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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十协定[转帖]

　　国共双十协定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中
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８月２８
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
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
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
行商谈。已获得下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
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
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
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
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
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
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
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
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
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
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选举法，和
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
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合理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
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同
意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
论而破坏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
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保证人民享受一
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
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
党****及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
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
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
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
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
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
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应重划军区，确定
征补制度，以维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
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２４个师，并表示迅速将
其所领导下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
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各地之部队，由上述地区，逐次撤
退，应整编的军队调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
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
２０个师的数目，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中共方面提出中共
及地方军人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
人事制度，任用部队人员为各级官佐，缩编军官佐、应实行
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编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
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
表示，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讨论
计划上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
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
放区各级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
共方面开始提出三方案，为依照现在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
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
请中央加委，以维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划省区变
动太大，必须通盘筹划，非短时间所能决定。同时政府方面
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统一之后，中
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有抗战行政工作
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
务，不因为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
二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山西、山
东、河北５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
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６省，委任中共推选
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１１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
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４市，得委任中共
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委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
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所列推选省府主席及委员
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４省。请推选省
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对于
其抗战军事著有劳绩，且在政府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
府决定任用之。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
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
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
选政府重行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
迎各党派各界人士选贤参加举办。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举
行人民普选，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一省或一行政
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行政区级民选，选
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
府方面表示，此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
民选加委，可以考虑，而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
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
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
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之民选
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
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
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
此项问题之悬而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盼能商得具
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
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
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
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
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西安事变时的杨虎城[转帖]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修改了政治政策，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压迫也有所放松，但对其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与迫害却丝毫没有减少。对待杨虎城，蒋介石表面上宽厚，暗地里却策划诱捕的计划。

事变结束表面宽厚

1937年3月间，蒋通过一些人带话给杨虎城，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而不提是他要见杨。

经过联系，3月29日下午，杨虎城抵达杭州，晋谒蒋介石。晚上，蒋宴请杨。见面时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一直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过****，就向****投降，若是打不过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他的部队正在前线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么对得起长官，怎么对得起部下！”愈说声音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

在蒋介石讲话过程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最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结束了这次会面。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蒋问杨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逼迫出国暗藏杀机

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却不断地催逼杨虎城尽早成行，并于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洋考察军事。

在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也准备用暗杀来对付杨虎城。就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介石的前几天，中统找到在江苏镇江任职的褚龙吟（其父亲因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褚龙吟表示：“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现在他打出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在这个当儿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此后，特务们还不甘心，他们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曾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们的策动。

由于褚、甄二人深明大义，也由于在当时如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的政治威望造成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所以谋害计划没有实施。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秘书一行共六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

抗战爆发国外请缨

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是美国。“胡佛总统号”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7月8日晚饭后，杨虎城从旅伴口中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他让秘书立即给宋子文发报，询问情况。

7月10日、11日，杨虎城陆续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即刻复电宋子文：“两电均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

7月23日，杨虎城接到蒋介石来电。蒋要杨虎城继续在国外考察。杨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

1937年8月9日，杨虎城乘坐的轮船驶进英国南部的萨木敦港。两天后，杨虎城离开伦敦，下午5时抵达巴黎。到巴黎不久，他就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但不见答复。8月21日杨虎城派秘书亢心栽向原苏联驻法大使馆提出入境申请，原苏联使馆称，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一周后可答复。事前，杨也将这一打算告知中国驻法大使馆，并得到了允许。

10月2日，杨虎城在英国接到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杨虎城认为宋在电报中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杨虎城收到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致驻法大使顾维钧的电报。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杨虎假道苏联回国的计划。

当时，杨虎城身边的一些人从安全角度出发，认为杨当时不宜立即回国，但杨虎城本人决意马上启程。

设计诱捕阴谋得逞

宋子文为什么会让杨虎城“自动返国”呢？是什么促使蒋介石改变拒绝杨要求回国，长期放逐海外的初衷呢？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在《杨虎城》一文中，透露出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秘密：“二十七年八月，军统局长戴笠获悉杨与**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后，经周密计划，于是年囚之于南昌，后解往长沙、益阳监禁。”作者将责任推给了戴笠，不提蒋介石。

当时杨虎城虽然被革掉军政职务，但还是国军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根本不是戴笠就能决定关押的。而“与**勾结，疑返陕”倒是关键。在欧洲，杨虎城曾派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此事相当机密，蒋又如何得知呢？

曾任宋子文秘书、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的近臣们口中得知，原来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这一秘密通报给了蒋介石。苏联向蒋介石通报其反对派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曾被斯大林送给了蒋。

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政策，设计了一个诱捕杨虎城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由宋子文发电，以引诱和试探的口气让杨“自动返国”；第二步是当杨虎城响应宋的“自动返国”的号召后，由宋亲自到香港去见杨，并转交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杨的电报；第三步则是当杨虎城按照蒋命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遵照了这个计划。

1937年11月26日凌晨，杨虎城一行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去南昌。在机场戴笠以飞机小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经杨部下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机。据沈醉后来说：“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经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阴谋得逞了。（据《纵横》杨瀚/文）
 

胜保的浮沉：协助慈禧垂帘 最后却被慈禧赐死[转帖]
 

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开始了她在晚清长达四十七年的僭主生涯。

相传孔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然而在中世纪列朝，没有皇帝、国君之类名号，却“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实际充当专制君主的历史实例，屡见不鲜。这类实例，常见于史籍的，不外权臣专权和太后临朝两种形态。满清有过权臣“以下儗上”的僭主政治，却从未有过母后临朝的先例。

一则广泛流传于晚清的传闻，说咸丰帝生前，已感到懿贵妃可能在他身后无法控制，曾与肃顺密商，要仿行汉武帝暮年对付钩弋夫人的故事，为立子为帝而杀其母（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许指严《十叶野闻》等，均录此传闻）。此说似非空穴来风，由咸丰遗诏指定肃顺等满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便显然是模拟汉武帝托孤给宫廷侍从霍光等三人的做法。又相传咸丰濒死，曾密授皇后钮祜禄氏一道朱谕，说假如此人闹事，“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见前篇引）。这由咸丰生前，没有因懿贵妃生子而给她的家族“抬旗”（由镶蓝旗抬入皇帝亲率的镶黄旗），在遗诏中也无一语提及这位贵妃的未来身份问题 （懿贵妃晋圣母皇太后在咸丰死后次日，晚于皇后晋母后皇太后一天，而抬旗更在宣布改元“同治”之后），也可知他给慈安的密谕应属实有。

所谓辛酉政变，海内外已有很多论著。虽说传闻异辞，而使过程的陈述不尽一致，有一点则很少有异议，即由慈禧策动的这场政变，否定了咸丰临终安排的权力格局的合法性，而太后“垂帘听政”，也明显地破坏了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历代相承的“祖宗家法”。

只是慈禧、慈安和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要是没有军权在握的旗人权贵做后盾，也是不行的。谁是他们的军事支柱？进入人们视线的有三名带兵大员，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满洲大臣瑞麟、胜保。

这三人都是上一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败将。咸丰帝就是闻报他们在八里桥大败，仓皇北奔热河的。（见前《圆明园之焚》篇。）咸丰帝跑到承德行宫，惊魂未定，又闻报圆明园被劫掠一空，北京城开门揖盗，迁怒僧、瑞，下诏革去二人爵职。挑动皇帝对他们怒气的，一是恭亲王，二是胜保，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其中胜保的折片和咸丰帝的硃批，尤其有趣。

据《清史稿》本传，这个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做了十多年京官，忽然上疏提出“办贼方略”，于是由文转武，被派往前线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很快成了督办河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很得意，刻图章两方，分别文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我战则克”。可惜战多不克，于咸丰十年被降为光禄寺卿，即专管国宴的满官头儿。他回京正值英法联军打倒通州，于是又奉旨率八旗禁军，成为僧王麾下。

在八里桥大战前，咸丰派载垣与联军谈判，破裂后由僧王武装劫持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为人质。胜保立即表现高尚的忠义之心，手刃人质两名。不想接着开仗，他就被敌方炮子击伤左颊右腿。伤得奇怪，却成了他向皇帝显示忠君捨身的本钱，不仅赏假十五天，使他躲过联军攻打京城的战役，而且每奏不忘提及倘未负“重伤”，指挥京城保卫战，决不会像僧格林沁、瑞麟那样不战而溃。他又屡陈“力疾”与恭亲王等商议“退夷之策”，“以为必须痛剿后再行议和”。而恭亲王的奏折，也总在指斥僧、瑞应为园焚城陷承担罪责的同时，称道胜保可用。这样，皇帝还不肯定胜保“报国心殷”吗？还不愿把禁军残兵和各省援兵，“俱著交胜保统带”吗？

