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54岁飞虎将军与19岁中国少女的忘年恋[转帖]
 

　　19岁的陈香梅从岭南大学毕业时，因才学出众，被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聘用。在上了6个月的夜班后，陈香梅终于被派出去跑外勤。

　　
　　陈香梅奉派去采访驻昆明美国空军，成了中央通讯社第一位战地女记者。上司交给她的第一项任务是写一篇第14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的人物专访。她——一个19岁的初出茅庐的女记者和他——一个54岁的威震长空的美国少将——就这样见面了。

　　陈香梅身穿阴丹士林蓝布做的旗袍，脚穿一双布鞋，心情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坐落在昆明市郊的第14航空队司令部。她虽在如花似玉的年龄，可在战争期间，却始终只有这身普普通通的打扮。陈香梅走进一间标有“会议室”的大房间，紧张的心还在急剧地跳动。毕竟这是第一次采访一位著名人物，采访的成败与自己今后在通讯社的前途紧密相关。当然，她还不知道，实际上这次采访，将影响她今后的一生。会议室中已经坐着十几位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清一色的男子汉，看见一位妙龄少女进屋，眼睛都一亮，当他们得知这是一位新来的同行时，目光中又露出惊讶的神色。女记者，在当时的中国，称得上“凤毛麟角”。

　　这时，会议室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打开了。记者席中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老头来了!”这是记者和第14航空队的官兵送给陈纳德的雅号。个头不高的陈香梅透过前排记者的肩膀，看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美国将军阔步进来，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件已经不新的皮夹克上嵌着两颗银光闪闪的将星。陈香梅带着微微的震颤凝视着这位闻名遐迩的飞虎将军，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力量和勇气，兼有高超的智慧。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陈纳德以平稳的语调说道：“下午好，先生们!”当他的目光习惯地扫视会场时，看见后排有一件醒目的阴丹士林蓝旗袍，旗袍上面是一张稚气未脱的瓜子脸，后脑还露出两根小辫子，于是，连忙加上一句：“还有女士好！”陈香梅微笑着表示感谢。

　　与往常一样，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内容是陈纳德介绍第14航空队近期取得的战果，记者们也会不时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第一次采访战地新闻的陈香梅虽然绞尽脑汁想提一个精彩些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完全被陈纳德的话语吸引住了，直到招待会结束，她还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问题。她随着男记者们准备离开时，看见陈纳德正微笑地朝她走来。她紧张地站住了。陈纳德先和她打招呼，然后告诉她陈应荣最近从美国写信给他，询问陈静宜的近况，并提到不久将会见到他的另一个女儿。陈香梅这才想起，在美国做领事官的父亲认识陈纳德，姐姐陈静宜也正在第14航空队做护士。一位威震长空的美国将军以这种聊家常的方式和她开始了面对面的谈话，陈香梅刚才还绷得紧紧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她感到，陈纳德不仅是个坚强的军人，还是一个和蔼的人。于是，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他轻松地交谈起来，并愉快地接受了他一起喝茶的邀请。

　　那天，姐姐陈静宜听见陈香梅不停地调换形容词来夸奖陈纳德，就微笑着问她是否爱上了这个飞虎将军。陈香梅连忙答道：“我只是崇敬他以及他为中国所做的事。”陈香梅没有撒谎，她和当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对陈纳德怀有一种英雄崇拜。然而，对一个19岁的少女来说，英雄崇拜常常是通向绵绵情海的起点。

　　有了第一次采访成功的经验，以后的采访就方便多了。频繁的接触使陈香梅对陈纳德的身世和业绩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也愈发崇敬了。她把自己了解的写下来，于是有关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的报道、专访，不时刊登在昆明、重庆的报刊上。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陈纳德对这位活泼、聪明的中国小姑娘的好感也在不断增长。

　　1944年8月，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攻陷衡阳，湘桂铁路的终点桂林已处在日本军队的威胁之下。成千上万的人们离开了桂林，朝西向着云贵高原跋涉。在桂林的陈香梅的4个妹妹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她们很快就消失在潮涌般的人流中，失去了音信。那几天，陈香梅翻看着令人担忧的战报，心急如焚，难以入眠。

　　这时，陈纳德把她请到了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他脸上略带微笑，平静地告诉她：“你父亲给我来了电报，请我寻找你的妹妹们。他还寄来了她们的照片，我已翻印了几份，派出一支特别搜索队前往贵州。我知道你在为她们担忧，希望这消息能使你感到高兴，安娜！”安娜，是陈香梅的英文名字。这消息使她略微宽了一点心。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焦急地等候着第14航空队司令部来的消息。

　　陈纳德派出的特别搜索队到了广西的金城江。从贵州来的火车在这里驶到了黔桂铁路的尽头，逃难的人们如果运气好，可以搭乘卡车西行，否则，就只能徒步向前了。那些美国士兵根据陈纳德的命令，守候每列进站的火车，拿着翻印的相片，仔细地查看下车的年轻女乘客。两个星期后，这批美国士兵总算圆满完成了这次特别使命。陈香梅的4个妹妹坐着第14航空队的军车平安抵达昆明。

　　陈香梅姐妹的遭遇和中国战场急剧恶化的局势，使远在大洋彼岸的陈应荣决定把她们接往美国。他致电陈纳德，请他帮忙。陈纳德的秘书很快就为陈香梅和她的4个妹妹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大姐陈静宜这时已经到了美国。当拿到盖有签证的护照和飞往印度的机票时，陈香梅的几个妹妹都非常高兴，她们明白，这意味着可以离开动荡的战争环境，去生活在当外交官的父亲身边。然而，陈香梅的心中却是另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

　　她去向陈纳德致谢并道别。这位飞虎将军不但空战是行家，观察人也入木三分，他似乎看出了陈香梅的心思：“如果你不想去美国，我可以请秘书去取消你的签证。不过，你要仔细考虑一下。”陈香梅自己明白，她其实愿意留在中国。她不愿生活在父亲身边，19岁的她希望自主。她喜爱记者的工作。她更愿意留在陈纳德的身边，将他的工作、生活和其他一切告诉中国人民。她对他除了崇敬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感情?是否像陈静宜所说的那样是爱上了他？此时，她自己也说不清。不过，多年以后，她在谈起这段往事时承认陈纳德是她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纳德对陈香梅这个选择非常高兴，他也愿意她在他的身边。当时在昆明有不少年轻的美国妇女，陈纳德与她们其中的几个相处得不错，但他感到与这些人在一起和与陈香梅在一起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他更乐意与这位中国女记者打交道，接受她的采访。

　　陈香梅留在昆明后，巫家坝的第14航空队司令部成了她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她去那里是采访新闻，但有时她自己也会感到，去那里似乎不仅仅是为了采访新闻。有时，陈纳德离开昆明飞赴前线，陈香梅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在第14航空队司令部里采访起来也没精打采。而当陈香梅暂离昆明前往滇缅前线采访战地新闻时，陈纳德也会感到他的司令部少了这位女记者，显得冷冷清清，缺少生气。

　　在采访和被采访中，女记者和司令官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心灵上的距离越来越近。第14航空队的官兵们渐渐发现，他们的司令官与这位中国女记者在一起的时候，脸上没有了平时冷峻的神色，嘴角常常挂着一丝微笑。

陈香梅忆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婚姻往事

　　要使我自己“适合”于陈纳德将军，不但涉及我生活中某些地方的改变与调整，并且要自觉地避免其他任何的变动。我为了深爱我的丈夫，欣然地接受这两种条件。

　　　　我发现，譬如，在这样整体的精神及物质关系中的两个人，对于起床与休息的适当时间，观点竟相当有别。

　　多年来，任记者之职，我养成晚睡的习惯，十点早餐，工作到夜晚，午夜前少有上床的机会。我不久就知道，将军是一名“早起床，工作久”的信徒，在工作限度及社交生活许可下——十点半就休息。这也变成了我的作息表。我们七时进早餐，在满布朝露的花园散步，八时前即动身赴办公室。

　　我一直不曾分享他的两个习惯——午睡及过量的香烟。我们在民航队同时供职时，难得接受午餐的邀约，通常午餐是用简单的点心，餐后，我常往南京路或同孚路一带，购买零星用品，而将军则到他办公室中特备的“午睡榻”休息。在他每日“霎眼四十下”时，他得到有效的保护，不接电话或访客。

　　已经五十岁了，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网球场上，他身手敏捷，技巧娴熟，我从未见他玩羽毛球时败北。救总空中运输工作开始后不久，他组织了一个棒球队。他亲自参加球队出战，担任“投手”，和当地其他球队比赛中，获得多次冠军。当他被询及如何保持其速度、精力及优越的健康时，他归功于每天半小时的午睡。

　　在此期间，他仅有的毛病是支气管炎的偶尔发作，这个病从他早期飞行时代，就一直在折磨他。然而我所关心的乃是他的大量吸烟。醒的时候他采取一种连锁吸烟的方式，遇到麻烦或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他无法成眠时，他会吸着烟，在地板上不停地踱来踱去，呆呆地默想。我一定会醒来同他讲话。有时由于我的片语只字，他得到安慰，甚至鼓励。也有的时候，他会说：“睡一下吧，小东西。我必须想一会儿。”

　　“不要吸烟太多。”我经常力劝，却招来他的微笑。“这是我仅能有的少数消遣之一。”他会这样回答。

　　在婚姻生活的和谐气氛里，如果我觉得有什么必须重新调整的，那么，有两件事情，是将军希望我永远不要改变的：

　　“我要求你两件事，亲爱的，”我们婚后不久，有一天他说道：“一件是，继续做一个中国妻子。第二是，保有你美丽窈窕的身姿。”

　　我确知后面的要求，是一个做丈夫的一般希望，不过将军特别不喜欢超过体重的女人。他认为这种女人对丈夫的爱心不足，因为她不为他保有美色。

　　他希望我继续做一名“中国妻子”，也是千百万的丈夫们，纵或他们的妻子并非中国人，与他同有的希望。将军所谓的“中国妻子”，我应加以解释，就将军的意思，“中国妻子”是让他为一家之主，而不是像许多女人似的，总想自己管理事务。

　　一个中国妻子首先并最重要的特色是服从——不是奴隶性或屈从，而只是具有技巧与美德，使她的丈夫感觉，他真正是一家之主。

　　依据中国传统，良好的妻子避免与丈夫争辩，相期以爱、了解、奉献和一种自觉的满足，让他决定家庭大计并领导一切。

　　中国妻子知道，在小的问题上退让，而在重要的事务上运用高超、温和的溶解艺术。譬如对孩子们的照顾与管教，通常是可以控制家庭生活的主要形式。她满足于表面的失败，却是实质的胜利，给他丈夫占有表面的胜利，却在实质上是失败的。一言以蔽之，她是聪敏、文雅的女性，她将外交家的机智与精神病学者的方法互相糅合，但所用的方式却是小心翼翼的努力。

　　再者，她是女性化的，并且满足于继续如此甘心乐意接受女人的角色。她不期望她的丈夫料理一些琐事，譬如烧饭、清扫，或者照顾孩子。她也不期望，经常得到崇拜及侍奉，反而喜欢串演妻子的传统角色，注意她的丈夫得到适当的照料，以及必要时饱以甘饴。

　　在社交的场合里，她可以参加讨论政治，可是绝不至于达到和她丈夫发生剧烈争执的程度，如此才不会让她的丈夫丢脸，或者造成她与他意见不合的印象，使得两个人同时丢脸。

　　对于西方世界的许多女人，这种哲学可能听来有点古老，特别对美国女人。我可以说，这不仅是陈纳德将军的观点，认为妻子应当以此持身，并且就我的意见，是大多数东西方男人所共有的观点。我更进而相信，假如更多的女人遵守这种哲学，就会有更少的不快乐家庭，争吵，及离婚。我这种观点是基于自身的经验，以及对别人婚姻生活的观察。

　　就我自己的情形，虽然我是个性很强的人，在达成将军要我继续永远为“中国妻子”，我却发现我已得到幸福与满足。我纵然绝不想跋扈，还避免争辩，却从不会感觉被忽视或规避，因为将军是体贴的，他知道要两个人才能促使婚姻的成功。

　　本文摘自《一千个春天婚姻的自述》，陈香梅著，文汇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描写妓女的影片《望乡》让一些人勃然大怒[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78年，中国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和争议，始于一部日本影片，叫《望乡》，也有人译为《山打根8番妓院》。

这是一部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

1978年，《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很多人认为它毒害了青年的心灵，更多的人不这样认为。正是在这种讨论中，人们睁大眼睛，看到了越来越丰富的世界。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深深感动之后走出影院。

与《望乡》不一样，当时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影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以唐国强为代表的奶油小生们，一举打入冷宫。

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片中的经典对白流传至今：

“跳啊，跳啊，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

揭秘：古代男子逛青楼都干什么[转帖]
 

   青楼这个词，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几千年里，它曾经演绎了多少风月情事，也涌现了一批才貌双全的苦情女子，更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为它捧场，不过，我们最想了解的还是它有什么魅力让许多男子跨进了它的门。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青楼指的是妓院，其实高级的妓院才叫“青楼”青楼原本指的是贵族富贵人家豪华精致的青砖青瓦的楼房，后来，由于贵族之家的许多姬妾，家妓大多住于这些楼房之内，到了唐代的时候，就逐渐成了烟花之地的专称。大诗人杜牧的名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里面的青楼指的就是妓院。

　　其实，古时的青楼并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的那样俗丽庸华的，青楼也不仅指一栋楼房，几个房间而已，实际上，大多数的青楼是一个大的庭院的总称，里面的建筑一般都是比较讲究的，门前一般有杨柳等树木，窗前一般也少不了流水之景，至于院子里的花卉，水池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姑娘们的雅阁内，陈设也不寒碜，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是必须要有的，其它的还有摆设的古董瓷器，床前的屏风都是很精致的。

　　古代青楼里的女子虽然有的世俗肮脏，但是极品也不少，而极品的大多是艺妓，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卖艺不卖身的，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演艺明星所作的事情比较相同，而大多数艺妓都是才貌双全的，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才华和气质非常出众的，象苏小小，鱼玄机，严蕊，李香君等都是非同一般的女子她们跳舞唱曲，吟诗诵词也是极为风雅的事情。

　　一般来说，要见青楼里面的头牌或红牌姑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有钱就能如愿的，这些花魁之类的青楼女子，一旦成名之后，背后大多都有权势富贵人物作为靠山，即使客人们见了这些女子，大多也是客客气气的，所以一般的色鬼饿狼也是不敢动手动脚的。

　　古时青楼女子也并非全然都是无情的，也产生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情爱故事，历史上如唐代的崔微，段东美，宋代的刘苏哥，陶顺儿等人都为了爱情身死，所幸，他们的恋人也都是深情之人，不过，尽管如此，青楼里面的女子和进入青楼里面的男子大多都是不容易动真感情的。

    男人们进了青楼到底在干什么呢？由于青楼是比较高级的妓院，普通的人一般也进不来，客人的素养或者社会地位一般都很高，主要以文人士大夫，富商，江湖豪客为主，其中尤其以文人居多，他们中间有的人游戏人间，笑傲江湖，有的寄情于红粉知己，享受温香软玉，不过也不是每个上青楼的男子就会和那里面的女子们发生性关系，其实里面的许多人不过去坐一坐，喝几杯清茶，吃几块点心，听几首小曲，的还下下棋，吟吟诗的，喝点小酒什么的，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把话题拉回来，男子为何要去上青楼，柳絮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这个男子的家庭生活不是很温馨浪漫，大家都知道，古时的女子大多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再加上大多不是自由恋爱，有感情的夫妻不多，还有古时的贤妻良母要端庄，做事不能不合体统，也就没什么风情可言了，而最好的夫妻关系是相敬如宾。

　　“宾者”那还有亲密感浪漫感可言，青楼里面的女子就不一样了，相对而言，那个更有诱惑力可想而知了。更何况有的妻子从来就没有和丈夫沟通的欲望和想法。其次，有的男子上青楼是由于事业的关系，功名不成时，来青楼逃避现实，醉生梦死，获得一份或虚情或真意的安慰。功成名就时，则是为了来青楼寻求享乐和刺激。或者寻求一两个红粉知己，得到身心放松。还有呢，有的男子上青楼，则是为了交际应酬，朋友聚会，或商人谈论合作事宜，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当然了，还有一类男子本来就花心好色，他们来青楼的目的就不言自明了。

　　虽然，如今，青楼这个词已经成了历史名词，它所有的风花雪月都成了昨日尘烟，但是，关于爱情的忠贞，家庭的和谐，知己的贴心，这些话题永远不会结束。
 

乔冠华舌战苏联代表　联合国会场乱成一锅粥[转帖]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左一）、黄华（右一）在第26届联大上。

　　自1971年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到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26届至31届联大会议。在当时中苏尖锐对抗的情势下，乔冠华与苏联著名外交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屡屡交锋，唇枪舌剑，淋漓尽致显示了他作为中国杰出外交家的风采魅力，在各国外交界一时传为美谈。

