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华峪陵寝的兴废看道光帝的性格[转帖]
（徐广源）
道光皇帝旻宁在位30年，终年69岁，在清朝诸帝中可以算得上享年较久、寿命较高的一位了。纵观道光帝的一生，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恪守祖宗成宪，另一个是崇尚节俭。然而，他营建自己的陵寝，前后竟用了15年之久，占了他在位时间的一半，在清帝中建陵用时最长；他的陵寝东建西迁，两建一拆在清帝中耗银最多。在建陵一事上暴露出了他的虚伪和犹柔寡断的性格特点。
（—）不遵祖训，劳民伤财。
道光皇帝从即位那一天起，就不厌其烦的反复表白自己处处“敬天法祖”、“恪守成宪”。他说：“规模制度、典册具存，朕何敢更易？一守成宪，犹恐不及，何好恶之有？（1）”他还说：“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2）祖宗成宪成了他处理国家大事的基础和准绳，然而他在为自己卜择吉壤、营建陵寝一事上与他的表白大相径庭，显得十分虚伪。
清入关后不久，就把河北遵化昌瑞山一带划为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以后陵寝应建在东陵，还是建在西陵？首先遇到这个难题的是第四帝乾隆。他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想出了一个兼顾东西两陵园关系的方法，他说：“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1736年），朕诏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庞鴻，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 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3）我们把乾隆帝的这一方法简称为“昭穆相建”。乾隆帝唯恐他的后代子孙不按他的办法行事，此敕旨发出后两个月，他再一次重申了他的这一旨意：“前经降旨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防民业！”（4）真可谓千叮咛，万嘱咐，苦口婆心，用心良苦。乾隆帝为了推行他的这一方法，不仅率先垂范，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东陵，而且还在西陵为自己的儿子嘉庆皇帝确定了万年吉地。
乾隆皇提出的“昭穆相建”确实是一个均衡东、西陵关系的良策，如果他的后代子孙能恪遵此旨，昭穆建陵，世世勿替，会省去无穷的麻烦。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光道皇帝是乾隆的孙子，39岁即位，就开始操办自己的百年后事，他明明知道皇祖有“昭穆相建”的谕旨，自己应在东陵择吉建陵，他却没有这样办，执意想在京西的王佐村营建陵寝。（5）道光帝为什么想把自己的陵寝建在王佐村呢？原来那里埋葬着与他共同生活了13年之久的结发之妻——孝穆皇后。道光帝想把王佐村的孝穆皇后的墓地改建成皇帝陵。他即位后就派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等人前往王佐村相度。道光帝这一公开违背祖训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大臣们一致要求道光帝“式遵祖训仍于胜水峪附近地方钦派大臣率同通晓堪舆之人敬谨选择，以昭慎重”。（6）大臣们并以“王佐村福地随龙水道既不合水法，又因碍于畚筑不能添建宝城，亦于体制未符”为理由，奉劝道光帝放弃在王佐村建陵的想法，道光帝见群臣意见名正言顺，句句在理，自觉心虚理亏，于是被迫改口说：“万年吉地仍按昭穆相建，所议甚是。皇祖高宗纯皇帝垂训，我朝景运庞鸿，继继承承，吉地依昭穆次序东西递建，洵为万世良法。朕自应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选建万年吉地。”（7）经戴均元、穆克登额等人详加相度，并经道光帝的钦定，最后万年吉地确定在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并于道光元年（1821年）十月十八日卯时开工。（8）宝华峪陵寝历经六个寒暑，于道光七年（1827年）秋全工告竣，同年九月将孝穆皇后葬入宝华峪陵寝地宫。