胜保当然不会满足。他又连上奏折，说只要他有兵，“定当出奇致果，立殄狂氛”，“惟以奴才现在所秉事权，尚恐有呼不灵之处”；“奴才惟有急催所调新兵早日到齐，言战方有把握，尤须稍假事权，方不致有掣肘”。如此云云，迫使咸丰帝明发上谕：据胜保折，“足征该大臣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著即授为钦差大臣，并开缺以侍郎候补，总统各省援兵”，“其各省未到援兵，无庸归僧格林沁、瑞麟大营，均著交胜保调遣。”

不幸，胜保启用钦差大臣关防仅十来天，咸丰帝便批准清英、清法北京条约。既然“抚局已定”，皇帝对于胜保的豪言壮语，便由嘉尚变为嘲笑，尤其不能容忍他以带兵大员干涉“抚局”，一再予以训斥。胜保立即转而建议改练京兵，果然又打动了皇帝，命他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于是他成了皇家侍卫亲军的首领。这个位置如此重要，以致使他不仅拉紧了同恭亲王的老关系，还与懿贵妃之弟桂祥建立了新关系（参看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也许咸丰有所觉察，次年派他赴山东“剿捻”，虽赏他为钦差大臣，却强割他所部五千兵给复爵郡王的僧格林沁（见《清史稿》本传），而且不改他的“候补侍郎”职称。他抓住“兼管”皇帝侍卫亲军的实权不放。不久咸丰在热河病故，他很快表示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扬言要“清君侧”，——西汉景帝时吴楚诸侯造反的口实，为中世纪列朝的僭主习用，——就是说要率领皇家侍卫亲军打到热河去。这使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吃惊，不得不容许他赴热河行宫哭灵。但此人到达行宫，却没有如预发奏折所说要求面对皇太后请安，还向秘密夜访的许庚身辩白说，“伊等（賛襄政务王大臣）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见《近代史资料》总36号所刊《热河密札》第十一通）。可见此人首施两端，唯恐“投机”失败，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过确如有的论者所说，胜保临场退缩，也意外地起了麻痹肃顺等警觉性的效应，使得慈禧与恭亲王的密谋，即借挟柩回京，拆散顾命八大臣，分别抓捕的设计，得以顺利实现。事后论功行赏，胜保也有份。或因他不够坚定吧，只在政变成功后，正式任命他为兵部满左侍郎，但仅让他在职一年，便取消他掌握皇家侍卫亲军的权力，调任镶黄旗满洲都统，接着又命他赴安徽“剿捻”。（参看《清史稿》本传，其任兵部满左侍郎的起迄时间，据该书部院大臣年表。）

这个胜保，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只有“一意主抚”一招，也就是封官许愿，包括许诺其首领“反正”后不拆散原有团伙，等于承认官军和“土匪”的区别，仅在旗号服色而已。这一招似乎很灵，驰骋皖豫鲁苏各省的著名枭雄，如李兆受、苗沛霖、宋景诗等，都以绿林易服而成官军。当然，他们随时可恢复原形。结果呢？“捻匪”越剿越多，地方动乱没有尽头。

胜保本人也如官匪一体。他总用对付咸丰的老谱，向清廷声称，“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辩护自己无能并伸手要权要官。“于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傲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促使清廷将他革职拿问。（《清史稿》本传）但他被捕后仍自比雍正时的年羹尧，辩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全是因为他拥戴之功。这不是揭露慈禧勾结军头发动政变才得母仪天下的丑史吗？于是胜保非死不可。慈禧发扬“臣主”，由满清王大臣会议判处他大辟，“从宽赐自尽”。时在同治二年七月。

劝阻学生请愿游行[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2年元旦，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组书记）参加团拜会回来，就让校长办公室通知全校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包括各系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专修科负责人及其所属各专修班的负责人、预科和工农中学的负责人、校修建处和校医院的负责人、校部直属的教务部及其所属各教研室的负责人、研究部及所属各处以及图书馆的负责人、行政事务部及所属各处室负责人、人事处处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等，共计数十人，济济一堂，在东四六条38号人民大学校部会议室开会。

胡锡奎极其兴奋地向大家报告：“今天毛主席在团拜会上，号召我们全党、全国，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北京，特别是中央各单位，要立即开始，不得迟疑。为此，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就是要大家回去，立即召开群众会，要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三反’斗争。不管什么人，只要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都是斗争对象，都要向他展开斗争，不要有任何顾忌。在我们学校，首先是对准校部，尤其是对学校领导，要不顾情面地展开‘三反’斗争。我代表我们学校领导，首先是我们三位校长，欢迎全校师生员工来检查我们，向我们展开‘三反’斗争。”他在讲话中，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没有解释。

贪污，人们的了解是清楚的，可是什么算浪费，人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至于官僚主义，就更没有界限。因为他号召大家首先向校部，特别是向三位领导提意见，大家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就都表示欢迎。加上他说得那么诚恳，对毛主席是那么忠诚，所以他的讲话，赢得不断的掌声。一个短短的会议，就在无比兴奋和无数掌声中结束了。

我开完会回家，心中颇为不安。心想平常学校有事，总要先开党组会或党的常委会研究。现在要开展这么大的运动，事前毫不研究，就任其发动，以后将如何发展呢？回想1950年的“镇反”，胡校长就是不听李培之和我的意见，把郑昌淦等专家抓起来，后来平反，只得由他一个人去赔礼道歉。但他并未因此吸取教训，现在又贸然干起来了。“镇反”时还事先开会研究了一番，现在事先连会也不开，而且究竟要怎样搞都不清楚，就发动群众，恐怕要出乱子吧？我越想越感到有问题。

随后召开了一次党组会。大概是中央有指示来了，说是要成立“打虎队”，说贪污1000元以上的就叫“老虎”。要每个单位自己填一张表，表上规定了打虎的“必成数”与“期成数”。我一看这个表就觉得可笑，还没有调查研究，怎么就知道有多少个老虎必成呢？至于“期成数”更可笑，希望“老虎”越多越好，这叫什么？毛主席不是一贯强调要调查研究吗？这个运动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一看这张表，就知道所谓调查研究全是空话和假话。我在会上发表了我的看法，但立即遭到尹达的反对，他劝我不要右倾。由于他的态度积极，所以在成立“打虎队”时，他和云光分别担任了两个打虎队的队长。云光当时是马列教研室主任，解放前担任过县公安局局长，是随胡锡奎从华北革命大学来到人民大学的。他担任打虎队长顺理成章，不足为怪。尹达一直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以及人民大学工作，号称学者，现在却当了打虎队长，岂不怪哉？但政治运动中总要发生这样的奇闻怪事，见怪也就不怪了。

就在这时，更奇怪的事情来了：新华社的范长江被派来指导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鼎鼎大名的范长江是著名的记者，何曾做过群众运动？因为新华社内部有人对他有意见，领导上怕反官僚主义反到他头上，为了保护他，便把他派来人大指导运动。这些情况，他本人是清楚的。所以他一到人大，对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特别积极。

根据以往的经验，凡在运动中将要挨整或刚挨过整而得到解脱的人，大多表现得特别激进。整风审干中“坦白”了的人是这样；土改整党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很多人也都是这样。

范长江来人大指导“三反”，总想把运动搞得格外的轰轰烈烈。他在校部门口，挂出一个密告箱，号召人们检举学校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三反罪行”。这时，人民大学各单位领导已号召群众起来揭发三位校长。广大师生员工对学校领导是有意见的，但对三位校长却历来很尊敬，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老革命。尤其是对吴玉章，这位从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就以一贯革命而誉满天下、被全国尊为吴老的革命老人，要人们揭发他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尽管各单位都在发动，但群众还是发动不起来。范长江来后，情况就不同了。范说他是中央派来的，就是要来检查人大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大家只管揭发，绝不会有问题。这一下群众果然起来了，全校各处，特别是西郊的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说三位校长，不但官僚主义严重，而且浪费十分严重。你看，他们无论到哪里，不都是坐汽车来往吗？这是多么大的浪费！这时，人们还没有说校长有贪污，只是说这么大的浪费，与贪污的罪恶毫无区别，必须要坚决制止、惩罚！于是，在少数人的鼓动下，学生准备集合起来，要到校部请愿游行，要求校长回答问题。

