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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85楼发表于: 2009-08-27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党政大权[转帖]

作者：陈锦华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根据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其党羽又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针对这种情况，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江苏省和人民解放军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总数约250人。

1976年10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我谈话，要我带人以准备编制1977年计划的名义先行去上海，了解情况，观察动向。10月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后，我被派为文教组的主要负责人，领导文化、教育、出版、电影、戏剧、卫生、体育以及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等工作。

中央工作组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整顿了领导班子，顺利进行了“揭、批、查”斗争，“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上海发展历史的新篇章。1977年“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成员除留几个人在上海任职外，绝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单位。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是一件值得记述的重大历史事件。

1976年10月6日，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叶剑英同志的住地召开紧急会议，通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会议一致推选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决定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成立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决定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分别与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向，交换意见。由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强的地方，又搞了第二武装，一直图谋不轨，会议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直担心上海出问题。早在9月21日，叶剑英去华国锋家里分析形势、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就指出，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10月7日，党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接着，中央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跟以前不同的是，过去中央通知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开会，都是由上海市委转告警备区，这次却是由警备区转告市委。马天水很敏感地觉察到了事情的异常。他忐忑不安地找到上海市委另外两个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和他们一起分析这种异常现象，商定马天水到北京后2小时往回打电话。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宽大。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也就是在10月7日这一天，马天水在北京听中央通报的时候，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如公安部的祝家耀、文化部的于会泳、人民日报社的鲁瑛等，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到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2003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许多事都讲得很清楚，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

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情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了事情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8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先后召集了4个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

第一个会议是下午2点开的，由徐景贤、王秀珍和另外3个常委，即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管政法的王少庸和管外事的冯国柱，还找了与他们勾结在一起、与他们关系很深的上海警备区的两个人开会。徐景贤说，现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北京很可能发生政变，他们被抓起来了，马天水可能被软禁。徐景贤要大家考虑考虑，分析一下现在中央会不会急着要对上海动手，来一个一网打尽。大家经过议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对抗。王秀珍问上海警备区的人，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动作的话，部队能拉出多少人马？与会的上海警备区的人说，部队的人是有限的，真正要动，还得要动民兵，没有民兵，是不行的。

第二个会是下午3点多开的，徐景贤、王秀珍等找了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还找了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开会决定以检查战备部署的名义，着手叛乱的准备工作。会上，王少庸问施尚英，民兵能集中多少人，武器弹药有多少？施尚英回答说，民兵集中待命的有2500人，子弹400万发，上海两个兵工厂还有库存子弹800万发。会议专门研究了对民兵的指挥问题。施尚英表示，我们听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的。

第三个会是下午4点开的，徐景贤找来新闻单位《解放日报》、《文汇报》、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对他们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人被抓起来了。他要这些舆论单位，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向这些单位提出：如果新华社登载有关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要先报告市委，报纸不能登，电台不准广播。

第四个会是下午5点以后，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并且通知了列席常委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参加。徐景贤通报7日、8日同各方面联系、了解的情况，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出问题了，上海要提高警惕。在会议开到7点多钟的时候，“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的秘书廖文全打电话到上海，告诉徐景贤，“我娘心肌梗塞”。徐景贤从这个暗号中认定北京出事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派到公安部当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文化部的刘庆棠也来电话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都病了”。这些电话都证实“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这样，徐景贤等人研究、决定叛乱的部署就具体化了。在会上，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说，中央上头的问题已经解决，北京已经开始对下头动手。写作组的朱永嘉（上海写作组的历史组负责人）说，中央肯定发生了军事政变，肯定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搞的。他这样一说，会上议论得就更激烈了。徐景贤问大家究竟怎么办？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总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材料，如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写作组的王知常对朱永嘉的意见作了补充。他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些响亮的口号，就叫“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王知常这个人我听工作组的同志讲过，他是写作组的骨干，反对****的领导，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像梅毒一样，到处侵害。从“四人帮”重用的这些人来看，“四人帮”的基础确实是反共反人民的。在研究具体行动的时候，王秀珍说，现在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2500人，留31000人待命，发枪发子弹。她提出舆论工作由朱永嘉准备。最后经过讨论，徐景贤作了4条决定：（1）现在开始做武装暴动的准备；（2）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两个地方，王秀珍和冯国柱住民兵指挥部，他自己去丁香花园；（3）部队方面要做点工作；（4）张敬标留在市委办公室值班。根据会议决定，会后朱永嘉到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和广播电台，传达市委常委会的决定，进行武装暴动的舆论工作。

10月8日晚上，就在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策划和部署武装叛乱的时候，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拥护“两个决定”的高潮。

就在这一天，从济南被紧急叫回上海的市委常委黄涛（他是张春桥非常器重的人，反对国务院的急先锋），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人研究武装叛乱的问题。他们提出，要抓紧向工会、妇联、共青团、重点工厂等组织和单位吹风。他们认为，现在打出像王知常提出的那些口号还不行，要打出一些能够蒙蔽群众的、中性的口号，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等，通过这些口号来鼓动宣传群众。

这一天，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部署叛乱的具体步骤，准备动用各种枪支、车辆，着手集中物资和食品。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开始在他办公楼的密室里存放武装叛乱用的汽车车牌、食用的压缩饼干等。市民兵指挥部到中国纺织机械厂研究架设指挥电台。“四人帮”余党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虽然这一天，上海还是有一些动作，如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本书第一章中我已经讲过，就是1975年8月，邓小平要谷牧在上海金山召开现场会议的事情。那次会后，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研究决定，要我率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检查和帮助抓工程质量问题。我是带着李先念亲笔写的一封信去的。开始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认识和我们认识不完全一致，工作上有些矛盾，但工作还能推进，也是有成效的。到了11月下旬，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大，王秀珍就公开地在会上讲，说我们到金山检查工程质量是挑毛病，是否定新生事物。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后来经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同意，我们撤回了北京。

1976年初，我感到工作已没法做，就到河北省固安县的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担任干校党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国庆节以前调回机关。国庆节后，由于唐山是一个重要的轻工业城市，我被派往那里，研究唐山大地震后轻工业如何恢复生产等问题。10月8日上午，我接到部里值班室的电话，要我赶快回北京，说另外有急事找我。我问什么事情，值班的同志说不知道。8日晚上我回到北京后，碰到部里的一个女同志，她爱人在总参二部工作，她悄悄地告诉我，江青被抓起来了。当时我脑子一闪，匆匆忙忙把我从唐山叫回来，是不是与这件事有联系？10月9日一上班，部里就告诉我说上面要找我谈话，要我等着，不要离开北京。第二天，谷牧就找我们谈话了。果然与粉碎“四人帮”的善后工作有关。他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晚上8点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我们还碰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当时的气氛给我们感觉的确是有点紧张。我们住进了国际饭店。我们到后，为便于了解情况，想订报纸，但《参考消息》订不到。我们后来分析，可能知道我们来，他们提前打了招呼，成心不让我们了解国外的动向。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唐文兰、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振龙接待了我们。纺织工业局和轻工业局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集中的两个局，唐文兰和马振龙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我们从他们的接待当中，感觉到他们好像有点心事似的。他们给我们说话，听我们说工作计划，不是很专心，有种心不在焉的感觉。我们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大的变动，包括办公室的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的异常现象。当时，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些表面情况，也听到一些反映，先后给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10月11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派人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察看地形，报告说全厂有7个门，可容纳1万人。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是造反派中的一派，准备搞串连。上海的群众也自发行动起来，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他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他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陈锡联补充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振华是军委常委，我们曾一起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和压制，与振华关系都很好，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振华牵头去上海，是很合适的人选。李先念接着发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是“四人帮”起家的基地，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是解决“四人帮”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央解决好“四人帮”问题一着极为重要的棋。稳住了上海，对于稳住全国局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确定去接管上海的人选，特别是牵头人选，就特别重要。振华是主张抓“四人帮”的，他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毛主席曾说管海军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靠他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我赞成叶帅的意见。华国锋接着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苏振华有水平，与“四人帮”斗争坚决积极。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倪志福也一起去上海。李先念说：我赞成志福去，他既是上海人，又是有创造发明的劳动模范，在工人群众中威信高，而且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领袖。叶剑英说：志福作风正派，处事大度稳重，是工人阶级杰出的代表。身体不好，可以带个医生去。华国锋又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李先念建议：可以派彭冲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困难和问题，也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3人去接管上海。叶剑英说：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还可以抽一些人去协助工作。现在中央、国务院已经有部分人在上海了解情况。振华、志福也可以带些人去，彭冲带几个工作人员去就行了。所有这些人，都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带领的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去上海。关于中央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两点要求后来成为中央工作组的重要指导思想。这次会议还提出，工作组到上海以后，主要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业务堆里去，当然也要注意“生产不能受影响，要控制住局面”。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反复强调上海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强调搞好上海的揭、批、查“四人帮”斗争对全国的影响。叶剑英提出“要亦破亦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你们没有前途。你们要站在多数人方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央研究成立工作组后，中央领导同志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的主要内容。在原话里面还有一些安抚他们的话，目的是先把他们稳住，避免狗急跳墙。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

也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张秀要我们晚上睡觉警觉一点，不要睡得太死，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这些话讲得比较含蓄，但意思还是能够听得出来的。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上海民兵指挥部已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了指挥电台，这个电台是辅助的指挥电台，主要的指挥电台在江南造船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碰到跟我们一起到上海的秦仲达，他当时是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后来任化工部部长。他们在上海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系统内部的关系来传递消息。我对他讲，你们活动时注意一点，人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要互相照应，有事情随时跟我们联系。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中央政治局找他们谈话后回到上海。他们一回到上海，先找留在上海的3个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开碰头会，了解上海的情况，传达北京打招呼会议的精神，通知下午3点钟开常委会。因为碰头会意见分歧，常委会到下午4点钟才开。会上，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指示，表态应付了一下。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他这么一鼓动，会上就闹开了，有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变。

在这段时间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此非常振奋。最初，上海的一些大字报、游行庆祝，主要是拥护党中央的“两个决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4日，一方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跃跃欲试，还想搞一些合法斗争。另一方面群众开始起来了，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第一次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面对群众的巨大冲击，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报告说：“在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所在地）周围以及外宾车辆必经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处，由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刷出一批‘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其内容除指名‘打倒王、张、江、姚’四人以外，还有‘砸烂反革命集团的帮凶’等贴在市委周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这个电话，既有向中央报告群众已经起来的信息，也有借机威胁的味道。

10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地揭批“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通知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活动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毛主席对他们多次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教育，但他们就是不肯改悔。通知强调：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通知提出，在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10月19日，中央工作组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除了倪志福和彭冲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工作组成员：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毛联珏、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车文仪、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寿华。会议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会后，大家分头做必要的组织准备。

同一天下午，上海16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赶来的工人、红卫兵共计3万多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开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控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由于我们现在已不能调动任何力量保卫会场，我们只能决定市委的大会停开，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大会，和群众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第二个电话反映了上海当时的真实情况，市委瘫痪，对局势失去控制，这和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正式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的余党手里。他们正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会影响全国。所以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为严防不测，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单位是海军上海基地。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说根据你们来的电话，中央已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于今晚到达上海，将由他们与你们联系。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苏振华对马天水说：中央根据上海当前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3人领导，希望你们打起精神，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和中央16号文件传达贯彻好。接着，苏振华要马天水谈谈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说：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了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商谈工作，交换意见。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协助中央工作组，重点保证不出乱子。后来我听苏振华讲过，说当时还有一个意见，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对上海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同志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我们这些先期到上海的同志开会。我们把到上海这10天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汇报结束后，林乎加对我讲，苏政委（指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你去上海市委写作组，你要在那里深挖“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我原来想可能派我去轻工业局一类的部门，做对口单位的工作，没想到让我去写作组。于是，我就给林乎加说，我没有思想准备，先了解了解情况，回头再找你谈。上海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两个笔杆子基地之一，原来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根据毛主席1963年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指示成立的。这个写作班成立以后，曾经受张春桥的领导，徐景贤是党支部书记。写作班设有几个组：文学组，笔名叫丁学雷；历史组，笔名叫罗思鼎，负责人是朱永嘉；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这个写作班在江青的授意和组织下，最早写的文章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写作班就不断地写这类文章，批刘少奇，批邓小平，影射、攻击周总理。“四人帮”策划阴谋，写作班就是急先锋，在中国思想文化阵地上盘踞了十几年，横行不法，作恶多端。我有个亲戚，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是个部门的头头，林乎加找我谈话后，我就找他了解写作班的情况。我到他家里，拐弯抹角地问了些问题。他说写作组是核心，一共几十个人，他们也利用文科很强的“两校”——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为他们找资料、写材料，还联系一些社会上从事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人，他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关系网。大概是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原委，林乎加就通知我说改变决定了，要我不去写作组了，去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先把党政大权夺过来。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就回北京，彭冲回南京了。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会议由林乎加主持。林乎加说，原来打算这次来的各部委的人直接下到对口的局，比如轻工业部的人到纺织局，机械工业部的人到机电局等，去当联络员。后来发现市委有一小撮人，通过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组办从中作梗，搞一些小动作。现在看来要绕过市委这些组办直接到下面各单位，恐怕还不行。经过研究后，决定中央工作组还是先到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打破他们的帮派体系，把党政大权夺过来。到了各个组办以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再到下面的各个单位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说这次大家去的名义就叫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搞揭、批、查斗争，彻底砸烂“四人帮”。工作组工作人员名单已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审阅批准，由他们3位给市委写了一封介绍信。工作组的具体名单是：

