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死亡之旅[转帖]

百万白俄横穿西伯利亚被冻毙 500吨黄金被扔弃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沙皇俄国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纠集沙俄军队的残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在英国的援助下，在鄂木斯克成立了独立政府。没过多久，1919年11月，鄂木斯克即被红军攻占。为了保存实力，高尔察克决定率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逃往太平洋沿岸，在那里寻求日本的支持，以求东山再起。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反对布尔什维克、留恋沙皇的流亡者，其中主教、僧侣及修女等占了27万；此外，贵妇人和她们的孩子共有20余万人。其实，这120多万浩浩荡荡的逃亡队伍中，还藏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当时价值5亿美元的500吨金块，这是沙皇拨给高尔察克的军费，分装在28辆武装押运车中。

鄂木斯克的冬天平均气温为零下22℃。125万大军在高尔察克的带领下踏上了6000公里之遥的征途，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对于生活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来说并不稀罕，可是谁也没想到，刚刚走了几天，气温就从出发时的零下30℃陡然降到了零下60℃。距鄂木斯克以东1000多公里的托木斯克小城---这场灾难开始的地方，是当年地球上最冷的城镇。

凛冽的寒风吼叫着，暴风雪像拉锯一般刺在身上，给有史以来罕见的大迁移人群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没过多久，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的雪原上，冻僵的人、丢弃的雪橇、冻死的马匹，连同死尸和四周永远也下不完的雪，铺满了西伯利亚的道路。

从1919年11月13日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一场难以置信的奇寒引发的人类悲剧，一天也不间断地演变成了连续剧。装着金块的28辆武装押运车的燃料完全用光了，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把金块换到马拉雪橇上。但是，极度的寒冷使得拉雪橇的西伯利亚良种马也一匹接一匹地死去，这批从沙皇俄国继承来的巨额财宝，不得不扔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上。这500吨金块的下落没有人知晓，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行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人们就像移动中的僵尸，只有一双脚还在一左一右交替地挪蹭。雪越下越大，整个宇宙仿佛是一个被雪片密封起来的巨大包裹。起初，指挥者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许睡觉"用以激励人们。可是后来，连他们自己也被睡神引诱过去了。

大迁移的队伍每天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减员。百年不遇的西伯利亚严寒，变成残酷至极的苦难，残忍地折磨着人们。雪像发疯似的，越下越猛，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1920年2月底，队伍已从原先的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这些人经过千难万苦，总算从鄂木斯克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贝加尔湖畔。但是，为了最后的安全，必须横穿贝加尔湖。80公里宽的湖面，结了3米厚的冰，25万活着的人们开始横穿冰面。

湖面冰层闪闪发光，就像光溜溜的舞池的地板一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贝加尔湖面，冷到了极点。温度降到零下69℃，猛烈的暴风雪吼叫着好像要冻透受难者的骨髓。在这种地方就是穿熊皮、裹海豹皮也毫无用处，极度的寒冷只不过使熊皮在身上起到冰面具一样的作用。

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冻死。完全想象不出的景象在冻结的贝加尔湖面上出现了：一个将军的妻子要在冰上分娩，却没有一个可以过去帮忙的人，人们步伐沉重，脸上毫无表情地从她面前走过。将军用自己的身体挡出一道隔墙，原本为的是不让人看到妻子分娩的样子，可他真的像一面墙一样一动不动地冻僵了。将军的妻子和就要出世的孩子一起冻死了，不多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冻死了。

......暴风雪终于平息下来，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四周。一切都过去了。悲伤、痛苦、叹息、低语、憎恨、愤慨，一切都同25万灵魂一起消失了。贝加尔湖上的25万具尸体在第二年夏天湖面解冻以前，一直那样躺在那里。坚冰解冻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惨不忍睹的场面，静静地从视野中消失，沉入了深深的湖底。

曾经轰动全国：1976年“总理遗言案”****大白[转帖]  

　　环球网转载《收获》杂志关于1976年“总理遗言案”****。所谓的“总理遗言”居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总理遗言”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文章全文如下：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文革”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周恩来去世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父亲走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着师傅满脸焦急和惊恐的模样，看着越围越多的工人们拦住警察不让他们带走我的阵势，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说实话，自从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工厂，我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我总觉得自己只是这里匆匆的过客，不定哪天我就会远走高飞。面对那些对我们这批高中生充满殷切期望的工人师傅们，我的心总是游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爱让我热泪盈眶刻骨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他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枚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文革”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通宵达旦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自然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下不安地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的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听到黑暗中母亲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血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门曾经或仍然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一个个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作是做社会调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5月7号到上海，在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月9号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丁伯伯做营业员的儿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就往厕所里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上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极迅速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一个老****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邓小平，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邓小平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然而，那位公安部领导接下来的一句话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线：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说完，这位公安部领导径直走出了房门，等在门外的市局公安人员马上冲了进来。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书要我哥签字。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镚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拉下来抢走了。哥哥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但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哥哥最后终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阳，自己没法和流氓痞子讲道理，你既然被抓进来和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你就绝对要打消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水龙头，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放水时间。这金贵的半小时谁都想霸占着水龙头搞个人卫生，牢房的清洁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个污垢满面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哥吃不下饭，一成不变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饭让他无法下咽。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我哥终于弄明白，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而是有人伪造的。我哥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认为我哥马上会被放出去，纷纷要我哥给他们带东西。一个犯人偷偷地给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积攒了十几颗的象棋子，他告诉我哥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颗一颗搓捏出来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车、马、炮”“将、士、相”等，是用针先戳出字样，再将牢房里那些脑满肠肥的蚊子打死，然后用蚊子血一点一点涂上去的。他对我哥说，那根戳字样的针被狱警发现没收了，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没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给他带一块肥皂，将针揿进肥皂里带进来。我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去，但他却很想答应这位曾经凶神恶煞和自己抢水龙头的犯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怜。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这一点上，他和他们同样的卑微和可怜，甚至更为可悲。因为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还不明白自己罪从何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

　　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击落美国间谍机，中国让联合国秘书长很为难[转帖] 

中国击落美国战机震惊世界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新中国东北地区的一起美国间谍案，随着外交部档案馆1949年至1955年间一批机密档案的公开而得见天日。为此，记者历时数日坚守外交部档案馆，终于寻找到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在感受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激烈与从容的同时，也将其精彩之处，与读者同享。美间谍机飞吉林欲接回空投特务　1952年11月29日，新中国刚过完3岁生日。唐奈与费克图等四人乘坐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C-47型间谍机飞往中国吉林，其任务是用空取器接回一名此前被空投到该处的特务，以便了解当地情况，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大批特务。　

空取器是一个带有绞盘的装置，绞盘由电力操纵。一根绳子一端扎在盘上，然后通过一个安在伸出飞机门外的铁臂上的金属滑轮，绳子另一端有一钩子，挂在由飞机外伸的杆子上。飞机在飞行当中设法使这根杆子碰到地面特务的绳架。当碰上绳架时，杆子自动脱离，绳上的钩子就把地面特务的绳架钩住，随后绞盘开始旋转，最终将地面特务吊上来。飞机被击落美间谍两死两落网在当天的分工中，唐奈负责操纵杆子，费克图则充当"绞盘手"。就在他们所乘坐的间谍机在事先约定的空中盘旋时，被提前埋伏的人民解放军击落并爆炸，两名美国驾驶员当场死亡，唐、费二人在跳伞后被活捉。约翰托马斯唐奈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同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在日本茅崎附近的秘密营房，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训练内容包括：教特务地下作战如何建立交通线、如何在交通线上刺探情报、如何救护被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如何徒手自卫等。一间谍两年后被判无期徒刑美国间谍案惊动世界缘于两年后的195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包括唐、费二人在内的13名美国间谍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称，唐奈、费克图两人训练、组织特务搜集我国国防设备、工业地区目标和气象情报，救护入侵的美国空军被击落人员和搜罗蒋介石卖国集团残余分子进行武装暴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分别判决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判决5天后中退回美抗议书　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5天的11月28日，美国经由英国外交部对中国提出抗议，但中国退回抗议书。在外交部编列的外交大事中，对此有简要的表述，然而，其后却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公开资料。直到1955年1月21日，新华社奉命宣布：周恩来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会谈时表示，允许美犯家属来华探监。其间，中美两国外交战场难道兵将归歇、平和宁静吗？外交部新近公开的档案给予否定的回答：那是一场智慧与胆量的外交角力。

外交部副部长请示公开判决过程落款为1954年12月1日、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亲笔书写、呈报周总理的信中称：最近我宣判美间谍案后，美国政府大肆叫嚣，除通过英国外交部提出照会外，还将其照会副本分发给(联合国)各会员，外电并报道美有提请联大讨论可能，此举似在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作为讨论朝鲜问题及台湾问题时诬我之资本，逃脱美国罪名。(外交部)国际司考虑：针对此情况，我亦应有强硬之表示，建议将我国对美间谍起诉书及判决书全部电发联大，并以(外交部办公厅)王炳南主任名义将一短简附去，要其分发除蒋贼代表之各会员国。周总理回信叮嘱不要入美国圈套次日，即1954年12月2日，周总理通过工作人员回复章汉夫：总理嘱告，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问题，有我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过去骂我们为侵略者时，我都不怕。关于特务案，我决不退让，这与我控诉美侵略台湾事情况不同。至于在日内瓦倒可给美国以答复，说明我国对待外侨守法者随时可以回国，我给以法律保护。对犯罪者、颠覆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法律办，一定要判刑，但其中有表现好的，可以宽恕(总理说，只在这里松一下，其他绝不松口)，如允许通讯，对坦白者，可以从宽处理等。联合国秘书长首次来华斡旋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名义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公函档案中没有明确的日期，只注有"1954年12月"，依逻辑推理，当是外交部接到总理指示研究之后的后续动作。这份公函称："美国政府还派遣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战略侦察，并空投特务间谍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最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宣判的美国间谍案唐奈等人和美国间谍阿诺德等人的案件，又一次证据确凿地证明美国政府的上述罪行。现奉命电传关于上述包括起诉书、判决书，请分发各会员国代表团。不久，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来到中国就此事进行斡旋，周恩来在哈马舍尔德面前表现的，正是12月2日嘱告章汉夫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张勉励在看完此会议纪要后笑称，周总理的表现确实让这位第一次、也是第一位来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很为难。

　环球网转载《收获》杂志关于1976年“总理遗言案”****[转帖]

所谓的“总理遗言”居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总理遗言”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

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文章全文如下：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文革”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周恩来去世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父亲走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着师傅满脸焦急和惊恐的模样，看着越围越多的工人们拦住警察不让他们带走我的阵势，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说实话，自从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这个工厂，我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我总觉得自己只是这里匆匆的过客，不定哪天我就会远走高飞。面对那些对我们这批高中生充满殷切期望的工人师傅们，我的心总是游离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对我的关爱让我热泪盈眶刻骨铭心。