学生要到城内校部来请愿的消息，我当天早晨就知道了。那是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私自打电话告诉我的。因为我当时是学校青年团的书记，而学生会主席又是校团委委员，所以他们不顾学生会封锁消息的纪律，偷偷地背着旁人向我电话报告。我立即到胡校长家。这时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都有人在那里向胡校长报告，说西郊学生今天要罢课进城，但具体情况他们并不了解。胡校长一见我，很紧张地问我情况怎样。我告诉他：学生们昨天晚上决议，从今天开始不上课，今天午后2点到校部来请愿，游行示威，要校长回答他们的问题。胡校长一听，马上沉下了脸，厉声对校长办公室的人说：赶快出布告，禁止学生罢课，更不许进城来，什么示威游行，简直是胡闹，一定要禁止，禁止！我走近胡校长，轻轻地对他说：“先紧急召开个党组会吧！今天上午不会出事，还来得及。学校领导先商量一下好吗？”于是立即通知党组成员到顾问办公室开会（党组会通常都在那里开）。

大约8点钟左右，党组成员到齐，正准备开会的时候，总顾问古德廖佐夫和副顾问菲力波夫来了。菲力波夫是个中国通，在顾问中做党务工作，他见我们要开会的样子，转身就走了。古德廖佐夫是新来的，是代替前总顾问安德里昂诺夫的。安因和人大的两位副校长胡锡奎、成仿吾关系不好，被调回苏联去了。

古德廖佐夫是十月革命前的老党员，莫斯科档案学院院长，在战争中伤了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但他经验丰富，善于处理问题。我见他从会议室走进旁边的厢房，便赶上去迎着他。心想今天顾问不该来上班，他来必有要事。这时，胡校长也从顾问办公室出来了，他对古德廖佐夫说：“总顾问来得正好。现在西郊的学生正在闹事，要罢课，学校准备严令禁止！古德廖佐夫同志，苏联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您能提供点意见吗？”顾问故意慢慢吞吞地回答道：“学生闹事嘛，苏联也有。不过，我们的总顾问（政务院的）已通知我，对于中国的运动，不管是‘三反’运动和其他什么运动，都不许干预！所以，很抱歉，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昨天晚上，学生会已通过学生班长，告诉苏联专家（教师）不要去上课了，所以，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们。”我这时趁机向总顾问说：“上课的问题，应该由教务部来决定，学生这样做是违犯校规的。请总顾问转告各位苏联教师，以后上课，由教研室派人去请并陪同他一起到课堂去。”那时，人大管教学的是教务部，由副校长胡锡奎兼任部长，李培之和我两人任副部长，李培之多病，实际上是我在负责。我这样对总顾问说，是替胡校长说话，免得他开口禁止，闭口禁止，使总顾问听了不安。古德廖佐夫见我们已知道情况，并正在研究处理办法，便起身告辞了。他虽说不干预我们的事务，但临走时还是一再叮咛，不要与学生对立，对年轻人要多加劝导。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

顾问走后，党组会立即开始。因为这次学生起来是范长江发动的，所以特地请他也来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对范长江说：“老乡，你把学生鼓动起来了，现在，该你去向学生们说话了。”他显得很尴尬。他能同意学生们进城示威游行吗？那还了得！这种事情，只有在国民党统治下才能发生。在新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将会震动全世界。他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当然懂得。不允许学生这样干吗？是他自己把学生鼓动起来的，他总不能改口吧？他如果改口，学生将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他心里也很明白。于是，我这位平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四川老乡，现在也嗫嚅起来了。因为他是上级派来的，大家都不好与他为难。最后，还是大家（特别是胡校长）都要我去劝说学生，不要进城来请愿。并说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三位校长都会尊重群众意见，一定会让学生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什么“禁止”一类的话，绝不可提，否则会激起众怒，愈加不可收拾。

因为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究竟该如何答复，还拿不出一个准主意；而且对范长江所说的先接受下来再说的意见，大家都不赞成，于是党组决定要先向上级请示。人民大学最早由刘少奇亲自领导，后来他批示由组织部长安子文领导，后来安子文又把党务的领导关系交给中直机关党委，而中直机关党委又不肯接受。所以要向上级党组织请示，还是要找安子文，同时也得找中直党委书记龚子荣同志。好在胡锡奎和他们都很熟悉，因此，决定由他去赶快联系，务期当天晚上由我们党组全体成员去向他们报告。在得到上级党的指示以前，决定我下午去见学生时，只是听取意见，暂不表态。

党组会结束后，我一直在考虑下午怎样对学生讲话。我把学生们可能提出的一切问题都加以设想，同时想出应如何答复。同时，我把设想下午可能发生的问题，从顺利想到复杂，甚至想到学生蛮不讲理，侮辱我以至打我，都考虑到了。我决定：不管学生态度如何，我都要耐心解释、说服、讲道理，绝对不发火。我想起总顾问临走时的告诫，不要与学生对立，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个老党员、老院长，应该像他那样对待学生，爱护学生。学生们年轻，容易偏激，何况还有人在那里鼓动呢！

我安静下来吃了午饭，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西郊。我不想在学生们集合好了才到，怕那样难以阻止他们的行动。但也不想早到，因为早到会引起他们过分的注意，甚至怀疑有人事先给我通了风、报了信。当学生们正在集合时我到了，我到得恰是时候。有人一见我走到广场，就喊道：“李新同志来了。”有人接着喊：“先问问他！”向我走来的人越集越多，很自然地把我拥到了讲台旁边。人大一进校门，对面便是一座教室大楼（是当时惟一的大楼）。教室大楼前面是露天广场，为了作报告或讲大课的需要，在广场靠大楼那边的顶头，筑了一个讲台。当我接近讲台时，人们喊道：让他到台上回答问题吧！我于是上了讲台。由于人声嘈杂，我便高声向大家说：请安静！有问题一个一个地提，最好写在纸条上递上来。一时提问题的人不计其数，纸条也像雪片一样地飞来。

问题主要是针对三位校长的（当然也有对校部各单位和其他负责人的）。我决定只就三校长的问题解释或回答。考虑到回答吴老的问题容易为学生们所接受，所以我先回答和解释有关吴老的问题。对吴老的问题虽然不少，但只要我一解释，学生们都能理解，很少再追问的。例如问吴老为什么要专门住一所房子，要有专门的医生、护士，专门的厨师……

我说这些都是按中央和政务院的规定办的，吴老从来没有超过规定的要求。这时虽然还有人在起哄，问中央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但同学们不但不问我，反而群起不满地责问他：你去问中央，问政务院，问毛主席，问周总理！你问李新同志干什么？

同学们要我继续讲。在回答吴老冬天取暖用的煤太多，达 × × 吨时，我说：吴老取暖有专用的锅炉，这是上面规定的，但烧了这么多煤，应该检查，看是否有问题，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到行政事务部去。同学们见我回答问题很冷静、客观、实事求是，都很满意。

眼看吴老的问题快完了，忽然有人从后面匆匆地拿着一张纸条走到台上来递给我。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问吴老为什么冬天要吃西瓜，这不太特殊了吗？我把问题向大家宣读，大家都怔了。然后我说：冬天吃西瓜，实在太特殊，恐怕毛主席也没有这样特殊。这时台下有人高声问道：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同学们，你们想，吴老这么大的年纪，冬天吃西瓜，有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呢？治病嘛。吴老有脱肛的毛病，吃西瓜，是为了通便。吴老用专门的护士，也是为了这个问题。吴老每天早晨要专门清洗直肠，没有护士不行。而且，吴老吃西瓜，并没有花公家的钱。吴老的大外孙女婿，在广东韶关任专员，每到冬天，他都要从本地买些西瓜送吴老。事情就是这样，我看这里面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更谈不上是什么特殊的享受。同学们都知道吴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但他不肯在北洋军阀政府里里当官，也是不肯在国民党政府当官，而不畏艰险，参加****，革命到老，直到胜利，又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现在，为了治病，冬天吃西瓜，能算过分吗？”我的解释，同学们都首肯，有时，还鼓掌表示欢迎。

