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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洋快餐在中国的风行[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今年40岁的周东江是一位编辑，他说，和很多为了健康着想，完全限制孩子去麦当劳、肯德基的家长不一样，他隔三差五的会带着孩子到麦当劳、肯德基吃一顿，满足一下孩子的“嘴瘾”，他说：“我会让孩子感觉吃洋快餐和吃狗不理包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普普通通的一顿饭，我绝对不会把它当成对于孩子的奖励！”

的确，今天，在很多老百姓的眼中麦当劳、肯德基已经不是什么高消费的场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而在1987年，肯德基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来中国的时候，肯德基餐厅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时任肯德基远东区总裁的美籍华人王大东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11月12日，位于北京前门的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不久后，那里就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来到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吃上一次，然后与门口的肯德基上校留影纪念，并让这种全新的经历成为回到家乡之后的谈资。

而最有趣的事情是，前门肯德基的三楼每个礼拜天都给人家举办婚礼。在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举办婚礼，这大概是全世界都没听过的。不过那个时候能够到肯德基举办婚礼，在北京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无法想象当年肯德基开业的盛况。开业的当天，天气很冷，飘着雪花，“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公安民警来维持秩序。最后公安民警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队，一次放几个人进去，当时队伍在外面绕了一圈，一排两个小时。排队近一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块原味鸡，可是人们都兴致盎然。

“前门三层肯德基门口，一个小男孩对那个笑容可掬的肯德基上校雕塑产生了兴趣，他好奇地向肯德基大叔端着的炸鸡桶里伸出手去；在他身后，是望不到头的长队”——这张拍摄于肯德基前门店开张初期的黑白照片已经被肯德基公司作为史料保存，画面中的人物大多数都还穿着黑色和蓝色的衣服。事实上，在肯德基前门店开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处于这种排长龙的状态。

这个规模14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可容纳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快餐店，当时肯德基用一天1000元的价格租下来这家餐厅，并一下子支付了10年的房租，外国人的爽快让房东心花怒放。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出，当天的开幕式上，整个三层楼都被喜庆的红条幅盖着，女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用中英日三国文字写着 “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开业”的大红条幅前表演着中国传统歌舞。

一家美式快餐店的开张，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北京市政府领导等人物的到来，使肯德基在中国天安门一侧的前门开店成为当日外电报道的中国重要新闻。

此时的肯德基，只不过由于新鲜而吸引着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还隔着远远的距离。但是，花几十块钱就可领略一下我们以为的“西方生活方式”，这样的有意无意的商业噱头或自我暗示，对于长期与消费主义绝缘的中国人显然是十分有效的吸引力。哪怕只是一个小洞，洪水都会最终汹涌而出，肯德基相信美式快餐的好日子很快会来到。他们猜对了。

由于单店开店成本很高，产品价格偏高，而当时的中国百姓购买力非常有限，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去肯德基只是为了尝一尝新鲜，很难形成经常消费。而由于供应链打造困难，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产品。前门店刚开业时，餐厅售卖的品种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可乐、七喜、美年达、啤酒等8种产品，两年以后，才有4.5元的汉堡面世。

当时一块原味鸡售价2.5元，相比较中国当时的消费水平，可以算得上高消费，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来尝一尝肯德基。1987年，中国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收入不过100元左右。而在媒体上，关于洋快餐该不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争议也不绝于耳。

在前门店开业后的两年时间里，肯德基在中国只有四家店，北京三家，而且其中的一家最终关闭；上海外滩有一家，但是当时的外滩几乎没有商业，仅靠少量的外国客人惠顾，生意并不红火。

肯德基的进入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成为世界商业大佬竞争和发展的舞台。

在肯德基进入中国3年后的1990年，麦当劳开始了其逐鹿中国的旅程，1990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1992年4月在北京的王府井开设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当日的消费人次过万，之后，麦当劳和肯德基两大快餐在中国开启了你追我赶的商业竞争，到2004年底，麦当劳的连锁店在全国的总数约为600家。而同期，肯德基在中国的数量已经增至1200家。两家连锁餐厅的数量日前还在增长。

在麦当劳、肯德基逐鹿中国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进入快餐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高效的生产与商业运动，也催生了快餐产业。在工业化、标准化利器下，安全卫生、快速便捷的餐饮，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之一。

从当初在北京前门那条长龙中等候近一个小时购买一块原味鸡，到20多年后满大街的连锁店，今天的顾客们一边啃着汉堡一边抱怨着这东西的高脂肪高热量，肯德基这类快餐食品早已经没了什么文化和身份标签，而成为中国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当我们回顾1987年时，却会饶有兴味地看到，一个现在看来毫不稀奇的美式快餐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却几乎当然地成为一种我们即将加入的新生活方式的象征和滥觞。

与许多产业一样，快餐文化也是在一片欧风美雨的洗涤下开始着民族产业的复兴。对于有着悠久餐饮文化传统的中国，快餐概念的形成也成为中国餐饮进入工业时代的又一次革新与挑战。

近20年来，打出各种旗号和洋快餐“叫板”的中式快餐不在少数，但时至今日，非但未能动摇洋快餐的根基，反倒是很多中式快餐不战而溃。

1989年，当“荣华鸡”扬起挑战“肯德鸡”大旗之时，一时间可谓门庭若市，效益最好的上海黄浦店，一年就有300多万的利润。北到黑龙江，南到江西，都有“红底白字”荣华鸡的分店。在一些地段，“荣华鸡”的生意的确超过了洋鸡，让中式快餐着实扬眉吐气了一番。

然而，2000年底，随着北京的最后一家上海“荣华鸡”快餐店从安定门撤出，“荣华鸡”为期6年的闯荡京城的生涯划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1994年底，从上海北上的“荣华鸡”也曾创下顾客冒雪排队等位的盛况，尽管“荣华鸡”也曾一口气在北京前门、东四等繁华地带开出了四五家分店，但最终，“荣华鸡”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摘下门楣上那块写着“荣华鸡，香喷喷”的硕大招牌。

“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红高粱！” 在“荣华鸡”挑战洋快餐之时，中式快餐“红高粱”开始举起大旗，“红高粱”要挑战的对象依然是麦当劳和肯德基。

1995年4月15日，河南商人乔赢筹资创办了第一家红高粱快餐店，并选择在郑州最繁华的闹市二七广场开业，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这正是40年前麦当劳开张的日子。乔赢有着极为浓重的“麦当劳情结”。一年前，辞职下海的他来到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快餐店中的人潮吸引了他。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天，按照进店人数和人均消费粗略计算，惊奇地发现这家店一天的营业额竟然高达20万元左右。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全国各地的麦当劳店，就在他深深思索破解“麦当劳之谜”的同时，“红高粱计划”也开始浮出水面。

乔赢首战告捷，并且迅速在郑州开设了7家分店，仅仅8个月，他从东拼西凑的44万元启动资金滚到了500多万元。正是这滚滚而来的财务远远超出了乔赢的心理预期，媒体开始了对“红高粱”的高度举赞与报道，而此时，乔赢的心也开始膨胀起来。为了达到迅速复制的目的，乔赢也开始以引资合作、授权加盟等种种方式进行筹资。1997年前后，“红高粱”出现了资金危机，为了挽救“红高粱”，挽救自己的快餐梦，乔赢铤而走险开始向员工、社会各界高息集资。而此时，他依旧气势磅礴地宣称：“3年内，“红高粱”要在全世界开2万家连锁店！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红高粱’！”

1998年5月，河南三星非法集资案告破，“红高粱”也因集资户纷纷讨债而终止集资。失去了资金血脉，乔赢的“红高粱”帝国奄奄一息，直营店负债累累，1998年，“红高粱”开始全线崩溃，各地直营店纷纷倒闭，加盟店纷纷解约。

尽管麦当劳、肯德基依旧红红火火，但是与80年代相比，老百姓对于洋快餐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多变化。

2003年，在“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皎提交提案，称“洋快餐”中含有致癌物质，经常食用有害健康，他建议将危害人体健康的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请出国门，至少应该严格限制其发展，以保护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

该提案中写道，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日公布了一项最新发现：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存在潜在威胁，其煎、烤、烘、焙的食物中含有致癌毒素——丙烯酸氨化物(简称丙毒)，目前这一物质大量存在于“洋快餐”中，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式对外宣布：对西式快餐的化验结果表明，薯条、薄脆饼、烤猪肉与水果甜品上的棕色脆皮，以及大量油煎油炸食品中都含有大量丙毒，部分食物丙毒含量超过标准的400倍。

张皎委员表示，“洋快餐”能致癌这一情况在美国现已引起普遍重视，美国工人西泽·巴伯已经把美式快餐(包括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内)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快餐使他不健康；但中国则相对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仍在积极引进“洋快餐”。此外，除丙毒外，美式炸鸡中的过多激素也易引起儿童早熟或者肥胖，中国肥胖儿童的增多与此也不无关系。

他具体建议，对于麦当劳、肯德基乃至油条等中国传统油炸食品，有关管理部门应尽快制定出相关规定，限制其发展，并尽快开发出能为人们接受的替代食品。同时应该引导老百姓采纳更科学合理、有利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结构，以减少儿童肥胖、早熟现象以及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与饮食直接相关的现代富贵病。

麦当劳、肯德基甚至让中国的很多父母有了几分“怕”的感觉。

也正是出于普通老百姓对于健康的关注，主打健康牌的中式快餐四处寻找发展的空间。目前，来自广东东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真功夫”已经从麦当劳、肯德基餐厅里面拽走了很多消费者。“真功夫”现已在深圳、广州、杭州、宁波、上海、北京等地开了超过250家店，并获得了风险投资公司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其最终目标是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中式快餐第一品牌。

面对“真功夫”的快速扩张，麦当劳、肯德基把其当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将其列入“黑名单”。业内人士指出，这将是洋快餐“横行”中国内地多年来，中式快餐首次与其正面交锋。

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快餐业年营业额约2500亿元，尽管20%的份额几乎为麦当劳、肯德基两大品牌占据，但“产品强、品牌弱”的中式快餐依然占据了80%多的市场，在肯德基的汉堡包变得普通的年代，我们已经有心情细细品味中式快餐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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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孟子的国际法准则[转帖]
 

2009-2-19 贺卫方

　　那一天，齐国终于打胜了那场战争：把燕国给灭了。这样的好事一定不能“偷着乐”，得意洋洋的齐宣王又把孟子给请来神聊畅饮。

　　“这真是了不得啊，孟先生。你知道，战端未启的时候，这件事情还充满争议呢。打还是不打，说什么的都有。也是，燕国和我国军力相当，不敢说有胜利的把握啊。不过，真打起来，没有想到会那么顺利，五十天时间就大获全胜！你说，孟先生，这事岂不是有天相助？想起来，幸亏没有听那些反战派的主意。天助我时，却做缩头乌龟，回头老天一定会惩罚我的。当然，我还是要听听你的高见，吞并燕国这事对不对？”宣王满脸的诚意。

　　“这要取决于燕国百姓的态度呢。如果吞并它，燕国的百姓很高兴，那就取下。从前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一个范例。反之，如果燕国的百姓不喜欢，那就不应吞并人家。从前的周文王乃是这样做的一个范例。本来应该是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一场艰难战争，但是被征服的国家里却是百姓箪食壶浆，热情洋溢地欢迎你的军队，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摆脱水深火热的苦日子嘛。”

