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台山一中“六四秋初（4）”班老同学 [复制链接]

老同学，送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听这个歌，当年的情景犹如浮现眼前。

据我至今仍保留着的课堂笔记本，ersonName ProductID="黄标" w:st="on">黄标ersonName>老师在第一次给硕士研究生讲《资本论》时，对我们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学习方法，不必满堂灌，尤其是研究生。要你们自己讨论，进行研究。看懂了，有启发的，能解决的，不必罗嗦。有难题，提出来我再发表意见。师生间提倡百家争鸣，不扣帽子，进行学术探讨，以得到学术上的收益。除了学《资本论》外，还要达到触类旁通，联系实际，不怕担风险。要懂得用理论研究现实问题，帮助我们理解国外和本国的问题。现在设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也研究《资本论》体系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部分。要敢于和善于联系实际，摆脱‘文字狱’的恐惧。”

ersonName ProductID="黄" w:st="on">黄ersonName>老师在多次讲课中，都强调了坚持真理，解放思想，勇敢突破传统的不合实际的理论，“不唯书，不唯上”。他在1980年6月3日布置《资本论》考试题目时就对我们说：要求围绕《资本论》第一卷自定题目写文章，宜精练，字数不宜太多；“观点可以不同ersonName ProductID="于" w:st="on">于ersonName>老师，甚至也可以和马克思不同，可以‘同马克思商榷’，但不能曲解马克思原意。”他还出过一道《资本论》考试题——“试校《资本论》第三卷的计算笔误”。后来，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通讯》发表的“试校《资本论》地租篇的数学笔误”就是我对此考试题的答卷的一部分。

   李江帆：试校《资本论》的计算笔误，《哲学社会科学通讯》1981年第2期（部分）

现在回想起80年代初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我的最大收获是，沐浴了思想解放的春风，破除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半僵化态度，逐步懂得了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与ersonName ProductID="黄" w:st="on">黄ersonName>老师思想解放的言行对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为我大胆突破传统成说，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树立了精神榜样。也就是在攻读ersonName ProductID="黄" w:st="on">黄老师讲授的《资本论》期间，我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很大启发，开始酝酿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质产品论”发起全面冲击……

  在就读研究生之前的1977年，我起草过一篇批判文章，驳斥“四人帮”动辄指责知识分子“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而“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我仅凭直觉就知道此论点荒唐。因为：我自幼生长在教师家庭；下乡插队五年，做过“耕读班”教师；考大学，被推荐入师范学院；大学毕业，执教于师范学校；考研究生，读的依然是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当的是“教师的教师”。孩提时代的耳濡目染，半辈子“师门”的身体力行，使我对教师的职业特点有着特别真切的了解。但是我又感到难以运用大学教科书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驳倒此论点。因为，按照政治经济学关于只有工农业才创造产品和价值的成说，也确实只能推导出教师、知识分子以至所有“非物质生产劳动者”都是靠“物质生产部门”施舍或馈赠的产品养活的。批判文章虽然写成了，但它给我留下的是深深的困惑：教师到底有没有向社会提供产品？如果有，该称为什么？

　　考取研究生后，在黄标熊等老师不拘泥于《资本论》成说，解放思想的学风的影响下，我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从马克思提出但未予阐述的“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运输业的再生产公式Ｇ—Ｗ…Ｐ—Ｇ'，以及西方经济学对Goods（货物）与 Services（服务）的并列分析中，得到很大启迪：教师获得工农生产的“饭”和“衣”，是以向对方提供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服务消费品”为代价的。教师“不做工”、“不种田”，与工人农民不教书一样，是社会分工，各司其职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理由要加以非议。