这时已超过集合整队的时间。有人把学生会主席等几个人叫到一边去，商量是否整队进城。我见学生们的情绪已较稳定，应该大胆地阻止他们进城了。而这时学生会的头头们正在那里犹豫不决。我于是大声对同学们说：“你们进城不是要向三位校长提问题吗？能不能先让我把问题回答完了，你们再决定呢？”不少人说“好”，还有少数人鼓掌，没有人反对，连一个起哄的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时该向学生们讲道理了，不可错过机会，于是诚恳地向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要进城请愿，示威游行，这都不是违法的，本来没有什么。但同学们考虑过没有，从前学生罢课、请愿、示威游行，都是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延安、解放区有这些事情吗？没有。今天，毛主席号召大家‘三反’，你们响应号召，是完全正确的。但你们采取请愿、游行示威的方式，毛主席虽然不责怪你们，但全世界的舆论宣传，都会说新中国的学生起来了，他们起来反对政府了。这对你们好吗？尤其是人民大学，谁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开办的新型大学，现在，它的学生起来罢课、请愿、示威游行，这样的政治影响好吗？”我连续诚恳而严肃地问：“同学们！你们考虑过政治影响没有？”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我于是向大家说：“我看你们别进城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地进行‘三反’，不光三位校长要检查，我们各单位的负责人都要进行检查，人民大学应该成为‘三反’运动的模范。同学们尽管提意见，不管意见多么尖锐都可以，只要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毛主席会保护你们，吴老也会保护你们。”这时，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我趁机问大家，对吴老还有问题吗？全场都回答：没有了！我说：那么，下面我来讲胡校长和成校长的问题吧。

对胡校长的意见最多。凡是我能解释的都给以认真的解释。不了解的我则诚恳地向大家表示一定转达，而胡校长也会认真地回答。例如：胡校长从会计室借了几十万元（那时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一元），到上海给孩子买了一辆小孩骑的三轮车，这是什么样的错误？我问大家，这是贪污吗？大家说：不是，但总算浪费吧。而且挪公款私用，是违法的。我说：对！向会计室借款私用是错误的，会计室就不该借给他。这时有人喊：会计室敢不借吗？我说：为什么不敢，对错误的东西就该顶住嘛。贵州省的财会人员坚持制度，报上不是表扬了吗？后来我回去问会计室，原来这大喊的人就是会计室的人，他平时最巴结领导，“三反”来了又最积极地去揭发领导。现在，他感到混在学生里面不合适，就偷偷地溜走了。

我往下再看纸条上写的问题，有一张纸条上说：胡校长用牛奶洗澡，太不像样子了！我念了这张条子后，问大家：有这样的事吗？确实太不像样！你们怎么知道的？没有人回答。我于是说：牛奶黏糊糊的，用牛奶洗澡舒服吗？我从来没见过。旧社会多么有钱的人也没有用牛奶洗澡的。到处风传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我就不相信。用一点牛奶作原料的美容剂是有的，但说人家用牛奶洗澡，是故意挖苦人，是无知的人捏造的。谁如果不信，可以买一瓶牛奶来洗脸，看舒服不舒服？这时大家都笑了。有人大声笑着说：我们可没钱买牛奶洗脸呀！我于是也笑着回答：用一瓶牛奶洗脸都买不起，用牛奶洗澡办得到吗？一澡盆牛奶从哪里去弄呢？说胡校长用牛奶洗澡，我们住在一起的人都从不知道，也没有听人说过，就是有人说，我也绝不相信。说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我都不信，说胡校长，我能相信吗？我顺便就问大家，你们能相信吗？一时大家都笑了起来。

原来气势汹汹地要责问三位校长的群众，这时又回到平时那样了。平时，我作为团委书记和同学们谈话及至作报告，都是有说有笑、非常融洽的。我这个人，最爱说笑，很少有板起面孔说话的时候。我见群众的情绪已恢复正常，顺便把成校长的问题解答了。对成校长的意见本来就不多，大家听了，更加心平气和。我于是向大家说：我是全体团员选出的团委书记，同学们，如果你们信任我，我代表你们把今天这些问题和意见，转达给三位校长，你们看，可以吗？你们的学生会主席也同我一起去，你们同意吗？全场一致高喊：同意！只是学生会主席出来说：李新同志一个人去就行了，青年团可以代表我们全体学生的意见。全场一致鼓掌。随后学生们分散回到了自己的教室和宿舍，并决定第二天照常上课。

萧特: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转帖]
 

　　1941年至1945年,美国飞行员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简称“飞虎队”)先后有一千多位美国飞行员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令人无法忘怀的一页。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并不是飞虎队队员,而是早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在苏州的一场空战中壮烈牺牲的美国飞行员Robert Short。
　　Robert Short(1905—1932),中文译为萧特、肖特、孝脱等,美国华盛顿州泰科玛(TacomaWashington)人。他毕业于麻省东波士顿城(East Boston Massachusetts)寇蒂施民用航空学校(Kurtss Wright Flyirn?鄄grschool),后兼习军事航空。曾为美国陆军航空兵飞行员,被授予上尉军衔,退役后任美国盖尔飞机公司驾驶员,技术精良。1930年春由美国来华,下榻在上海静安寺路150号。他先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后来曾任我国航空署机师,1931年6月任中国军政部航空学校飞行教官。
　　萧特热爱航空事业,常常对朋友说自己最希望的就是牺牲在飞机上。他对中国也非常有好感,在华期间写信回国,常常称赞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谦逊有礼。他的母亲多次召他回国,都因为萧特热爱在中国的生活而未果。
　　“一二·八事变”之后,日军华北方面的空军第二天就出现在闸北天空,上海周围都被日军空军蹂躏。国民政府被迫将原配属十九路军的飞机队从江西围剿红军的战场调回,于2月5日从南京奔袭上海,与日本空军进行第一场空中激战。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伤二架,但是中国空军分队队长黄毓全阵亡,飞行员朱达先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国民政府还调广东空军北上增援,2月10日后,广东空军一队15架飞机到达了杭州,然而国民政府在优势的日本空军面前,没有勇气坚持上海的空战,不久就将广东空军调往蚌埠,中央空军退出南京,拱手让出了上海的制空权。但是日军仍不满足,由于中国空军飞机的性能不能一气由南京直到上海作战,需要在虹桥或苏州降落休息,日军经常到苏州、杭州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肆意扩大战火。
　　看到日军横行中国领空,萧特义愤填膺,曾经对朋友说:“苟假我战斗机十架,可驱杀日机,片甲不留。”他自告奋勇参加了对日作战。2月20日,萧特驾驶一架美国最新式之波音单座战斗机在苏州飞机场附近空中与日军所大尉指挥的战斗机遭遇。他利用自己飞机较优越的性能,飞到敌机上方,俯冲扫射,与敌机鏖战近二十分钟,迫使敌机逃离战场。
　　2月22日下午四点半,日军小谷大尉所指挥侦察机三架与生田大尉所指挥战斗机三架再次赴苏州葑门机场附近侦察轰炸。他们看见该飞机场有一架飞机升空,正是20日与所大尉激战的萧特驾驶的波音战斗机。萧特升空后,以一敌六,毫无畏惧。他仍然象前两天一样,飞高至敌机之上,急转直降,以后方攻击小谷大尉的指挥机。经过三次攻击,日军侦察机指挥官小谷大尉被击中三发,炮手一等航空兵佐佐木左腿负伤,飞机在逃往上海杨树浦机场时坠毁,小谷第二天伤重毙命。激战近十分钟,日军机群转向东南逃跑,萧特虽然以寡敌众,却紧追不放。在距苏州城区二十余里的今天车坊乡高垫村上空时,敌机回头应战。战约五分钟,由于众寡悬殊,萧特的飞机被击中,坠落于吴县(即今苏州市吴中区)车坊乡高店镇无潮港口水中。战后指挥日军飞行队的海军大尉小田原俊彦说萧特“过于勇敢作战”,充分反映了萧特临敌无惧的英雄气概。骄横的日寇驻上海总领事村井竟向美国总领事提出抗议,称美国飞行家公然参战,对日本飞机挑战,杀害小谷大尉,要求赔偿和保障将来不再发生此类的“不详”事件。美国政府不愿触怒日本,3月10日,美国领事署法委员克里塞尔检验了萧特的遗体后,竟然宣称关于萧特“死因之证据近于传说,故对于其遇害详情,置之不提云”。充分反映了美国在“一·二八”抗战期间软弱的对日态度。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避战不出,使萧特孤军奋战,壮烈牺牲。参谋本部曾在报告中说,萧特“追逐过猛,至为所乘,竟被击落”。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将军在萧特阵亡两天后也对西方记者说:“萧特系运送我国所购‘波音’号飞机来华,与军事无关。”在上海的西文报纸报道了萧特的作战经过之后,国民党当局29日才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消息,说萧特“目睹日机轰炸妇孺惨状,义愤填膺,奋勇参战,为敌所乘,卒罹于难。”但对萧特作战的经过却只字不提,使关于萧特的事迹,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误传。
　　萧特坠落之后,车坊公安局派警员赶往援救,在无潮港水中捞了烈士身着皮衣的遗体。2月27日运抵上海,停厝于万国殡议馆。每日都有数百人前往吊唁。烈士的遗体刚运到时,焦黑异常,几乎面目不辨,非常凄惨。经过精心洗沐,用绸缎包裹,仅露面部,接受人们的瞻仰。萧特的母亲伊丽莎白两次来电,嘱将灵柩运回美国华盛顿州泰科马家乡安葬,国民政府则多次向其家属商请留葬中国,以资纪念。直到3月5日前后,才接到萧母来电,答应国民政府之请,并愿亲自来华参加葬礼。4月2日,伊丽莎白夫人偕萧特的弟弟爱德门从西雅图起程来中国。当天西雅图附近很多华人代表到码头欢送。萧母一行在日本横滨、神户停靠时,数以千计的日本人聚集在码头上叫骂不已。船长专门在梯口设置警卫,萧母几乎没有出过舱门。
　　4月19日下午一时许萧母一行乘塔夫脱总统轮驶进黄浦江,停泊于浦东白莲泾码头。各界代表前往新关码头欢迎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国民政府代表唐海安、财政部代表郑莱、军政部代表沈德燮、航空署代表林我将、外交部代表郭德华、市政府代表俞鸿钧等,均乘坐海关特备的小轮登轮迎接。其他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等八十七团体代表俞鸿钧、十九路军代表王志远、各校学生数百人,则在新关码头迎候。唐海安在致词中代表中国政府及全体人民欢迎萧母的光临,对于她的爱子为正义而牺牲,表示极度感激,萧母则答称:“生子如此,死亦光荣。”随后萧母一行下榻华懋饭店。第二天《申报》报道说:“华人迎接外宾如此热烈,为通商以来空前盛举”。连当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放映新片《落霞孤鹜》时,也在每场之前加映萧母抵沪各界欢迎的新闻片。