　　孟子的说法让宣王一个劲地点头，不过，孟子紧接着的一句话却多少有些费思量：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宣王暂时不去深究，把话题转到国际局势：“你也知道，虽然燕国的百姓欢迎我，但是国际舆论却是一片抗议之声，我听说一些国家还在密谋攻打我国。你说这可怎么办？”

　　孟子照例绕着弯子，引用历史上的例子讲他的道理：“臣听说七十里方圆的国家就能统一天下，从来没有听说纵横一千里的国家害怕别的国家的。《尚书》上说：‘汤一征，自葛始’（汤征服天下从葛那个国家开始）。天下的人都很信服他，以至于他向东边打，西边国家里的老百姓都抱怨；往南边进军，北边的人们发牢骚，纷纷议论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征服日程的后面？’其他国家的老百姓盼望汤的军队就像大旱之年盼望雨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征服过程好像一点也没有影响当地的生活秩序，做生意的照常来往，农民照样下田。征服者诛杀了暴君以抚慰百姓，民众欢欣鼓舞，真是久旱禾苗逢甘霖呢。这就应了《尚书》里的话：‘徯我后，后来其苏’（盼王如救星，王来我新生）。”

　　说到这里，孟子停顿一下，看了一眼国王，神色多少有些不安，因为他也听到过一些关于齐国军队在燕国不好的行为，想跟齐宣王想说点直言不讳的话。他和宣王碰了一杯酒，还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如今燕国的国王残害百姓、鱼肉子民，你征伐他的国家，那里的民众把我们的军队看做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救星。他们端着饭菜美酒迎接慰劳我军，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么。但是，我听到的有些消息却让我焦虑。齐国的军队在燕国杀戮不止，烧毁他们的宗庙祠堂，还把人家的一些国宝运回齐国，这如何得了？国际社会本来就对强大的齐国疑虑重重，吞并燕国后疆域又翻了一番，而且对百姓又如此残暴，岂不是引火烧身，引诱其他国家兴兵动武么？”

　　宣王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只是因为孟子是自己请来的贵客，又是七十以上的老人，终不便发作。孟子何尝没有觉察出来宣王的心理，觉得也要给他出点正面的建议：

　　“你应该马上发布命令，遣回燕国的老少俘虏，停止搬运人家的宝器。关于当地的行政，应该跟燕国的人士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选择一位本国人担任国王，把军队撤出。如此这般，其他国家也许就不会兴兵犯我了。”

　　根据历史的记载，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劝告，齐国的结局当然也是很不幸的。第二年就在燕国与诸侯军队的合力进攻之下打了大败仗。尽管如此，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所提出的一些国际法主张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如果总结一下，孟子的主张包括下列几点：

　　其一，人权高于“主权”，不承认现在流行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那些实施暴政、残害百姓的君主，本身就没有合法性。本国百姓呼号无助的时候，外国的征服就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百姓欢迎与否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应该被征服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如何判断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此其二。

　　其三，对于被征服国家的暴君应该加以严厉的惩罚，甚至可以诛杀，这也是为了抚慰受到残害的百姓的心灵。但是，依照怎样的程序作出惩罚，是否要设置一个特别的法庭，孟子没有言及。不过，过去孟子曾在跟齐宣王对话时讲过杀人的道理：“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这样的说法曾在近代被沈家本比附做陪审团审判。这样的程序要求是否也适用于对待一个涉嫌暴政罪的异国君主呢？

　　其四，征服他国的过程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和对别国生活秩序的破坏。杀人父兄、掠人俘虏、毁人宗庙、迁人重器都是不允许的。

　　其五，一旦征服结束，暴君废黜，就应当与被征服国的人士协商，推举该国的新君主。一个不甚清楚的问题是，一个仁德之君，征服他国进而统一天下，在更广阔的地域上推行王道，不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么？撤回军队，立本地人为王，似乎有些尊重领土完整的意思。这种建议是否因为在孟子的心目中，齐宣王还远远达不到周王那样的境界呢？

《歌唱祖国》半世纪前的隐衷[转帖]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一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祖国颂歌。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2007年10月17日，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王先生去世的消息，题目就是 “《歌唱祖国》作者王莘与世长辞”。然而，在天津音乐界的“老人”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 2008年第9期的《中华魂》杂志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天津音乐界“老人”张学新的文章，掀开了有关署名隐衷的一个角落。

张学新在文章中说： “王莘经常说，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这话有一定道理。据我所知，1950年作家鲍昌也在天津音工团工作，国庆节前，写了两首歌词，一首 《祖国之歌》，另一首 《歌唱祖国》。王莘由北京回来，拿去做参考。王莘写完 《歌唱祖国》，关于词作者如何署名，征求鲍昌意见时，鲍昌看了歌词说： ‘你全改了，已经不是我的歌词，不要给我署名。’于是，王莘在歌篇中，只好署 ‘王莘作’。 《歌唱祖国》在 《大众歌选》第三集头条发表，又经天津音工团演唱、广播，《歌唱祖国》在许多地方传唱起来。”

“这年10月号《人民文学》当做诗歌还发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国》的歌词，字句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歌曲完全一样。文化部通知中特别说明，《歌唱祖国》‘歌词有几处修改’。……那么，是谁修改的呢？据说是大诗人艾青所改。 ”“1954年王莘就写道：‘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

这个大段的叙述很有些特殊。首先，作者张学新是王莘的老战友、老朋友，作为天津音乐界的老同志，张学新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此外，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细节的敏感。他在文章发表后特意发传真给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后人，并附注：“看后可转交鲍昌的儿子，意见告知。 ”

张学新在这里引出了关于鲍昌和艾青介入歌词创作的说法，这与近年来的说法完全不同。新华社2007年10月15日播发的题为《王莘与〈歌唱祖国〉》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莘也担任了天津音乐工作团（天津歌舞团的前身）团长……他下决心，要写一首歌唱祖国的作品，用以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

“1950年9月的一天上午，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去北京采购铜管乐器，路过天安门广场，只见蓝天白云之下的天安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此时，正好有一队少先队员走来，他们吹着小号，打着鼓，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显然是为迎接国庆节游行而在排练。这一幅美好的情景让王莘怦然心动，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庆祝国庆节检阅的场面：红旗如海，游行队伍热烈地向天安门高呼‘毛主席万岁’。此情此景使王莘心中突然产生了创作灵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声脱口而出……”

显然，在这个关于创作过程的通行版本中，《歌唱祖国》完全是个人创作，丝毫也找不到“群众集体创作”的影子，更没有他人的介入。那么，鲍昌究竟在这首歌词的创作中起过什么作用呢？天津作家吴若增先生在《中国作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闲话鲍昌》的报告文学有如下一段文字： “1949年4月，《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我的母亲》，那是他用母亲来比喻党的一首民歌体诗。紧接着，他写诗，写歌词，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一发不可收。他写过一首歌词，开头的句子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歌唱祖国》在全国唱响后，我曾想，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在极左形势下，词作者鲍昌是摘帽右派，再好的词也不会让见世面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王莘先生和鲍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一篇作品的署名决不影响他们的创作成就。斯人已逝，作品归属“个人”还是 “集体”恐也绝难有个清晰厘定。我的兴趣还是从中窥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界的某种生态。

（李小翠摘自2月4日《中国青年报》作者杨浪）

 炎黄春秋：“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转帖]
 

冯兰瑞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周明兄长我四岁，是位老革命，也是做青年工作出身。1936年底、1937年初，我参加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简称“自强”）、自强救国会（简称“自救”）时，他已是“自救”的负责人。如今从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多年，以九二高龄而如此关心青年运动的历史，总希望有一部记述“一二·九”全过程的书，不遗余力地多方促进，古道热肠，执着追求，令我感佩。遗憾的是，我老伴李昌因病住院，而高锦明同志也有病，作口述历史亦已困难。看来这个艰巨的修史任务，只有寄希望于他人了。

　　周明兄来信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民先队第一任总队长是谁（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编读窗”栏），再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有无****的领导。

　　关于民先总队长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周明说，“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白枫……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给周明兄写了封信，附去一份有关材料。事实是，周明说的是1936年的情况。当时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北平总队，第一任总队长的确是敖白枫（高锦明）同志，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之后，李昌才接任总队长。[1]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2]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此信及附件，刊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古今谈”专栏。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这个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一二·九”运动是在****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不是在****的领导下发生的。2007年冬季重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周明给《炎黄春秋》的信说：“我向敖白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一个是学运……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此说除了将王学明误为王学文外，主要问题还在于比较笼统、含混。即把历时三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混淆在一起了，因而也没有破解“一二·九”运动究竟是不是在中**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的这一数十年来的悬案。数十年来主流意见和官方史籍从不同角度强调“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但有的说法纯系猜测或想象，读之令人不禁莞尔。例如：一位老同志、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不知所措。“党出来领导我们了。然而，亲爱的党，你在哪里？”（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7—109页。）再如：1982年出版的《中**史资料》第1辑中，高文华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中写到“一二·九”运动时说：“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徐冰、许德珩等同志。”这个说法把几个重要人物都搞错了。赵升阳即李葆华，是1936年5月才到北平任市委书记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是京东巡视员。陈伯达“一二·九”前在天津，并没有领导运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一二·九当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大公报》才知道发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活动下，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蒋南翔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他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响应了北平学联做出的举行“一二·九”运动的决定。说的是“响应”学联的决定，不是“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至于说李昌直接出面领导了运动，更是离奇。李昌当时为此专门给《中**史资料》编辑部写信，声明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出面领导运动”。他写道：“这里说的爱国运动是指‘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和南下宣传团等抗日活动，我应说明，当时我仅仅是一个积极分子，连党员都不是”，“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运动’。”

　　我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国****领导下发生的和“一二·九”运动有没有党的领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明确加以区别。“一二·九”运动的广义，系指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12月9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历时近三年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果认真考察“一二·九”运动过程的几个发展阶段，要说清楚一二·九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关系，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领导下发生的问题似也不难。

　　据我见到的资料，“一二·九”运动，如果从1935年12月9日的请愿游行算起，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

　　1938年11月，党中央做出了民先队停止发展的决定。此后，出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块牌子还保存，频频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上。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多次刊登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署名的文件：1939年5月4日发表《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12月9日发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宣言》。还有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决议》、《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名发表。更重要的一次是1940年5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名发表《上蒋委员长书》。

　　如果将1938年11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仅作为中**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第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1. 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历史事件是抹不掉的。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也不能够为国民党开脱）。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和蒋介石政府密谋“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

　　加上****在白区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害或逃亡，损失惨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2．党的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环，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多数人的文章、发言就是这样说的，但都语焉不详。“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会上，陈其五同志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领导。”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则说不清楚。

　　当时北平党的组织、书记变动情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不久书记许子云等被捕，组织被破坏。六七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团委书记王学明为书记，杨子英、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彭涛负责宣传。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北平市工委发生路线分歧，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市工委，成立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委书记，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第三种说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也有说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种说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种说法。按谷景生有关文章和谈话，谷主要是通过与郭明秋单线联系来组织和指挥“一二·九”游行的，但郭的文章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种说法展开。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学生群众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在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时，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不是临委书记；李常青是省委派来调查北平临委分裂问题的，不可能自己当了书记。

