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胡适薪酬丰厚 出手阔绰[转帖]
 

　　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多数是比较宽裕的。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胡适(1891—1962)。
　　1917年春,胡适在美国留学已满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积极投稿《新青年》杂志,鼓吹文学改良,用白话作诗文,成为新思潮的一员健将。当时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刚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特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校长力荐胡适,蔡元培遂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接到电报,便于这一年夏天回国。
　　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0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10月25日胡适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研究。
　　胡适早在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40里外江村的江冬秀订了婚约。胡适从小孝顺,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回国在北京大学工作以后不久,便按照约定回老家迎娶。胡适和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没有度完蜜月,于1918年1月下旬独自回北京继续教学。他十分敬业。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北京大学形成了新文化人群体。
　　当时银圆升值,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胡适每月的薪水以现大洋支取,一银圆可以兑换钞票一元八角左右。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胡适租赁的新居在钟鼓寺14号,共有17间房屋,一进门是9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佣人住处。厨房比较小,庭院也不算宽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那时,胡适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因而租赁了这座普通的四合院。
　　胡适原想把老母亲和新婚妻子接到北京来共同居住。但胡适的老母年老多病,不肯北上,只有妻子一人来京。为照顾婆婆的病,江冬秀到6月上旬才出行。这时,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他在北京常有一些大笔开支,比如结婚后,他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们吃喜酒;6月5日,他又宴请北京大学同仁送贺礼的朋友们,一笔就花去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元)。1918年冬天,老母亲病故,胡适和夫人又回安徽老家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有了身孕,1919年3月,长子胡祖望便出生了。
　　胡适成了文化名流,他很勤奋,讲课之余发表文章、出版著述逐年增多。稿酬源源不断,他的经济状况更阔绰了。商务印书馆慕名而来,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作为一个新式文化人,胡适做到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他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教授薪俸、讲演和稿酬版税。
　　五四时期,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2—3圆,小报只有千字1圆(民国初期1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40—50元)。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允千字6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当时已是文化名人,稿酬比较高。
　　正如鲁迅的著作大多是交给他的学生李小峰开设的北新书局出版一样,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交给同乡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版税一律为15%。此外,胡适在新月社自定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定期结算。

　　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
　　(一)版税(至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11月底止)
　　《胡适文存》初集,11版共印43000册,定价2.20圆;版税×15%=14190圆;
　　《胡适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册,定价2.40圆;版税×15%=6480圆;
　　《尝试集》三版共印12000册,定价0.30圆;版税×15%=540圆;
　　《尝试集》40版共印20000册,定价0.45圆;版税×15%=1350圆;
　　《短篇小说》初版印2000册,定价0.40圆;版税×15%=120圆;
　　又,二十版共印38000册,定价0.20圆;版税×15%=1140圆。
　　以上共23820圆,应除未售书版税共759.39圆,存23060.61圆。
　　(二)酬劳(文字稿酬)
　　《红楼梦考证》稿酬300圆;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至十七年(1928年)四月,文字稿酬共6000圆;
　　又美金100圆,按照汇率合国币320圆(1美金=国币3.2圆)。
　　(一)(二)两项共计29380.61圆。

　　从这个账单可以看出,到1928年底,仅胡适在亚东图书馆的版税和稿酬,共计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20世纪20年代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
　　而胡适1930年末再度回到北京大学之后,著述更多、收入也更多了。
　　1931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每月收入千圆以上(30年代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胡适回到北平以后,过着教授、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生活。在北京他的故居先后有三处:钟鼓寺14号院、陟山门、米粮库四号院,住处越来越宽敞。他家中雇佣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
　　胡适从1930年11月到1937年7月住在北平的七年间,他正式出版的专著、选集就有20多种。胡适的月薪,加上版税和稿酬,估计每月平均收入15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4.5万元。年收入合今人民币54万元。他的平均年收入约是鲁迅(晚年月平均收入69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元左右)的两倍多。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二心集·序言》),那么胡适可算中等偏上的知识分子了。
　　胡适的日常开销很大,除了他一家的生活费用,他还时常热情地帮助别人、周济别人。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中,收录了汪静之给胡适的12封信,其中就有反复向胡适借钱的内容,而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了汪静之的要求。又如,林语堂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每月能得到40美元的半额奖学金,他以为这是因为曾在清华教过书,是庚款的捐助,他回国之后才知道这原是胡适个人对他的资助。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道: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
　　

告诉孩子们，这里发生过什么[转帖]
 

2007年夏天，我在芝加哥中途机场转机时，看到候机大厅里有一处展厅，除了有中途岛海战的图片展与电视片介绍，还有一架海军的野猫式战斗机悬在大厅上方。我这才知道“中途机场”就是为纪念中途岛战役命名的。在1942年6月那作为改变太平洋海战战局的关键一役中，美国海军牺牲了三百多名官兵，其中多数是舍生忘死的飞行员。
我在展厅里看到这样的话：

对于永远没法回来的人，和那些即使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没有如我们般幸运的人，我要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所做一切，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一等兵小学志愿者埃德加·R·福克斯六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会记得那些往事？在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飞机场，却有这样一处纪念牺牲者的地方。这就是社会教育理念的不同。

我感慨这样的事，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许多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做好。有一

