张万年上将的一句话：“我们将要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张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最重要的将领。军队统帅中，除了江泽民，就是他了。他这样一说，把五角大楼里的情报官员吓了一跳。他们赶忙跑去向国防部长佩里报告，说“独立号”航空母舰孤军深入，面临危险，要求增援。佩里于是让太平洋舰队的三艘攻击型核潜艇开过来，还命令驻扎在海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移师西向，和“独立号”会师。这些部署完成后，他信心十足地对国会议员们说：“北京应该知道它固然堪称是一个海上强权，但美国才是全世界最棒的海上强权，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海军，别人最好不要忘记。”佩里说完这些话，他那“最棒的海上强权”已经到达台湾东面110海里的海面：两艘航空母舰、三艘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佩里”级导弹护卫舰、“诺克斯”级导弹护卫舰，此外还有至少6种飞机——F-16战斗机、“大黄蜂”战斗机、“入侵者”攻击机、“北欧海盗”反潜机、“鹰眼”预警机、“海王”反潜直升机。这可是自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以来开到这里的最大一支美国军队啊！

　　美国军队一向是美国人的骄傲。“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威廉·曼彻斯特曾经说，“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没有输过。”可是，随便哪个中国人也都可以告诉你，美国军队从来没有赢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越南战场。在中国军人眼里，美国人都是既怕苦又怕死的“公子哥儿”。他们从小受的就是享乐主义的教育，把人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嘴巴里嚼着口香糖，脖子上吊着十字架，一边看着女友的照片一边打仗。不错，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中国军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早就知道那些装备，每一样都比自己的速度更快、火力更强，中国无法望其项背。中国人过去一向认为，那些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像毛泽东曾经轻蔑地说过的，是“纸老虎”，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精神力量，可是在目睹了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后，他们开始对那些先进武器刮目相看。“你还没有看见人家，人家的导弹就打过来了。”一位退了休的空军将领这样描述“F-16”的性能。他在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是中国最着名的战斗英雄，在短兵相接的空中格斗中，击落击伤9架美国飞机。这一纪录前所未有，以后也永远不会被打破。因为新一代空军飞行员都知道，现代空中的两军对垒，再也不会有“短兵相接”那样的情节了。“没有冲锋陷阵了，没有刺刀见红了。你连人家的影子还没有看到，仗就打完了，”一个身材瘦小的海军大校这样说，“就像海湾战争中萨达姆遇到的情形一样。”
　　新观念的流行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了舆论。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一反常态，不再躲避那些被列为“军事秘密”的武器装备，党的宣传部门已经指示他们“壮我军威”，还特别说明，新时代的“军威”已不再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军队的高级将领也不再隐姓埋名，全都站在电视摄像机的面前，眉飞色舞地描述自己的武器，有空军司令员于振武和空军政委丁文昌，有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和海军政委杨怀庆，有南京军区司令陈炳德和南京军区政委方祖岐。深入“前线”的年轻的军事记者们，也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拿着几幅头戴钢盔怒目圆睁的士兵特写照片回来，一心渲染“革命英雄主义”。那个夏天，报纸上关于这场军事演习的报道中，尽是下面这些文字：

　　一枚枚威武挺拔的乳白色导弹，耸立在群山环抱的各个发射阵地。
　　导弹呼啸腾空，顿时地动山摇。
　　第一发导弹命中目标！第二发导弹命中目标！
　　空中机群破雾穿云，海面战舰铁阵森严，水下“长鲸”游弋出没。
　　核潜艇、新型常规潜艇、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先进的电子
　　侦察船等多个舰种数十艘战舰。
　　海峡那一边，台湾岛上，人们都知道什么叫“导弹战”。八个月前解放军就打过一回了，可是眼前这次导弹战似乎更大，更猛烈，更准确，而且离他们住的地方也更近了。50岁以上的人，现在都想起了“万炮震金门”的年代，那是40年前的事了，大陆那边每隔一天就来一次万炮齐轰。现在虽然只有“四枚”，可这都是导弹啊！
　　不仅如此，还有更厉害的。夏天到来的时候，一场登陆作战演习在台湾海峡的这一边展开，两岸的老百姓，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场战斗的。天空风雨交加，海面浪高涌大，画面闪电般交替，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一旁朗朗说道：
　　装甲集群抢滩登岛，空降部队垂直登陆。
　　空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舰炮、导弹强大火力支援。
　　水陆两栖坦克突击群跃出登陆舰，多梯队冲上滩头。
　　战机呼啸，战炮轰鸣，“敌军”前沿笼罩在火海硝烟之中。
　　我合成突击群以风卷残云之势围歼了纵深核心阵地之“敌”。