市委办公室：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后任副主任）、曹大（国家建委）、陈斐章（国家计委）

市委组织组：李锡铭（水电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西萍（后任交通部副部长）、李风（燃化部计划司司长）、刘汉

工交组：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后任副主任）、干志坚（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力

计划统计组：曹维廉（一机部科技局局长，后任副部长）、王德瑛（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中纪委副书记）、谢红胜（后任纺织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

财贸组和郊区组：郭士荣（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文教组：陈锦华（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鲁万章（轻工业部局长）、王金光（轻工业部局长）

写作组：车文仪（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

公安、民兵组：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

外事、统战组：秦仲达（化工部计划组组长，后任化工部部长）

另有专案组14 人，有顾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

根据中央工作组的人员住房登记表，工作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总数是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长干部59人。加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等媒体的同志，大概有250人左右。可见，当时中央工作组的阵容是很强大的，素质也是相当好的。后来，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国务院的部长、驻外大使、国家的骨干企业总经理等。

林乎加宣布完中央工作组人员名单后，讲了5条工作方针：（1）中央工作组工作人员的任务是，根据中央16号文件精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搞好彻底砸烂“四人帮”这场伟大的斗争。（2）各组办党委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跟“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人，要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经受党和群众的检验。（3）全体干部、职工都要坚守岗位，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4）各组办党委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要通知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必要时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要参加，运动中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中央工作组工作人员反映。（5）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文件档案必须妥善保管，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更不允许转移或销毁，如有违反，要严肃处理。林乎加还强调，“四人帮”的“小兄弟”集中在工交系统，因此工交系统要花更多的力量重点搞好揭、批、查，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这5条工作方针，成了中央工作组的“安民告示”，是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的“约法五章”。

中央工作组刚到上海，许多同志是临时决定来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中央工作组曾宣布“只带耳朵、眼睛，不带嘴巴”。后来随着情况的了解和运动的开展，这条规定逐渐改变了，凡涉及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中央工作组讲话。中央工作组也敢于负责，当讲则讲，没有发生处理不当的问题。

10月24日，苏振华从北京打来电话，指示说：中央工作组要赶快到各组办去，不要失去领导。去的同志要同所到单位的党委领导一起，研究和领导如何开展揭、批、查斗争，要劝说群众，不要再游行，或自发地开大会，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召开大会，不要搞****，不要拉山头，不能搞“四人帮”的那一套。要抓紧学习中央16号文件，把学习、揭发、批判结合起来，坚持本单位闹革命。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也贴出了大字标语，欢迎中央工作组进驻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各个单位。当时，学校是走在前头的，因为我是管学校的，所以写我的大字报最突出，写的也是最多的。看到这种情形，有人对我开玩笑地说，这下你可扬名啦！我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四人帮”被打倒了，是形势把我们推到了第一线。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进到文教组的情景。当时大概有10多个人在办公室外等着，他们知道我们进驻，就等着****、控诉。我接待的第一个人是上海越剧团的朱锦多，他由于反对“四人帮”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我听了他的申诉，很快给他平反了。他后来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以后，很快感到人手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各部委求援，要求尽快增派人员。各部委都积极配合，迅速增派。到11月初，还对重点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17厂，王秀珍的国棉31厂，黄涛的江南造船厂等，相继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加强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10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市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苏振华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讲，当时华国锋说过：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也不多啊，但是我们还是拿出两位到上海去，这是中央对上海的重视，也是中央对上海的最大支持。被“四人帮”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被请出来担任市委领导和配合工作。

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我感到这种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对中央决定的热烈拥护。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要把上海这座城市同全国、同中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最容易突破，因为搞武装叛乱的是极少数人，这个问题一端出来，绝大多数干部就解脱了，真正搞叛乱的一小撮人就孤立了。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他的讲话受到全场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这次大会明确了广大干部与“四人帮”、广大民兵与武装叛乱阴谋的界限，使很多人的包袱放了下来，这就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会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猛烈。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当时我认为，他是谭震林的人，应该是可靠的，就找他了解有关文教系统以及“四人帮”余党的情况。我还向他交了点底，说你就好好配合工作吧，我们相信你。他也主动向我反映了一些情况。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不敢相信，说昨天我还看到他了，他还跟我说了几句话，没发现有什么异常表现。我问杨凯，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杨凯说，还不清楚。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有什么线索？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3个字：“丑死了”。我当时感到纳闷，“丑死了”是什么含义呢？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那将没脸见人，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从这件事情上，可以感觉出10月27日大会引起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10月28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开始着手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可是究竟应该怎样着手？从哪里突破？经过反复研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致决定，首先要抓住上海市委常委的问题，要害是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以此为突破口，来推动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苏振华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是从上海开始的，一时要查清他们的全部罪行是困难的。现在我们集中时间，先把你们自己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交代清楚。你们可以自己交代，也可以互相揭发，最好是按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日程，一天天讲清楚。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尽管苏振华一再交代政策、晓以大义，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组织民兵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

10月29日，彭冲找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座谈。彭冲讲，各部委的同志来得及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讲，没有料到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会发动得这么快。彭冲还讲，现在主要是揭发，突破口是妄图在上海搞反革命武装叛乱。市委常委开了好几天会，他们想统一口径，掩盖****，逃避责任。最近他们写文件还讲“暴动”，不讲“叛乱”，我们已经批评他们了。前几天徐景贤还讲，感情上转不过来。这哪是感情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彭冲还讲，对市委的列席常委，我们已停止他们出席常委会。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中央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四人帮”在上海另搞一套，不听中央的，还到各省插手，干扰破坏各省工作。“四人帮”妄图把上海当成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阵地，对“四人帮”的影响不能看得过低，对他们的破坏作用和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中央派你们来上海，既是上海人民的愿望，也是中央对你们的希望。要既来之，则安之。思想精力要集中在工作上。要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苏振华还鼓励大家大胆工作，他给大家承担责任。接着，倪志福讲话，要求大家专心工作，不要着急回去。彭冲也讲了话。他说，上海形势发展很快，比我们预计得还好。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要继续安心做好工作。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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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86楼发表于: 2009-08-27

王稼祥的三次婚恋 [转帖]

　　　王稼祥一生经历三次婚恋:第一次是1925年,在父母的包办下,他和他的小学英语老师查文梅的女儿查瑞香结婚。这次婚姻持续了不到一年,因查瑞香产后病逝而结束。第二次是在1928年,21岁的王稼祥留学苏联莫斯科期间,与一个苏联姑娘结婚。这次婚姻因感情不合而分道扬镳,持续时间仅仅一年。第三次是1939年,王稼祥在革命圣地延安和朱仲丽结婚。这次婚姻对双方来说都是完美的。本文以王稼祥的三次婚恋为基础,来展示王稼祥伟大的人格。

　　苦涩的包办婚姻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省泾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厚岸村。泾县境内重峦叠嶂,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三起三伏,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王稼祥的父亲王承祖,是一个小商人,在南陵县(泾县的邻县)戈江镇经营当铺和油坊。他的母亲查端是一个农村妇女,在厚岸老家守候着10几间房子和30亩田地。王稼祥上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招德、二姐王珍玉。1913年,王稼祥7岁,在外做生意的父亲匆匆从南陵县戈江镇赶回老家,安排、落实儿子上学的事情。1913—1919年,王稼祥就读于厚岸村由其堂叔王惠州开办的柳溪小学。1919年王稼祥小学毕业,由于泾县境内没有一所初级中学,要升学必须到外县就读。王承祖觉得儿子太小,生活上还缺乏自理能力,便没有让他上中学,而是将他送到村里私塾又学了两年,两年后进入南陵乐育中学。1924年,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的高中部。也就是这一年,王稼祥的父亲为了拴着儿子,采取当地的传统方式,张罗着为王稼祥订亲成家。王稼祥这年18岁。
　　促使王承祖过早地让儿子结婚的原因,除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的思想外,更重要的是他原本认为,儿子既然已经到芜湖读高中了,就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社会政治,而王稼祥却偏偏热衷于社会政治,并参加和领导了芜湖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愚化教育的学潮,而且是领导人物之一。王承祖不得不下决心给儿子娶个媳妇,拴住日益难以管教的儿子。正在这时,另一个人——王稼祥在柳溪小学的英语老师查文梅正托人给王承祖捎信:想把自己的女儿查瑞香嫁给王稼祥。
　　查瑞香比王稼祥大两岁。查文梅虽然是英语老师,有些开明思想,但在家庭和子女教育问题上,却是传统、落后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虽然他是老师,但从不提倡女子上学,其中也包括自己女儿。查瑞香从小没有上学读书,自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了。即使如此,查文梅却把女儿看作是自己培养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子,很想把她许配给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人家。对学生王稼祥的喜爱,使他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系到一起,极力凑合自己的学生和自己女儿的婚姻。
　　王承祖和查文梅,一个经商,一个教书,虽然两个人的身份大相径庭,但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两人的想法竟没有丝毫的区别。当查文梅把想把女儿许配给王稼祥的想法告诉王承祖时,王承祖正求之不得,两人一拍即合。两人很快定下了这门婚事,而王稼祥竟一无所知。1924年寒假,在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读书的王稼祥回到了家乡,父亲把为他订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感到非常惊奇,也感到非常突然。这时的王稼祥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欲望非常强烈,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还根本没有考虑,而且他一直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竟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王稼祥强烈反对这门婚事,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正处在上学读书的好时光,婚姻之事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再说,自己的婚姻应当自己去寻找,没有必要由你们来包办。你们在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未免也太不了解我的心情了。既然你们要求我受更多的教育,为什么又要早早地决定我的婚姻大事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18岁的青年敢于对父亲说这样的话,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已是实在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一向礼貌又有孝心的王稼祥要不是被逼急了,是不会这样跟父亲说话的。父亲专断地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退亲是绝对不可能的。”父亲态度坚决,做事果断,定下来的事情决不会改变,几十年的经历形成了他这种封建家长制式的做事风格。而且在对儿子的婚姻大事上,他认为自己有发言权,更容不得儿子有任何违背父亲言行的地方。
　　1925年寒假,从芜湖回家的王稼祥发现自己家里已经张灯结彩,一切俱备,只等他的归来了。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也只好和没有一点爱情可言的比自己大两岁的查老师之女结婚了。新郎、新娘之间的兴趣、爱好、志向差异太大,无共同语言,因而也根本无法沟通。新郎思想上苦恼,新娘也感到委屈,两人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面对既成事实的婚姻,新郎不安于现状,还在竭力反抗,而新娘却甘愿如此,默默忍受。寒假没有过完,王稼祥就离开家回到了学校。王稼祥对这次婚姻带来的痛苦难以言状,他在给同村的小学同学王柳华的信中写到:“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我们的结婚,那必定要以爱情为基础。我们感觉婚姻痛苦的原因,就是没有恋爱。”“人有恋爱的本能,谁不希望去满足呢?我又何尝不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享一享男女的快乐呢?可是,环境不许,怎么奈何呢?算了吧!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身于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生的寄托。”

　　1925年5月,王稼祥因参加安徽芜湖的非基督教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同年8月来到上海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同年10月底,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踏上了去苏联留学的道路,从此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妻子查瑞香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生下了他们惟一的儿子王命先。产后的查瑞香因精神抑郁,不久得病而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21岁。