次，在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教师带中学生参观。学生埋怨“晒死啦”，教师则哄这些高中生“一会儿就好”。还有许多出格的，如学生嬉闹，教师则躲在阴凉的地方。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为争取民族解放经历了苦难的国度，有些人不愿意纪念过去呢？我不敢想。

我们必须经常告诉孩子们：以前发生过什么，这里发生过什么……

（摘自2月16日《文汇报》作者 吴非

张恨水：鸳鸯蝴蝶不害人[转帖]

　　　　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惟一消遣。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生著作等身，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夜深时分，15岁的李存光偷偷从阁楼探出头去，楼下母亲房间已漆黑一片。他蹑手蹑脚合上窗子，点亮煤油灯，从书包里拿出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一个星期内，这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第三部张恨水小说，和之前一样，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50多年过去，李存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还满是笑意。这位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毫不讳言其对张恨水作品的喜爱:“用今天的话，那时候，我是他的粉丝。”

　　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惟一消遣。

　　张恨水一生创作小说120余部，3000余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但由于戴上了“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始终没有张恨水的一席之地，偶尔出现，也是“带着浓烈政治色彩的批判，贴在书页的三五行中”。

　　直至2003年，由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热播，这个沉寂多年的“民国第一写手”，才又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正如李存光所说:“他对历史细节的准确把握，对市井百态的生动描绘，对人性、社会的深刻洞察，研究文学史，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记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记者向张恨水的女儿张政求证，她微笑着否认了这些传闻:“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100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

　　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只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张政向记者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郑成功猝死之谜：气死？毒杀？ [转帖]

　　郑成功突然发狂地喊叫道：“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 既而用两手抓面而逝。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表现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

　　郑成功，福建南安人。明隆武帝曾赐姓朱，名成功。因此后人也多称其为“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亦商亦盗，最后官至福建总兵。郑芝龙早年旅居日本平户时，与当地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郑成功。郑成功7岁时从日本返回中国，开始接受儒家教育。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南明永历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次年，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侯，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清军进军福建之时，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也随之灭亡。郑成功得知父亲要降清，曾苦苦劝阻。眼见父亲执迷不悟，郑成功气愤之下单独跑到南澳岛，召募了几千人马，坚决抗清。清王朝几次三番派人诱降，都被郑成功拒绝。

　　郑成功强大起来后，与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率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是中了清军假投降之计，兵败退回厦门。郑成功回到厦门后，开始筹划攻占台湾，以此做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恰在此时，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何廷斌还送给郑成功一张绘有荷兰侵略军军事力量布置的台湾地图。公元1661年三月，郑成功派他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25000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大军越过台湾海峡后，在澎湖休整，准备直取台湾。

　　荷兰侵略军为阻止郑成功军队进攻台湾，将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嵌两座城堡，并在港口沉船，以此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郑成功在何延斌领航下，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台湾岛。经过激战，荷兰侵略军惨败，龟缩在两座城里不敢应战。他们一面派人到爪哇岛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试图以十万两白银换取郑成功军队退出台湾。郑成功断然拒绝了荷兰侵略者的要求，并且采用切断赤嵌城水源的方式迫使盘踞在赤嵌的荷兰人投降。对盘踞在台湾城的侵略军，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公元1662年初，郑成功将荷兰侵略者赶出了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却突然暴病而亡，年仅38岁。关于郑成功的死，有这样的说法：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同时，也接到凶信，说他父亲被家奴伊大器告发，伊大器称郑芝龙和郑成功之间不时有书信往来，图谋不轨。清朝廷震怒，将郑芝龙全家处死。郑成功听到消息后，捶胸顿足，望北恸哭道：“你要是听我的劝告，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

　　不久郑成功又得知，叛将黄梧在自己家乡挖了郑氏祖坟，郑成功更是捶胸拍案，整天哀伤恸哭。他咬牙切齿发誓说：“人活着结下怨恨，与死者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有一天我领兵打回去，我不一寸寸地将你碎尸，我就枉作人间大丈夫了。”郑成功的愿望在14年后实现，郑经攻陷漳州时，也挖了黄梧的坟鞭尸，替父亲雪了恨。

　　公元1662年4月，南明兵部司务林英削发为僧，从云南逃到台湾见郑成功，向郑成功哭诉道：“皇上（永历帝）听信奸相马吉祥、逆戚李国泰之话，避居缅甸。现在吴三桂攻缅，缅王已将皇上献给吴三桂，听说已经被吴三桂杀害了。”郑成功听罢，更是痛哭不已。