　　马立克　让西方代表发怵的苏联外交家

　　1906年生于俄罗斯哈尔科夫市的马立克无疑是二次大战以后，除莫洛托夫、葛罗米柯之外苏联最杰出的外交家。这位年长乔冠华7岁的苏联首屈一指的远东问题专家，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曾先后四度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两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达十余年，是“冷战”时期最让西方国家代表发怵挠耳的苏联著名外交家之一。

　　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言素以所向披靡、锐不可挡着称，他攻势凌厉，极富辩才。第4届联大会议期间，根据中国外长周恩来1950年1月8日致电联合国声明，马立克在1月10日提议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代表出席安理会资格并加以驱逐。安理会于1月10日曾讨论苏联代表关于驱蒋提案。英国代表贾德韩公开追随美国，反对苏联提案，并在1月13日投了弃权票。马立克当即拍案而起，怒斥这个貌似公正的伪善的英国佬，他措词尖刻犀利：“英国话把这种行为叫什么，最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判断。至于俄国话，这种行动就叫做两面政策、伪善政策。然而，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的这种政策，特别是英国的这种政策，并不足为奇。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早巳取得了两面神秦纳斯的臭名。”

　　在1950年代最初几年的安理会，马立克就是这样屡屡与美英等西方大国代表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咄咄逼人，且毋需讲稿，言词极为流畅。顺便提及，在1971年11月15日上午联合国大会上，马立克重提此事，以功臣自居，言下不胜自负。不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不仅中苏的“蜜月”早巳成为陈迹，连那种形式上的“团结”也在珍宝岛之役后，化为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的血泊而泯灭了。乔冠华就是在中苏尖锐对抗、剑拔弩张时刻来到联合国的。

　　中国代表团　初来乍到联合国

　　早在1950年深秋，乔冠华作为顾问随伍修权特派代表（前外交部副部长、苏联东欧司司长，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赴成功湖控诉美国侵略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的罪行时，马立克就是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兼）。他俩在联合国共事6年之久。一个是初来乍到，将代表新中国一试身手；一个是梅开二度，摆出一副“大哥大”的架势，亦欲大施拳脚。于是好戏连台，乔冠华、马立克在这个世界讲坛屡屡过招，交锋频仍，庶几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尤以1971年第26届联大关于裁军问题、第三次印巴战争和1973年第28届联大关于中东问题讨论中的三次激烈交锋最为精彩

　　在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马立克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以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乔冠华作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表白：

　　在1950年，我们曾得以——不是没有困难地——克服阻力，争取作出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安理事会工作的决定。现在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曾是那个代表团的成员，因此我们认为他对这里的工作是很有经验的。

　　苏联人拿腔作派，一副“老大哥”、“老前辈”的嘴脸，又巧妙地将乔冠华“开涮”了一道，尽管所言是事实，但是却让中国人感到不自在。9天后的傍晚，乔冠华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原来台湾蒋帮“代表”周书楷坐过的蓝色皮椅上就座，并发表了自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以来、新中国在联合国讲坛的第一篇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的讲话中，乔冠华在谴责美国的同时，把棍子更重地打在苏联的头上。第二天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刊出一幅漫画，画的是马立克和布什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冠华却提着两桶饭倒在他俩的头上。

　　问题还不止于此。连（老）布什也发现，中国人只是不喜欢美国人，而对苏联人则是蔑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曾与（老）布什在美国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面寒暄。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的代表休息室，（老）布什故意在乔冠华、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逗留，彼此“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地”握手，自我介绍，不卑不亢。但是对于苏联人就不一样了。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寓所举行的一次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前　——作为中国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黄华与美、英、法代表热情握手。但是当黄华在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官邸客厅听到东道主介绍“这是苏联大使”　时，却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走开了。目睹此事的（老）布什描写了当时的情景：“马立克只好尴尬地把手伸向空中，然后又放了下来，他气得脸色红一块紫一块，最后变成了铁灰色，就好像是黄华给了他一记耳光似的。”

　　小规模的“接火”只是“战争”的序曲。中苏两国外交代表第一次真正交锋终于在11月24日傍晚揭开帷幕。　

　　首度交锋　乔冠华怒斥马立克

　　1971年11月24日，乔冠华就联大会议正在讨论的苏联代表团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发言。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措词尖锐的发言中，乔冠华用最清楚的语言反对苏联的虚假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代表团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议，既没有规定明确的目标，又没有提出切实的步骤。按照苏联的建议，这样的世界裁军会议势必将成为一个议论不休、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常设俱乐部，永远谈裁军，永远搞扩军。这是不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的，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乔冠华无情地剥去了那层包裹着“建议”的薄薄的虚伪外衣，他借助手势大声说出自己得出的三条结论：

　　我们不应当使联合国成为某些大国的政策的工具。

　　现在是改变这种不光彩的局面的时候了。

　　因此，中国代表团建议本届联大不把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付诸表决。

　　这一下可把马立克给激怒了，他脸色煞白，下巴颌在不由自主地抖动。马立克一向在联台国有头有脸，乃至称王称霸，发号施令，压根儿还没遇到像乔冠华这样攻势凌厉的强劲对手。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跳将出来，开门见山，直接破题：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今天在发言中对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表示的否定态度，我们代表团不能不表示遗憾，自从大会9月21日开幕以来，这是第二次有人反对苏联的建议。第一次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这样，大会就有机会亲耳听听中美两国对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搞的一部奇妙的消极主义的二重唱。

　　接下来，马立克话锋一转：

　　（中国代表）帮助掩饰了其他两个核大国（注：指英美）的不愿赞成的态度，他们26年来在联合国内外一直反对裁军，反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反对全面彻底裁军。人们也许会想知道，这两个大国是否将感谢中国代表今天的发言。

　　（中国代表）正好是为那些帝国主义势力提供了方便，因为他们不希望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这就是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实际迈出的第一步。

　　从罗杰斯先生的发言来看，美国对苏联的建议也没有很大的热情。罗杰斯先生放出了怀疑主义的烟幕，现在又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歪曲苏联立场而放出的消极主义的迷雾。像我已经说过的，这是消极主义的二重唱。

　　说到这里，马立克提高了嗓门，放肆地嘲弄乔冠华：

　　这样，中国代表团建议在本届会议上不表决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这就是它对26年来一直反对裁军的帝国主义者所能够送给的最好的礼物。

　　中国人确实也被马立克的所谓“二重唱”的无耻谰言所激怒——这从乔冠华第三天的发言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听马立克发言时，乔冠华的脸上只不时露出蔑视的微笑。

　　11月26日下午，乔冠华再度发言，严正驳斥马立克对中国的攻击：

　　苏联代表的发言是一个绝好的自我暴露。苏联代表反对别人说苏联是超级大国，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一副骑在别国头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的超级大国的嘴脸。中国代表到这里来，应该怎么行事，怎么讲话，怎么表态，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用不着苏联代表来教训。　

　　苏联代表大概在他们的小天地里当老子当惯了，（可是），中国人民就是不买你们的账。

　　接下来，乔冠华怒斥马立克的蛮横霸道与伪善：

　　究竟是谁在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呢？在中国的北边，苏联的大量的武装力量包括火箭部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东边，美国在日本本士和冲绳保持许多军事基地、核基地。这算不算是一种二重唱？不仅对中国如此，在欧洲，在中东，在地中海，在印度洋，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苏联领导认为，只有苏美两家说好了才算，这不是二重唱是什么？

　　到了最后，乔冠华使出“杀手锏”，狠狠地将了马立克一军：

　　在侵略和反侵略裁军和扩军，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看行动，说空话，吹牛皮，摆老资格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苏联政府确有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愿望，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走到这个讲坛上庄严宣布：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从国外撤回一切核基地、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尊敬的苏联代表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马立克哑口无言，面部表情显得复杂而“丰富”。两颊微微颤动，红白相间，苦笑而无奈。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扬眉吐气，一时传为佳话。但是，更为精彩的好戏还在后面。中苏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爆发了！

　　乔冠华与马立克这对“冤家对头”的第二次大的交锋发生在两年后。

　　三敲玻璃杯　马立克安理会“发飙”

　　1973年10月6日，以色列军队从地面、空中和海上向埃及，叙利亚的整个前沿阵地突然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这是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进行的一次最大的军事侵略。同月23日，苏、美两国在安理会强行通过所谓监督中东停火决议草案。就在美苏合伙炮制的“就地停火”提案通过36个小时后，应埃及政府要求，安理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各国代表按秘书处通知，在23日中午12时准时到达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

　　但是，会议并没有按时举行。何故也？原来美苏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卡利和马立克尚在幕后密谋，单独协商之中。两家代表在这天上午开始的秘密交易中吵吵争争，还没有来得及拍板，达成共识。直到下午3时左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两家的买卖才算谈妥“交割”。

　　推迟了四个来小时的安理会会议开始不久，美国代表斯卡利就抢先抛出了一个所谓在中东监督停火的苏美联合提案。斯卡利话音刚落，马立克马上“正式提议”：“立即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各国代表团要讲话的，在通过提案以后有机会讲”。马立克一副太上皇的架势，他不仅硬要安理会立即表决，而且把各国代表发表意见、看法的权利也强行剥夺了。

　　但是，这时的安理会主席、澳大利亚常驻联台国代表劳伦斯．麦金太尔手上的发言登记表上已有几个国家代表已经登记，要求在表决前发言。他刚宣布“下一个发言人……”还未说出发言人的名字，马立克就拿起铅笔猛敲玻璃杯，打断劳伦斯．麦金太尔的话，蛮横声称：必须把他们的“正式提议”先付诸表决。　

　　劳伦斯．麦金太尔似乎不买马立克的账，他还是同意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发言。可是，乔冠华刚刚讲了两句话：“中国代表团有话要讲，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强加于人……”一阵“当、当、当”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发言。马立克粗暴地第二次猛敲玻璃杯，嘴里还大声嚷嚷什么“程序问题！程序问题！”马立克气咻咻地说什么“战场情况紧急”，硬要会议马上对苏美合伙炮制的提案“表决”，然后再进行“讨论”。

　　乔冠华实在无法容忍马立克的霸道和强悍，他严正指出：“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这种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任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作法。我们认为，这也是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极大的不尊重。中国代表团不能容忍这种做法。”乔冠华强烈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妄图利用联合国和安理会为它们的勾结加盖橡皮图章。当乔冠华把话题再次转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时候，马立克第三次敲打玻璃杯，依然和刚才那样边敲边叫：“程序问题！程序问题！”被迫中断发言的乔冠华强忍怒火，极为愤慨地指斥马立克毫无道理。面对马立克作为堂堂大国代表会竟然如此不顾颜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胡搅蛮缠，他严厉责问马立克：“轮到你讲的时候，你可以讲嘛！你就不能稍稍等一等吗？”

　　也许马立克一再无理取闹，扰乱会场实在太不像话了，劳伦斯．麦金太尔主席也看不下去了，他仗义执言，要求马立克让中国代表乔冠华把话讲完。但是，目空一切的马立克压根从没把劳伦斯．麦金太尔当成一回事，他连半点面子也不给。马立克甚至根本不让这位老资格的澳大利亚籍主席把话说完，便气急败坏、不顾一切吼道：”我有权提出程序问题！”大声叫嚷之余，马立克随即又以威胁的口吻恐吓劳伦斯．麦金太尔和与会各国代表：谁要是拖延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谁“就是实际上帮助侵略者”！马立克依然顽固地坚持立即对苏美联合提案进行表决。

　　这时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成了一锅粥。与会代表议论纷纷，群情激愤，会实在无法再开下去了。劳伦斯．麦金太尔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休会10分钟。

　　嬉笑怒骂　乔冠华博得满堂彩

　　安理会会议复会后，劳伦斯．麦金太尔请乔冠华继续发言。场内代表、旁听席、记者席、观众席全部爆满，座无虚席。在对马立克的霸道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后，乔冠华严词责问马立克：

　　草案还没有发下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中文本，这怎么能表决？要我们马上表决，这太霸道了！难道这天下就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的吗？不是的。中国有发言权，其他国家也有发言权。

　　乔冠华平静下来，用辛辣的语调继续自己的发言：

　　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

　　带着浓浓的苏北口音的两个“嘛”字将会场气氛引向轻松，全场代表对苏联人发出了哄笑声。乔冠华说：

　　我同马立克认识已有几十年了，怎么你这个坏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

　　幽默辛辣的语言包裹着让人不好受的锋芒，充分显示了乔冠华的机敏和睿智，全场又一次对苏联代表发出哄笑，连远离会场在联合国新闻部里观看电视实况转播的一大批各国记者也哄堂大笑。接下来，乔冠华侃侃而谈，犹如行云流水，一马平川：

　　今天上午，安理会主席通知中国代表团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所谓在中东破坏停火问题。中国代表团到达会场以后被告知，说安理会不开了，让美苏两家达成协议，经过所谓协商一致通知秘书长执行就是了……　

　　联合国演变到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有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就够了吗？但是，出于对有关国家的尊重，对于这个决议草案我们愿意加以考虑，但决不愿意被强加。草案未发下来，马上就要强行通过，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如果当事国——我重复，当事国——要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最多只能做到不反对。

　　整个大厅静寂无声，几乎所有代表都在认真倾听中国代表切中肯綮的阐述，很多代表不时赞许地颌首。

　　“从根本上说，中国代表团是反对这个决议草案的”，乔冠华恢复了平静，显示了中国的光明磊落，“这个决议草案较之242号决议是更加含混的一纸空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骗局”，“只是为了照顾某些当事国的愿望，中国代表团才没有予以反对”……

　　乔冠华发言后，马立克不肯善罢甘休，喋喋不休地攻击中国代表团“推迟”了会议的进程；胡说什么乔冠华“制造混乱”，甚至荒唐地诬蔑中国“支持”以色列的侵略，真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这—回乔冠华让自己的副手黄华给予迎头痛击。

　　“是谁推迟了会议的进行？”黄华大使据理批驳马立克，“在中国副外长发言过程中，各国代表才看到草案的英文本，在马立克打断中国副外长的讲话后，我们才看到草案的中文本。”接下来黄华一针见血：“你们加紧向以色列移民，每年在三万人以上，其中包括技术和军事人员”，其目的就是“准备将来接管以色列，使它从一个超级大国的同盟变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同盟。”黄华攻势强劲，快人快语：“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长期流离失所和流血牺牲的苦难，那么过去6年你们做了些什么？以色列寸步未退，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至今毫无踪影。6年来，你们为了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一会儿打开水龙头，一会儿闭紧水龙头，说什么你们关心阿拉伯人民的流血牺牲，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百分之百的虚伪。你们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中国成语说得好：‘猫哭老鼠假慈悲’，你们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这就是你们的真面目！”面对黄华畅酣淋漓的强烈谴责，马立克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

　　……

　　弹指20年过去，乔冠华和马立克亦作古多年。世界大势苍黄反覆，时过境迁，回首往事，也许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如何，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不俗表现，形象地说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由一两个大国任意摆布人类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来源：天天新报　摘自：《传记文学》）

何为凯恩斯主义[转帖]
 

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为了解决这场危机，人们频频出招。有读者问，近来在报道中常说的“凯恩斯主义”是什么意思？ 《环球时报》2月4日刊登王文的文章对此作了介绍。
凯恩斯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创立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其思想基础是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理论发现了“社会需求不足将导致经济大萧条”的现象，并因为“政府需要调控经济”的主张有效地解释和理解了之前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进而被后来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推崇。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迅速发展，该理论曾一度被唾弃。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又一次被越来越多的人引证。

根据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大萧条时，政府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要出面刺激生产，而是要想办法扩大需求。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建议美国财政部 “用旧瓶子装满钞票，把它们埋进废弃煤矿的适当深度”，然后坐着观望从矿井挖钱的活动，创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对此，当前美国有人建议奥巴马总统为每个美国人都 “买一个i－Pod，一套名贵刀具或者600个大热狗”，这样可以刺激需求，并重新恢复经济繁荣。

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广受争议，但因其超越了早期主张 “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强大却又弱小的马背民族[转帖]

一说到中国历史，大家就会想起黄河，长江，中原，江南，确实，中国历朝历代或者说中国的文明便是围绕着这些江河地域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西北的草原大漠，不能忘记东北的高山黑水，毕竟，在那里的马背民族一直影响着中国大地。

　　和中原的农耕民族不同，塞外还有关外的经济或者说生活来源是建立在马背上的，游牧或游猎是他们的基石。从这点上就决定了两者的发展，农耕民族经济稳定，适合聚居，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明，古代文明大都是农耕民族建立起来的，他们种下了庄稼，有了稳定的收成，有了积蓄，甚至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种田，于是产生了技工，产生了商人，甚至还有贵族，城市也建立起来了。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以牧羊为生，经济极不稳定，一场普通的自然灾害都能使一个部落陷入毁灭的边缘，他们人口稀少，事实上他们的经济也难以养活象农耕民族那样的人口。以现代的角度看，那些游牧民族最好的选择是放下牧羊的鞭子，拿起锄头，这也确实是早期人类发展的历程。但是，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走向田间，而是留在了草原之上，继续做着牧民。