　　吉普车驶出工厂大门的时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丝丝细雨，我看到钟师傅一直追着吉普车喊：袁敏——回来——她那花白的头发被夜风轻轻吹起，抚慰着我惊悸的心。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回头看那两个公安人员。送我回家的两名公安人员都姓陈，一名瘦小的要年长一些，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年轻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但对我们的态度也同样和颜悦色。

　　他们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这是两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这两个名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恐怕只要一看到这两个专有名词，都会被唤起久远的记忆。

　　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年长的陈公安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到工厂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顾你妈妈，工资照发。年轻的陈公安告诉我，我姐姐是他见过的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他说，假如不是你姐姐对我们说，你妈妈有心脏病，要是我们不把你接回来照顾你妈妈，她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跟我们走，那么我们就不会连夜到厂里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亲，我们对你姐姐是有承诺的。

　　我没有说话，无论对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陈公安我心中都充满了敌意，我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接回家中照顾我妈妈就对他们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善良最心软的女人，怎么在陈公安眼里就变成了最坚硬最厉害的姑娘？

　　陈公安们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浮肿的手紧紧握着一块被竹花绷绷着的淡粉红的的确良布，一根深棕色的丝线垂挂下来，线头上吊着一枚亮晶晶的针。

　　母亲告诉我，这是我姐姐被带走前正在绣的一对枕套，是她从隔壁自“文革”后就造反住进来的毛先生太太阿五那儿讨来的花样。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说：晓燕哪里会绣花，她这是找点事情做，宽我的心，也宽她自己的心。可现在，枕套还没有绣完，人却不晓得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这一夜通宵达旦母亲都没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虽然关闭了灯，但漆黑中，那一星红红的烟火却彻夜闪烁。我的心自然随着这一星闪烁的烟火一上一下不安地跳动着，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明白，父亲、姐姐、哥哥，一家三个亲人被抓走，这对重病在身的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清楚地听到黑暗中母亲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来滚去，不时用自己的脑袋撞击着靠床的墙壁。母亲在人前的坚强和在人后的脆弱，让我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尚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间感到了自己肩头的担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亲、姐姐、哥哥从遥远的天边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亲身边的我却无法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母亲，那么，即便我们家血洗沉冤，一个失去母亲的家也只能是一个破碎的家，而一个破碎的家，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将自己的枕头被子搬到母亲床上，我将自己火热的胸口贴紧母亲颤抖的后背，我抱着母亲，就像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直到她在我的怀中渐渐安静下来，最终掐灭烟头。我相信母亲已经明白：父亲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还有我，我会陪着她，一直陪着。

　　第二天早晨，两个陈公安又来了，他们来拿粮票、衣服、洗漱用品。母亲第一次开口问他们，人被关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两位陈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知道，要想从陈公安们嘴里套出半点信息，那都是痴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亲和姐姐当时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体情况。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那次他离开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最后到了北京。其实，我哥哥这次远行是专门去进行社会调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有人说，干部阶层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损者，我们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我哥重点跑了上海和东北，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促膝对话，他甚至还到了长春的解放军红九连，和当时全军模范红九连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最后，我哥得出结论：即使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和东北，群众也是反对他们的。他把调查结论都详细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我哥哥身上还带着一份父亲在京老战友的名单，他们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门曾经或仍然拥有较高的位置和级别。哥哥按着父亲提供的联络图上的名单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门拜访，父亲的老战友们也都一个个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当年一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恨之入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国家当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大多老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赋闲在家，但他们和哥哥这样的年轻人聊起国家大事还是滔滔不绝。哥哥把这些老干部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地记在日记本上，他将此也看作是做社会调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这些社会调查后来会牵连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访过的人，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记日记。

　　离开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脚在姨妈家。姨父姨妈也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楼里。哥哥5月7号到上海，在姨妈家住下后他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甚是忙碌。5月9号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战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进家门时脸色很阴沉。姨妈问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说，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劳动的工厂里去了，问他是不是有个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诉他，这个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进行抓捕行动。还很严肃地对他说：此事已经向马天水同志(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汇报了。天水同志说，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点要求：1。要积极配合组织行动，并以一个****员的名义担保不透露半点风声；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成材料，上报组织；3。不能让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况。姨妈听完姨父的话脸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欢这个外甥，她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显然不愿意外甥从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来是否给他点暗示，或者含蓄地提个醒。正在这时，我表哥回来了。姨父让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商店的柜台找丁伯伯做营业员的儿子米秋报信，要他告诉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话没说就出门报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转弯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我哥上楼时明显感觉到他们直射过来的目光。我哥诧异地想，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小流氓啊？

　　进门时，我哥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哥有点纳闷，这才八点多呀！看到我哥进来，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我哥兴致勃勃地向姨妈讲着一天在外的见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姨妈心神不宁的异样表情。姨妈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哥显然没有听懂姨妈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妈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已经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来，对我哥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此时根本没有想到表哥的话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晚上十点左右，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变了，她压低声音对我哥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看看怎么办？你到底干什么了？还没等我哥回答，门外就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从天安门一路过来，心中的警觉和自然而然的戒备让他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就往厕所里冲。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楼道上那些抽烟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那上面讲的都是杭州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还有对王、张、江、姚的看法。他冲进卫生间，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掉，但此时外面的人已进客厅，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便拉开梳妆柜的门，极迅速敏捷地将那封信塞进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时间太紧迫了，他来不及处理自己放在客厅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记本。而姨妈作为一个老****员当然懂得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她也不可能不对组织忠诚老实，当公安人员指着黑色旅行袋问姨妈：这是他的包吗？姨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楼下停着一辆黑车一辆白车，我哥被押上了黑车，上车前，公安人员将我哥哥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哥哥以为自己会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没想到车绕来绕去开了五六个小时，这时天已经亮了。当车上的人在议论车是否已开到绍兴时，我哥才意识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离家越来越近，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审讯持续到第三天，来了一位看似和蔼可亲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来督阵的领导。他说：据我们所知，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我哥说：我就是拥护邓小平，这有错吗？他上台以后，铁路通了，钢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这位领导说：你想做邓小平的殉葬品吗？我哥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然而，那位公安部领导接下来的一句话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线：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说完，这位公安部领导径直走出了房门，等在门外的市局公安人员马上冲了进来。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书要我哥签字。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镚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拉下来抢走了。哥哥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但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哥哥最后终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阳，自己没法和流氓痞子讲道理，你既然被抓进来和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你就绝对要打消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水龙头，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放水时间。这金贵的半小时谁都想霸占着水龙头搞个人卫生，牢房的清洁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个污垢满面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哥吃不下饭，一成不变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饭让他无法下咽。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我哥终于弄明白，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而是有人伪造的。我哥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认为我哥马上会被放出去，纷纷要我哥给他们带东西。一个犯人偷偷地给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积攒了十几颗的象棋子，他告诉我哥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颗一颗搓捏出来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车、马、炮”“将、士、相”等，是用针先戳出字样，再将牢房里那些脑满肠肥的蚊子打死，然后用蚊子血一点一点涂上去的。他对我哥说，那根戳字样的针被狱警发现没收了，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没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给他带一块肥皂，将针揿进肥皂里带进来。我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去，但他却很想答应这位曾经凶神恶煞和自己抢水龙头的犯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怜。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这一点上，他和他们同样的卑微和可怜，甚至更为可悲。因为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还不明白自己罪从何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

　　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火焚巨兽——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 [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

很早就注意到在日文资料中，提到过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曾袭击过日军战车部队，并给日军刚刚装备的制式主力战车八九式中型坦克造成相当损失。可惜，这段记载语焉不详，而且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至今没能找到相应的纪录。

说起这次战斗，需要谈到日军战车发展的一个创举。前面提到，日军装甲部队发展比较落后。但是，它也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较早地在战车动力上采用柴油发动机代替了汽油发动机。这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战车动力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世界装甲车辆，大多都采用柴油发动机。最早采用柴油机的日军坦克，是1934年7月定型的八九式乙型中型坦克，它采用一台三菱A-6120VD气冷式柴油发动机代替了八九式甲型的戴姆勒118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3－１日本八九式甲型中型坦克，是日本第一种制式主力战车，全重12.7吨，装备57毫米短加农炮一门，机枪两挺，其中一挺装在炮塔上，方向与火炮相反，形如辫子。这种独特的设计也被下一代日军主战坦克九七式采用。八九式坦克，一般被认为脱胎于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而根据有“日本战车之父”之称的原已未生中将回忆，这种坦克的设计综合了维克斯C型战车和此前超重失败的日本“第一号战车”的特点。这种战车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中排不上号，但在中国战场堪称巨兽，中国军队除了从印度打回来的远征军中装备有美式 M3、M4坦克，整个抗战期间还没有比它更重的战车 。

3－２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日本曾经进口两辆这种战车，主要用于研究。可以看到八九式与它外观有几分相似。中国也曾进口若干维克斯6吨半战车，在淞沪战役中使用与日军作战,可惜没有实现仿制国产。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原乙未生《日本战车发展史》中，记载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节约燃料，第二则是“吸取第一次上海事变八九式坦克作战中汽油发动机生存力低，容易起火的战训”。

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就是我国常说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闸北，驻防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击毙敌第七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少将，活捉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在日文资料中介绍此战时，对“支那精锐十九路军”的评价始终多有敬畏。

林大八曾经担任过吉林特务机关长、张作相的“吉林督军署总顾问”，是日军里的中国通，死后被敬为“军神林联队长”。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中国阵亡的日军将领，他的死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那就是林大八阵亡于3月1日，日军第三次总攻的前线阵地，是被机枪击中身亡的。对面的中国军队，一半是十九路军，一半是中央军第五军，所以林大八到底是死在了哪支中国军队手里，至今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

由于钢产量不足，加上日本陆军坚持白刃战第一的作战思想，日军战车从设计上就被作为步兵支持武器。装甲薄、火力弱、战术落后的日军战车只有在和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作战时可以耍耍威风，在太平洋战争和对苏作战中则屡屡被打得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军使用的战车始终评价不高。

其实，即便是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当时也曾经给日军战车部队沉重打击，八路军山东部队就曾在曹各庄用得意的诱敌深入战术，歼灭过一支配属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执行扫荡任务的日军战车部队，日本《春兵团的战斗》一书中曾描述过这次战斗。既然改装柴油发动机是吸取战训，说明一二八事变的战斗中鬼子的坦克部队肯定吃了咱们不小的亏。

然而，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并没有摧毁日军中型坦克的纪录。从战斗中的记录看，中国军队有击中击毁日军战车的战例。但从描述看，大多应该是日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轻型装甲车。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第五军，都缺乏能击穿八九式10－17毫米装甲的有效武器。八九式坦克重量12吨，如果放在欧洲闪电战的战场上只能算是三流装备，但在当时的亚洲战场堪称庞然大物，几年以后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威力最大的英制6吨半战车也只有它一半的重量。如果真的曾将其摧毁，中方应有纪录。