　　次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萧母偕其次子爱德门前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探视萧义士灵柩。萧母俯视有顷,潸然泪下,与萧弟在内室将门关上,伏泣十分钟,才启门而出。4月23日国民政府追赠萧德义士上校军衔。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致电萧母称赞萧特的英勇“世罕其匹……将为全中国民众永念不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给萧母的电报中称萧特的“荣誉与精神将永垂不朽。”
　　4月24日,萧特的葬礼在西藏路慕尔堂隆重举行。上海市政府通知全市各机关下半旗,中西各界人士前往执绋者达数千人,慕尔堂外的西藏路几乎交通断绝。由于人太多,有一千多来宾没能进入墓尔堂。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唐海安、沈德燮等均步行送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及宋美龄女士、宋子文、孔详熙、蒋光鼐、蔡廷锴等均赠送花圈。装载各界所赠花圈的汽车用了40多辆。参加葬礼的还有萧特在上海的基督教教友,其中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教授、曾经为红军将领陈赓治疗腿部重伤的“中国骨科第一人”牛惠生、南京大戏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厅的创办人上海社会流名何挺然等。
　　萧特的灵柩由航空代表沈德燮处长率同该署第六队飞行师余正平、谭苏景、龙荣萱、彭庆昌及美飞行师范汉(Vanghan)、雪莱(Sollars)、海丁(Hagden)、西台尔(Shudelr)等八人送上灵车,移往慕尔堂。在慕尔堂为萧特主持葬礼的是另一位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乔治.费奇(George Fitch.中文名费吴生)牧师。六年以后,正是这位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的正直的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约翰.马吉(John Magee)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八卷十六毫米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外套大衣里带往上海,为南京大屠杀保存了最珍贵的一份铁证。
　　宗教仪式结束后,送殡的队伍前往虹桥机场,全体送殡车接近千余辆,蜿蜓二三里。途中萧母一度晕厥。沿途观者如堵,约在十万人以上。下午六时前后,萧特的灵榇在八十八师特务连四十名士兵致敬的枪声中放入墓穴,烈士终于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烈士墓地周围,大战之后的虹桥飞机场遍地残垣败瓦,弹坑密如蜂巢,不由得使人想起日寇的凶残和义士战斗的悲壮。伊丽莎白夫人悲痛欲绝,伫立良久,才掩面而去。
　　葬礼之后,国府、市府和社会各界接连为萧母一行举办欢迎会。国民党中央当局决议赠萧母丧礼国币十万元,以作养老之费。到五月上旬社会各界直接汇寄给萧母的慰劳金也达到将近五万元,对这位丧子的母亲作了一点点安慰。5月13日伊丽莎白夫人与次子爱德门由新关码头上船返回了美国。
　　1984年10月3日,萧特的弟弟爱德门先生随美国斯密旅行团至上海故地重游,到吴县车纺乡萧特殉难处凭吊致哀。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机场的变迁,萧特在虹桥机场的墓地已不存在,但在南京紫金山麓的航空烈士陵园内至今还保存着萧特义士的衣冠冢。当我们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生的外国友人时,萧特这位最早牺牲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飞行员朋友更值得我们去景仰和怀念。

 冯玉祥送“礼” [转帖]

　　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将军,对官场应酬非常反感,平日从不给达官显贵凑趣,但也有几次破例给他们送“礼”。　　一次是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初,在直系军阀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五十大寿”时,冯玉祥曾送过一次“礼”,是用大酒坛装满清水,并亲书封皮一张:“君子之交淡如水”。吴佩孚虽然非常生气,但这位秀才出身的军阀首领考虑喜庆的场合,不便发作,只好照单收下。
　　另一次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南京。当时冯玉祥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他的住处与当时南京市长刘纪文相距不远。1928年,刘纪文结婚,大红喜帖满天飞,冯玉祥也收到一张喜帖。一次会后,刘纪文特意拉住冯玉祥将军的手,请他务必赏光。冯对刘说:“我从来不嗜烟酒,不过你是南京的父母官,大喜之日我一定送点薄礼。”那一天冯果然派人送来贺礼,这是一个用红布包着的木盒,指名请刘市长亲收。冯玉祥的礼物引起了在场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的极大兴趣,人们都好奇地围拢过来,想要看个究竟。
　　刘纪文自以为面子不小,便喜不自胜地当众把盒子打开,一看却傻了眼。原来,盒内装的是厚厚一叠南京市民告状申冤的状子!
　　冯玉祥给刘纪文送“礼”的故事,迅速传遍了当时的南京城。
　　

柬埔寨开始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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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由首次出庭接受审判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张冬梅):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17日在金边开庭审判红色高棉时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别名杜赫)，由此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序幕。

康克由是首个被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他受到反人类罪、战争罪、预谋杀人罪等指控。康克由是当年红色高棉设在金边的政治集中营负责人，据称有上万人在这所集中营里被处死。目前，除了康克由，还有4名在世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押，将陆续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

1975年4月至1978年12月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也就是“红色高棉”在柬执政，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领导人实施“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极端政策，并进行内部大清洗，造成数以万计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场迟到了30多年的正义审判

他们正与时间赛跑
2007年11月，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尽管首次开审的只是柬版盖世太保、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柬埔寨撕开历史伤口
柬埔寨政府此前一直反对设立这个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种族灭绝罪行国际法庭”，但在国际社会的一再坚持下，特别法庭在经过近10年的谈判和拖延后终于进入了工作状态。泰国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对于所有留意这个东南亚苦难小国的人来说，法庭呈现给他们的将是一段苦痛的历史，一串令人悲伤的故事。”
“至今没有一个人为当时的暴行受到惩罚”
“然而，至今没有一个人为当时的暴行受到惩罚。”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柬埔寨只搞过两个做样子的审判，在红色高棉原领导人波尔布特和外长英萨利缺席的情况下，宣判了他们的死刑。”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亡后，投诚的英萨利和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至今仍然不受惩罚地生活在柬埔寨。除他们外，还有一些当年红色恐怖的制造者自由地生活着，因为他们获得了大赦。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垂垂老矣，有些已经自然入土。
艰难的审判
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尽管后来都已经放弃，但是红色高棉当时受过美国和中国的支持，而后两者先后都有过与越南为敌的经历。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在1980年代，流亡在密林间的红色高棉竟然作为合法的柬埔寨政府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并且可以保持在联合国的席位。
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往事总是令人心潮难平
人们似乎都在急于忘记过去，但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往事总是令人心潮难平。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在外界看来，罪恶明显的这场历史大审判迟迟才能开幕，自然要引来许多思考，甚至非议。”