　　异国的短暂结合

　　1925年11月22日,王稼祥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留学和工作生涯。他首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它主要为各国****培养革命理论和政治干部。它采取小班上课,由于英语好,王稼祥被分到了英语班上课,和他同班的有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华等11人。由于自己的勤奋,王稼祥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加上中山大学的推荐,1928年,王稼祥考入了红色教授学院,开始了他在异国的教学生涯。在这里王稼祥也迎来了他的异国爱情。
　　王稼祥治学严谨、理论深厚,聪明而不自傲,待人处事礼貌又有学者风度,加上他年轻、英俊、潇洒,很自然地受到了周围同学、同事的关注。他在担任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时,一位苏联姑娘在学校团的支部局做技术秘书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与王稼祥接触,感觉到这位中国革命青年既温和文雅,又才华横溢,便萌生爱慕之情,有事没事总是主动找王稼祥闲聊,还经常约王稼祥到附近公园散步、聊天,频频向王稼祥发起爱情攻势。这时候王稼祥早已从王柳华的来信中知道自己的妻子查瑞香已经去世,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逐步从第一次封建的包办婚姻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位苏联姑娘的爱情攻势没有拒绝,也没有立刻答应,只想借此机会,尝试着自由恋爱,在恋爱中认识和了解对方。
　　这位苏联姑娘出生在苏联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市里,父亲是一名从事作坊式生产的小工业主。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这种身份不属于革命阶级。革命以后,这位苏联姑娘随着革命大潮来到莫斯科,随后参加了共青团。中山大学成立后,她经推荐到校团支部做技术工作。她除了乌克兰小城和莫斯科外,从未去过更多的地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初衷也只是凭着一股激情和冲动。周围的环境红旗飘飘,她自然地卷入这红色海洋中。她对俄国革命的意义了解不多,只朦胧地认为革命就是“一切共有”,就是过上与革命前的富人一样的生活。当她看到一批又一批外国青年学生和革命者来到苏联,聚集于莫斯科,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时,她很自豪,认为这是苏联人的骄傲。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异国革命者来莫斯科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必然是本国革命的栋梁之材,是一批“领袖群”,找个这样的丈夫,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在她的猛烈进攻之下,性格随和又憧憬自由恋爱的王稼祥无法拒绝对方的热恋。1928年秋,他们在周围同志和朋友的热心撮合下,终于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宿舍里结合了。

　　王稼祥和这个苏联姑娘结婚不久,就发现两人在性格、爱好、习惯上大相径庭。王稼祥性格内向,做事稳妥、行为稳健、思维敏捷,而女方生性好动,做事毛糙,又任性不羁,真是一个爱静,一个爱动。王稼祥既要上课又要教课,又要研究课题,而妻子除了上班之外,回到宿舍就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不论什么事情都要议论一番,还经常要王稼祥放下手中活,听她说东道西,论这论那,要王稼祥陪她出去游玩,或是在家陪同来客。王稼祥生性不会应酬,也不愿为此浪费时间,更不会背后评论他人。两人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开始产生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7年在国内相继叛变革命,大批的中国****党员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所有这些在苏联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一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情绪在苏共内部弥漫,并在苏联社会广泛传播,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精神支持和舆论宣传遽然减弱。“中国革命的失败破坏了世界革命的高潮”的鼓噪声开始不绝于耳。中国不再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些苏联人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已不可挽回”。这位苏联姑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这种变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她的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一举两得的理想就要落空了;中国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嫁给一个革命不可能成功的国家的革命者,在她的眼里绝对是个失误,于是她在思想认识上和王稼祥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1929年上半年,女方的父亲被当地政府定为小工业主,被剥夺了选举权。王稼祥听说后,督促女方把这件事向共青团组织汇报,以使组织对她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可是女方大为恼火,认为一个外国人管到了苏联人的内部事务,是干涉太多了,是多管闲事。王稼祥仍然对她晓之以理,劝她对组织要忠诚、坦率,要甩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欲,并驳斥了她的民族沙文主义言论。但这些更加引起了女方的强烈不满。1929年秋,王稼祥终于和女方分手了。他在红色教授学院另要了一间房子寄宿,原来的房子让给难以分到房子的女方,并把房间里的东西留给了女方。

　　幸福的革命伴侣

　　1939年3月5日,农历元宵节,33岁的王稼祥和24岁的湘妹子朱仲丽在延安喜结良缘。这是王稼祥的第三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次婚姻。两人互勉互励,相敬如宾。在延安,在苏联,在战火纷飞的战斗岁月中以及在解放后的蹉跎岁月里,他们都成为人们羡慕的模范夫妻。
　　在1938年11月中共六中全会闭幕那天的会餐结束后,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漫步走出餐厅,迎面飘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毛泽东和她热情打招呼,交谈了几句后,毛泽东转身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接着他指着朱仲丽对王稼祥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毛泽东幽默、诙谐的介绍,把王稼祥和朱仲丽都逗乐了。王稼祥热情而礼貌地同朱仲丽握手。朱仲丽抢先说:“首长,您好!”王稼祥说:“我叫王稼祥,认识你很高兴,小朱同志。”这是王稼祥和朱仲丽认识的开始。

　　朱仲丽是湖南长沙人,1915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和革命家。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朱剑凡,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就曾和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等中国****内的革命家共同从事革命运动,以后又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等革命家。朱剑凡在清朝还没有灭亡之前曾举家创办周南女校,许多女革命家都曾经在那里学习过,如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和丁玲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大革命失败以后,朱剑凡一如既往地从事党的革命事业,直到1932年病逝,可以说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剑凡不仅自己从事革命事业,而且他的八个子女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都参加了中国****领导的革命事业,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仲丽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她跟随从事革命的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会儿武汉,一会儿上海,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已经开始为党工作了。由于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11月13日,她、姐姐朱仲芷(肖劲光的妻子)和李英(邓中夏的妻子)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由于自己的机智勇敢才没有暴露身份,最后交保释放。193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37年底,历尽艰险来到延安,被分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外科医生,这时候她已经有十几年革命经历了。
　　王稼祥在1930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先在上海工作,1931年来中央苏区,开始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在庆祝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由于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腹部受了重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带着重伤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1937年病情恶化,才在当时的卫生部长贺诚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腹伤;他在苏联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1938年3月回到延安,开始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协助毛泽东处理党和红军的各种事务。
　　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以后,中央的一些同志很关心他,希望他能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毛泽东就非常关心王稼祥的个人生活。根据朱仲丽在《艳阳照我》中记述: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毛泽东那里开会,会后毛泽东留下王稼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商量完后,毛泽东看看王稼祥,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王稼祥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只是答道:“谢谢主席的关心。”还有一次,王稼祥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毛泽东又对他说:“你今年才30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王稼祥心里明白,毛泽东是在关心他,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称心的妻子呀!
　　可是,王稼祥两次不幸的婚姻对他打击太大,创伤太深,久久不能抹去。年轻时候他吃够包办婚姻的痛苦,心灵上的烙印太深了;到苏联留学以后,本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却又因感情不合而分手。这一“土”一“洋”的两次婚姻悲剧,令他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使自己从婚姻中解脱出来,加上延安工作繁忙,环境和生活比较安定,但工作上需要思考、处理的问题太多,所以有人为他个人的婚姻操心时,他一般都婉言拒绝了。
　　延安时期,中**内有个规定,党员必须严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个人问题,包括婚姻大事,必须向组织汇报,经组织批准方可结婚。对于党内干部就更是如此了。王稼祥的组织观念非常强,他也在考虑、思量: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关心自己的个人问题,如果再一味地拒绝,是不是合适呢?家乡的妻子早就去世,和苏联的妻子分手已近十年了,自己孑然一身,也总不是办法。再说,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共同生活,不仅不会影响工作,而且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率,生活更加愉快。他经过长久的思考,心里暗暗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关心,虽然他表面上没有显示出来,但他已下定决心找一个合心的、有共同理想和情操的“意中人”。
　　毛泽东那次看似无意实是有意将朱仲丽介绍给他之后,他对朱仲丽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朱仲丽经常为边区的领导人看病,做保健工作,和王稼祥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王稼祥从间接的渠道了解到朱仲丽的家世、学识修养、道德操守后,对朱仲丽的好感和感情已经潜滋暗长了。
　　事也凑巧,朱仲丽的姐夫肖劲光是当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司令员,她的姐姐朱仲芷也在延安,而且王稼祥还是肖劲光的救命恩人。1934年1月,由于肖劲光没有执行“左”倾军事路线而被执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博古、李德等人“判处死刑”,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冒险犯难,坚决不同意对肖劲光处以极刑,从而保护了肖劲光。肖劲光对救命之恩终生难忘。他从毛泽东幽默地将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的事情中领悟到:这不正是一个合适的伴侣吗?他对王稼祥太熟悉了,多年的老战友、老同事,王稼祥的人品、学识、道德操守等一切都无可挑剔。这时的姐夫和姐姐开始做媒人了,肖劲光开始在朱仲丽的面前经常说起王稼祥,说他的家世、为人,渊博的学识、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等等;另外作为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朱仲丽在和王稼祥的接触中也逐步对他有了详细的了解,她认为王稼祥是一个值得敬爱的人,他不但学识渊博、有风度和有修养,而且还是一个革命家。
　　他们经过长时间接触,从相识到相恋,终于在1939年3月5日,元宵节这天结合了。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王稼祥叫厨师准备了两桌菜,在自己的住所举行了非常简朴的结婚仪式。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都来贺喜。这天毛泽东特别高兴,新郎王稼祥是自己出生**的战友,新娘朱仲丽是他的小老乡,一对新人的结合也有他一份功劳,他高兴地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个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毛泽东诙谐的话,让在场的所有的人笑弯了腰。
　　王稼祥通过两次不幸的婚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两情相悦的伴侣,是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此后,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他们都相濡以沫,共同谱写爱情的篇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成了“三和一灭”修正主义的头子,受尽了折磨和虐待。每次批斗王稼祥时,朱仲丽都自己主动要求和王稼祥一起去,她知道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她害怕他在批斗中有个三长两短。1974年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含恨去世。王稼祥去世后,朱仲丽放下了“手术刀”,拿起笔,成为了一名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有《春霞润我》、《艳阳照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等等。朱仲丽现在生活在北京,已近90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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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87楼发表于: 2009-08-27

《红灯记》的三起三落[转帖]

　　
　　无论怎样看待历史和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如今45岁以上的公众的心中,作为十年文革中“三大革命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其印象之深刻,情感之深厚,恐怕难有出其右者。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以及鸠山等剧中人的形象、唱腔,人人必然仍记忆犹新。然而,你也许不知道,《红灯记》是怎样诞生的?它的后面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和故事,有许多我们如今这一代人都较为陌生的人,经过多种努力创造才逐渐让这部戏成为那个时代的“样板”的。那段很乱的历史也许是我们不愿回首的,但中国老一代电影戏剧艺术家们的辛勤劳动则是不应遗忘的。

　　《自有后来人》——《红灯记》的最初模型,由上个世纪50年代才华横溢的沈默君写出

　　中国经典名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已经成为广大观众的老电影。这些电影让我们记住了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还有著名演员冯喆、张瑞芳、白穆、孙道临和陈述……但是,我们更不该忘记这些电影的编剧:沈默君。1938年,沈默君参加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火线剧社,开始了艺术生涯。1951年,沈默君同沈西蒙、顾宝璋三位部队作家一起,根据我军夺取孟良崮战役伟大胜利的真实战例,联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获得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并于第二年由上影拍成故事片。1953年,沈默君独立创作的《渡江侦察记》,获得文化部和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也被上影厂搬上银幕,又获得1949—1955年文化部表彰的优秀国产影片一等奖。1954年,沈默君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担任电影创作组组长。并于1957年与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合作了电影剧本《海魂》,获得了1958年文化部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三等奖。再次由上影的著名演员赵丹、崔嵬(北影)、刘琼、高博、王丹凤、康泰联合主演,拍成电影。
　　一个“三连冠”,展露出了沈默君出众的才华,但在给他赢得了军内外的一致喝彩时,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局。由此而过早地摧毁了一个颇有才华的剧作家的创作和政治生命。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沈默君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被划为“右派分子”,而被勒令脱下军装,遣送到北大荒军垦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电影界正忙于赶拍众多的献礼影片。在东北辽阔的大地上,长影厂一个摄制组在外景地的取景中,意外发现了沈默君。长影厂领导求贤若渴,多次积极地将他的情况向上申报。终于在1961年底,沈默君结束了长达4年的流放,摘掉了压在头顶的“右派帽子”,但仍然以“继续观察,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的身份,首先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去搞文学创作,随后才如愿地于1962年5月调到了长影。在长达4年的北大荒流放生涯中,沈默君在东北的许多地方,收集了大量的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其中一位老“北满抗联”讲述的一位交通员的故事,竟让他激动不已,难以忘怀。事情的过程是:在东北最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一位“北满抗联”的交通员,千里迢迢,风餐露宿,从边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他按事先的布置住在道外的一个小客栈里,可是到了规定时间,前来接头的人却迟迟不来。他耐心地等待着,可是一连三天,仍然不见接头人。这时,交通员带着的钱都花完了,但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神圣的使命在身,他又不能片刻离开接头地点。于是,这位可敬的交通员忍饥挨饿地整整在小客栈的炕上昏睡了四天!第五天,当他已经奄奄一息、即将耗尽残存的生命之时,才终于盼到前来接情报的人。这样一段小故事,在沈默君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立志一定要重操旧业,创作出一部热情歌颂这些“北满抗联”英雄事迹的剧本来。
　　当时,长影厂以执导《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而声誉鹊起的著名导演苏里,对沈默君的创作才华十分欣赏,很想让沈默君为他写一个电影剧本。于是,苏里拉上同厂的导演尹一青,同沈默君一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天琢磨本子。大家约定,未来剧本的主题要反映“北满抗联”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不过,面对浩如烟海的革命斗争题材,一时又难以找到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切入点。尹一青很苦恼。一天,他一边冥思苦想,一边自言自语:“如果能设想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由于斗争需要而组成一家,这样就把家庭亲情和革命的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沈默君听了,茅塞顿开,那留存在心坎里的地下交通员的故事,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里,形成了异常清晰的创作思路。于是,沈默君再一次整理思路,逐一列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事的发展脉络,并借鉴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的具体情节,不到两个月时间,便同罗静一起完成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并为它另外取了一个名字《红灯志》。既直接紧扣了影片以一盏铁路工人在巡道时所常用的红灯作为秘密联络信号的生动细节,又宣扬了在革命斗争中以红灯照亮前进道路的主题寓意,此外,他们还另取《三代人》一名以备用。电影文学剧本经修改后,在1961年9月的《电影文学》上以《革命自有后来人》发表。当时沈默君的“右派”帽子刚摘掉没有多久,所以,他处处小心,在编剧署名上以“迟雨”为笔名,刻意隐瞒了真实姓名。剧本的情节,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和时代的要求,中心线索是以东北某地为背景,通过一家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人,为完成上级交派传递密电码的任务而英勇斗争、前仆后继,热情歌颂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无数****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换取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的伟大主题。
　　1963年,电影剧本公开发表后,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信要求李铁梅不能死,应作为革命的后代坚强地与日寇英勇斗争下去,这样才契合《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剧名意义。沈默君随后又进行了修改。待第四稿将结尾更改为李铁梅与柏山游击队汇合,并且彻底消灭前来追赶的日寇的光明结局后,上报文化部审查获得批准拍摄影片。然而,本已十分钟意这个题材的苏里,因在同一年奉命要投拍早在4年前就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未能执导本部影片。长影厂另派于彦夫执导该片。