中方的资料没有找到，日方的资料呢？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一书，被认为对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描述比较详细客观，包括空闲少佐被俘，日军侦察机被中国高炮击落等作战细节都有专文介绍。他在书中描述过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击毁日军装甲车的战斗，提到八九式坦克左侧前方有一个大观察窗是设计的败笔。因为中国军队在八九式坦克面前吃亏后，曾组织神枪手专门瞄着这个地方打，杀伤日军车内人员。八九式坦克左侧的确有一个观察窗，是个窗套窗的设计，想法是行军时候开大窗，作战的时候开小窗。想法虽好，无奈那个小窗视野实在太窄，战场上日军多不得不打开大窗以利观察，结果成了这种坦克的阿喀硫斯之踵。3－３日军八九式甲型战车，可以看到其车体左侧的观察窗（机枪旁），发展到乙型的时候，这种坦克正面装甲改成了完整的一块，而不是这样的上下分层状，观察窗也缩小了，而且放在了右侧，这是区分八九式甲乙型别的要点。从照片上由此可以判断，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中型坦克，即为八九式乙型。遗憾的是，儿岛襄也没有纪录中国军队在这一战中曾摧毁过八九式中型坦克。

莫非是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战斗？

然而，根据日军作战纪录，在上海战场，确曾损失了两辆八九式坦克。日军在上海投入的八九式坦克隶属于独立第二战车中队，指挥官重见伊三雄大尉（这名有点儿耳熟吗？你要是熟悉太平洋战争史，有这种可能。1944年此人被击毙于菲律宾，当时已经是中将坦克旅团长，为日军装甲部队战争中死亡职务最高的将领。）日军对八九式这种当时的新式武器，抱有试验和检验的目的。因此，这个独立第二战车中队装备两种坦克——日本国产的八九式坦克五辆、法国进口的雷诺NC战车十辆，以便对比两种坦克的实战能力。到淞沪协定签署的时候，该中队的八九式坦克只剩了三辆。

另外两辆哪儿去了呢？若是简单的遭到中国军队的人员杀伤，甚至击穿其装甲薄弱部位，并不能将这样的巨兽摧毁。战场上中国军队并无俘虏这种坦克的纪录。所以，即便曾将其击伤，日军坦克也肯定逃了回去。而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使其享受从花名册上除名的待遇的。

一定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才会让一向好面子的日军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相应纪录，似乎更像是日本陆军打了窝囊仗以后，一贯的维护脸面做法。

再查！再次的查找甚至找到了这次战争中日军对雷诺坦克与八九式坦克战场性能对比的报告。

根据日本方面的看法，八九式坦克的表现，比雷诺战车要好。其主要优点，第一是性能稳定，第二是火力强大。性能稳定是因为雷诺坦克的毛病太多，故障频出，经常开到中国军队的阵地前就“立往生”了，成为死靶子。而火力强大则是因为它装备了57毫米短管加农炮。八九式坦克的57毫米短加农炮基本没有打击装甲目标的能力，却适合摧毁固定的机枪掩体等目标。日军纪录中提到一条经验，即战车上装备火炮比装备射速高的机枪更有价值，面对对方以机枪据守的阵地，如果也用机枪对射一般会形成对峙，但如果轰上一炮对方通常就失去斗志而丢掉阵地了。俗话说“老兵怕枪，新兵怕炮”，十九路军倒不是新兵，但是基本没有重武器作战经验，日军的这条战斗总结有一定道理。

其实，这种战车的设计并不怎么出色，造型笨重，布满硕大铆钉的车体宛若巨型蟾蜍，作战中在山西原平第一次遇到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的中国军队姜玉贞旅，被打得落花流水，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招牌人物百武俊吉大尉当场阵亡（同时还阵亡了另外两个战车中队长）。

这个百武俊吉和重见伊三雄是日军早期战车部队中最出色的两个指挥官，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独立战车中队的中队长。如果百武不死，估计到太平洋战争和重见一样，也能混个装甲旅团的旅团长了。这种八九式战车在上海受到好评，关键原因还是它的设计重点恰好适合当地战场。例如，它17毫米的正面铆接装甲如果被平射炮击中很容易被摧毁，可基本没有平射炮的中国军队，其轻武器却无法击穿这种装甲；它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动作迟缓，连日本士兵都讥笑其为“铁牛部队”而不是自称的“铁狮子部队”，但这个速度伴随步兵前进正好够用。

不过，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八九式坦克遭到攻击损失的纪录。

这样，萨也基本死了心，估计即便真有这样的战斗，也已经陨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谁想无心插柳，日前到大阪日本桥吃“锦鸭料理”，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右厢有个小书店，便随手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一册2002年第3期的《丸》杂志（总 683期），里面有个《日本装甲战斗车辆》的特辑，有一篇装甲兵专家三味由纪雄的文章（P76）恰好提到了这次战斗，证明这并非子虚乌有，日军的八九式战车确实在战斗中吃了中国军队的苦头。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八九式战车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内容颇为枯燥，但是谈到促使日军为这种战车开发柴油发动机时，提到其原因之一是一二八事变中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证明了其汽油发动机的生存力不足。

按照文中的描述，这次战斗是日军的后方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奇袭，交火中日军的一个战车停车场也遭到打击。这时，日军在该车场的战车都处于“保管”即维护状态，无法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炮弹也没有命中日军战车，但还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军队用迫击炮猛烈攻击了慌乱中的日军，其中一发炮弹恰好命中战车队列附近一辆两轮带斗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立即被摧毁并起火燃烧，而烈火沿着地面的汽油滴迹延烧开来，停放在一旁的八九式战车也被引燃殉爆。

区区百余字，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具体被摧毁了几辆八九式坦克，但战斗过程描述得颇为清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次战斗让日军痛下决心，开发柴油机动力的主力战车。

下如果这是十九路军袭击日军坦克部队的全貌，在双方的作战记录中难以找到也并不奇怪。

这是因为，对于远距离发动袭击的中国军队来说，看来这次的战果有点儿误打误撞，并不是专门对着八九式去的。他们无从了解给日军造成的具体损失，自然也不知道打掉了日军的战车部队。而对于日军来说，对这种窝囊仗的态度一向是避重就轻——按照日军只纪录双方在战场上损失的逻辑，这次八九式战车被袭击的现场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在战场的后方，当然不能算是战场损失喽。这对“皇军”来说并非新鲜事，所以才有用两个星期攻打下中国几个军据守的重镇洛阳，仅仅损失55人的伤亡报告。今天美军的伤亡报告也与此类似，你只要中弹后不是四分五裂，被战友发现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话——哪怕喘完这口气当场就过去了——也只能算是受伤；你要是被人家活捉点了天灯，哪怕是大家亲眼看见你被烧成一根木炭，只要烧得够彻底找不到可以鉴定DNA的组织，你也只能算是失踪。

看来大家对于自己损失这种损伤士气的事情，都是半斤八两。

既然真的存在这一战，尽管资料有限，我们依然可以对这次战斗的详情作一些分析和推导，或许可以看到这一仗文字记载背后更多的内容。

首先，有哪支中国军队具备发动这次攻击的能力？

这个线索，恐怕要从中国军队奇袭时候使用的武器——迫击炮来寻找踪迹了。

通常，我们认为一二八事变中在上海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只有十九路军。实际上，在当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还包括至少三支陆军部队，那就是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的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附教导总队一部），宋子文所部税警总团（前期指挥官王赓，后期指挥官莫雄），以及原定接防十九路军闸北防线的宪兵第六团。此外，中央和广东空军也派机参战。这段历史颇为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第五军实际由国民政府的两个直属警卫师组成，曾强渡蕴藻浜，打得十分惨烈，勇猛顽强不亚于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将领称税警总团参加抗战是因为被日军包围，不得不请求加入战局。而从作战过程看，税警总团从未出现过被包围的情况，其参战纯出主动请缨，如此说法当是十九路军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矛盾的反映。中国军队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你死我活，但在外敌面前，还是能够做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虽然，一边和敌人打着仗一边相互算计的事情，也没少干。

这几支部队中，除了宪兵六团没有炮兵以外，十九路军、第五军、税警总团都装备有相当数量的迫击炮，足以发动这样的袭击。事实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部队曾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方在评点中方武器装备时，评价最高的三种兵器就是——捷克ZB-26轻机枪、大口径迫击炮和37毫米战防炮。不过，这里面，我认为最有可能发动了这次攻势的，当属十九路军。这样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上校军械处长王大文曾回忆，十九路军发动抗战之后，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支持，踊跃捐献。十九路军用这笔捐款向上海各洋行购置到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立即分发各部，每连得三支捷克式ZB-26轻机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六门迫击炮。萨的看法，得了这批新武器的十九路军各部，如果不拿这批迫击炮在前线用一用，未免太不合当兵的对新武器那种好奇心了。

而且，从后面的分析，也感到十九路军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次作战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发生在2月中旬或更晚的时候。根据日军记载，八九式坦克所属的第二独立战车中队，是随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即久留米旅团投入战斗的，这个旅团2月2日奉命集结，9日到达上海。在这之前，上海的日军主要为海军陆战队，并没有重型装甲车辆，只有从英国购买的维克斯·克鲁斯丁M-25装甲车。诡异的是根据日本《戦車マガジン》1985年第8期《中国军的机甲化》中曾经提到，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也使用了克鲁斯丁装甲车，双方战车之间交手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

然而中国当时在前线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战车部队，也不曾提到在这次作战中有战车部队和日军交手。难道是日军看花了眼，把第五军的卡车当成了装甲车？

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所说的并非克鲁斯丁装甲车，而是卡登·洛伊德（carden-loyd）两栖装甲车。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的时候曾从英国进口了24辆， 1929年交出了18辆给新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手中的另外6辆不知所终，或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由于税警总团不属于正规军，它的战史比较混乱，缺乏这方面记载也是可能的。

3－１０中国军队的卡登·洛伊德战车，水陆两用，可惜装甲太薄弱，总重量只有2.5吨，考虑到十九路军曾靠机枪手榴弹就收拾了同为2.5吨的日军装甲车，这种战车在实战中作用不会太大。

根据十九路军的作战史料，此战颇有可能是发生在2月15日的夜袭钱家湾战斗。

2月中旬，日军久留米旅团等援军到达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十九路军在顾家宅等地与日军反复拉锯，最终依靠各部顽强的抵抗和对江南水网地带的熟悉击退了日军的攻击。15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了清除日军出击据点，指挥所部夜袭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钱家湾，其战况记录如下：

“夜袭钱家湾”的方案在张炎副师长心中已定。晚10时，他亲自带领两个营，悄悄地接近日军宿营地，先摸掉敌人岗哨，由士兵组成的敢死队，人人身上浇满汽油，绑上手榴弹冲向敌营。随着一片爆炸声，敌营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猛攻钱家湾，日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慌不择路，只顾逃命。

-- 杨文、乃良《一·二八”季家桥之战》

3－１１张炎，老粤军出身，曾担任六十一师代理师长，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受到排挤，不肯低头的张炎在国民党系统中备受压制，虽然官至中将，兵马却越带越少，到抗战期间，成了只有几百名民兵的土著司令。1945年，心高气傲的张炎与****方面合作，在广东起兵再度反蒋，不幸兵败被杀。