　　现代有沙尘暴，而古代草原上也不是风调雨顺，沙暴，雪灾，瘟疫，随便的一场灾害就能使得游牧部落陷入绝境，即便没有这些灾害，他们的生活比起城中的贵族，田间的农民还是困苦的，草原只能生产马，羊，牛，这些或许可以解决吃穿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更多的需要，草原上没有茶叶，没有布料，没有金属。这些只有那些建立了文明的城里人才有，他们需要那些，但是城里人对草原上的东西并没有那么渴望，交换还是进行了，但是却很不公平，至少牧民们是这样觉得的，城里的人骗了自己。这就好象工业文明产生后，第三世界国家面对发达国家一般。而且问题还要严重，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不进口发达国家的东西，还不至于饿死，而牧民们却不能不要城里的东西。牧民越来越穷，他们觉得中原的人实在太奸猾了，而当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刻，牧民终于冲向了城里，冲向了农耕文明的地方。和现代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同，古代的经济和军事却是相反的，农耕文明经济发达，军事却远不如游牧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骑兵们。　　好了，还是回到我们中国的话题上来，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离草原并不远，没少受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连周王朝的都城也被犬戎攻破过，真是糟糕的不得了，中原的统治者一直头疼，游牧民族的单兵战斗力是要高于农耕民族的，拿锄头的手比不上挥鞭子射箭的手，相对富裕的生活使得无论体质还是进取心上农民都比不上为了生存而战的游牧民族，即便是由农民和贵族精选出来的士兵也一样。事实上，早期的贵族便是专门作战的战士，但即使是这些战士，也无法与游牧民族相比，只有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比如游牧民族没有的兵器如弩，铠甲，这样才能占的些许上风，但是这样的上风很不稳固，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而且全是骑兵，行动相当快速，而要农耕民族建立起专门与之作战的部队，人数上要占优势，还要花费足够多的时间训练，甚至还要花费重金饲养和购买马匹。这样需要强大的经济和组织作为保证。　　幸好，农耕文明对于游牧部族还是有优势的，这并不是体现在战斗力上，而是体现在组织制度上，毕竟，农耕文明在人数和经济上远远占优，只需要一个组织制度来统合。

　　传说中中国文明是在治水，对了，就是大禹治水中合力协同，形成了组织，而后的家族继承制使得制度开始确立，在我们现在看，那种制度自然是很过时的，但是在当时，那样的制度能保证一个国家同心协力，一致抗外，而不用每次前一个国君死亡，为了君位先打一场内部混战。而这点就是游牧民族最缺乏的。

　　中原文明尤其是秦始皇之后的中原文明，建立了一个相当有体系的组织制度，君王的权力不单是武力上的掌握，还有思想上制度上的支持，尤其是后者，是游牧民族所最缺乏的。游牧民族信奉的是拳头就是一切，武力决定一切的做法，他们的力量更多的消耗在争夺内部的权力之中，而中原文明也乐见其成，因为游牧民族精力在内耗上，那对中原的威胁就越来越小。匈奴的分裂，突厥的分裂，汉朝和唐朝是下了不少工夫的，即便在其他各代，统治者也是采用这种做法来防止草原的威胁。（这也不单是中国，古罗马对蛮族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先从汉朝说起吧，每次中原内耗作战时，便是游牧民族整顿发展的最好时期，强大的秦朝灭亡，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几场大规模战争之下，终于被匈奴统合，强大的匈奴帝国建立了，这是一个有史以来第一个对于中原占据优势的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控制着整个中亚，汉朝对她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用和亲这样的方式来巴结。　　万幸的是，这个匈奴帝国统治基础是薄弱的，整个匈奴帝国臣服于单于一人之下，但是此外并没有确立完整的组织结构，一旦单于死亡，单是谁来继承就要经过一番争斗，而且匈奴自身也没有确立完整的文化。假如匈奴当时灭了汉朝，也是无能力统治中原大地的，最有可能的是使中原象罗马帝国一样分裂，而自身也慢慢分裂，溶于各族之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匈奴在欧洲，冲垮了罗马帝国，但是却建立不了自己的帝国，阿提拉死后马上便分裂，相信在中国也是会如此。　　匈奴帝国是建立在抢夺别人的劳动果实上的，他自身建立不了文明，这是一个悲哀，当然，这不代表他不能毁灭别人的文明，就象他们毁灭了古罗马的文明一样，幸好，他们面对的是汉朝

。　　现在说起中国强盛时期，那就要说到汉唐，尽管我认为从实际作战能力上看，宋明并不很差，但是也确实要承认，汉朝那时的战斗力是极强的。

　　前文说到贵族其实是由战士演变而来的，确实如此，春秋时期，作战主要在贵族之间进行，为了体现自己的勇武和统治地位，或者说贵族的荣誉。（有点象日本武士和欧洲的骑士）贵族是不畏生死，奋勇无比的，而战国时期战斗已经以平民为主，但是这种精神还是保留下来了，之后的秦更是以尚武雄霸六国，而汉朝紧随秦后，要论尚武精神，汉朝可不是安逸的宋明甚至唐可比拟的。（尚武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就象征着荣誉和纪律，象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度也是极度尚武的，德日的奇迹不能不说是有这种精神的关系，不过尚武精神和平民文化有点格格不入，毕竟两者价值观是不同的。）　　不单是精神层面，汉朝时期中原的武器装备科技水平也远远超过匈奴，匈奴的科技水平落后，许多物品需要从中原进口。汉朝和匈奴开战就禁止铁器输入匈奴，这一招相当灵验，匈奴的装备只能靠抢夺和从走私商人那高价赎买，这大大削弱了匈奴的战斗力。（实际上这一招历代都用，一和外族交恶便禁止进出口，搞贸易禁运，屡试不爽，每次游牧民族和中原开战后的和约都要求开互市之类的贸易场所。这和现在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搞禁运一样的道理。）

　　即便如此，匈奴也是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这是蒙古崛起前中原政权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敌国，就连唐朝的突厥也无法与之相比。而且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优势使得与之作战的国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训练装备一个汉朝士兵的代价是无法与匈奴士兵比拟的。

　　本来，汉朝有一次快速解决战斗，瓦解匈奴政权的大好时机。那便是马邑伏击，假如这次伏击成功，就算不能全歼匈奴主力，只要能把单于这样的统治核心一网打尽，那就可以了，这样匈奴内部便会发生混乱，自己四分五裂，汉朝再分化利诱，打起来就方便多了，就象唐朝突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一举而定西疆一样。可惜这次伏击失败，（第一次消灭单于那要等到陈汤的那次突袭了，所以陈汤对汉朝之功绝不亚于霍，卫这两位名将。）使得匈奴和汉朝发生了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就象现代的总体战，汉朝完全是依靠整体国力的优势压倒了匈奴。

不单如此，汉朝，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他们都采用以夷制夷，分化打击匈奴残部和西域各政权，终汉一朝，西疆再也不能为祸中原，这是以后各朝包括唐朝也没有作到的。

　　事实上，即便到了魏，中原也对西部游牧占据着完全的优势，晋朝早期也是如此，著名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游牧民族攻入中原，还不如说是因为八王之乱造成中原权力发生真空，而把游牧民族吸引过来的。这次，是中原的组织结构发生了问题。

　　但是，即便如此，游牧民族的组织结构也没有作好入主中原的准备，在进入中原的各游牧民族中，匈奴是最有组织，汉化最久的，也正是匈奴的主导击垮了西晋，但是即便匈奴自身也不得不用“汉”这样自欺欺人的政权称号。（不过匈奴领袖自己都用“刘”这样彻头彻尾的汉姓，真难想象他们还有多少匈奴传统。）

　　匈奴入主中原，但是他本身并没有作好统治中原的准备，他根本无法象当年匈奴帝国那样控制下面的战士，所以等西晋灭亡后，五胡内部就开始分裂，自相残杀了。

　　在历史上，东晋是个常被忽视的时代，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东晋，要不是东晋和之后的南朝支持这么多年，中原文明很可能就象古罗马文明一样被毁灭了。

　　实际上，东晋能支持这么多年，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东晋的战斗力令人吃惊，之后南宋号称历代最富的时期，但是对北方的金蒙都处于劣势，但是东晋却在一定程度保持着对北方的优势，祖逖，桓温，刘裕的北伐成果都是相当辉煌的。须知就在不久前的三国时期，东吴对北方还是以自保为主。

　　这其中自然有东晋在战斗力上和之前相比并没有退步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东晋在组织制度上的优势，虽然东晋政权也不安定，屡有叛乱，皇族势力不强，（每次北伐都有异心，祖逖除外。）但是以司马氏为首，各士族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还是确立下来了，基本上还是一个稳定的政权，从一个程度上，还是一个占据正统的政权，（十六国凉这样地处边远的国家都尊奉东晋为正统，早期的鲜卑慕容也尊东晋为主，就算前秦时期苻坚的大臣们都认为天命在东晋。）而北方一片混乱，各族争斗不止，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使得势力并不强大的东晋每次北伐都能获得丰厚的战果，实际上几次北伐都有恢复全部失地的时机，只是因为各种关系而没有成功。（东晋的士兵还是以步兵为主，但是即便如此，比起宋朝的步兵也要强，所以说单纯把宋打不过辽金蒙归结为步兵对骑兵的弱势是不对的。）

　　到了苻坚统一北方，这样的实力可比东晋强得太多了吧。但是王猛临死前对苻坚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是它继承晋朝正统，而且现在朝廷内部相安无事。我死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去进攻晋国。我们的敌手是鲜卑人和羌人，留着他们总是后患。一定要把他们除掉，才能保障秦国的安全。”

　　王猛是个相当杰出的政治家，看事物比较清楚，他很清楚看到虽然前秦统一北方，但是并不稳定，苻坚善待各族这是他个人的风度，但是这也造成内部复杂的势力关系，内部各族都有异心，组织机构并不平衡，只是因为前秦一帆风顺才被压制下来。而这点恰好是东晋的优势，东晋虽然实力不强，但是组织结构经过一段时期已经稳定下来了。（从这点上说，称东晋为正统也没有错）假如在没有整合的情况下和东晋对抗，就算战胜，也很可能引发内部各族的野心，纷纷自立。　　淝水一战在战役上有一定的侥幸成分，但是之后前秦的崩溃却是自己造成的，拿淝水一战和赤壁一战比较就可知，单纯从军事角度上看赤壁战败曹操损失不亚于淝水的苻坚，但是曹操的北方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很快恢复了实力。而前秦因为一战就分崩离析，这可见前秦是一个相当脆弱的组织。（之后中国历代都有这样的败仗，但是败国都没有这样的后果，尤其是在主攻的情况下。）

　　北方真正把组织完善那要等到北魏建立，然后全面汉化，采用汉族统治制度，这样才慢慢统合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之后东西魏还有北齐北周的对抗那就是组织内部为了霸权而发生的战争了，并不影响他们组织结构的基础，不过那时的北方已经不能称之为游牧民族了，已经完全的汉化了。（不过即便这样，北朝的组织结构也不能称完全优于南朝，虽然宋代东晋后，实力日益下降，真正北方实力完全高于南方那要等到侯景乱梁，梁朝的基础士族在这一仗中完全毁灭，梁朝被陈代，梁朝皇族后人投奔北方，这时北方已经对南方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就算这样，隋文帝对陈还是小心谨慎，不过那时陈还以正统居之，以外藩看待北方的隋，那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经过几百年的战火，隋唐皇朝建立了，这是一个混血的皇朝，但是在组织结构和文化上看，这是一个完全继承了汉晋的中原王朝，而此时，中原文化还是要面对游牧民族的挑战，不过现在的游牧民族不再是匈奴，而叫做突厥。　　说起中国辉煌的时代，大家总不免想到汉唐，确实，汉唐两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当然，唐朝比起汉代要逊色一些，两汉时代除了匈奴外，并无大敌，即便是继承两汉的魏晋，也对游牧民族占有优势。（八王之乱改变了这一切），而唐朝对游牧民族并不占优势，先有突厥，后有回纥，吐蕃。这一切的问题根源在哪呢？我们一步步来看。　　首先是军队的战斗力，单纯说单兵战斗力，汉唐相差不多，汉朝征兵制度（也有世兵和募兵，但是不占主导）不见得比唐朝府兵制度（后期是募兵为主）好，而说战斗精神，唐朝人热血豪迈，尚武精神不亚于汉朝。（唐朝诗人很多歌颂边关杀敌的。）但是，对手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马镫的发明这对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自然有利，突厥回纥也不单纯是没有文化的游牧民族，他们受中原文化极大的熏陶，虽然还不至于达到日后辽金的程度，也相差不远。而且唐朝内部构建也有问题，这在下文就会提到。　　不过突厥这个敌人却远不是当年的匈奴帝国。主要还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在这点，他还不如自己几百年前的前辈，布明可汗统一突厥帝国不久，他的儿子们就把突厥分成了东西两边，这两个兄弟政权时而联合，时而分离，等到隋朝南下灭陈统一中国，帝国的君王——那位怕老婆但是又雄才大略的隋文大帝把视线转向西疆时，突厥帝国还没发觉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而是继续吵吵闹闹的分着家，只是这分家未免过于血腥了。

　　其实早在东西魏时期，中原的政权就开始对西疆的游牧政权动手了，传说北魏的建立者鲜卑族是和突厥有着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这或许是西魏帮助突厥推翻柔然统治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不妨碍已经完全汉化的中原王朝对曾经是朋友的突厥帝国下手，其政策是简单而又复杂的以夷制夷，扶持弱者败者挑战强者胜者，等到隋帝国建立，这一手段已经炉火纯青了。

　　先是支持西突厥反对名义上是他君主的东突厥可汗的统治，使西突厥彻底的分裂出去，在西突厥势强后，又支持东突厥反击，隋帝国还挑动西突厥属下的铁勒族造反。在一连绵的外交阴谋或阳谋下，曾经使拜占庭和波斯帝国都感到恐慌的帝国就这样垮台了，而东突厥的可汗完全臣服于中原大帝的天威之下。即便到了隋炀帝的早期，东突厥的可汗对隋帝国还是报着恭顺的态度。（以夷制夷的政策只有建立在自己国力强盛，而对方的政权组织混乱的情况下，象宋面对的辽金西夏，其组织制度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而清朝要以夷制夷更是梦想，他面对的西方列强无论是组织制度还是国力都远远超过清帝国。）

　　不过隋帝国的内乱和远征高丽失败使得忠诚开始动摇，野心开始恢复。始毕可汗首先开始了反叛的行动，而且，在唐帝国的建立过程中，他和他的继承人颉利可汗也试图用隋帝国的方法培育他们在中原帝国的势力。但是，突厥的可汗对这一招运用的不是很纯熟，而且他内部的组织还没有得到完全统合，他一直没有在中原四分五裂的情况下用兵，这样等到公元624年和公元626年颉利进攻长安的行为就象没达到目标的小孩子赌气一样草率，事实上，颉利对自身内部的控制能力也没有自信，于是，这两次行为便以虎头蛇尾告终，不久唐帝国开始了反击。

唐帝国的进展比汉帝国要快的多，这要归功于唐帝国对西疆的熟悉和对手的软弱，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了解并不多，西域各国是在对匈奴俘虏的审问中才得知的，而唐帝国对西疆各族知根知底，而匈奴帝国对于西疆的控制也不是不久前才回复元气的东突厥可比的。

　　最终李靖那次出名的雪夜进军决定了胜负，颉利被俘，东突厥的反抗核心消失了，而此时的复国的西突厥在一次离奇的暗杀之后分裂，再也没有能和唐帝国抗衡。

　　唐帝国的战争成果是辉煌的，他善于运用已经臣服于自己的势力，象突厥王子阿史那杜尔也忠于唐帝国并为之服务建立无比的功勋。之后的高宗和武后，国内政局在变化，但是唐帝国仍保持着对外的压力。此时西南高原的一个部落吐蕃正在崛起，他的组织制度似乎比突厥帝国高超，而战斗力也不亚于北方的邻居，但是这不能阻挡唐帝国的前进。　　向西疯狂的进攻追逐，这是唐帝国还是他手下那些边疆大将的目的呢？应该是两者兼有？应该是两者兼有，这倒不是因为唐帝国统治者和他们手下大将那些游牧民族的血液作怪，而完全是一种帝国初年惯性的扩张，或者说反弹性的扩张，为了反抗一个敌国打败他又斩草除根，帝国很随意的就开始了扩张，尤其在扩张过程中发觉遇到的都是无组织无体系的抵抗时，野心也随之萌发出来。罗马帝国如此，汉帝国如此，蒙古帝国也如此，唐帝国也不例外，而且他的扩张更有效率，征服一个地方再用一个地方的军民再去出征，这种滚雪球的扩张方式是很有效的，蒙古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是个中高手，而汉帝国在西域也玩过这招。唐帝国也是，他无止境的膨胀着，甚至没发觉自己军队中本族士兵的减少，不过此时在顺境中，唐帝国如日方中，谁想得到这个小小的阴影呢，李林甫大人正准备再增加几个胡族将领呢，帝国的扩张似乎是不可遏制的，那个怛逻斯之战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帝国的扩张没有停止，似乎他正在考验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能扩张到的最大极限。然而，此时灾难降临了。