　　谁知一波未已，一波又兴。郑成功的部下唐显悦告发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与乳母通奸，郑成功顿时气塞胸膛，立刻派人到厦门，欲斩郑经与其所生婴儿及乳母陈氏，但留守厦门的众将不执行命令。郑成功天天登高眺望澎湖方向有船来否，因而患上风寒，到了第八天，突然发狂地喊叫道：“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 既而用两手抓面而逝。所以，《台湾通志》上说郑成功是死于感冒风寒。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表现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主要的依据是：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夏琳《闽海纪闻》、林时对《荷闸丛谈》分别记载了郑成功之死。如《榕村语录续集》载：“马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荷闸丛谈》道：“（成功）骤发颠狂，咬尽手指死”；《闽海纪闻》说，郑成功临终前将药投之于地，然后“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之前，清政府也的确有谋害郑成功的想法。《台湾外志》记述说，当时清政府派一高级军官，携带一枝孔雀胆混入郑军，用重金买通专为郑成功做饭的厨师，让他乘郑成功与部下开会时毒死郑成功和他的将领。这个厨师虽贪财，但害怕事情暴露，权衡再三，不敢下手，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他弟弟办理。他弟弟到了真正下毒时，“每欲下药，则浑身寒战”，恐怖之余，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父亲。其父“闻言大惊”，怒斥他们两人说：“谋害主人，是不忠；答应了别人而不去做，是没有诚信。宁可没有诚信，也不能不忠心。诛灭九族的事情怎么能做呢？赶紧去自首也许还可能免罪。”于是带他们到郑成功住处自首。郑成功非但没有处罚他们，而且还对他们施以重赏，十分自信地说道：“我是天生的，怎么能被凡人毒害？”此后，郑成功加强了保卫措施。这样，即使有人“欲施毒，奈何不得其近（指郑成功）身也”。但这并不能排除郑成功被毒死的可能。

　　郑成功的部将马信神秘地死去仿佛也证明了郑成功有可能被毒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是由他推荐的医师开的处方，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假若郑成功是被人毒死，那么作案者是谁呢？当然，清政府有重大的嫌疑，同时，还有人认为是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特别是郑泰。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郑泰早在郑成功率军攻打台湾时就与郑成功有矛盾。当时，郑泰为运粮官，当郑成功军队出现补给困难时，郑成功对郑泰的失职极为不满，他在座前写下了5个大字：“户失先定罪！”意思是，要是出了乱子，首先处分郑泰。郑成功去世后，郑泰等人伪造郑成功的遗命讨伐郑经，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降清朝。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有可能就是郑泰等人。

　　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又追讨郑泰存在日本的巨款，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看来，一代民族英雄的死因需要更多的史料发现来证实了。
 
发表于 2009-2-25 21:20   
商品店铺搜索  · 爱情，谁买单？ ·2克拉天价钻石拉手惊现广州 ·"最牛狗":能抽烟 会提鞋/图
 
 

认为中国会灭亡，俄罗斯清洗30万远东中国人[转帖]

2008年12月16日 07:59中华网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物资和武器上对中国进行了援助，但是在国内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海参崴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

十月革命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

“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

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

十多年前，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家口”（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我向他们说，中苏关系改善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你应当回老家看看。张说:“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里很酸楚，依依惜别。好在苏联女人多，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中共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

中共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

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

现年五十九岁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乌克兰人，住在基辅。苏德战争开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被装上囚车，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把她们推下车（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无论用船用车，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甚么也没有。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迅速砍树架屋，才能活下来，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着他父母的“家乡”看一看当年的情景。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几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摇（甩）出一二十公斤蜜。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时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驶十几分钟，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的满满的，甚么也看不见了。开门下车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一路叮咬，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到达蜂场拿出摄像机，但镜头被蚊子、小咬糊满了，甚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和德国后裔，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怎么能够走出来！俄国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可见一斑。可以设想在中国被日本侵略、蹂躏最苦难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几十万人的中国侨胞和华工，组织训练成抗日队伍，利用几千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不断地出击袭扰，那一定会使日本鬼子首尾难顾，乱了阵脚，不敢全力进犯主战场，中国的抗日形势和胜利时间，就大不一样了。

邀请苏军出兵东北是历史错误

日本从来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倒是害怕苏联的攻击或中国人从苏境打进来。所以在黑龙江千里边境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一二米厚的钢筋水泥连环堡至今 犹在。日本人仰仗的是关东军，关东军的大本营就在东北，后来关东军敢于只留下个空架子，就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帮助他们把边境对面的中国人，逮捕流放，扫荡 精光，才放心进攻华北华南。

一九四四年在大洋洲瓜达卡纳尔岛，美军的一位情报上尉从俘获的日本战俘暗号中破解出，原来这是真正的关东军。留在东北的“关东军”早就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关东军已消耗在太平洋战场上。上尉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个少校，不知道甚么 时候才能送到海军部长那里。如果那时美国总统知道这个情报，就不会讨价还价邀苏联出兵东北。那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在斯大林的淫威下，并没有轻举妄动。在盟军帮助战败德军，签署了雅尔塔协议，斯大林要足条件后，才答应出兵东北。等到两颗原子弹爆 炸、日本大势已去，苏联才“紧急”对日宣战并断交，出兵东北，受降关东军。资料记载，苏军共俘获五十六万日军，全部押到苏联西伯利亚做苦工，采伐树木，建造一栋栋“木克楞”房子。日俘当然也在那恶劣严酷的大森林里苦干，许多人绝望、经常有人剖腹自杀或集团点燃住屋自焚。没有活回去多少，这倒算是对侵略军的一种惩罚。

zt 葛剑雄《我看王莽》 [转帖]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

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他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

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己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按惯例应继任大司马。淳于长曾为成帝立赵飞燕为后出力，成帝感激他，封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淳于长的妾许mi（