所谓捆绑手榴弹，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出击，当属宣传，这种打法即没有在双方的战史中有所纪录，也不符合战场现实——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冲击过程中如果作滚翻匍匐等动作，很容易被战场上到处都有的明火引燃自焚，根本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还不如手提一桶汽油冲锋更有效些。从战斗描述的敌军阵地遭到破坏情况来看，更像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火炮的攻击，而以当时十九陆军的装备，能够携行冲锋的火炮非迫击炮莫属。这也是一二八事变中仅有的对敌后方阵地实施奇袭的战斗纪录。

考虑到钱家湾正好在战线之后，日军的八九式坦克在这里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作为向前方出击的前进基地和损伤后的修理所比较合理。而日军阵地被袭击后燃烧的纪录，也和日军记载八九式坦克遇袭一战的情形比较吻合。

由于材料的限制，对这次战斗的考证，只能进行到这个程度，但想象一下。

黄浦江畔钱家湾的日军坦克部队前进基地，暗夜中精壮的日军装甲兵们得意洋洋地加油装弹，准备第二天给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双方的枪炮弹不断划过夜空，突然照亮了一支如鬼魅般出现在日军阵地后方，面涂焦油、身背斗笠的中国军队。不等慌乱的日军哨兵做出反应，一阵乱鸦投林式的迫击炮弹从天而降，把日军的前进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被炸散了架的三轮摩托飞上半空，地面上的火焰顺着汽油的滴迹飞卷开来，一道火线直奔正在起动的日军战车油箱。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日军装甲兵的惨叫，巨兽一样的坦克顿时变成了大型火炬，把夜空照得更加灿烂，掩映出远处上海市区楼房大厦的影子……

怎么有一种战争片长镜头的感觉？

 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蒙冤“镇江事件”  [转帖]

　　“镇江事件”其实本不是一件“事件”,它仅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巧妙利用敌伪中的统战关系,在敌人眼皮底下,似游山玩水般安全而轻松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撤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的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然而十多年后,这件事情竟成了震惊国内外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当时被称为“镇江事件”。这起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冤案,使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蒙冤数十载,直至198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那么,这起所谓的“镇江事件”的本来面目如何呢?本文就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向读者再现这一段历史的****。

　　形势严峻被迫撤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并派兵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开进租界后,残暴地对待原租界区的人民。他们经常挨家挨户进行突击搜查,深更半夜闯进民宅,或中途断绝交通禁止车辆通行,宣布戒严,搜查行人,任意拘捕中国人。日军对****员和革命人士更是特别仇视,他们联络汉奸,必要斩尽杀绝而后快。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我地下党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上海的领导同志及秘密机关处于极危险的状况。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从上海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在转移前,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了交通线。这些交通员大都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革命性强的同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陆续把大批干部平安地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况,只有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曾被伪军盘查扣押了数小时,后来总算因处置得当而脱离了险境。但这也给我们提了一醒,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更妥善地安排好交通路线,否则是很危险的。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考虑自己的撤退问题。鉴于刘长胜上次撤退时的教训,而且这一次要撤离的人员目标更大,更需要保证安全。经过潘汉年与刘晓、王尧山等同志的商量,决定动用情报系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关系另开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于是,由潘汉年出面,通过联络人员提出同李士群进行会面。李士群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历任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江苏省省长等要职。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经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同意,我们也希望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这样,当潘汉年向他提出“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可能还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时,李士群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不成问题,而且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清乡’时,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请你们继续用电台和我保持联系,多交换一些情报。”此外,李士群还指派了专人具体负责,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护送,帮助潘汉年一行经由镇江北上。这样,一条安全撤退的交通线就被打通了。

　　巧用关系潇洒过境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刘晓、王尧山和夫人赵先,以及江苏学委书记张本,各自按约定的时间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馆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的一家商号与潘汉年会合。这天,潘汉年穿了一套时髦的全身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足,俨然一副阔绰的洋派经理的样子。正寒暄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大家直驶上海火车站。到了车站又立即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把他们引进了餐厅进餐。吃过早饭后,直接从贵宾通道乘上了二等车厢。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乘客正连推带挤地向普通车厢涌去,日本宪兵和警察一一进行严格地盘查,而二等车厢里,设备豪华,环境优雅,只有寥寥几个旅客。从上海到镇江,一路上仅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中间未受到任何检查。据赵先回忆,这样阔绰的旅行还是她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和刘晓、刘长胜同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中间,被日本宪兵推推搡搡的情景,简直有天壤之别。
　　火车到镇江后,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胡均鹤是何许人也?此人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过中国****,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9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投靠了中统。抗战初期,被汪伪逮捕后就在李士群的手下工作。他的夫人赵尚芸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抗日英雄赵尚志的亲妹妹,他倒是很好地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当时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他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此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所属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主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敌特线索,参加了上海的镇反工作,潘案发生后也受到牵连,1982年得以平反,这是后话了。
　　胡均鹤将潘汉年一行安排住进了镇江有名的金山饭店。路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悄声告诉刘晓:“那西装小个子是胡均鹤,那长衫是刘毅,他们都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我们可要当心点。”刘晓听了也顿时警觉起来。午饭过后,刘晓径直找到了潘汉年:“汉年,我看咱们要赶快离开。”“到了镇江了,忙什么?下午逛金山寺,明天地方长官请吃饭。这里的明虾、活清水蟹、鲥鱼,可比上海的鲜,咱们在上海可没钱吃这个。”潘汉年笑着说。刘晓着急了:“你知道胡均鹤、刘毅他们是谁?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叛徒,是汪伪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正色起来:“没错,他们都曾是我们****的干部,后来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逼供而被迫叛变。他们对国民党其实是非常恨的,也明知跟着汪精卫、李士群干没什么好结果,所以都想为****、为抗日做些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尽力帮助他们从敌伪阵营中分化出来。再说,南京、瓜州渡、江阴都有‘检问所’,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别想出镇江一步。况且,他们并不认识你们,只知道我是****员。你们尽管去赴宴,自称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军那边做生意的就行。”

　　刘晓终于表示了同意。大家换好了衣服,下午在胡均鹤、刘毅的陪同下游览了金山、北固山。一路上潘汉年谈笑风生。第二天,大家又应邀赴宴。席间胡、刘二人有点拘谨,刘晓他们也不太习惯,只有潘汉年从容自如。当然,谈的也都是金山寺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又由特务人员陪同着一起大摇大摆地逛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又在胡均鹤的亲自安排下,乘上了一条去仪征的机帆船,刘毅亲往护送。船上另有一些镇江特工站派来的青年伪军军官和便衣特工,他们殷勤接待了刘、潘一行。刘晓与潘汉年并肩在甲板上站着,刘晓小声说:“我们倒像是被特务和伪军押解出境一样。”潘汉年笑了。机帆船逆长江而上,下午就到了仪征县城。刘毅早已在仪征安排好了旅店,大家就在仪征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天刚蒙蒙亮,刘毅找来几名挑夫,帮刘、潘等人提着行李,大家换上了中装短衫等方便行走的衣服,往城门去了。到了城门下,只见城门还没有开,“检问所”也空无一人。刘毅大声叫道:“开城门!”不一会儿就见从警卫房里跑出个伪军,看了看刘毅,忙掏出钥匙,打开了锁,推开了老旧沉重的大木门。大家出了城门,谁知刚走了不多远,城墙上就又有一名伪军军官探出头来大声喊叫:“站住!”潘汉年转过身用双手筒着嘴,高声呵斥:“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过这一训,那人没声了,缩回了头。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里路,就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拐进一条小岔路,走不多远,迎面是一排小山岗,两个站岗的儿童团员忽然探出头来:“站住,不准动!”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爱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潘汉年上前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来了,还不快去报信。”一个孩子撤丫子跑回村里去了,不一会儿,当地的乡长就赶来迎接他们了,并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饭后,刘毅就带着便衣和挑夫回仪征了,潘汉年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坚持付给了挑夫们酬金。他们一行又在新四军二师防区内步行了三天,才到达了淮南根据地,找到了中共淮南地区区党委,党委书记刘顺元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撤退出来的干部的集中地点——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先期到达的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沙文汉、刘一宁等都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归来,祝贺他们撤退的胜利。这传奇式的故事迅速在顾家圩子传开了,大家纷纷称赞潘汉年的神通广大。要知道当时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是多么的困难,有的出了危险,有的是黑夜偷渡,有的比如刘少奇之到延安,在某些地段是硬靠武装打过去的。像刘晓、潘汉年他们这样大摇大摆,有专人护送,平安自在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到达根据地后,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把李士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联系“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并提供了所收集到的有关“清乡”和“扫荡”的情报,陈、饶二位以及中央情报部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负责遥控指挥上海的情报工作。这次撤退的顺利成功,同时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交通路线。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敌我管辖区之间,一直没有出现过安全方面的问题。

　　十三年后黑白颠倒

　　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利用统战关系,顺利平安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完全是按照中央关于敌区工作的正确方针,长期工作的结果,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的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巨大收获。这本是潘汉年的一大功绩,然而谁曾想到,十三年后功过是非却被戏剧般的颠倒了。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谓的“镇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刘晓、潘汉年一行勾结敌伪的罪行,成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
　　195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代会时被秘密宣布逮捕审查,执行者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原人大代表潘汉年的逮捕决定,罪名是“内奸”、“反革命”。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亦同时被捕,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经审查给潘汉年戴上了三顶“大帽子”——“暗藏在中**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假释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文革”开始后,潘、扬案件又被重新审查,潘汉年再次被收监,并被开除党籍、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死后连真名也不允许刻上墓碑。受到此案牵连,胡均鹤、王尧山等人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镇江事件”作为“与汪伪勾结”的重大罪证之一,被立为专案重点审查。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又是公正的。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对潘、扬案件进行全面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出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镇江事件”作出了结论,“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人生足迹[转帖]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106号开幕。全国有七个地区的十三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陈公博、包惠僧、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另外,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在此会议上,中国****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在中共“一大”会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沉默寡言。“一大”一结束,包回到武汉,担任湖北****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的工作。两人为党的工作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办公室,他们共住10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还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并请毛泽东上馆子,给当时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多有赞词。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的说法。6月,在黄埔的留校生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叛乱平定后,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党军第一师任党代表。于是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包时年31岁。当时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均在黄埔工作和学习,都是包的部下和学生。此时,包惠僧官运亨通,又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又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还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包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8月“夏斗寅叛变”,接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此后他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在中国的前途,不久脱离了****。
　　为了生活,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组办《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1931年,借助他与蒋在黄埔共过事这层关系,担任蒋中正陆海空总司令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任军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他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因包曾是****员,国民党并不信任他,他在国民革命军内官阶为中将,也算高级将领却没实权,只相当幕僚角色。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他虽然做人口局局长,却对人口问题缺乏认识和研究,政绩平平。
　　1948年国共内战激烈,局势紧张,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申请遣散,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住在柯高马路88号二楼。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眼下栖身赌城澳门,既不是****也不是国民党,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栏检阅三军的,可是阴差阳错,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他只能心惊胆颤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他从大陆带来的钱不多,坐吃山空,捉襟见肘,整天为全家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操心,惶惶不可终日。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落到这般地步,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苦果。他左思右想,终于提笔起草给“恩来兄”发报。周恩来接到他的电报后,将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搬回大陆。包回到大陆后,先后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后任国务院参事,都是没有权的闲职。回大陆后,周恩来、董必武看在是老朋友面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包一直有自卑感,甚至不敢提笔写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1957年才用“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回忆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的头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他连夜将珍藏40多年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塞进炉中焚烧,这一批顶级历史资料倾刻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自1920年以来,包惠僧40年中走遍中国各地,历经变幻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文革”之初竟毁于一旦。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还是精通日、英、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在目前的国际文物市场上,陈独秀的100多封亲笔信,至少值100万美金。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也是他年轻时代所追求的理想、事业、友谊……他这一把火将35年前那个“无冕之王”烧得没有了一丝气息,但他在“文革”中却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四人帮”跨台后,他默然辞世。辞世时,没有华丽的悼词,没有隆重的葬礼,也没人为他立纪念碑。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