　　接手后,于彦夫首先将剧名稍加改动。他借鉴金山导演将话剧《红色风暴》改编成电影后,有意去掉太直露的“红色”的先例,也去掉了该剧本同样是太过于直露的“革命”两字。影片由初上银幕的青年女演员齐桂荣扮演李铁梅,北影著名演员赵联饰李玉和,李奶奶则由在建国初期频频上镜的知名演员车毅担任。著名演员印质明开拓戏路,一改往常扮演公安人员的勇武形象,第一次出演反面角色——叛徒王连举。日寇特务头子鸠山由老演员韩焱扮演。影片公映后,一家三口人却本不是一家人的传奇故事,首先吸引住了广大观众的视线。而且曲折动人的故事,再加上把家庭亲情的描写融汇到革命斗争的大洪流之中,这在广大观众中间迅速引起了强烈共鸣。可贵的是,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在表现英雄人物的形象中,都没有刻意去描写****人李玉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壮举”,而是真实描写了他作为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以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特别是用了一定的细节来描写他嗜烟,有经常偷喝酒的习惯。当然,喝酒的细节在影片中也有重彩浓墨的大力渲染:那是在李玉和被捕时,他接过李奶奶递来的壮行酒,一饮而尽,而在鸠山的酒宴上却滴酒不沾。拒绝腐蚀和拉拢,从而很有深度地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的****员的光辉形象。

　　各类戏剧形式全面开花

　　1963年,随着《自有后来人》在全国的隆重上映,一股《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旋风”越刮越烈。街头巷尾,机关厂矿,人们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部电影。哈尔滨市京剧院紧紧抓住热点,由史良玉、王洪熙、于绍田三人共同执笔,迅速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并恢复了原来的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由史良玉担任导演,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京剧在当地公演后,一气演出100多场。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贵宾访问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京剧院为贵宾举行了《革命自有后来人》专场演出,博得了朝鲜贵宾的热烈掌声。云燕铭扮演的李铁梅,扮相甜美,唱功扎实,富有激情,人物性格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赶到后台,对演员们进行表扬。云燕铭深受鼓舞,一时也想不起用什么礼物来赠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笑着问云燕铭说:“你手上拿着的剧本,不正是最好的礼物吗?”云燕铭赶紧把演出剧本递到周总理的面前,并恳切地请他多提宝贵意见。时隔不久,周总理果然从北京给云燕铭写来一封长信,他除了对这出京剧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十分欣赏之外,还另外讲到已经把这个京剧的剧本,交给了当年曾在东北进行过革命工作的刘少奇副主席,并转达他阅读之后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剧中“李铁梅通过土炕摸到邻居家”的细节,要再深入生活,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推敲。这个细节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而在京剧中只是通过舞台的道具和情节来设计的一个细小的动作。因为刘少奇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在东北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对东北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了解。大家也真想不到刘少奇主席看的是这么仔细,认真,所提的意见那么内行、中肯。周总理最后在信中诚恳地提到,为了这部现代京剧长期演下去,剧组人员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演得更好。

　　哈尔滨京剧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为了把这出现代京剧排演得更加扎实,更加感人,暂时停止了演出。派出以编剧和导演为主的剧组人员,来到当年“北满抗联”曾经战斗过的北安、龙镇、黑河等地进行实地的生活体验。大家吃、住、劳动都和当地的铁路工人在一起,从中不但逐渐了解和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而且把普通百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去粗存精。“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通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不但验证了刘少奇主席所提出的那个东北当地两家居民的炕洞不能相连的不真实的细节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真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了解和懂得了许多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东西。编导马上把这一细节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口钻到邻居家里去。从而使这一细小情节更加符合实际生活。随后,哈尔滨京剧院再次恢复《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演出。演员们在舞台上所进行的表演,有了明显不同的感觉。其感染力超过了优美唱腔和形体动作,更加深入人心。连在演出中男女主人公所使用的“红灯”道具,也是在体验生活中接受一位铁路老工人赠送的他在伪满时期用过的一盏方形铁路信号灯,以求更加接近真实。
　　哈尔滨京剧院的成功演出,也使远在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他们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并于1963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演出没有多久,这个沪剧本传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看后表现出出乎寻常的浓厚兴趣。于是,1963年国庆节后,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确定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鸠山。在1964年7月,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一团的《红灯记》,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表演。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期间,江青曾经把两个剧院的剧组人员召集在一起,她要求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改编好这出现代京剧。并武断地决定要统一剧名,为了不和已经上演的影片名相重复,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剧名。同时,江青还霸道地命令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全国的巡回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发行;要停止一切对外的辅导。这三个“停止”,无疑宣判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死刑。对于剧本修改,江青将其指派给了中国京剧院。还下令要原来剧中的女主角李铁梅退居第二位,给剧中男主角李玉和让道。她说,只能有一个京剧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会后,由林默涵担任团长,组成一个专题考察团,前往上海去观摩仍在那里演出的现代沪剧《红灯记》,并认真仔细地借鉴同名的现代沪剧中的许多可取之处,在已经公演的原现代京剧剧本上再次进行修改。1965年初,由北京《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剧本《红灯记》剧本。

　　《红灯记》登顶神坛

　　转眼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席卷而来。一直活跃在文艺界的江青更是跳到前台,以“文艺旗手”自诩,把她最感兴趣的地方戏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编为现代京剧,进行所谓的京剧革命。《红灯记》更是首当其冲。既然《红灯记》烙上了“江氏”的印记,江青自然要对其再来一番挖空心思的“改头换面”。《红灯记》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进行独家演出,演员已经进行了第二次轮换。昔日的李少春由于作为“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之初已被打倒。他的李玉和由钱浩梁接替,杜近芳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靠边站了,由刘长瑜顶上李铁梅,惟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饰演鸠山的袁世海“幸免于难”。在充满了“红色恐怖”的“文革”中,许多文艺团体的编导从生活实际出发,而在个别细节中进行了局部调整,便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扣上了“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江青曾恶狠狠地扬言:“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能改!”可是,她自己却出于个人目的,惟恐别人说她是盗名窃誉,而故意把《红灯记》剧情中明确说明了的故事发生地,改成华北某地。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在春节刚过不久,就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进行演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与香港有一桥之隔的荒凉、偏僻的小镇。中国京剧院原来只打算在此地逗留一夜,走个过场。可是想不到当地的许多渔民早早赶来,风声一下子也传到了香港,那里的居民也纷纷跑过罗湖桥,不惜步行好几个小时,赶到深圳只有一条繁华商业街的东门老街的深圳戏院,前来观看对他们来说倍感好奇的现代京剧。当夜,无论是深圳当地渔民,还是来自香港的居民,都把手掌拍得通红。人们的情绪极其高昂,许多观众在听到演员们唱到歌颂新中国、歌颂****的歌词之时,都纷纷站起来,满含热泪高呼口号,演出常常被观众这种现场“即兴发挥”所中断,这真是为中国京剧院始料不及。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拥上后台,要求和演员握手。剧组盛情难却,临时决定召开观众座谈会,大家踊跃参加。一些香港居民感叹道:“说实在话,对于大陆的红色宣传,对于这出我们并不喜欢的剧种,一开始是抱着看看笑话的态度来看的,想不到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剧情当中,不但马上改变了我们的初衷,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而且也一下子喜爱上了这台现代京剧。”
　　其实不只是在深圳,自《红灯记》被江青选入全国“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的行列之后,全国各地的京剧团纷纷排演,一时间,剧中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临行喝妈一碗酒”等剧中人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的唱腔,通过舞台演出,广播传送,传遍了大街小巷,乡村边塞,人人都会唱上几段。《红灯记》连同其它六部现代京剧的唱腔一起,成了当时最为普及的流行歌曲。
　　自1963年《红灯记》从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的萌芽,再到京剧《红灯记》的成长,经过几年来的“千锤百炼”,1970年5月,《红灯记》最新演出本才正式公开刊载。同年,北京电视台把《红灯记》拍摄成黑白画面的电视屏幕复制片。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1年1月,由成荫执导拍成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其中选出李玉和的唱腔“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腔“仇恨入心要发芽”、李奶奶唱腔“血债要用血来偿”等,与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之《黄河船夫曲》一起,合成一部独特的艺术影片。1975年,由八一厂拍摄,成荫担任导演的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为素材移植的《红灯记》,再次搬上银幕,成为继故事片、现代京剧影片、钢琴伴唱影片之外的第四种同一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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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转帖]

曾彦修口述　李晋西整理

解放后的康生依旧笑里藏刀

他，知识广博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1938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字写得好，章刻得好，画也画得好，但他从不拿出来。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的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1938年7月1日那天，大概延安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1980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1938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的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1924年、1925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具有相当难度的技艺，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1980年或1981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封、资、修”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仅存数只，大都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内，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一个人。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他是个害人狂。

1948年我还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61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61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都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4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于光远、史敬棠、毛岸英和我）。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1947到1948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监狱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抓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他，头脑很清楚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我就经历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1947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7月间康生在晋西北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8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住在这里。我与他们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1941年到1946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8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对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微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的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只好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议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我们当时在朔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单独汇报时，康生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我，说我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是个傻瓜，心里边明白得很。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汇报是在一天晚上11点钟开始进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旧报纸包的。土，一包是沙土，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给人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土，但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种庄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还吃不到呢，是县委吃的，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因此，那地方的群众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我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我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轻人，竟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没有说你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是“反党”，没有说你是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只说你是书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办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他，是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好几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与他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1960年6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1958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做注释工作。我去了辞海编辑所后，1979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编辑所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资料，你能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是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点。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管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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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89楼发表于: 2009-08-27

1949年蒋介石如何惊险撤离大陆 [转帖]

　　　　《话说民国》(韩文宁、刘晓宁编著，凤凰出版社出版)勾勒了自1911年孙中山南京就职，至1949年蒋介石黯然离别大陆为止的中华民国史。按年代铺排，撷取历史事件的精彩片段，选取民国人物的传神花絮，以一种责任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

　　假牙落地炮车熄火旗绳断裂

　　长江中下游、东南、华南大部已经解放。国民党只剩下西南一隅。蒋介石梦想能重演抗战八年坚守大西南的一幕。

　　1949年9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从台湾几经辗转飞到成都。上午11时40分，“中美”号专机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降落，蒋介石走下舷梯，终于再一次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蒋介石这次在成都停留了五天，扫墓、重大的人事安排、接见官兵、抚慰遗属、出席茶会、演说……活动一个接着一个。

　　9月14日，蒋介石来到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检阅。蒋介石看着台下精神饱满的 6000名官佐，情绪异常亢奋。他大声地说:“国军全面反攻已指日可待，区区**何足畏惧，要消灭它，不过如秋风扫落叶……”一阵激动之后，他忽然又伤感起来:“我很伤心，伤心的是有的学生背叛了我……”接着哽咽起来。正在这时，语无伦次的蒋介石嘴一张，口中的假牙竟掉落在地。

　　蒋介石是拾也不好，不拾也不好。这时，蒋经国顾不上台下众目睽睽，手一挥，两个侍卫飞步上前拾起了假牙……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急中生智，马上宣布:“阅兵开始！”这才解了蒋介石的围。