红色高棉前首领农谢接受审判

一名大屠杀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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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3万到25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红色高棉的罪证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而且是进入□□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有报道说，朝鲜计划试射远程导弹，中方对此有何回应？第二，中方是否支持柬埔寨政府以“种族灭绝罪”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有人权组织指责红色高棉政权是在中国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认识到，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改善关系，增进互信，共同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关于第二个问题，审判前民柬领导人是柬埔寨的内政，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尊重柬埔寨政府和人民的选择。
 
1970年，毛泽东亲切接见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中为波尔布特，右为第三号人物英萨利，

因其是红色高棉常驻中国代表而为那时的中国人所熟悉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转帖]
 

《往事并不如烟》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作者简介：

章诒和，女，1942年生，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⑴。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⑵。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政府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 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⑶，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白居易说工资[转帖]

李国文

我对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陌生，读诗很少，有点孤陋寡闻，还没有见过任何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以诗歌的形式，写他的月工资收入。这一点，不得不佩服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居然有本事能够用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入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来，这真是开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

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唐代官员的工资其实不高，白居易的收入，应该说是微薄的。很显然，如今的什么粮补、菜补、独生子女费，或者国家特殊津贴，或者哪家文学杂志的高额稿酬，都不可能有的。但就这点工资，诗人还是很满足的，还有点感恩戴德，不过要写进诗里，大概有点难度，因为工资总离不开数字，这还不仅仅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情了。

但是，白乐天是大手笔，把这些一一都写了出来，真不简单。

为校书郎时，也许是个科级干部吧！“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不久，升左拾遗，工资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二千张谏纸，纯系诗人为了三十万俸钱的对仗而虚拟的了。

为苏州刺史时，地县级干部，又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好像油水更充足一点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参加工作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达到他一生的最高程度，而且工作还相当清闲自在。“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一直到了晚年，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他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能领到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也就很不错了。

从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时的月薪万六千，到七十五岁吃劳保时的五十千，看来唐代的通货膨胀情况，还说得过去。从苏轼羡慕白居易的诗“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可以看出，即使如洪迈所称的清贫，诗人仍拥有这样的兴致和乐趣，使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向往不已。这证明诗人的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那时，他在洛阳龙门一带，经常请客聚会，野游踏青，笙歌弦诵，赏花吟月，晚景是很惬意的。苏轼还写过一首诗，提到了“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同样很浪漫，但没有白公在洛阳家中拥有一个小歌舞班的条件。这素与蛮，一位善舞，一位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诗人能供养得起这样具有艺术才能的女侍以娱悦晚年，可让苏东坡着实羡慕。

洪迈说白居易一生清贫，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的。洪迈的父亲为洪皓，礼部尚书，大哥洪适，尚书仆射兼枢密使；二哥洪遵，中书舍人，官至资政殿学士。一门皆为官宰，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自然会在《容斋随笔》里说白居易的生活清贫了。其实，诗人行将下世时，还不能说薄有资财，他曾在诗中交代：“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看他拥有的这一份房地产和府中供奉的小歌舞团，别说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外国诗人怕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苏轼为北宋人，洪迈为南宋人，按说，东坡先生的话似乎更可信些。孰是孰非，也就不去管它了。但白居易，一不假清高，不耻谈钱；二敢在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这两点，值得称道。

把自己人打成“特务”、“反革命”的整风[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43年秋彭德怀回延安后，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我于是又随邓小平回到了北方局。不过这时我已离开了青年工作，专门担任组织科长了。其实这时北方局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已经没有人管。妇委自浦安修随彭德怀走了以后，连一个人也没有了。青委的宋一平早就回延安了，江明到太行担任了地委书记，周惠到太岳区士敏县担任了县委书记，青委这时也是空无一人。整风运动到1943年秋，已进入审干的阶段。按毛主席的说法：审干以前，整风属于思想清党阶段；而审查干部、清除特务则属于组织清党。这时延安的清查运动已进入高潮，北方局受延安的影响，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邓小平到北方局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反奸斗争（反对内奸，清查混进党内的特务分子）。

1943年的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延安在备战声中加紧清查内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延安地区在10多天内就“抢救”出1400多个“特务”分子。以毛泽东为校长、彭真为副校长的中央党校也召开了坦白大会。解放后曾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陈传纲在这次坦白大会上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供出柯庆施也是“特务”。整风审干本来是由总学委领导的，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而由康生主持展开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反奸斗争的领导，又成立了一个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刘锡五在北方局组织部的一次会上对我们说：中央现在的领导实际是由毛、刘、康、彭负责。

邓小平于1943年10月到北方局接替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立即抓紧整风运动，展开审干反奸的斗争。10月下旬的一天，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待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他说话的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敌工科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张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他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有问题，坦白交待，党自然会宽大处理。有问题不交待，又怕隐瞒不了，于是产生了精神上的矛盾。矛盾解决不了，最后只好自杀。要知道，自杀是最不光彩的，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对党、对人民的背叛。大家要认真讨论，引以为戒。同时要加强监督，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散会后各单位回去分组讨论，形势极为紧张。我平时和敌工部的同志都很友好，从漆克昌部长到两位科长（张义权和覃应机），都比较熟悉。张义权经常跑平、津、石家庄以及安阳等地，覃应机主管内部工作。他们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对同志也襟怀坦白，非常正直，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小组会上没有发言。张义权是总政治部的干部，北方局和总政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又不住在一起（北方局和总部住上麻田，总政住下麻田），平常的往来不多，所以小组会比较平淡地就过去了。但总政和总部各小组则非常紧张，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这是针对领导同志的。电报中说：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的身旁”。一看电文的口气，就知道它是毛泽东的手笔，刘锡五让我看完电报后，极其恳切地对我说：你刚到延安时，把家庭、上学和从事救亡运动中的一切事和人都向我谈了，我了解你，相信你，但你可不能有隐瞒呀！如有隐瞒，趁早向我交待，我保证你没事。如果再不交待，那你就太对不住我了！

他说话时，充满了感情，让我几乎感动得流泪。我非常诚恳地回答道：“锡五同志，我参加革命，到抗日前线，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去年5月反‘扫荡’，我也是用生命来保存了党的机密文件。我的一切都向党交待了。锡五同志，请你相信我吧！我确实没有隐瞒任何问题。我知道你信任我，对我特别好……”

说到这里，我哽咽起来，说不下去了。刘锡五也许久不说话，最后，他站起来对我说：“那，那，你先回去吧，有问题就交待。”稍一停，他又说：“如果没问题，也不能胡说啊！”他大概已经知道延安在坦白运动中发生了问题，可我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他要我“有问题就趁早交待、没问题就不要胡说”的教导，使我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中坚持了真理，而且以后在一生中也坚持了真理。这，我不能不感谢刘锡五——这位对党对同志都无限忠诚的老革命。尽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伟大领袖亲自鼓动起来的压力下，我也不能不作假检讨，不能不说几句违心的话，但至今我感到无愧于心的是，我从来没有说瞎话去伤害任何人。

运动的发展，果然越来越紧张。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许动！真是令下如山倒。开始，人们都正视前方，谁也不敢往旁边看一眼。约莫半小时，队伍里没有人说话，队前也没有人下命令，全都呆呆地坐在那里。慢慢地，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我偷偷地扫视了一下队伍，发觉没有一个女同志来集合。再注意一下，发觉支部委员们都没有来参加。我知道：那时领导北方局整风的是邓小平、刘锡五、李大章和滕代远几位同志。滕代远负责军队方面，李大章负责宣教系统所属和冀南区干部集中在偏城的整风班，北方局机关的整风由刘锡五负责，邓小平总揽全局。北方局机关的支部书记是秘书处长陈鹤桥，支部委员是组织部的干部科长郭森和宣传科长朱穆之。