　　唐朝使用异族将领是各朝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这是与汉朝最大的不同，汉帝国主要的军事将领都是汉族，出征西域虽然时常征发异族兵，但是主力精锐还是以汉兵为主，异族大都是随同作战，不编入正规军。而唐朝异族已经大量的加入军队，这和汉唐的兵制有关吧，汉代毕竟以征兵为主，主力还是中原百姓，唐朝玄宗时期基本已经是募兵为主，而国泰民安，人民都不思作战，最大的兵源便是收编的异族了。当然，这时的异族基本已经归于唐帝国疆域，象阿史那杜尔，他的突厥已经归于帝国领土，他的位置是帝国边疆总督，这不亚于在突厥做一个小王子。象高仙芝，许多人为他的高丽血统津津乐道，甚至有人说他是高丽名将。(这个最晕。)问题高仙芝他的祖籍高丽已经灭亡，在他父辈已经迁移到本土，假如那位先生坐时空隧道跑过去告诉他，你是高丽人，应该恢复故国，他一定当你是疯子。（是高仙芝你以为是慕容复啊！）　　所以说异族为兵为将到不是问题，但是藩镇就成了一个问题。藩镇制度的建立实在是一个唐朝组织制度的大败笔。虽然说藩镇对于扩张实在是一个很有利的措施，但是这种措施不能建立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象藩镇这样集财政军大权于一身，俨如一个独立王国，这是迟早要出事的，不单是唐朝，西汉七国之乱，晋朝八王之乱，明朝靖难之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不是强干弱枝就能做到的，再弱的枝，只要有一定实力，配合一点的野心，就会对中央政权挑战。所以说唐朝的组织制度发生了异变　　而且，安史之乱的发起人安禄山将这点放大到最大，他在北方数镇权力扩张到最大，他任命私人，尤其重用胡族将领和士兵，（毕竟一般的汉族乡土观念和正统观念很深，要他们打自己的家乡，推翻唐朝统治难度比胡族要大的多，所以安禄山屡次找借口要求更换汉将，也是因为这样唐明皇起了疑心。）极力削弱士兵中对中央的效忠心，最后发动叛变时，他已经彻底的控制了军队，当发动叛变时，已经无人敢质疑他了。

　　安史之乱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也是一个转折点。

　　从近点看，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失去对各地藩镇的控制，原来藩镇财政军三权虽然在手中，但是用人权还是在中央那里，但是这之后基本也被地方掌握，藩镇成了真正的独立王国，而力量分散的唐朝根本不能控制西域，回纥吐蕃各政权卷土重来，不过回纥吐蕃各族实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吞并的地步，于是就形成了这样有趣的情况：唐朝内部，中央和地方势力平衡，地方保持对中央的名义效忠，而中央也不敢随便取消地方割据，而中央政权也不敢要求地方政权扩张出征什么，因为这样有故意削弱地方势力的嫌疑，而中央政权也不敢大肆扩张中央力量，因为很有可能刺激地方势力，即便扩张力量是为了应对外族。而另一方面，回纥和之后的回鹘帝国，吐蕃渐渐衰落下去，但是他们的力量又不是单一的藩镇可以比拟的，而中央政权却不能随意的集中力量进攻，尽管此时西疆比当年的西疆还要弱的多。帝国在一种痛苦的平衡里过日子，就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改变。

　　从远点看，安史之乱是汉族政权扩张的转折点，这之后，终唐一代，到宋，一直衰落着直到南宋灭亡达到终点，而明初短暂的复兴也犹如昙花一县。

　　让我们记住这一年，公元907年，唐终于受不了折磨，倒下了，让我们再记住这一年，公元936年，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也是我们常说的辽。　　契丹实在是一个有趣的民族，他的汉化程度很快，他建国不多久，就确立了相当完善的组织制度，之后幽云十六州的割让更是加快了他的汉化，他设立了南院，南院完全按照汉族制度建立，也许他还是想保持自己民族的本色吧，那我们就称之为半汉化，他们运用汉族制度相当的娴熟，内部处于一个极有组织的情况下。对于之前的匈奴突厥来说，他们的组织制度是很完善了，不再是那种混乱的部族制度了，到了他们灭亡那段时间，我们称他们为汉化的契丹人也不为过，实际上契丹族到现在已经完全溶于各族了。

　　契丹人确实很有趣，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后，还试图按汉族的衣服习俗打扮登基，再下去或许干脆会把自己的民族也汉化吧，不过他没坚持多久，在起义不断的时候离开了开封，再也没有回来。他也许想建立后唐后晋的都是沙驼贵族，自己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主人吧。问题是他没想过，李存勖，石敬瑭名义上是沙驼贵族，但是汉化已久，李存勖甚至已经以唐的后裔自居，他们就象高仙芝一样，是完全被汉化的，实际上也没人把他们当作异族了，而耶律德光不同，他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外族征服者，而且军纪混乱，没有完全汉化，人民不认同他是很正常的了。

　　好了，契丹的话题就到此告一段落吧，下面要说的是，现在的中原政权，宋的组织制度变化，还有来自东北的那个民族。

　　在最后一段开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组织制度的问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迷惑，为什么少数民族如蒙古满族几十万几百万人能奴役汉族这么多年，为什么人口众多的中原政权要以全力应付草原上几十万边疆牧民，为什么当年南京无数平民战俘自己被杀害，却不起来反抗。其实道理很简单，问题就在于组织的问题。

　　人类生活在群体中，在群体中，个人的能力是渺小的，传说中的“万人斩”只能在小说里出现，一般人能对付几百人就不错了，不过，假如群体没有组织，只是一般的乌合之众，那力量不会叠加而是锐减的。军队是人类社会最有组织和效能的群体，在有组织的军队面前，一般的平民无组织的行动完全是做无用功，所以中原政权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能作为经济实力和后备军的象征，其战斗力和游牧民族的几十万战斗群体比起来高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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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的是，中原政权一直在一般的组织制度上占有优势，先说说一般的组织制度，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了工作进了公司，都要受老板管辖，假如公司规模很大，那就要分层次，比如经理管多少人，主管管多少经理，总经理管多少主管，一层层上去，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整体一致，中原政权在这点通过制度和文化将整个民族统合起来，这是优于游牧民族的地方。游牧民族大都是部落联盟，松散的组织不能和中原政权相比，而匈奴帝国和突厥帝国虽然能用强力统合起来，但是没有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保证，很容易被分化。

　　为什么说很容易被分化呢，这和游牧民族的经济有关，游牧民族大都散居，必要时才聚集起来，这样分散的游牧方式始终让游牧民族分成无数个部落，而各个部落都有其独立性，除非用强力，否则很能使他们统合在一起。而中原政权农耕文化聚居方式适合管理。所以，游牧民族只要在草原上便不能改变他那种方式，而同样的是，中原政权也无法使自己的统治方式用到草原上，汉朝用屯田屯军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制度，那是算最有效的了，但是只要游牧民族还是游牧着的，他们就不可能汉化。而相对，他们来到了中原，农耕经济决定了他们只有汉化才或者说中原化能生存下来。当然，这汉化有多有少，蒙古少一些，满族多一些。不过一般而言，中原的制度是比游牧民族制度先进，以前在草原是没有施行的环境，到了中原还不用就是统治者有问题了。（此外，匈奴突厥不稳定的继承制度也是其容易分裂的问题之一，而其根源便是他们分散的实力使得一人不能继承全部力量，不过之后的契丹女真解决的比较好。）

　　也正是如此，当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那就不单单是地理那么简单了，也等于和平完整的接受了中原的组织制度，尤其这个组织制度是得到幽云十六州的经济基础支持的，这和以前历代不同，以前历代要不就是进入不了中原，根本受不到中原经济影响，要不就是以战争的形式进入，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而游牧民族进来后进行漫长的重建，也就是漫长的汉化过程，而契丹却和平接受了这一切。这使得他可以将自己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制度文化慢慢融合起来，他的南院制度就是为了保持幽云十六州的汉化本质，不单如此，契丹的继承制度也开始汉化。从这刻开始，命运的天平向游牧民族倾斜了。

　　这时我们也许想，为什么幽云十六州的人民不起来反抗，可以用游击战争呢，其实这和之后金，蒙古，清入侵时是一个道理，便是没有组织。蒙古，清胜利的标志是什么？不是他们消灭了所有反抗的人，而是消灭了宋明政权这样有组织的反抗。要统治接手一个国家，并不是要把他们所有的人民杀死，这样的做法就算再强的兵士也没用，而是摧毁他们原来的组织核心力量，而建立自己的核心力量，比如说，一个公司，假如董事以上的领导层全部辞职，那公司会一下陷入混乱，而此时银行或其他人接手只需要处理好中间阶层的关系就行了，而不必要和所有的员工都一个个谈心。也是这样，蒙清只需要解决宋明的核心阶级再用原来的制度接手，保证中间阶层的管理就行了。所以，表面上是蒙清几十万人取代宋明几千万，其实就是核心阶层换了而已，（而且少数民族号称全族共治，这几十万可比汉族的皇族人多多了，）　　这也是游击战打不起来的原因，试想，假如抗战时国民政府和延安都被消灭了，那谁来领导那些游击队？只能各自为战被消灭。而且游击战需要现代通讯技术的支持，古代只需要一个谣言，就能让大家军心涣散了。

　　不过，游牧民族的加强，并不一定要求中原政权的崩溃作为代价，假如中原的政权能够保持原来汉唐的强势，可惜，宋朝矫枉过正了。

　　唐朝的藩镇割据实在影响太大，宋朝的建立者决心要用一个完善的制度来解决这样的分裂情况，一定要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手中。

　　中华大地能人何其多也，很快宋朝便找到了这个药方，便是：重文轻武，压制军人，以文官治天下。　　说实在话，这个药方确实也不错，假如没有强大的外族，那这个方式确实可以保证国内政局以良好的文人政治继续下去。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强大的外族从宋建立初始就存在并一直折磨着宋朝。

　　宋朝的单兵战斗力比起汉唐并不弱多少，现在常说骑兵拖了宋军的后腿，但是问题便是，宋朝并不是财政困难到组建不起骑兵的程度，尤其在西夏建立之前，宋军并没有缺少马匹的来源，何况宋军以步兵为主并不意味着没有骑兵。而且宋军的军事技术上占据着相当的优势，那宋军为何面对辽，金，宋却屡战屡败呢？

　　问题在于在于宋朝的体制，因为唐朝藩镇割据的问题，所以宋朝便限制军人的权力，这确实没错，但是限制一旦成为了压制便有问题了。你可以控制军饷，限制军人干政，限制军队随意扩张，但是你绝对不能打击军人，让军人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本来军人这活就不是随便就能做的，累死累活，还有生命危险。汉唐两代军人地位颇高，战争赏赐丰厚，而宋朝军人地位一落千丈，宋朝军队庞大，技术精良，但是却没有战斗力。“好男不当兵，”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而且宋朝招募军队还有一大用处，便是收罗流散失业人员，怕他们惹事，等于花钱把他们养起来，而且还喜欢在小兵脸上刻印，这分明是把士兵看作小偷一般。而在组织核心的军官方面，杀敌再多也比不过金榜题名，战功好还要受猜疑，反是庸庸碌碌来的轻松，组织核心如此，还能指望军队有多强的战斗力？对付国内的盗贼或许还可以，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就不堪一击了。

　　这时，辽国被金所灭，辽国的灭亡和北宋与金结盟倒确实关系不大，就算两者不结盟，辽国也要被金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一个比辽国还要强大的帝国出现在宋面前了。

　　金崛起于东北，这个帝国的崛起实在令人眩目，其战斗力之强大令人吃惊，辽国当时并没有太大的衰弱，完全是金的力量太强的关系，这其中女真族强大的学习力令人吃惊，和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他是如此之快的吸收和消化着比自己先进的文化，要知道他们起兵前不久还是处于原始部族时代，前文说到辽国已经汉化程度极高，但是和金比，那又是差的远了，仿佛来自东北高山黑水的他们比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随便开个玩笑，据说女真族是游猎为生，那这样可比有时还牧羊的游牧民族更加厉害了，哈哈。）

　　女真族拥有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组织能力令人吃惊，金国和后来的清国的组织制度看起来并不完善，就拿八旗制度来说，各旗主的实力是相对独立的，这很容易造成前代统治者死后内部分裂，金国初期的合议制度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居然都度过了这样的难关，而且迅速汉化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来到中原他们的经济基础改变决定了他们汉化的命运，而且汉族制度确实有利统治。

　　金国的南侵或许是蓄谋已久，或是临时起意？这很难说，金国在灭了辽国之后，按理应该先消化自己的成果一段时期，而且完颜阿骨打在世时期金国对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直到阿骨打死后，金宋交恶。　　宋朝对外族入侵方面，体现了他的组织制度应对危机的不完善，各臣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甚至是为了争吵而争吵，陷入完全的党争而非对现实的考虑中去，为了拥护自己的主张，不惜拖别人的后腿，这就象以前的游牧民族一样，内部首先分裂了。我们看看汉朝时期，汉武帝考虑和匈奴作战时，许多大臣也是纷纷反对，但是一旦正式开战，没有埋怨的，全体投入对匈奴的作战。比如韩安国，当年反对与匈奴开战甚烈，但是一旦开战，仍旧冲在前线作战奋勇杀敌。

或许还是重文轻武惹的祸，朝廷政策由文人制定，但是一旦作战，杀敌的有功的都是将领和支持开战的大臣，而且战争的胜利还标志着自己的失势，而且宋朝文人不会带兵，不象汉唐文武相差不大，许多人都是能文能武，就算自己政见不被用，依然可以战场杀敌立功，而宋朝文人一旦自己的政见不被用就可能沦落一辈子，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宁愿拖别人的后腿。北宋末期，政局尤其混乱，指挥也混乱不堪，使得被金兵轻易攻破开封。

　　从金兵的行动中我们可以见到组织核心的重要性，金兵将大多数的宋朝皇族俘虏，以至高宗无后还要从太祖一脉寻找继承人，假如高宗没有逃出，那被公认的组织核心便没有，之后各立山头，被金国各个突破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而且高宗初年的组织能力确实不错，南宋得以保持，高宗功不可没。

　　从另一边说，金国也没有作好完全接管宋国的准备，他们后来扶植傀儡政权也是为了自己的汉化和全面接管做准备。（记得抗战时期的傀儡政权吗？两者极为相似。）

　　这时，宋军被限制的战斗力便体现出来了，金兵短时期不能控制所有的地区，给了宋军组织的时间。宋军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关键是统治核心的消失一时间群龙无首，南宋政权的建立，使得宋军有了统一的组织，可以对金军反击，而在此时，私兵的组织力量体现出来。

　　原来的宋军，将兵是分离的，而且兵源很差，良莠不齐，这样再好的装备给一群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也是糟蹋，而南宋初年的混乱后重整，各路将军有了组织和训练军队的权力，兵源因为反击的号召也得到极大的改进，军队组织得到了很大改进，象岳飞韩世忠刘琦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很强的。其实终南宋一代，有战斗力的大都是私家兵。（即自己招募组织的兵。）不过南宋的整体组织一直没有改进，大战役的组织混乱还是一直存在，无论是对金还是对蒙古。　　女真族是个奇怪的民族，一方面极快的汉化，另一方面极力保持自己和汉人的区别，或许是认为这样就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吧，不过他对西边的统治则和中原政权没什么两样，就是分而治之。不过到了蒙古崛起后，这招就不灵了。　　游牧民族的最强时期是何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蒙古帝国，尽管我认为匈奴帝国在那个时代的草原地位比蒙古帝国还要出众。（败退的匈奴一部可是把整个欧洲搅乱的，范围比蒙古还要广，当然，那时的中原政权更强大。）不过确实，蒙古帝国的组织制度比匈奴突厥这些早期草原帝国要出色。

　　匈奴突厥的组织还是以松散的部族联合形式，但是蒙古军事组织已经开始细化，虽然看起来十分粗糙，就是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这样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组织。不过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吧，至少不是以部族为单位组建军队了。虽然不久还是分裂成各派，但是现在的蒙古大军是最强的。确实，相对来说，他是最强的。在匈奴时代，东方有强大的汉帝国，西方的西罗马帝国也不是很好啃，突厥时代，东方唐帝国既善战又狡猾，而西边的波斯，拜占庭阿拉伯帝国都不是好惹的主。