　　军校官佐的步兵方队走过来了。接着，炮兵方队轰隆隆地开过来。蒋介石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抖擞起精神。就在这时，一台加农炮车在“中正”台前停住不动了。蒋介石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马上，10多名卫士手提长短枪冲向炮车，几名贴身警卫靠向蒋介石的两侧。

　　原来，炮车开到蒋介石面前时，确确实实是抛锚了。一名军校少校中队长正在满头大汗地排除故障，可熄了火的炮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阅兵指挥官只好下令把这台炮车推到一边去，后面的炮车，因前面受阻，都挤到了一起。蒋介石嘴里喃喃地说:“ 我一生阅兵上百次，从没遇到这样的事啊！”就这样，军校官佐们忙了好几天的阅兵式，不到半小时就草草收场了。

　　12月3日，蒋介石又向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提出要检阅黄埔军校全体师生。

　　检阅地点仍是军校大操场。“中正台”四周，彩旗飘飘。这天，正赶上四川的大雾天，故阅兵式的时间一推再推。蒋介石一早起来，几次抬腕看表，仰头看天，雾就是不散。直至9时半，蒋介石等不及了，遂下令阅兵开始。张群陪蒋介石登上“中正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奏起，一名军官打开一面青天白日旗，手拉绳索，在蒋介石及全体官佐的注目下，徐徐升上旗杆。就在旗子升到旗杆的一半时，突然间，“嘣”的一声响，紧接着，“呼啦啦”几声，旗子竟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蒋介石脑门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手心手背前胸后心直冒冷汗……他呆站着，一动不动，也没有说一句话。

　　原来，是旗绳断了。说来也怪，军校升旗升了几十年，成百上千次，可从来没有断过绳，可今天偏偏就……

　　全场的空气足足凝固了几十秒钟。这时，两名升旗官才缓过神来，以最快的速度放倒了旗杆，换了一根绳子，总算把污染了的青天白日旗升上了旗杆的顶端。

　　“落旗”，使蒋介石原本亢奋的情绪，一下子落到了最低点。他仅仅用嘶哑的喉咙哽咽着说了几分钟，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阅兵式再一次不欢而散。

　　这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检阅黄埔学生。

　　“捉蒋敢死队”受挫

　　1949年12月7日午饭后，蒋介石正要休息。蒋经国手持一封电报匆匆登上了黄埔楼。蒋介石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几个大字。当晚，蒋介石决定离开成都，并亲自签发了手谕:“命令政府迁至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中正。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蒋介石的迁台手令一下，顿时，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乱成了一团，机场的候机室、走廊，甚至厕所、停机坪上，到处都坐了人。一架飞机刚降落，立刻就有成百人涌上去挤占座位，更有为抢座位而大打出手的。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要到市区去转一转，散散心。深知其父的蒋经国知道这是他要与成都诀别了。他担心父亲的安全，但又不好违背。为了不惹人注意，只好轻车简从，只有俞济时、自己，加上两名卫士、一名司机，共6个人，上街绕了几圈。

　　刚回到黄埔楼，侍从送来两份报告。蒋介石实在不想阅读了，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盯住了其中的一份。原来在几个小时前，军校人事科长在办公室服毒自杀了，尸体还停在那里。

　　另一份是成都市卫戍总部请示“成都自明日起开始疏散”的报告。蒋介石用颤抖的右手，在上面签了4个字:“如拟。中正。”

　　蒋经国则与顾祝同、张耀明等人商议，为了安定人心，把蒋介石的两架座机“中美”号和“美龄”号，分别停放在城南的新津机场和城北的凤凰山机场。官员们看到蒋介石的座机还在，也就放心了。同时，顾祝同又密令:飞行人员一律不得离机。因天寒地冻，整日都用炭火在机身机翼下烘烤以保持温度，以便飞机随时起飞。

　　就在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又接到两个极为震惊的消息:张群等人在昆明被卢汉扣押。卢汉已发出起义通电；刘文辉、邓锡侯等四川籍主要将领不知去向。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在川西北建立反共基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就在蒋介石忙着“迁台”事宜之时，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捉蒋”行动。国民党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被策反后，自告奋勇地要求承担这一任务。中共地下党决定可以由杨担当此任，并决定由另两支已经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在城内策应。

　　12月10日，捉蒋敢死队正式组成。200名队员埋伏在蒋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军校、励志社两处大门口，密切注视着大门进出的情况，一俟蒋介石的车队驶出，他们就发出出击信号。但一直未发现蒋的车队出来。

　　正在大家疑惑之际，《成都晚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刊出了这样的消息:“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鉴于这样的情况，地下党只好决定放弃“捉蒋”计划。

　　更令人费解的是，敢死队刚刚撤下来，12月10日的当天下午，又传来消息:蒋介石又在成都市区露了面。报纸也刊出消息:“蒋总裁下午轻车简从巡视市区。”

　　地下党方面经过分析后认为，很可能蒋介石已于两日前就离开了成都，报上的消息以及市面上的传言，可能是当局耍的花招，为的是掩人耳目。因此，正式决定放弃捉蒋计划。

　　其实，蒋介石真正离开成都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3日。

　　为了确保蒋介石离蓉的安全，成都方面进行了极为周密的筹划。当时，蒋介石几次往返成都与重庆之间，起降飞机的机场都是成都以北5公里的凤凰山机场。这里，时刻停放着一架蒋介石的座机，人们一般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从这里起飞。而另一处是成都以南30多公里的新津机场。这个机场，虽然设备好，跑道长，但距城区较远，路上不够安全，故一般蒋介石不在那里起降。但在12月初，胡宗南的20万大军已经集结在新津机场一线。因此，蒋经国与侍从人员决定，由新津机场起飞。

　　胡宗南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调动了10辆坦克和装甲车，在12月初就停放在军校的操场上。还调集了6个团的精锐部队，专门对付通往新津机场公路旁驻扎的刘文辉已经起义的一个团。

　　中共地下党此时也已经得知蒋介石将从新津机场起飞，但胡宗南的大军已经集结，坦克装甲车也已荷枪实弹，“活捉”已不可能。遂决定由刘文辉的一个团2000多人在武侯祠一线实施狙击。

　　13日晚，天气晴好。夜11时光景，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一行人，同留守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告别。蒋介石钻入一辆汽车，前后均有装甲车和坦克护卫。一阵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之后，铁甲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中央军校的正门。在军校23期总队一个全副武装支队的护送下，乘着夜色直驶新津机场。

　　车队经过武侯祠时，担负掩护任务的胡宗南所部，用装甲车和坦克向刘文辉部展开猛烈的攻击。同时，铁甲车队径直朝新津机场冲去。而胡宗南部的攻击到14日凌晨3时才结束。

　　铁甲车队驶到机场附近时，又遭到中共地下党武装的截击。担任警戒的胡宗南部和军校官兵立即猛烈还击。车队也边打边冲，一直冲到机场跑道上，停在了“中美”号专机旁。

　　这时，“中美”号专机的引擎已经发动，蒋介石匆忙走下汽车，回头看了看他的“黄埔精神”培养出来的军校师生们，又挥了挥手，就低着头登上了“中美”号专机。在舱门口，与胡宗南握手告别，只说了一句话:“台湾见。”掩护蒋介石离开大陆的军校生们，都被蒋介石留下来充当了大西南作战的炮灰。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中美”号座机徐徐驶入了跑道，加速，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中。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别离成都，直至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发表于 2009-3-9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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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从大陆逃到台湾后死在日本手术台[转帖]

　　　　1949年，蒋介石精心部署的上海战役失败后，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议论纷纷。当时，汤恩伯的部队装备精良，然而只抵抗了十多天就全城崩溃。为了弄清失败原因，蒋介石指示陈诚在台北主持召开一次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

　　“开检讨会就是批汤”

　　1949年7月2日，检讨会在台北一所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政大员以及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师级以上军官，汤恩伯被邀与会作情况报告。

　　轮到其他人发言时，一些高级将领都把矛头指向汤恩伯。原第37军军长罗泽，他的部队驻扎在浦东，条件最差，汤恩伯对他的部队另眼相看。更为恶劣的是，汤恩伯下令各部队撤退时，唯独不通知他的37军。导致37军全部被歼，他和副军长王大钧等少数人化装成平民才死里逃生。原37军副军长王大钧在随后的发言中，对汤恩伯也作了诸多抨击。

　　散了会，汤恩伯走出会议室时，一直低头不语。回家后，汤恩伯大发牢骚说:“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

　　汤恩伯心里很清楚，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肯定不妙。后来，罗泽见一直未处分汤恩伯，就到军事法庭告状。蒋介石觉得不妥，指示陈诚劝罗泽撤回状纸，并私下告诉罗泽，开检讨会其实就是批判汤恩伯，没必要再纠缠。

　　要汤恩伯处决陈仪

　　1949年初。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受****影响，到上海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

　　汤恩伯早年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名额是陈仪争取的，费用也由陈仪资助。为感激陈仪，汤改名“恩伯”，并拜陈仪为“义父”、“恩师”。

　　陈仪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汤恩伯后，引起汤恩伯的反感。为了表示自己大义灭亲，汤恩伯竟将自己的恩师出卖了。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

　　据汤恩伯后来讲，他接到命令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答应了。但1950年6月，蒋介石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

　　为救陈仪，汤恩伯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并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

　　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以此来检验他是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但汤恩伯坚决不干。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得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枪决。此后，蒋介石就更不喜欢汤恩伯了。

　　令军警强拉汤下机

　　陈仪事件及政治上不受重用。对汤恩伯刺激很大，他感到无脸见亲友，很想到日本去度过余生。

　　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

　　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秘密将50万美元军费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处。

　　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

　　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1949年7月，两人花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

　　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透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

　　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死在日本手术台上

　　汤恩伯在台不受重用，逃日又未成功。思想包袱十分沉重。1953年9月12日，是他的55岁生日，他原计划请几桌客，后来取消了。

　　由于长期生气，导致汤恩伯身体消瘦。医生说他肝部有问题。

　　后来，汤恩伯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讽刺说:“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随后，在汤恩伯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4个字。

　　1953年10月2日，雷震动员汤恩伯住院。汤恩伯愤愤地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汤恩伯的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蒋介石同意了。

　　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护送下，搭乘日航班机去日本东京。汤恩伯—下飞机，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家医院。汤恩伯做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6岁。

　　30日，台湾多家报纸刊登了汤恩伯在日本病死的消息。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死了，反应冷淡，只说了一句:“死了也好。”

　　文/闫超摘《上海新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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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要流血吗？谁将遗臭万年？ [转帖]

　　
　　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每一次的前进都付出了流血的惨重代价，每一次都生产出一批遗臭万年的历史败类。每一次，当先进的世界思想文明敲响中国大门之时，既得利益集团、保守的顽固派分子总是相互勾结在一起，欺骗愚弄人民，污蔑攻击代表世界主流、世界未来的先进思想文明，其中的干将们最终发展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渣滓和民族罪人，并被后世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19世纪，反君主立宪，耻辱柱上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1898年6月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发起戊戌变法，推行教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新政举措，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纠集在慈禧周围的顽固派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老佛爷对这次变法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们公开宣布：“西方的君主立宪不适合中国”、“祖宗之法不可变”、“君主立宪不可为”。光绪帝被幽禁，新政被废除，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人被捕杀了，徐致靖、张荫桓、陈宝箴等支持变法的大小官员被查处。

　　20世纪，反共和、反民国，祸国殃民的复辟梦。
　　为了拒共和于国门之外，维护大清皇权世袭、万年一统，曾经“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老佛爷下令制订并颁发了《钦定宪法大纲》，推行“君权不可侵损、服制不可更改、辫发不准剃、典礼不可废”等四项原则笼罩下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改革。但是，共和已经敲醒了中国，并以排山倒海之势取代了君主立宪、皇权世袭。
　　虽然1912年建立了民国，皇权世袭不再有了，但是手握大权的既得利益派和冥顽不化的保守派却总在做着消灭共和恢复皇权世袭的复辟梦。
　　1915年袁世凯称帝：在证明了“西方之共和不适合于中国”、“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行”之后，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恢复皇权世袭，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任皇帝，子孙世袭。 1917年张勋复辟：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并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三千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复辟，恢复清帝国。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极。12天后张勋复辟失败。
　　1934年，伪满洲国溥仪称帝：1934年3月1日，溥仪正式称帝，建立“满洲帝国”，接受百官朝拜，发布“诏书”，改年号为康德，梦想与清康熙皇帝之德为德，重振大清皇权世袭家业。1945年，“满洲帝国”随着日本战败而消亡。

　　21世纪，反民主声音再起，谁将遗臭万年？

　　19世纪，君主立宪被怀疑、被血腥镇压，20世纪，共和制度经过浴血战斗被确立，随即被质疑，反共和要求皇权世袭的声音一度是官方“主流媒体”共同的声音，即使袁世凯的复辟梦被血肉横飞的内战炸得体无完肤，张勋、溥仪之流的复辟梦依然专注。今天，上网看看，不时看到“反民主”、“反普世价值”、“反多党制”的字眼， 21世纪，历史会重演吗？流血不可避免吗？如果要流血，谁将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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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怪癖”皇帝[转帖]

