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李克农在南京的反谍情报战 [转帖]

　　
　　中国****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李克农,在腥风血雨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冒险犯难,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与钱壮飞、胡底被誉为“龙潭三杰”。由于隐蔽战线斗争的特点,李克农与他的战友们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长时间里鲜为人知。近年来,我国出版了李克农的传记,也上映了同名电视连续剧,展示了这位功勋卓著的传奇将军的波澜壮阔的人生。但李克农在抗战时期参与领导南京地区的抗日反谍斗争的一段经历似乎反映得不够充分、全面。本文着重于披露迄今未见之于书刊和电视电影的有关李克农的真实故事……

　　设法让白崇禧逃脱日谍谋杀

　　1937年8月27日,李克农带领几位助手匆匆离开大上海,搭乘沪宁线上兰钢快车来到南京,奉党中央之命,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上海时是以“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的名义活动的,当时,淞沪战场打得很激烈,日军战机已开始频繁空袭南京。李克农有少将军衔,但他搬进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的一幢西式小楼(原为南开大学校长、中华民国体育协进总会主席张伯的公馆,系周恩来利用与张的师生关系租用的)里后,很少穿军装,盖因南京太闷热,天天高温逼人,而且全副武装也不便与各阶层人士接触开展工作。
　　李克农搞工作雷厉风行,很快利用吕一峰与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的兄弟关系办起《金陵日报》,全力宣传抗日,鼓舞军民士气。他很注意收集情报。他心情沉重地发现,这几年来南京的中共地下党迭遭军统、中统的摧残,损失相当严重,利用国共合作机会保释出的在押的中**团员也只有不足两百人,而国民党特务对打击猖狂活动的日谍、汉奸很不得力,仍处心积虑地“限共反共”。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就受到特务们的监视。这种现象令李克农痛心而气愤,但为了顾全大局,他和战友们还是沉住气开展抗日情报活动。
　　一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副官三人应大本营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上参观高射炮阵地。这儿的高射炮都是刚从德国进口的,较先进。苏、美、英、法等国外交官们也应邀上山参观。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的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李克农很敏感,便捡起小纸团上车摊开一看,是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李克农很惊讶,这位神秘的老汉是什么人?他为何向我传递这情报?莫非他认识我?还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回到傅厚岗办事处小楼,李克农仍苦苦思索着,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后来,大家都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便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告诫白崇禧注意安全。李克农即想到在白氏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当下,他指派手下的情报分析员刘纪夫设法与谢和赓接上头。刘纪夫亦是情报战线的骨干,他应命而去。
　　却说谢和赓是广西人,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与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情同手足,又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而且,谢和赓的妻子俞漪云还和白崇禧家沾点亲,俞称白崇禧、马佩璋夫妇为表姑父、姑母,早年在桂林时过从甚密,恰恰也正因有这层家世背景,谢和赓一向深受白崇禧信任。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他去热河参加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搞战地宣传,经宣侠父介绍加入中国****。在日伪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前后夹击下,轰轰烈烈的察北抗战终告失败。谢和赓潜回上海,搞过地下斗争,后经党组织批准,他进入桂系军中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七七事变”后,足智多谋、文武兼备、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奉调南京,出任副参谋总长,佐助蒋介石指挥华北、东南抗战,成为大本营的核心人物之一。蒋介石一向痛恨桂系,矛盾很深,一年前差点兵戎相见。即便是大敌当前,烽火连天,军统也从不放松对白崇禧的暗中监视,双方关系相当微妙。白崇禧自然处处小心。他带着谢和赓参加过几次高层作战会议。在7月中旬于中山陵孝庐举行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谢还担任过速记员,就坐在陈布雷、黄浚(行政院机要秘书,不久前因通敌卖国而被处死)两人身边。他出于安全考虑,更其小心,惟恐因一着不慎而损坏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当然,谢和赓还是设法向已在南京开展工作的李克农汇报了他获得的高层重要情报,如淞沪战况、冀豫晋前线战况等,还报告李克农,黄浚、黄纪父子已因通敌泄露国军封锁江阴江面以全歼长江中游日本海军小舰队等绝密作战计划而被处决,同案被捕的日本间谍南造云子、金马利、永野志雄等13人均在押,尚未处置。蒋介石似乎还想边打边谈判。李克农对谢和赓的表现很满意,指示他若无特殊情况,切不可来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

　　却说谢和赓与刘纪夫联系上后,立即向白崇禧报警。白很感动,他虽说和蒋介石一向面和心不和,但都很反共。如今中共方面却出于抗战大局而向他打招呼,令他百感交集,他以后更加小心,加强了个人警卫力量,不定期更换住所,以让日谍无从下手。白崇禧在南京有两处住所,一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9号,是一座带花园的小洋楼;一在清凉山1号,亦是一洋楼,是白氏夫妇避暑躲扰攘应酬的别墅,树林掩映,很幽静。白崇禧忽而住雍园公馆忽而住清凉山别墅。他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一个排宪兵以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听谢和赓说到谷正伦竟也与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9月19日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关上,寺内灯火还闪亮着,树涛起伏,若远若近,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是否人为破坏,均熄灭了。七八个人影分两路从广州路和清凉山上潜往白氏别墅,试图翻院墙进入,引起犬吠。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就扑向别墅,遇到卫兵们抵抗,双方发生枪战,各有人员伤亡。偷袭者正是漏网的一些日军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已有防卫,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迅速撤逃。其实,袭击事件发生的晚上,白崇禧确曾驱车去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交代后即悄悄地从前门进又从后门出,在两车卫兵护卫下出人意料地前往升州路上的净觉寺(中国伊斯兰教协进会驻地)了。他在净觉寺的三楼一房间里住下,布置了警卫。他还不忘作祈祷、洗浴。寺内几位教长均与身兼伊斯兰教协进会主席的白崇禧很熟,如同一家人。白崇禧已不止一次借宿于古老幽森的净觉寺了。次日,他得知日谍果已动手,庆幸得真主保佑。当然他也很感激顾全大局、不记前仇、不究既往的李克农等****人。

　　协查军火轮爆炸案

　　1937年11月15日晚,安徽芜湖江面上一艘满载军火的1500吨级货船突然发生大爆炸,烟云升空,凝聚成大团乌云。由于爆炸很突然,船员及押运的官兵们死伤过半。船很快倾翻沉入江底,损失惨重。一时从芜湖到南京,流言四起,议论纷纷,战乱中的老百姓更加人心惶惶。特别是港口城市芜湖,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欲逃往皖南山区。军警在全城戒严,当局又张贴安民告示:告知市民,无须惊慌。军火轮爆炸沉江原因尚待查明。初步判断当因船员大意,点火取暖引致大爆炸,并称国军精锐已从四方调集首都(南京),城防固若金汤。上海前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胜利当指日可待云云。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已看出,战局已急转直下,战火正蔓延向南京,连芜湖也已受到威胁。当务之急是如何支援前方,打击猖狂活动的日谍和汉奸,绥靖后方,保障安全。可是国民党军政当局却束手无策,消极应付。芜湖城防司令部抓了几个趁乱抢劫的无业流氓,不经审判就押到江边定上“通敌破坏国家抗战”的罪名,公开处决。这一举措并不能震慑敌人。
　　李克农从南京报纸上读到芜湖江面军火轮大爆炸的报道后,心情沉重,连连摇头叹息。他是安徽巢县人,曾长期住在芜湖,如今家中父母仍住在芜湖,故而他很熟悉皖江情况。他很早就关注对日情报工作,收集过不少重要情报。就他所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蓄谋侵华亡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派出大批间谍潜往上海、南京、汉口、芜湖、沙市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开展活动,以汉口乐善堂诊所及眼药店为中心。而芜湖亦是长江间谍网中一个大据点,日谍收买汉奸、流氓进行长期潜伏。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日本间谍还与芜湖的几家天主教堂的一些意大利、法国籍神父狼狈为奸,让他们为自己收集中国情报,领取犒赏。而国民党当局对此视若无睹,其昏庸令李克农很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三四个月前全面抗战刚爆发不久,李克农曾从上海去武汉处理一些秘密要务。他最先发现汉口滨江路日清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职员及侨民亲属竟一个不剩地全部紧急撤离,桌上的饭菜都还是热的,码头上几艘日本商船包括满载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几百官兵的炮舰登陆舰均升火启锚。很显然日本方面已得到中国最高当局有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绝密情报,抢先一步搭船舰东撤,令中方作战计划全落空!震惊之下,李克农处理完事务立即循踪东下,水陆兼程。途经芜湖码头,他发现住在芜湖的日商及日侨百余人均秩序井然地排队登船,日本海军舰艇担任警戒,码头上一些当地人竟点头哈腰地向交战敌国军民致意,作依依惜别状!很显然,日本军方在长江中下游早已有卓具效率、组织严密的谍报网。想到这些,李克农很是焦急,夜不成眠,他立即写出有关建议材料派人送给当局军事情报部门,材料上他列举江城芜湖的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敌我态势,要求当局在芜湖、当涂两城实行宵禁,封锁交通,加强卫戍力量,将玩忽职守的军政官员撤职查办,并立即投入军力,设立江防巡查大队,盘查江上过往船只,严厉打击日谍、汉奸的破坏活动。

　　很可惜,李克农的以上重要建议,大多并未被国民党当局采纳。许多官员不是全心全意投入抗战而是收拾家产金银细软,准备开溜。李克农还派了两位情报员迅速赶往芜湖城郊湾与刚从四川开到的川军21旅旅长张勋武联系,请他加强芜湖的保护工作和锄奸反特工作。张勋武是川军名将刘湘(1938年1月病死于汉口)的老部下,骁勇善战,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李克农与他素不相识,但想起参军长吕超曾提到过张勋武是其同乡,曾有过交往,便写了封信给张勋武,信中讲到身居高位的吕超对抗战的热忱和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请张务必狠狠地打击日谍汉奸的猖狂活动,稳定芜湖局势。这一招还真收到一点效果。张旅长采取了一些措施,抓捕并处死了几个通敌有据的汉奸。在那两名中**员协助下,追查军火轮爆炸案也有了些头绪,证实确为日本海军驻芜湖及贵池的两个谍报小组配合所为,船上有两名水手丧尽天良充当内应,将定时炸弹两枚偷弄上船得了手。可是很快战火已烧到芜湖。12月8日,日寇第六师团已经由太湖南岸迂回广德、朗溪包抄了芜湖。张旅长战死,另一个旅长和几个团长营长都弃城而逃,当地驻军中一个团长竟还通敌。故而很快守军被击溃。日寇在芜湖屠杀军民好几千人,并进而从南面包围南京……当然这都已是李克农从南京撤离几天后发生的事了。

　　日寇破城前九天撤离南京

　　抗战初期的南京,发生了一件最令抗日军民愤慨和不可理解的事,就是被关押在市中心老虎桥监狱内西一排囚室的13名日本间谍,除两人因生重病不治而亡外,其余11人竟然都神秘地“失踪”。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有“帝国之花”之誉的风流女谍南造云子。她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五六年里,给我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几天后她居然出现在上海虹口侵华日本海军电台,并发表“圣战”演说为皇军鼓劲,气焰极为嚣张。很显然,是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宪兵司令部内部上层有些人可耻地充当了内应,放走了敌特分子。
　　李克农和战友们对发生这种事非常愤慨。他们都认为最高当局应当对此负责,正因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媚日妥协,才使得国民党高层亲日派半明半暗地活动一直有市场,大量至关重要的军政情报泄密。国都南京几乎成了情报领域不设防的城市!
　　12月1日,李克农指示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发送去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了战局动态,说据称蒋介石有意死守南京,已派秘书陈布雷、李仲公等亲信自武汉返回南京,并拟急调滇军三个主力师支援前线(事后证明这是蒋介石为迷惑各界舆论而有意散布的假消息,他也够狡猾的了)。而后,中共驻京办和八路军驻京办着手准备撤离。
　　李克农百忙之中还不忘派人查清楚那位递送情报的老汉身份。12月2日,终于弄明白了:那人名叫覃瑞义,广西人,早年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广西右江红八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流落上海。他仍同情中共的事业,充当了为中共工作出了大力的租界捕房探长杨登瀛(鲍君甫)的线人。1934年杨登瀛到南京出任中央反省院副院长,与中共中断联系。覃瑞义也来到南京谋生,常混迹于茶楼、酒馆,故而消息灵通。他是从为日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的。他想来想去只有李克农和他的战友才最可靠最值得信任,遂传递了情报。李克农感动之余也关心覃的安全,派人送给他一些钱,嘱他最好离开南京,但被他谢绝了。
　　在做好了一应善后安排后,12月4日凌晨,李克农、叶剑英、童小鹏、钱之光、赖祖烈以及原在广州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共七位同志最后一批撤离,搭乘办事处的两辆旧小汽车出城西行,告别了战云弥空的南京,结束了三个半月惊心动魄的抗战经历。

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转帖]

　　　　2月4日，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一位演员打扮成达尔文的模样，在威敏斯特大教堂的达尔文墓前凭吊。

　　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

　　2009年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这二百年，是世界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也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但达尔文在中国的传布，却不是因为其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的“物种灭绝”和“物种竞争”理论。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之线”。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这是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

　　南都周刊编辑:阚牧野 特约撰文 | 钟岩苑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的开篇，讲述看冰故事。和冰一起来到马孔多的还有各种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机械玩意儿，紧接着，火车、轮船以及梅毒络绎来到马孔多，开始了一百年的天翻地覆。某种程度上，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同样可以移植到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境域。