道光帝建陵一事按说至此可以暂告一段，就等道光帝百年之后了。始料不及的是，陵寝建成第二年，即道光八年（1828年），地宫里出现了渗水，因未设龙须沟，渗水滞留地宫，浸湿了孝穆皇后的棺椁。道光帝极为震怒，严惩了办工大臣。陵寝依山而建，地宫又深在地下，地宫里出现渗水并不奇怪。裕陵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当年地宫里就出现了渗水。乾隆帝经过反复思考，找到了渗水原因，于是将地宫“铺成一层，费无数工作，使得坚固。”（9）宝华峪地宫完全可以以裕陵为例，修补地宫。退一步讲，即使重建地宫，或在东陵界内另卜陵址，也要比搬到数百里之遥的西陵重建要节省得多，同时还不违背昭穆相建的祖训。当时确有一些有见识的大臣，提出就地修理地宫，或在东陵另卜陵址的建议。如署热河都统松筠就建议在“孝陵之右、裕陵东北一带，可否令精于堪舆之人详加履堪。”（10）道光帝却批道：“朕自有主见，徐为之。”（11）实际上是不想采纳。
宝华峪地宫出现渗水以后，道光帝以此为理由，废弃了刚刚建成一年的陵寝，派出了许多心腹重臣在遵化东陵及京畿一带重新相度万年吉地。经过3年的卜择，最后选中了西陵界内的龙泉峪，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一月兴工，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成。
自道光帝把陵寝从东陵搬走后，清东陵界内又先后建起了2座皇帝陵、2座皇后陵和2座妃园寝。既然东陵还有如此之多的风水宝地，道光帝为什么不在东陵择建？乾隆帝一再告诚他的子孙断不可另择他处建陵，有防民业。可道光帝仍派多人赴丰润、平谷、房山、蓟州一带相度陵址。道光帝明明知道有“昭穆相建”的祖训，自己应该在东陵择吉，可他却非要搬到西陵重建不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恪守成宪”的“模范”皇帝有如此勇气去破坏祖训家法呢？道光皇帝在他的两首诗中泄露了天机，他在诗中说：“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慕萦。”“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他在诗的注释中说:“皇考仁宗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山川王气，毓瑞钟祥。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12）简言之，就是龙泉峪紧靠昌陵，可以长倚父母膝下,达到他“子随父葬”的夙愿。在建陵一事上，道光帝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他并不知悔。他在前面提到的御制诗中说：“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意思是说不要认为他的陵寝由东陵改建到西陵是劳民伤财，龙泉峪是上帝赐给他的，这是天意，因而是合情合理的。可见道光帝平日反复表白的“恪遵成宪”、“节俭”、“爱惜民力”完全是假的。
（二）改变祖陵传统形式，另创新陵制。
顺治皇帝的孝陵是清朝在关内营建的第一座皇帝陵，以后次第建起来的景陵、泰陵、裕陵、昌陵都以孝陵为模式，规制上没有重大改变。以“恪遵成宪”著称的道光皇帝本应更毫不迟疑地效仿前五陵规制营建自己的陵寝，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兴建龙泉峪陵寝时，道光帝没有沿袭传统规制，而是自己独出心裁地另创了一种新规制。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朕于嘉庆二十三年随侍皇考仁宗睿皇帝巡幸盛京，恭谒祖陵，瞻仰桥山规制，实为万世法守。朕敬绍先型，谨遵前制。”⒀意思是说他的陵寝是仿照关外祖陵规制建的。事实上，龙泉峪陵寝既没有全部仿照关外祖陵规制，也没有完全摒弃关内五陵规制，而是东拼西凑，同时又加进了他的独创，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规制。道光十一年，龙泉峪吉地承修大臣穆彰阿等秉承道光帝旨意拟定了陵寝规制，绘图贴说，奏请钦定。道光帝阅后。作了局部改动。他兴奋之余，赋诗一首，其中一联是：“岂敢上沿诸制度，或能后有一规模。”⒁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创建新陵制的用意，原来他是希望改制后的自己的陵寝能够成为后世子孙们效仿的模式。明明是自己独创，却说模仿祖陵，这是道光帝虚伪性格的又一表现。
（三）只说缩减，回避增华。
道光帝在一系列建陵谕旨中，不厌其烦地说：“规制缩减”，“一切务从俭约”，“不许纷繁”，实际上又怎样呢？
诚然，龙泉峪陵寝在一些地方是缩减了规制，如裁撤了方城、明楼、二柱门、石像生；地宫由九券四门改为四券二门，不刻经文佛像；大殿由重檐五间改为单檐三间带回廊等。但在其他方面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陵寝门由传统的三座琉璃花门改为四柱三间的石牌坊。这座石牌坊仿木结构形式，完全用巨大的青白石构筑而成，用工之浩繁，花费之巨大，远远超过传统的三座琉璃花门。