从夏启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我国共有过67个王朝、446位帝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和农民起义政权未计)。从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开始，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稷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皇帝与普通臣民不同，臣民可以坚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皇帝的唯一职责就是使国家繁荣昌盛，使人民安居乐业。皇帝若置国事而不理，而像臣民一样放纵个人的爱好，那就是"不务正业"的"怪癖"皇帝。
　　
　　同性恋皇帝
　　同性恋是一个时尚的词语，但它不合中国国情，因为它在中国的存在非常古老，汉哀帝刘欣就是其中的一个。
　　董贤英俊潇洒，又是御史董恭之子，因而被选为太子舍人。哀帝在与他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恋，封他为董门郎，并封其父亲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不久，董贤又被封为驸马都尉侍中，《汉书•董贤传》载，这时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巨万，贵震朝廷。"两人形影不离，同床共枕。有一次哀帝醒来，衣袖被董贤压住，他怕拉动袖子惊醒"爱人"，于是用刀子将其割断，可见其爱恋之深。哀帝还为董贤建造了一栋与皇宫类似的宫殿，并将御用品中最好的送给董贤，自己则用次品。他为了与恋人生生世世在一起，还为董贤在自己的陵墓旁边修了一座冢茔。《汉书•董贤传》载，哀帝还曾开玩笑地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吓得大臣们目瞪口呆。这种要"爱情"不要江山的恋情在历史上实为罕见。如此忠贞于爱情，国事当然糟得很，哀帝死后不到10年，王莽就篡位建立了新朝。
　　市侩皇帝
　　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是赫赫有名的昏君，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出游玩乐......各种怪行为都有，但他最有名的怪癖要算开店铺。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载，东昏侯"又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日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妃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妃决判。"陪他玩耍的人就有好几千，半个京城的百姓都吓得东奔西躲。《南史•齐本纪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东昏侯与潘妃的怪癖行为在当时流传很广，有着这样一首民歌："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东昏侯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却做着如此的市侩勾当，可见他的昏庸。他即位后仅两年，萧衍就起兵围困建康(今南京)，一代市侩皇帝被部将杀死，年仅19岁。
　　
　　菩萨皇帝
　　历史上有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五代周世宗)灭佛，但也有过梁武帝、武则天、唐中宗那样忠实的佛教信徒。其中以"皇帝菩萨"(大臣们在奏章中这样称呼)梁武帝萧衍最为突出。
　　武帝大力倡导佛教，耗费巨资修建庙宇，当时全国有大小寺庙2846所，其中以大爱敬寺、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规模最大。唐朝诗人杜牧曾感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他还写了大量的佛教著作，"虽万机多务，犹卷不掇手，燃烛侧立，常至戊夜。"且部头极大，其中《制旨大涅经讲疏》有10l卷。同时，武帝还创立了儒佛道三教同源的理论，认为儒教、道教皆来源于佛教。还提出佛教徒不可以吃肉的戒律，以前佛教中无此规定，他根据《涅经》等上乘佛教的内容写了《断酒肉文》，从此，以身作则，过着苦行僧的日子：每日只吃一顿饭，不沾酒肉，住小殿暗室，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盖了两年。武帝还曾三次舍身寺庙：大通元年(527年)，他突然跑到同泰寺当奴隶，与众僧一起生活，后来被大臣"赎回"；两年后，又跑到佛庙里去了；太清元年(547年)，84岁的他第三次舍身寺院，且坚持呆了一个多月。三次"赎回"武帝花钱四亿。
　　佛祖没有保佑这位忠实的信徒，太清三年(549年)，侯景发动政变，攻克建康，菩萨皇帝被俘，后来被活活饿死。
　　
　　象棋皇帝
　　"闷来时，取过象棋来下，要学作做士与象，得力当家。小卒儿向前行，休说回头话。须学车行直，莫似马行斜。若有他人阻隔了我恩情也，我就炮儿般一会子打。"(《桂枝儿•咏部八卷》)唐肃宗李亨热衷于象棋，却不学士象，不学卒车，偏偏学马行斜。
　　上朝积祸加天宝之乱(也称安史之乱)。肃宗与爱妃张良娣拥兵西逃。逃命途中，他还念念不忘象棋，置堆积如山的军情战报而不理，与张氏整天下棋作乐。丞相李泌进言劝说：若不悬崖勒马，有重蹈"马嵬坡事件"(士兵哗变，杀杨国忠等人)的危险。肃宗仍毫无收敛，为了掩人耳目，命令太监将"金铜成形"的棋子换成"干树鸡"雕成的木质棋子，这样，旁人就听不到他们下棋掷子时发出的声音了。人们称这种棋子为"宝应象棋"。文学作品中，东晋谢安、三国孔明、元末刘伯温都能"帷幄之中下棋，千里之外决胜"，肃宗好像也不示弱。
• 蹴鞠皇帝
　　唐僖宗李儇嗜好骑马、斗鸡和蹴鞠。他曾得意地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他有时一玩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他还多次勒令地方官员举荐球技高超的青年入宫陪他击球，有不少人因善蹴鞠而被封为封疆大吏。宦官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碹赢了球，被封为西川节度使。当然，也有许多人因踢球失误而丢了性命。
　　玩物必丧志，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在长恒起义，随后黄巢响应。起义好不容易平息后，田令孜又专权，蹴鞠皇帝常常和亲信们谈起朝政而泪流满面。光启元年(885年)，李克用进兵长安，僖宗四处逃命，文德元年(888年)忧愤而死。
　　
　　词学皇帝
　　南唐在中主李时已经向宋称臣。李善于诗词，至今传有《摊破浣溪沙》等名篇。其子李煜史称南唐后主，不思进取，却继承了先父好词之癖。
　　李煜施政无能，在词学方面却有着较高的地位。他的前期作品多以宫中的声色娱乐为题材，风格柔靡，技巧高超，如《玉楼春》、《一斛珠》等等；后期多写亡国之痛，感情真挚，意境深远，如《破阵子》、《虞美人》、《浪淘沙令》、《乌夜啼秋闺》等等。
　　李煜苟且偷安，生活奢华，常常在宫中营造销金红罗幕壁，镶以白金和玳瑁，并插上奇花异草，题曰"锦洞天"，与皇后周宪于其中作词嬉戏：每到七月初七，就命人用红罗绢装扮成月宫天河的情景，为作词创造灵感。然而，现实并不像诗词中的世界那么美好，开宝八年(975年)宋军攻破金陵，词学皇帝被俘。"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生活已经成为泡影，他不禁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叹，可惜为时已晚，还是被宋太祖毒死。
　　诗人郭麟也为之叹息："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渔隐丛话前集西清诗话》中宋太祖也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
　　
　　将军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荒唐的皇帝。他重用宦官奸臣(刘瑾、江彬)，沉迷于后宫，爱好游玩射猎，最可笑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竟然想当将军，曾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武宗统治时期，社会动荡，大权旁落，农民起义不断。他无所作为，常常出游玩乐，大臣们请都请不回。有一次，他想偷偷出关游玩，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这才悻悻回宫。正德五年(1510年)，他自号大庆法王，并命令有关部门铸造法王官印。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数万骑兵进攻明朝，明朝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击退敌兵。武宗闻信后，还恬不知耻地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他一度还想做将军总兵。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讨伐江西宁王朱宸濠，其实是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
　　皇帝作为神圣的一国之君，竞自封为将军，这是大损帝王威严的事情。无怪《明史》评日："然耽于嬉游，暖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书画皇帝
　　宋徽宗赵佶醉心于书法和绘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将国事丢在一边，使得蔡京、朱劬、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时称"六贼")专权和方腊、宋江起义，最终步词学皇帝李煜的后尘，丧身丧国。
　　宋徽宗曾跟黄庭坚学习书法，后又糅合蔡稷、褚遂良的风格而创立了流传至今的"瘦金体"。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更大，擅长花鸟画，其中《腊梅山禽图》、《杏花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等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人物画《听琴图》、《文会图》以及山水画《雪江归棹图》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宋徽宗凭个人的爱好而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年年选拔画家，比科举考试还重视，这在书画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才华横溢，对国事却漠不关心。他滥用奸臣，无心上朝，勉强来到殿上与臣子们见面后，便匆匆跑往睿思殿写字习画。他曾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宫内所藏的17位名家的传世佳作。据说，他还将自己的作品编成《宣和睿览册》，每15幅一册，累有"千册"，单是他的《梦游化城图》"凡天地间所有物，色色俱备"，要几个月才能画成。
　　徽宗于书画倾注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朝政当然是糟得很，以致金兵袭来，这位书画皇帝成了阶下囚。
　　
　　宠猫皇帝
　　武则天对猫是深恶痛绝，因为被她害死的肖淑妃曾骂过："阿武妖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虎，生生扼其喉。"而明世宗朱厚熄对猫却情有独钟。
　　世宗迷信道教，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受宠，先后授予礼部尚书。户部主事海瑞因上书谏止，几乎丧命。阿谀逢迎的官吏竞相进贡白鹿、白雁、白鹤、白猫等宠物，以求封赏。
• 世宗最喜爱的宠物是两只漂亮的猫，名曰雪眉和狮猫。他经常与猫儿一起逗玩，竟然二十多年不上朝(从1539年陶仲文拜为神仙高士、兼领三孤、任礼部尚书到1566年病死)。可笑的是他曾以帝王身份举行仪式，庄重地封雪眉为"虬龙"。
　　后来，虬龙死了，世宗几天不吃不喝，将它葬于万岁山，并立碑刻文，题名"虬龙墓"。狮猫死后，世宗命人用黄金铸造一棺材，将它敛人其中，并举行隆重的葬礼，还请当朝大臣为它作祭文。侍读学士袁神的祭文中有一句"化狮为虎"的颂词大得世宗的欢心，不久，他被提升为少宰，时称"青词宰相"。明朝功臣名臣众多，却没有哪人受到过这两只猫儿般隆重的礼遇。
　　世宗玩物丧志，不理朝政，武英殿大学士严嵩乘机专擅朝政。
　　
　　木匠皇帝
　　明熹宗朱山校不听先贤教诲--"祖法尧舜，宪章文武"，却去学鲁班，学喻皓，学李诫，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
　　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山东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王二之起义。熹宗却不务正业，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到：熹宗"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由于经常沉迷其中，技巧娴熟，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熹宗的贪玩使得宦官专政，奸佞弄权，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魏忠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扩充势力，步步夺权的。
　　《明史卷二十二熹宗》中评说："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熹宗专心致志地盖着他的"宫殿"，奸佞们却在悄悄地挖着他的墙脚，熹宗死后仅十多年，明朝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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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女大班，军统杀手[转帖]

　　　　钱人龙，苏北人，一脸大麻子，因此人们都以钱麻子呼之，反把真名几乎失传了。钱的父亲是法商电车公司的司机，钱的姑母，在法租界白相人地界称之为“卢家湾小娘娘”，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她在卢家湾一带的吃得开了。她在卢家湾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开了一爿茶馆，并与总巡捕房的法籍捕头RAUSSE，结了婚，凭借她丈夫的势力，她便更加飞扬跋扈。

　　钱人龙因姑母的关系，当从法国人办的中法学堂毕业后，便通过他姑丈，进了法巡捕房，充当翻译。他虽已披上了一张老虎皮，还觉得在白相人地界兜不转，于是又拜杜月笙做先生。他利用这些黑恶势力为靠山，在法租界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不久他又升做强盗班的督察长。这样一来，钱更肆无忌惮了。但终于因为欺诈太凶，连他的法国姑丈也无法再为他庇护，结果被撤了职，这已是上海沦陷后的事。这时，钱又与76号搭上了关系，充任第四处副处长。

　　76号的第四处，它的工作对象，原本是英法两租界。处长潘达，以及潘手下的戴昌龄、宋源、孙绍北等，原都是英租界的特别巡捕。钱人龙来了，正好补上法租界的空白，便叫钱专门负责法租界捕房方面的联络，藉以刺探在法租界内的进步人士的活动，及中统、军统特务活动的情况，以便76号阴谋对付。所以，法租界内所发生的几件特务凶杀案子，都与钱有关。

　　钱人龙从步入社会起，便做了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手里有的是平日里敲诈勒索来的钱，所以在上海租界里，各种荒淫无耻的场合，都有钱的踪迹。每晚不是歌场，便是舞厅。1939年冬的一个晚上，钱人龙与他的第四处处长潘达（一名潘志杰）一起，在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舞罢相将踱出舞厅时，就被人开枪打死了。