　　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人身上长出猪尾巴，并非稀奇古怪的事，只是“返祖”之一种。这一切皆拜达尔文所赐，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物种演变以及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成为科学，从小学生的科学课堂讲起，足见其影响深远。

　　从李鸿章到鲁迅

　　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举行春季考试，一个名叫钟天纬的学生写下了如此答卷：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谓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苏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佩服者渐多，而格致之学从此大为改变。此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

　　这里的“达文”，就是俗译的达尔文，“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之书，就是《物种起源》。不论钟天纬当时是否已经读过此书，他对于《物种起源》的评论的确到位。阅卷老师、李鸿章将这份答卷列为“超等”，并写眉批：“达文明动植之学，有动植原一书，明自然之用，宏旨若中国老子。”李鸿章在这里给了《物种起源》另一个译名，《动植原》。

　　当时的李鸿章，贵为北洋大臣。尽管他将《物种起源》的“宏旨”比附为中国的老子，有点滑稽，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新兴科学“物种进化”理论并不陌生。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将修身和治学分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几个阶段。格物致知，是初始阶段。明朝的王阳明，曾经蹲在家里“格竹子”，呕心沥血数天数夜，没有“格”出来。而在1889年，上至朝廷重臣李鸿章，下至普通学生钟天纬，都可以款款而谈达尔文，并且迅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与此同时，达尔文在欧洲引起的反应，确实毁誉参半。一直到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律，禁止在课堂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被称为“反进化论法”。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田纳西、阿肯色和密西西比三州才废除各自的“反进化论法”。

　　实际上，早在这份答卷之前16年，达尔文的名字就已来到中国。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则“新书资讯”，《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介绍西洋博士“大蕴”出版的新书《人本》。“大蕴”就是达尔文，《人本》就是他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和性选择》。

　　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的同一年，数学家华蘅芳翻译了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的(Charle Lyell，现译为赖尔)《地学浅释》一书。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Pinciples of Geology(现译为《地质学原理》)，是一本对达尔文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据说，达尔文在乘坐比格尔号轮船环游地球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就是这本书。在赖尔死后，达尔文发表悼念文章：“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学习研究了他的伟大著作。”同时，赖尔也是最早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人。在华蘅芳的译本里有如此一段话：“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行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这里的“勒马克”，如今通译为拉马克，这里的“兑儿平”，就是达尔文。

　　《地学浅释》这本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梁启超都对此书赞誉有加，而影响最深的人，则是鲁迅，鲁迅早年曾经手抄此书，并曾撰有《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文章，对进化论多有发挥。五四时期，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亦源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

　　早期达尔文思想传播者之一严复。

　　严复译《天演论》原本。

　　从严复到胡适

　　欧洲对达尔文的拒斥，源于欧洲宗教的“上帝造物”学说，上帝及其所造物与人是神圣的，《物种起源》则打破了“造物”的神圣性。中国人能够容易地接受达尔文，因为中国的思想体系里不存在“造物”概念，儒家不讲宇宙论，敬神鬼而远之，道家宣扬万物平等、庄生化蝶等思想，导致李鸿章认为《物种起源》“宏旨若中国老子”。真正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严复的《天演论》，时间是1895年。

　　不久，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京津，出身海军的严复投书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在《原强》中，严复开篇就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

　　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此后一百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物竞天择”。国难当头时，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天演论》的原本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伦理学”所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因应“国难”，严复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断然把后半部分删掉，代之以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

　　达尔文在中国的误读由此开始。《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风靡中国知识界。第二年，梁启超在上海读到《天演论》，他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阐发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进而发表了一系列宣扬社会进化论的文章，比如《新民说》、《新史学》，影响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这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要数《新民说》，高声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后来，梁启超如此总结自己对达尔文的认识，“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贻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

　　当时有一个小孩叫胡洪梓，十多年后，这个孩子改名为胡适，名字取自“适者生存”。当时还有一个孩子叫毛泽东，他也信奉梁启超的理论，和同学蔡和森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名字叫“新民学会”。

　　从康有为到陈独秀

　　《天演论》在中国掀起惊涛骇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命运多舛。1901年，马君武开始翻译《物种起源》，至1919年翻译完毕，当时时值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1920年马君武的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马君武持续近二十年翻译此书的目的，说起来很好玩，也很尴尬，在译本“序言”中，马君武写道：“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之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

　　在《物种起源》受“冷落”的同时，另外一些外国著作被翻译进中国。1901年，杨荫杭翻译了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加藤弘之的《物竞论》，该书原名《强者的权利竞争》，否定了美国的“天赋人权”观，声称“优胜劣败是永世不易的自然规律”，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另外一个日本人有贺长雄的《人群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也被翻译进中国，并直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以至于当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能够很顺利地被李大钊等人接受。

　　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经过误读与蜕变，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社会进化论。首先从中吸取影响的是康有为，他将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宣称孔子“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康有为的《大同书》，塑造了一个未来乌托邦世界，没有国家，没有贫富，世界各种族平等相处。1917年，年轻的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信里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康有为虚构的大同世界，影响着毛泽东一生。

　　康有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依旧属于渐进型，而在湖南人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维新运动失败，吴樾、邹容等进而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进革命和暗杀。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则提出了革命与兽性的关系：“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

　　题外：两面的种族进化论

　　达尔文的误读，在中国被一步步激化。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进化论在中国也有庞大的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由于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造就了“保国保种”的思想流行。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痛心疾首：“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种优，故忧亡国，更忧亡种。”对应于西方人的白皮肤，中国人因为是黄皮肤，在当时自称“黄族”，并由肤色，为自己找了一个老祖宗，就是轩辕黄帝。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从商周以降，在中国的民族传说中，黄帝从来没有被抬高到如此位置。

　　另一方面，由于黄色距白色较近，黑红等色距白色较远，肤色延伸出当时中国特有的种族主义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白种之强固局优胜，而黄种之多且智”，在20世纪初期流行着“中国文化西来说”，宣扬中国人由白种人演化而来。在竭力弥合黄种和白种差异的同时，当时的知识分子又不停张扬黄种与黑种红种的差异性。当时激进革命杂志《江苏》上有一篇雄文：“红黑二种，奄奄待尽，已无望矣。其雄峙东亚，土地之广生聚之蕃，足比美与白人者，惟我黄种。”

　　昨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今日之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然而，谁又能担保各种对达尔文的“误读”不会卷土重来？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历史谜团：元代帝王为何全部没有陵墓？ [转帖]
  

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一般都有陵墓，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元朝皇帝驾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据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会悲痛地流泪。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元朝皇帝死后和一般的皇族及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汉族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对下葬地点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地编造，使后代很难了解这方面的****。这或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缘由。但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追索圆明园兽首的法律悬念[转帖]

　　【作者：王鸿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圆明园十二兽首铜像的估价一路飙升,文物背后牵动的民族情感就这样被嗅觉敏锐的拍卖场数字化。被估出了总价近2亿元人民币天价的鼠首和兔首,是否真的会在2009年2月23日“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上亮相,中国民间以法律方式追索海外文物的尝试,是否真的能以两件兽首作为起点,悬念只能由时间来解答。

　　刘洋的尝试

　　鼠首和兔首拍卖的消息,再次让律师刘洋成了风口浪尖的争议性人物。这名中年律师在海南执业近20年,2005年举家迁往北京。他是江苏人,少年时跟随父母落户新疆,大学念的是中文,1987年8月海南建省之后,只身跑去海南创业,原本做的是“经商梦”,却机缘巧合走上了律师路。业余时间里,刘洋并不是一个文物研究者,最大限度也只是一名“收藏爱好者”。他收藏的是古家具,在海口专门有一栋400多平方米的房子用来堆放。移居北京的时候,他把这一屋子的家具也打包运了过来,在高碑店古典家具一条街上租了个店面,也算给妻子找个打发时间的去处。

　　见到刘洋就是在他的店面里,虽然已经过了元宵节,可家人和伙计都还没赶回来,刘洋只好每天自己睡在店里看守门户。穿过层层叠叠的木家具,店面最尽头用玻璃隔出了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小空间,两个小书架上堆放着他的法律书,地上铺层被子,晚上就成了床。年前的时候,当家人和伙计都陆续离开北京,他一个人就是在这个简陋的空间里,为了兽首的事情,坚守到了大年初一,“等着事情能有好的进展”,“实在绷不住了,才买了火车票回新疆”。结果“春晚也没能看成,年也没能过好”。

　　说起来,刘洋算是“给自己找事”。2005年来北京之后,他一边寻找适合自己的律所,一边成立了一个“海外流失文物民族尊严、追索起诉办公室”,虽然机构名称很长,但固定成员只有他一个人。刘洋把这解释成中文系科班学生骨子里的一种文化意识,某种情结。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北京是一个人脉和信息都可以很丰富的地方,“我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去结识很多相关的人,获得更多关于海外流失文物的信息”。他最初的想法,是“尝试着做一些关于流失文物的非法律工作”。为了能够看起来更正式,他给办公室设计的公函格式都是繁体字。他给许多文物单位发函,想了解流失文物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起步的基础,“至少要先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却是“做了许多无用功”。他也亲自去过一些地方的文物单位,可任他说得多么热情洋溢,任他如何表态自己可以不收取律师费,甚至倒贴路费,还是四处碰壁,有时甚至“连办公楼大门都进不去”。刘洋觉得,那些文物单位“视我为闯入者,不理解,天然地排斥”。

　　2006年,刘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法律追索文物的尝试。起因是他意外地从一位美国华侨那里得知了两颗龙门石窟佛首的下落。据说是一名住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男子向洛杉矶中美收藏家协会透露,自己的先辈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期间,以两块大洋的价钱,唆使洛阳市龙门镇当地农民,从当时无人看管的龙门石窟里掘取了两颗佛首,后辗转运到美国,并长时间扔在院落里。现在他要求对这两颗佛首的价值进行鉴定、估价,并委托有关机构出售。刘洋很兴奋,他说服中美收藏家协会的朋友为他作证,还通过私人关系在美国找私家侦探收集证据。可洛阳市文物局拒绝充当原告,龙门石窟方面自然也没有回应。他就像踢皮球一样被推来推去。

　　刘洋不想再干等下去,2006年6月18日向洛阳市中院提交诉状。其实就在递交诉状的那天,刘洋还是不肯死心,他让儿子在文物局门口守着,希望能“等到最后的转机”。结果还是一场空,他只能自己充当原告。这份特殊的诉状也让洛阳市中院很为难。刘洋记得,当时立案庭庭长跟他说,先把诉状留下,他们开会商量后再给答复。6月22日,刘洋再次去法院,得到答复,立案成功。可短暂的喜悦后,这案子却被漫长地搁置下来。圈里有朋友告诉他,法院专门开会讨论过,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此案“原告主体不适合”,会被驳回。但一直到今天,法院也没有给刘洋任何正式回复。

　　当年的诉状一度让刘洋成了风云人物,可等舆论冷下来,结果也让他发现,自己其实“无能为力”。那些法律上的构想还来不及落到技术层面的仔细推敲,就烟消云散了。不过他也没有放弃,2007年传出苏富比要拍卖马首的消息,他又跃跃欲试,主动和同样积极参与此事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联系,想再走法律路径。不过因为何鸿燊的慷慨,事情迅速得到解决。刘洋的诉讼尝试再次被搁置。

　　一路飙升的估价

　　“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上将出现圆明园鼠首和兔首的消息,其实早在2008年9月就传了出来。当年10月拍品在纽约的预展上,兽首也赫然在列。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为了弄清楚真假,还请纽约的朋友帮忙“从预展会场偷偷拍了几张照片出来”。

　　把这两件兽首作为拍品的藏品主人是“皮埃尔·贝杰－伊夫·圣罗兰基金会”主席皮埃尔·贝杰,他也是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的生活及生意伙伴。

　　十二兽首铜像原本是圆明园海晏堂前的“水力钟”,海晏堂是西洋楼景区最大的一处园林景观,由郎世宁、蒋友仁、王致成等欧洲传教士设计监造,乾隆二十四年（1759）基本建成。海晏堂正楼朝西,门前左右有弧形叠落式石阶数十级,环抱楼下喷水池。池东高耸一尊巨形石雕贝壳形蕃花,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青铜雕像。每个时辰由相应的生肖依次喷水,正午时分一起喷水,俗称“水力钟”。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自此流失海外。其中鼠首与兔首被法国人收藏,猪首被美国人收藏,牛、虎、马、猴首陆续经由拍卖途径回到台湾地区私人收藏家手中,龙、蛇、羊、鸡、狗首一直下落不明。

　　圆明园兽首的回归,从2000年开始成为一个话题。当年佳士得和苏富比分别把圆明园猴首、牛首和虎首作为春拍拍品。200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两拍卖行,要求他们“能够明智地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这些被非法掠夺的中国珍贵文物”,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这些铜像的法律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香港舆论界也普遍认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但这些都未能阻止拍卖会如期举行。