　　或许出于对精钢宁折不作钩的叶挺军长之敬佩，在日本考察抗战史料，于新四军的材料颇有偏爱。无奈，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容易找到，盖新四军活动地区，是日军、国军、伪军相争的漩涡中心。相比几方而言，兵力、补给上处于劣势的新四军生存环境更加艰苦。再加日本老兵往往一见共军就称八路，结果颇有些战例发生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却每每归之于“八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有个叫福山琢磨的老头儿，看到年轻人渐渐忘记战争的苦痛，觉得长此以往闹不好又忽悠出一个大东亚圣战来，那可不是玩的。于是，发愿收集资料，写了一套书叫《给孙辈的证言》，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叫作《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里面相当详细地描写了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与新四军之间的战斗。

　　这位S·J先生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昭和19年（1944）三月六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还有梅村等。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看这段描写，如果对照我国史料来看，我推测，山本一三参战并被俘的，应该是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的车桥之战。此战新四军为打通苏中苏北根据地的交通，利用日军抽调部队参加湘桂作战，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对日军据守的集中五个团展开的攻坚战。

　　对于车桥之战，在国内看战史资料时，我曾有两点疑惑。第一，车桥一度是江苏省临时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曾在此处办公，而且是日军分割新四军苏中苏北两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但无论中方还是日方史料，战斗打响时都只有一个小队日军，一个大队伪军驻防，兵力何其单薄呢？第二，守敌只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永山加强步兵小队附12名辎重兵），六十余人，为何战果包括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伪军四百五十余人？

　　从日方的记载，对这两个谜才能略窥端倪。第一个问题不足为问。1943年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车桥后，因此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有韩部原来修筑的土围子工事（日军在车桥最后的据点小围子工事就是当初韩部所修）日军在车桥据点原驻守六十四师团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大队。只是由于豫湘桂作战的需要，日军从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中抽调八个师团参战，地方守备兵力顿时捉襟见肘，这样才将车桥守备日军兵力减少到一个中队。而由于新四军陈挺部在车桥与宝应之间积极进行骚扰活动，日军车桥、宝应守军十分恼怒，3月初调集主要兵力合作进行清剿，此时尚未归建。因此，车桥日军遭到攻击时，正是最为薄弱的时刻。

　　而攻击60个日军（最后还有二十人左右突围逃生）打出了460的战果，通过山本一三的描述，显然鲜明地带有了新四军指挥官的特色，那就是——围点打援。在行进间的部队远比固守阵地的部队抵抗力为弱，这个战术充分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思路。此战，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叶飞，围点打援是其拿手好戏。此时还仅仅是牛刀小试，到了国共之战的时候，老叶玩这个战术更让国民党的将军们大吃苦头。而国民党将军们始终不悟。叶飞一生最后一次大战是东山岛之战，对上了国民党最狡猾的将军胡琏，当时胡上将已经将守军游梅耀团死死包围，却一心一意集中兵力，忙着在大陆援兵到来前全歼游团，结果被叶飞轻而易举抄了后路。假如胡琏不忙着歼灭游梅耀而是集中兵力伏击叶飞的援兵，又会是怎样结果呢？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国军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学习共军围点打援这个行之有效的战术，至死不悟。

　　言归正传，从山本一三所部的损失来看，新四军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是可信的。因为日军增援车桥，先后出动了五批人马，都遭到新四军的痛击。很明显新四军是利用了日军分路来援，到达战场的时间差，打了一个缩微版的萨尔浒之战。

　　日军表面上看几路来援，气势汹汹，实战却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从山本一三所描述的情况看，他所部的日军，应该是从淮阴乘汽车来援的日军笹川大队所部一个中队，也是第一批落入新四军伏击圈的部队。他们被歼灭的战斗，被新四军称为“韩庄战斗”，中方纪录新四军战史对此的纪录是为“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新四军一师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预设地雷区。新四军一师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两百余人。”“遭第一团坚决堵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一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这些，都与山本一三的描述若合符节。而新四军中间一度撤围，并非误以为日军被全歼，而是因为第二批从琏水赶来的日军这时也进入了包围圈，叶飞需要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这第二路日军是日军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新四军纪录为“三泽大队”）一部，由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亲自指挥。因为兵力上新四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熟悉地形，日军开路的装甲车陷入泥沼，后续部队被纷纷切断，最终日军山泽大队长被击毙（日本文献的描述非常古怪，这个大队长是“负致命伤”，这个，到底是打死了呢，还是负伤呢？让人没法弄明白，不过从后来军服都丢给新四军了来看，应该是打死了，否则负那样重的伤还要脱衣服，不怕伤风感冒转肺炎吗），其“一杠一朵花”的军服也被新四军缴获，残部掉头逃跑。此后，又有三路从宝应、淮阴等地赶来的日军先后遭到新四军的伏击。从山本一三所部二百余人的命运看，新四军此战歼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尚是个保守数字。

　　而此战的效果也显然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好处。虽然车桥最后的约二十名日军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击毙，但此后新四军对泾口、曹甸等地日军据点的攻击，就一路顺风，日伪军望风而走，再没有组织像车桥这样大规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战。原因无他，当地日军总共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七八百人，车桥一战被叶飞干掉过半，已经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打一次这样的战斗了。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对他作为新四军俘虏的日子也多有描述。从其文中的蛛丝马迹，我推测这个山本一三，后来应该是在新四军中后来一直担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为日军中尉，所谓S·J，不过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缩写罢了。在日本用这样的缩写，是很难有人猜出他的真实来历的。很多新四军老兵记得山本这个人，他的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联欢会，他都会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为节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俘虏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时候，山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杀报效天皇。这是为什么呢？且看他在书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翻译到这里，感到有点儿似曾相识，日军中的大阪第四师团颇有这种风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虽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来“大阪商贩”的精神，可以隔代遗传的），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要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法会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塘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

　　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的生涯。每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的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半年以后，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作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材料来源很杂，显然新四军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细作。包括我们在高邮湖畔安丰的印刷所的设备，都来自上海。至于我们印的这些东西，则由新四军拿去散发。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

　　再后来？

　　就是加入反战同盟呗，去延安呗，对日军老乡喊话呗，帮着****炮打汤司令呗……最后，他是回了日本，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01年，看来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洗脑”？

　　似乎，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

崔健：时代烙印般的青春回忆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崔健：时代烙印般的青春回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词和许巍的歌曲《两天》一同在1998年入选了《中国当代诗歌文选》。当然，这点成绩并不能说明它的意义，也不能描述出很多人在听到中国乐坛这第一声呐喊时的心情。也许，只有在震耳欲聋的万人大合唱现场，人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原来音乐还能凝聚如此强大的力量。

　　崔健，中国摇滚乐的教父。

　　有人说，倘若选出中国摇滚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人物，如果崔健位列第二，那第一的名额也只能是空缺的。就像甲壳虫之于西方现代音乐、切·格瓦拉之于所有渴望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马拉多纳之于足球一样，崔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者，他成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一面永远在风中飘扬的旗帜。而正因为有了崔健的音乐，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阳光下做梦，正因为有了那些听崔健的歌的岁月，我们的青春才有了真实、血性的热度。

　　很多人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崔健时的情景，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1986年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穿了一件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音乐响起，崔健喉出这首《一无所有》时，台下变得静悄悄。10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这个在电视上穿着绿军装的主儿彻底改变了我对音乐的看法，我当时的眼睛都看傻了！”1975年出生的虫子这样回忆着自己第一次在电视里和老崔的相逢。那时，全中国超过半数以上的人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音乐，可是一夜之后，就连马路边钉鞋掌的人都开始拿着锤子按节奏哼着“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那时的虫子像很多人一样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我惦记他。尽管我小，才12岁。”虫子这样说。

　　后来，在上学的路上，一家理发店里传出了嘶吼着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时我就呆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会有这么爽的东西存在？”那时的虫子像很多受到鼓舞的摇滚青年一样，在冥冥中觉得“我大概就是为这玩意儿而生的吧”。所以，每天放学后，虫子都会蹲在理发店那声效糟糕的音箱边上，偷着听、跟着唱。“当时我一直对自己听不懂歌词耿耿于怀，可我还是喜欢那种瞳孔放大、后背冰凉的快感，可惜那时我还太小，并不知道摇滚，更别说摇滚精神。”这是1987年的事情。

　　对此，同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何平也有相同体会。“我在20世纪90年代才好不容易买到一盘崔健的正版磁带，是他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当我走在路上，用随身听开始听的时候，正好是《解决》，当时我感觉浑身发冷，眼泪跟着就下来了。”

　　而年少轻狂、旁若无人地唱着崔健的歌的虫子也因为老崔，在大学校园组建了自己的吉他乐队，初恋也诞生了。“如今，乐队里的三兄弟都已各奔东西，初恋还是那么铭心刻骨，不过当年的小姑娘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但是，因为崔健，我有了这些烙印般的青春回忆。”

　　虫子说，在大学校园里由吉他协会举办的演唱会上，《一无所有》、《假行僧》是他们必唱的曲目，而下半场的开始必然是《从头再来》，是老崔的音乐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有了“撒点野”的感觉，有了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的快感，“老崔的歌说出了我们的心事。”

　　虫子说，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崔，他会说：“老崔，听你的玩意儿，感受着你。我们没学坏，却变得更执著。很自我、很认真地活着，却从不自私地活着。很叛逆地看事情，却努力学习着聪明地保护自己。2008年，我就算你是回家了，因为，我又在电视里看见你了。”

　　除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80后中的很多人也是崔健的铁杆粉丝。

　　李小广是个“85后”，但是，在崔健就要初次踏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半年前才出生的李小广和老崔并没有距离感。

　　“2000年的时候，县城里刚刚有了网吧，我经常溜去上网。由于带宽的限制，网速很慢，所以听歌只有在本地听。就在那家网吧的电脑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老崔，只有两首歌，一个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个是老崔自己都唱腻了的《一无所有》。”