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氏想求皇帝给她复位，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mi（女靡）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此事让王莽打听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机会报告王根，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三十八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授，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继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侄儿原定陶王刘欣。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王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一直闭门不出，对地方官极其恭敬，丝毫没有侯爷的架子。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

元寿元年，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家。

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进宫。哀帝的嬖臣、大司马董贤被免职自杀，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正月，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

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

当年底，十四岁的平帝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二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

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赵明等本来就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令样瑞纷至沓来。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匾，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匾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匾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从阳朔三年（前二十二年）步人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三十一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上回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三十一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也就是说前面二十七年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

让他执掌朝政。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

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万万。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

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往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作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了，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来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颐。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王莽却不明白。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绘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切都要符合古义，惭复古代的面貌。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能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

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的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支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上万言书[转帖]

　　　　　上毛泽东万言书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彭德怀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
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
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
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
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
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
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
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
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
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
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
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
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
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
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
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
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
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
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
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
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
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
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
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
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
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
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
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
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
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
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
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
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
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
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
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
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
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
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
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
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
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
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
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
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
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
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
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
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
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
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
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
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
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
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
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
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
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
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
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
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
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
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
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
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
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
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
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
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
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
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
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
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
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
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
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
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
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
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
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
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
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
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
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
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
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
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
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
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
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
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
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
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
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
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
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
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
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
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
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
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
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
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
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
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
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
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
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
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
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
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
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
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
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
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
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彭德怀自述》）

○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转帖]

《外交小史》（清）佚名著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遣正使伯爵马戛尔尼（Macarney）、　　　　　　　　　
副使斯当东（staunton）等入中国，要求通商条件。翌年，自　　　　　　　　　　
天津赴京师之际，中国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题曰英国贡船，强　　　　　　　　　　
使立之。及至京师，则政府又循例强使于觐见时行叩头之礼。　　　　　　　　　　
马戛尔尼等深虑以此等小节，损中国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广商　　　　　　　　　　
利之目的，不敢抗议。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觐高宗于万树园幄次，　　　　　　　　　
旋以要求诸款，向政府提议。是时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　　　　　　　　　　
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　　　　　　　　　　
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　　　　　　　　　
以故一方则赐使臣筵宴，优加赏赉，以尽怀柔之意。一方则敕　　　　　　　　　　
谕英国王，盛称天朝威德，于英政府所要求者，驳斥无遗，付　　　　　　　　　　
诸使臣而遣之。于是马戛尔尼等此行之结果，自赉还文绮珍玩　　　　　　　　　　
等赏赉品致诸国王以外，其余绝无所得。惟其随行员等，以途　　　　　　　　　　
中所见中国内地实情，笔之于书，归而布诸全国，则实为英人　　　　　　　　　　
莫大之利益云。陈康祺《郎潜记闻》云：“乾隆登丑西洋英咭　　　　　　　　　　
.o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　　　　　　　　　　
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　　　　　　　　　　
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祺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　　　　　　　　　　
咸请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　　　　　　　　　　
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诘责者，即此已见当时吾国　　　　　　　　　　
朝臣之外交观念矣。　

 周恩来与蒋介石对弈的故事[转帖]
 

1945年9月，国共双方的代表团，正在重庆举行谈判。一天中午，蒋介石突然约周恩来对弈。蒋介石原以为周恩来不敢应战。没想到，他的电话刚一放下，周恩来就与王若飞等人过来了。蒋介石见面一惊：“你答应了？”周恩来风趣地说：“岂有不来之理？桌面上两党谈判，棋盘上楚汉相争，多么有趣！蒋先生您说是吗？”蒋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
在蒋介石的会客室中，两人隔着“楚河汉界”摆开了阵势。蒋介石问：“周先生是要蓝子还是要用红子。”周恩来手中早抓住了一个红“帅”，说：“我就用这个吧！”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随即排兵布阵，大有猛虎下山之势。周恩来见蒋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阵。无疑，蒋介石不谙对方看似平常的阵势，加上求胜心切，想先发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袭之术，首先来个当头炮，直逼红帅大本营。接着又是沉底炮，双炮齐上的火炮攻势，使周恩来的“帅”几乎无路可逃。蒋介石双眉一挑，对周说：“这一着，周先生大概还未想到吧！”

周恩来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将早已备好的“车”、“卒”，紧密配合，齐头并进，不几，就在对手不经意间化险为夷了。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对方战术非同一般。在场的两方“观战”人，无不佩服周恩来高超的棋艺。蒋介石边走子边问：“周先生你从小跟过名师？”周恩来笑道：“下棋不过是一个小玩意儿，哪从什么师哦。”其实蒋介石哪曾知道，周恩来5岁就开始下棋，到9岁时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点是后发制人，一旦看准战机，既敢拼杀，又善诱敌，临危不乱，处险不惊，获胜不骄，往往以少胜多，以劣势而转危为安，直到最后胜利。第一盘蒋介石输了。