　　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3．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复）、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

　　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担任了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

　　1935年10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

　　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姚依林百夕谈》[3]中写道：“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指彭涛等——冯注）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指王学明——冯注）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引自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页）王学明认为彭涛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职务。从这里也可看出，“一二·九”请愿的口号，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口号。

　　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第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 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1页）
 

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转帖]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史料价值拾粹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 沈志华

　　【摘要】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言必有据”的准则，因此他们讲述的历史过程往往是不连贯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例如1949年中共与美国接触的方针和策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以及斯大林决定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等等。

　　【关键词】周恩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朝鲜战争

　　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及不断增加的构件反复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认知、经验和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故事。但是，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一个准则，即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所以，历史学家讲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在他们那里，历史的链条总是断裂的。而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不断发现和发掘出来的史料的基础上，逐步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研究者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在笔者涉猎的中苏关系史研究中，这样的经历就有很多。2003年笔者的专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出版不久，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其中解密了大量有关苏联专家的档案，使笔者立即萌生了修订该书的念头。眼前又有一例。2008年2月，人们期盼已久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终于问世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这三册文献集中，尽管只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这说明《周文稿》在数量上将大大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但是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笔者仅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关于中共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的方针和策略

　　1949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秘密接触的历史过程，曾经引起冷战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讨论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起源时，几乎都要提到这段历史。双方接触的最后结果是：美国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前往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而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中共和美国政府在接触过程中究竟如何看待对方，采取何种策略？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看法，美国国内甚至曾掀起了一场“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此前，研究者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来自美国，即美国公开的档案文件和司徒雷登的回忆录。[2]人们可以看到的唯一来自中国的材料，只有几页纸的当事人黄华的回忆。[3]总体说来，因为美国的档案比较完整，对于中美双方每次接触的过程，司徒雷登均有详细报告，国务院也有回复，所以研究者对事情大体过程的描述是清楚的，对于中美各自的立场和策略的分析也是合理的：双方都保持一种既留有余地又谨慎小心的姿态。[4]不过，美国国务院与司徒雷登的往来电报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而对中共的策略考虑，则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转述和当事人的回忆进行推断，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周文稿》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反映当时中共对策及思考的比较重要的史料有：

　　1949年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将黄华与美国大使接触的情况及司徒雷登有意面见周恩来的情况电告了中央。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5]

　　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清华大学校长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又特意在电文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6]

　　6月28日南京市委电告：6月27日傅泾波见黄华称，司徒雷登因“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告知：中共中央“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仍表示此时不便北上，但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虑决定。6月30日，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7]

　　从以上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中国对于美国大使留在南京颇感兴趣，虽然很谨慎，但在6月28日之前显然对于司徒雷登北上以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表现出积极姿态。6月14日和18日周恩来电，特别是毛泽东所加一句，说明了这一点；第二，6月30日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虽然还没有完全拒绝接纳司徒雷登，但特别强调此举是美国方面主动为之，且对是否成行已表示无所谓，甚至明说对美决无幻想。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会谈取得了令中共完全满意的结果。6月27日的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8]为了表明中共与苏联结盟的决心，消除斯大林心中的疑虑，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于6月30日决定公开发表“一边倒”的声明。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那么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相反，他开始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来斯大林的猜忌。[9]

　　关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

　　早在1948年，即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败象已露的时候，美国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限制对国民党的援助，并聚焦于“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

　　[10]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苏联以后，美国当局担心中苏结成同盟，便加紧实施离间策略，认为“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手段，扩大中国****人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与中国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同时应谨慎地避免进行直接干预。在适当的场合，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11]其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让中共占领台湾，以换取中国对苏联采取疏远政策。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12]

　　就在此前3天，中苏之间因是争论否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而形成的僵局刚刚打破，莫斯科做出了让步。[13]对于美国人的诡计，敏感的斯大林心知肚明，立即采取了对策。为了赢得毛泽东的好感，《真理报》自1月5日起连续5天把第一版报道兄弟国家的栏目留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个月里，《真理报》总共才发表了5条有关中国的消息。[14]1月6日晚（莫斯科时间），维辛斯基拜会毛泽东，通报可以满足中共关于购买航空汽油和请苏联帮助修复小丰满水电站的要求，同时建议中国发表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如果联合国不接受中国的意见，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15]对于斯大林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的友好姿态，中共自然接受无疑，但对于杜鲁门有意说给中国人听的声明，毛泽东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在已经披露出来的档案中，人们看到的只有1月13日毛泽东回复刘少奇的一封电报：同意下令征用外国兵营，同意由上海军管会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署留沪物资。[16]这一行动当然主要是冲着美国人去的，但似乎只能证明毛泽东批准了在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他本人的主观意图。这次出版的《周文稿》提供了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史实。

　　1月11日，正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月，美国驻上海副领事蔡斯（Chasd）通过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陆殿栋（现任中国外交部专门委员）传话，表示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研究室主任杰塞普（Jessup，电报中译为耶塞普）“愿与新中国政府作非正式接触，地点在香港，如新中国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愿与见面”。蔡斯还介绍陆“至北京往见美领事”，又说，美国“在华已经失败，迟早总要承认新中国。中美关系望不超过，但不次于中苏关系。首先望新华社不要天天骂美帝，可以送走美领，但不要拘留美领，以影响美国人民”。陆殿栋将此事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并认为“美帝中心在反苏”，“故伸出触角以离间中苏关系”。周恩来当即表示，“离间企图是有的，加强和扩张世界侵略才是中心，而对华仍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企图迫我向美帝低头”。后经请示刘少奇，周恩来认为“原则上以不理为好，如有接触容易暴露我攻台湾的弱点”，并拟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完全不理”，“告陆不要去见美领，断绝此项关系”。一是“另行侦察”，即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外资企业局局长冀朝鼎去香港处理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资财和人员时，如杰塞普到香港并试图见面，可以与其接触，以便侦察和麻痹他。如何办理，周恩来请毛定夺。1月14日毛泽东明确答复：“在目前的时期对于美国伸出的触角应当置之不理”，“冀朝鼎及在港的我方任何人均不应和耶塞普或其代理人见面”。同时，毛泽东还谈到已经采取的“征用北京美国兵营及在上海接收美经合署物资的办法”，其目的是“刺他一下，或可推迟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毛确定的方针是，“除非美国学英国办法自动宣布无条件承认”——毛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我们不应当和他过早建立外交关系”。

　　[17]这两个文件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对美态度，即决不能让美国有任何机会破坏正在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更不能刺激斯大林那敏感的神经。[18]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何起草的问题

　　几年前，针对中国一些论著和回忆录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由中方起草的说法，笔者根据大量的俄国档案，特别是该条约的俄文文本，详细考察了中苏条约起草的过程：1月2日晚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斯大林便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了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苏方在1月5日起草了第一稿，以后陆续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同时，对于1月25日毛泽东电和2月8日周恩来电所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由中方起草的说法提出质疑。[19]笔者的逻辑是，对于新的中苏条约，苏方起草的文本在先，中方起草的文本在后，那么最初文本应当是苏联起草的；至于中方提交的文本，究竟是对苏方文本的修改，还是自行起草的，关键是要看到中文的文本才能确定——在俄国档案中看到的中方草案是已经译成俄文的打印文本。

　　这次《周文稿》的出版，解开了这个疑团。首先应该说明，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形式上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是含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等实际问题在内的一个整体条约，而后者只有一些政治性、原则性的条款，至于涉及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则另外单独形成了一个协定。有关新条约文本的起草，《周文稿》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包括1月4日周恩来起草的致毛泽东电，按周恩来手稿刊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以及2月8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

　　根据周恩来1月4日的电报，同苏方一样，中方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也进行了认真准备，甚至讨论了进出口货物的详细清单。但是，有关新的同盟条约，中方研究的只是“同盟年限、旅顺租借期限及军港双方指挥权、大连自由港、中长路合作期限等问题”。[20]这说明，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概念中，这次新条约在形式上同1945年的条约一样，即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还没有考虑到单独搞一个政治性和原则性的条约。因此，周恩来不可能在出发前就起草一个新的条约文本。此外，周恩来2月8日电也说，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条约及各项协定的。[21]

　　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条约文本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据编者告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留着两个周恩来手写的条约文本，一个是工作草稿，一个是报给毛泽东的定稿，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这两个文本均没有标明日期，《周文稿》刊登的是后者，并根据判断把文稿写作时间标为“1950年1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确定周恩来手稿的起草过程和日期。笔者把中国档案中周恩来起草的文本与俄国档案中的俄文诸本仔细进行对照后发现：首先，周文本与1月16日——这时周恩来还在赶赴莫斯科的路上——苏联外交部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条约定稿（第六稿）的内容大体相同：标题完全一样——“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文本第一条与苏方文本第一、二条内容相同，文字略有改动；中方文本第二条只是把苏方文本第四条“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得缔结对日和约”一句改为“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缔结对日和约”；中方文本第三条、第四条与苏方文本第三条、第五条完全相同，用词都一样；中方文本第五条、第六条与苏方文本第六条内容一致。比较重要的是，原苏方文本第七条有关苏军从旅顺港撤退的日期及对1945年条约中有关旅顺、大连协定的处理办法等内容，在中方文本中完全不见了。[22]

　　其次，周文本与俄档中1月24日23时苏联收到的中方文本（苏外交部译成俄文后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完全相同。[23]

　　如此，情况就完全清楚了。中方文本产生的过程应该是这样：23日收到苏方送来的文本后，周恩来参照中译本重新起草了条约文本，24日夜中方将这个文本交给苏方。所以才会出现周恩来起草的文本与俄国档案中1月16日的俄文本大体相同，而与1月24日收到的中文本（俄译稿）完全相同的情况。至于对俄文本第七条的删除，则与中方决定对苏联分别起草的旅顺、大连及中长路协定和议定书全部推倒重来有关。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1月25日电和周恩来在2月8日电中所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情况虽然属实，但电报只告诉了事情的后半部分，而没有提及或有意回避了苏联已经交来最初文本的内情。

　　关于中苏条约还有一个重要文件，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补充协定》。关于这个曾引起研究者关注和争论的历史文件，因为当时中苏商定不对外公开，故始终未曾面世，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披露出来。不过人们看到的只有俄国档案中的文本，而且是维辛斯基给斯大林报告的附件。[24]这次《周文稿》借刊登2月14日致胡乔木电，在注释中第一次全文发表了这个《补充协定》。[25]

胡乔木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胡乔木那时还有一个兼职，即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文教委员会直属政务院，统管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各部门。文教委员会的主任，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任。副主任为陆定一，秘书长为胡乔木。

据林默涵回忆，文教委员会下设一个计划委员会，最初内定林默涵为副主任，已列入名单，只消上报、批准就行了。

然而，出乎意料，胡乔木反对此议。

一天，胡乔木跟林默涵一起散步。胡乔木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据传，要安排你当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照我看，你当个委员差不多。你要知道，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资历比你深，你当副主任不合适……”