　　4月30日16时30分,佳士得2000年春拍“清朝宫廷艺术品拍卖专场”在香港金钟万豪酒店开始。当时作为保利集团代表前往香港竞拍的易苏昊向本刊记者回忆,就在猴首和牛首即将登场的时候,会场发生骚乱,有人手举高音喇叭在大声抗议,示威者与保安厮打起来,整个会场乱成一团。会场外也聚集了一大批抗议的香港市民,还有人用脑袋从外面撞门,高喊着“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拍卖被迫暂停半小时。易苏昊此行原本是为了拍得郎世宁的一幅画《萍野秋鸣》,但未能如愿。就在拍卖会暂停的这30分钟内,他和保利公司高层进行了沟通,决定拍回圆明园国宝,至于价钱,易苏昊说:“高层表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7时10分,拍卖重新开始。以200万港币起拍的猴首铜像在竞价到400万港元时,买家们纷纷告退,参与竞拍的只剩下易苏昊与一位通过电话竞拍的神秘人物。第25次竞价后,价格升至740万港元,易苏昊胜出。随后的牛首铜像也是200万港元起拍,被易苏昊以700万港元的价格拍得。

　　在3天后5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虎首的底价升至320万港元,易苏昊同样代表保利竞拍,以1400万港币胜出。易苏昊回忆说:“当时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重了……毕竟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有人甚至还提出反对。但当时既然决定让我来做这件事,我就只有一个念头,把它拿回北京,拿回故乡,别的都是次要的。当保利公司最终将它们拍回时,整个竞拍现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人眼里含着泪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站起来鼓掌。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完满的结局。”

　　三件兽首铜像最后的成交价共3300万港币。易苏昊也不止一次地被记者追问,当时是否不管价位多高,都志在必得？他说,当时还是有一个心理价位的,用超过底价一至两倍来拍得,对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来说,是很正常的。更何况,“这表现了一种中国人抢救中国文化的决心”。易苏昊反问:“中国人民的情结难道能用钱来衡量吗？”在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赵榆看来,2000年首批三件兽首回归有其特殊性,“其'身价’还包含了爱国的感情价值”,“从文物本身的角度看,这个价格已经到了上限”。

　　可到了2007年,圆明园马首出现在10月9日的苏富比秋拍时,估价已经高达6000万元。在各方抗议和斡旋下,这次马首终于没有出现在拍卖场上,因为9月19日,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回马首铜像,并捐赠给国家。而现在,鼠首和兔首的估价,在皮埃尔·贝杰的个人拍卖行和佳士得的共同运作下,再创新高,分别为800万至1000万欧元。对于这个离谱的价格,赵榆认为“兽首的价格应回归文物本身的价值”,“应根据它的历史、科技及艺术价值衡量它的经济价值”。可在精明的拍卖场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于海外流失文物的重视,文物背后蕴涵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显然已经成为各种竞价把戏求之不得的操控砝码。

　　一波三折的变局

　　鼠首和兔首的露面,重新点燃了刘洋的激情。当他的诉讼想法再次被媒体传播后,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法国华侨的电话,对他表示钦佩和支持,并建议他组一个律师团。“这个想法一下子点拨了我。”刘洋觉得,其实当他走出第一步之后,慢慢地就开始有各种力量汇拢过来,推着他往前继续走。

　　刘洋通过博客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起诉书,希望组建律师团队。他也很期待地每天去查看点击率,当点击率到了2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名主动和他联系的律师。接了一些电话之后,刘洋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主动出击,于是又自己在网上搜索寻找伙伴。他有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通讯本,上面也有不少被划掉的电话,那些都是拒绝的。被拒绝多了,刘洋也慢慢找到了规律,“如果一接电话就表示原意参与的,基本都没问题,而那些表示要考虑,让我先寄材料的,多半没戏”。就这样,在2009年1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这个通过网络和电话组建的律师团队成员已经超过60名。

　　牛宪锋一直关注着刘洋的行动,海外文物追索的圈子其实不大,在民间组织方面,目前只有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牛宪锋当然知道刘洋,也认同他的热情,只是回到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两人还是分歧严重,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牛宪锋觉得,有一个原意扛起大旗的人总是好事,先把舆论声势造出来再说,这样才可能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1月17日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牛宪锋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圆明园管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可是热情洋溢的只有刘洋一个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还是觉得心里没底。牛宪锋也发现刘洋面临着和洛阳龙门石窟诉讼一样的问题——缺少合适的原告。

　　这个刘洋也知道,他试图说服圆明园管理处,但对方也给了明确答复,“自己级别太低,不能做主”,建议他找国家文物局批示。他希望基金会能出面,但却又无法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说服牛宪锋和他的同事。这场新闻发布会,其实开得也让他有些憋气。他甚至觉得,有些人是故意来给他拆台的。但不管情绪如何,原告问题必须解决。新闻发布会后他也有一些意外收获,有一些社团组织主动跟他联系,但并不算合适,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香港注册的“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现任会长叫州迪,持香港身份证,目前定居广州。

　　州迪在2005年的时候也曾经是个新闻人物,因为他经常以黄袍马褂长辫的扮相出现在广州街头,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他自称是多尔衮的后裔,甚至还在“春运”高峰的时候跑到广州火车站办公室静坐,要求以皇室的身份获得车票。虽然他的身份受到了广泛质疑,但他高调坚持可以比对DNA,只是没有人能找出多尔衮的DNA来和他一辨真伪。特立独行的州迪在电话中向刘洋承诺,如果能追索回来国宝,一定捐献给国家。州迪的出现并没有让刘洋格外欣喜,他觉得这个社团作为原告,还是有些牵强。只好在1月23日的时候,又通过博客在网上发文章,寻找原告。可他的热情还是无法打动心目中理想的原告主体。时间一天天过去,刘洋终于还是绷不住了。大年初三,刘洋在从新疆返回北京的列车上终于下定决心,给州迪打电话愿意接受他的授权,让他成为这场诉讼的原告。至于州迪,虽然经历了等待,热情倒也没有受挫,还是欣然答应。

　　文物诉讼其实是个复杂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的刘洋也越来越发现了这一点,他的团队中出现了一些更专业的人员,有留学法国的律师,也有在法国的访问学者,为他提供了语言和资讯上的更多帮助。比如留学法国的律师告诉他,如果外国人想在法国打民事官司,必须视立案标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2亿元计算,两件兽首的保证金就是40万元,而这不过是以后必须陆续支出的庞大费用中的一笔。说起来刘洋自己也有些唏嘘,他觉得自己做律师这么多年,也算有些傲气,没这么求过人,四处告借。2月1日,他通过快递拿到了州迪的委托书,但钱还没有着落。刘洋苦笑:“在40万元来之前,我其实非常愤怒,那时候就有新闻说我们会草草收场,网友跟帖说我们炒作,我们炒作什么了？律师团那么多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最后还是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朋友给他提供了40万元。2月9日,在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去了律师函后,刘洋意外地发现,团队中的公关顾问擅自把给对方撤拍的最后时限改成了3天。这让他有些担心,前期的很多准备工作其实并没有完全到位。意外的是,2月11日上午,也是约定采访的这天早上,刘洋突然接到了电话,有朋友告诉他,海外媒体已经发布了消息,说佳士得迫于中国舆论的压力,决定将两件兽首撤拍,改成私下交易,待价而沽。这电话让刘洋很兴奋,他觉得舆论攻势和自己的律师函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也欣喜地不断在电话中转告其他的朋友,那的确是一种真诚的和物质无关的理想主义的喜悦。

　　可事情急转直下,2月13日,佳士得向求证的各媒体发布声明,撤拍属于不实传闻。而藏品主人皮埃尔·贝杰始终没有正面应对公众。刘洋的情绪当然被极大地拨动了,作为律师,他很清楚,没有稳赢的官司,但如此努力把事情推向法律层面,他希望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阻止兽首拍卖。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都与他持相同观点,海外流失文物的公开拍卖,等于二次掠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也在这一点上与刘洋达成一致,“一定要反对拍卖”,“先阻止拍卖,至于回归的方式,可以再从长计议”。

　　刘洋打算亲自飞赴法国,使馆方面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可临时却发现护照已经过期两个月,只好买了2月15日晚上回海南的机票,赶着去处理护照问题。但法国方面愿意参与这场公益诉讼的执业律师已经出现,据说将在2月16日在法国提交诉状,申请禁制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刘洋说,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法律的困惑

　　已经出现的7件兽首铜像中,除去鼠首和兔首,目前唯一没有拍卖公司介入,而是以公益方式回归的只有猪首铜像。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铜像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收藏家同意将猪首铜像转让给该专项基金。牛宪锋记得,在2000年3件兽首就已经拍出了3300万港元之后,兽首的估价已经大大提升,但经过他们的斡旋和运作,猪首回归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总共才花了85万美元,不到600万港元”。这笔钱同样来自何鸿燊。

　　这些圆明园兽首也被视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流失文物大多数散落民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海外流失文物被更具体的界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战争、劫掠、盗凿等各种原因流失海外的文物。我国追讨海外流失的文物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叫回购,就是自己花钱买回来;第二种是回赠,就是爱国人士花钱买回来再赠送给国家,但花的也算是自家人的钱;第三种就是通过外交或者民间组织的沟通协调,把文物给要回来。但是要实现这三条都非常难,因为这些文物数量庞大,如果仅仅依靠回购,需要的是不可想象的庞大资金,至于回赠,也是可遇不可求。所以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也考虑过通过法律追索的方式。

　　既然选择打官司,单凭爱国热情和一腔热血当然不够。遗憾的是,尽管文物追索几年前就引起各方关注,却一直没有人列出跨国法律追索的有效途径,甚至很少有人据此发表学术文章。事实上,通过诉讼跨国追索文物,在法学领域也是一个边缘议题。在国内,法学学科一向以部门法为界,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很少有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而跨国提起文物诉讼,却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文物保护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多个领域。一般说,国际法学者多只熟悉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很少有人精通国内法上的诉讼技巧。国际公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真要打起官司,靠的还是各国国内法。至于民法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各有侧重,即便有人熟悉在国内怎么打官司,但一旦出国诉讼,涉及的多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如果是在英美国家,连打官司都会是与国内完全迥异的一套程序。因此,尽管有人解读了国际法上的文物保护公约,有人提到了民法上的善意取得或诉讼时效,但到底该由谁作为原告起诉,事先如何进行财产或证据保全,原告如何举证,判决后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始终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或者给出一个权威合理的结论。

　　牛宪锋说,基金会也通过自己的法律顾问和国外的专业律师接触过,发现文物官司很难打,“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就只能观望。可刘洋刚好相反,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一步步走下去,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总可以慢慢解决,而如果不做,只是空对空的讨论,只会全部都自我消解了。不过刘洋自己也承认,进入这个领域后,才深刻感受到“法律上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但不管怎样,在混乱和焦灼中,虽然他的律师函除了激情之外并不能从专业角度得到更多的认同,但刘洋始终没有放弃法律这条需要有人尝试的路径。
　　

 乾隆猜灯谜  [转帖]

　　有一年元宵节，乾隆皇帝与君臣一块猜灯谜取乐，一副用对联写成的灯谜是：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帝把这副灯谜看了三遍，也没
猜出来。他身边的纪晓岚说：“最常用的颜色是红、黄、蓝、白、黑。其中的蓝色里最深的，又叫青色，上联的前半句‘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那就是个‘青’。后半句说的是‘犬’，它虽说是人们家里养着用来看家的，可不算是家畜，更不是野兽了。前半句的谜底‘青’，跟后半句的谜底‘犬’合起来，是个‘猜’字。”

　　下联的前半句是个‘言’字，言者，字也。当然‘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了。后半句是个‘迷’字，‘对东西南北模糊’，不是‘迷’是什么？‘言’跟‘迷’合到一块，就是个‘谜’字。所以，这副灯谜的谜底就是——猜谜。”

（《辽沈晚报》2.8）

一个震慑数百美国暴徒的中国人[转帖]

美国大使馆的门外，聚集着许多办理签证的人，有管理人员、有商人、更多的是年轻的学子。这种场面对于首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今天，我要讲一段故事，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准备去美国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一段历史。

在美国短短的232年历史中，曾经有过我认为是最最黑暗的一页。那是1885年秋到1886年的春天的一段光阴里。那个时候，美国民族（除了个别有识之士以外），以一群目光短浅、以怨报德、狭隘自私、违法乱纪的小人出现在世界上。挽救了他们的灵魂，维护了他们声誉的，也许就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人，他叫陈宜禧。

十九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的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到了二十世纪初，仅仅40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达到了惊人的52%，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强国！这期间的主力建设者是几十万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今天你访问美国西部重镇，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拉斯维加斯……翻开他们的开发建设史，哪一个行业没有华工的血汗？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和史学家，无人否认中国人对美国开发做出了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巨大贡献。

然而，十九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一度进入衰退期，加上内战结束后上百万士兵退役，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紧张。那时候大批美国白人工人，因为好吃懒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把愤怒转到了无辜的华工身上，认为是华工的存在使自己丢了饭碗。于是美国排华风潮席卷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攻击也此伏彼起。1882年5月美国国会居然通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从法律上歧视华人，这对于美国各地的排华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85年9月4日，爆发了洛克斯普林大屠杀，11名华人被屠杀，500余人遭到驱赶。匪徒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谴责，反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1885年9月5日夜，在伊萨克谷三名蛇麻草收割华工被暴徒枪杀。凶犯虽然遭到起诉，但是公众的同情使得他们最终没有被判刑。

9月19日，黑钻石矿工驱逐中国矿工，打伤9人。

9月28日“排华议会”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每一个劳工组织都出席。其中有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议决议所有的“中国佬”必须在11月15日之前离开。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排华党”。