我正在考虑支部委员为什么没有来，这时他们三个人都来了。他们要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我为了能看清一切，没有下水。我看见他们把每个人的衣服（特别是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如看见有信件或什么字条之类的东西，还凑到一起认真研读。等全部搜查完毕之后，才叫大家集合。集合后一声“解散”，各人回到自己的宿舍。

各人回到宿舍后，发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搜查，所有的“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不少人的书信（家信以至情书）被拿走了。至于写的稿件，无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几乎全被拿走，片纸不留，因为这些都是审查思想和行为最好的材料。

至于为什么包括卓琳同志在内的女同志没有到河边去集合，原来她们首先回到各自的住室里被搜查。关于支部委员搜查女同志的具体情况，我当时不得而知。后来到60年代初，我陪吴老（玉章）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在湖南省委碰见郭森（当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提起1943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后来，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次审干的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审干时不知严重多少倍！郭森还对我说：“老兄，那次审干，多亏锡五同志给你说了话，说你到延安时，他详细地审查过你，他说四川过去情况复杂，你虽然1936年就入了党，现在到延安，还是重新入党的好。你说，不必叫重新入党，就算现在入党吧。后来你到前方，主要是在北方局工作，表现一贯很好，大家都觉得你可靠。正因为锡五向支部说了话，所以你的检查很快就通过，没有出麻烦。”

当时所谓的检查，虽然名义上仍叫个人的整风思想检查，但实际上小组讨论时主要是追查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历史。有的同志初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时，因为不懂得如何划分阶级，填写履历表时，常常把家庭成分写错了。也有人故意把家庭成分提高，说是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书香门第（在旧社会都不愿说家庭贫寒，更羞于说是工农出身）。这样一来可就糟糕了！整风小组会上就追查这些“阶级异己分子”为什么投机革命，钻入****内，一直要追逼到承认是“特务”，是专门打入革命阵营来搞破坏的，才能完结。有的女同志有意隐瞒年龄，在履历表上填小了一两岁，这也不得了！小组会的积极分子都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们能发现矛盾，找出你是否隐瞒。当你承认隐瞒后，就逼着你承认隐瞒有政治目的，最后将你打成“特务”，打成“反革命”。

我因为无论是填写履历表，或写自传，都毫无隐瞒。所以在小组会上，不管大家怎样地追查，都找不到破绽，一点矛盾也没有。大概折腾了两个半天，算是全小组中顺利通过的第一人。刘锡五虽然向支委会给我说了话，但全小组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追问也并不轻松，我认为我的历史检查之所以能顺利通过，还是因为我对党忠诚老实，对自己的家庭，以及求学和从事救亡活动的经过，早就如实地交待了，没有隐瞒任何问题。对所提出的问题，回答时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小组会上虽有人十分挑剔，也有人诱我乱说，但我都不管，我坚持讲真话，认真理，他们见无缝可钻，就放我过去了。

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我的历史检查是诚实的，能通过并不是侥幸，也并非由于刘锡五说了话。要说是侥幸的话，那倒也真是侥幸。因为在这之前，胡其谦在延安被逼不过，已经在1943年的夏天“坦白”了：李成之介绍他加入的不是****，而是复兴社；李忠慎（我的原名）也早已由李成之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只是由于交通不便，胡其谦的“坦白”材料，没有寄到前方（中共北方局）来。如果这个材料寄到了，我怎么能逃得脱“复兴社特务”这顶帽子呢？这可真是莫大的侥幸呀！胡其谦交待的材料，早已装进了我在延安的档案袋里。直到1960年组织上要我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党组副书记（书记是吴玉章）时，中央组织部才从我的档案里发现了这份材料，这时胡其谦正担任重庆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份“坦白”材料理所当然地被抽出来销毁了。

历史问题最麻烦，最难通过的要算秘书处的杨公素了。对他的追逼使我终身难忘，我必须把它如实地记载下来，以为后世的警示。

杨公素是我的四川同乡，比我年龄稍长。曾在蒙藏学校读书，会藏文。后来用杨度之子杨公素的名字到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所以他的英文很好，知识水平也较高。抗战开始后他到刘戡的九十三军工作，得刘戡信任，被刘任为中校（或上校？）秘书。在九十三军秘密加入****，后经八路军总部转北方局秘书处工作。

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立足之地。那时，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者称为“半条心”，而把敌对分子如“特务”等统称为“两条心”。无论“半条心”和“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待。只要“坦白”交待了，就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杨公素就是在这样的劝说下交待了他的“特务”身份。

于是杨公素终于被打成“特务”，我们的审干、反奸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多年来，我一直对杨公素在审干中的表现很敬佩。像他那样历史复杂的抗日战士，在当时审干的四面楚歌中，除了张义权学楚霸王乌江自刎的一条路以外，只有忍痛承认自己是“特务”，才能苟活。而承认“特务”，势必牵连别人。杨公素为了不连累别人，不惜百般自污。他当时的心情该是多么的难过啊！他这种宁肯自污也不危害别人的品德是很高尚的，是值得敬佩的。我一直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他的。

清朝官品官服一览[转帖]

清代官衔

文官分大夫、郎、佐郎三种，武官分将军、都尉、骑尉、校尉四种。

文官大夫为五品以上官员，郎为正六品至正八品官员，佐郎为从八品以下官员。

正　从

一品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二品　资政大夫　通奉大夫

三品　通议大夫　中议大夫

四品　中宪大夫　朝议大夫

五品　奉正大夫　奉直大夫

六品　承德郎　儒林郎

七品　文林郎　征仕郎

八品　修职郎　修职佐郎

九品　登佐郎　登佐郎

从六品和正七品中如系吏员出身可为宣德郎，地位与正六品等，正从九品同称登佐郎。

武官中将军为从二品以上官员，都尉为正三品至从四品官，骑尉为正五品到七品官，校尉为正八品以下官员。

正　从　

一品　建威将军　振威将军

二品　武显将军　武功将军

三品　武义都尉　武寅都尉

四品　昭武都尉　宣武都尉

五品　武德骑尉　武德佐骑尉

六品　武略骑尉　武略佐骑尉

七品　武络骑尉　武络佐骑尉

八品　奋武校尉　奋武佐校尉

九品　修武校尉　修武佐校尉

官员的服饰

清时官员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依品质，数量，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官位的大小，是不许滥用的。

服饰大致有下列五种：一，顶戴，二，蟒袍，三，补服，四，腰带，五，坐褥。这里把各品穿戴

的顶戴，蟒袍，补服列表如下：

顶戴　蟒袍　补服

一品　珊瑚　九蟒五爪　（麒麟）　仙鹤

二品　起花珊瑚　九蟒五爪　（狮子）　锦鸡

三品　蓝宝石及蓝色明玻璃　九蟒五爪　（豹子）　孔雀

四品　青金石及蓝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　（虎）　雪雁

五品　水晶及白色明玻璃　八蟒五爪　（熊）　白鹇

六品　砗磲及白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　（彪）　鸬鹚

七品　素金顶　五蟒四爪　（犀牛）　紫鸳鸯

八品　起花金顶　五蟒四爪　（犀牛）　鹌鹑

九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　（海马）　练雀

未入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　（獬豸） 黄鹂

（御史、按察史、提法史等衣饰图案为獬豸）

明朝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是临时官位。

清代，正式以督抚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管辖一省或二、三省，巡抚是省级地方长官。

鸦片战争前，清共有8总督16巡抚。

八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

16抚：江苏、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浙江、湖南、湖北、广东、云南、贵州、福建、江西。

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督抚直到公元1906年才设。直隶、四川只设总督，不设巡抚，甘肃巡抚于1754年撤去，由陕甘总督兼任。公元1884年建新疆省，设甘肃、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1885年，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北（台湾建省）福建巡抚有闽浙总督兼任。

附：清代官衔品阶

正一品－－（文）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武）领侍卫内大臣。

从一品－－（文）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右都御史。（武）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文）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武）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文）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布政使。（武）副将；

正三品－－（文）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各省案察使；（武）参将；

从三品－－（文）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武）游击；

正四品－－（文）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太常寺少卿，各省道员；（武）都司；

从四品－－（文）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各省知府；（武）城门领；

正五品－－（文）左右春坊左右侍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州知州；（武）守备；

从五品－－（文）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史，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武）守御所千总；

正六品－－（文）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左右春坊左右中允，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武）门千总，营千总；