胡乔木这话，当然使林默涵心中颇不舒服，不过他毕竟还是听从了胡乔木的意见。

不久，计划委员会的正式名单公布了。林默涵一看，跟别的委员一比较，确实觉得自己当副主任不合适，胡乔木的意见是对的，心中的不悦也就很快消失了。

那时，林默涵的夫人孙秀英，在北京城外工作。她来自延安，照理在中央部委安排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当中共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时，她说希望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城外紫竹院幼儿园当领导。那时交通不便，她只能一星期回城一趟。这么一来，林默涵带着十岁的女儿住在城里，生活诸多不便。胡乔木知道了，就把林默涵连同女儿一起接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住，三餐一起吃。胡乔木还安排林默涵出访苏联，让他开阔眼界，便于今后工作。林默涵深为胡乔木的真诚、热情所感动。

胡乔木的兼职不少，他受毛泽东委托，还兼管着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

1951年7月10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中共中央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拟在五年内完成斯大林全集共十六卷的翻译工作。会议也讨论了毛泽东的俄译稿事宜，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人(均精熟俄语，又有理论修养)校阅。会议提议组成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王稼祥负责。然而，王稼祥一再推辞。

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7月13日致函胡乔木，考虑到胡乔木英语不错，要他暂且兼管中共中央翻译委员会的工作。

乔木同志：

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毛泽东7月13日

胡乔木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文字改革工作。

1953年春，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一些意见：

“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

“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策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

“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

“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才算得上简化。”

会议的新闻稿，由胡乔木转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并于1953年5月22日致函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

马部长：

此件(引者注：指会议新闻稿)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1953年5月22日

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还要兼顾并主持着中宣部的工作。诸如中宣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也由他主持拟定，于1951年1月15日向毛泽东递送报告。翌日，毛泽东便作了批复：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11月16日

江青，原本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时亟想“露峥嵘”，先是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6至7月，江青率“武训历史调查团”去山东堂邑一带，从调查武训的历史入手，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回来后，这个调查团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于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4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指《武训历史调查记》)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7月11日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江青越发得意，企望着走上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就把原本拟安排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改为副处长。

又是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又得顾及文字改革和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还得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主持新闻总署，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当然，他最重要的职务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的工作头绪甚多。即便如此，胡乔木还不断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诸如：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1950年11月20日社论)：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1951年元旦社论)：

《评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8月11日社论)；

《印度缅甸拒绝签订美英对日和约》(1951年8月29日社论)；

《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1953年元旦社论)；

《苏联****的统一和巩固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1953年7月12日社论……

恰克图条约之怪诞[转帖]
 

《外交小史》　
　 （清）佚名著

○恰克图条约之怪诞

　　　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缔结以后，内地商民，以烟草、茶　　　　　　　　　
叶、缎布、杂货往库伦及恰克图贸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　　　　　　　　　　
以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之条奏，停止俄人于北京之贸易，统　　　　　　　　　　
归恰克图。嗣是百货云集其地，市肆喧闹，称为漠北繁富之区。　　　　　　　　　
先是恰克图贸易，两国均不榷税；已而俄罗斯渐渝禁约，私收　　　　　　　　　　
货税；又两国边民互失马匹，其数不可稽，而俄人辄以少报多，　　　　　　　　　
移文责偿。于是二十九年，朝命闭恰克图不与通市。然办事大　　　　　　　　　　
臣等辄乘间舞弊，私与交易。清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谢图　　　　　　　　　　
郡王桑斋多尔济爵，诛库伦大臣丑达，厉行闭关之策。至三十　　　　　　　　　　
三年，而库伦大臣庆桂，以俄罗斯恭顺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　　　　　　　　　
其后四十四年、五十年，复闭关者再，前者则以俄罗斯边吏庇　　　　　　　　　　
护罪犯，不即会审之故。由库伦大臣索林，奏请查办，逾年得　　　　　　　　　　
解。后者则以俄属布哩雅特种人乌呼勒咱等入边行劫之故。奉　　　　　　　　　　
旨绝市者几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过乞恩之结果，复　　　　　　　　　　
订市约五款，其文如左：　　　　　　　　　　
　　　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　　　　　　　　　
忍尔国小民困窘，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复失　　　　　　　　　　
和，罔再希冀开市。　　　　　　　　　　　　
　　　二、中国与尔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行定价。尔国商人　　　　　　　　　
应由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　　　　　　　　　
勿令负欠，致启争端。　　　　　　　　　　　
　　　三、今尔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好。尔　　　　　　　　　
从前守边官，皆能视此，又何致两次妄行失和，以致绝市乎？　　　　　　　　　　
嗣后尔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　　　　　　　　　　　　　　
　　　右条约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库伦大臣松筠、普福等，　　　　　　　　　
与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图市圈互换。是时俄人以闭关日久，商　　　　　　　　　　
旅阻绝，急欲借平和之方法回复市利，故听命惟谨，务相交欢。　　　　　　　　　
松筠等直以俄罗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诚敬等语，列款具奏，遂　　　　　　　　　　
于是年四月望日开关市易。自是两国商民，互市不绝。然至咸　　　　　　　　　　
丰八年，中俄缔结天津条约，开海路各港之交通，于是陆路输　　　　　　　　　　
出品之大宗，渐改海运。而恰克图贸易，遂无复昔日之盛况焉。
 

历史名作：中美上海公报[转帖]

　　　　　中美上海公报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
　〔中〕　周恩来　　　〔美〕　尼克松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
统理查德·尼克松自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月２８日访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
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尼
克松总统于２月２１日会见了中国****主席毛泽东。两位领
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
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
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
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
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
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
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
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
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
应欺负弱国。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
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
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
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
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
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
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７点建议以及在今年２月对其中两
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
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２日提出
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
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
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
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
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
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
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
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
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
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
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
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
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
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
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
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
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
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
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
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在
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７日提出的８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
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
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
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关系和对它的支持；美
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
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
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１日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
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
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协
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
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
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
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
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协。美国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　
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
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
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
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
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
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
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
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
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
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
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
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
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
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
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
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
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
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
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
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
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
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
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
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
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
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９日《人民日报》）

钱可通神[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钱可通神》配图《幽闲鼓吹》唐·张固

　　相国张延赏将判度支。知有一大狱，颇有冤滥，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狱吏严戒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复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命两日须毕。明日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曰:“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

　　唐朝名相张延赏曾兼管“度支”。“度支”是官职名，因掌管贡赋租税，量入为出，所以这样称呼。张知道他管的这个部门有一个大的冤案，到任以后，就把办案人员叫来训斥了一通，命令他们十天之内要把这个案子了结。早上他到了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纸条，说:“送上三万贯钱，请不要过问这案子。”张大怒，督促手下抓紧审案。第二天条子又来了，说:“送上钱五万贯。”张更加生气了，命两天内必须将案子审毕。过了一天又发现条子，说是送上钱十万贯。张说:“钱至十万，可通神啦，已没有办不到的事了。我亦怕惹祸水，这案子就算了。”

　　张延赏当任时，曾力主“省官消冗”，上疏皇帝“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还算是一位想干点事的大臣。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高干，在金钱面前，居然也打了败仗。人家送三万五万，他还能坚持原则，等到摆在面前的钱达到十万时，他也守不住了。这位相国的解释是怕惹祸，而非贪赃。况且，他能当着下属的面坦陈自己的苦衷，还算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像现在的有些贪官，人家送点小钱，他统统上缴给纪委，待到来了大钱，这才悄悄收下，真个是: 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红旗》杂志为何“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转帖]

　　童青林编著

　　　　（左起）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

　　1978年秋冬之交，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局势已有所好转。但尚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思想路线的

　　争论便是其中之一。因此，需要在中国****内高层当中召开一次会议，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于是，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会议开了36天，后一个会议开了5天。由于这两次会议所起的特殊作用，因而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1月25日，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于是，与会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反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在会上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做自我批评，这也使得大多数与会者颇感不满。

　　事后，马文瑞在中央党校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专门讲了真理标准问题，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会议的争论情况。他说，在这次会议上，不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工作会议，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半年多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同志们很关心。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是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前途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两个凡是”，另一条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斗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还有一件事也让很多与会者感到不满，这就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迟迟不刊登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

　　还在5月中旬，《红旗》杂志新来的总编辑走马上任之际，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他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文章有问题。对此，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面，甚至两个版面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讲话。但是，“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讲话，还很难说。”他认为，目前应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他甚至质问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理论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

　　时隔不久，这位总编辑向杂志社干部传达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某位副主席的指示：《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背离指导思想的倾向作斗争。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考虑。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和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通栏标题做了报道。《红旗》杂志总编辑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还责怪说，以“精辟阐明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标题，太突出了。他认为，各报的标题都一样，都是照搬军报的，问题出在军报。

　　6月下旬和7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连续两次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邀请北京的理论工作者参加，但《红旗》杂志没有派人。第二次邀请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参加，《红旗》杂志虽然派人参加了会议，却又以“我们正在搞运动，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为托词不在大会上发言。并表示，如果在小组会议上非发言不可的话，那就“不一定参加”了。

　　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这位总编辑得知后明确表示：《红旗》杂志不要参加这场讨论，并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宣称：《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有人曾向他反映，《红旗》因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而受到责难，他回答说：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删掉了，而且还在继续发表带有“左”的内容的文章。自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至11月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很受人们的欢迎。可是，《红旗》始终无动于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议论。

　　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位总编辑依然若无其事，反而说：你们感到被动，我才不被动呢！在11月8日召开的哲史、文教组座谈会上，这位总编辑还说，我是能见华主席的人！有什么被动的。现在中央就是不让《红旗》杂志表态。他甚至说，不要怕这种人，这种跳得高的人，自己就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我暂时不点名。

　　同一天，《红旗》杂志这位总编辑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依然表示自己不被动，甚至还说，《红旗》杂志没有发表文章，这里头本身就有文章。《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当然要执行中央的方针。中央对这场讨论的动向正在观察。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向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约稿。这位总编辑得知后吩咐说，一定要跟任仲夷讲清楚，华国锋说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是指提高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没有别的意思，文章不要介入当前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最终，使《红旗》杂志改变“不介入”方针，“卷入”真理标准讨论的是谭震林写的一篇文章。还在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约谭震林写一篇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文章。谭震林虽然同意了，但坚持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红旗》杂志总编辑看了初稿后，要求把真理标准的这部分删掉。可是，谭震林在修改文章的时候不仅没有删去这一部分内容，反而在文章的开头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结果。他还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文章只做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

　　接到这样的文章，《红旗》杂志总编辑当然不敢轻易发表。于是，他建议：请谭震林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因为“中央给《红旗》杂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如果不同意删，就报送中央常委审查。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谭震林思考了两个多月，他当然不会同意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他明确表示，文章的材料可以变动，但观点不能改变。他还说，《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我是来帮忙的，才把真理标准问题写进文章。他让人转告《红旗》杂志总编辑，不要害怕，大不了吵一架，丢不掉乌纱帽！

　　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总编辑只得给中央领导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他写道：我们约请谭震林同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会使《红旗》杂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不同意，说要请中央主席审查。

　　李先念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在批语中写道：谭震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杂志太被动了，《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