11月3日，数百名暴徒在市长带领下，来到塔科玛市的华人聚居区，强令华人离开。冰雨之中华人被赶往车站，他们在车站广场冻了一夜，至少一个体弱华人冻死。

当时的华人，面对暴力攻击任人宰割，敢怒而不敢言。唯一例外的，是西雅图市的企业家，名叫陈宜禧。

在Tacoma驱赶华人事件之后，陈宜禧给满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馆发电如下：塔科玛市华人昨日遭到驱赶，两三百人来到西雅图，情况危急，当地政府难以提供保护。请你们提供保护。华昌公司，陈宜禧。

次日陈宜禧接到复电：我们会尽力而为。今日皇兵（指美国联邦部队）将被派出。总领事欧阳明。

但事实却是，美国内政部长认为此时无需动用联邦部队。所以“皇兵”的到来系子虚乌有。

1885年11月，陈宜禧紧急约见自己20多年的老朋友，西雅图市市长亨利·耶斯勒和其他的西雅图名流，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讨论西雅图局势。没想到他们众口一词的劝陈宜禧带着本地的华人离开西雅图，因为暴徒在当时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他们代表着社会广大的阶层，虽然警方在维持秩序，但是袭击的事情防不胜防，没有人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然而这些并没有吓倒陈宜禧，他以美国的法律为依据慷慨陈词、据以力争。最终，伯克和耶斯勒等人都为陈宜禧的话所震撼。当晚，耶斯勒市长召集西雅图市民集会。

《西雅图历史》一书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描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贯为白人工人代言的托马斯·伯克法官挺身而出，发表了一段在历史十分著名的长篇法制宣言，严厉谴责了暴徒的非法行径：

“……我们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像一个自由的，守法的，尊重正义的美国人，还是像狂暴的，无法无天的某些外国人那样？”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向所有美国人呼吁，我们面对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方法，我选择美国人的方法。不管他是移民来此，还是在美国出生，如果他不站在法制一边，他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果谁要以蔑视和践踏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玷污这个共和国，他就不配拥有美国的国籍，不管他来自哪里……”

“美国政府，在人民的许可下，邀请中国人来到这里。在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庄严的条约之下，中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在法律保护下，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今天我们不单单受到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和美国政府庄严承诺的制约，同时出于人道和正义的考虑，我要在这种暴行面前保护中国人……”

伯克法官在道义上的胜利，仅仅给西雅图的华人赢得了三个月的安宁。

1886年2月，包括陈宜禧在内的350名西雅图仅剩的华人还是被驱赶上了码头，迫使他们登上驶往旧金山的太平洋皇后号。虽然当地的警察也匆忙赶来试图维持秩序，但是当时的暴徒依仗自己人多，对警长的话毫不理睬，更有甚者，还当着警长不断辱骂和殴打华人。看到如此形势，陈宜禧为了给警察和执法民团赢得行动的时间，从容地从客轮的舷梯走了下来。

陈宜禧对暴徒说，自己决不会离开西雅图，因为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暴徒们没有想到，陈宜禧竟然如此从容和自信，他们不能容忍陈宜禧用这种神情进行辩论，大声谩骂起来：中国佬滚蛋！滚回中国去！美国不要中国佬！

陈宜禧正色告诉他们：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留在这里，因为我纳的税金比你们加起来都多！我的税款也许就养着你们这里的许多人……我要走了，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也许会挨饿的。陈宜禧的话揭了这些依靠吃政府救济的人的短处，他们疯狂拥上去揪打陈宜禧。陈宜禧不还手、不反抗，任由男女暴徒们上前打自己。

满脸是血的陈宜禧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美洲大陆是属于印第安民族的，你们跟我，跟所有的中国佬一样，是外来民族，你们或者你们的父辈，漂洋过海到这里寻找自由和富庶之梦，因为你们忍受不了本国愚昧和不平等，今天你们在美国做的事情，还不如你们过去的国家。今天我这个中国佬不走，你们美国还能够看到一点点公平的希望，如果我这个中国佬就这样离开了，你们这里就只剩在野蛮和无知……

暴徒们被震惊了，这个时候多数的人受到陈宜禧话的感染，开始检讨自己行为。面对最高法庭的命令，他们不再坚持。执法民团顺利地把华人营救下来。根据“人身保护令”的内容，民团把全体华人带到联邦法庭接受保护。

华人被送到法庭之后，《西雅图历史》如下记载：

“通过翻译，格林大法官用简单的词句和蔼的语气告诉华人。他获悉，他们被一群坏人，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关进一艘轮船。现在他想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他还告诉华人，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将得到法庭的保护。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在必要的时刻，这个领地和美国政府的全部武装，随时准备对你们提供保护，保护你们的人身和财产。留下来的人将会安全。’”最后300余名西雅图华人居民中，只有包括陈宜禧在内的16个人声明留下。

陈宜禧做出了一个违反常理，极端强硬的决定——留在西雅图不走——与美国的文明共存亡。恰恰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是的，此时的西雅图历史，是由陈宜禧，一个中国人执笔！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终结，由于陈宜禧的坚持，激怒了排华暴徒的首领，根据记载，当执法民团在总队长George Kinnear上尉率领下，护送这16名华人回到自己住所的途中，又遭到了暴徒更疯狂的冲击。面对即将无法控制的局面，警察开枪了！根据目击者说，民团开枪射击的警员一共有五人，其中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

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伤四毙一，成为西雅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西雅图历史》一书中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章节。

接着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宣布了戒严令，联邦部队进入西雅图。

劫后余生的陈宜禧做了和持有明哲保身哲学的华人相反的事情，他认真地记录了暴徒们造成的华人商户损失。然后就这些损失，代表西雅图全体华人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经过一番法庭上的折冲樽俎，在伯克法官的最终裁决下，西雅图的中国人获得70万美金的赔偿！相当于每个华人商户平均获得3000美元的赔偿！

十几年的旅美生活告诉笔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考虑到120多年前的人权状况，陈宜禧是在极端孤立，面临四面八方强烈敌意的情况之下展开这场大诉讼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是他同时代的华人身上所极为罕见的。

这大概是华人在美国土地上，打赢的第一场诉讼。这场诉讼的直接结果，就是被驱赶的西雅图华人逐渐回流。而仅仅再过了三年之后，华人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发生了新的转变。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陈宜禧在成百上千的暴徒袭击时做出“留在西雅图”骇世惊俗的决定。他的决定绝不是冲动，更不是歪打正着，只能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远见和钢铁般的意志使然。那是种时代变革之前，历史赋予极个别先导者的特殊人格。

陈宜禧在西雅图奋斗了45年，他既是实业家，还是一个民权领袖。尽管他没有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语，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改变了西雅图乃至整个美国西部华人的命运。西雅图是全美排华暴力中，唯一没有造成华人伤亡的城市，西雅图当局成了唯一坚决保护华人的地方政府。

对于今天中国人来说，提到华人在美国地位的最大突破，大家想到的恐怕是第一个华人州长骆家辉。但是，他的政治成就在美国是不是第一，由于陈宜禧资料的发掘，变成了可以探讨的话题，尽管陈宜禧没有像这个一百年之后的台山同胞那样在美国担任高级公职，但是他在美国人权状况十分恶劣，“排华”成为政府和民间一致主流的前提下曾为美国西部重镇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华人华侨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法庭上陈宜禧代表着华人做了怎样的陈述，但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话比马丁路德金那震撼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早了77年！

陈宜禧在美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先河：

他——养育了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他——作为华人打了，并且赢了第一次在美国的官司！

他——在西雅图大火之后，修建了新西雅图第一座砖楼！

他——成为西雅图商会第一个华人终身理事……

在亨利·耶斯勒魂登西土，许多同时代的商友退隐江湖的时刻，60岁的陈宜禧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台山，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

他——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

他——第一个提出建立对外开放的商业特区。

1929年7月1日，陈宜禧已经辞世一周的时候

他又创造了自己最后一个第一——第一个在美国地方大报上头版头条的华人！《西雅图每日时代报》的标题是：《陈宜禧——西雅图著名华人逝世》。“西雅图著名华人”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称谓？！就在同一个城市，3000千人曾经站在大街上呐喊：中国佬滚出去！
【转自编剧华胄博客】

张丽华与“玉树后庭花”  [转帖]

　　　　　一 眼

　　歌伎出身的张丽华后来做了南朝陈后主的贵妃，她长相上最大的特点是发长七尺，光可鉴人，眉目如画。此外，更具有敏捷的才辩及过人的记忆力，所谓“人间有一言一事，辄先知之。”她在做龚贵嫔的侍儿时，陈后主一见钟情，封为贵妃，视为至宝，以至于陈后主临朝之际，百官启奏国事，都常常将张丽华放在膝上，同决天下大事。特别是张丽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当即被立为太子，张丽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巩固。

　　陈后主陈叔宝，小字黄奴，他即帝位的时候，北朝的隋文帝杨坚正大举任贤纳谏，减轻赋税，整饬军备，消除奢靡之风，随时准备攻略江南富饶之地。而陈后主竟然奢侈荒淫无度，臣民也流于逸乐，给隋朝以可乘之机。

　　陈后主除宠爱张丽华之外，还有龚贵嫔、孔贵嫔，还有王、李二美人，还有张、薛二淑媛，还有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当时陈后主在光照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耸入云，其窗牖栏槛，都以沉香檀木制成，至于其他方面当然是极尽奢华，宛如人间仙境。

　　陈后主自居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同住望仙阁。三阁都有凌空衔接的复道，陈后主往来于三阁之中，左右逢源，得其所哉！妃嫔们或临窗靓装，或倚栏小立，风吹袂起，飘飘然犹若神仙。

　　此外陈后主更把中书令江总，以及陈暄、孔范、王瑗等一班文学大臣一齐召进宫来，饮酒赋诗，征歌逐色，自夕达旦。著名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就是这时由陈后主写的：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当时陈后主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这明明形容的是嫔妃们娇娆媚丽，堪与鲜花比美竞妍，但却笔锋一转，蓦然点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哀愁意味，时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时隋文帝处心积虑地要灭掉陈朝，完成统一，但陈后主认为“王气在此，役何为者耶？”孔范附和：“长江天险，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居然大事化小，无视隋文帝的勃勃雄心。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三月，下诏：“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期一举，永清吴越。”于是发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由晋王杨广节度，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

　　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清河公杨素由永安誓师，荆州刺史刘思仁由江陵东进，蕲州刺史王世积由蕲春发兵，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江疾进，其他还有吴州总管贺若弼及青州总管燕荣也分别由庐江与东海赶来会师。大军很快攻破建康。其中韩擒虎亲率五百名精锐士卒自横江夜渡采石矶，紧接着贺若弼攻拔京口，形成两路夹击，最先进入朱雀门的是韩擒虎。

　　当时陈后主陈叔宝惊慌失措。平日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班侍臣，还力劝他仿照梁武帝见侯景的故事，摆足架势会见韩擒虎。

　　当年侯景以千人渡江，攻下台城，去“拜见”梁武帝，面对八旬老翁，犹觉天威难犯，背上冷汗涔涔而下，惶恐不已。而今时移势易，韩擒虎不是当年的侯景，而陈后主也不是昔日的梁武帝，陈后主不理会群臣的看法，只说：“非唯朕无德，亦是江南衣冠道尽，吾自有计，卿等不必多言！”大家听他说“吾自有计”，立即作鸟兽散。

　　韩擒虎本期望攻入宫中，抓住皇帝，立下头功，想不到宫殿中空空如也，鬼影也没有一个，陈后主不知去向，这可大事不好。陈后主虽然无能，但一个有野心的人却可利用他起事，给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当即下令搜查。

　　后宫佳丽都已列在景阳殿前听候发落，还不见了张丽华与孔贵嫔，韩擒虎差一点把宫苑掀翻过来。最后只剩下后花园中的一口枯井了，一群士兵趴在井口大呼小叫，但井中寂然无声，士兵中有人建议用大石头投入井中，这时井中忽然传来讨饶的声音。于是士兵用粗绳系一箩筐坠入井中，众人合力牵拉，觉得十分沉重，大家先是以为皇帝的龙体确实不同凡体，等到拉上一看，才发现陈后主、张丽华、孔贵嫔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坐在箩筐中。士兵们一见欢声大笑。据传由于井口太小，三人一齐挤上，张丽华的胭脂擦落井口，从此，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但也有人不齿于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的作为，把它叫做“耻辱井”。

　　倘若陈后主能够及早防备，隋军不见得就能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天堑；如果守城军士十万人能够齐心协力，隋军又焉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假使城破之时陈后主能够奋其勇毅，登高一呼，未尝不可以收拾军心，重整旗鼓，拼掉韩擒虎的区区五百人马。无奈陈后主只是一个脂粉堆中出色当行的风云人物，一旦到了与敌人拼战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自以为得计地投匿胭脂井中，不啻是死路一条，徒然给后人留下笑柄。

　　陈后主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在国亡城破之际，理当以死殉国，否则有何面目苟且偷生？张丽华、孔贵嫔等人也应殉节兼殉情，为南朝最后留一抹凄美的色彩，然而她们都丢人现眼地硬是要等到敌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

　　后人有感于此，作诗讽刺：

　　擒虎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

　　仓皇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

　　韩擒虎当时并没有为难陈后主，等到贺若弼入城，听说韩擒虎已抓到陈后主，赶来相见，对他说：“小国之君，入大国之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陈后主一再拜谢，惶恐战栗不已。