　　但是，此时的蒙古不同，西边没有能挡住他脚步的国度，阿拉伯帝国衰落了，基辅罗斯还不是日后的俄罗斯，俄罗斯要臣服于蒙古二百年才独立，拜占庭帝国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西方的路是平坦的，比匈奴时期还要平坦，匈奴时期要找到通往西方的路还是很困难呢，而蒙古不用担心，商人们为他们指引着道路，大汗发出了指令，西方一定要征服。　　东方有点棘手，东方的帝国比西方强大的多，无论是人口科技甚至是战斗力上，不过，和当年的汉唐帝国比起来，那要轻松的多了，中国已经分为了南北两部，而且相互敌视，先灭北方，再灭南方，这样的算术太简单了。　　金国抵抗着，他的战斗力仿佛大大退步了，野战打不过蒙古军，水战宋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节节抵抗吧，造起了堡垒，金国希望靠这个抵抗蒙古人。

　　堡垒是有效的，蒙古人对坚城总是很头疼，假如宋不参与，金国不会灭亡吧，但是宋参与了，金给宋的屈辱太大了。　　接下来是宋了吧，不过这个敌人比金还要麻烦，他的城墙比金要坚实的多，幸好金国的灭亡给了蒙古大批的资源，只要把这些资源消化了，那就好办了。

　　我们常说蒙古人的四等人不公平，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这样才能驱使被统治的各族去战斗，他们的四等人是按统治早晚定的，统治了一个地区，把这些地区的人派去征服另一个地区，而另一个地区的人比前一个地区地位还要低，再派去征服下一个地区。这种不平等不是单纯的种族歧视，而是有一种现实的意味的。尽管这种现实的味道在扩张结束后是不实际，导致了蒙古的覆灭。

　　宋的灭亡是无可奈何的吧，假如是宋收复失地，控制了原来金的资源，那蒙古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但是事实上却是蒙古控制了金的资源，这样的情况等于是蒙古加金攻打南宋了

。　　南宋并不是没有机会，蒙古大汗每次死亡，蒙古内部就开始分裂，甚至开始战争，但是宋却没有把握这种机会，虽然这个机会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既没有曾经收复失地，也没有挑动蒙古战火越来越烈，确实是一个太过偏安的政权。　　蒙古帝国在宋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个帝国比起金，清，甚至辽来说，汉化程度都要低的多，蒙古大汗对汉化有种天生的反感，虽然用汉人和汉人的制度，但是他真正的制度是很混乱的，这样的混乱制度能支撑到明的建立已经很不错了。

　　一般来说，我们称汉唐是中国两次强盛时期，明朝是一次复兴，这次的复兴短暂的多，明朝只是略微反弹了一下，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就行了，或者是朱元璋的关系，和他那个时时不忘出征的儿子朱棣不同，朱元璋本身是一个内向化的人，他更关心内部的建设，以至于设定了那么多的不征之国。确实，当时的国家经过蒙古的统治，已经有些蒙古化了，汉人穿胡人服饰，制度称呼蒙古化已经相当厉害了，尽管蒙古并没有象清朝那样强制的更换服饰。朱元璋开始重新的汉化，这或许有些讽刺，在汉族的地区汉化，不过实际确实如此，而且朱元璋开始重新制定组织制度。　　和宋朝的那次一样，明朝也是来一个矫枉过正，这好象是老毛病了。赵匡胤和朱元璋几乎都犯了一样的错误，即：他们认为自己的后继者能象自己一样控制全局。（要不然他们就是认为自己能长生不老。）赵匡胤认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乘着手下的武将还没老，收复幽云十六州，一统天下，回复汉唐疆域，假如这样，这样宋朝的文官政治确实能进入良性循环。可惜他死之前，北汉还没收复，而他弟弟几次大仗把他手下的能征善战的军队消耗殆尽，便开始重文轻武的文官政治。而朱元璋认为自己的孙子能象自己一样控制全局，问题他连自己的叔父也没控制住，而以后的各代也不象朱元璋那样能控制着全国。（假如他的后辈能象他那样强势或许明朝可以支持到现代文明的入侵。）

　　订立这样的制度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要看实施的环境，实施的人，不随着环境变化，而死板的扼守祖制，那只有失败的结局。

　　明朝对武人并不象北宋那般歧视，不过将兵分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解决，戚继光努力过，他的募兵制度成了明朝后期的主要兵制，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明朝时期对西北一直处于拉锯的状态，在痛苦的折磨后，蒙古各部终于被分化，不再对明帝国拥有威胁，不过还没等明帝国喘口气，东北的女真又卷土重来。

　　虽然说清在早期取了“金”的名字，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对中原政权的蓄意挑衅，历史上的金国灭亡后他们的后人都在中原基本汉化了，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是八辈子打不上的远亲。所以后来皇太极自己也觉得不太对，而且也不应该故意挑衅，于是改了“清”的名字。

那时的女真还在明朝管辖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统一而明军没有太多的介入实在是一个奇迹。清和当年的金不一样，清面对的是强大的明帝国，尽管明帝国内部已经发生了问题，而且当时万历三大征大伤明帝国的军事元气，但是对于女真来说，这还是一个庞大的敌人，实际上，奇迹接二连三的发生，那位根本不会打仗的文人统帅滑稽一般的指挥导致萨尔浒大捷，而明朝政府的内争使得他们放弃让满人头疼的碉堡战，进行野战，然后又退出辽东。奇袭京师这样惊险的作战计划居然成功，而且用反间计害死了袁崇焕。这一系列军事上的奇迹使得所有人吃惊。

　　满人的八旗制度其实并不严密，这到不是指军事，而是指继承制度，努尔哈赤皇太极的猝死本来很可能使得内部分裂，确实，为了王权，八旗内部一度要火并，但是瓶颈却安然的度过了。这确实是个奇迹，须知蒙古帝国只在第三代便分裂了，到蒙哥和忽必烈那时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最大的奇迹还是在后面，明帝国虽然日见衰退，但是清还没有能力将他吞下，这一方面是明帝国本身的实力，一口吞之不下。另一方面清还需要时间消化和整顿自己的内部。

　　不过此时奇迹发生了，明北京被攻破，李自成进入了北京，大顺建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假如明支持下去，清只能一步步慢慢蚕食，他没有信心全面控制中国，假如大顺巩固了政权，中国本身的潜力加新兴政权的活力，那只怕比明更难应付。

　　但是此刻正好是一个空白期，明朝主要的组织核心消失了，大顺的统治没有巩固。中国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统治空白时期。就是这个时期，让清抓住了，击退大顺，入主北京，控制汉族官僚这一中级组织阶层，同时还控制了原明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明朝末期最强的军队，但是这也是一只吴三桂的私兵，这只军队效忠的对象在北京被攻破时就已经彻底的由国家变成了吴三桂个人。）

　　接下来的事比较简单了，南明和大顺大西政权互为敌手，中国的组织分裂，而清却占据了北中国，对任何一方都拥有优势，各个击破，这就是清要做的事，先是更有战斗力的大顺，再是占据名义上正统地位的南明。大顺的灭亡是可想而知的，南明势力不原谅他，清不放过他，他本有机会借用北京的中层组织阶层建立自己的王朝，但是这便宜让清占了。而南明的灭亡是可惜的，南京政权本来拥有机会，假如他的在位者更有能力一些，不需要太强，只要达到后面的隆武的水平，那就还有机会。即便南京政权覆灭，也是有机会的，假如西南抵抗势力和东南抵抗势力能够通力合作，而不是各行其道。　　清朝入主中原，在组织制度上基本照抄明朝，（抄的都有些夸张……）除了一个八旗制度和满人特权被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本就一样，八旗制度在康熙亲政后基本不再有太多的作用，满人特权是为了增加满人的凝聚力（也正常，历代都有功勋世袭，只是……这次太多了些，而且这样的特权大都养成满人懒散的习惯，还遭汉人不满，）。其实按现在来看，清进入假如不强行剃头易服，而是自己汉化，而日后的统治会更巩固一些吧。（辛亥革命说是民主革命，但是民族革命的色彩更浓厚。）不过谁能想到那么远的事呢，保证自己目前的统治就好了。

　　清是马背民族最后的辉煌，汉族的制度技术和他本身马背民族的性质使得他对西边游牧民族的战争很是顺利，目前中国的版图是由清奠定的。

　　不过，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了工业时代，马背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也就到来了，枪炮和火车取代了箭和马，新的时代到来了，现在我们只能在影片和想象中回忆马背民族的辉煌时刻了。

吴凤翔巧毙天皇外甥[转帖]
 

　　1939年8月12日早上,河南嵩山少林寺才打开门,一辆小车便在门口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对异国情侣,男人30来岁,女的才20几岁,他俩一块儿来到了大雄宝殿里。女的不像中国富贵小姐们穿着旗袍,而是一身女式西服,戴着太阳镜。加上本来身材高挑,白白嫩嫩的脸上现着红云,显得格外娇艳,立刻引起了少林弟子们的注意。女子旁若无人来到神像前,硬要男人跪下,并要他发誓永远效忠于天皇,永远忠于她吉川美惠子。住持和尚心中不由大惊:女人是日本鬼子呀!细看男人是个中国人,怀疑是个披着人皮、不讲廉耻的汉奸。但很快住持似乎又从男人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日本女人并非真爱,好像有什么重大隐情暗藏着。男人向住持递上眼色,住持明白后,悄悄走开了。叫美惠子的女人,是天皇的外甥女,她低声说:“看来你说爱我是假,捉弄我是真。”
　　被逼着跪下的男人叫吴凤翔,够得上美男子的称号。他受中共南方局牛子龙的派遣,来完成刺杀日寇华北五省的特务长——天皇裕仁的外甥吉川侦佐少将。他暗中用钱收买下吉川身边的一个日伪汉奸,多次与美惠子跳舞,才让美惠子成了他的“情人”。来少林寺正是引她来玩,让她进一步信任自己,然后通过她去接近吉川,达到杀死吉川的目的。
　　“还不快发誓,若发了誓,我就成了你的人。”美惠子又说。
　　吴凤翔在心里骂自己:“这可是出卖祖宗的坏事呀!”转念一想,这一切都是闹着玩的,都是为能刺杀吉川成功,将来什么耻辱都可以洗雪干净,若不假意答应对这女人好,又怎么去杀吉川呢?再说,这漂亮女人似乎是无辜的,还是先答应她再说吧。真不想把她与她父亲连在一起。他不再犹豫了。他当着美惠子的面发誓,忠于天皇,忠于吉川,忠于美惠子!
　　美惠子听后可高兴了,马上将他扶起来,离开了少林寺。可他们哪里知道,另一双眼正盯着他们,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人就是吉川部队的参谋长山本大佐。山本多次追美惠子,美惠子嫌他个子太矮,脸上胡子太多,又看不惯他粗野的习气,拒绝了他。他恨死了吴凤翔,发誓总有一天要杀死吴凤翔,夺回美惠子。其实美惠子也因一下子高兴,忘了跟随来的山本,山本开车一路护送,这不引起他的仇恨吗?更糟的事还在后头,山本已从汉奸那儿得知,吴凤翔接近美惠子的真正目的,是来杀吉川的,只是一时不知情报的准确与否,才没动手。
　　吴凤翔从少林寺回到开封后,又住在旅店里,等待机会去见要刺杀的民族仇人吉川。吴凤翔与美惠子的交往,山本已暗中向吉川报告了。吉川实在拿乖巧的宝贝女儿没办法,她仗着是天皇的情报员,吉川更拿她没办法。吉川本来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华北战场上被中国人打死,现在只剩下女儿。原先想她从此会仇恨中国人,谁知她与中国人私通,吉川气得要死。山本又火上加油,暗中告诉吉川,说吴凤翔的老师就是牛子龙。这一报告,硬是想将吴凤翔推上断头台。吴凤翔根本谈不上去见吉川的人,也不知吉川躲在哪儿。他在旅馆里,像坐牢一样,还在思考怎样进那戒备森严的吉川住地呢。
　　牛子龙怎么又是吴凤翔的老师呢?牛子龙明的是国民党军统豫站的行动组长,实际上是地下党河南省委的负责人。前不久,在他带领下将为日本鬼子卖命的河南侵华日军的中国特务情报处长刘兴击暗杀,又将大汉奸、开封地区维持会长、联防司令徐宝光暗杀,他的大名一下子威震朝野。这也怪他太大胆,杀了两个走狗还公开向日本人叫板,把早就写好的布告,放在两人的尸体上,证明是他牛子龙所杀,是代表中国人民杀死了两个大坏蛋。一时,开封、郑州、洛阳一带的日伪军,也不知牛子龙有何高超的本领,敢在千军万马中杀死两个坏蛋,他们都怕了,将他传得神奇无比。吉川也害怕得要命,深知自己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怕有一天牛子龙出现在他面前。
　　吉川一听吴凤翔是牛子龙的学生,怕学生比老师更狠毒,十分惊慌地问:“有何证据?”山本赶紧说:“他们二人都是郏县城东人,牛子龙教书时,吴凤翔才15岁,正好是他所教。吴凤翔被国民党关押过,现在是暗中放他出来执行任务,暗中来个将功补过。”
　　吉川一拳击在桌子上。“传吴凤翔!”吉川杀气腾腾下达命令。这时,吴凤翔和美惠子在开封特务长官邸外面玩,立刻被人五花大绑推上堂来。美惠子大惊,她被士兵拦在门外,大喊大叫,还是不让进去。美惠子这时才明白,山本早已暗中告状,要加害吴凤翔,目的是要得到自己。她一时性急,绝望地大叫:“爸爸,你若不爱女儿,女儿可走了——”
　　吉川不忍心失去爱女,士兵们知道这一点,一时慌了手脚,有人上前来救美惠子,有人跑步进去向吉川报告:“少将,小姐撞墙死了。”
　　吉川听后,马上直奔屋外,见美惠子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他赶快去抱女儿。美惠子见到父亲后,无力地小声说:“爸爸,凤翔是我的人,山本爱我才害他……”说完,美惠子就昏了过去。吉川听到这儿,已明白山本是借刀杀人,目的是为了夺得美惠子。可是,吴凤翔是牛子龙的学生,这可不是件小事,不得不防。他深知中国人太恨他们了,但要是杀了吴凤翔,他女儿又不会答应,于是吩咐将吴凤翔关入牢房,不准任何人与他接触。接着叫人将美惠子送往医院抢救。山本见吴凤翔已被关押,现在是他想办法尽快干掉吴凤翔的时候了,便不由暗中笑了。此刻,他想出一条毒计,相信吉川会听他的,一定要将吴凤翔害死。
　　当夜凌晨1点,吉川突然带了十多个宪兵来到关押吴凤翔的地方,令人将吴凤翔放了。吴凤翔毫不领情地拍拍身上的衣服,正准备走时,被吉川拦住了。吉川十分阴险地说:“听说你已向我女儿发誓,忠于天皇,是我错怪了你。我给你一个任务,牛子龙今夜潜伏在包公祠里,他们一共来了六个人,你带上几个人去干掉他们。”
　　“机关长阁下,美惠子如何了?”吴凤翔问道。他知道美惠子已受伤,一是确实有些喜欢上了美惠子,二是想试探吉川的真实态度。
　　“她已无生命危险了,你去吧,她还等你胜利归来呢!”吉川一挥手,令三个日本宪兵跟上吴凤翔。说是同去完成任务,不如说是监视吴凤翔,若吴凤翔不肯下手,三个鬼子已得到密令,会先干掉吴凤翔。