　　邓小平在批示中要求《红旗》杂志卷入讨论，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杂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杂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考虑到真理标准问题是当时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据此猜测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相当多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更加心有余悸”，在地方工作的干部感到思想上的混乱，“已成为影响大治，影响团结的大问题。”所以，11月24日，任仲夷在他主持的东北组会议上建议中央就这个问题讲一讲。他说：“如果中央目前能讲一讲，全党一致了，思想混乱就将澄清，我们在下面工作也好做，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议论和猜测也会止息。其中别有用心，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行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的人，必将枉费心机。”

　　第二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街上出现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现在报纸上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他还谈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有人问我，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了。与会者看到文章后认为，这是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正式表态，都“感到满意”。结果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会议开得更加热烈、活跃”。

　　两天之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再次谈到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他说，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

　　在邓小平25日谈话之后，那些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已经意识到再这样顶下去肯定不行了，并且开始表态。于是，真理标准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几乎每个代表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几天之后，也就是12月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对“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解释。他说，在真理标准的讨论过程中，有些文章的内容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了毛泽东同志，这就有可能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后果也不好。真理标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认真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承认，《红旗》杂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太迟了，并且解释说，国外对中国局势的猜测，《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这不是《红旗》杂志能够负责的。

　　第二天，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发言说，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公开表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二是自己刚来中央机关不久，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情况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希望中央有个正式文件，总觉得这么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主要原因。

　　12月4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指出，关于检验真理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现代化建设的斗争。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发生在下面，而是发生在****的核心层。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大家才无后顾之忧。

　　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会议对真理标准的争论，有人称之为“整个争论的决战取胜阶段”。应该说，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胡耀邦找《红旗》杂志总编辑和其他几位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谈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胡耀邦直言不讳地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你们犯了错误，起了很大的障碍作用。

　　在邓小平、李先念的过问下，《红旗》杂志在1978年第12期上发表了谭震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写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

重温改革初衷 恢复历史****[转帖]
 

● 胡德平 等

原编者按："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日刊发了胡德平的文章《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2008年10月29日又刊发了叶选基的文章《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起到了温故知新的作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本报2008年年底在北京为这两篇文章举行了座谈会，兹摘要刊登两位作者和各界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分两期刊发），以飨读者。

首先感谢《南方周末》发表我的文章，今天又为这篇文章召开座谈会。
《南方周末》是一份有影响的媒体，它善于反映人民的需要，善于学习国内外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情，在改革开放中贡献很大，能够在《南方周末》发表纪念叶帅重要讲话的文章，我很高兴。希望大家指出文章的不足和缺陷，以便再做进一步研究。
其次，讲一讲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立意就是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为此，首先要把30年前的重要史实尽可能搞清楚，不能含糊，更不能歪曲。只有在搞清楚史实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挖掘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与价值，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30年前，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很多重大问题，一些老同志都有了共识。全会做出了很多正确的决策，比如批判“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封建主义，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传统，倡导民主、法制，平反冤假错案等。这些都是党得以启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思想基因。当然这些基因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多种力量共同促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包括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在内的党的领袖集体共同的历史性贡献，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所以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今天，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些基因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培育、发育出更完备的新的组织，把这些基因发扬光大，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党、社会、人民的面貌才会发生更大变化。不能只追求GDP，以为生产发展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忽视了生产目的和人的发展，可能会使改革失去方向，失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
最后，我觉得今天的民主比“四人帮”时期进步多了，但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还很不够。改革以来，百姓是不是就欢欣鼓舞了呢？我的心情，一是高兴，一是忧虑，处于矛盾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可以用民主法治保护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是否敢坚持下去？我觉得，只要手中有真理，对于一些左的“大批判”就不用害怕。

叶选基（叶帅之侄）：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之际，我在研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回忆起许多的往事，在许多同志和《南方周末》的支持和帮助下，写了《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文。
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综观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我们党所做出的正确决策，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都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都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决策的结果。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能忘却，没有围绕着他们这一代****人的领袖集体，就没有一切。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第95页，引用胡耀邦同志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领袖不是单数”，就是有力的佐证。我们党迄今所战胜的各种困难、取得的所有的成绩、改革开放30年赢得的成果，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而离开这个原则，搞一言堂，没有正常的党内民主，就会出现失误，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叶帅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的几个重大转折关头，都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时期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对于“两个凡是”，我曾谈过看法，实际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社论出台之时，确实如李鑫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所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但该社论又确实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从而一开始就受到在“文革”中被冲击、迫害的老同志的强力反对（包括邓小平在内），因此“两个凡是”没有市场并被节节冲破。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对推动全党对“文革”的反思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完整、准确”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认识的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党怎么处理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在这个关系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尤其是面对今天的金融风暴，在维护稳定的前提下，如何化解危机？深化改革开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和研究建国初期所施行的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实践典范，探究《共同纲领》精髓，完善党内和党外民主政治生活，发挥人民群众、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不脱离实际，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落实反贪、倡廉；也必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从而得以长治久安。

何方（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

王贵秀（中央党校教授）：

读了德平同志的文章，我的体会是，看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应该全面、客观，比如没有当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没有改革的好形势。还有叶帅、耀邦等人，没有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人的贡献。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把眼光放宽，实事求是。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

叶剑英把“四人帮”定性为封建法西斯，这是至今仍然需要很好认识的问题。胡耀邦提出反封建的思想也是很早的。我这里有几个材料。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1978年6月10日，经胡耀邦审阅的一篇关于民主与法制的文章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风俗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从‘四人帮’的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的阴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8·18讲话”)早了一个多月。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又发表了《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所以说，耀邦同志对反封建提得很早，说得很到位。
选基同志提出的党、国家、人民的关系很重要，值得研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为什么能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毛泽东那么高的权威，为什么批邓批不下去？关键是人心的向背。例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是广大人民和****员表达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满，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对穷社会主义的不满，也表达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的运动。他们向往的是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这就是人民的愿望，当时有几百万人。这是广大人民的政治行动。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才能粉碎“四人帮”，才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现在有些文章对人民的力量讲得不够，或是将群众作为陪衬来讲，就不够实事求是了。改革，有些事是群众先干起来，然后领导再去总结概括推广的。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编审）：

1949年以后，在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就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灾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宣称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封建主义影响很大。叶帅在30年前第一个提出反封建，许多革命老前辈，如李维汉老人，他们也从“文革”磨难中清醒过来，都提出反封建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8·18讲话”，采纳和概括大家的意见，明确地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但将近三十年来我们并没有把反封建的决策和政策贯彻下来。德平的文章提醒读者，政治体制不改革，“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就很难确立，经济建设就没有制度保障，反腐败也不能彻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受到阻碍和延误。林京耀(中央统战部研究员)德平这篇文章让读者知道了叶帅在决定改革的关键时刻中的作用。
叶帅强调，反对封建主义要实行民主法制。三十年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叶帅提出的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已经有了多种。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行权力制衡，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德平的文章给叶帅的历史作用定了位，也很有现实意义。

杨继绳（《炎黄春秋》副社长）：

三十年来，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改革的成果分享不合理，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存在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看法却南辕北辙：左派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改革派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至于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方法当然也不一样：一派认为，应当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派认为要深化改革，尽快实现民主化。
有人说，当今很难形成改革的共识，我认为，多数人应当有这样的共识：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我曾经在我写的书中说，在邓小平和邓以前是强人政治，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执政，今天是常人政治，即普通人在和平年代走上政治高层。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不能像政治强人那样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在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行事。而当今既得利益群体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所以，常人政治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车夫”。这正是常人政治的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只有实行民主和法制。

盛平（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德平同志和选基同志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是挖掘了新的史料，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叶帅的报告是当年中央工作会议三大报告（另两篇即华国锋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之一，是一篇今天看来仍有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性文献。当时没有说哪一篇是主报告。1982年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没有收录叶帅的报告，德平同志的文章恢复了当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问题。选基同志的文章，披露了1977年初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的态度，肯定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依据真实的材料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论述。
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材料，纠正了一些习惯性的看法，深化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比如，关于“两个凡是”问题，选基在文章中指出，“两个凡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它的产生和发展，既与党内长期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有关，也与苏联自斯大林以来形成的政治权威必然是思想理论权威的传统有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所以，大树特树、“顶峰论”等等，其实都是“两个凡是”的表现形式。
再如关于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评价问题，历来都说是徘徊的两年，认为直到1978年底才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其实这两年间很多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叶帅、华国锋、邓小平的支持下，耀邦同志就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工作都是1977、1978年进行的。耀邦同志在1980年代曾经说过：“77、78这两年的工作是比较顺心，比较打得开局面的。”“怎样评价过去的两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巨变，没有做那么大量的工作去消除“文革”的后果，消除几十年的极左思想的影响，也不会有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局面。选基同志的文章在我们国内比较重要的媒体上，第一次说这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上下篇。
三是，在恢复历史****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今天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两篇文章中都强调指出，30年前开始的这场改革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是中国****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而反思十年“文革”浩劫，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形成改革共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更重要的是，两篇文章都强调了30年前叶帅和耀邦同志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问题对于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

胡冀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据于光远同志说，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每个人的发言，第二天简报就会全部如实发表出来，没有任何删节。大家畅所欲言，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批判。因此叶帅才说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在这样民主的氛围中，我国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才得以逐步展开。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可惜这段黄金时间太短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刚刚出现的民主氛围和思想解放的浪潮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也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似乎已被行政体制改革所取代。“民主”、“自由”一度也成了讳莫如深的字眼。
改革三十年，成就有目共睹，不容置疑，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缺乏政治民主，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缺少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腐败分子就有了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把政治体制的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化（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

这两篇文章，从叶剑英与三中全会的角度切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深化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对于推动研究深入是非常有益的。此外，前不久德平还发表了《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披露了不少材料，为我们深入研究三中全会及其前后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值得重视的思想，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是，不论是三中全会的决策，还是改革开放的启动，都应该注重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着重反映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把握。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功绩，不应忽视的是，也有华国锋的贡献。
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掌握材料，细致地分析历史。在德平的几篇文章中，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材料。比如，他引用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醒这段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王任重问华国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国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德平认为，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发表并得到转载，有关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并未受到处分，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而组织、推动这一讨论的耀邦也未被停止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的工作，这与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有着重要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德平披露的这样几条材料：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晚上，耀邦回到家后说：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此前，这些材料鲜为人知。看到这些材料后，为我们全面研究华国锋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关系打开思路。实际上，他对这场讨论采取了宽容、克制的态度。我们应该尽力恢复历史****，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描述历史。
三是，对于已有的材料，要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注意发掘其中有思想价值的内容。德平关于《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德平首先对叶剑英的讲话做了解读和分析，他认为叶帅是中央领导同志中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第一人。德平还认为，叶帅倡导民主法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无论从叶帅讲话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三十年后的情况看，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法制，都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如果把叶帅提出的这些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实际上是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提出了改革开放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德平文章谈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在肃清封建遗毒、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需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认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应该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庞松（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德平与选基的文章，都涉及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定位。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在全党、全社会取得共识的不可缺少的阶段，通过深揭狠批“四人帮”搞的封建专制主义、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正名”、破除按劳分配上“资产阶级法权”的禁忌、伤痕文学对“文革”创伤的初步反思等，全党、全社会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共识。
我认为，这两年还是推动中国从过去社会政治关系高度紧张的非常状态，向着公共理性复归的社会政治常态迈出坚实步伐的重要阶段。随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大规模进行，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各界人士和普通群众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亦系封建残余性质）的约有1亿的社会人群由此得到了解脱。全面恢复高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通过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全社会开始出现公平、公正的人文氛围，价值理性逐渐回归。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凝聚社会和人心的“和解”气氛。以往历史时期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被压抑的各种散在的力量被释放出来，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说，这是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真正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正是这两年历史合力作用的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里，我们曾经在许多问题上是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脱离的。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几起几伏，一直受到打压。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在农业发展上提出一些灵活措施，可是在生产经营制度上仍然是“两个不许”。李瑞环有个说法：许多事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半边是反，没有食就会反，反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和不符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来源：南方周末