第二盘，蒋介石又是老招，到中局时便节节败退，多次进攻都被对方化解，不免有些紧张起来。人们发现他的额头上已渗出一些汗珠。而胜利在握的周恩来稳扎稳打，妙用“卒”、“车”、“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蓝棋之“将”。蒋介石一时乱了阵脚，来了个倾巢出动。可是战局已定，他无法挽回危局，只得丢卒保车，最后到抛车护将。周恩来问：“蒋先生，你看怎么办？”蒋介石有些不高兴地说：“我看还是和了吧！”一旁观战的王若飞趁机插话说：“不，我看蓝棋输定了，红棋必胜，岂能以和了之。”蒋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一声长叹：“周先生棋艺果然名不虚传，我蒋某算是领教了。”周恩来一语双关地笑道：“蒋先生的火炮攻势还是功力不小的，可惜失误在于轻视我的这些小米加步枪。”

　　清朝官员都有哪些贿赂名目[转帖]

　　清朝地方官和京官还把这种贿赂雅化，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的方式。甚至在馈赠银钱礼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听的字眼。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在清朝的官场，钱神是很神通广大的。清谚云：“捐官做，买马骑。”捐官（捐纳、捐班）即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制度。按照清朝的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当。“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清朝的吴研人在《俏皮话》中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在清朝，官职确实已成一种商品。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这等勾当了，清朝的地方官员当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无恐。过年过节是清朝官场的官员最为忙碌的时节，可谓他们的活动旺季，上下打点，殷勤周到，生怕遗漏了某某关键人物。有些甚至变卖家产，赶搭官场这辆班车。

　　
　　清朝官场重地

　　清朝为何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当官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事都是有缘由的，有些人说不上有多喜欢当官，喜欢的是当官后可捞的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的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清代的官场，捐官就是为发财。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的银子钻进口袋，只进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无忧地坐收渔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场如战场，永远也别想只进不出。只要你还想在官场上混，你就得继续四处打点。仅从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就可窥得清朝官场的黑暗。

　　“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清代京官与地方官之间，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京官的信息要灵很多，且大多权重。《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京官不仅掌握这些信息，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这样，地方官用钱物换取高升的机会，京官也多了一种聚财的手段，彼此各取所需。

　　偏偏地方官和京官还把这种贿赂雅化，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的方式。甚至在馈赠银钱礼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听的字眼，比如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或者“别仪”，年节送的叫“年敬”、“节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个名号叫“瓜敬”，雅洁的礼品则称为“笔帕敬”等等。

　　清朝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曾著书《道咸宦海见闻录》谈到此等情况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据说张集馨多次外任大吏，关是“出京留别”（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钱。任陕西粮道出京前留别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留别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留别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留别一万二三千两。

　　不仅是张集馨，连在清朝还算红人的曾国藩也没有例外。同治年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就又谈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

　　京官摆洗尘酒等来索取别敬之类，并不是张集馨和曾国藩两个人遇到。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芽京官》云：“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

　　馈送诸敬花销之大，即使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万雪花银全从百姓那搜刮而来，也得需要一定时间吧，所以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敢随便进京的。张之洞曾听到山西不少地方官议论“不愿进京，恐花钱耳”之事。

　　但馈送诸敬花销再大，京官索取别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清朝官场的黑暗，可怜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毛主席的侄女为何两次自杀[转帖]
 

2009-02-21 秦全耀

王曼恬70年代初视察户县

户县人在网上对王曼恬的评价

王曼恬前夫诗人鲁藜

1971年夏,中央指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作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他感到有江青插手会很难办,此时万里帮他出了个好注意，建议最好找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比如王曼恬。

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侄女（大姨表兄王星臣之女）。1930年代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学习美术，做过地下党工作，从事文艺界的抗日统战运动。后到延安边中一队任美术教员。1949年后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长。1938年与革命诗人天津文联主席鲁藜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1957年鲁藜被打为胡风分子抓捕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王曼恬对警察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光。

鲁藜被抓走后不久，王曼恬选择了自杀，她去卧过一次铁轨。被救后不久便和鲁藜离婚了。

王曼恬文革中造反起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因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被倚为毛的私人信息源之一，说话能直达天庭，实际影响力超过职务。一些牵扯面大的敏感事项常拉她参与办理，以开辟方便通道、协调关系。

1971年7月经万里推荐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分管全国美术工作。每星期到文化部一两次，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当文化组党组成员、8341部队驻北京电影制片厂支左干部狄福才挨整时，附和吴德意见，使之免于进一步批判。1973年11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曾提出“美术创作也要搞三突出”；组织一个改画小组，把所有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改得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积极扶持、推广户县农民画又深得民心，至今她都是户县的“大英雄”。

“文革”结束后，鲁藜老树发新芽，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刘颖西女士主动找上门来，要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刘颖西在50年代就认识鲁藜，她比鲁藜的女儿仅仅大一岁，非常崇拜鲁藜。两个忘年交结婚以后，鲁藜生活安定，继续写他的诗，直到1999年去世。而王曼恬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了。重新置身于焦虑和抉择之中的王曼恬似乎已经无所选择。这一次，她只好又一次选择了自杀

1977年10月王曼恬自杀于狱中，享年63岁。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1917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1942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注：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1971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生气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1956年5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汤恩伯其人其事[转帖]
 