　　吴凤翔走着走着,一时想不通了:牛子龙早知道自己来杀吉川,他现在又来开封干啥?他打算去包公祠后先看看,究竟这六个人是干什么的。吴凤翔来到包公祠的后院,见包公祠楼上亮着灯,还有人影晃动。他决定先上屋顶看看。他伸手接过宪兵递过来的手枪,看了枪中有没有子弹,交待他们原地等待,便飞身上了屋顶。他自幼习武,轻功上乘,飞上屋顶时,没发出一点儿响声。他轻轻揭开一块瓦往下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正是老师牛子龙,还有中共派来的助手王宝义等六人吗?吉川的消息为啥这么准确呢?他不放心,又仔细看了一遍,看这些人在说什么,可他们就是不讲出声音来。
　　他回头朝包公祠周围四下看了看,不由吸了一口冷气:周围虽没见人,可分明有日本特务在暗中监视着。若这伙人真是****的人,为啥吉川不派军队来呢?又为何要自己一个人来干掉他们呢?这里边一定有戏。他再往房子里一看,这下可让他看出毛病来了。原来,这些人都戴着假面具,而且刚从外面进来的一个人在讲“哟西”。他明白了,这是日本人装的!他不再犹豫了,你不说是牛子龙吗,我来干掉他们。他马上拔出手枪,揭开两片瓦,正要对准六人开火,可他又收了枪。他改为朝下扔了一颗手榴弹,马上飞一样跳下楼走了。不一会儿,包公祠内一声巨响,屋内六人就升天了。吴凤翔边跑边想,日本人怎么会知道牛子龙他们的长相呢?难道他们已遭日本特务跟踪了?后来他才知道,牛子龙和王宝义的画像,是日本人从国民党通缉的名册上看到的。
　　党组织三天没找到吴凤翔,正四下派人找他,有新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这时,还有个人也在四下找他,这人就是阴险毒辣的山本。当吴凤翔跑离包公祠不到一里路时,被山本早设下的圈套捉住了。吴凤翔在黑暗中乱跑,想甩掉三个日本宪兵,不料脚下一绊,马上一伙人围上来,将他捆住,蒙上眼睛带走了。山本已下了决心,要趁乱杀死吴凤翔,解决情场上的对手,就是吉川追问也好对付,吴凤翔已杀死六个日本兵。当他的手下将吴凤翔捉住,去向他报告时,山本大喜,跑步赶了过来,将手枪上了膛,作了随时打死吴凤翔的准备。不过他不想在城中干掉吴凤翔,因为在城中,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向着吉川,他只能偷偷地去郊外打死吴凤翔。
　　吴凤翔被带上车,不一会儿来到开封城外一个荒野的沙丘旁,被一群日本人从车上拖下来,令他在地上跪下。吴凤翔任务还没完成,这么死不值得,不肯向日本鬼子下跪。一个日本鬼子操起枪托,对准他的后腿打下去,他不得不趴了下去。这人正是山本。山本一手操枪,迅速后退十步说:“吴凤翔,我让你死得明白。你不是要夺走美惠子吗?我让你先下地狱!”
　　“等一等,”吴凤翔突然心生一计,要与他谈条件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再看看,这周围已来了吉川的卫士,你不怕吉川要你的命吗?还有你暗中杀死我,美惠子只能仇恨你,更加不会爱你。”
　　“你在吓唬我,我不会上你的当。你刚才在包公祠已打死了我手下六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我亲兄弟,这血债你要还!”
　　“砰砰”两声枪响,吴凤翔本能地倒在地上。可是,他觉得像没打着自己,正在奇怪时,听到美惠子的一声娇喊:“山本大佐,你太卑鄙了!怎么样,我这两枪够准吧!你的命我给你留着,可那只手从此就残废了,算我给你的教训。”
　　“你,你怎么也来了?”山本捏着流血的手惊慌地问,“你不是在住院吗?”
　　原来,美惠子早怀疑山本要加害吴凤翔,她只是外伤,趁伤好些后,说服了医生,马上偷溜了出来,暗中装成男人,混在日本宪兵内。这伙宪兵正是山本的部下,待山本要开枪时,她先掏出手枪打伤了山本的那只手。山本慌忙用手帕包着右手,坐上汽车回头走了。美惠子开过来一辆三轮摩托,她把车一直开到了吴凤翔身边,为吴凤翔解了绳子,松开脸上的绷带,大叫吴凤翔快上车。她开车追赶山本,要抢在山本之前,向吉川汇报山本要暗杀吴凤翔。而吴凤翔此时想到的是能尽快接近吉川,好完成杀死吉川的任务。
　　当美惠子赶回去见父亲时,山本早已提前赶到。不过,得知父亲不会让吴凤翔来见面时,她只好将吴凤翔送回了她的住所。美惠子向吉川讲了山本的情况后说:“山本一向说他忠于天皇,可他一贯说假话,若父亲不责罚他,我马上向母亲说明,让母亲转告天皇舅公……”
　　吉川明白美惠子如果向天皇密告,不仅山本受不了,他吉川也受不了,于是说:“孩子,别闹了,这些都是我安排的,你也别责怪父亲,更别怪山本参谋长。”
　　“爸爸,打死吴凤翔,也是你安排的吗?”
　　“这是为了日本大帝国的利益,你知道吗?从国民党内部传来消息,吴凤翔是八路军派来刺杀我的。只不过,我们证据不足才没有下手。”
　　“吴凤翔是****吗?我看他不像****,像军统的人,我要去问他。”美惠子刚要走,却被吉川叫人拦住,并下达了命令:“三天之内不准出房,待查清吴凤翔的来历后再说!”美惠子虽然是受日本国内天皇的派遣,来中国从事军事情报,可对她父亲的命令也没办法。她陷入痛苦之中。
　　吉川够狠毒了,用假牛子龙来试吴凤翔,白白地被吴凤翔炸死六个日本兵,他这还不甘心,接着他们又商量出了一条毒计。他让山本再找到吴凤翔,假意同意他与美惠子来往,但有一个要求,即令他将牛子龙捉住干掉,不然就要将吴凤翔军法论处,原因很简单,不该轻易杀死六个伪装牛子龙等的日本人。吴凤翔开始不答应,后来一想,不如答应下来,让自己有了人身自由就好办了,因为得了这个许可,就可设法找到王宝义等五人,最终找到牛子龙的人,于是他答应了下来。这时牛子龙也四下寻找吴凤翔,要将南方局传来的消息告诉他,让他弄清日军近期攻打龙山的计划,尽快干掉吉川和另外一些大坏蛋。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早一天消灭吉川,就等于少死几个中国人,中国人的血再不能流了。正在吴凤翔寻找牛子龙时,牛子龙躲过日本宪兵,装扮成日本人,与吴凤翔接上了头。他们一道制定了一个冒险的“特别通行办法”。
　　1940年5月17日下午,吴凤翔将牛子龙五花大绑地捆着押到了吉川的川陕甘会馆。吉川早已吩咐过,若吴凤翔抓住牛子龙,就让他们进来,于是他们顺利地进了会馆。这时,吉川和山本大佐、日本驻北平部队赴开封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开封宪兵队队长腾井治大尉,正在密商如何进攻湖南龙山的计划,研究情报传来的真实性。见吴凤翔押着牛子龙进来,吉川哈哈大笑起来,下令山本尽快把牛子龙拖出去枪毙。谁知,牛子龙的双手不知怎么没捆住,变戏法似的拿出手枪,对准山本的人开了火,另外还冲吴凤翔说:“快动手,打死这伙王八蛋!”手中的枪响了,山本被打中胸膛,倒了下去。吉川正拿枪开火,被吴凤翔打中右手,顿时鲜血直流。这时,山本仍在地上挣扎着,要拿出手枪射击,吴凤翔见了,马上一枪打过去,又接着数发子弹射击,将山本、腾井治、瑞田一一打中。吉川像头发怒的狮子,虽然满身是血,还是跳着回头想从墙上拿出战刀捅死吴凤翔。可是迟了,吴凤翔又一串子弹将他打死在地上,那刀早已扔在一旁。吴凤翔寻找没死的日本人,突然从屋外传来跑步声。吴凤翔先是关门打狗,现在听到跑步声后,突然拉开门,甩手一梭子,将几个卫士一阵枪打死。他同牛子龙一道,将会议室的地图及吉川等人的手枪、子弹取下,又将桌子上的日军文件装入口袋后才撤退。刚走两步,回头又走进屋,脱下一个日本人干净一点的衣服,叫牛子龙穿上,好顺利地闯过几道岗哨。最后冲出大门时,牛子龙见两个卫兵上来,马上一一打死。

　　枪声响起后,开封城里大乱,跑步声、枪声、口号声四下响起。5月20日的河南民国报和6月2日的申报,都先后报道了吉川等五人被吴凤翔杀死的情况,还配发了照片。天皇知道吉川已死,据说也哭了三天。美惠子寻找吴凤翔报仇,寻找了四年,再也没见到吴凤翔的人影,她带着仇恨,战败后回到了日本。
　　1986年10月5日,一个日本人,大约40岁,他来到河南郏县城东,四下打听吴凤翔。村里人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听他讲了吴凤翔是杀死日寇少将吉川的大英雄,才告诉他,吴凤翔已去世,埋在村西黄道坡。那个日本人马上买了香纸,在村人的指点下,来到吴凤翔的坟前,一见那高大的烈士碑马上跪下,大声哭泣说:“爸爸,我来迟了,我就是你的儿子汉华呀……”
　　吴凤翔有后人?村上人奇怪了。吴凤翔当时躲到了平顶山后,被国民党当局抓住了,关进了大牢,国民党当局派人暗中杀死吴凤翔,把消息也封锁了。是王宝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才将他的尸体送回郏县老家埋了。待这中年人又去磕完头,村上人才从他的嘴里了解了他的身世。
　　原来他就是美惠子与吴凤翔的孩子。美惠子知道吴凤翔杀死父亲后,也恨吴凤翔,谁知不久,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本想打掉孩子,可一想也算爱了一场,才决定生下孩子,取名叫吉川汉华。在汉华40岁时,美惠子见自己快要作古了,才道出其中原委,让他回中国老家看一看他的父亲。哪知,父亲40多年前已经作古……
　　村上人为吴凤翔流泪,也为那段苦难历史流泪。也许是巧合,那时老天竟下起蒙蒙细雨,大概天和地都哭泣了。

吴伯雄：一个台湾政治家和他的时代[转帖]
 

张欢

　　从吴伯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出身台湾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吴伯雄纵横台湾政坛40年，虽几起几落，但一直屹立不倒，这和他圆融的处事手法有着很大关系，台湾政坛上都尊称一声“伯公”

　　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交流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如果按照台湾人普遍相信的命理学来说，他的脸是典型的佛相。从他的眼睛就会明白，在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至少是亲和力——他会笑，脸不是绷着的。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他对我们也开起了玩笑：谈及台湾族群对立、省籍矛盾时，他拿自己举例：“我家有11个孙子和外孙，过几天要团聚，当我抱着我的外孙，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时，怎么会想，喂！你是番薯(本省人)还是芋头(外省人)啊？

　　他的私人办公室设在台北开封街一间很普通的写字楼里。这是幢位于老城区的商住楼，周围有很多旧式建筑，街道的整洁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人在这里的漫长统治。

　　采访介绍人沿途向我们介绍各有来头的景点：这个是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已经卖给张荣发做基金会了；这个是老的中正纪念堂，现在被民进党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了；这个是台北火车站，施明德的红衫军倒扁总部。距离吴伯雄私人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就是吕秀莲的私人办公室，作为前“副总统”，办公室也一样的不起眼。

　　吴的办公室位于这幢普通楼房的顶两层，复式结构。也许是因为周末的缘故，楼下只有一个看门的白头发的老门卫，只是看了一眼就让我们进去了。

　　吴伯雄的私人办公室并不很大，这里是他的“伯仲文教基金会”所在地，也是次子吴志刚的受访服务处(吴志刚是台北市“议员”，必须要为自己选区的选民服务)。

　　与其说是办公室，更不如说是一个佛堂。办公室里有大量的佛教书籍，还有一面墙大的观音大力士画像，套间里的红木座椅也是用来打坐的。

　　吴伯雄是台湾最为显赫的佛教徒，他的师父是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星云大师在台湾有着深厚影响力，每当台湾举行选举时，政治人物们都会向这位大师朝拜，用来争取人数众多的佛教徒手里的选票。

　　今天这里非常清静，在我们到之前，总共只有三个人：吴伯雄、李建荣(前《中国时报》记者、现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和一个年轻的助理。

　　吴伯雄已70岁了，和中国众多的老年人一样，谢顶而且有着一个很大的肚子。他从来不忌讳自己的缺点，曾对摄影记者指着脑门开玩笑：“拍我还需要打灯么？”

　　和他的前几任都不同，吴显得亲和力更足，握手时他会笑着用另一只手拍着对方的上臂然后让座，即便对方只是他孙子辈的记者。

　　他的前任马英九有“师奶杀手”的绰号，但为人处世上有着“不沾锅”的特质，很少见到哪个政治人物会把他当成朋友。再上一任连战，则顶着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招牌，一生严谨，哪怕是因为选举需要去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录影，也会西装整齐，不苟言笑。

　　吴总会用轻松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哪怕他讲述的故事伤感而敏感：当民进党打“2·28”悲情牌时，吴伯雄就会反击——连国民党主席都是“2·28”受难家属，还有什么好说的。

　　与吴伯雄父亲同为双胞胎的二伯吴鸿麒，是家族里唯一学法律的，光复后曾在台湾高等法院当法官，却死在了“2·28”事件中。

　　他告诫自己的家族，作为佛教徒，“2·28”事件我们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希望类似事件永远不要发生，更不要把账记在当时都没出生的人的头上。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台湾是用“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的名号参会曾经在岛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因为吴伯雄是开幕式观礼嘉宾，民进党人士向他喊话：“带上两面青天白日旗。”吴则用幽默回应：“他们这么重视‘国旗’这很难得，因为他们的党部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挂青天白日‘国旗’的。陈水扁到‘国外’访问，迎接的都是绿旗(注：民进党党旗)，他们居然会这样重视，哈哈。”

　　总体而言，吴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在大陆关心的两岸问题上，他提出“国民党主政至少不会搞台独”。

　　他认同大陆胡温体制的种种做法，极力称赞他们的做法符合老百姓的要求，并用“万里挑一、IQ和EQ都是顶尖、格局大”的顶级词汇赞美他的对手(或朋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在台湾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他拉拢宋楚瑜，团结泛蓝势力。在他任内，国民党接连打赢两大选战(“立委”选举、“总统”竞选)。

　　连续的胜利让他在今年赴大陆拜谒中山陵时，有勇气说出“报告总理，我们把‘政权’拿回来了”。并随后写下“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横幅，因为他始终认为“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

　　他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不会像马英九那样对高学历的人才那么看重，马的“内阁”被称作是“校长内阁”、“教授内阁”。

　　吴伯雄会和电视上的政治名嘴们每周定期聚会沟通，称赞他们的判断比那些教授学者强百倍。而私下聊天时，马英九也会和这些名嘴们拍桌子。

　　和台湾当下政坛人物中众多的海归博士相比，吴伯雄的学历并不高，他没有海归的背景(并不是他不能去，他也曾考取过国民党送人才到海外留学的中山奖学金)，也不是台大毕业，但他坐到了这个位置，并成功地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推到顶点。

　　迷局收拾者

　　两年前的吴伯雄是否有今天的心情，没有人知道，那时候的国民党正面临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

　　2007年2月，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因为“特别费”案被起诉，马迅速辞去党主席一职，并立即带着副主席詹春柏拜访吴伯雄，希望第一副主席“伯公”接任代理党主席，并正式竞选国民党主席。

　　此时的吴伯雄已经68岁，常年的骨刺之痛让他已经处在半退休的状态，从政40年后，精力大都已放在自己成立的“伯仲文教基金会”上，并准备任期结束后专心从事佛教传播活动。

　　他很清楚，国民党已是危机重重：唯一的政治明星——马英九面临牢狱之灾的可能；另一大佬王金平因党主席选举失利仍心存芥蒂；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打击了陈水扁，也敲打了国民党；前“总统”李登辉又在挑动国民党本省籍党员“出头天”；2008年又要面临大考——“立法委员”和“总统”选举……

　　如果打不赢2008年的两大选战，国民党——亚洲的第一个民主政党就将面临泡沫化的危险，甚至会面临党内再度分裂的局面。

　　党主席的位置已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旦选战失败，这个主席就将是国民党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面对马英九的请求，吴伯雄并没有马上答应。他向师父星云大师求教：“我该怎么办？”

　　星云的回答是：“菩萨也有金刚怒目时，你要救众生。”

　　吴接下了这个担子，在这一年多里，国民党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并接连赢下“立委”和“总统”选举。吴伯雄对跑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的记者开玩笑说，因为实在太团结，所以没新闻，对不起大家了。

　　2008年5月，“胡吴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1949之后，国民党主席首次以“执政党”领导人身份与***总书记会晤。

　　当胡锦涛感谢台湾同胞“天灾无情人有情”时，他报以——“谁都不能保证没有天然灾害，但可以透过人为的努力保证没有战争”。

　　面对马英九当选后的“党政分离”趋势，吴伯雄再一次发挥圆融的政治手法，强力团结国民党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维系国民党的影响力。

　　身处海峡这一边的人们很难想象，中国国民党主席在今天的台湾会没有公车，请客要掏个人腰包。

　　事实却正是如此——吴伯雄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最大义工”，他坐的车、请的司机，都是自己出钱，身边没有保镖；选举时帮马英九去拜票请客，经常得自己掏腰包买单；选举要打广告，国民党没钱支付广告费，他就得动用人脉“替马英九磕头”。　　权力道路

　　今天的国民党需要一次彻底变革是台湾人的共识，但为什么吴伯雄会成为二次“政党轮替”的掌舵者，是什么将他提升到权力顶峰？

　　事实上，吴伯雄的崛起与台湾光复后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崛起印证了国民党政府来台60年统治势力的变革：从军事强人蒋介石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再到国民党籍的台湾本土派李登辉，最后到民进党的陈水扁，台湾逐步走向一条本土化之路。

　　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党政治伦理、日据时代的遗留痕迹、美国榜样的影响以及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诸多力量交杂在一起，让台湾的今天看起来格外迷离：它既是华人民主政治的样板，又是民主乱象的极佳代言人。