　　后来，李小广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流传甚广的消息，据说在一次演出上，老崔曾用“同一首歌”似的语气亲切地向观众询问道：“你们想不想听《一无所有》？”观众们当然眼神饥渴，大声地说：“想。”然后，老崔则用“就是不唱”严词拒绝了观众的要求。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老崔这事干得很摇滚、很崔健，甚至比唱《一无所有》还带劲，这其中也包括李小广。他一直记得在罗永浩的文章里看到过的一段话：我希望有一天崔健能够打出这样的演唱会海报：“没有一无所有，没有一块红布，休想雪地撒野，全是你不爱听的新歌，崔健200×年爱来不来演唱会！”

　　2005年前，19岁的李小广瞒着家人，从生活费里结余了一些钱买了最便宜的票，坐了6小时火车赶往南京去看老崔“阳光下的梦”演唱会。在路上，他听完了老崔的所有专辑，而在体育馆里等待开场前，他又跟许多朋友一样，嗓子已经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

　　如今李小广有了老崔所有的正版CD，还有了个不错的CD播放器，比起高中时那唯一一盘盗版磁带和30几块钱买的劣质国产随身听要强很多。不过，即便如此，李小广说，有时自己还是总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我穿着西服褂子——高中时的校服，骑着自行车穿过丘陵的上坡和下坡，在5月的微热天气下大汗不止，耳边贯穿着嘎吱嘎吱、忽高忽低的旋律：“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还有生于９０年代的李一。“现在，我背着吉他觉得自己就好像背着一把宝剑。崔健教会我，你向这个社会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第一步先要问自己给了这个社会什么。”李一说。曾听人说，从某种程度讲，人们一生只能记住自己18岁时在听、在唱的歌曲。那些青少年的感动和执著，将成为每个人漫长短暂的一生的精神支柱。如此说来，生于1990年的李一选择了一个优秀的老师，他就是崔健。

　　崔健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还改变了整个中国流行音乐的格局。

　　在1989年崔健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浪子归》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全民皆摇滚的年代。1991年，第二张唱片《解决》的发行则成就了崔健不可撼动的地位，同时也使更多人开始懂得摇滚精神。就像张楚未在大陆发表的专辑名称一样，在那个年代，每个摇滚人都怀有“一颗不肯媚俗的心”，而那些音乐也都是大家兴之所至、油然而生的心声。

　　在崔健开始摇旗呐喊之后，一大批摇滚歌手和乐队开始满怀抱负地加入这次摇滚乐的“长征”。其中，黑豹乐队的唱片创造了中国摇滚乐的一次最大的唱片销量奇迹，而那张极具流行气质的摇滚专辑也在日后影响了许多乐队和听众，成了一次摇滚乐的大流行和大普及。

　　时间到了1994年，崔健在1月推出唱片《红旗下的蛋》，而这个命名也仿佛恰好昭示着中国摇滚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年中，大家还等到了新音乐的春天——魔岩三杰以及高唱着“我的爱，赤裸裸”的郑钧，而这些唱片也成为一批又一批摇滚乐迷们前赴后继、不停寻找和聆听的经典。在这一年的岁末，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作为后崔健年代的代表，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94’中国摇滚乐势力”。没有华丽的衣服，没有熟知的偶像——王菲在当年也不过只是他们的一个乐迷；甚至没有香港演唱会必出现的荧光棒。在没人能预知的情况下，这场长达3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年来严格的规定也没有阻挡住几万名决定要站起来的疯狂观众，他们的双手舞动着，喉咙嘶吼着。第二天，在香港各报的头条中用这些词语描述了这场演出的盛况：《摇滚灵魂，震爆香江》、《中国摇滚，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

　　1997年，是内地摇滚乐的又一个春天，这一年出现了很多更加多元也更加丰富的“北京新声”，崔健在经历了众多国家的现场演出之后，也在这一年发行了单曲《超越那一天》和精选集，同时制作了子曰乐队的第一张专辑《第一册》。同一年，鲍家街43号乐队的同名专辑、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清醒乐队的《好极了！？》也都成了日后里程碑式的作品。

　　2000年12月12日，崔健接受了荷兰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该奖一大特色是会邀请一位当地作家为获奖者写段文字。那一次，他们选择了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朔侃，崔健喊”曾是社会上的流行语。那时，看王朔，听崔健是时尚生活，而经过数十年的考验之后，当年的时尚已沉淀为文化，因为崔健和王朔作为那个激情年代的产物，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感情的宣泄。

　　毋庸置疑，在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上，崔健或许是唯一能和罗大佑相提并论的人物。比起罗大佑，老崔在个性上更张扬一些。他出生在北京，这给了他吸取各种养分的机会。早期的崔健是某乐团的小号手，偶尔也翻唱一些流行的港台歌曲，这是一段看似平庸的生活。

　　崔健在突然之间的爆发，其实可以理解为他为自己积蓄的力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释放工具——摇滚乐。摇滚乐本来是西方的一种音乐形式，对中国人来说很不习惯的，那种不协调的旋律和反传统的内容，会让崇尚中庸之道的人们感到不安。崔健对西方个性之上的思想理解深刻，而他的音乐最注重的也是性情的解放和自我的探索。凡是妨害他独立自由的事物，无论好坏，他都加以抛弃。当他在自己的音乐里试图表达一个变化的自我时，真实与否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是一个艺术家最为难能可贵的，所以他能将外界的赞誉也置之脑后，坦然或许有点无奈地面对自我，而不加约束。

　　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越了西方摇滚乐的反叛性，只视之为自由表达的工具，这在西方摇滚乐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而崔健用成名曲《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它也是开放了的中国青年人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崔健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中国式的摇滚……

　　近些年来，老崔拍电视、发起真唱运动，他似乎离曾经的摇滚越来越远。

　　2008年1月5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个人演唱会，他把这个演唱会称为“这个时代的早上”，几万名老崔的忠实歌迷到场助威，老崔一呼百应的又在摇滚中现身了。

　　现场执勤的警察说，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演唱会从来没有比这个更火爆的，刘德华、周杰伦都没法比，为此他们特别增加了警力。而崔建的忠实歌迷们头上戴着红色布条，脖子上戴着红领巾，胸前的T恤上印着五角星。当晚，去现场听演唱会的明星、大腕非常多，除了姜文、邵晓黎、谭维维，还有久未露面的两位摇滚王子窦唯、张楚，还有《青红》的导演王小帅、《孔雀》的导演顾长卫、《盲井》的导演李杨，《大电影2》的编剧汪海林、《鹿鼎记》的编剧郎雪枫，还有记者柴静，而新民谣歌手洪启和青年导演袁刚都没买到票，连黄牛票都买不到了。

　　当天晚上很多人泪洒工人体育馆，他们中有人感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崔健，我们就是心灵的孤儿了。”

　　在崔健的演唱会上，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大爷举着旗子和崔健一起高歌。现场看到的人发出感慨：新长征的路上如果没有旗手，革命还怎么继续？还是那句话，很多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会变得难以相信，就像很多音乐如果没有听过现场，就不会感受到它内在持久的张力一样。

周恩来的主张“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转帖]

　　　　在中**内，周恩来是最早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12月他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大国，而且人口众多，粮食问题关乎人民生活和政局安危。周恩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首先是基于对这一国情的认识，因为如果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根本谈不上。从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上说，只有农业恢复和发展了，才能提高几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从而刺激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

　　苏联搞工业化是通过片面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这种模式进行的，而且把农民挖得太苦，农业的积累率远远超过了农民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不但引起农民的不满，而且使重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难以为继。周恩来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走自己的有特点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通过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在1956年提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对此，周恩来非常赞赏。在起草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他要求计划部门正确处理好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他说：“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1964年，周恩来在总结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农、轻、重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他指出，那种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注意发展农业的观点和做法，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

　　中国既然是一个农业大国，那为什么要以工业为主导、为重心呢？周恩来认为，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排斥工业主导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尽管建国初期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仅占10％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不能因此就取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阻碍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只有确立工业的领导地位，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提高农业发展的水平。

　　说到底，工农关系是辩证的，既不能因为工业是领导而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不能因为农业是基础而削弱工业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反复告诫全党防止两种偏向。当然，在某些发展阶段根据客观实际突出强调农业，把农业当作经济工作的中心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工业的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和应付紧急情况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它并不适合社会化的大生产。试想，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当局，通过各种环节收集到来自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的数百万个数据，然后再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式求解后制定出计划时，现实的经济生活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计划经济对经济生活反馈的迟钝，自然给计划的制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周恩来再高明，也不可能避免当时的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还是创造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套办法的基本点就是辩证地看待计划，即计划是必要的，但又不能把计划凝固化、绝对化。他说：“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计划既然不是废纸，所以制定计划必须尽可能实事求是，反映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计划制定出来后就要认真执行，不能随意变动，否则计划就失去了意义。计划既然不是法律，所以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堵塞漏洞，否则计划就会把人框死。

　　计划包括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周恩来认为，编制长期计划时，由于难以预计到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来加以调整。那么，如何使长期计划比较可靠呢？周恩来的办法就是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查，获取可靠的资料数据，然后精打细算，不留缺口，做好综合平衡，并且适当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新情况。

　　关于编制年度计划，周恩来说：编制年度计划时，应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编制年度计划时，在有利的条件下，必须注意到当时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条件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再者，还要尽可能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发展。

　　上述有关编制长期计划与年度计划的论述，有点类似处理战役与战斗的关系。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应通盘考虑，周密筹划，尽量体现出预见性和可行性，然后把这个战役计划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战斗中。战斗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以争取胜利，扩大战果，保证如期或提前完成战役计划。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重点建设与全面建设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呢？周恩来的主张是“综合平衡，全面安排”。

　　所谓“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就是既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又应抓住中心环节，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齐头并进，要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做到基本平衡，互相衔接，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综合平衡的关键是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苏联为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不能忽视人民的当前利益，既要重工业，也要人民。与人民当前利益最密切的是农业和轻工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他特别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认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谁忘记了农民，谁就要犯错误。

　　经济上的各种关系环环相扣，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注意就会引起比例失调甚至严重比例失调。周恩来认为，确立各种比例关系必须实事求是，左顾右盼，尽量考虑安排得周到妥贴一些。上不去的指标“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职工一百万人，财政信贷超支三十亿元，引起生产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周恩来下决心纠正了这次“冒进”。

　　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在十二年内开垦荒地一亿四千万亩。周恩来粗略估算了一下，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个亿，这笔钱是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指标后来被压缩到八千七百万亩，比原计划减少40％。原来毛泽东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7年达到年产三千万吨，周恩来觉得这个数字也要修改，因为按照1956年的速度及其发展后劲根本上不去。如果硬定在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建议把第三个五年计划末的钢指标定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之间。

　　那时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许多工业项目，各个部门都希望提早建成，上报国务院，都希望尽快批准。周恩来指出这种想法有点可笑。苏联设计的项目，要分清哪几种快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会给我们背上包袱。他举例说，汽车厂生产量大了，就要进口器材，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要减少汽车产量，更不能再建汽车厂。还有，铝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遍的民用机械生产。