　　汤恩伯(1889—1954),浙江武义人,是国民党元老陈仪一手培养起来的。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1900—1907年先后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是老同盟会会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建立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
　　时为浙江体育专门学校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学生的汤恩伯,求助于陈仪。陈仪始则让他在陆军小学做旁听生,继而两次资助他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明治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后来,汤恩伯对陈仪也一直以长辈事之,并将原名克勤改为“恩伯”,意即伯父陈仪有恩于汤,对汤恩重如山恩同再造,汤将永志不忘。
　　1926年,汤恩伯学成归国后,经已为浙江省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长陈仪的引荐,结识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蒋任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北伐。
　　汤恩伯因与蒋介石先后同校同科,加上又是浙江老乡,所以颇受蒋介石的青睐和器重,官运亨通,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一路飙升,直到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成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营垒里的一名重要死党。在其长达20几年的军事生涯中,双手沾满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鲜血。

　　二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汤恩伯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的策动者和坚决执行者,其在占领区内制造无人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黄安三角地一带,汤恩伯捕捉到当地农民自卫队和革命群众200多人,未加审讯即命令工兵营挖坑统统活埋。行刑时,有个10岁左右的小孩吓得哇哇直哭,汤恩伯指着这个小孩狞笑道:“到底是小孩晓得害怕!”后来,在新集附近,他又将各团、营捕捉的所谓匪谍百余人交给士兵,从中挑出所谓罪大恶极者20余人,一人一穴活埋,其余全部用机枪扫射。其仇视人民、凶残狠毒之状,令人发指。
　　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鲁皖苏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自称“中原王”,扰民害民无所不用其极,河南人恨死了他,说“宁叫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汤恩伯性格暴戾凶残,不可一世。一次,李宗仁跟汤恩伯同乘一艘小火轮去某地视察,汤见船老板对其怠慢,有迕违不恭之举,竟当着李宗仁的面,拔出手枪,抵着船老板的脑袋,吼道:“看,老子崩了你!”李宗仁还以为他是吓唬吓唬船老板的,哪知,他真的扣动扳机……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首战河南,汤部不战自溃。蒋介石迫于国人对汤的非议,不得不将其调赴重庆委以闲职,以掩人耳目,但时间不长,又任其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三

　　汤恩伯跟华东野战军有着“不解之缘”,自解放战争开始至结束,汤恩伯一直是华野的对手,而且也一直是华野手下的败军之将。
　　1946年7月,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刚刚开始,时任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主任的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接替),便指挥5个整编师(军)15个旅12万余人马,气势汹汹地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苏中部队,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奋起自卫,参战部队为19个团3万余人。苏中战场,国共双方兵力对比是4比1,汤恩伯洋洋得意,自以为稳操胜券。
　　从7月13日到8月31日,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跟汤恩伯指挥的蒋军连续作战七次,七次皆捷,这就是早已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此次大捷,汤部被歼灭5.3万人,被歼总数为华野苏中参战兵力总数的1.76倍。汤恩伯怎么也想不通,华中(华东)共军究竟用何“妖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如此之奇迹?
　　1947年3月,蒋介石重新调整内战部署,集中24个军(整编师)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作为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的汤恩伯,尚未从几个月前苏中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呢,就又奉命率部投入重点进攻山东的行列。当其第一兵团的主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前进至沂蒙山区的坦埠附近时,过于突出,而其他各部行动迟缓,未能齐头并进。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捕捉到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突然指挥华野在山东的部队,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向张灵甫逼进。最后整编74师在孟良崮高地被华野全歼,蒋介石的爱将、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伤心,对陈诚、顾祝同破口大骂:“你们都是饭桶,怎么指挥的?那么多的部队围在外面,竟让灵甫殉国!都是谁担负救援张灵甫任务的?有关将领统统给我找来,都脱不了干系!”
　　经过调查,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指挥失误,被调职;整编第25师师长黄伯韬跟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因援救不力,黄被严重警告,李被撤去整编83师师长之职。
　　对孟良崮惨败负有重大责任的汤恩伯担惊受怕,迟迟不敢去南京接受新职,直到半个月后才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竟当着众将领的面,勒令其跪下,举起手杖就打,致使汤恩伯满头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
　　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扬言要自杀,表现出对蒋极端不满。陈仪极力安慰,并亲自出马,为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运动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不久汤恩伯便被委任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作战时,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及其所指挥的数十万部队,又一次成了华野(三野)的作战目标,命运注定他再一次一败涂地。

　　当华野(三野)第九、十两兵团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时,汤恩伯为避免彻底被歼,仓皇率领五万余残敌乘船从海上逃走。他逃到福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的交椅还未坐热呢,华野(三野)第十兵团就追到了福建。十兵团攻占福州后,他又逃到厦门。十兵团攻克厦门,他又夹着尾巴逃到金门。