据此新认识，我在经济学说史课程学习过程中，于1980年6月27日写成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几个问题——《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学习札记”一文，作为课程论文。这可以说是我从事第三产业研究的“处女作”。该文共1.8万字，分4部分：一、从经济学说史上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谈起；二、物质生产领域的脑力劳动者是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劳动者，不是“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的寄生虫；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脑力劳动者是创造精神财富的非生产劳动者，他们以自己的非生产劳动换取物质生活资料，不是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布施过活；四、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生产劳动者日趋增多，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不是社会腐朽、寄生性的表现，服务性行业日益发展，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现在看来，该文并未跨出关键的一步——突破旧的价值观，且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但它系统概括了马克思关于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的特点、产品、生产产品的劳动及其作用的阐述，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较新的观点。

李江帆第三产业研究的“处女作”——“《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学习札记”，1980年7月稿，发表于李江帆：《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

[1]扈启曙、梁秩森同学已因病先后辞世，愿他们在天国安息。

［此帖子已被 龙卷风 在 2009-12-30 15:54:59 编辑过］

三、理论升华：构建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框架

初稿写出后，我第一次登门求教ersonName ProductID="黄标熊" w:st="on">黄标熊ersonName>老师，请他审阅。他当时住在中区一间狭小的两房一厅里。他热情接待了我，在肯定论文有新意的同时，也针对其不足和我谈了三点意见：

1.写论文首先需要考虑是写给谁看的。对不同层次的读者, 写作有不同的深度。经济学论文应该是给经济学修养较高的专家看的。大家都懂的,就不必罗嗦。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人都有疑问的，则需要详细分析。读者定位不清楚,写作的深度就不好掌握。

2．在写作论文要提出一个观点时，必须估计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会有什么质疑。你的耳朵里应该不断响起他们从各个角度提出的批评意见。你必须考虑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你就需要对你的论点进行必要的修改，以堵塞可能被质疑的漏洞。如果他们的意见不正确，你可以在论文中用设问的形式，有针对性地直接反驳他们的观点，或者不设问，用间接的方式分析，正面论述与论敌相反的论点。这样就可以使论文经得起推敲。

3．轻视非物质生产人员，是狭隘的小生产意识和不讲科学的封建主义偏见的影响，在我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四人帮”登峰造极，把这种错误观点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把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看成“蛀米大虫”。对这两者要作出区分。

ersonName ProductID="黄" w:st="on">黄ersonName>老师的这一番话对我启发很大。当时我仅在学报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农学派的论文，对怎样写论文其实还不很懂。他从方法论上指导我如何进行经济研究，如何行文，对我日后科研上的进展有重要指导意义。后来，我在写作科研论著特别是《第三产业经济学》时，牢牢地记住了这些话。这提高了我的科研成果的理论逻辑性和说服力，使我受益终生。

ersonName ProductID="曾和杰" w:st="on">曾和杰ersonName>老师批改论文后也给予好评。后来,该文在1981年3月向湘潭大学学报投稿未予采用（1997年该文发表在我的论著《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中）。我决定把它拆开再投稿。其中的第四部分在1981年3月24日修改成《非生产劳动者日趋增多是社会寄生性的表现吗?》先后在本校内刊《哲学社会科学通讯》和《学术研究》发表了。

              李江帆发表于《哲学社会科学通讯》1981年第3期的论文（部分）

　　1981年5月，我系统学完了三卷《资本论》。这时正是我形成新的价值观的转折点。当时报刊首次大张旗鼓地宣传第三产业概念，《经济研究》破天荒地发表了何小锋等两篇与传统经济学针锋相对的、很有创见地提出服务价值的论文。这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给了正在向传统经济理论冲击的我以很大鼓舞。我再次深入钻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国外关于服务的一些著作，重新检讨了一年前写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几个问题——《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学习札记”，并认真推敲了其中的一些不彻底的、自相矛盾的论点。我发现，我既然承认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脑力劳动者创造精神财富和服务消费品，就得顺理成章地承认：若这些产品用于交换，就成为商品，具有价值；这些劳动者因此也创造价值，并非是非生产劳动者。