　　诸事停当，各路军马业已次第攻略陈国各州郡，统帅晋王杨广派遣高先行入城，收图籍，封府库，并索张丽华。高一一照办，唯独认为：“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妃，今岂可留张丽华。”于是在清溪旁将张丽华处斩。从此杨广恨透了高，也埋下了后来杀高的种子。

　　唐代魏徵在《陈后主本纪》中评论说：“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

　　张丽华已经香消玉殒，杨广为之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要争夺皇位的继承权，不得不多所矫饰，装出一副礼贤下士、恭谨仁厚的模样，故示俭约，不好声色。及其登位而为隋炀帝，接二连三地糟蹋女子，甚至不惜杀兄奸嫂，但这些都不能满足他对张丽华的想念。最后不惜开凿运河，三下江都，劳民伤财，归根结底，就是对江南风物人情与佳丽的思慕，特别是为了满足他未曾得到张丽华，在心理上以获得一些补偿。

　　唐代大诗人杜牧夜泊秦淮，闻岸上酒家女子还在月下高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声凄婉，兼蕴南朝幽怨气韵，良夜宁静，益增遐思，于是作《秦淮夜泊》：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虽亡，但张丽华留下的风流韵事，至今仍惹人悬想不已。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几许风流随风而去。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转帖]

作者：谢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今年4月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董健先生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启蒙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主编胡星亮先生送我一册新出的杂志，我见其中有一篇李寄先生谈鲁迅留日期间科技文本编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李寄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大体说明了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编译情况，并尽可能给出了相关的线索，特别是提到了当时这些编译文本与晚清白话文的关系，很给人启发。

由李寄先生的论文，我想到了鲁迅研究中如何扩展史料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有可能的。我想到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基础，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我在太原的时候，经常去南宫旧书摊闲逛。因为阎锡山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和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非常接近，大体是同期），山西近现代官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学生非常多，所以旧书摊上常见散出的日文书、日文教科书一类的东西。我有一年就买到了许多当时宏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虽然不很完整，但大体可以看出全貌。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宏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宏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当时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宏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后面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讲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本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本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底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本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 ”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宏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它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本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宏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可也。”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本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的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本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与“口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者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以期引起鲁迅研究专家的注意：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与北海道采掘。

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如果这个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如果我们熟悉宏文学院的教科书，多

少可以发现一点“它们的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

（一） 原始代

（1） 片麻岩纪

（2） 结晶片岩纪

（二） 太古代

（1） 康勃利亚纪

（2） 希庐利亚纪

（3） 叠伏尼亚纪

（4） 煤纪

（5） 二叠纪

（三） 中古代

（1） 三叠纪

（2） 僦拉纪

（3） 白垩纪

（四） 近代纪

（1） 第三纪

（2） 第四纪

《宏文师范讲义》第二卷中有佐藤传藏讲授的《矿物学及地质学》，其中第三章“地壳之发达”中也有一个表格：

（一）始原代

（1）片麻岩纪

（2）结晶片岩纪

（二）古生代

（1）前寒武利亚纪

（2）寒武利亚纪

（3）志留利亚纪

（4）泥盆纪

（5）石炭纪

（6）二叠纪

（三）中生代

（1）三叠纪

（2）侏罗纪

（3）白垩纪

（四）新生代

（1）第三纪

（2）第四纪

我们比较这两张表格，虽然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并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一个知识系统，大概是肯定的。《宏文师范讲义》教科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体系，我们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鲁迅修过所有这些课程，但从一般逻辑上判断，这个知识体系肯定具体影响了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他的现代知识系统，特别是其中除自然科学以外的现代知识，如《伦理学》《世界历史》《法制》《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等。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间接的史料中建立起与鲁迅的直接关系，鲁迅研究史料的扩展，也就会别有天地。关注直接史料无疑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重要关系。当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重建研究对象和史料间的逻辑分析前提。鲁迅研究史料扩展问题解决得好，今后的鲁迅研究就会有更坚实的文献基础。
 

追寻中国历代黄帝陵墓[转帖]

叶文宪　编著

汉武帝茂陵

　　皇帝为了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规定了许多只有他们能够使用的名称，例如自己称“朕”、图章称“玺”、命令称“制”等等，皇帝的坟墓则
称为“陵”。

　　第一座皇帝的陵墓就是秦始皇陵，在西安的骊山脚下，现在还残存有46米高的巨大封土堆。秦始皇陵的陵园有内外两层园墙，寝殿和便殿在陵北的内城垣内；封土西侧发现了埋有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的车马坑，陵西内外城垣之间分布着大型马厩坑、跽坐俑坑、珍禽异兽坑和大片房屋的地基；外城垣以东有著名的兵马俑坑。整座陵园气势宏伟，可惜在项羽入关后被一把大火烧得荡然无存了。

　　西汉共有11座帝陵，除了文帝的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座都有高大的坟丘，夯土筑成，呈覆斗形，俗称“方上”。其中武帝茂陵最大，240米见方，高46米；宣帝杜陵最小，150米见方，高26米。这些陵墓在咸阳原上一字排开，绵延几十里。每座陵墓四周有夯筑的陵园围墙，四面有门，门前立有双阙。汉制帝后同茔不同陵，后陵和其他大臣的陪葬墓大都分布在帝陵的近旁，形成匍匐于帝陵脚下的态势。先秦的公墓邦墓制度到秦汉也变成皇帝高高在上的帝陵中心制度了。

　　秦始皇把寝殿搬到陵墓旁边，西汉干脆把宗庙也建到了陵墓的附近。寝殿是皇帝的灵魂起居的地方，里面陈设着死去的皇帝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日上四食”，完全像奉侍活人一样地服侍死者。每个月举行祭祀时，还要把寝殿中皇帝的衣冠取出来送到宗庙里去转一圈，叫做“月一游衣冠”。

　　东汉的帝陵分布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上，规模没有西汉那么雄伟。从东汉明帝开始，把正月和八月两次最重要的祭祀典礼也搬到了陵上的寝殿中，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上陵制度。同时又废除了为每位祖先立一个庙的做法，改为把历代神主汇集于一个太庙的做法。这一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的帝陵分别在赤眉起义和董卓之乱的时候被盗掘破坏了，所以曹魏时就把汉代的陵寝制度废除了，采取“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的做法。据说曹操自己还搞了七十二座疑冢，后人至今也不知道真墓在哪里。曹魏的这一做法对唐代的陵墓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的帝陵大多在山腰间凿洞作为墓室，埋葬后外面不露痕迹。在陵山前面建有祭祀用的献殿，而把寝殿搬到了山下西南方较远的地方，故又称下宫。墓园南门外是长长的神道，从高宗乾陵开始，形成了夹神道两侧陈列石刻雕像的石像生制度。在帝陵前面的山上山下，如群星拱月似地散布着众多的王子、公主和大臣的陪葬墓。

　　北宋帝陵在河南巩县，除了徽、钦二宗客死漠北外，其余七个皇帝都葬于此。宋陵筑在平地，坟丘为覆斗式二层陵台，陵台之下就是墓室。陵前献殿称为上宫，下宫建在陵墓的西北方。神道两旁的石像中多了石虎石羊，石人还分出了文臣和武将。宋代规定皇帝生前不能兴建寿陵，而死后七个月内必须下葬，建墓的时间只有7个月，所以规模比唐代帝陵要小得多。巩县宋陵在金兵南下之时全部被发掘破坏。

　　南宋六个皇帝的坟墓坐落在浙江绍兴城外的宝山下，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神道两侧的石雕。原先只在墓上盖一座房子，叫做攒宫，意思是暂时攒集梓宫以便将来迁回北方老家的墓地安葬，可是一直到王朝灭亡也没能迁成，倒是在元军南下以后被洗劫一空。

　　西夏王陵在银川以西的贺兰山东麓，其陵园制度深受宋陵的影响，但又有其民族的特点。每座陵园都有两道园墙，外城南门外有门阙，内有石像生，墓前也有献殿，但是墓室不在陵园的正中，而是偏在西北隅，封土也不做成覆斗式，而是夯筑成多层有檐佛塔的形式，这在历代陵墓中独具一格。

　　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墓葬常常采取潜埋、不起坟丘也不立标志的做法，所以许多少数民族领袖的墓葬至今都不知所在。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的陵墓也无从考证。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是一座纪念性建筑，并不是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

　　明朝的帝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封土堆由方形成为圆形，叫做宝顶；其次是取消下宫、扩大献殿；再次是把陵园改成由前方后圆几个院落组成。明陵的第一院落较小，大门叫门，院内有碑亭、神厨、神库；第二院落的大门叫恩门，院内的恩殿是陵寝的主体建筑，两侧有配殿和焚泉炉；第三院落大门叫内红门，内有牌坊和五供台，台上供放着一个香炉、两个花瓶和两个烛台；其后就是宝顶，宝顶周围有墙，叫做宝城，宝城正面有一座方城，方城上的城楼叫明楼，明楼中间竖立着墓碑。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都葬在北京十三陵。

　　清朝皇帝的陵墓分别葬在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河北易县的西陵，陵墓的制度基本上依照明陵的格局，变化不大。

　　（摘自《趣味考古》，上海古藉出版社出版
，通过明铁盖达坂进入今日中国国境。这跟玄奘记载的情节和地点基本吻合。明铁盖山口是帕米尔高原上地势最开阔的河谷地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口一直是帕米尔高原上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直到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了避开克什米尔国际争议区，当地沿着红其拉甫河建起了一条现代公路，红其拉甫成为重要的口岸，持续千年来往不绝的明铁盖山口从此冷落下来，渐渐被人们遗忘。
　　为了纪念这个活跃了千年的重要山口，玄奘取经东归古道考察队在这里设立一块纪念玄汪精卫叛国“艳电”
 

周恩来差点娶了富豪的女儿[转帖]
 

　　所有周恩來的传记里，写到周恩來青年时期没有不写到吉林人张篷仙的。张蓬仙从1913年至1916年间，与周恩來是南开中学同班同学；两人关系甚密；然而，他们之间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没有写进史料。2000年6月的一天，笔者偶遇张蓬仙的外甥——61岁的老人韦振远，讲到周恩來与其舅父张蓬仙的故事，老人急切地说：“这些故事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如果我不讲出来，怕是要永远尘封下去，无人知晓了。”

　　张蓬仙曾想把妹妹嫁给周恩來

　　 20世纪初，张家在长春市是名门望族。张家有两儿两女，张蓬仙是男孩中的老二，两个女孩也进了吉林女子师范学校。

　　1916年春天；张蓬仙的父亲给张蓬仙争取到一个留日名额。

　　张蓬仙离开南开中学时，·周恩來作诗三首送给张蓬仙，以表达惜别之情。临行前，周恩來又拿出一只他家祖传的细瓷砚台送给张蓬仙以做纪念。这只砚台有52开纸大小，正面是九条龙，砚台的庐色是绿色，龙呈黄色，砚台的背面有 “大明万历年制”字样。1921年，张世仙结婚时，张蓬仙将砚台作为陪嫁送给妹妹，张世仙一直珍藏到她去世。 ·

　　张蓬仙到日本的第二年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周恩來也东渡扶桑来到了日本。同张蓬仙一详，周恩來也是先学预科，第二年才能考早稻田大学，由于某种原因，周恩來没能考上。这样，在1918年夏天，周恩來回国了。

　　张蓬仙素来敬慕周恩來的人品学识，因此，在送周恩來回国时，就将想把自己的二妹张世仙许配给周恩來的想法说了，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让周恩來代交。信中，张蓬仙尽数了周恩來的人品学识，以及撮合二妹嫁给周恩來的种种理由。’·周恩來到了长春；就把张蓬仙那封信交给于张的父母。周恩來眉宇开阔，气定神安。张蓬仙父母一见面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可是，细问周恩來的家境，张蓬仙的母亲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了。

　　周恩來父母早已双亡，已无家可归。婚姻之事是讲门当户对的，虽然张蓬仙父母非常喜欢周恩來，但张蓬仙的母亲觉得，张家是大富豪，周恩來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因此，张母很婉转地回绝了这门亲事。张家的大女儿张世仙就这样和周恩來这位世纪伟人失之交臂了。

　　周恩來精心安排张蓬仙的儿子成为阎锡山的义子

　　 张蓬仙的大儿子叫张绍昌，1921年出生在长春，很早就被周恩来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直接受党中央指派。1938年，不满17岁的张绍昌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排到国民党军队里，很快就被提拔为国民党少将，北京维持会会长。1941年，周恩來又秘密安排张绍昌到山西做了阎锡山的副官，后来，又做了阎锡山的义子。

　　张绍昌精明能干，在阎锡山统治得如铁桶一般的军队里，他以自己特殊的身分，在团以上的军官中发展了28个中**员，准备策动阎锡山的部队起义。遗憾的是：在太原解放前夕，张绍昌的秘密活动被阎锡山发现。那28个军官被处以绞刑，张绍昌由于是阎锡山的义子，没被绞死，而是让他吞烟土自尽的。．

　　老同学儿子的牺牲使周恩來非常悲痛。太原一解放，周恩來马上派飞机把张绍昌的妻子和一儿一女接回北京，并把张绍昌的妻子安排到北京市郊通县任县委书记。

　　那时，张蓬仙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区小鸭宝胡同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里。1947年，张蓬仙在北京逝世后,恩來一直关心照顾张蓬仙的妻子，直至1968年，张蓬仙的妻子去世。

王安忆:我的朋友[转帖]
 