　　四

　　汤恩伯禽兽不如,不讲信义,为了进一步卖身投靠蒋氏父子,竟出卖其恩师陈仪。
　　1949年初,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几次主动对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表白决心反蒋。两人在上海密商,为保境安民,使浙江免遭战火,必须与中共取得联系,举起义旗,公开反蒋。
　　汤恩伯当时还信誓旦旦,表示只要****能原谅他的过去,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为其效力。可转眼,汤恩伯便背叛其恩师陈仪向蒋经国密报陈仪“谋反”、“策反”。
　　当中共地下党员胡邦宪,根据组织的指示,去杭州向陈仪通报这一紧急情况时,陈仪怎么也不相信跟自己情同子侄的汤恩伯,会向蒋氏父子出卖他,他始终对汤恩伯深信不疑,认为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
　　当时,连何应钦都不无遗憾地说,“公洽(陈仪字)好糊涂!”
　　几天后,陈仪被免去浙江省府主席。当他去上海见汤恩伯时,一下火车便被特务从上海押回浙江衢州,后被押到台湾基隆港要塞拘禁待审。
　　1949年3月,女儿陈文瑛去衢州看他,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时,他这才明白了一切,后悔当初没有将****的忠告当真,不但使浙江起义流产,还致使自己身陷囹圄。
　　原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毛森,是国防部保密局安插在汤恩伯身边的大特务。凭职业的本能,毛森嗅到陈、汤之间往来的异常情况,便赶紧向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报告。郑、毛觉得事体重大,立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让先稳住陈仪,立即从汤恩伯身上查起,毕竟汤恩伯兵权在握。
　　当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上海,以淞沪防御战为话题,察言观色,对汤恩伯进行试探时,心中有鬼的汤恩伯,知道来者不善,想到蒋氏之为人,显得很紧张,出了一身冷汗。在蒋经国允诺将上海库存的黄金20万两交给他,并给予他战时上海物资的处理全权时,汤恩伯马上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百般地讨好蒋经国。蒋经国要他将家眷和财产转移到台湾,汤恩伯不但表示无条件服从,还当着蒋经国的面站在蒋介石画像前宣誓效忠。
　　就在这时,汤恩伯接到陈仪派人送来的让其过目的起义声明以及与中共方面所达成的浙江起义协议。由陈仪亲笔所开列的起义声明,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建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公寓设施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等等。汤恩伯当面表示欢迎陈仪的代表,同意起义声明,可一转身,便毫不犹豫地将协议、声明以及陈仪给他的亲笔信一并交给蒋经国,并一口咬定陈仪在对他“策反”。就这样,汤恩伯在蒋氏父子威压与利诱之下,无耻地出卖了陈仪。

　　五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国防部组成以顾祝同为庭长的“特别法庭”,审理陈仪“勾结**,阴谋叛乱”案。面如死灰的汤恩伯在法庭上含混不清地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解:“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
　　同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叛逃罪”,判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
　　此案的另一涉嫌人汤恩伯,虽旧时“受陈仪私惠甚深”,但在关键时刻,“迫于忠党爱国之诚”,举报在先,免于追究。
　　同日,陈仪在台北马厂町刑场就义,时年69岁。就义前,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傲然面对法官,只说了一句,“一人死,精神永存”,便不再言语。
　　从此之后,汤恩伯完全失去了蒋氏父子的信任,备受排挤打击。卸职后赴日本治病,于1954年,因忧郁而死于日本,也葬于日本,年仅55岁。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解封 大跃进数据终于公开[转帖]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可谓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县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一千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五千一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O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两千两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二千七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一千一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九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二百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三千三百亿斤。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最有负中国的国家是俄罗斯[转帖]
 

作者：任斌举 2009-2-23 11:06:31 发表于：博客中国

　　俄罗斯人悍然击沉中国货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的事件发生后，国人很是气愤。一直以来我就认为：中国人最要小心的是俄罗斯，但这股声音一直被叫卖日本、美国的嗓声所埋没。近日幸得网上一篇文章，历数俄罗斯对不起中国的十宗罪，作者不详，在此摘要转发，以飨读者，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

　　第一宗罪：侵占中国大量土地，使中国丧失未来巨大的发展。

　　有人说，俄罗斯侵占和分裂的中国土地，有100个台湾那么大。我没有具体考证，但是非常多，那使可以肯定的。随便说说，蒙古、唐奴乌梁海、库页岛、外兴安岭、中国西北西伊犁、广阔的西伯利亚等，每个地区，都是中国若干省份那么大。

　　这导致很多问题：压缩中国人的生存扩张空间，使中国移民发展受到限制，间接导致了残酷的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使我中华少生育数亿人口。外兴安岭比中国东北三省还要大，全球气候变暖，这里已经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良好地区，被俄罗斯占领，目前俄罗斯人口锐减，却无什么用处，我中华民族损失可谓严重。西伯利亚石油等矿藏丰富，如此巨大能源，现在中日争购，本来是我们的，现在却成如此情况，影响我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失去外兴安岭和广阔的西伯利亚，让中国的地缘战略倍感被动，直接处在传统意义上欧洲国家的俄罗斯的威胁之下，既没有大陆的战略纵深，也没有对俄罗斯和日本的直接威慑。国家安全严重受损。

　　第二宗罪：分裂中华之蒙古，让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思想缺乏依据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蒙古比西藏、新疆、台湾等，更和中国融合，在法理上更象中国的一部分。前苏联强迫中国同意蒙古独立，使中国的统一思想基础严重缺乏说服力，很多负面问题随之而来。从地理战略上来说，俄国如果陈兵蒙古，距离北京只有数百公里，蒙古的丧失，可以说是民族之痛。