    长期的冥思苦想使我豁然开朗，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形成了。我认识到: 传统政治经济学将产品局限于物品的范围，否认“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生产产品，是上述“养活论”得以流行的一个理论渊源。要正确认识教师、知识分子以至“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性质和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关键问题是必须突破传统产品观，把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也纳入产品范围；应合乎逻辑地从服务产品论升华到服务价值论。于是，我以1980年论文为基础，于1981年5月4日写成了《略论服务消费品》,大胆地提出了关于服务消费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有价值，它必然随社会的发展日趋增长等一系列新观点。该文浓缩本先在6月6日广州日报问世，全文随后在《华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发表了。

                      李江帆在全国首次发表“服务消费品”论文（部分）（《华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1981年夏，在导师黄家驹老师的提议下，我决定以《略谈服务消费品》为基础，以“论服务消费品”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9月4日，我写出毕业论文研究大纲“论服务消费品”, 拟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和起点为蓝本，系统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六方面问题，全面丰富、补充《资本论》体系。这一研究大纲实际上成了我七年后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的理论框架。同行们都可以看出，这其实是我研究《资本论》的心得体会。它直接得益于黄标熊等老师的教诲和启发。

              华南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与导师在一起（1982.11）

               左起：后排：林红、梁桂全、梁秩森、郑炎潮

              前排：李江帆 ersonName ProductID="曾和杰" w:st="on">曾和杰ersonName>老师 ersonName ProductID="黄家驹" w:st="on">黄家驹ersonName>老师 ersonName ProductID="李华杰" w:st="on">李华杰ersonName>老师 ersonName ProductID="黄标熊" w:st="on">黄标熊ersonName>老师 扈启曙

四、春华秋实：摘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我探讨服务消费品直至后来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我当然清楚地知道我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81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概念试探性地在中国传媒上“亮相”才几个月，在下半年就因一位全国著名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以“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的罪名被上面有关权威部门打入冷宫。而我恰好在这时顶“风”而上，开始做第三产业研究的硕士论文，其政治压力、学术压力以及学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还记得1981年北上-访学时东北一著名经济学家就劝过我要回避科教文卫的生产性这一学术风险大的问题，但我没有听。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中央权威经济学报刊连篇累牍刊载批评服务是生产劳动的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使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几乎处于被动局面。 我当时多么迫切地期望杂志上有那怕一篇论文露露脸支持第三产业理论也好，这就可证明自己的新观点只是学术之争，冲淡一下答辩会的政治气氛……

后来到了1983年(此时我还是个助教)， 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也因服务消费品的新观点而差点“卡壳”。一位副主编不同意我在“服务消费品是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 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的劳动者提供的用于生活消费的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的定义中提到“教育”，他认为对教育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有激烈争论，必须删去这两个字。我觉得他没有道理：发表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主编的观点，更不需跟“风”走。难道主编的责任是要把作者的论点“改编”得跟他的一样吗？更何况，教育是我研究服务消费品的“导火线”和理论分析的模特,也是我的论点的新意所在。删掉它，岂不是釜底抽薪吗？于是，我对责任编辑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瞿孟飞">瞿孟飞ersonName>先生说，教育服务是个原则问题，如果贵刊非删不可，我宁可不在这里发表，尽管贵刊的档次高，名气大，很多人都唯恐攀不上。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瞿">瞿ersonName>先生对我坚持自己学术观点， 不卑恭屈膝、让步求全的坚定态度很是赞赏。 他建议我在论文中加一段马克思论教育是提供服务消费品的服务部门的综述(后来此文出现一段注释体例不一的“语录”就是此缘故)，试图帮我以此说服他的上级。谁知这位上司还是固执己见。最后,他们采取“陪绑”方式将此句中的“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 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与“教育”一起删掉，而没有单独弄掉“教育”二字和文中关于教育服务的内容，算是既实施了副主编的“高见”，又照顾了我的意见。

1981年下半年，北京学术界已掀起批评第三产业的浪潮，而我却为撰写第三产业的硕士论文，从9月17日至11月17日和梁秩森同学赴北京、长春、天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问专家、学者，收集论文资料。黄标熊老师为我们北上-访学写了数封介绍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广东。