隆恩殿及东西配殿的木构件全部使用珍贵的金丝楠木。这种木料极为珍贵，产于我国的川、广、云、贵等省的深山之中，产量很少，采运非常艰难。到了道光年间，楠木更为稀少，特别是大件木料极难寻觅。⒂在营建宝华峪道光陵时，木料大部分用的是采自东北吉林的黄松。而龙泉峪陵寝三殿的木料竟全部是楠木，仅此一项就不知要多耗费多少钱财、民力！
慕陵三殿的每块天花板上都用高浮雕手法雕刻一条云龙，龙头朝下，栩栩如生。举头上望，但见龙头济济，十分壮观。三殿的雀替上、隔扇的裙板上也都雕刻着半立体的云龙。据不完全统计，慕陵三殿的天花板、雀替、裙板上共雕刻姿态各异的云龙达1318条之多，⒃几乎成了龙的世界，令人惊叹不已。这种装饰不仅在明清两朝皇陵中独一无二，就是在紫禁城中也未见到。
干摆，俗称磨砖对缝，是最高级、最复杂、最费钱的一种砌墙工艺。陵寝、宫殿的围墙、山墙、后檐墙大都是下肩干摆，上身糙砖灰砌，然后抹泥、刷浆。以奢糜腐化著称的慈禧，在重修她的陵寝时也只是把三殿的山墙、檐墙改为干摆，而道光帝的慕陵不仅三殿墙体全部干摆，就连围墙和宫门的扇面墙也全部干摆。这种做法在明清两代皇陵中也无二例。这无疑又大大增加了建陵的费用。既想缩减又为何增华？可见道光帝所标榜的“黜华崇实”、务从俭约“是何等的虚伪！
（四）自定陵名。
按清朝陵寝制度，帝、后陵的名称应由嗣皇帝确定。可道光帝却不遵此制，而是自定陵名。道光帝把自己的陵寝硬说成是因仰慕关外祖陵规制而仿建的，因此，他很希望自己的陵寝将来能定名为“慕陵”，但又不便直说。他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方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道光帝展谒西陵。他谒完泰陵、泰东陵、昌陵之后，便来到了龙泉峪陵寝。他挥笔写了一道早已想好的谕旨：“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然后把18岁的皇四子奕詝（后来的咸丰皇帝）和17岁的皇六子奕訢召到御座旁，命他二人恭读这道谕旨。读罢，将谕旨藏在大殿东暖阁内。⒄咸丰帝即位后，反复诵读这道谕旨，再三思考其中含意，猛然醒悟，明白了皇父的用心，立即决定将龙泉峪陵寝命名为“慕陵”。
（五）不让建功德碑，却允许写碑文。
道光帝死时留下一条遗嘱，不让给他建圣德神碑和碑亭，理由是“实无称述之处”，不能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但他又说：“嗣皇帝即欲撰作碑文，用申追慕，即可镌于宫门外之碑上……碑文亦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⒅不让树碑立传，心中又有些不甘，明明知道儿皇帝在“追慕”文中会对其父大肆歌功颂德，但还装模做样地不让用圣神功德字样相称，其何等地虚伪！
以上几例足以说明道光帝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二
犹柔寡断、反复无常是道光帝的又一性格特点，这在他建陵一事上同样有诸多表现。
（一） 吉地选在何处，举棋不定。
前面已经讲过，最初道光帝是想把王佐村的孝穆皇后墓地改建为他的陵寝，经大臣们反对，才被迫改在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宝华峪陵寝地宫出现渗水后，又曾在东陵一带踏勘过，随后又派出多人到丰润、房山、蓟县、平谷、易县等州县卜择，最后以易县龙泉峪“不独龙脉蜿蜒，且咫尺昌陵，得遂依依膝下之素志”⒆而中选。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在选择陵址上他没有一个坚定的态度，处于游移不定之间。
（二） 反复变改奉移、奉安日期。
道光七年（1827年）秋，宝华峪道光陵、妃园寝及许家峪公主园寝全工告竣，道光帝决定将葬在王佐村的孝穆皇后、皇长女端悯固伦公主和暂安在静安庄静安庄的二公主、平贵人、皇二子棺椁迁葬东陵。经钦天监择吉，孝穆皇后、端悯固伦公主于九月十六日起送。并将这个日期通知了有关各衙门。没过几天，道光帝谕令，将平贵人等起送日期改为九月十四日。⒇
宝华峪地宫出现渗水后，将孝穆皇后梓宫从地宫移出，道光帝初步决定将梓宫暂安于妃园寝享殿，通知东陵守护大臣做好准备，并派总管内务府大臣敬征、阿尔邦阿办理此事。正当敬征等二人紧张筹办奉移暂安事宜之际，四月十五日、十六日连续接到由驿站递交来的军机处廷寄谕旨，原来道光帝改变了主意，决定将孝穆皇后梓宫改在宝华峪大殿暂安。（21）
道光九年（1829年）四月十三日，道光帝谕内阁：“著于五月初四日寅时先奉移孝穆皇后梓宫暂安宝华峪正殿，是日午时再移请神牌于东配殿。”（22）刚过两天，又改为“五月初四日奉移孝穆皇后梓宫、神牌著俱用寅时，先将神牌安奉宝华峪东配殿，再移梓宫安奉正殿”（23）。