　　理解台湾的今天以及之前的历史，吴伯雄是一个极好的样本，而他的历程也诠释了岛内政治时代的变迁。

　　台湾“行政院”系统内有一个部委，叫做“客家委员会”，其目标是“复兴日渐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续客家传统文化命脉，打造台湾成为一个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

　　客家人占台湾人口的13%，是岛内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台湾最知名的报人司马文武(注：即江春南，陈水扁两次“总统”就职演说稿起草人)对陈水扁贪腐事件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阿扁是一个穷小子，一辈子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上台，一旦得势加上有吴淑珍那样一个老婆，在金钱面前很难把握住自己，所以真正的政治一定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贵族才能玩的，因为他们在金钱面前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倒。

　　吴伯雄就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他出生在桃园县中坜市一个客家望族。吴家的产业包括新竹中小企业银行、第一银行、土地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桃园汽车客运公司、新光人寿保险等企业。吴家还投资了中坜医院、新国民综合医院、新生医院、中台实业、南庄煤矿、新竹茶叶公司、至德投资、优美集团、信东化工、为邦实业、为邦租赁等。

　　家产雄厚成为吴伯雄进军政坛的一大优势，当选桃园县长后，父亲每月都给他一笔“生活补助费”，让他做官没有后顾之忧，即便交际应酬多，也能够应付自如。

　　直到今天，两个儿子又先后从政，吴伯雄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让儿子能够不担心家用，一心为民服务，当然这也是为了让儿子们尽可能杜绝贿赂。

　　吴的祖父吴荣隶为前清秀才，曾在中坜兴学，设立私塾，桃园一带老辈读书人多是他的朋友或弟子。吴老先生有八个儿子，而其中有四个医生。在日据时代，医生地位崇高而且待遇好，一下子带动了吴家的兴旺。

　　在那个时代，医生从政有着特别的优势：除了济世救人，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多医生担任公职，不用与人争，都是被大家拱出来的。

　　吴伯雄的大伯父吴鸿森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一面行医，一面从政。在台湾光复初期，吴鸿森是台湾政坛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先后担任过县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省政府委员。

　　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和日本九州大学，是医学博士，后来进入政坛发展，由医师药剂公会推选为县议员，并连任三届县议员，还担任过桃园县长。

　　这时，吴家有两兄弟同时进入县议会，这在台湾桃园、新竹与苗栗地区(当时属于一个县)来说是首开纪录，也标志着吴家在地方政坛有强大的力量。

　　吴伯雄的母亲林访兰娘家是苗栗望族，也称得上是政治世家。林访兰长兄林为恭(吴伯雄的大舅)，曾任“省议员”及第四、五届苗栗县县长。林访兰另外两位兄弟林为宽、林为梁也曾分别担任过“省议员”。

　　政治世家、望族这样的词汇并不是吴伯雄乐意看到的，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书香世家。他的兄弟姐妹及晚辈当中，博士就有十几个，尤以姐夫宋瑞楼院士学术成就最高。家族聚会时，父亲对已经是“内政部长”的他说：“不要看你官大，但论起贡献哪里比得了你姐夫。”

　　父亲也会宽慰这个儿子：“伯雄虽然学历是最低的，但是他对社会上的事情还是最了解的嘛。”

　　1962年，吴伯雄从成功大学工商系毕业，服预备军官役一年，还被指定为“国防部三民主义巡回教官”，锻炼了他日后面对群众演讲侃侃而谈的良好口才。

　　几年前，他去厦门参加台湾农产品推介会，在会上一张口就语出惊人：“40多年前，我就在这附近。”——那时的他正好在金门服役，手中的几个炮口就对着对岸的厦门。

　　1968年，台湾选举条例改变，规定“省议员”要高中以上学历。这给了29岁的吴伯雄一个参政的机会。

　　在家人的鼓励下，吴参选桃园县第四届“省议员”。凭借雄厚的家族实力，他顺利当选，正式进入政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议员”。

　　1972年，33岁的吴伯雄当选桃园县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县市长。此时，他的父亲结束县长一职刚两届。

　　吴伯雄开过一个玩笑：“我母亲是最有福气的，因为她跟三个县长睡过觉。”——“我的母亲林访兰，她的丈夫吴鸿麟与儿子吴伯雄前后担任过桃园县县长。我母亲的大哥叫林为恭，曾任苗栗县县长，他们兄妹是我外祖母床上带大的。你们看，我母亲不是跟三个县长睡过觉吗？”

　　那时吴伯雄的最大希望是要摆脱“吴鸿麟儿子”的标签，因为父亲做医生时对穷人免费看病，很多乡亲都是感恩于他的父亲才投票给他。

　　他一定能理解立志从政的儿子们的想法——今天，他的两个儿子也希望摆脱“吴伯雄儿子”的标签。

　　县长任内，吴伯雄出手不凡，尤其在工业发展和交通建设方面。中坜工业园区就在他的任内完成，桃园国际机场征地1000多公顷，他也能推动完成。

　　不过吴也坦承，在今天的民主时代，再想要征用那么多公顷的土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世家子弟出身的吴并不缺少务实的政治才干：当时的“省主席”谢东闵因为工作经常要从台北跑到台中，吴伯雄就利用自己同学当列车长、站长的优势，一旦有事汇报，就让同学安排谢东闵隔壁的位子。就这样，他可以在桃园站上、中坜站下，如果事情多一点，就新竹站下，谈公事直到谢点头为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给上级首长留下了“能员”的印象。

　　这时的台湾政坛也在发生着变化。大权在握的蒋经国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提拔年轻有为的台籍人士进入政坛。

　　蒋经国计划培养吴伯雄为财经官员。1976年，吴伯雄出任最大的省营事业公卖局局长，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11届中央委员，开始了他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公卖局虽然是一个官办机构，但也是当时台湾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营烟酒。

　　学工商管理出身的吴伯雄在公卖局大胆实行改革，用市场的观念来营运烟酒事业，还把很多酒厂从市区迁出，更大胆地改变公卖销售模式，不惜得罪相关人士。

　　公卖工作也锻炼了吴的国际视野，比如公卖局要大量购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因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注：美国著名保守派，曾因对台军售和李肇星打过笔仗)的选区就在北卡。

　　4年后，吴伯雄因“公卖局假酒案”提出辞职，尽管受到“省主席”林洋港与蒋经国的挽留，但还是坚决回到家乡任新竹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

　　吴伯雄说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事情不多而口袋里的钱很多。

　　两年后，蒋经国在“总统府”找他聊天：“可以了吧！玩够了吧！年纪轻轻的，不要做生意了！”

　　蒋经国的一句话让吴走进了国民党中央，接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两年后吴担任“行政院”的“内政部长”，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吴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任中常委。

　　这时的“内政部”是首席部会，而且正逢蒋经国推动民主化时期。开放集会游行、开放到大陆探亲、开放组党、通过《国家安全法》、取消回台黑名单一系列民主化举动，吴伯雄都有参与其中。

　　早几年吴伯雄要到香港去还被拒绝，因为香港方面认为“内政部长”是特务头子。吴伯雄碰到前特首董建华后感慨：“你们香港人应该对我很熟悉才对啊，香港入台的证件都有我的签署，我让上百万人次的香港人到台湾，为什么我自己却不能到香港去？”

　　正在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之时，1988年7月，吴伯雄却从“内政部长”调任台北市市长。“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安慰下属时说“这是李登辉‘总统’的意思”。

　　在市长任内，吴在政绩上有着不错的表现，进一步奠定了政治人脉关系。

　　从他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家族是桃园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再配以豪爽、善交朋友的性格，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只有他能主持国民党大局了。

　　1994，天王山之战

　　当了两年台北市长后，吴伯雄又重新接任“内政部长”。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台湾政坛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吴的目光开始投向1994年举行的台湾“省长”选举。这也是首次民选台湾“省长”一职。在此之前，他曾经争取过“省主席”(最后一任官派)，却被李登辉调剂给了宋楚瑜。

　　1993年8月国民党十四大上，吴以第一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可见其在党内的声望；同时在多次民意测验中，吴伯雄均受好评。

　　选“省长”首先面临党内提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伯雄毫不掩饰地说：“到目前为止，民选‘省长’绝对是我唯一的选择。”

　　此时的宋楚瑜也公开表示要竞选民选“省长”，而且精心布局打造阵势。面对强敌，吴伯雄喊出“上山下海，就算只剩阿里山，也要选到底”的豪言，并针对李登辉明显偏向宋楚瑜的布局，顽强地声明：“不要还没开运动会，颁奖典礼就先举行了。”

　　身为“总统”和党主席的李登辉最终还是做出了“弃吴保宋”的决定，并且找到吴伯雄的父亲劝他退选，并向吴的父亲允诺：“伯雄就交给我好了。”

　　外界这时也有一种说法：李登辉用彻查吴伯雄家族产业相威胁，逼迫吴伯雄父亲劝退儿子竞选。

　　师父星云大师也告诫他：“退一步海阔天空，人生何必过得这么苦，本来圈子就这么大，你自己划一个小圈圈，把自己蹲在那里干什么呢？”

　　最终，吴伯雄选择了放弃，宋楚瑜隔日即到“内政部”感谢，吴伯雄大方接待，陪着宋楚瑜在“内政部”拜票，还说：“我今天心情好极了，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世事难料，宋楚瑜当选“省长”后3年，李登辉“冻省”的举动，使宋的政治生命大受打击，而代表“总统府”抚慰宋楚瑜的人就是吴伯雄。

　　为安慰吴伯雄，李登辉于同年底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长”。1996年6月，吴伯雄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成为党内大佬级人物。2000年出任国民党副主席，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直选，马英九当选，请吴伯雄任第一副主席。

　　长期以来，吴伯雄一直和李登辉之间保持着亲密的互动关系，二人均是福建永定同乡，吴的才干也得到李登辉的认可。

　　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期间，吴大胆提出把“国防部”从“总统府”迁出，理由是“民主国家”内，“总统”办公室旁边是军方办公室不适当。

　　转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吴伯雄开始考虑国民党的改造，在他的任期内，国民党“党”“政”很难分开，甚至在党内还设有“大陆工作会”，在木栅设有游击队训练基地，专门从事去大陆刺探情报。

　　在吴伯雄看来，国民党必须要从“革命政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不然如此多党工的薪水国民党就吃不消，必须向西方民主国家学习，走精简党工、精简专职的方向，要让义工成为政党的主要力量。

　　在他任期内，第一次推动党工大规模裁减，而今天担任党主席后，更是不遗余力，要让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党彻底摆脱“党产”的困扰。

　　1994年的“省长选举”对吴伯雄来说无疑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宋楚瑜凭借这次选战的胜利一举奠定了政治基石，迈向台湾最高层。直到今天，台湾人仍对宋“省长”全省“走透透”的做法心存感念。

　　倘若吴伯雄能够赢得这次提名，以自身实力加之国民党的影响力，极有可能问鼎“省长”宝座，并借此迈向2000年的“总统”大选，然而李登辉的最终选择，让他在壮年时期失去了登上最高峰的可能。

　　尽管和李登辉之间存在着这样的芥蒂，但吴伯雄依然保持着对李的尊敬。2008年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上，当李登辉在典礼前十分钟才赶到会场时，吴伯雄立即上前寒暄，而连战并没有起立，只是微微点头致意。一旁的宋楚瑜目视前方，完全无视这位当年情同父子的“李总统”出现。

　　身段柔软的政治整合者

　　吴伯雄纵横台湾政坛40年，虽几起几落，但一直屹立不倒，这和他圆融的处世手法有着很大关系，台湾政坛上都尊称一声“伯公”。

　　这种台湾特色的圆融里既有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沿革，比如维护团结的表象、不撕破脸皮，也有着现代议会斗争的种种手段，拉一派打一派，实现本方政治势力的最大化。

　　2005年，马英九和王金平竞选国民党主席，双方结下心结。

　　为避免两败俱伤，大年初二，吴伯雄以礼佛的名义，邀请马、王齐赴自己老家中坜禅净中心共进晚宴。上香行礼后，晚宴开始。在吴伯雄的怂恿下，王、马二人当场喝起了“交杯酒”。吴又趁机起哄，要把二人送入“洞房”。

　　为了营造“马王合”的气氛，禅净中心的墙上贴了星云大师“退一步逍遥自在，让三分吉祥平安”的对联，而横批是“诸事圆满”。

　　当年，李登辉就是在此地劝退了吴伯雄竞选“省长”，吴此时不惜现身说法，力劝二人团结，终于使二人达成“不管谁最终出线，都首先征询对方是否愿意出任副手”的承诺，在台面上维持了国民党的团结形象。

　　2007年5月31日，王金平正式宣布婉拒马英九请其担任副手的邀请，但他强调说：马王虽然不搭配，但马王合作非常重要，谢谢吴伯雄的诚意，保证会全力配合马英九，争取使国民党在2008年胜选。

　　2007年，吴伯雄和王金平代理人、“立委”洪秀柱竞选党主席(补选)，他力主打一场高格调的选战，坚决避免“赢了选举，失了人心”。

　　开票当日恰逢洪秀柱生日。确定胜选后，吴特地提着蛋糕到国民党开票中心为洪秀柱祝寿，两人也热烈拥抱，营造团结气氛。这与马、王2005年党主席之役后反目、嫌隙不断扩大形成鲜明对比。

　　就任党主席后，吴立刻指定连战心腹林丰正为第三副主席，掌“立委”初选、不分区立委提名事宜。这等于让连战也参与党内权力分配与资源重整，巧妙平衡连、马势力。“胡吴会”期间，吴伯雄唯一指定让中常委连胜文(连战之子)同行，表现出对连战的尊重。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自美返台，吴伯雄亲自到机场迎接，给足了宋楚瑜和亲民党面子。之后又承诺将在“立委”选举时给亲民党预留六个选区。不但部分化解了宋、吴当年因争“省长”而产生的心结，而且为未来国亲合作打下了一块基石。这也与之前马英九吃定亲民党、逼走宋楚瑜形成鲜明对照。

　　吴伯雄的长子吴志扬举行婚礼时，吴低调处理，并没有大宴宾客，而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不请自到来祝贺，陈说自己是为学弟庆贺(两人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本意确是向吴示好，也可见吴伯雄的好人缘。

　　在当下台湾，宗教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以会“分身术”为噱头的神棍宋七力，信徒曾高达二三十万人，连谢长廷都是其信徒，谢的太太游芳枝更以“编撰伪书牟利”而被起诉。最后在台北市“议员”璩美凤(注：后因色情光碟事件而闻名)的指控下，宋七力被判刑7年，其后台湾“高等法院”居然认定宋七力的行为属于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刑罚。

　　吴伯雄师父星云大师主持的佛光山是台湾第一大道场，不但在全球华人世界拥有百万信徒，更大力兴办各种实业机构、公益机构和教育机构，甚至有人把其列入台湾十大企业。

　　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在台湾政坛也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核四”事件中他带头支持民进党，与陈水扁互动密切，而在2006年倒扁风潮中，又特别呼吁陈水扁下台。

　　作为佛教徒，吴伯雄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他也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定为继续传播佛教。

　　国民党失去台湾“政权”后，历经连战、马英九、吴伯雄三任党主席，台湾媒体曾比较三任主席召开中常会的风格差异——连战主持的风格是一板一眼的“行政院会”；马英九事事交代、人人响应的主持风格则有如“市政会议”；到了吴伯雄手中，则变得颇有些轻松幽默。

　　2007年4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国亲协议案，由于许多常委对亲民党的“挟持”做法有意见，一开场气氛就上了火，黄昭顺劈头骂亲民党，秘书长吴敦义站起来说：“国民党是泱泱大党，要用最好的器度对待亲民党。”

　　黄昭顺回说：“吴志扬刚刚跟我咬耳朵，说泱泱大党是遭‘殃’的‘殃’啦！”坐在主席台的父亲主席吴伯雄马上对儿子、中常委吴志扬说：“志扬，你今天不用回家了！”引发全场哄堂大笑，黄昭顺也笑了出来。

　　她回过神来，立刻又高声质疑国亲签协议“根本是马关条约”，不料吴敦义马上指着台下的副主席关中说：“关在那边。”关中则慢条斯理说：“我在，可是马(英九)已经不在了啊！”台下再次爆笑。
　　　

《中国****的三十年》署名内幕[转帖]
 

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年7月1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已拥有五百八十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因为胡乔木编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毛泽东选集》，又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史到了“烂熟”的地步。

那时，胡乔木已经离开了谐趣园，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大抵也正因为对于中**史“烂熟”的缘故，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了题为《中国****的三十年》的报告。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的三十年》的艰难内情：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人民日报》迅速排印了《中国****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在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示有关文章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他的信上作了批语：

主席：

“三十年”(引者注：即《中国****的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批：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21日

在接到毛泽东的批复后，《中国****的三十年》署名胡乔木，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杨尚昆曾经这么忆及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951年党成立30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中国****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共建党三十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各地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其影响超过了刘少奇在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年大会上的报告。

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即使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曾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首脑”的形象。这一回，则是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

虽说胡乔木一生写过众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的三十年》是其中少有的署名胡乔木发表的著作。正因为这样，《中国****的三十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一提及胡乔木，人们会马上说，哦，他写过《中国****的三十年》!