金屋藏娇的川军将领[转帖]

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川军将领甚至中级军官都有姨太太，纳妾成了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按现在的说法是上了一个档次，偶有不讨小的倒显得奇怪了。讨小纳妾的上层人物中，讨一大三小的，还算不得什么。娶五六个、七八个的（这还不包括在公馆外包的“二奶”），就如河坝里的石头──多的是。如刘湘部师长潘文华、王陵基、王瓒绪、旅长蓝文彬、陈兰亭、达凤岗；刘文辉部的旅长覃筱楼、石肇武、羊仁安等等，帐中都拥有一批娇妻美妾。至于各位太太的来历，有正当的，又有不正当的。俗话讲：有钱使得鬼推磨。第24军边防司令、汉源土皇帝羊仁安的一个小姨太，就是靠“袁大头”（银元）弄到手的。他71岁时，身边本来已有一大三小，但这只“老牛还想吃嫩草”。他看上了一个年方二八、婀娜多姿的唐锦英。唐家虽十分苦寒，但锦英仍不愿嫁给一个年逾古稀的白胡子老头做妾。无奈她娘被那作为聘礼的一件件金饰，一块块白银、一串串珠宝迷住了眼，硬是逼着女儿嫁给了羊家。其时，羊仁安这位丈母娘比他小30多岁。这件事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笑谈。
　　由于金钱的诱惑，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身无立锥”的旧社会，也有少数不甘清贫的亲属，为了贪财、贪势，不惜出卖良心，将自己的姑娘、老婆送进“狼窝”、“虎口”。如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局长）、号称“叙南王”的刘文彩，单在宜宾城内拥有的公馆、街房，就达380多处。靠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起家的宜宾城区团总曹光荣，为巴结刘文彩，采取了美人计。他有个小老婆叫凌君如，长的天姿国色。一次，曹光荣宴请刘文彩，叫凌陪刘“喝几杯”，自己借口抽身外出。刘见到倾国倾城的凌，禁不住混身酥软春心荡漾，不久，他就将凌收入后房，而曹光荣也以此青云直上。
　　至于军阀们用不正当手段搞到手的如夫人，就更多了。20年代驻防南充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是一个地道的伪君子。一方面，他信佛、吃素，成天木鱼敲得梆梆响，在部属面前摆出一副慈善祥和、道貌岸然的样子；另一方面，却男盗女娼。他房内虽已有几个老婆，但嫌情不柔，韵不够，他要搞新学堂的学生。每日派出亲信乘南充县女中放学之机，在校门口暗中进行调查，把那些漂亮、乖巧的女学生的姓名、地址、性情、爱好，一一登记在案，然后向何汇报。何即采取先礼后兵，先找媒人带上金银细软，高级衣料、化妆品登门说合；如果不从即用武力把人搞来。如此，先后将杨××、易××等强纳为妾，在川北一带造成极坏影响，老百姓骂他为“活（何安谐音）脚猪”。广安第十一师的旅团长们为寻求“猎物”，或西服革履，或拥裘披狐，穿大街，走小巷，进戏院，但见有几分姿色者，即如蝇逐臭，追个不停，弄得城里一个个佳丽成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广安川戏班子，在四川是颇有名气的，几个坤伶，都只有十几岁，扮相，唱腔、做工均列上乘，后来硬是被独立旅旅长罗成章、县长汪泳龙等，你挖走一个，我抢夺一个，把整个戏班搞垮了。
　　妻妾多，矛盾也多。旧话说；三个婆娘一台戏。一个家里养着好些个女人，一天该唱多少台戏呀！军阀们大多喜新厌旧，讨了新的，就忘了旧的，热了年轻貌美的，就冷落了徐娘半老的。为这，在一些豪宅高墙之内，就常常发生醋海掀波之事，争吵不断。
　　师长达凤岗，三十年代末在成都花大价钱，从扬州妓院买得娇媚无比的名妓秀清回家，达的众多妻妾视她为眼中钉，肉中刺。达不在的时候，秀清受尽了白眼和委屈。她实在受不了这份气，一天，借口外出有事，就赵巧儿送灯台──一去永不回。
　　原重庆驻军旅长蓝文彬，也是蜀中有名的风流将军。他已有四个如夫人，到成都安家后，又在某勾栏处将花容月貌、娇娇滴滴的欧五、欧六妹弄到手，使妻妾队伍增加到半个班之多。没过多久，他又在槐树街的高级妓院里看上了水灵灵、年仅14岁的毛镜秋。从此，便长期在妓院耳鬓须磨，颠鸾倒凤；并带信回家准备将毛收作第七房。蓝宅诸妻妾，许久以来，深叹“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现在一听夫君还要再取回一个下贱“娼妇”，顿时醋意大发，都把一口恶气出到毛镜秋身上。欧五、欧六带头发难，决定凑几千元买个黑道人物“干掉”这**。
　　消息传到毛姑娘耳朵里，吓得丧魂落魄，向蓝坚决表示，宁死不给他做小，这桩风流案才算了结。
　　娶妻养妾，是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什么聘金、婚娶、家具、穿戴、手饰、化妆品，……样样都得有孔方兄支撑。有钱人家养一个老婆，没有上万资财是不行的。当然，这对于有成百上千万资产的豪富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一些小军阀，尤其是丢了地盘、失去权势的，就有点凄凄惨惨了。原第二十九军旅长余安仁在职时讨了4个老婆，下台后回老家温江区开了一片酱油铺，收入无几。余为满足一妻三妾每日的高消费，始则变卖家产，继而四处举债，致债台高筑，落得晚景凄凉。

探花丛中谁是班中魁首
　　在四川军阀中，拥有妻妾的数量，要评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实在是个难题。因为，其一，事属个人隐私，甚至是“绝对隐私”；其二，当时，婚嫁是个人行为，不兴扯结婚证，男女双方，只要拜过天地，拜过双亲，夫妻对拜过，就算成婚了，合法了，民政部门无案可查；其三，不少军阀除妻妾外，还在外面包二奶，长期双宿双飞，这个二奶的名分和小妾很不好界定。所以，硬要在这档子事情里面去分个高低上下，实在是难上难。但是，大体上在人们，特别是知情者心目中，还是有个谱谱的。
　　解放前，四川高级将领中拥有的妻妾，恐怕最多的要数范绍增和杨森。至于他二人谁在先谁在后，因为当时不兴民意测验，名次无从排定，就算并列第一吧。
　　军阀时期，长期担任川军师长的范绍增，大竹县人，出身袍哥，绿林。因为小时候生就一副憨眉憨态，逗人喜爱，人称“范哈儿”。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受人们尤为江湖人士敬重。但他在贪色这点上，也算是蜀中顶尖人物。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有名分，无名分的姨太太，计达三四十位之多。1933年左右，范绍增为了金屋藏娇，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今重庆大礼堂对面的[民国]路，修建了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该庄为花园式建筑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稍后，他又在来龙巷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公馆，在南岸修了别墅（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等名媛消夏游乐之地）。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为了管好几十位太太的生活，范专设了总管事、管事几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重庆，早在[清代]即被辟商埠，商务发达，人文荟萃，外侨也不少。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程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以后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位花使，对范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莫大的好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间，陪都权贵云集。
　　有段时间，正在家赋闲的范绍增，为了巴结国民党要员，特别腾出范庄，盛情邀请显贵们进驻。先后在范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及南京警备司令杨虎等等。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是举家进驻。聪明的范绍增专派赵、何两妾成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服饰，甚至金银珠宝。功到自然成功。以后，范先后擢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范在众多太太中，特别宠爱天生丽质、千姿百媚的十七姨太，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这位美妾的风流韵事，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出版后不少人争相购买，一时渝市洛阳纸贵。
　　杨森，在四川军阀中，其桃色事件在民间传播最多、最广、也最离奇。杨森在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注意向西方学习，提倡“时新”、“进步”。所部先后驻泸州、成都、万县、广安、南充等地，他在除旧布新、筑马路、扩街道、办学校、修体育场馆等方面，做了许多好事。
　　但杨森唯有一样东西不学欧、美，就是一夫一妻制。对杨来说，讨小如同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他的一生究竟有多少妻妾，多少“二奶”，谁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按民间传说，可能有六七十个；美国学者罗伯特·柯白在《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中披露的数字是30多个。1970年，他已是90高龄了，还娶了一位18岁的张姓姑娘。张在第二年为杨生下最后一个女儿。杨森建有富丽堂皇的公馆，他在家乡广安修建的“涵虚山庄”，为中西合璧的园林式建筑，按宠幸程度，为各妻妾建有风格迥异的房舍，为了把她们训练得有情愫、有风韵，杨专门用重金从重庆聘请来一位姓姜的音乐教师，教大家唱歌。每当茶余饭后，姜老师奏起钢琴，众妻妾唱起“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等靡靡之音，杨森倍感兴奋。
　　杨森还请人教夫人们游泳。1921年，所部驻防泸州时，杨为开风气之先，驱赶各位姨太太到河里游泳，这在内地实是件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稀奇事。顿时，在江城引发轰动效应。万人空巷，争先恐后，拥到长江边看“女人洗澡”。杨森在泸州时，甚至曾同一个早已看破红尘、归皈佛门的尼姑有暧昧关系，人称尼姑太太。
　　范绍增、杨森妻妾众多，尽管他们立有规矩，比如杨就有个每房轮宿三夜的制度。但规定和实际大相径庭。往往是：对年轻貌美的光顾得多，对年长色衰者一两月轮不上一次。这样，长期被冷落者难免另觅新欢。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同青年校长王世均（未婚）好上了，两人情书往来不断。事情暴露后，范绍增狂怒。王被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跑倒尘埃，叩头求情。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但重人情，讲仁义。他思虑再三：开头，痛感自己一个堂堂皇皇的师长，遭无名小辈戴上绿帽子，气得七窍生烟；继而一想，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份。一夜夫妻百日恩；再想，年青人嘴上无毛，办荒唐事难免，自己早年就干过些荒唐事。这样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竖起大姆指连声夸道：“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上述佳话在山城传开后，都称道：“范师长讲情义。”