　　毛泽东在1958年头脑发热，随意改变国民经济指标。他提出“以钢为纲”，要在1958年使钢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周恩来苦不堪言，他不愿看到的“两脚悬空”的事实终于发生了。次年初，各省报来的钢铁计划汇总指标达三千万吨，陈云硬压到一千六百万吨，又怕不好向毛泽东交代，数字左改右改，真是万般作难。结果到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上，稍微冷静了一点的后毛泽东也觉得指标过高，批评道：“我怀疑你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否真正懂得经济。”言下之意，国务院没有做好综合平衡。

　　周恩来何尝不懂综合平衡？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烂摊子还得由他来收拾。1961年初，即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他在制定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调整”二字即是他的发明。调整什么？就是调整宏观经济上的重大比例失调，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确立新的综合平衡。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通俗地将其解释成“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其中关键是“退够”。他又说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试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么，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调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

　　对于“大跃进”的失误，周恩来是刻骨铭心的。他在1961年5月总结经验教训说：那时按比例、综合平衡不讲了，两条腿走路不讲主导方向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也不认识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结果碰了壁。1962年3月，周恩来在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这副对联正是周恩来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

“小鹿纯子”们施展“晴空霹雳” [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1年，最让中国人激动的，当属中国女排夺冠。

　　1981年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经过了7轮28场激烈的比赛，11月16日，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袁伟民获“最佳教练奖”，孙晋芳获“最佳运动员奖”、“最佳二传手奖”、“优秀运动员奖”，郎平获“优秀运动员奖”。

　　首次夺冠，国人沸腾了。

　　这只是激动人心的开始。

　　1981年，一部叫《沙鸥》的影片，打动了国人。里面有一个镜头是队员将一枚国际比赛的银牌愤然扔进了大海，目的是为了表现女排姑娘不夺金牌不罢休的决心。但就是这个镜头，让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很不理解，认为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人从来就这么认为，更何况当时适逢改革开放初期，一枚金牌往往承载着“振兴中华”的内涵，沙鸥的只要金牌、不要银牌的做法，就不难理解。

　　《沙鸥》里有句台词一直流传：“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说的。

　　当年10月，上海《青年报》刊出读者来信《沙鸥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读者纷纷给《青年报》写信、投稿，就沙鸥的人生哲学展开热烈讨论。

　　有的来信提出“沙鸥在严峻而又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奋斗了一生，可是什么也没有了，乍一看，她是一个不幸的失败者。但她亲手培养的新手却一举夺得了冠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沙鸥又是一个胜利者。我们暂且不管她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沙鸥是位英雄。”

　　有的来信认为“即使是生活的强者，也会有徘徊、悲哀，只有那些在徘徊中能够振奋自己，继续前进的人，才是赢得生活的胜利者。”

　　淮海饭店的郑新杰认为应该不以成败计算生命价值，“成败论英雄”是剥削阶级功利主义的标准，人生道路上胜败的评判标准，在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的大小。

　　和当年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之路遥相呼应，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风行中国。以小鹿纯子为代表的一批排球女将以“晴空霹雳”、“流星赶月”等带有魔幻色彩的打球技巧，使排球这项体育运动风行一时。她们的精湛球技与充满人性的友情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历名揭秘：康有为和罗振玉的几个大“骗局” [转帖]

　　近20年来，我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查核、考证了个案100多个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有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供参阅，可见清末旧式官僚、文人的腐朽堕落）。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揭露****、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由“士子”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由“封建文人”到现代的文化人，必须经历漫长艰巨的“脱胎换骨”的过程，首先必须从“瞒和骗”走向“说真话”！这个过程到如今还必须继续深入。“辩明****”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文人“瞒和骗”的典型案例，本文先披露康有为和罗振玉的若干大骗局。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

　　而康有为临阵退缩

　　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大白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光绪帝周围的一品大臣翁同龢（1830—1904）、杨深秀（1849—1898）等“帝党”；而后期具体执行者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注：章京，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后来康有为更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只是因为“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康有为流亡国外，方有机会对于华侨们吹嘘自己，抬高自己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以便进行募捐，积聚资产。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6品行走）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狡猾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反正“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落得死无对证。但是，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虽然曾参与维新变法，但决不是“百日维新”的核心骨干中坚。

　　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梁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

　　说过了康有为，再来说罗振玉，两者“瞒和骗”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振玉捏造王国维“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

　　罗振玉（1866－1940）生于江苏淮安，号雪堂。是清末文人，金石学家。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 1919年归国住天津租界；1924年奉溥仪“小朝廷”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40年死于旅顺。

　　王国维跟罗振玉的关系非比寻常。据爱新觉罗·溥仪回忆：王国维对罗振玉如此服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在日本的几年留学和研究生活，是靠着跟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在王国维帮助下的成果。罗、王两家后来缔结姻亲，按说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罢。但是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他付出的本钱，他一定要王国维终生偿还。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罗振玉始终要求王国维，处处听他的吩咐。（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

　　王国维去世后，由于罗振玉反复捏造王国维“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鬼话，以致于如今大多数王国维传记、年谱中，都记载着满清皇帝退位后，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曾三次“相约殉清”。但是，这只是出于罗振玉一个人在王国维去世后的胡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死无对证。满清皇帝逊位于1912年，我们在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前的15年间，在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三人的所有诗文著述里面，在许多亲朋好友的回忆录里面，竟然找不到一星半点关于“三人相约为清朝殉死”的话头。再说，后来柯劭忞病故、王国维自杀、“相约”的仨人死了俩，只剩下一个罗振玉，为什么竟然有脸面活得如此滋润，不去履行“三次相约为清朝殉死”的承诺？“相约”的三人之中，为何只有罗振玉自己苟且偷生不践约“殉清”？满清小朝廷和伪“满州国”依靠这样一帮伪君子来“保皇”，怎么保得住？焉能不亡？！

　　罗振玉伪造王国维的“效忠遗折”并假传圣旨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逝世当天，他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王贞明，给他的二哥王高明（在上海邮务局任职）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那么罗振玉躲在天津租界干什么呢？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伪造了王国维临终时“向清皇室溥仪” 表“忠心”的遗折！

　　现已查明，原来这个所谓“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的笔迹，刻意伪造的！“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模仿得一样。”他的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罗振玉假造并代递“王国维遗折”的目的，当时就引起猜疑。他的嫡孙罗继祖在《跋〈观堂书札〉》中写道：“祖父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但是溥仪也看出破绽）不像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几年后，他又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一接到王国维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真是恬不知耻，“心安理得”地演戏。

　　溥仪看了这个伪造的“王国维遗折”居然以假当真，装作“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商议，发一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于是一大帮粉墨登场，假戏真做了。

　　清皇室溥仪将计就计、将错就错，居然授予王国维一个谥号“忠悫”。这可能是满清小朝廷所授的最后一个谥号罢。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发表于《日日新闻》，无耻地赞颂“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天津贻安堂１９２７年刻本），为罗振玉大做广告，捞取政治资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北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居然厚着脸皮带着溥仪的“谕旨”，到清华研究院宣读，并到处招摇撞骗。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滑稽戏不断公演了。……

　　溥仪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及华北各报都以很大的显著篇幅报道了王忠悫公“殉节”的假新闻。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遗臭一直留存到今天！

　　罗振玉后来沦为“伪满洲国”的大汉奸，决不是偶然的。

　　鲁迅指出：“中国的文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引自《论睁了眼看》一文。）
　　

胡琏:“王牌师长”五次死里逃生 [转帖]

　　　　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胡琏曾任师长的国民党整编第11师(整编前为第18军),跟整编第74师(整编前为第74军)、第5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简称新1军、新6军)一道被称为蒋军五大王牌或五大主力,然而这五大王牌军最终皆没有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比起其他四大王牌军长官的个人命运(张灵甫、邱清泉先后被击毙,廖耀湘被生俘,孙立人去台后沦为阶下囚),胡琏算是极其幸运的。胡琏戎马一生,前后有五次奇迹般地化险为夷,死里逃生,最后官至陆军一级上将,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为数不多的“命大福大”的高级将领。
　　胡琏,字伯玉,1907年出生,陕西华县人。中学毕业后,与其同乡、同学刘志丹、张灵甫一道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毕业于黄埔四期步科班。
　　黄埔四期可谓人才济济:胡琏、张灵甫、刘玉章、李弥、林彪、刘志丹,还有毛泽东的表弟文强、李大钊的侄儿李运昌、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都是四期学员。
　　大革命失败之后,刘志丹回到陕西,与谢子长一起领导渭华农民暴动,参与创建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后来捐躯于中国革命,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而胡琏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追随陈诚,投靠蒋介石,成为蒋介石反革命大本营的一员干将。

　　二
　　1947年,胡琏率其整编第11师与其同乡、同窗好友张灵甫任师长的整编74师一道,加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行列。当张灵甫及其整编74师被华野陈、粟大军围困在光秃秃的孟良崮高地,陷入绝境时,张灵甫想到跟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胡琏,便与胡琏通电话:“伯玉老弟,我恐怕不行了,你再不快点儿,只能给我收尸了!”
　　胡琏赶忙给他打气:“灵甫兄,我已拚上命了,只是共军阻援兵力强大,你再坚持四天,我就赶到了!”然而,陈、栗大军只用三天时间就全歼了整编74师。就在张灵甫及其整编74师葬身孟良崮之际,华野几个纵队又不失时机地将支援张灵甫的胡琏整编第11师重重包围,只是因蒋军其他部队下死力救援,胡琏及其整编第11师才得以突出重围,死里逃生。

　　三
　　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经过40余天的策划与准备,重整旗鼓,再次对山东解放区发动新的进攻。
　　死里逃生后的胡琏跃跃欲试,想抢头功,但他接受张灵甫全军覆没的教训,行动十分诡谲小心。6月29日,胡琏以突然而神速的动作,攻陷沂蒙山区南麻根据地,并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多个,形成火力相互支援的地堡群。各个据点间用交通壕连接,外围设有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阵前500米内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个不留地统统赶走。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立即调动五个纵队的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扑南麻“捉狐”。2纵韦国清由东北方,6纵王必成及快速纵队由东南方,9纵许世友由西北方,紧紧围住了南麻。另外成钧的7纵和一个师的地方武装担任阻援任务。陈毅、粟裕随后便率领华野司令部进驻南麻东北三岔店,坐镇指挥这一战役。
　　7月17日黄昏,南麻上空炮声如雷,枪声四起,胡琏见战事严峻,便硬着头皮给陈诚发去一封表示心迹的电报:“职部已作破釜沉舟之计,不成功则成仁。”
　　也许是胡琏及其整编第11师命不该绝,时间不长,四野云合,电闪雷鸣,一会儿的功夫天降倾盆大雨。华东野战军各部在雨中作战,加上南麻是个四面环山的盆地,雨水加山洪不期而至,河水陡涨,部队行动受阻。部分只得冒雨趟水前进,在泥泞中挣扎,弹药受潮失效,致使各种战术水平很难发挥到位,大大影响了攻势。胡琏则将部队分成小组,以排为单位,占据堡垒、工事和民房,以交叉火力进行封锁令华野每攻克一个堡垒,都要付出伤亡数十人、上百人的代价。
　　这一场罕见的大雨,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华野在滂沱大雨中连续发动进攻,而整编第11师依恃其优势装备,以强大炮火疯狂反扑,华野往往在一天之内,要连续打破敌人十几次反攻。经过三天三夜恶战,整编第11师终于被压缩到了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内。
　　此时整编第11师粮弹两缺,士气低落。胡琏惟恐落得整编第74师的下场,便急电蒋介石:敌伤亡虽属惨重,但仍有余勇可贾,恳饬援兵,空投粮弹。蒋介石颁发手令:严令整编第9师、整编第64师、整编第75师增援南麻。
　　20日上午,国民党援军进至距南麻只有10公里的地方,并突破华野阻援部队阵地,蒋军飞机穿梭般轰炸扫射,攻击华野阵地。陈毅、粟裕估计歼灭南麻之敌尚需5到7天时间,而为紧密配合晋冀鲁豫刘邓大军突破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作战,华野已派陈土榘、唐亮、叶飞、陶勇率领5个主力纵队分别向鲁西、鲁南出击,眼下手中已无预备队,不断增加打援兵力,以保证攻克南麻必需的时间,遂下令于7月21日晚撤出了战斗。此战,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歼灭了蒋军整编第11师9000多人,但没有达到预期全歼胡琏整编第11师的作战目的。
　　这下子胡琏神气透了,狂言迭出:“我的11师可不是张灵甫的74师,想吃掉我,得有一副铁嘴钢牙好胃口!”
　　战后,蒋介石论功行赏,颁发给整编第11师奖金法币五亿元,将胡琏吹捧为“常胜将军”,并将胡琏的南麻之战列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四个典型战例之一。
　　整编第25师师长黄伯韬气得将佩有中将军衔的军上装狠狠地摔在地上,咧着大嘴骂道:“操!什么常胜将军?要不是老天爷连下七天大雨,他早他妈的跟张灵甫作伴去了!