     李江帆和同学梁秩森为撰写硕士论文北上-访学时在北京北海公园合影（1981.9）

  两个月的访学使我大开眼界。不少专家学者不赞成第三产业概念，有的甚至提出激烈的抨击。但是，他们使我有机会在吸取正面意见的同时，广泛了解、留意、考虑反面和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对我形成硕士论文以至《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论点的启发甚大。后来，我推敲每一个新论点时都想起黄老师的指点，都仿佛听见耳边响起不同意见，因而能有针对性地给予恰当的、充分说理的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在驳论中深入阐述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观点。这应该归功于黄老师对我论文写作方法和观点的指导。

   李江帆北上-访学时为省钱夜宿防空洞——旅业服务价格仅为0.8元（1981.11.7 杭州）

1981年底至1982年春,在导师黄家驹老师的支持和吴朝震、黄标熊老师的指点下，我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6、46和47卷，广泛阅读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做了2000张约26万字的卡片，写了8万多字的读书笔记。1981年5月18日至6月24日, 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鼓作气写成了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论服务消费品》初稿。文章包括三章:一、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二、服务消费品的价值；三、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初稿获黄家驹老师的较高评价。我还先后征求过不少老师的意见，并按周治平、黄标熊、吴朝震等老师的意见，重点修改了第2章中关于服务价值的质和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等问题。至7月23日，第二稿完成。第三稿的修改是按黄家驹老师的意见在7月24至8月1日进行的。至此我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定稿了。因时间和篇幅所限，它虽然没有完成原来六个部分的计划，只探讨了前三部分，但它奠定了我后来建立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实物产品理论, 成为《第三产业经济学》第4、5、10章的雏形。

　  当时华师还没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因此我的论文答辩得“两锤”定音，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毕业论文答辩，决定研究生是否毕业，于1982年9月20日在华师政治系会议室举行。由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华杰">李华杰ersonName>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卓炯、黄家驹、黄标熊、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丁家树">丁家树ersonName>老师任答辩委员。答辩委员们充分肯定了我撰写毕业论文所做的扎实研究工作、论文的重要意义和创见，一致同意通过毕业论文并评为优秀，一致通过参加硕士论文答辩。             

     华南师范学院哲社研究所首届经济学硕士生毕业与导师合影（1982.11）

  后排左起:林红 梁桂全 李江帆 扈启曙 郑炎潮 梁秩森

  前排左起: 曾和杰老师 李华杰老师 黄家驹老师 黄标熊老师

　　第二次答辩是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决定是否授予硕士学位，于1982年11月 22日在申请学位的学校——暨南大学招待所举行。由暨大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继文">陈继文ersonName>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暨大商经系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何永祺">何永祺ersonName>老师、计统系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孙耀东">孙耀东ersonName>老师和华师黄家驹、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华杰">李华杰ersonName>老师任答辩委员。答辩委员会也充分肯定了我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意义、创见性和科学性，一致通过授予硕士学位。

   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中文和英文版上问世。其他部分也“化整为零”，拆为13篇论文，相继于1980年代初期发表于中央和省市报刊上。至此，我算得上迈入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大门了。

值得告慰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黄ersonName>老师的是，他的学生长期研究《资本论》终于结出硕果。经过从1980年7月到1988年6月的“八年抗战”,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42万字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这一理论成果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较高评价，在1991年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它也对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实践和决策产生良好影响。

           李江帆副教授代表获奖者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第四届发奖会上发言（1981.6 北京）

在荣誉面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三产业研究是从研读《资本论》开始的；我深深感谢黄标熊等师长和朋友们多年来对我的教诲、支持和帮助。遗憾的是，我出版的一本记载了我在研究第三产业的道路上受黄标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熊等">熊等ersonName>老师教诲的书——《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还没来得及送到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黄ersonName>老师手中，他已辞别人世。