　　“仗”打完了，将士们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些厌战颓废的美国大兵，他们一点儿都不累，斗志反而更加高昂，海浪打在身上，就像火上浇油似的。图书市场恰在这时出来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封面上有一个血红色的壮怀激烈的长城和一个带着侏儒身材的自由女神，里面的内容则是大骂美国人的恶劣以及述说中国如何不能与美国人共处。字里行间，全是对美国人的不信任。作者声称他们代表民族的精神，说出了大多数沉默的中国人的肺腑之言。他们似乎认定，只要是个爱国者，就一定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不”。国内的舆论也热闹起来。新华社为这本书发布消息，报刊争相报道。一连串套用这个书名的书，很快又出来了。包括《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等。私下里人们的议论比报上公布的还要多。有人仰天长笑，说这本书真是畅快淋漓，表达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抉择和情感抉择。有人嗤之以鼻，说它谁也代表不了。有人则认为书中的论述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总的来说缺少事实的根据和逻辑的力量。无论如何，说“不”成了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时尚。这叫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有点着急，赶紧去研究来龙去脉，结果发现五位作者都是30岁左右的青年人，原来连美国还没有去过，于是向他们发出邀请，请他们亲眼看过美国之后，再发表意见不迟。
　　美国人都挺自以为是，以为他们的国家谁见谁爱，可是中国军人不会理睬这套把戏。一个阅兵仪式在台湾海峡这一边的海面和空中同时拉开。报纸上刻意渲染当日气氛：“海空军官兵斗志昂扬、士气如虹，他们的钢铁誓言响彻海空：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决不允许一寸领土从祖国分裂出去。”你一听就可以知道，90年代中期台湾海峡燃起的炮火硝烟，与其说是军事性质的，倒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对抗。它在军事上的胜败无从检验，但它的真正目的是要迫使台湾收起“独立”的图谋。谁都清楚，共产党军队这假想中的“纵深核心阵地之敌”，不是别人，正是那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事情发展到了大动干戈的程度，可以想象两岸的关系那时候有多紧张。
　　李登辉自始至终都在指望华盛顿派出军队，抱着同样希望的还有美国国会。克林顿果然把军舰派来了，不过，他命令他们远远看着，不得越过雷池一步，同时警告李登辉不要胡来。李登辉这个人似乎特别善于争取人心。他的手里明明拿着美国的最先进的武器，包括1992年买来的E-2T预警飞机和F-16战斗机，1993年买来的“修改型防空体系”；1994年买来的200枚“爱国者”导弹；1995年买来的465枚“蜂刺式”导弹和55枚双管导弹发射系统，还有反电子作战舱和装甲炮车。论档次，这些东西可一点也不比人民解放军手里的那些武器差，其中有很多还要强些，可是李登辉仍然摆出一副哀兵之象，连连感谢美国航空母舰的到来，说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对台湾与大陆可以对等看待”。

　　这样一来，在这个春天，台湾海峡一下子出来三样东西，让全世界都捏了一把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导弹，美国的航空母舰，还有李登辉的一句话——“要向不可能的事务挑战”。这倒不是说，是李登辉拿只言片语挑唆中美之间的军事对峙。事实上，我们最好把他看作是90年代中期从中国台湾岛内到美国国会山中弥漫起来的一股势力的代表。
　　事情是在最近九个月里突然变得不可收拾的。1995年6月7日，李登辉踏上美国的土地，说是以私人身份参加他的母校校庆李登辉曾在美国康尔大学读书。，乃是“校友叙旧”，可又说是“世纪之旅”。北京对于李登辉的美国之行保持高度警惕，其来有自。他在1992年9月说，他曾很认真地查阅资料，发现“先总统蒋公有没有讲过’一个中国‘的字眼？从来没有”的时候，北京立即对他满怀疑虑。他在1993年2月又对民进党这是一个在1992年公开宣示“台湾主权独立”，在2000年台湾竞选中战胜国民党上台执政的政党。的一群“立委”说，他的主张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北京便立即宣布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把他看成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随后几年里，李登辉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其间有1993年的“汪辜会谈”开辟了两岸官方接触的起点，彼此之间作出善意，但却缺少足够信任；有1994年发生的“千岛湖事件”和“宜兰海难”，前者导致了24个台湾游客惨遭杀害，后者使12个大陆渔民葬身海浪。两个悲剧全都极为惨烈，并且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但毕竟只具有偶然的性质，不像1995年李登辉的美国之行，乃是蓄谋已久，并且有着那样强烈的政治味道和象征意义。