道光十五年（1835年），西陵境内的龙泉峪陵寝建成。决定于九月初七日奉移孝穆皇后梓宫往西陵，（24）以后又将奉移日期改为八月二十日。
孝穆、孝慎二皇后梓宫原定于道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举行奉安礼，葬入地宫，以后又改为十二月十一日举行奉安礼。
（三） 多次调换办理奉移，奉安事宜的大臣。
仅以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移西陵为例。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帝“命惇亲王绵恺、工部尚书王引之、礼部右侍郎文庆敬谨承办孝穆皇后梓宫至龙泉峪典礼”（25）。
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二十一日又“添派工部尚书敬征恭办奉移孝穆皇后梓宫至龙泉峪典礼“。（26）
道光十五年闰月六月二十四日又，“添派工部右侍郎赛尚阿恭办孝穆皇后梓宫至龙泉峪事宜”。（27）
道光十五年七月初二日又“添派礼部尚书恩铭恭办奉移孝穆皇后梓宫典礼”。（28）
道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又颁谕旨：“本年孝穆皇后梓宫由宝华峪奉移龙泉峪，所有前派赛尚阿一切差使著改派工部尚书何凌汉敬谨承办。”（29）
道光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内阁又奉上谕：“本年八月孝穆皇后梓宫奉移龙泉峪，所有沿途芦殿内步军统领衙门应行预备激桶差使，前派赛尚阿督率照料，著改派礼部尚书恩铭。”（30）
（四）反复调换相度吉地大臣。
道光八年（1828年），发现宝华峪地宫出现渗水后，道光帝随即派出许多大臣到京畿附近各地重新相度万年吉地，直到道光十年（1830年）夏季尚未找到一个遂心的佳壤，道光帝很是着急。为了加紧办理此事，他认为必须“事权归一，斯责无旁贷”，于是，于道光十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下令，将“所有相度之事著责成禧恩、耆英、那彦成三人公同经理”。（31）一个月后，即六月初一日，道光帝又将那彦成撤回，“著派敬征会同禧恩、耆英专司其事”。（32）三个月后，即九月初五日，道光帝又谕军机大臣等：“禧恩、耆英著即回京，所有相度事宜，著敬征会同容照、奕经详细履勘。”（33）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原派的禧恩、耆英、那彦成3人全部被换掉。可是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道上谕中又说：“禧恩等于西陵红椿内选勘万年吉地，朕本日亲临阅看，形势甚合朕意，著名为龙泉峪。”这说明，在道光十年九月初五日让敬征、容照、奕经专司相度之后，又派出了禧恩继续相度万年吉地。反反复复，真是令人捉摸不定。
（五）因临时变更，七公主葬地至今不明。
许家峪的端悯固伦公主园寝内，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葬入了皇三子。皇七女早殇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道光帝决定将皇七女也葬入端悯固伦公主园寝内。京师总管内务府通知东陵内务府在这座公主园寝内添建砖池一座（葬人的坑，用砖砌成池状），估算用工料银1833两8钱1厘（34）。 不知是什么原因，道光帝又改变了主意，并未将七公主葬在这座公主园寝内，七公主葬于何处至今尚不清楚。
（六）明令不让建方城明楼，死后又后悔。
道光帝为了表示自己俭约，在营建龙泉峪陵寝时，裁撤了方城明楼，可是后来道光帝在遗嘱中又说：“万年后著于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汉之文，碑阴即可镌刻陵名。”（35）道光皇帝明明知道自己的陵寝未建方城明楼，自然无碑石之设，为什么他还这样说呢？不言而喻，道光帝是后悔了，因为陵寝规制是自己设计批准的，不好意思再让添建，只得采取这种隐晦方法让嗣皇帝补建。这既说明了道光帝的虚伪，也反映了他办事反复无常 。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读了他皇父的朱笔遗谕以后，明白了其中的用意，于是派大臣去办理添建慕陵方城、明楼工程事宜，很快制定出了设计方案，绘出了施工图纸。这张图纸现仍珍藏于国家图书馆（36）。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添建方城明楼工程没有付诸实施。