　　原来开枪的就是这个舞场的舞女大班盛昌富。盛和他的老婆陈清，都是军统人员。盛利用舞女大班的公开职务，经常在注意常来的几个汉奸舞客，并在暗中做了准备，把枪支预先携入舞厅，藏于隐蔽之处。这天，他看到钱人龙与潘达舞兴阑珊，踉跄出去时，便持枪蹑踪其后。迨钱与潘走到舞场门外的台阶时，盛便举枪向钱射击，钱即应声倒毙。当枪声响时，在台阶前守候自己主人的汽车司机，闻声把视线集中到枪声响处，看到开枪的是这舞厅的舞女大班。他是许多司机都认识的。因此，大家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喊着：“小盛!”“小

　　歌场、舞厅是大上海孤岛时期汉奸、特务经常出没的场所，自然也常常成为他们被军统刺杀的葬身之地。

　　盛!”当时盛昌富离开仙乐斯大门尚有一段距离，开枪后既被人发觉，生怕脱不了身，便不及再开第二枪去打潘达，仓皇地怀枪逃出了仙乐斯。但亦不敢回到自己家里，便在翌日潜赴屯溪，转去重庆。

　　钱人龙被击毙后，尸身当晚由捕房送斐伦路验尸所，经验尸后，由家属领回草草入殓。

　　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中指出，上海众多明目张胆的暗杀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政治暗杀自然而然地衍生了自30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为了爱国，也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这些个人与国民党的军事特工组织结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1939年的电影《孤岛天堂》中的流亡舞女，就曾自发协助爱国青年暗杀汉奸。

　　舞女而锄奸，并不鲜见。当年西藏路上最著名的舞厅“米高梅”，据说是重庆地下工作联络站。“米高梅”的红舞女任黛黛，艳光四射，谈吐不凡，列“米高梅”红舞女之首。常有日本人来捧她的场，尤其她与日本宪兵大队长杉原关系甚密，所以被人视为汉奸舞女，百般轻视。殊不知她为重庆地下工作人员效命，身负重任。

　　1942年秋天，任黛黛突然失踪，音讯全无。不久在汉口路扬子江饭店一房间内，发现一具女尸，尸身上插着一把日本倭刀。后来证实被害者正是任黛黛，据称她奉命刺杀杉原，可能事前消息走漏，被日本人抢先一步下了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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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孔子的旅游地图他究竟走出多远[转帖]

虽然和现在意义上的旅游不是一回事，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周游列国”仍称得上是一番壮举。

从55岁到68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游历。从《孔子历史地图集》书内“孔子周游列国图”标注的线路图来看，孔老夫子当时周游的，有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说起来不算少，但大多是春秋时期的蕞尔小国。楚算是大国，但孔子只到了楚国的边境。孔子还打算西去晋国，但由于时局不好，结果只是在黄河边上感慨了一番，“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命也夫！”最终连黄河也没过。

孔子周游列国，实际上是在鲁国受到排挤后的举动。周游列国也是孔子人生中一段不得意的时期，其间让孔子郁闷的事不少。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那些大批判文章经常拿这些困窘段子出孔子的丑。在卫国，孔子本想通过卫灵公的宠姬南子得到卫灵公的信任，结果卫灵公邀孔子出游，自己与南子同车，让孔子跟在后面的车上，气得孔子说:“我没见过如此好色不好德的人。”在郑国，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等在城门口，郑人向子贡形容孔子说，“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孔子在当时也算名人，但在匡地，他被人误作坏人给围了起来；在宋国，宋人把他曾在下面休息的大树砍倒以示驱赶；在陈国，甚至好几天断了粮。看来，春秋时代的旅行环境，实在太差。

从地图上看，孔子周游所及的地方，范围不出今天的山东省和河南省境内。向北未过黄河，最南边所到的楚境，在今天河南的信阳。周游列国前，大约三十来岁时，孔子曾经有过两次出游。一次是向西，到了东周的王都洛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见识了大批周朝的礼器文物。据说就在此行中，孔子与老子有过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不过后世学者对会面之事多持怀疑态度，历代聚讼纷纭，至今不休。一次是向东，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听音乐听得入迷，吃肉都不觉得是美味了。这是孔子一生出行的东至和西至。

历时十数年，足迹不过两省之间，孔子的旅游地图在今天的“驴友”看来，真是小菜一碟。不过，我由此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古今的旅行环境不同，我们不必苛求于古人。一位主持百家讲坛者曾著书立说，讲秦朝史事，说秦始皇修“驰道”，作者将之喻为“高速公路”，居然以为这条仅建于西北土地上的用兵土路，曾经通达南北各地。另一个问题，是古今生活节奏的不同。我们今天出外旅行，大抵三五天搞定，至多十天半月。国家领导人出访，也不过如此。但在古人，则经年累月，不在少数。比孔子稍晚的战国时代，秦王邀赵王在渑池见面。秦国势强，赵王不敢不去，由蔺相如陪同出行。大将廉颇送行，在边境上说，“这一去一回的路程，加上会见的时间，估计得30天。如果你们30天还回不来，我就立太子为王，让秦王无从要挟。”这里所说的边境是哪里不得而知。但即使从赵都邯郸算起，到河南渑池的距离，不过三百多公里。今天走高速公路，只有半天的路程。而在廉颇的概念里，少说也得七八天。古今不同，可想而知。

周游列国之后的孔子干什么去了呢？好在鲁国的政局有了改善。孔子回到了鲁国，删编《诗》、《书》，改定《春秋》，作学问，并且教诲弟子三千。孔子没有实现的，是更进一步的远游理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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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宣言 [转帖]

　国民党一大宣言　
　　　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

鲍罗廷等　　

　　一、中国之现状

　　中国之革命发韧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
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
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
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
半殖民地之地位。满州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
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
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覆满清，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
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颠覆满洲之
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
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
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
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
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
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
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
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
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
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
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
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
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
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
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
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
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
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
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
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
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
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
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
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
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
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
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
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
等阶级濒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
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
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
目皆是，怎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
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
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
民所为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彷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
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谓生路者如何乎？国内各党派以至于个人既外国人
多有拟议及此者，试简单归纳各种拟议以一评骘其当否，而
分述于下：　
　　一曰立宪派　此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无
法，苟能藉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
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
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
尝有约法。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
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迩
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藉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
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
之先决问题，首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求末，无有
是外。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
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
只知要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
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真为宪法而奋斗。宪法
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二曰联省自治派　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
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
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曾不思今
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
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其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
即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
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
之力，以谋减削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
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
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
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吾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
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
获得自由，而欲一部份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
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
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
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
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
国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会议派　国内苦战久矣，和平会议之说应之而
生。提倡而赞和者，中国人有然，外国人亦有然。果能循此
道而得和平，宁非国人之所望？无如其不可能也。何则？构
成中国之战祸者，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立之军阀，
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
不过各军阀间之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
也。此仅军阀之联合，尚不得谓为国家之统一也。民众果何
需于此乎？此等和平会议之结果，必无以异于欧战议和所得
之结果。列强利益相冲突，使欧洲各小国不得和平统一。中
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至于知调和之不
可能，而惟冀各派之势力保持均衡，使不相冲突以苟安于一
时者，则更为梦想。何则？盖事实上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
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
结果，不能不出于争战，出于掠夺。盖掠夺于邻省，较之掠
夺于本省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　为此说者，盖鉴于今日之祸，由军阀
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资本家起而代之也。虽然，军阀官僚所
以为民众厌恶者，以其不能代表民众也，商人独能代表民众
利益乎？此当知者一也。军阀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恶益著，
民众之恶之亦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则亦一邱之貉
而已。此所当知者二也。故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
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
利益，不限于商界。且其政府必为独立的不求助于外人，而
惟恃全体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种拟议，虽或出于救国之诚意，然终
为空谈；其甚者则本无诚意，而徒出于恶意的讥评而已。
　　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
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
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二、国民党之主义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
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
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及纪律
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之
贯彻。去年十一月廿五日孙先生之演说，及此次大会孙先生
对于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合
之，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了然于此主义之真释，
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救济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民族主义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
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华民族得
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
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其作
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满
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
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夺，变
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
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
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
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
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智识阶级、若农夫、若工
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
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
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
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
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
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
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
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
能于事实上证明之者。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
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
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
之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
述。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残无余，则国内诸民族
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
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
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机陧不安之
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
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
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
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
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
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
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
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二）民权主义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
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
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
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
察五权分立是已。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
度之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
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
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
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
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
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
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
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
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三）民生主义　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
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
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
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
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
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
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
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
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
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
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
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
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
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
为之筹设调济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
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
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
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
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
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
所有事也。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
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
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
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
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
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
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
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
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
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
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
而奋斗也。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自本党改组后，以
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
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
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
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
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
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
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
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
之义务故耳。　　　　

　三、国民党之政纲

　　吾人于党纲，固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
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
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
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的要求作为政纲，凡中国以内，
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明辨而
公行。　　　　
　　　甲、对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
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
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
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
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
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窃僭之北京政府，
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
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
任。　　
　　（七）召集各省职业体团（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
　　　　（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
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对内政策
　　（一）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
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
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
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
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
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土地之税收，地
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
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
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各县
之天灾富源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
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各县对于
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
得少于１０％，不得超过于百分之５０％。
　　（四）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
之完全自由权。　　　
　　（七）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
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
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
之方法。　　
　　（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
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　　
　　（九）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
之均足。　　
　　（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一）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
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二）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
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十三）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
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四）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
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
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十五）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
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
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中**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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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牛人：飞踹蒋介石的文人刘文典 [转帖]

　　民国时代,中国不乏硬骨头的文人。最近读了岳南先生写的“一代国学大师”一书，又认识了一位硬骨头文人刘文典先生，故神思奔逸，有了许多杂芜的感想。

　　
　　刘文典和傅斯年、陈寅恪、沈从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还是个革命家。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语。海归之后，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翻译和编辑。他选定了古籍校勘学为终生研究的课题，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问世，震动文坛，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刘文典学贯中西，学问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持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看不起沈从文，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万分的敬佩。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视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1948年,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大骂蒋介石，不称“蒋总统”，竟敢当面叫蒋“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当众飞起一脚猛踹在蒋总统的下腹。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但蒋并未让左右把刘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

　　
　　事发后, 南京"首都警察局" 以治安条例" 斗殴"处理的民事纠纷立案,处分刘文典拘留七天。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文人英雄，声震儒林。

　　
　　拘留出狱后，根据蒋总统的最高指示:“必须滚出安徽”,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革命历史而不许聘用，罗校长也没对他"内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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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党卫军中的“匈奴”部队[转帖]

　　1929年，德陆军中尉安德列斯·迈勒斯-马德应邀来到中国，任南京国民政府步兵科顾问。迈勒斯-马德后赴新疆任军校教官。1933年4月，迈勒斯-马德的军校同事盛世才通过政变掌握新疆大权。盛世才需要依靠苏联稳固权力，便有意冷落迈勒斯-马德。1936年，迈勒斯-马德回南京供职，任第88师军事顾问。
　　1939年底，德国情报
部门交给迈勒斯-马德一个特殊任务，要他在新疆招募1000名中国人赴波兰编入纳粹军队充当炮灰。当时苏德结盟，在盛世才帮助下，迈勒斯-马德招募了1000余名“劳工”，于1940年11月到达波兰。由于将中国劳工编入纳粹军队的想法与纳粹高层种族理念相矛盾，导致这批中国劳工在波兰“受训”3年，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1943年11月，迈勒斯-马德见到希姆莱，提出组建一支党卫军“匈奴”部队，希姆莱同意这项计划，晋升迈勒斯-马德为党卫军上校，授权他组建“匈奴营”。为确保这些中国人不在阵地倒戈，1944年迈勒斯-马德组建了一个“匈奴团”，3000人中，中国人仅占三分之一，各级军官和士官均由德国人担任。组建完成后，希姆莱立即把他们调到白俄罗斯，从事反游击作战。

　　和其他党卫军部队不同的是，“匈奴团”装备很差、士气低落。1944年3月28日，迈勒斯-马德在明斯克附近围剿游击队时被击毙，新上任的团长比尔格上校一来就枪毙了78名被怀疑通敌的中国籍士兵，导致军心更加涣散。1944年8月，“匈奴团”被希姆莱调往华沙，镇压华沙起义，但这支部队由于对起义者“过于手软”，仅仅一天就被撤回驻地。1944年10月20日，“匈奴团”调防斯洛伐克，部队缺编严重，其中中国籍士兵仅剩550人。1945年初，“第三帝国”末日即将来临，党卫军将500多名中国士兵编为一个营，还任命一个懂德语的中国人潘霄为少校营长。

　　随着战局恶化，潘霄带部队向意大利方向撤退，1945年3月抵达梅拉特。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梅拉特当时属“安全区”，“匈奴团”借机不再参加围剿游击队的作战行动。1945年4月26日，潘霄少校背着上司，私自和当地游击队指挥官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国营”向美军第1装甲师缴械投降。战后，由于害怕国民政府追究，“中国营”大部分人留在欧洲,散居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地从事战后重建工作。