　　李登辉是在经历了一次被拒之门外的羞辱之后，突然反败为胜的。那次羞辱发生在1994年5月，他请求白宫允许他在访问尼加拉瓜时，在夏威夷过境并休息一夜，遭到拒绝。当他的专机在夏威夷机场降落加油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待在飞机上，一整夜都不能走下飞机。看起来美国人有点不近人情，但这件事却让北京对华盛顿多了几分信任。那时候，美国政府再三向北京保证，允许李登辉访美不符合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于这样的情节，中国人现在看到李登辉居然踏上美国的土地，便愤怒地谴责华盛顿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北京的一些专家学者，甚至还包括中南海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不免对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大起疑心，甚至担心美国正在悄悄地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于是决定加紧一切准备——包括政治的、军事的和心理的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甚至成了军方要求增加军费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其实，李登辉的美国之行是华盛顿的台湾政策若干年来逐渐演变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点。在整个80年代，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远不像后来那样大起大伏、变幻莫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发展迅速，甚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合作。当然麻烦还是接二连三，诸如贸易问题、技术转让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还有人权问题、文化交流问题、安全对话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引起中国人那么强烈的反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中国人不了解美国人，就像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一样。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必定拥有制定外交政策的绝对权力，所以他们一味地对白宫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怒或者表示欣慰，却一点都不知道白宫背后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正如郝雨凡多年以后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机制变得更加多元化、分散化和制度化，而国会在制定过程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郝是美国科盖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也是少有的既了解中国又了解美国的学者。在一本用中文写成的书里，他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中具有不同责任的部门，以及美国政治舞台上具有不同利益的集团，是如何获得参与决策的机会，又是如何让白宫在对华政策的选择上始终不能为所欲为，总是摇摇摆摆地朝着一个各方利益的平衡点走去。这同中国人所谓“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制度，显然大相径庭。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发生在80年代末期。或者说，是80年代末期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是苏联和东欧的变化，然后是中国的“北京风波”，让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在中国期望得到的战略利益是否恰当，也让各个利益集团在向白宫讨价还价的时候，拥有了不同的分量。80年代，他们曾经设想“提升中国现代化程度并改革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可是现在，他们觉得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与他们不在一条路上行走的大国。一时间，中美之间乌云漫天，所有纽带全都断了。华盛顿率领整个西方世界对北京实行经济制裁，而北京则指责华盛顿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甚至“亡我之心不死”。人权问题也就是在这时候突然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焦点。手里拿着“六四”这张牌的美国国会，更加咄咄逼人，也更经常地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布什总统则谨慎而又艰难地维持着平衡的局面。一边谴责北京，一边派出他的助手保持和北京的接触。一边在道义的名义下维持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一边又动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否决国会想为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政治条件的种种努力。国会里敌视中国的力量，虽然还没有聚集起2/3的足够多数以推翻总统的行政命令，可是却已大大超过一半，这就足以让总统在任何对华政策上都不能不顾及国会的反应。

　　尽管国会拿人权问题羞辱北京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却取得了进展。华盛顿的对台湾政策出现了变化。最初的迹象看上去是纯粹经济性质的。1991年11月以强硬态度协助台湾参加在汉城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是第一个迹象；支持台湾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是第二个迹象。到了1992年，事情愈发严重，也超越了经济的范围。布什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这引起中国军方的高度警觉，他们说这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其实还有比“F-16”更重要的一笔交易也在同时完成，那是4架更为先进的“E-2T鹰眼式”预警飞机。后者单价1。75亿美元，是前者的4。5倍，就其技术来说，则明显地提升了台湾的空战能力。