道光的虚伪、犹柔寡断有时竟到了反复无常、蛮不讲理的程度。道光十年（1830年）闰四月二十四日的一道谕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谕旨中说：“朕御极之初，因孝穆皇后安厝王佐村已阅十年，即欲就该处形势改建 万年吉地，特派戴均元等带领熟谙堪舆之人前往相度。旋据覆奏，王佐村丈尺规模不符定制，地亦未臻全美，仍请另择吉壤，以昭慎重。嗣经戴均元等勘定宝华峪，开工经营。地势既非美善，工程又不坚固……”（37）这段谕旨说明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把万年吉地改在东陵择建，道光帝是不情愿的，是被迫的，因而他当时所说的“所议甚是”和“询为万世良法”是口不应心，是假话。二是，宝华峪虽然未经道光帝亲临阅视，但戴均元等已将那里的形势绘图贴说，向道光帝作了详尽奏报，道光帝为慎重起见，又派当时的礼部右侍郎吴煊、工部左侍郎穆彰阿带领精通风水的人员前往宝华峪详慎复勘，最后经道光帝亲自批准。在宝华峪陵寝施工当中，道光五年（1825年）二月，他曾亲临时实地阅视工程。当时不仅未提出任何异议，还重赏了办工大臣官员。（38）但道光帝却说宝华峪“地势既非善美”，不满意那里的风水形势时，想把责任推到戴均元等人身上。三是，道光帝在护送孝穆皇后梓宫入葬宝华峪地宫时，曾详细阅视了宝华峪形势和陵寝工程，他“见万年吉地工程坚固完整”，龙心大悦，对办工大臣官员再一次大“见万年吉地工程坚固完整”，龙心大悦，对办工大臣官员再一次大加奖赏。（39）可是这次又说“工程又不坚固”，真是出尔，反复无常。
道光帝在御制诗的注释中说：“予因宝华峪办理不善，规制又拂朕意，不能不改图吉壤。”道光帝把陵寝的搬迁理由归结为工程不善和规制不称心。其实，地宫出现渗水既可以就地维修，也可以在东陵界内择地另建，完全不必拆迁西陵。营建宝华峪陵寝和营建其他帝陵一样，事前要把图纸、烫样呈交皇帝审阅，御批后方能动工。道光帝对他的陵寝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从地宫的装修到石像生形体的大小，从享殿的举架高矮到井台上是否起建亭座，从二柱门的裁撤到门窗饰件上是否镀金，他都详加指示，一一过问，面面俱到，宝华峪陵寝完全可以说是道光帝亲自设计的。事故出现了，却说“规制又拂朕意”，想委过于人，翻云覆雨，蛮不讲理。
道光八年（1828年）九月初，宝华峪陵寝地宫发现渗水，初八日道光帝令敬征“再行详细查勘，必须查出存水之由方好修理”（40）。十个月后，即道光九年七月初五日，道光帝却对建议修理地宫的大臣大加指责、讥笑，他说：“尚云设法修理者，不知是何肺腑？可笑之至。”（41）道光帝自己说修理可以，别人要说修理就是别有用心，蛮横无理到了何种地步！
三
仅通过以上在建陵方面的事例就足以看出道光帝虚伪、犹柔寡断、反复无常的性格特点。其实在他一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尤其是在他处理国家大事上更有许多给国家带来了损害的事例。
道光帝即位初，踌躇满志，颇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即位伊始，他就发出了整顿官场陋规的谕令。谕令一出，便遇到了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之声，道光帝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而是赶紧鸣锣收兵，对反对自己的大臣反而进行奖赏，对首倡此议的大臣英和却进行了惩处。
在禁止鸦片烟一事上，起初道光帝也主张严禁，并重用禁烟最有力的林则徐。可是当英军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威胁到他的统治时，他动摇了，又将林则徐革职并发配边疆效力赎罪。
批准《中英南京条约》更是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道光帝犹柔寡断的性格。史料描述了道光帝指令签约前的情景：“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盖即谕和诸臣画押订约之廷谕也。”（42）
道光帝的四位皇后以外，还有妃嫔16位。妃嫔因犯有过失而升降，不足为奇，历朝历代皆有，但为数不多。而道光的16位妃嫔中，竟有11位有升降的经历，而且差不多都是大幅度地升降，甚至是反复升降，比如彤贵妃舒穆噜氏，初入宫为贵人，正当她红极一时最受宠幸之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初十日，不知何因，突然又降为贵人，连降三级。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才着逐步又升为贵妃。这都反映了道光帝的喜怒不定、反复无党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