　　王安忆　张新颖

　　文学讲习所的同学

　　王安忆：就我的创作道路，在我的写作的生平里边，大概有几个关节口，有一个是讲习所，讲习所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1978年我回到上海，在《儿

　　童时代》社做编辑，写了些儿童小说，其中那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得了一个全国的奖。当时我去讲习所，应该讲我是里边资历最弱的、整个情况最差的一个人，因为我的业绩恐怕只有这一个短篇小说，六千字，而且那时奖还没评出来，只是有些好评，后来在我们学习期间才评出来，是二等奖。其他同学多是得了全国的优秀小说奖啊，中篇小说奖啊，短篇小说奖，说出来一个个名字都很吓人的，蒋子龙是我们班长，还有叶文玲，陈国凯是我们副班长，还有张抗抗，还有上海的竹林，还有叶辛，叶辛那时候在贵州，还不算上海的，还有陈世旭。反正我们这里边三分之一是得过奖的。好像全国奖里边凡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差不多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说是第五届，之前有四届，全都是“文革”以前。那时候叫文学讲习所，到了我们后边就改成鲁迅文学院了，人们都称我们为“黄埔五期”。这帮子人太棒了，老师都对他们很客气，我在里边就显得特别差，特别没资本。我在讲习所里，有了一种职业写作的预习，因为半年里边基本上半天上课，其余时间你就是写作，而且在班里边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气氛，都很想发表作品嘛，尤其是我，因为我资历特别薄，所以我就写得特别勤奋，什么事都不干，就过着文学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是让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泡一泡。从那时候开始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将来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写作的生活。

　　我在这班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大部分是在讲习所的时期或者写作或者发表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六月份，六月份正好在讲习所学习期间嘛，我一下子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了三篇东西，这在班上挺轰动的。因为那时候发表作品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广泛，而且《雨，沙沙沙》这么一个小说挺特别的。我现在回想起我们这个班上的人都蛮好的，有一个同学叫王宗汉，当时在主持一本地市级的刊物，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他就向班上的同学约稿，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小说，他却把这篇小说给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说季刊》，他说给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琐记》。他们都待我蛮好。蒋子龙也向我约稿，那时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编，他向我约，我就给他了一篇小说，他亲自指导我改，他真是有兄长风度的人。记得有一篇对我来说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叫《苦果》。当时写好给叶辛看的，叶辛在那里也是比较成功的，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叶辛看了以后很肯定我，激动得不得了，他当时就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像写东西很有气氛。”那时候我和叶辛接触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较喜欢清静，与人打交道也比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讲习所度过的，不像别人朋友多。叶辛那时候就是和我讲怎么写小说，所以我觉得叶辛很有趣。叶辛谈他在贵州的生活谈得特别多，而且我觉得他谈的贵州生活比他小说里写的要生动得多了。

　　他那时候在农村，让他去教小学，他很负责任，去家访，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一直在干活，看到叶辛来家访，什么也没说，就到后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后就用砍刀削成一个打人的工具塞给叶辛，说你用这个打他。他们都是体罚的，打得非常厉害。有一次有个孩子，个子比较高，叶辛比较矮小嘛，结果打起来了，叶辛性格也很耿，就说你再也不能进学校，结果这个孩子就失学了。小学毕业要考中学了，他说一定要让他们上中学，当时他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上中学的。怎么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他的同学那儿去搞到了考试的数学题目，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时他又搞到了当时的作文题目，他给全班五十个人写了五十篇作文，每个人背。结果除了几个年龄超过的，其他统统都上了中学。多年后碰到一个学生，他怎么说？他说至少他，学习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会刷牙，会用床单。他讲的故事都很好听，可是老看不到他写下来。还有刚刚开始上学，他就问学生说，你们能不能说说你们谁家里有书，其实是他自己很想看书，因为上海带来的书已经看完了，最后只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家里有本书，他说你明天带来给我看看。第二天小孩子拿来了，是1956年出的一本皇历，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文化财产。叶辛也很好玩，似乎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学梦想输出给小孩子，教他们普希金的诗，他觉得他教学中有一个遗憾，就是学生自始至终只能讲本地话不会说普通话，他们是用贵州话念“秋风来了……”他学给我听，很生动。

　　然后他还给他们念高尔基的《二十九个和一个》，讲到面包，那些孩子不懂什么是面包，有一次他回来探亲就买了个面包带去放在讲台上。我问你是不是给他们每人吃一口？他说我要自己吃，他们就排队绕着面包走了一圈。他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写，真是气死人啊。他的文学是另外一种文学，很奇怪，他讲很多故事真是好极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非常文学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古华那时候就在班上跟我们说他的小说，讲《爬满青藤的小屋》。《爬满青藤的小屋》是被《上海文学》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在哪儿发表了得了全国奖。他讲得最好的是《芙蓉镇》，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现在那么随意地写，他们那些故事已经在脑子里滚瓜烂熟了，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来的，以故事为主，故事在他们那里是很结实很结实的东西，有多少生活经验，多少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慢慢结构成《芙蓉镇》。乔典运当时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穿了件黑棉袄，剃了个平顶头，完全就是个农民的样子，他来我们班上的时候好像四十九岁还是多少，反正我感觉是很大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到北戴河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干部，就说你们这些同学在一起应该打破一些圈子，应该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哄堂大笑，他说：王安忆可以和乔典运在一起谈谈嘛。可见我和他有多么不同。一个是年龄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后一个农村一个上海的，于是大家就轰然大笑，就觉得很滑稽。

　　那段生活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写作起点，和他们在一起会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骄傲，把头回过去可以说这个写得不好，那个写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你和他们在一起的话，会发现他们眼界很开阔，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们的，挺崇拜他们的。

　　北京挺有这种圈子的，我们在讲习所的时候他们男生打篮球，篮球比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作家来捧场，其中就有北岛。我们上课的时候，外面的人会来旁听，像史铁生就来听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史铁生。还有肖复兴，他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也过来听课。那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精英。那个时代回想起来真是好，我觉得是正当的竞争，非常健康，健康向上，就是想文学，而且是很正面地想，心怀虔诚，即便是要质疑和推翻，首先是承认的态度。挺崇高的。不像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变成可以讨论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是一件用不着商量和讨论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的，也不过二十多年。

　　　张新颖：那到后来你们这拨人，就是比你大的这些人，他们慢慢地就不写了，这和时代变化有关系吗？

　　王安忆：对，至少怎么苟延残喘也坚持到九十年代。

　　这帮在讲习所的人，多是在所谓的“伤痕文学”的背景下出来的，同时也是从第一、二届全国小说奖的背景下出来，肯定不是韩少功、张承志他们那一帮，他们的背景还要宽广些，“伤痕文学”的背景，这已经决定了局限性。其实讲习所的同学在八十年代写作，已经有很多人感到苦恼。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申跃中，当时年龄已经蛮大了，他在“文革”以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好像叫《挂红灯》，我们都不晓得，是写农村生活的很好的小说。讲习所时他已经苦恼了，他走在大家前面，也苦恼在前面。苦恼什么呢？我觉得，总的来说所有的苦恼就在于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可以进入小说。他看了我的《雨，沙沙沙》，就说：你们捞生活的网啊，网眼特别小，怎么捞都能捞起来东西；我们的网眼特别大，都漏掉了。这个话说得很对。他说，我心里故事一大堆，经验一大堆，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该写什么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铁凝那时候写一个送葬的小说《丧事》，他说这样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想到这也可以写成一个小说。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其实蛮苦的，他们的写作背景成长背景对小说的理解很狭隘，始终要一个意义。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一定要是先进性的，或者是合乎时代的声音的。其实和现在小孩子的写作很像，现在是要现代性。所以他就不大能理解我写《雨，沙沙沙》和铁凝的《丧事》，这种故事能成立为小说吗？他很怀疑的。他这种苦恼一直延续到以后，似乎后来也没什么创作，生活上我听说他也不幸福，我对这个同学印象很深刻。有时候和他们这些底层来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后来的路遥、邹志安，你会觉得生活是这么沉重，写作真是很轻薄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无从揣测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个人心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思想。当时班里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就开始软弱了，现在有些人还在坚持写，陈世旭现在还在写，但没有《小镇上的将军》那样响亮。还有一个原因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对理想主义者有很大很大的质疑，连他们自己都怀疑了，好像生活中也提供不出理想主义材料了。你看他们的作品，批判社会也是对社会抱有期望，企图开药方的，他们这帮子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张新颖：还有一个会不会是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比较固定了，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文学，什么东西不可以进入文学，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写作这个行为本身也变成一种制度或者什么东西了，它总是限制了一些东西进入文学。

　　王安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作家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可以进入小说，现在的作家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进入小说。而这帮子作家正是相反，可以进入小说的东西非常狭隘非常少。我到现在也不敢说他们的苦恼是好还是不好，很可能是一种优点，他们真的是对自己很苛求，不像现在的人那么随便地在写。我在想，进入小说的东西确实是很有限的，而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时代对他们的要求和限制又好像和文学无关，问题就这么搅在一起，我觉得蛮悲剧性的，但不觉得是不值得的，挺有价值的。其实我们现在，至少是我吧，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能写成小说，并不是我每天坐下都有东西可写。当我把一个东西写完以后，心里马上有一种失落，好像丧失了什么。然后，我又碰到了这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小说。这个问题是每个写作的人日常化的问题，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相反觉得任何东西都能进入小说是很糟糕的，相当糟糕的。

　　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他们非常肯定地觉得可以写成小说的话，我相信他们都是有能力做到的，这点能力没有的话就不必写小说了。但是不能肯定啊，总是在怀疑，这真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好时代的话每个人都在这样的怀疑里面。当你掌握更多的技巧的时候你能处理得更好，你可以把很多看起来不能进入小说的处理成可以进入小说，但未必是一种好的结果。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小说写得真的蛮无聊的，最近借了张片子叫《2046》，我心里觉得怎么那么无聊，我也不说它好还是坏，就是极其无聊，我觉得这是文学最糟糕的事。不是把一件坏事写成好事，那还有有价值的东西，最糟糕的就是无聊，很苍白啊。

　　陈丹青　史铁生

　　王安忆：我是1983年在美国认识陈丹青的。陈丹青当时挺孤独的，我到了纽约之后就和陈丹青联络，约了见面的地方。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已经到了，坐在林肯中心的喷水池旁，他坐那儿，哎哟蛮严肃的，我觉得特别严肃，当时他思想上很苦闷。其实陈丹青的苦闷，蛮引起我尊敬的，当时所有的留学生生活都很困苦，但是陈丹青生活没有问题，因为他到那边立刻就有画廊的签约，他的居留也不成问题。哎哟，当时他非常不高兴，很苦闷，就好像跑到那边受到很大的很强烈的冲击一样。我觉得在美国这段时间认识陈丹青非常重要，然后他就带我去看大都会博物馆。我每次到纽约，他总是带我到大都会博物馆，像去他们家一样。我到现在都无法整理出他当时的苦闷，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不肯学英语，我没想到他英文那么差，后来好了，但那两年不喜欢学英语，只看中文书。我当时带给他两本小说集，他就在地铁上看。当时这种气氛真是挺寂寞又是挺苦闷的，然后看到家乡来的人给他带两本小说，写的又是他同时代的人的生活，他就在地铁里哭，一边看一边哭，别人都不晓得这个中国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整个旅行经验都是和他在一起得到的。他难得一笑，不开心，对美国的生活我看他毫不了解，想家，强烈地想家。这种想家，而且很无望，不像我们插队落户时候想家，那时到过年总归好回家了吧。我回到上海以后，他就连连地来信，可是我呢因为回到上海以后生活会比较丰富嘛，过了好久我才写封信，这封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写了到他家里去的一些状况，因为我想他那么想家，我给他写他们家里边的情况，哎呀，激动得不得了，就好像自己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那个时代很好，大家都是认真地想些事情，正经地在学习，总之就觉得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大家都牢牢地抓住这个机遇。我和他经常会谈到一个匮乏的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必要的匮乏是应该的，一定程度的匮乏是必要的，不能太满，不能太多。

　　他现在说话很有效果。在美国时，没人听他说话，现在太多人要听他说话。不久以前，我跟他通了个电话，我感到好像又有点恢复过去的对话方式。有一段时间我和陈丹青没法说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原因。你想向他讨个意见，是永远讨不到的，他以前给你的回答都是很肯定的，好或者不好，高或者低。但是有一段时间很奇怪的，他总是说，这样子蛮好嘛，就这样好呀。永远没法讨论问题了。但是最近我和他打电话时可以讨论问题了。因为有十个画家要和我对话，都是油画家，我一点都不认识，不了解，我就向他打听情况，然后他就问我看他们画的感觉、印象，我说我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取消细节，他们为什么怕落后，或者生怕没现代性。他就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他可以肯定我的意见提得很好了，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都不说这种肯定或者否定的话了，他觉得你的意见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困惑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好像有点慢慢回来了。他有一段时间真的很奇怪，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还是后现代理论在起作用。

　　　张新颖：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那次在美国，通过陈丹青是不是还认识了其他一些中国人，接触了一些什么？

　　王安忆：没有，陈丹青这人生活很封闭的，你不要指望他有什么社会生活。你说很奇怪吧，陈丹青在美国的生活，一个是很封闭，另外一个就是很像匠人，就是画画。其实艺术家吧，真的就是匠人。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和陈丹青的交往是重要的，虽然有时候会生气，可是我觉得他真是我的一个思想伴侣，我们会很长时间不谈话，可是忽然之间会谈，就像昨天刚刚谈过的一样，会在某一点上达到契合，互相特别能够提供材料或者说提供一种积极的反应，会谈得很好，但是也会非常非常谈不拢，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始终可以在一个水平线上。