　　第三宗罪：屠杀无数的中华儿女，多少村庄乡镇被灭绝

　　历史上俄罗斯和清朝的多次战争中，大量屠杀灭绝中国东北地区人民，血债累累，比日本更甚。俄罗斯只要财产和土地，即“要地不要人”的政策，中国人被杀干净，所以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没有华人。江东六十四屯血案、海兰泡大屠杀、二战结束时苏联士兵在东北对妇女的强奸，数十万中国人被劫掠屠杀，穆拉维约夫卡，不叫穆拉维约夫，而叫黄山屯；格罗杰科沃不叫格罗杰科沃而叫博尔多屯；谢米多姆卡不叫谢米多姆卡而叫大泡子屯；沃尔科沃不叫沃尔科沃，而叫段山屯。还有布丁屯、老虎屯、蓝旗屯、桦木林屯、南窝棚屯，每个村庄名字的消失，就意味着有多少中华儿女被消灭干净。

　　第四宗罪：长期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陷入内战深渊

　　在中华民国的军阀混战时期，长期在中国实行合纵连横等政策，干涉中国内政，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各种人，怀揣银元，穿梭于北京、广州、上海、南京、长沙、武汉、香港等地，终于使得中国的北伐最后变质、使得中国当时温和的土地改革，变成极端流血的土地曝动革命。据说西安事变，也有苏联人的身影。如果没有苏联的强行介入，国共数次内战有可能不会爆发，或者战争烈度和时间跨度都会降低。当国共兄弟倪墙骨肉厮杀的时候，北极熊在一旁偷偷地阴笑。

　　中国内战，使得中国虽然从满清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中走出来，却没有走进民主民生的新社会，反而是步入军阀混战、内斗流血、野心家横行的灾难深渊。

　　第五宗罪：挑拨和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矛盾，从中渔利。

　　二战时期，苏联害怕日本德国夹击苏联，与日本狼狈为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了自己私利，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使日本肆无忌惮，中国受到巨大伤害。

　　第六宗罪：唆使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使中国和美国及西方决裂，孤立于世界。

　　美国没有过多地介入国共内战的解放战争，是基于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失望，和对苏联斯大林极端社会主义的厌恶。根据现在解密的资料，朝鲜金日成是得到苏联的支持，越过三八线，主动进攻南朝鲜的韩国的；美国打到鸭绿江，就准备结束战争，回美国过圣诞节的，当时美国经历过二次大战，大多数士兵已经复员，紧急征召的士兵都不够。说美国威胁中国，是毫无根据的，“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是苏联人制造的谎言，意在离间中国和西方，使中国彻底导入苏联的怀抱。

　　抗美援朝，中国几年的经济被严重拖累，数十万人战死在异国土地，并欠下了累累的债务。更严重的是，使中国受到国际制裁，国际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阻绝，让中国在孤立的深渊越滑越远。

　　第七宗罪：遏制中国，威胁使用核武器，使中国国力民力损失巨大

　　中苏在斯大林死后，为了社会主义的正宗而翻脸反目，更发生了东北珍宝岛和西北新疆的局部冲突。苏联计划全面入侵中国，复制入侵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并且阴谋使用核武器来摧毁中国的核武器和反对力量。中国在获悉如此威胁之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国策出炉，全民多年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家正常经济生活被严重打乱，背上了沉重的战争包袱，结果是全民白忙一场，损失巨大，难以计算。

　　对中国的最大威胁，“苏联帝国主义是最大的战争策源地（毛主席语录）”，竟然是同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不是日本和美国，真是绝妙讽刺。

　　第八宗罪：在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争夺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让中国背上沉重的包袱

　　中国当时为什么讨好芝麻小国阿尔巴尼亚？还有非洲的一些暴君国家，一些太平洋上的珊瑚小岛国家？那是因为先前被苏联唆使和西方联合国军打了朝鲜战争，得罪了西方阵营；而后又得罪了苏联，进而得罪了苏联旗下的东欧阵营。于是，中国只能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中生存，逼得和那些鼻屎小国和垃圾流氓国家为伍，结果金元外交损失巨大，最后还是打了水漂，成为巨大的压力，在中国还是非常贫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

　　第九宗罪：当代，在能源供应和武器技术方面，数次要挟中国，漫天要价。

　　看过新闻的人对这样的消息应该不会陌生，“中国巨资多少亿美元，购买多少俄罗斯武器”，“俄罗斯输油管道不经过中国”“俄罗斯禁止外国移民（主要是中国）在贸易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等等，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贸易、能源贸易、边界谈判，总是吃亏，有苦难言，这是不争的事实。个人觉得，牺牲一些重大利益，去讨好俄国，期望来联手制衡美国，是最蠢、最没有远见、养虎为患的错误国策。俄罗斯民主机制仍旧不够明朗，我们必须防范。

　　第十宗罪：输入极端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或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和公产主义，都是很好的，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在各国尝试的失败，就否定社会主义，那也是极端错误的。但是，社会主义被一些政治野心家曲解、误读，甚至被当作了工具，自从斯大林的极端暴力社会帝国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失去了他原本崇高的政治理想，转变成爆政、专制、独裁的一面，对人类危害巨大。不幸的是，苏联和公产国际，将这种歪曲的思想和主义强加给中国，我们中国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极端暴力社会帝国主义思想，也发生了大饥荒、大清洗等，使得国家出现了一段悲剧和弯路，让正宗的中华思想和纯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蒙羞。让中国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