少数不讨小者的秘闻
　　四川众多的旅以上高级军官中，也有少数人没有纳妾。比如军长中就有田颂尧、刘存厚、赖心辉、刘湘等。第29军军长田颂尧，酷信儒教。他在潼川（今四川省三台县）军部创办了仁学刊物。他在“色”这方面未发现劣迹，一生只有一房妻室。其妻一生为他生育了9个孩子，可全是姑娘，无一男性，但他终生未讨妾。这在当时的权贵中是难能可贵的。
　　而其他几位不纳妾的军长却有不同的情况。原四川督军、后任川陕边防军总司令的刘存厚，是位佛学将军。他虔心佛学，在家里常是佛珠不离手，佛经不离口。1941年妻去逝后，始收其房中丫头为妾。他不但不纳妾，而且不吸大烟、不喝酒。当然，刘存厚不讨姨太太的主要原因，绝不是接受了南海观音或西方如来的指示，而是惧内。用现代的流行说法，就是患有“气（妻）管炎”。刘夫人张氏是内江人，生性泼辣，善于社交，耳目众多，对刘管束甚严。刘在外稍有异动，她便不善罢干休，大吵大闹，弄得一家不宁。一次，刘在达县凤集茶楼接见客人，此地不时有妓女出没。张氏得悉刘去该楼后，大发雷霆，带上一班丫环、侍女闯将进去，把一座好端端的茶楼砸烂。自此，刘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
　　赖心辉，先后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第22军军长。他也是出了名的“火巴耳朵”。他的妻子凶悍、泼辣，忌妒心很强，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赖虽然也很好色，想讨小，并曾在其妻面前流露过，但一闻河东狮吼，就吓得心惊肉跳，决心另辟蹊径。当时，四川军阀混战频繁，赖经常率部参战，可以利用战争间隙寻花问柳，乐其所乐。即使有时住家和指挥所同在一个城市，他也总会找到借口在外嫖宿。1923年，赖率边防军驻防糖城内江时，常向夫人打假报告，称军务繁忙，晚间不归家而留宿花丛。有回他迷上了一位风姿绰约的罗姑娘。此前，罗已与自贡市一英俊青年张伯卿有白头之约，善于心计的罗女，想借着赖迷恋于己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大捞一把。不到一个月，把赖弄得神魂颠倒，言听计从。就这样，罗很快为张伯卿谋得边防军财务统筹处处长的肥缺。张不久就成为川中富商，并在自贡市城内费资4万银元修建了中西合璧、占地广大的张家花园，作为他同罗女的爱巢。这座花园在1950年代仍是自贡市数一数二的园林建筑，后被辟为贡井园。
　　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后为四川省主席），他在四川高级将领中，私生活是较干净的：不吸大烟，不嫖娼，一辈不娶妾。推其原因，主要是刘夫人管束太紧。
　　刘湘夫人周书人称“刘甫婆”，出身大邑县贫苦农家。此人贤惠聪颖，善理家政。她对刘湘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但对刘湘的管束也是很严厉的。她可以允许刘吸烟、喝酒、打牌，但绝不容许刘接近女人。她对来家里的女性，不管是公事、私事，也不管她是那位将领的太太，一概不欢迎，蔑称其为“小婆娘”（即小老婆）。一次，刘湘新上任的参谋长郭昌明，带着花枝招展的妻子专程去重庆回水沟刘公馆拜见刘夫人。谁知刚一见面就遭周书一个下马威。她劈头盖脑地盘问：“你是哪家的小婆娘？”气得郭夫人发誓此后永不登刘家的门。刘湘身边的幕僚都知道周书是个醋劲十足的女人，大家商量着找个机会逗逗她。周书有个“包打听”（在室外偷听）的毛病。一天，幕僚们到刘湘客厅议事，刘湘因事未回。大家察觉到周书躲在室外，就演开了恶作剧。你一言，我一语，专编造刘找小老婆的事。周书听着怒不可遏，闯进厅来把茶壶、茶杯、花瓶、桌椅、文物、摆设，砸得个落花流水。周书不生儿子，刘湘看刘门烟火将断，干着急。一次，军电务处长王用宾给刘物色了一个秀外慧中的华美女校学生，幕僚们从旁推波助浪，刘湘心动了。但当这个学生得悉周书的脾气后，整死也不干，事情便黄了。

勾栏院里老总们的丑恶表演
　　旧社会，嫖娼宿妓是有钱人的通病。军阀们腰缠万贯、甚至富比王侯。好些人尽管豪宅风妻妾如云，但也挡不住“家花没有野花香”的诱惑，常去烟花馆尝野味。他们去的都是档次高、设备好、姑娘娇的秦楼楚馆，绝不会到下等窑子。那时，成、渝两地的高级妓院，有好几家。这些妓院，无论建筑、装修、设备都是一流的。比如成都干槐树街三姨妈开的妓院，是一幢面积颇大的西式洋楼。整幢楼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室内有楠木家具、金丝绒沙发、玻砖立柜、波斯地毯，紫檀木麻将桌、玉石镶金烟具；应有尽有。姑娘卧室里，纹帐是红、绿、白三色的绉绸；被子是鸭绒、丝棉套湘绣缎面；毯子，来自英、美；香水，来自巴黎。
　　好些高级军官对嫖娼如同吸毒、赌博一样，乐此不疲。川军师以上将领中，赖心辉、王陵基、王瓒绪、范绍增、蓝文彬、达凤岗，潘文华，陈××，龙杰三，旅长石少武、覃筱楼、罗成章、李注东等等，都热衷于此道。
　　军阀混战时期，战事频仍，部队或此或彼，调动频繁。不少军阀走一地，嫖一地。王陵基，这位[清末]留学日本的川中老将，不愧为花班魁首。为讨得美人儿的欢心，他经常皮鞋擦得亮堂堂，头发搽得油光光，身上洒得喷喷香。许多地方的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民国]初年，他效忠袁世凯当上重庆镇守使，在任上大捞一把，跑到上海没日没夜地泡“长三堂子”（上等妓院）。这时，正落泊沪上的蒋介石，也是这个妓院的座上客。王与蒋曾为争夺一个花容月貌的雏妓而争风吃醋。后来，王陵基为此事吹牛：那时，我的钱多，比蒋介石嫖的漂亮。蒋介石是穷光蛋，硬要和我抢女人，我就扇了他一耳矢。真实性如何，不予置评。1933年，王在刘湘部任师长驻防万县，城里有家从宜昌迁来的妓院，院里有个叫清卿的杨州姑娘，眉清目秀，楚楚动人，讨人喜欢。王陵基同她好上后，如鱼得水，好不安逸。自然，身上的香水也洒得更多了。不久，王陵基率部去湖北打贺龙部红军，司令部设在沙市。他嫌沙市地方小、妓院少，便常溜到汉口取乐，成了著名妓院三分里、四成里嫖客队伍里的重要成员。王陵基好色如命，甚至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作为高级指挥官也会离开战场去偷欢，为此，还栽过大跟头。1934年，四川军阀在刘湘率领下向川北红军发动进攻。王陵基时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带几十个团在宣汉县一线作战。他身在军营，心系花丛。春节期间，他不耐寂寞，擅自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跑回万县寻欢作乐。红军乘机集中主力发起反击，歼灭敌路副司令以下数千人，追杀数十里。王陵基为此被撤销一切职务。回乐山市老家赋闲。川军众多高级军官不仅常涉足烟花柳巷，有的甚至以妓院为家，长期在那里泡着。简直是“此间乐，不思蜀。”刘湘部有一个师长，善于治军、打仗，但就是过不了女人这一关。他嫖妓如同吸鸦片一样，上了瘾。驻军重庆时，三天两头往妓院跑，以后嫌往返麻烦，干脆在妓院里搞了几间房子作办公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从前方回成都休养，在帘官公所街花老四妓院一住就是几个月。他这次住“院”，同当时轰动省城的一桩大血案有密切关系。容慢慢道来。1938年初，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在武汉病故后，潘文华成了刘湘系的领袖。这时，蒋介石为了控制四川，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刘湘旧部。刘湘系将领为击破蒋的图谋，常到花老四妓院同潘文华商讨对策，拟下了一些方案。军统为获取情报，想尽办法，仍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后施行“美男计”，把一个风度翩翩、美俊潇洒的陈姓特务，投入花老四怀中。年近四十的花老四得到如此貌美奶油小生的垂青，简直如痴如醉，视之为心肝宝贝，不仅供他白吃、白住、白嫖，还将潘文华等商量的机密向他一一透露。他则将情报悉数上报。这样，刘湘系将领策划的反蒋控制的措施，大多落空。经过调查，将领们发现问题出在花老四身上，恼怒之余，派出杀手，在一天黎明时分进入花卧室，连发四枪，将其击毙在床上（参见“[民国]成都的娼妓”）。
　　军阀们逛妓院，只要老鸨们奉承得高兴，姑娘们侍候得肉麻，是从不吝惜钱财的。1933年，成都有家杨州来的台基，台柱子叫瓶卿，容颜媚人，言甜语蜜，能自拉自唱，声声吴侬软语，曲曲郎呀妹呀，把嫖客们唱得浑身上下像蚂蚁爬似痒痒的。就在瓶卿这一说一唱、一颦一笑之间，将领们大把大把的将银洋往外掏：陪喝一次酒，一掷三五百；给小费，不下二三百。一次，三军办事处一个少将处长，只由瓶卿陪着吃了一顿稀饭，就丢下了一千块大洋。一个团长在这家妓院，先后花去七八千元。当时，4元钱可买一石谷子，此数能买800多石黄谷，足够七百多农民吃一年。
　　俗话说：财大气粗。军阀们不仅财大，而且权大，当然气更粗，他们在妓院逞强霸道，胡作非为。一次，龚渭清师长在成都三姨妈妓院找秀清陪酒，玩了很长时间。同期，还有别的几个嫖友叫此妓的条子。三姨妈央求龚允许秀清暂时离开去陪别的客人。龚横蛮地说：“要走，得先喝三碗酒。秀清陪客人，喝不了，你代她喝。”秀清走后，龚叫弁兵斟了满满三大碗，足有一斤多，硬朝三姨妈嘴里灌，把这个久经酒阵的老鸨醉得从楼上直滚到楼下。而龚却在一旁像看耍猴戏一样，哈哈大笑。另外，在妓院里，军阀们为争妓女而斗殴打架的事也不鲜见。四川边防军李××旅长同24军土匪出身的石肇武旅长，就不只一次地在娼寮起冲突。在重庆，1939年发生过警、特头面人物争风吃醋，动干戈的事情。那时，秦淮歌妓谢金楼红得发紫，市警察局长徐中齐常在小较场谢的住处同她作云雨会。一天，中统骨干特务董世元去谢的艳窑找乐。谢正虚情假意地同他应酬之际，徐中齐微服来到。谢立刻抛开董投进徐怀中，并同他携手进入……

分封是中国最早的联邦制 [转帖]