　　张新颖：还有什么人对你很重要呢？

　　　王安忆：史铁生。我说我第一次是在讲习所看见他，后来我上门去看他，我经常上门去，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这人是一种不太喜欢别人上门的人，可是我是喜欢上门的，我觉得我上门是有主动性，我可以选择，别人上我的门我没有选择。

　　他有很严格的作息制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吧，他父亲出来就挡我们，不让我们进，今天不是接见时间，这时候呢史铁生在里面大概听到我说话的口音了，他晓得我是从上海来的，他就给他爸爸一个暗号，敲敲玻璃窗，当时住的小院子，他爸爸就放我进去了。那时候是冬天，我看史铁生的家里也没有暖气，烧的炉子，他那时还没结婚，还没女朋友，穿得挺单薄的，我动点小心眼，回到上海就给他织了件毛衣，从此以后他爸爸就不拦我了，只要是我，去好了，他父亲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我是上海来的，给史铁生织毛衣的。我爱上他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到他家去真的很放松，就是很放松；还有我就觉得与他个人的魅力很有关系，你渴望和一个人接触，这个人肯定是有魅力的。

　　他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他也是可以谈话的，可是和他谈话要辛苦得多，他会进入一个玄思的世界，因为他是没有什么外部生活的，他外部生活非常非常简单，所以你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你就跟着他形而上，很辛苦的，和他谈话真的很辛苦，就像看他某些小说一样的，但是很有乐趣，真的很有乐趣。像有的时候他讲一些比较现实的事情吧，倒觉得挺没意思的。

　　他有很多看法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他自己思想的果实，不是说看哪本书啊，都是他自己挖掘出来的，他自己慢慢推理出来的。比如讲到同性恋的事情，有那么多同性恋理论，他却认为，同性恋是什么呢？因为男女之间关系已经方便到唾手可得，太容易了，太方便了，而人总是在向艰难的欲求不得的地方攀爬。他的思想和别人的那么不一样。史铁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的时候你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哎呀，你会觉得他很健康，觉得他很健全，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缺陷，他有一种在思想上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力量。史铁生就是一个偶像，你觉得不能和他有过多的接触。

　　（摘自《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英人代缅甸入贡 [转帖]

　　　　　　　　　　 《外交小史》（清）佚名著　

　　　乾隆缅甸之役，清师累失利，督师诸臣，惧高宗严谴，乃　　　　　　　　　
敷衍了结，与缅甸定十年一贡之约。及英人灭缅甸，清廷贻书　　　　　　　　　　
诘之。英人谓吾国绝不干与缅甸内政外交，不得谓之属国。政　　　　　　　　　　
府乃以十年一贡之例答之，英人谓此等小节，不妨仍旧。于是　　　　　　　　　　
仍令缅甸入贡，而订缅甸条约如左：　　　　　
　　　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　　　　　　　　　
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　　　　　　　　　　
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　　　　　　　　　　
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并列于左：　　　　　　　　　　
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　　　　　　　　　　
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　　　　　　　　　　
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　　　　　　　　　
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　　　　　　　　　　
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　　　　　　　　　　
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　　　　　　　　　　
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　　　　　　　　　　
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　　　　　　　　　　
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　　　　　　　　　
英各三份，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在于英　　　　　　　　　　
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旨　　　　　　　　　　
依议钦此。　　　　　　　　　　　　　　　　
　　　观此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之狡猾，以实利归己，以虚名归　　　　　　　　　
中国，并可见吾国当外交者之自欺，处处受人愚弄也。

寻鱼鹭鸶[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该闻录》宋·李畋

开宝中，神泉县令张某，外廉而内实贪。一日自榜县门云:“某月某日是知县生日。告示门内典级诸色人，不得辄有献送。”有一曹吏与众议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辈知也。言不得献送，是谦也。”众曰:“然。”至日各持缣献之，命曰“寿衣”。宰一无所拒，感领而已。复告之曰:“后月某日，是县君生日，更莫将来。”无不嗤者。众进士以鹭鸶诗讽之云:“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

这篇短文的看点在于“外廉内贪”。

北宋开宝年间，神泉县令张某，外表清廉，内心实际上却很贪婪。一天，他自写一纸榜文贴在县衙门口:“某月某日是本知县生日。特告示衙门内的各级干部，到时不得献礼贺寿。”有一下官看后和大家商议说:“一把手把自己的生日挑明了，意思是让我们心知肚明。说是不得献送，不过是客气罢了。”大家说:“的确是这样。”到了生日那天，每个人都带了细绢去献礼，说是就当做寿缝件新衣服吧。县令来者不拒，只不过嘴巴上感谢几句而已，且一一叮嘱:“下个月某日，是我太太生日，你就不要再来送礼了。”大家听了，没有一个不在背后嗤笑的。一些进士还以写鹭鸶的几句诗:“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来嘲讽这位“外廉而内实贪”的县令。

鉴人之难，难就难在识别伪装。

据说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是懂相术的，《清史稿》记载说:“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他著有一部《冰鉴》，讲的就是其相人识人的心得。

而科技发达的现代，沈阳一家公司宣称研发出了一套“贪官识别”软件，通过系列定量心理分析，能判断公务员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程度。

“莫测是人心”，无论古代的相术还是现代的电脑软件，都难测表里不一、人格分裂的巨贪。

但尽管隐藏得深，贪赃总会露出马脚。

唐朝的裴佶也曾讲过一个“外廉内贪”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姑夫，政声清廉，一次下朝回家，口出怨言，说同僚都讲寿州崔刺史的好话，一定是都被他贿赂了。话音未落，门房来报:“崔刺史求见！”裴佶的姑夫正在气头上，拒绝相见。然而姓崔的死皮赖脸不肯走，姑夫只得让他进了门。但不一会，就听到姑夫吩咐仆人上茶，接着又吩咐设宴款待。裴佶的姑姑看不懂了，客人走后，问老公何以“前踞而后恭”。姑夫挥手打发裴佶离开，裴偶然回头，看见他姑夫正拿出一张上书赠绢千匹的单据给老婆看，脸上有按捺不住的喜色。

却原来貌似餐风宿露的仙鹤，竟也是一只偷荤吃素的鹭鸶！

沈志华：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转帖]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沈志华 2009年02月26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摘要〕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欢迎，党内对此怀疑和抵触，毛泽东南巡进行动员。刘少奇等人主张通过政策调整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则强调首先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并借助党外力量。南巡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页；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45页。最近李锐发表了《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曾设想并发动过一次党内整风运动，后来他感到“情况异常”，才转向反右。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十分明显。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的执政地位，坚持当时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一、整风倡议：毛泽东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源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政权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中国****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8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内部参考》第119期，1956年5月30日，第557页；《内部参考》第1923期，1956年7月3日，第19~20页；《内部参考》第1990期，1956年9月13日，第320~323页；《内部参考》第1995期，1956年9月17日，第450~452页）。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也曾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他认为与苏共相比，中共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不过，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2~613页）。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公报的用词是“毛泽东同志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页）。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云南省档案馆：7-1-867，第28~33页）。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作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3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二、整风动员：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年3月10日））。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他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2月27日））。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45~251页）。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他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泽东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他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

　　会后4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1/5。（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0~631页）。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毛泽东同文艺界的谈话（记录稿）》（1957年3月8日））。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7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2日））。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听到毛泽东讲话，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反应热烈。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第262~263页。不过，徐说在录音中听到刘少奇插话，这里有误。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因此毛讲话时，刘不在场。）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章诒和：《最后的贵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12、42页）。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4年，第158页。）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详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30~49页）。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垣说，毛泽东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第22~24页）。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转引自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页。）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毛泽东当时（而不是修改后发表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所以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真心要借助党外人士的力量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162~169页。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等4人的文章，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形势和倾向提出了批评）。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以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3~5页）。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5~18页。）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9~21页。）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分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对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内部参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7~9页；《内部参考》第2213期，1957年5月25日，第20~22页。）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整风，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说整风运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39，第19~22页。）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三、南巡讲话：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临行前，他审阅并批准的《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中特别讲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指示还要求各地“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1~134页。）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42页）。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在天津说道，整风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学习和检查，对错误严重的同志要帮助他改正，但不用开大会斗争的方法。今年准备试行，明年再正式开始，党内这么做，党外自愿参加。（《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7日））。到济南又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就发展起来，解决思想问题，正确的方针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放得不够。****政府有工人、农民作基础，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有时候还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做内外夹攻，把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285页。）在南京，毛泽东说：这些年知识分子还是有进步的，应该肯定这一点”，“民主党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这些方针应该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主张“要同他们讲真心话”，“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关于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287页。）

　　到了上海，毛泽东重点谈群众闹事问题。他说，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做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他强调，整风只会增加****的威信，****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1日））。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并针对党内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如上海干部反映：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百家争鸣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八大已作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线，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接着，他谈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干部反映：“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问：“党外兴奋，党内呢？”听说省委准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又追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接着不满地问随行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声不响。”听说很多人过去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更加生气了：“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54~661页。参见《毛泽东在听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这次南方之行，党内外对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响完全不同，对他触动很大，并引起了新的思考。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

　　刘少奇同样非常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他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他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刘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6~400页；参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12~823页）。

　　社会分配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农民、工人产生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7~388页）。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示：“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1~392页。）

　　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刘少奇明确提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并指出：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8、389、397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在广州，刘批评说：“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3、395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5~346页。）

　　工矿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2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2~344页。）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听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提出，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对于升学和就业问题，刘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4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0~331页；《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294页。）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1957年1月11日，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月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页。）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2月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要求制定若干主要农产品的比价，解决好收购和零售差价过大的问题，适当改变偏远地区某些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的现象。当天下午，陈云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1957年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需研究解决办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数必要外，职工到60岁应该退休，女职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约55岁）。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养猪生产的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6~367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要求各地农村贯彻执行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并在供应饲料和收购价格上合理兼顾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以改变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75~77、87页）。2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特别讲到不能把人民闹事“看成反革命”，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要批评；有困难的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外，一律不抓、不开除。（《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8~369页）。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业社必须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包括产品分配、银行存款、国家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及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的救济款等，决定社队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28~130页）。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允许合作社将小型役畜转给社员私有、私养、私用，或几户社员伙有、伙养、伙用，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
    和日常生活对畜力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养牛的积极性。（《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3~374页；《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6~78页）。同日又发出有关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并社和转高级社的工作应该停止；过大的社可以根据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社员的意见，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0~73页）。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承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指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54~156页）。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透露中央准备在年内召开中央会议，专门讨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企业中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66~173页）。

　　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参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详见《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第75~89页））。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东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95、323~327、366~368页。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对于整风的目的，毛泽东强调的是批判官僚主义，而刘少奇始终把主观主义摆在第一位。其实，毛泽东有时讲话也把主观主义排在第一（见本文），而刘少奇有时讲话则重点批评官僚主义。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1页。）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5~309页）。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间的讲话和报告，发现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了。甚至到5月7日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刘严厉地批评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但强调应采取“妥协性的办法”处理，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0~251、258页）。毛泽东明确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党群关系，解决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并且邀请民主党派与****一起整风，刘少奇却在这里强调“同志间”的批评，解决“党内”的矛盾。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赞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四、提前行动：毛泽东决定进行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以《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却长时间没有对“双百”方针进行主动宣传。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林克日记》（手稿），第30~31页）。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胡乔木论中**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毛泽东为了推动整风，回到北京后接连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9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2年至3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后来都没有下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1~422页）。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了。

　　4月17日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7页）。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9日这天，毛泽东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15天内用电报（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32~433页；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2页）。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调查之广泛、详细，要求之严厉、急迫，足见毛泽东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立即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搞通”，为此“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01~1202页）。

　　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70页）。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文件（《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8页）。同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文件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295页）。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5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1~452页）。2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06~607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4月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只作了几处文字改动。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泽东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提意见。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关于整风采取的方式，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200241）

与毛泽东有良好关系的章士钊[转帖]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章士钊其人

　　章士钊（1881—1973），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律师。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当时求学的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与黄兴一同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全国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章士钊又因《苏报》案而一举扬名。一个月后，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传统，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与孙中山等人一同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倡导革新，反对专制，追随孙中山。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时，下令禁止学生的反帝活动，压制北京女师大学潮，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时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被鲁迅先生斥为“落水狗”（近来有的学者撰文说，“三一八惨案”时章士钊在日本）。

　　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年就曾与****保持密切的交往。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即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先生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中共一行人的安全，两人相见时，毛泽东咨询章士钊先生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先生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在众人面前章士钊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毛泽东，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49年9月，章士钊先生受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样的搞法很不妥当，会把国家搞乱的，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坦率直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希望党中央的领导要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子把他打倒。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先生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听从章士钊先生的劝告，但也没有将其打成反革命，就算对他是客气的了。

　　1973年，章士钊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他向党中央提出再度前往香港探访亲友，寻找和平统一台湾的途径。他的想法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为此，周恩来总理还为章士钊此行安排了专机，并且特别为章士钊老人配备了医生、护士、秘书及警卫。章士钊先生此次前往香港，名为探亲，实则是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刚好一个月，因年龄太大，加之气候不适，便病倒了，于同年7月1日在香港与世长辞了。骨灰运回北京后，于7月12日，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有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及郭沫若等人，毛泽东还为他送了花圈。