(《上海译报》2.12　候涛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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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恶而又淫荡的一生:历史上甘做妓女的皇太后[转帖]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为妓虽是亡国之后的事，但“为后不如为娼”的感慨，仍不免叫人喷饭！
　　
　　我国历史上的皇后、皇太后很多，但像南北朝时期北齐胡太后这样荒淫无度、寡廉少耻、竟然以做妓女为乐的皇太后实属罕见。
　　
　　胡太后是北齐安定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人，其父姓胡名延，母亲姓芦。天保(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年号，公元550年——559年)初年，长相出众的胡氏在朝廷选美中被选为长广王妃。公元561年，武成皇帝高湛继承了北齐的皇位后，将长广王妃胡氏册立为皇后。
　　
　　胡氏虽然贵为皇后但却并不得宠，因为武成皇帝宠爱的人是嫂子李祖娥，武成皇帝因此常常留宿在昭信宫，而将胡皇后冷落在一边。生性淫荡的胡皇后耐不住寂寞，竟然与宫中“诸阉人亵狎”。当时，武成皇帝最亲信的大臣是给事中和士开。因此经常出入武成皇帝身边的和士开很快便引起了胡皇后的注意，她开始频频向和士开抛媚眼。和士开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自然非常乐意与胡皇后亲近。两人因此一拍即合，很快便勾搭成奸。
　　
　　野心勃勃的和士开有了胡皇后这个靠山之后开始不满足于“亲信”的地位。为此，和士开劝武成皇帝传位给胡太后的儿子、太子高纬，自己做一个耳根清静的太上皇，这样便可以无牵无挂地享乐。昏庸无能的武成皇帝采纳了和士开的建议，于公元564年让位给太子高纬。从此深居简出，尽情享乐。三年后，武成皇帝高湛终因酒色过度而亡。
　　
　　太子高纬继承皇位后，尊母亲胡皇后为皇太后，胡太后和和士开的奸情没有了障碍，更加肆无忌惮，朝廷内外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许多正直的大臣对此极为不满，纷纷上奏皇帝高纬，要求处死和士开。年少昏庸的后主高纬惧怕得罪母亲胡太后，只好忍气吞声，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和士开乘机重用亲信，排除异己，一时权倾朝野，地位显赫，被皇帝高纬封为淮阳王，成了北齐王朝里的大红人。
　　
　　和士开自以为有了胡太后这张王牌便可以横行天下，畅通无阻，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谋杀他的大网正悄悄朝他撒来。原来，皇帝高纬的弟弟、琅琊王高俨早就恨透了和士开。高俨知道胡太后的妹夫冯子琮与和士开一向不好，遂与冯子琮密谋，在和士开上朝的路上，派心腹杀了和士开。
　　
　　和士开死后，难耐寂寞的胡太后借拜佛之名，经常出入寺院，很快又与寺院里的昙献和尚勾搭成奸。两人一开始仅仅在寺院里的禅房里幽会，后来胡太后竟然以“讲经”为名将昙献和尚请到武成皇帝生前经常居住的内殿里，“日夜与昙献寝处”。
　　
　　胡太后与昙献的奸情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连寺院里的和尚们也暗地里将昙献和尚“谓之为太上者”。只有皇帝高纬还蒙在鼓里。有一天，高纬入宫给母亲胡太后请安，发现胡太后身边站着两名新来的女尼姑长得眉清目秀，非常漂亮，心中顿生爱慕之情。从母亲房间出来后，他当即下诏令两名漂亮的女尼进宫“侍寝”。当天晚上，两名女尼姑被带到高纬的寝宫后，高纬欲和她们行鱼水之欢，没想到女尼姑竟然死不相从。高纬大怒，命人强行将她们的衣服扒光，这才发现“宫女”原来是辗转男扮女装的年轻和尚。
　　
　　原来这两名“宫女”是昙献手下的小和尚，因为长得漂亮而被胡太后看中。胡太后欲把他们带回宫中淫乐，又怕儿子高纬知道，为掩人耳目遂将两名小和尚乔装打扮成女尼姑的模样带进宫中。高纬不明就里，强行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寝宫，从而将母亲胡太后的奸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高纬明白了母后的秽行后，恼羞成怒。第二天，他下令严查两名小僧的来历，结果将昙献和尚也挖了出来。事情****大白后，高纬下令将昙献和尚和两名小僧全部斩首，将母亲胡太后迁居北宫，幽禁起来，并下令“内外侍者一律不得与太后相见”。追查中，高纬还发现元山王等地方官吏“皆太后之所昵也，遂下令一并诛杀。
　　
　　公元577年，北周一举灭了腐败的北齐王朝，胡太后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当时，胡太后年龄不过40岁，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失去了皇太后地位而又十分淫荡的胡太后竟然和她的儿媳妇——齐后主高纬，年仅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皇后穆邪利(小字黄花)一起在北周的首都长安闹市区里沦落成妓女，消息传开后，长安人士争相前往，一时盛况空前。恬不知耻的胡太后竟然兴奋地对儿媳妇穆皇后说：“为后不如为娼更有乐趣。”
　　
　　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18年——600年)，胡太后病死在长安，结束了她那丑恶而又淫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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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文学才能[转帖]

　　　蒋介石早年留传下来的诗歌不多，民族诗坛1940年6月号中有蒋介石的一首《咏竹》断句：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这两句诗作于1898年，时蒋13岁。

　　这篇文章也许能让我们对蒋介石的认识更为全面。

　　说起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有许多重要人物的诗文造诣很高，人们对此并不否认，若说蒋介石也有文学方面的天赋，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原来人们熟悉的蒋介石是：他有政治手腕，他有军事才干，他喜欢独断专行，而他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好像从未听人说过。一般人的揣测，以为以他威望之高、地位之尊、仪容之肃、事务之繁，他一定是缺乏风趣的。但这种揣测是毕竟大错了；据邓雪冰先生说：蒋介石在青少年时期特别喜爱诗歌，爱好音乐，爱好山水。少年时最爱唱岳飞作的《满江红》，有时自己也写词作歌。

　　据说蒋介石一生留下的作品颇多，但我们能见到的并不多。就是从所见不多的他的著作中，也能窥见到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下面从诗、文、书札、演讲四个方面举一些例子来领略一下他在文学方面的特长。

　　　　关于诗歌，在国民党的著宿中，能手实在太多。如孙中山先生有哭刘道一的“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一诗，传诵甚广。蒋介石早年留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其发表的诗歌最早见于卢翼野先生主编的民族诗坛1940年6月号，其中有蒋介石的一首《咏竹》断句：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这两句诗作于1898年，时13岁，论诗的技巧，上句清顺，下旬奇突。他能从丛竹的绿荫深处，想到骄阳的遮蔽，更想到能生出夏日的清凉，髫龄时有此造诣，实在难得。

　　他在赠给友人单纵的照片上题诗曰：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首诗作于1906年，时21岁，看诗中的语意，是在日本求学时代，这二十八字中，充满蓬勃坚忍之气，显示出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自非常人之手笔。

　　他还有一首写雪窦山的诗：

　　雪山名胜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山林盟在夙，功成身退莫迟迟。

　　这首诗作于1920年，时35岁，是闲居故乡韬养时所作。前两句点出雪窦山名噪东南的事实及其奇山异水之所在，末二句表达了他的极爱山水之情，希望将来功成名就之后就归隐山林、寄情山水。这到底是诗人的矫情，还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古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他渴望效仿，而尘世中的名利权势则更有魅力。何去从，历史已作出了回答。

　　
　　再谈到文。蒋介石的著作如：《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五十生辰感言》《西安半月记》等都是叙事生动、情文并茂、使人动容的不凡之作，然已为许多人所知晓，不必再加介绍。其余如告国民书、告友邦书等等，冗长不便摘录。这里所选择的，是偏于文学性质的一篇代表作——《武岭乐亭记》：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之景仰，不偏不倚，望之岿然。其独以武岭名者，殆取其义于武德，即其地以况其所居之人耶?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岩矗立，其下有溪，溪水潆洄，游鱼可数，牧童渔父，倘得其间，乐且无穷，其幽静雅逸之景象，窃叹世外桃源无事他求矣。而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其有岁寒君子之逸致乎?旧有榭阁，名曰文昌，规模狭陋，无足以资游瞻者。甲子春，余还里扫墓，见其栋楹斜欹，行将就圮，乃勘绘图，亟思有以改造之。我兄锡侯欣然赞焉，爰董其事，命匠鸠工，建亭三楹，落成之日，属余名之。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徘徊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间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也，乃取其义而名之日乐亭。甚愿吾乡同志，朝夕游乐，顾其名而思其义，因观感而有所兴起，卓然以自立也，庶不负今日改造斯亭区区之意也夫!

　　此文写武岭风光之明媚，字字生动，又字字简洁，读来朗朗上口，回味无穷。写景状物，细致入微，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字里行间，蕴透出作者的兴趣和向往，一如晚明袁中郎诸名手作品，而其意义则又不同袁氏诸人之一味悠闲。

　　再次说到书札。蒋介石的上总理书，以及致各友好同僚书，多半是论政治，论军事，极少闲字与闲话，比较有文学性的只有与黄膺先生一书。书中写道：

　　接诵手教，怆念无穷，昨复电至中段，凄然泪下，未知兄又作如何感想耶?民国存亡，全在中师一人。英兄为民国而死，亦为中师而死。英兄不死，中师至今，或不至卧病京中。时势所趋，而使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言之殊感痛心。今弟既不能随中师北上，英兄亦不能复生以事中师。中师走京，当非偶然，而兄自不能不以英兄与弟事中师者事之也。兄与弟如果能以英兄之心为心，则英兄诚不死。而其目瞑矣。粤中纷乱，日甚一日，要想于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恐非朝夕所能为力。然粤治之时即国治之日，此时要知治国非难，治粤为难，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师，使弟在粤专心灭贼，或能副吾兄之望也。余无他言，只问何时入党，共仗安危而矣。翘首北望，神驰何似!伏惟心照不宣。

　　读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事师交友之道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忧思和抱负，至其文字之流畅，感情之真挚，犹其余事。

　　　最后说他的演讲：蒋介石一生所作的演讲十分浩瀚，其中名篇佳作不乏其例，下面要介绍的一篇，从题目就可看见其浓浓的文学气息。那是在1935年9月13日的晚上，他在峨嵋军训团中秋赏月会上所作的一篇演讲《风清月朗忆峨嵋》。

　　在演讲中，他对当时所见的景状作了如下的描绘：“秋高气爽的时节”，“清光如镜的良宵”，“月亮的圆满无缺”，“清朗的月光”，等等，仅用为数不多的几个短语就将当时的时令、夜晚、月亮、月光等描绘得如此的精到、贴切，有画龙点睛之感，可见其用词的高超和达意的准确。

　　在这佳节良宵里，他同峨嵋军训团军官一道，在此胜地团聚作赏月之会，面对当空的皓月，他思绪翻滚，感慨万端，他说：“月之明晦无常，人之聚散不定，要想如此赏月，能有几回!”

　　接着说：“我们在此难得欢娱之际，大家要想到我们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时，祖宗所交给我们的大好河山，现在残破不全；早不如今夜月亮的圆满无缺!再要想到我们的同胞多在痛苦中呻吟；几千万同胞在人家铁蹄蹂躏之下做奴隶牛马!”

　　随后他说：“我们大家当此国家日益危亡民众水深火热的时候，应如何痛自贬责，益思所以克尽救国救民与爱护部下之责任，以报答我们国家和一般民众，使我们的国家得以金瓯无缺，如今夜的月光一样圆满，使我们的同胞得以安居乐业，享受平等的幸福。”

　　接下来，他的话锋一转，说道：“我们赏月就是欣赏自然，……无论日光云雾、电雷风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自然界一切的东西，无不具有伟大深刻的感动力——种真挚的生动而自然的美妙之处，可供我们无尽的欣赏，启吾人悠然的深思，直接调畅身心，涵养性灵；间接就可以增进品德，开发智慧；而且多与自然界接触，还可藉以锻炼体魄，涵养精神。”

　　“我们人生在自然界中，除欣赏自然外更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从征服自然的努力中来欣赏自然，在欣赏自然的情绪中来发掘自然的秘密，增进自然的利用。”

　　“现在外国一般军人以及知识界的人，无时不在欣赏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努力中，凡是愈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国家，就愈创造文明，愈能增进富强……”

　　　　在演讲中蒋介石由月亮的阴晴圆缺想到了人间的聚散不定，由与大家团聚游乐想到了国家的危亡与民众的水深火热，由月光的圆满想到了祖国的“金瓯缺”，由欣赏月光想到了欣赏自然和征服自然，这些联想的翩翩展现既体现了演讲者此时思绪的无尽翻腾，又体现了在国弱民穷外受其侮的环境下他内心的惆怅，同时也展现了他心中未来的希望与期盼。

　　上面几段不同体裁的文字中，渗透着浓厚的文学气息，由此可以领略到蒋介石的文学才能，也能从中窥见到他在其时其地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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