                  李江帆：《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在小组讨论会上，早就认识我的西北大学ersonName ProductID="何练成" w:st="on">何练成ersonName>教授（我和梁秩森同学1981年拜访过他，他后为我的硕士论文写过评语）推荐我当记录员。于是就有了我与宋涛、卫兴华、刘诗白等老专家的交往。不过，每天看着正式代表排队领取大会论文，而我因“列席”身份而两手空空，心里真不好受。《经济研究》编辑部杨长福先生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很同情，便从他领到的会议论文中抽取了几份他有兴趣的资本论创作史的论文后，其余的全送给了我。我至今想起此事心里还感到非常温暖（ 2000年5-6月，我在深圳的一个全国城市经济研讨会上意外见到了已经退休的杨长福先生，感到非常亲切）。

回想起来，我列席这次会议收获是很大的：

一是首次参加了全国性最高层次的经济学研讨会，在小组讨论中介绍了我关于服务消费品的研究观点，认识了一批全国著名经济学家（那次研讨会阵容相当强大，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几乎全部到会[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是从研究资本论开始的]，它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界一次空前绝后的盛会），还加入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我早就知道，成为该会会员在当时代表很高的学术地位,全国很多研究资本论的学者（包括华南师院的的一些专门研究资本论的副教授）纷纷申请参加都未能如愿。这次大会宣布，凡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都可以加入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研究生刚毕业的我和梁秩森同学听后喜出望外，马上办了入会手续。

二是结识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当时还没有“中青年”概念，大家自定标准将41岁以下的称为“年轻同志”与宋涛、陶大庸、关梦觉、卫兴华、仇启华、萧灼基、马家驹、田光、李成勋等著名经济学家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并合影留念。记得老专家饶有兴趣地问我们：为什么以41岁为“年轻同志”的界线？其实，组织会议时本拟以40岁为界，恰好有几个41岁的学者也很想参加座谈会，于是把年龄放宽到41岁。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大都成材了。其中我认识的不少人，如陈东琪、程恩富、常修泽、顾海良、金岩石、李新家、李明、林述舜、陆立军、巫继学、许兴亚、严正等（按姓氏拼音排序），已成为经济学领域有影响的专ersonName ProductID="家" w:st="on">家ersonName>。我相信，合照者在网上看到26年前这张“初出茅庐”的合照，回想起二十多年来走过的路，一定会感慨万千的。

三是我打电报请留守广州的同学把我误寄到北京的大会论文《论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从广州托运到厦门，恰好在大会论文集评审会召开前数分钟送到评委手中，刚好够每个评委一份。该文得到专家好评，被选入论文集、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后来因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录用，我主动告知会议主办者而没被收入此论文集）。这使我不禁联想，如果论文不是误寄到北京，我应收到会议的正式邀请函成为正式代表的。

四是担任小组讨论记录员，得到不少锻炼。记得我每晚赶写生产劳动讨论简报到深夜两三点钟，然后把文稿报给严正、苏蓉生编辑汇总。翌晨早餐时分，我的文稿经厦大印刷厂就变成了代表们手中的铅印会议简报。手稿变铅字对我来说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因那时未有计算机处理文字，字迹“变”得这么神速，仍显得很神秘和新鲜。厦大美丽的校园，云集的经济学家，高深的学问和严谨的学风, 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没想到的是，数年后，我有机会重返厦大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不同的是，“笔”已换成了电脑，手稿也变成了“机稿”。

   回忆往事，我还得感ersonName ProductID="谢黄标熊" w:st="on">谢黄标熊ersonName>老师的信息使我获得第一次参加全国高层经济学研讨会的机会。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与ersonName ProductID="黄" w:st="on">黄老师一起出席全国理论研讨会。在会议期间，我和黄老师还拍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至今多年过去了，时间可以磨灭一个人的记忆，但我与黄老师交往的难忘往事，他的音容笑貌，以及我对他的深深怀念，却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全文完。原载《接轨腾飞的求索：黄标熊论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009年12月30日修改）

［此帖子已被 龙卷风 在 2009-12-30 14:44:30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