　　章士钊先生一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他曾因留学与考察，到过日、法、英、德等国。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及逻辑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康德、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译。他是中国人中惟一一个与名震全球的心理分析大家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人。章士钊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钊全集》等，近500万字。

　　章士钊先生一生先后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叫吴弱男，吴氏原籍安徽庐江，出身名门，13岁时就曾留学日本，攻读英语。1905年，吴弱男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吴弱男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任英文教员，随后吴弱男留学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政和逻辑。1909年4月，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先生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生有三子：长子章可，自幼生长在北京，其后随母亲在欧洲生活了近10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前后，他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那时的章可30岁不到，正是年少气盛之时，亲眼看到了纳粹党兴起时狂热的日耳曼情绪，受其影响，产生了一些对希特勒的模糊看法。为此，在肃反运动中，章可还被隔离审查过。那时，章可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连院长的职务也被撤了。从此，章可一生潜心于绘画。由于他是搞艺术的，又在国外生活了多年，一切都要求尽善尽美，但他缺乏生活经验，加之性格又孤僻，社交圈极小，人到30多岁，婚姻大事得不到解决。对他的婚事，章士钊先生非常操心。一次章士钊托人给章可介绍一个警校姑娘，一见面，他就不同意。其原因是说那姑娘太严肃。后来父亲又托人给他介绍安徽桐城派作家方苞家的一个小姐，章可又说人家涂了口红，太摩登。就这样，他的婚姻一拖再拖，一直拖到60多岁，才结婚。章士钊先生二儿子早年在德国的格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三子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二子、三子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早逝。

　　章士钊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叫奚翠珍，苏州人，婚后收养一女。这个养女就是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女士。章士钊先生的第三位夫人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江苏无锡人。雪明珠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雪明珠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入室弟子。雪氏婚后无子。

　　　　女儿章含之：毛泽东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1935—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翻译家，章士钊先生的养女。曾任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副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并参加过中美建交会谈等重要外交活动。

　　章含之1935年出生在上海，生母是上海永安公司一名普通的售货员。据章含之女士透露，她实际上是一名私生女，生父是一个权大势大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小含之出世后，生父从她母亲身边夺走她，但是母亲坚决不给，母亲宁愿将女儿送给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为此，父亲请出了上海滩有名的律师出来调停，但也毫无办法，于是这位律师干脆说，既然这样，那么这个孩子谁也不给，就我抱走算了。这个律师不是别人，正是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将含之领回家后，交给第二位夫人奚翠珍细心抚养。从此，章士钊先生和夫人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1946年，章含之考入上海震旦女中后，章士钊还为她请了一位震旦女中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这位老师每天下午来章家后，用一个小时帮助含之复习功课。小含之很调皮，当老师一走，她就跑到离家不远的一个“作家书屋”去看一些不花钱的书，如巴金的《家》、《春》、《秋》等书。

　　小含之还酷爱话剧。在上海读书期间，每当曹禺的《雷雨》、《日出》公演时，她都一定去看。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出时，章含之每次必听。受其影响，那时的章含之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演员。有一天，也是她的父亲章士钊偶然得闲的片刻，父亲突然问含之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含之脱口而出，告诉父亲说想演话剧。她万万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当即教训她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了书我送你出国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就不许进章家门！”为此，章含之当时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平时的章含之和父亲之间的沟通就很少。经过这次短短的谈话之后，章含之对父亲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父亲的训话使她又伤心又不服气。解放后，她还是喜欢戏剧，一直到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期间，她先后演出了全本萧伯纳的《Augustus Does His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还在剧中扮演了黛丝德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章含之的戏后，说她颇有点演员的才华时，章含之总是会叹口气后打趣地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1949年11月，章含之随着全家迁居北京。初到北京的章士钊先生得闲每天教女儿含之读一篇古文或背诵一首诗词，可学了几天，含之就不愿意继续学下去了，对此父亲见女儿不爱学习，很是伤心。后来父亲要章含之同她大哥章可一起到一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学习俄语，含之去了几次后，又不想去了。对此，父亲很生气，问女儿为什么不肯去，含之回答说：“这个白俄老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于是就严厉地批评章含之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

　　后来含之回忆起这件事就说：“父亲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还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贫血症。”1972年，章含之任周总理翻译。一次周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用了“越俎代庖”这个成语，章含之傻眼了，怎么也翻不出来。周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故称)的女儿为什么会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章含之听了周总理热情的批评，想到自己早年没有听父亲的教导，感到无限羞愧。

　　1950年含之开始进入北京五一女中读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那天，含之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毛主席的家宴。正是由于她这次见到毛主席，导致她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

　　毛主席同章含之女士的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章含之父亲章士钊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挚友，经杨怀中先生的介绍，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在1919年时就认识了毛主席。毛主席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的亲属外，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含之的父亲以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等几位先生。毛主席事前通知这些客人时，还吩咐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女儿，王季范先生带着他的孙女王海容，章士钊先生则带着女儿章含之。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毛主席还问了他们几个人的儿孙辈的情况。含之告诉毛主席，她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时，毛主席很感兴趣，问了她的年龄后打趣地对她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含之：“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章含之随父亲参加过一些毛主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绍她同毛主席握过手。但是，这一次她竟然在只有10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她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主席呵呵地大笑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章含之当时还以为这只不过是毛主席那天晚上酒喝多了，高兴了说说而已。没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章含之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毛主席在寿宴那天同她说妥的，要她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很关照她，并要她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里。含之父亲知道后很高兴。章含之同毛主席数十年相知，对女儿来说毛主席是个很随和的人。有一次，父亲章士钊还要女儿含之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章士钊藏书较多，主席经常向他借书看。自从章含之经常去毛主席那里之后，她就成了父亲与主席之间借书、还书的交通员。

　　1971年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一书出版，当时章含之已调外交部工作，章士钊先生给外交部的代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送的书交给女儿，嘱咐她上班时带去，亲自交给姬、乔两位。章含之把这两套书带到办公室后有些犹豫起来。那时章含之女士从外语学院调外交部不久，对部里的一切还很不习惯，加之部里等级观念十分明显，司里的一些老科员对新来的她也不放在眼里，那里的人还喜欢议论别人，评头品足。章含之觉得，假若把书亲自送到姬、乔两位领导的办公室，事情传出来，人们一定会说她拿父亲的著作做进见礼，去攀上部长的关系。考虑再三，章含之还是将书放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柜子里。

　　过了几天，章含之突然接到乔冠华副部长秘书的电话，那位秘书说，乔部长昨天去北京医院看望张奚老(张奚若先生，当时外交学会会长)，听说章行老也在住院，就去看了他，章行老说他的一部《柳文指要》，自己题了字，并交女儿含之代交乔部长，但是乔副部长至今没有收到。那位部长秘书知道书仍在章含之手里时，就到她办公室亲自把两部书拿去了，临走时对章含之同志说：“含之同志，以后有给部领导的任何东西，请你不要压下来了。乔部长还怪我怎么不早告诉他章行老的女儿调到外交部来了。”章含之回答这位秘书说：“我在亚洲司，小科员一个，又不属乔部长领导，所以也没有去拜见！”

　　这一年的11月，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章含之是代表团的翻译之一。乔冠华同志是在外交部六楼东侧的会议室里第一次召开全体代表团成员会议时认识了章含之女士的，自此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秋天，章含之与乔冠华结婚。

　　这时的章含之已经36岁，乔冠华部长比她大22岁。这是章含之在个人的婚姻问题上做出的第二次选择。在那个年代，这个选择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几乎在所有人眼里，爱情之桥无论如何也难以跨越22岁的年龄空间。然而，章含之用事实证明了人们的看法是错误的。真爱，可以飞越一切横在爱情之河上的障碍物。事实证明，婚后章含之一直深深地爱着乔冠华，伴着他共度患难，相濡以沫。

　　10余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妻真正快乐平静的日子只有一年。对他们二人来说，最大的不幸是感情总跟政治搅合在一起经历了不少麻烦。1983年的中秋节，乔冠华因患癌症去世，从此走完了他灿烂的一生。

　　就在乔冠华去世不久，有朋友问当时只有48岁的章含之女士，你与乔冠华经历了那么多苦痛，你后不后悔？章含之的回答是：爱是不可以后悔的。在乔冠华去世20周年的2000年，有人又问章含之女士，你是否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含之此时引用了女作家黄宗英的一句话作了回答：“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章含之女士将自己对丈夫乔冠华的无限思念，全部寄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该书详细而真实地记叙了她与丈夫乔冠华的相知相爱的全过程。

　　　　外孙女洪晃：“一个大女人”

　　洪晃，当代作家，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外孙女。著名女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儿。洪晃的父亲洪君彦是上海人，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章含之女士的前夫。洪晃乳名妞妞。她出世时，外祖父章士钊给她取名“冕”，之所以取名“冕”，是外祖父取自王冕幼时放牛，后来成了画家，并做了大官，当了朱元璋的咨议参军的故事。显然外祖父希望自己的外孙女将来像王冕一样事业有成。加之洪晃也属牛，于是就取名“冕”。没有想到，当家里的人给洪冕到派出所上户口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将出生证明书上的一个“冕”字，误认成“晃”字。因此她的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成了“洪晃”。那时要将名字改过来很麻烦，家里人也就将错就错。从此，洪晃一名就叫开了。1974年，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之际，中国外交部决定派出一批少年留学生，赴美求学。洪晃与现任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等5个孩子一起被外交部选为赴美的第一批小留学生，让他们从小去纽约闯荡闯荡。这批少年留美学生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空降红小兵”。那时，洪晃在这批少年留学生中龄最小，年仅12岁，年纪最大的是章启月，也未满14岁。

　　洪晃等5个孩子来到纽约后，进入纽约格林威治“小红房”学校就读，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地，每天代表团派车接送这5个孩子。当时，照看这几个孩子的老师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女士。张女士曾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幼儿教育硕士学位。这群孩子来纽约的一个多月后，张希先女士发现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不快，于是向中国驻联合国总部的领导建议，让孩子们住到美国人家里去留宿就读，只有到周末才回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地补习汉语。从此，这几个孩子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1977年1月，洪晃等5个孩子回到了北京，被分到北京的几所中学继续就读。洪晃高中毕业后，考入美国著名的华瑟学院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和肯尼迪的夫人均毕业于该校。因此，洪晃很幸运地成为这两位美国第一夫人的校友。

　　大学毕业后，25岁的洪晃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并成为这家公司驻上海的首席代表。在这家公司工作期间，她获取年薪7万美元的高额工资。就在这时，即1980年，洪晃和著名的电影导演陈凯歌相恋。她之所以能够和陈凯歌走到一起，据洪晃自己所说，因为她那时到外企工作，工资颇丰，钱挣多之后，反倒觉得钱是一种挺俗的东西，于是特别向往艺术。所以认识陈凯歌之后，洪晃有一种被解放被解脱的感觉。她与陈凯歌在纽约结婚时，陈凯歌正在拍电影《孩子王》，应该说陈凯歌在电影事业上正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婚后，洪晃天天为自己的工作而忙碌着，而陈凯歌也在为自己的电影忙碌着。由于两人个性都比较强，都喜欢以自己为中心。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彼此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在坎城电影节上拿了金棕榈大奖，也就是陈凯歌在影坛上处于大红大紫之际，洪晃与陈凯歌终于分手了。

　　令人佩服的是被人称作“痞女”的洪晃，是一个十分厚道，待人善良的女人。许多人婚姻破裂时，不是大吵大闹，就是互相攻击，甚至不乏诽谤。而他们离婚后和离婚前，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听到洪晃说过陈凯歌的一句坏话，甚至连一点小缺点也没有说。当有人追问洪晃为什么离婚时，她才说：“两个人婚姻的失败，是两个人对这份感情不够珍惜才出现的问题。两个人都有责任。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不记恨他人，走过来了就念一点别人的好。”

　　在与陈凯歌结婚前，洪晃也曾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位丈夫是美国的一位律师。由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她与丈夫的分手。当洪晃与陈凯歌分手后，在婚姻殿堂里遭遇两次挫折的她，并没有消沉失望，相反仍然保持着她学生时代的那份纯真与可爱。人到中年的洪晃在爱情领域还是那样浪漫，致使她而今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她现在的先生是一位法国人，比她大12岁，在法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据说他们相恋9年后才结婚。对于这位法国丈夫，洪晃似乎挺满意，因为她认为在她丈夫身上凝聚着浓厚的法兰西文化。正是这浓厚的法兰西文化，使洪晃从文化上找到了一种与丈夫平衡相处的生活基础。

　　洪晃不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事业上也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不甘寂寞的洪晃，28岁前毅然放弃年薪7万元的外资企业驻中国的首席代表的职务，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编辑出版杂志。当人们对她的这一举动表示不可理解时，她却坚持自己所走的路。而今洪晃已成为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即总裁）。她旗下的《LOOK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及《名牌世界乐》等杂志均成了都市畅销杂志。洪晃在事业上终于成功了。

　　有人说洪晃是个好女人，因为“她一笑满脸灿烂”，“平时她就吃炒饼，一点不挑食”。

　　也有人说“洪晃是个善良的女人，别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会装孙子”。

　　更有人说“洪晃是个好老板，虽然她霸道，她不讲理，但是她知道错就改”。

　　北京知名记者董慧说：“洪晃是一个大女人。”这话看来一点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