北京愤怒地指责布什为了自己连任总统，不惜背信弃义，违反中美之间“三个公报”的原则。一个名叫郑剑的中国学者指出，布什已经“走上了盲目迎合选民需要的道路”。还相当具体地指出，得克萨斯州的着名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公司，因为飞机订单减少正在大批裁减工人，“伤透了美国人的心”，而这正是布什总统的大本营。华盛顿则否认北京的指责，还引用“台湾关系法”为它的决定辩护。他们轻描淡写地对中国人说，台湾现有的战斗机——“F-5”，都是些过时货，美国已经没有那种飞机的配件了。其实，导致布什做出这一决定的真正原因没有那么简单，既不像北京说的，也不像华盛顿说的，而是另有缘由。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李登辉挺会争取人心。他有韧性，有耐心，还能忍辱负重，甚至还把不能离开座机的尴尬遭遇转变成美国国会议员对他的同情。他手上摇着两张牌——“北京风波”和“台湾关系法”，据说腰包里还揣了570万美元，在美国到处游说。中国从苏联购入一批SU-27战斗机，这给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个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理由。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主张，军售是唯一能够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办法。更何况还有欧洲人呢，由于过去十年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让台湾满意，所以台湾已经从荷兰买了潜水艇，现在又要把战斗机的订单投给法国了，这是美国军火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举出这些情节就可以证明，在中美关系这架三角天平中，台湾虽然是力量最弱的一角，却有相当多的机会争取美国舆论，组织利益集团，影响白宫，寻找华盛顿政策制定机制中的每一个缝隙，为己所用。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在北京看来不是一个好兆头。中美关系本已麻烦重重。此君又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总统，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他的前任，更没有一点感情的联系。在与中国的这场博弈中，布什始终认为“人权”这个棋子不能奏效，克林顿却说这证明布什“太软弱”，还拿“同中国共产党人作不妥协的斗争”来表明他将采取完全不同的对华政策。国会里以“人权问题”为筹码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终于促使克林顿在1993年5月28日发布行政命令：如果北京仍想得到最惠国待遇的话，就必须满足华盛顿提出的与人权有关的条件。新总统显然不明白，他面对的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民族，有如20年前的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将它作为朋友对待，它真的可能成为朋友，但将它作为敌人对待，它则一定会成为敌人”。
　　分清敌友是政治家的事，商人们不管这个。他们眼看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2300亿美元的贸易额，还有那个拥有13亿消费者的深不可测的市场，这让他们相信美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说起来真是奇怪，共产党本是穷人的政党，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可现在，一听到克林顿给对华贸易设置障碍，美国的工人就大快人心，资本家就心里难受。那一年，欧洲一些国家到处张贴着一幅“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宣传画，美国的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且成功地让总统相信，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并非明智选择。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收回成命，宣布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这表明，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商业实用主义终于战胜了“美国价值”。
　　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是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两个焦点，此起彼伏。当年发生在老总统布什身上的事情，现在要在小总统克林顿身上重演了。白宫在人权问题上收回成命之后，试图在贸易和军售方面靠近台湾。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克林顿政府每年都在悄悄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但是直到1994年夏天，克林顿还没有决定在政治方面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这叫国会中的亲台议员很不满足。根据郝雨凡教授的叙述，一个名叫姆考斯基的参议员把这些人集合在自己麾下，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而且立竿见影。这年9月，白宫批准一项法案，允许台湾在美国的机构使用“台北”字样，允许白宫高级官员访台。为了让此事更有法律根据，参议院开始考虑对《移民法》加以修正，参议员杭克·布朗的一个提案也在一个月后获得通过。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看来是专为李登辉踏上美国领土而设计的：台湾总统或其他高级官员申请访美时，应获准进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