年初一下午，闲来无事，五六位朋友假座城西一家小茶馆茶聚。坐中话题芜杂，因笔者刚停笔一篇谈法家的小文，由此聊起有关法家的话题。我个人对法家倾向于否定，但一位朋友持不同看法。他对法家颇认同，认为法本身就是对“肉身”的控制，一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控制，就会倒退到原始野蛮或类似文革的状态。另外法家力主“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强大。因此他认为法家在当时是进步的，评价它要用历史眼光。
我并非以今天的眼光非难法家，恰恰是在和诸子比较的前提下，觉得法家过于恶劣。关于法家，冯友兰有一段中肯的论述：“儒墨及老庄皆有其政治思想，……虽不相同，然皆从人民之观点，以论政治。专从君主或国家之观点以论政治者，当时称为法术之士，汉人谓之为法家。”冯的话有一道很重要的政治分野，比如，从人民出发，孟子有“诛一夫”之说，法家非但没有，有的则是诛匹夫。法家严刑峻法，基本上冲着平民而来。故，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从“一夫”出发，还是从“匹夫”出发，就成为一种度量衡。
朋友并非没有道理。我当然认同法是出于对肉身的控制，没有这种控制，人类将处于人与人像狼一样的“霍布斯状态”。因此，正如美国开国先贤汉密尔顿所言：“政府意味着有权制定法律。对法律观念来说，主要是必须附有制裁手段。”但，必须计较的是，对肉身的制裁，是出于君主需要，还是权利保障。根据后者，肉身即权利，它不独不是制裁的对象，而且是人类创造力的动源。当且仅当此一肉身侵犯彼一肉身或类似的情况发生时，法律才开始启动它的刑与罚。然而，刑罚“此”是为了公正“彼”，在此意义上，法与其说是控制，首先则是出于对肉身的普遍的保障。这里可以解读一下汉密尔顿的精细，他说制裁对法律观念来说是“附有”，保障的附有。
法家不然，它没有对肉身的任何保障，而是把肉身视为普遍的控制对象；并且控制是出于它为君主设计的“富国强兵”。这个词迷惑性太大，以至遮蔽了法家的恶。如果以以上的度量衡，“富国”云云，与民何干。春秋战国，国不过是诸侯的私人领地，民则是领地的附送。即使国亡，对民来说，换个侯而已，这里原本就没有他们的份额。然而，勒以平民肉身，供作君王驱遣，一切为君设计，从未就民出发，这就是法家的本相。转以今之眼光，富国强兵亦有可疑。强兵不论，富国孰与富民。如果一年的GDP是既定的，国多则民少，反之亦然。因此，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富国即损民，否则无以国富。
以上其实次要，我之反对法家，更在于它成就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但这一点，恰恰被史家视为历史进步，其逻辑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历史进步论的危害也许需要另外剖析，我本人已不敢轻用“进步”这个词。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20世纪的历史也许就是最好的写照。但，御用史学家们胶柱鼓瑟，闹出天大笑话的是，秦王朝不是迈进了封建社会，而是终结了它。所谓封建，即分土地、建诸侯，这是先秦的政治体制，亦称“分封制”。与此对应的则是自秦而始的“郡县制”。秦灭七国之后，改西周以来的分封为郡县，这也是听从了法家的主张。从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及统一意识，流贯两千多年到如今，依然流毒未断。
在我个人看来，郡县于分封很难说是进步。郡县是中央集权，权力自皇帝由郡而县，垂直型自上而下，政治格局只能是最高权力的大一统。分封则是分权，中央犹在，但诸侯自治，因而政治权力不是一根线，而是多根线，由此形成多元空间的政治格局。先秦的分封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联邦制。从分封到联邦，尽管需要一系列的转换，但在体制形态上，分封是联邦得以诞生的最方便的坯胎。另外集权是一元，分权是多元；一元框架只有单一的政治空间，多元框架则容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空间。在政制演进上，到底哪种框架具有更多的路径可能呢。一个明显的经验事实是，欧洲版图小于中国，但它从没有像中国形成过集权性质的大一统。罗马解体后的欧洲恰如中国先秦，亦以分封的形态存在，比如英吉利，比如法兰克。然而，正是这种后发优势，使它在政制上超过了古老的中华帝国。一个小小的英吉利，以自己的制度试错，率先迈入现代政制门槛。其波及效应，不但欧洲，而且世界，包括分封在前的中国。
亚欧大陆都曾有过封建制，但各自不同的政治演进，导致了不同结果。

一笑相倾国便亡[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在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褒姒大约是最早出现的一位美女。《辞海》里对她有记述：

周幽王的宠妃。褒国人，姒姓。为幽王所宠，被立为后，其子伯服也被立为太子。申侯联合曾、犬戎进攻，幽王被杀，她被俘。

50余字的词条里，“宠”字出现了两次，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宠”字，褒姒才成了后人在2700年里经常评议的一个角色。

褒国作为西周的诸侯国，位于当今的陕西勉县，因受秦岭阻隔，穷乡僻壤，政令不畅，加之蜀国不断扩张，逐渐地受控于蜀，不能正常地向周王室进贡，周幽王便决定出兵讨伐。褒国国君无力与之抗衡，只好向幽王奉上许多珠宝、美女以求宽恕，这奉上的美女行列中，就有年仅14岁的褒姒。

含苞欲绽的褒姒，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周幽王一下子震惊了，迷住了，命其朝夕不离左右，常常导致数十日不理朝政。更紧要的是，褒姒受到专宠，申后被丢在一边，无人理睬。为了夺宠，申后兴师问罪，太子组织大打出手，褒氏被辱，且又受了难堪的皮肉之苦，迫不得已，为了性命，也为了腹中胎儿，她向夫君哭诉，夫君帮她出了一口气。不久，褒姒生下一子，取名伯服，幽王对之溺爱有加。申后见褒姒有幽王护持，且又更严重地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便暗中派出杀手，杀掉了褒姒的养父养母。

性情孤寂，从来不笑的褒姒得知养父母被害，更为郁郁不乐。公元前777年，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欢心，不听众臣劝谏，废掉申后，又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宜臼恐幽王仍要加害于己，便逃往外公申侯的封地。

事已至此，理应高兴的褒后，高兴不起来，仍是终日不见一笑。幽王惋惜地说：“你有如此美貌，若能笑笑，会更加娇媚动人。”

褒后说：“贱妾生来就不喜笑。”

幽王决心设法要博褒后一笑，便命人表演歌舞，褒姒却说道：“这种演唱，连撕裂缯帛之声也不如。”幽王一听，便命人搬来百匹缯帛，命一群宫女撕扯给褒后听，可她仍是没有一丝笑容。幽王无奈，贴出榜文：天下如有能博得褒后一笑者，重赏千金。

佞臣虢石父献上一策：“早年西戎强大，先王在骊山设置烽火台数十座，西戎入侵，即放狼烟，诸侯看到烟烽信号便会发兵前来救驾。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大王若与王后同游骊山，突燃狼烽，援兵到来，当然是空跑一趟。王后看见众多兵马的狼狈相，必有一笑。”

幽王照虢石父说的行事，各路诸侯果然纷纷领兵前来，人马奔驰，死伤众多。到了镐京，不见犬戎一兵一卒，只见幽王和褒姒在城头对饮作乐。幽王对各路兵马传旨道：“烽火台久未试用，今天特意演练一场，各位跋涉远至，可以回去休息了。”诸侯们怨气满腹地撤兵返回。褒姒见千军万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形同儿戏，终于笑了……幽王见褒后笑了，很快赏给虢石父一千两黄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独有的“千金买笑”的由来。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举兵进攻镐京，周幽王慌忙下令点燃烽火，刹时狼烟四起，各路诸侯却以为天子又在和褒姒嬉戏，全都按兵不动。犬戎兵截住奔逃中的幽王车马，将其就地杀死，并且砍杀了太子伯服。美丽惊悸的褒姒成了亡国奴，被犬戎主掳回帐中取乐，最后是自缢。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正月》里写道：“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大约是“红颜祸国论”最早的源头了。褒姒之后的诗人李商隐在《北齐》里写道：“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同样咏叹的是褒姒之事。从褒姒到李商隐，1600年过去了，诗人对“红颜祸国论”的看法即使有所变迁，这变迁不唯幅度有限，而且节奏也太缓慢了。

西周的内忧外患及至于灭亡，难道全是由褒姒所引发的吗？

褒姒之到达周幽王身边，是褒国作为礼品中的一件送过去的，她没有半点人格，只是一件活的、有着性价值的、可供君王享用的玩物，因为美丽，算是尤物吧。

褒姒因受到专宠而引发内争，势所难免，不能不争，否则，她会被申后与宜臼以弱肉强食的方式吞没，未来只有死路一条。

幽王因为宠爱她而亟欲逗其一笑，褒姒终因笑了一笑而宗周倾覆，她倘是面对烽火里的千军万马而仍旧不笑，保持冷美人的原型，犬戎杀来，西周就不会灭亡么？

事情很显然，祸难的源头压根儿出在周幽王身上，褒姒只因为长得秀丽，便生得苦、入宫苦、下场苦，降生到人世就是一个苦命的女子。苦命而不愿意笑，不喜欢笑，从来不笑，本是情理中应有之义，偶尔被人逗惹得破颜一笑，难道就得背上数千年“祸水”的黑锅？这样的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不也太残酷了么！

《傅雷家书》出版背后的故事[转帖]
 

1979年4月26日，上海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傅敏和傅聪出席了追悼会。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退还了许多抄家物资，傅敏对家书特别留意。遗憾的是，里面没有傅雷家书。 “我跟傅聪谈起了家书，傅聪说，这些家书，他绝大部分都保存着。我顿时喜出望外。 ”

在追悼会上，傅敏见到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作为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在建国前就与傅雷一家相交匪浅。

几天之后，楼适夷回北京。傅聪恰巧也乘同一班机去北京转道回英国。途中，楼适夷和傅聪相对叙旧。两人在谈话中说到了多少年来，傅雷给傅聪所写的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楼适夷，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自己海外的寓居里。

关于傅雷、傅聪父子的通信情况，楼适夷记得，1957年的春末，他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以前一样，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傅雷对他谈到了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楼适夷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楼适夷一读。

“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 ”在楼适夷关于傅雷家书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他（傅雷）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在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

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傅雷被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石西民的关照下，傅雷虽然被划成“右派”，但仍能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信关系。在飞机上得知傅聪保留着这些书信之后，身为作家和出版人的楼适夷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些书信的价值。

傅敏手中仅有的两封遗墨，从恋爱观、待人接物、性格培养、自我解剖到如何看待艰苦生活，树立“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的人生观，傅雷的每字每句无不震撼人心。傅敏决定让公众与他分享父亲18年前对他的教诲。

1980年初《青年一代》杂志刊登的这两封家信，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读者从家信中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傅雷，一个“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因而纷纷要求傅敏尽多尽快地刊布他父亲的遗墨。

1980年5月，傅敏前往英国语言学院进修，住在傅聪家。利用进修的间隙，他开始整理家书。8月，傅敏带着家书的复印件回国了。这时，楼适夷介绍了三联书店的范用前来找他，商谈《傅雷家书》的出版事宜。

在双方同意合作之后，范用安排了一个老编辑秦人路帮傅敏一块儿整理家书。

不料，当《傅雷家书》发排时，工厂拒绝排版，说傅聪叛国，不能出他们父子的书。为此，出版社特意到中央音乐学院找来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批示指出，傅的出走情有可原，出走后确实没有做过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出走以来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些必须充分了解和体谅。但希望傅聪能对“出走”一事在公开场合有所表态。音乐学院曾给文化部打过一个报告，说明傅聪对《中国建设》记者已表明，自己对过去的出走感到内疚，可以看作是公开场合的表态。后来，范用又去找了胡乔木，拿着胡乔木的条子到了工厂，书才开始印。条子里的内容傅敏记不全了，但是有一句话他记得很清楚：“傅雷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

1981年8月，《傅雷家书》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 （黄艾华摘自2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