从六品－－（文）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直隶州州同，州同；（武）卫千总；

正七品－－（文）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顺天府学教授、训导，京县县丞，外县知县，各府学教授；（武）把总；

从七品－－（文）翰林院检讨，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

（武）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文）太医院御医，各部院八品笔贴式，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谕；（武）外府千总；

从八品－－（文）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武）委属骁骑尉；

正九品－－（文）各部院九品笔贴式，县主簿；（武）外委把总；

从九品－－(文）翰林院侍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武）额外外委；

未入流－－（文）京、外县典史，驿丞，河泊所所官；（武官没有未入流）

注：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只是对大臣的一种荣誉加衔，或死后追赠。右都御史是总督的加衔，右副都御史是巡抚的加衔，总督和巡抚是地方最高长官，兼了上衔后，有弹劾权。这些都是官衔而非实职。

文官服饰标识一览

曾国藩为什么最终能打败太平天国？ [转帖]

　　1855年2月11日，石达开率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曾国藩的湘军。但9年之后，湘军就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曾国藩为什么能屡败屡战，终于扭转战局呢？

　　文化的底蕴：曾国藩为何能打败洪秀全

　　湘军有个“彭打铁”

　　读太平天国洪秀全,读湘军曾国藩,始终在思考: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拥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为什么最后让曾国藩让湘军给打败了?为什么太平军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军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诸多因素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翻读湘军,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等人,一个湘军将领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称“彭打铁”.何谓“彭打铁”?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狠!

　　狠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

　　一秀才家有美妻,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弟看中,诱至署中,逾月不归.秀才经县经府逐级上诉无人理睬后疯之,逢人便诉其妻让人强行霸占.一日偶遇“彭打铁”,闻知来龙去脉,彭代写状词后面见李鸿章.

　　寒喧客套之后,彭佯作不懂之态请教李大人:“有人诱奸百姓之妻该如何?”李答:“当杀.”又问:“官吏诱占百姓之妻当如何处置?”李答:“当杀.”再问:“封疆大吏子弟诱占百姓之妻，法律又该如何裁决?”至此,李鸿章始知“彭打铁”来者不善,但仍说:“当斩.”

　　余下细节不必赘述,“彭打铁”逼着李鸿章交出了其弟.

　　李大人的这个弟弟久为母亲宠爱,“彭打铁”一逼,就那么大大方方的将他交出来吗?李闻知劣弟罪行,脸色大变,此事李确实不知.也以此再三向彭求情,彭不允,直到其弟服毒而死,李府一片大哭后方谢罪退出.

　　两江总督之弟犯法，“彭打铁”倘且如此不给面子,他人违纪违法遇上这位湘军的黑脸包公,可想而知.彭后任巡江大臣后,访知文武贪官一律严惩.且来往无常,行踪不定,说不上何时就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防不胜防.

　　“彭打铁”现像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湘军具备一种让“彭打铁”这样的人,存在下去的组织制度和道德文化认同.如果他在李鸿章这找不到相同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道德认同,找不到对应,他是实现不了他对疯秀才的承诺的,疯秀才是不会和妻子团圆的.

　　由李鸿章继而审视曾国藩,你会发现湘军的领兵之人之政治、文化、道德修养.相比之下,再来看看金陵城里的洪秀全,这个所谓的农民革命领袖,后来在宫里谁都不敢抬头瞅他,“爷像不准常人望.”诸王见他都得事先申报层层过关.最后,凡是洪姓之人统统提官,安插到重要岗位,把个金陵城弄得乌烟瘴气, 这种氛围里能出“彭打铁”之类的人吗?

　　所以,“彭打铁”现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单一现像,它是当时湘军治军带兵之严的一个缩影.这样一支军队打败太平天国就不难理解了.

　　但湘军有“彭打铁”,大清有湘军有曾国藩为什么没能强大起来呢?后来也洋务运动了却还是不行呢?究其原因，湘军和“彭打铁”的进步,只是相对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进步,这种进步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有了“彭打铁”、有了李鸿章、有了曾国藩、湘军所向无敌,这三个人一没了呢?同样,洋务运动有了李鸿章,但一个李鸿章能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变中国吗?

　　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人权的胜利

　　中国哲学史新编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是当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在清朝道光年间，他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已官至内阁学士，历兼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咸丰年间，因清朝正规军绿营腐败已极，不堪太平军一击，清朝需要新的武装，故令曾国藩丁忧在籍时办理团练，进而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在同治年间，打败太平天国以后，他着重办理洋务。后人将其著作编为《曾文正公全集》。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但他率领湘军追袭太平军，到安庆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庆扎下大营，与南京遥遥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国一步一步地因洪杨内讧而分裂，他才乘机攻下南京，灭了太平天国。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是一个道学家。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这个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的所谓《讨粤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中说太平天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几句话说出了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共同的激愤和目标。“为之所”，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们组织湘军就是一个办法。

　　照这些话看起来，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

 李济乱世舍女护国宝[转帖]
 

殷墟现世的时候正值现代中国的乱世。有字的甲骨很值钱，土匪绑票，竟可以甲骨作赎金。当李济带着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支国家考古队来到安阳，正式开始对殷墟的发掘时，冯玉祥派来保护考古队的武装士兵比考古队员还多。

最让李济痛心的是，盗掘者不只是盗走了甲骨和青铜器，还不可复原地破坏了殷墟遗址的历史面貌，遍野望去尽是盗墓的盗洞盗坑。他感慨：“文明的古国盗墓的历史，就跟她丧葬的历史一样长。”

李济和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共发掘甲骨文近二万五千片，同时发掘了60多处宫殿、村落和作坊的遗址。发掘请来的民工，最多时超过500人。而他们就是曾经在殷墟周围私挖、贩卖过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乡民。为了使他们懂得考古的意义，增加信任感，明白考古队不是挖宝人，李济和参加科学考古的同仁约定：考古组成员绝不收藏文物。80年来这个不成文的约定，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承传至今。

从1929年春天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始终在动荡不安中进行，也始终在和偷盗赛跑。但当日本蚕食华北之后，故宫的国宝开始秘密转移，安阳的工作就是在与灾难赛跑了。李济清楚地知道，中华文明史源流上的这盏明灯——安阳殷墟，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定会被战火淹没。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1937年的那个冬天，李济和史语所考古组的同仁——苦难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带着他们视为生命的国宝文物，还有他们的家人，走上了流亡的路。他们和国宝一起竟走了整整三年。在崇山峻岭中时刻面临坠落深渊的危险……走到昆明时，李济的小女儿因为胰腺炎夭折了。

李济和史语所迁到四川宜宾的李庄。李庄在长江边上的深山里，安全，但条件也更艰苦。李济甚至卖掉珍藏的蒙文大词典，一部分接济史语所的同仁，一部分留作家用。1942年，大女儿也病逝了。

李济保护了自抗战以来一直左右伴随的国宝，却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女儿。

摘自《新民晚报》李正强/文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这一年政治上的关键词，是平反昭雪、拨乱反正。

　　1978年9月23日，进入夏末的上海已初显凉爽之气，临近傍晚，位于西藏中路120号的上海工人文化宫，开始热闹起来，文化宫里一个仅能容纳四百人的小剧场，陆续坐满了人，这一天晚上，工人文化宫的业余话剧队将要上演一出名为《扬眉剑出鞘》的话剧。这出话剧以两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描写革命干部梅林和儿子欧阳平等人，因为悼念周恩来而遭到迫害的故事。

　　后来改名为《于无声处》。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结束后，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所有的观众都记住了全剧的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后来人们还听过类似的声音，是美国总统林肯说的：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很快，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1978年11月16日的晚上，《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这一天，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很多被颠倒的东西，得到纠正；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得到平反昭雪。那时的新闻，不时出现哀乐、花圈和一些低头默哀的场景。

　　1978年８月11日，《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写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对人的迫害。

　　从此，“伤痕文学”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它永远提醒人们：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著名诗人舒婷，在1978年春天，写下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表达了祖国从苦难到新生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青年人的心声：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一时间，篝火边、晚会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成为青年传诵率最高的诗歌。

 文革中的特殊“规定” [转帖]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

　　专供外国人拍摄

　　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了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后才最后确定。

　　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另外，由于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当时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北京居民要熟背“规定”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有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的是显示“一片繁荣”，这时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

　　规定中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肉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

　　只有一条“可如实回答”

　　“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好多人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