　　1948年,国民党成立第十二兵团时,兵团司令官本应由胡琏出任,但因他多次拒绝执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命令,跟白闹翻了,甚至闹到白扬言要辞职,蒋介石才不得不任命时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黄维为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则为副司令。
　　黄维到第十二兵团赴任之前,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说:“打完这一仗(指徐蚌会战———笔者)我还是回去办学校。第十二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蒋介石同意了。没想到,几个月后,第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场全军覆没。作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的胡琏本应是在劫难逃,然而当1948年12月15日夜,胡琏与司令官黄维分乘两辆坦克,率第十二兵团残部在双堆集人民解放军铁桶似的包围圈内突围逃命时,黄维的坦克开到半途发生故障,他只得混在乱兵中奔逃,在一片“缴枪不杀”声中,颤抖着举起了双手……可是胡琏的坦克却一点毛病也没有,因此得以一帆风顺地驶上公路,狼奔豕突地向南逃窜。一批一批的解放军迎面而来,竟误以为是有人用缴来的坦克在试车、在执行任务。坦克跑到涡河北岸,终因油料耗尽而抛锚,胡琏不得不下车步行,这才被解放军巡逻队发现。一时,枪声大作,胡琏的背上中了流弹。在一片追杀声中,胡琏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若丧家之犬。此时,前面正好有一条渡船,他在卫兵的扶持下,上了船,强逼艄公将他送过涡河,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五
　　1958年8月21日,蒋介石和时任“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蒋经国亲临金门,登上太武山顶对大陆进行观察。蒋介石观察良久,深感战局有一触即发之势,于当晚返回台北时,令“国防部长”俞大维暂住金门,主持防区作战计划。
　　8月23日,星期六,下午五时许,在夕阳映照下,金门海面风平浪静,波光粼粼,一片黄金。金门岛翠谷湖湖心亭,这里正举行周末聚餐。“国防部长”俞大维特地代表“蒋总统”带着慰劳品莅临慰问。白兰地、香槟及丰盛的冷餐,热闹非凡自不必说。金门防卫部司令官胡琏和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官频频举杯。胡琏兴致很高,酒量又大,暗中使劲,和吉星文比量。吉星文也不含糊,一时高兴抻开指头和胡琏划拳。胡琏划几次输几次,稀里糊涂地多喝了好几杯,不觉有些头重脚轻。
　　宴会结束后,胡琏和俞大维、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一齐走出宴会厅,漫步回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经过翠谷湖岸边的桥头,便歇步海侃胡吹。胡琏问刚从医院出来的吉星文的身体状况,吉说:“都是过去的旧伤,医官说,不要紧,死不了。”
　　赵家骧一旁插嘴道:“老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吉星文开着玩笑:“你老兄不也和我一样吗?当年你在东北‘剿总’任参谋长,不也是在辽沈会战的炮火中侥幸逃得性命吗?要论八字,哪个都比不上咱们的胡长官!”
　　胡琏以酒三分醉,听了吉星文的恭维话,便摇头晃脑道:“彼此!彼此!”说着对俞大维做了个“请”的手势:“让他们吹吧,咱们先回司令部!”
　　此时,在他们的对面———海峡的对面,从团头、莲荷到厦门,如林的加农榴弹炮、榴弹炮,共有459门重炮,不约而同地褪下炮衣,向金门方向摇起了粗大的炮筒。
　　1958年8月23日下午,6点30分,严阵以待的金门前线,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官兵接到了福建前线炮击金门总指挥叶飞从北戴河毛泽东身边发出的“开始炮击”的命令。随着一连串红色信号弹升起,459门重炮集中目标向太武山侧的翠谷———金门防卫部及其附近地区轰击。霎时间,炮声震天,山摇地动,火光蔽空,弹片横飞,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中。金门防卫部通信系统立刻被完全破坏,指挥中断,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人民解放军发射了五万余发炮弹,都是152、172口径以上加农炮弹。蒋军猝不及防,官兵伤亡惨重。
　　再说,当时胡琏陪同俞大维离开翠谷湖边的桥头后,还不到三分钟,人民解放军便开始了炮击金门。凭借着多年的战场经验,胡琏听到呼啸的声音,酒立刻醒了,觉得不好,立即来了个就地十八滚,爬回司令部的地下室,又是一次死里逃生。俞大维却吓傻了,被卫兵护着,钻入路边的山石下瑟瑟发抖。而那三位防卫副司令官则在烈焰与爆炸声中命赴黄泉,其中赵家骧、章杰被当场炸死,吉星文腰部中弹,延至次日身亡。

　　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支持的南越吴庭艳政府,请求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派一位有反共经验的高级将领出任“中华民国”驻南越“大使”,以指导吴庭艳集团跟越共游击队以及越共首领胡志明主席所领导的北越政权开展军事斗争。
　　蒋介石答应了南越政府的这一要求,指派金门防卫部司令、二级陆军上将胡琏出任驻南越“大使”。由于胡琏不遗余力地参与吴庭艳集团的反共战争,活动在西贡附近的南越游击队将他列为死敌,想方设法要锄掉他这个“反共专家”。经过一番暗中侦查,游击队对其生活、办公场所的一切了如指掌。1967年5月19日上午,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维修电线的工人,混入“使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两枚微型定时炸弹置放在二楼胡琏的办公桌下。10点30分,胡琏离开办公室,去隔壁的会议室主持会议。当他刚刚迈出办公室的门口时,身后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办公桌子被炸飞,楼板被炸塌。胡琏有惊无险,再次捡回了一条老命。
　　1977年6月22日晚9时30分,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胡琏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死于台北荣民总院,时年七十岁。
　　

美前国务卿:中国使馆被炸 李肇星和我较劲！[转帖]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代的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9月16推出的回忆录《国务卿女士》中，谈到她任期时经历的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曾在1997年、1998年和200年先后5次访华

她在回忆录中说，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中方认为最完美的会议，是美方在会后声明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它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不会在统一问题上让步，台湾亦绝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只要一触及台湾问题，他们就会说出一大串历史。她说，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是常处于世界的“热点”中，但它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

　　奥尔布赖特说，邓小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统一。克林顿希望和江泽民在1997年、1998年举行的美中高峰会，能够建立起两个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准备1998年的第二次美中高峰会，奥尔布赖特飞往北京安排，江泽民带她参观中南海。江泽民说他准备和克林顿坐在湖边长廊上，开会之余，还可欣赏音乐。江泽民招待她时，表现很是见多识广，有时说俄语，有时用英语引述格言，有时朗诵诗词。江泽民和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峰会时，参观白宫林肯卧室，江泽民当场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辞。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相信美国是蓄意轰炸。

　　奥尔布赖特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国务次卿皮克林和白宫国安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再加上罗斯顿和几个保镳，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李肇星

　　奥尔布赖特当年做驻联合国大使时，认识也在联合国当大使的李肇星，两人关系还不错。但那天晚上，李肇星非常生气。奥尔布赖向李肇星解释轰炸事件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意外，她感到极为难过，谨向死者和死者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同时亦表示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安全。

　　李肇星听了她的谈话后，表情严峻，他要求奥尔布赖特在中国电视上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突然间，电视摄影机出现了，她发表了简短声明后，准备离去。一群自称是中国记者的人挡住奥尔布赖特一行人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难能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还说，处理对华关系，美国需要作一个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期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中国进行各种层面的接触。与中国接触，并不意味着赞助他们，美国应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对武器扩散与人权问题应持续表达美国的关切。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将塑造世界之命运。她说，托克威尔如在21世纪重临世界，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中国。

特赦是怎么回事 [转帖]

前几天，有消息说缅甸政府宣布要特赦6000多名囚犯。有读者问，特赦是怎么回事？《环球时报》2月25日刊登申子辰的文章作了解答。

特赦是国家对某些犯罪或者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刑罚的措施。已经赦免的罪行，不再立案追究，颁布特赦的命令则称为特赦令。特赦可以免除刑罚，也可以减少被特赦人所受的刑罚，比如从死刑改为无期或者有期徒刑。

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人或组织有下达特赦令的权力，比如国家元首或者议会。在不同国家里对特赦令的定义和理解也各不相同。在有些国家里，特赦令虽然免除被特赦人的服刑期或服刑的重度，但它并不表示该人已经无罪。而在另一些国家，特赦就意味着免除罪行。颁布特赦令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对过去当权者或其政权成员的特赦令。过去的政府在一种新的体系下被看作是非法的，但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对过去政府及其成员的罪行实行特赦。柬埔寨（对红色高棉）、南非、智利等国家都对其过去的当权者进行过特赦，我国从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7次特赦，首次特赦主要对象为战争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罪犯，包括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此后6次都是针对国民党等战犯。由于一定的庆祝活动而对部分（一般罪行比较轻的）罪犯施行的特赦令，这样的庆祝活动如国王的生日、皇家婚礼、周年的国庆日等等，比如2007年为了庆祝泰国王普密蓬80寿辰，缅甸政府对当时正在缅甸服刑的33名泰国囚犯实行特赦。

虽然特赦很可能会免除一部分人的刑罚，但是往往有些人因为罪行的严重性和影响力而被排除在外。伊拉克2004年的特赦范围不包括那些犯有杀人、强奸和抢劫等严重罪行的人。缅甸为庆祝泰国国王生日而特赦的人员中也有两人因为贩毒而被取消特赦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