此处顺便提一笔，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批语称“是十二人”，从此中**史专家们便沿用此说。直至最近几年，才终于承认包惠僧亦是中共“一大”代表，承认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三人。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转帖]

作者：杨文 裴小敏 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赵映林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最终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被捕四次。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同时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租界当局逮捕。胡适知道后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那天，胡适越想越气，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真不要脸！”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众多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经各方人士合力多方奔走，法租界最终以“罚洋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陈独秀获释。

胡适第二次营救陈独秀时，陈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胡适在政治上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可胡适只以友谊为重。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又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胡适在陈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又找在外交部任职的顾维钧，请他无论如何要为陈案出点力。胡适还软中带硬地暗示法国公使不要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胡适声明：“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刘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8月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四百银洋了结此案。

陈独秀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后，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以致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开动所有的官方宣传机器，竭力主张“迅予处决”。胡适不顾压力，一方面联合好友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审判，以使案子公开化，可请律师辩护。另一方面，他请私交甚笃、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联络，并与蔡元培、段锡朋(国民党中央执委，胡、陈在北大的学生)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胡适为了扩大陈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公众的关注，给国民党造成压力，利用讲学之机，四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讲特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强调说，我们成立此会的目的有三：（1）帮助个人；（2）监督政府；（3）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在会上他大声疾呼，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我们一定要营救他。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8月19日，汪精卫给胡适回信，表示要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四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颇有鲁迅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胡适曾联络安排陈独秀去美，因陈不肯而作罢。

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回归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向早期回归。胡适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出党后，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批评道：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斯大林不懂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批评苏联是官僚国家。陈晚年对民主的认识变得与胡适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对苏联非民主经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联系邓小平的相关讲话，今天读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香港参加民革回眸[转帖]
 

　　全国军民浴血抗战八年,苦难深重,胜利后,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休养生息。中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代表,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建设国家。但是签字的墨汁未干,蒋介石就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与此同时,还由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市吹风,向国民党高层人士传达蒋介石的旨意。
　　派到安徽执行这项特殊使命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干将魏寿永。他于1945年11月中旬到合肥和李品仙(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委,抗战胜利后专任省政府主席)在省党部会议室密谈。作为李品仙机要秘书,谈话时我在座。魏寿永说:“‘双十协定’是假的,因为我们调动部队需要时间,不得不做个假象。总裁(指蒋介石)决心趁早把****消灭掉,以免后患。”魏寿永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国民党自孙总理领导革命以来,奋斗数十年得来的江山,今天让他们****人来同我们组织联合政府,平起平坐,哪有这样便宜的事!”魏寿永建议李品仙根据安徽情况,进行必要的准备与部署,迎接全面“剿共”。在听完魏寿永的传达后,李品仙显得有些激动的样子,他提高嗓门说:“我看****的目的是要赤化整个中国,并不满足于参加联合政府。****一向不守信义,如国军遵令停战,反而使****得以趁机扩张。因此我完全赞同和拥护总裁的决策,趁早把****消灭掉。”李品仙还表示将以实际行动贯彻总裁的指示。
　　从这次密谈中,我知道全面内战必将爆发,同时进一步认识了李品仙的反共决心,因而引起我思想上的不安。我认为国共合作抗日取得了胜利,理应继续合作建设国家。我投笔从戎是为了抗日救国,现在刚把敌人赶走,就来同室操戈,实在不应该。想到我的广西学生军同学和省动员委员会同事大多数人在****那边,我怎么能仍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去打他们呢?再说,我所认识的大多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精英都在****那边,看来国民党政权终将垮台,于是我开始萌发了投奔解放区,另找政治出路的想法,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我和其他许多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一样,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寻找政治出路的思想越来越迫切。
　　机会终于来了。1947年6月,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长钟其元送来一份要我转呈李品仙密阅的“内部参考”,里边说国民党民主派领袖李济深在香港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朱学范、朱蕴山、李章达等人集会,酝酿实现“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民主派其他人士大联合,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反蒋。看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参加民主革命的好机会。于是我立刻去柳木巷找知心朋友王汉昭密谈。王系广西人,时任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少将处长,他也对内战不满,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认为这是参加革命的好机会。并说:“丘清英系19路军旧部,向来对蒋不满,现在19路军负责人蔡廷锴和李济深一道站出来领导反蒋,他想必乐意参加。”丘系广东人,原任立煌警备司令,抗战胜利后,改任第八绥靖区司令部中将高参。我和他也很熟识。他也住在柳木巷,和王汉昭家不远。我和王汉昭来到他家,他听我讲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香港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联共反蒋时,立刻表示愿意参加。根据丘清英的建议,次日我们三人在丘家共饮鸡血酒,宣誓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内战,投身革命,永不反悔,如遇患难,决不出卖同志。大家推派我去香港联系,并代表他们两人申请参加革命组织。
　　我原籍广西防城,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广西学生军出来,已经离开家乡十年,请假回去看看,完全合情合理。我以回原籍探亲为由,向李品仙请假两个月。李不仅批准了我的假期,还批给部分路费,并亲自书写了一个条幅连同他的戎装全身照一张交给我带给父亲。当时按规定,海陆空交通对现役军人均有优待。我为节约旅费,特从省保安司令部张湘泽副司令那里搞到一套美式军装和上校督导员胸章,打扮成一个军官于1947年7月中旬秘密坐火车到上海后,转乘飞机直奔香港。但我的差假证却注明由合肥经武汉到广州转防城。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目的在于遮盖“中统”、“军统”特务们的耳目,并避免李品仙的疑心。
　　路经上海时我住在郑昭明牙医诊所里。郑系四川人,曾任李品仙私人医师,他在香港有个朋友叫林焕民。他叫我到香港找人时可请林带路,因此我一到香港首先去看林焕民。林系广东人,时在香港某大学任教,对人非常热情。他带我去大厦企业公司看望陈树渠和冯伯恒。陈系“西南王”陈济堂的胞侄,我在广州上学时和他认识。冯系广东人,建国后曾任广州市民革副主委。从他们那里,我得悉朱蕴山住在七姐妹道继园陈树渠家里。我在大厦企业公司稍坐片刻,陈树渠就带我去他家看望朱蕴山。朱蕴山是我在省动委会工作时的老领导,他见我来自他的家乡,同时还代表另外颇有影响的两个人来参加革命组织,非常高兴,第二天就带我去看望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李济深对人慈祥和蔼,何香凝住在山上,她拿出自己在屋后种植的炒花生来招待我们,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陈树渠在他的公司里设宴为我洗尘。李济深、朱蕴山、冯伯恒等举杯对我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港参加革命组织,表示欢迎的情景,使我十分感动。随后我又和李、何、朱、蔡等人多次会谈,决定由我和丘清英、王汉昭三人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直属安徽小组(简称“民联”小组,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改称“民革”小组),规定“民联”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反内战、反独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民起义,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吸收国民党民主派参加组织,积极吸收具有声望的民主派人士成立豫鄂皖边区领导机构。同时决定“民联”小组由朱蕴山同我单线联系。朱化名汶山,我化名李海(原名李荣康),约定联系地点在香港德辅道中国民行108号大厦企业公司,合肥柳木巷12号(这是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长钟其元的住宅,可以万无一失)。我根据会谈决定事项,整理为备忘录五条,写在我的笔记本里,请李济深签字,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

　　我在香港逗留了将近一个月,除了和朱蕴山及其他有关人士叙谈外,其余时间多数是在旅馆或书店贪婪地阅读国民党统治区不容易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李济深和朱蕴山听说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三代长辈都健在,劝我顺便回家乡探望亲人。陈树渠他们在东兴置有宽敞的别墅,他写信给管家叫我回到东兴时可住在他们的别墅里。但我通过看书学习以及同许多领导人的谈话,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有所提高,急于返回安徽开展革命活动。我把李品仙给我父亲的条幅和相片等邮寄回去,虽然假期未满,我于8月底就提前返回安徽了。以后我的三代长辈先后辞世,我也未能回去奔丧,深为遗憾!真是所谓“忠孝不能两全”。
　　为了进一步掩护这次到香港的秘密活动,路过广州时,我曾去访问广东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学习他们的机要秘书工作经验,并索取有关资料带回来,为此,李品仙还表扬我善于利用探亲机会向别人取经。但他哪里知道,我从此已经背叛他、背叛桂系倒向人民了。这叫做政治原则高于私人感情。
　　回到合肥,我立刻向丘清英、王汉昭传达香港会谈的精神,并把“民联”小组成立起来,随后通过地下党员郑汉(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委统战部主任秘书)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长方向明(上海工作组后来改为芜湖工作组,解放后方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取得联系,从而在地下党和民革中央的领导下,我先后以李品仙和李宗仁(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机要秘书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从此走上民主革命之路,开始了新的人生。

血战朝鲜：有多少外国王牌军队被志愿军打残？[转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联合国军”进行了近3年的浴血奋战。曾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新西兰等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共17国部队，决一雌雄。可以这么说：这些被参战国派往前线的部队都是本国的王牌，都是去扬“国威”的！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损失兵力162708人，其中战死54246人，伤103284人，失踪、被俘5178人。其死亡人数占侵朝“联合国军”死亡总数的94.916%。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是美军伤亡14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笔。

　　英军阿盖尔营（1950年）

　　 英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英国遭受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人民交手的最惨重失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经典”之战是消灭了英联邦第一师第二十八旅的“皇家苏格兰团”、英联邦第二十九旅的“格洛斯特营”和“皇家重型坦克营”三支“王牌”部队。

　　 1951年10月3日，在朝鲜马良山，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第一师与英军“皇家苏格兰团”开始了生死决斗。战斗结束后，“皇家苏格兰团”第一营的1701名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主峰，在被坦克摧垮的碉堡里，发现了英军营长的尸体，幸存的46名英军官兵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整个战斗只用了3个多小时。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死、伤、被俘、失踪官兵4435人，马良山一战损失就占总数的39%。

　　 在1951年4月24日的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团在雪马里使英军“格洛斯特营”成为瓮中之鳖。雪马里战斗，志愿军六十三军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和一个炮兵队、一个重型坦克连，毙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129人，俘敌副营长以下459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俘虏英军961人，雪马里战斗占了近一半。此战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一人活捉了63名英军，创造了朝鲜战争中一人俘获战俘最高记录，荣获了志愿军总部授予的“孤胆英雄”称号。

　　 志愿军消灭的英军第三支“王牌”是二十九旅“皇家重型坦克营”。朝鲜战争中，英军投入战场的有两个坦克团，其中“皇家重型坦克营”不仅装备好，而且名气大，它装备着性能优越的“丘吉尔”重型坦克，在多次进攻战中大显锋芒，是“联合国军”公认的“装甲劲旅”。在第三次战役中，被志愿军五十军一四九师利用夜袭，一举端掉。

　　被俘的韩国军队

　　 韩国军队与我军交战最多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我军与南朝鲜军交战的次数最多，抗美援朝第一仗是与南朝鲜军打的,抗美援朝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也主要是与南朝鲜军打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以及上甘岭、金城等战役。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六师、七师大部，歼灭第一师、三师、八师各一部，共计7584人，俘敌4741人。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消灭南朝鲜第七师、八师5962人，俘敌5568人。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二师、五师4593人，俘敌5967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三师、五师、六师、八师共计8861人，俘敌7769人。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三师、五师、六师、七师、九师60537人，俘敌5233人。另外，在1951年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和上甘岭防御作战、1953年反击战役等战役、战斗中，志愿军歼灭南朝鲜军25万多人，俘敌8354人。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消灭南朝鲜军313500多人。并重创了南朝鲜军“王牌”首都师，彻底捣毁首都师的“王牌团”(“白虎团”)团部，使该团团旗至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展出。

  　朝鲜战争期间与志愿军交战的其他“联合国军”

　　向定州推进的澳大利亚士兵（1950年）

　　澳大利亚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精锐加入“联合国军”，有两个步兵营，三艘驱逐舰，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空中运输中队，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5位。澳军战死746人，伤病、失踪、被俘1112人，共计1416人。

　　“联合国军”中有5个国家在朝鲜战争中出动了陆、海、空三军，澳大利亚是其中之一，其他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还是追随美国，主张突破“三八线”吞并北朝鲜的9个国家之一，其他8个国家分别是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巴基斯坦、古巴。

　　 加拿大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2位，1953年7月增兵到6146人。但加拿大出兵不出力，仗打的寥寥无几。规模最大的战斗是1953年5月2日在下勿闲北山与志愿军四十六军三九七团3个排交锋。这次战斗，加军动用了二十五旅3个连队，被歼220人。另一次是芝浦里战斗，加军动用二十五旅配合美军第三师、二十五师与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交锋，也以失败告终。此外，加拿大海军还参加了运输美军和南朝鲜军的大逃亡。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军战死312人，伤病、失踪、被俘1244人，共计1556人。

　　被俘的土耳其士兵

　　 土耳其投入一个步兵旅，配属在美军第一军团的序列中。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与土耳其旅作战十余次，土耳其旅死伤、被俘、失踪3216人，其损失的兵力在“联合国军”中居第3位。　　

　　 法国：我军与法军交战不再是间接的顾问团，而是两军真枪实弹的短兵相接。1950年7月22日，法国派遣一艘驱逐舰前往南朝鲜，加入“联合国军”海军行列。8月25日，又创建1个独立营，番号为“联合国军法国营”，莱米勒中校为营长。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法国营战死262人，伤病、失踪、被俘1127人，共计1389人。

　　 比利时：1951年，比利时派出一个步兵营入朝，比利时营隶属于美军第一军团指挥。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比利时营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先后损失440人，其中死伤395人，被俘5人。要不是不断补充新兵，比利时营几乎不复存在了。

　　 泰国：泰国陆军二十一团是从泰军中精选出来的混成部队，美式装备、美式训练，但在铁原以西190*9郾8高地战斗中，被志愿军消灭一个加强连。后来又屡战屡败，共损失1273人，超过了入朝时的1057人。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派遣1个步兵营参加“联合国军”，配属在美军第九军团的序列中。朝鲜战争期间，埃军仅在上甘岭战役与志愿军交战一次，就死121人，伤病536人，共计657人。上甘岭成了埃军的“伤心岭”。

　　 新西兰没有出动短兵相接的步兵，只派炮兵十六团和两艘护卫舰参加“联合国军”。虽然没和志愿军面对面交战，但也有23人在炮火中丧生，79人伤病、失踪，共计102人。

　　 哥伦比亚1951年，哥伦比亚派遣1艘护卫舰、1个步兵营，共计1153人来到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在上甘岭战役、老秃山战斗和汉江地区防御战中，给哥伦比亚营以沉重打击，击毙哥军163人。哥军在朝鲜战争中伤病、失踪、被俘476人。

　　 希腊派遣皇家空军十三大队和一个步兵营参加了“联合国军”，其空军担任运输任务，步兵营配属给美军“王牌”骑一师对志愿军作战，但美军“王牌”没能挽救希腊营的失败命运，192名官兵成了美军的替死鬼。朝鲜战争中，希军有545名官兵伤病、失踪、被俘，加上战死者共计737人。

　　 菲律宾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致使两国直接贸易中断。1950年10月，菲律宾派遣一个由1143人组成的步兵第十营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菲律宾军战死112人，伤病、失踪、被俘356人，共计468人。朝鲜战争后，菲律宾仍未接受历史教训，强行占领我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并信口雌黄地把强占的岛屿说成是菲律宾领土。

　　 荷兰出动1个步兵营和1艘驱逐舰，共725人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荷兰军队在汉江地区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中交锋，荷军战死120人。此外，还有648人伤病、失踪、被俘。

　　 卢森堡1951年1月31日，卢森堡用滥竽充数的一个步兵排44人参加了“联合国军”，尽管出兵最少，但比例却最大，因为卢森堡全军仅有一个营550人。虽然它伤亡仅有15人，但伤亡的比例最大，占出兵总人数的34%。

　　 南非1950年11月14日，南非联邦派遣空军第二大队的25架飞机参加“联合国军”，该大队有“飞豹部队”之称，是南非的飞行劲旅。在朝鲜战争中，南非“飞豹”尽管享受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也未能逃脱志愿军布下的“空中坟场”，34名飞行员命丧蓝天，8人跳伞生还，但最终还是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汉文帝三年的故事[转帖]
 

汉文帝三年的故事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出巡，经过一座桥，从桥上走来一人，使马受惊，卫士将其抓住，交廷尉处理，廷尉处以罚金。汉文帝不满，廷尉说：“按律，只能处罚金。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如此规定，只能按法处置。如果判得更重，将失去公平，此例一开，天下的执法者从此判案可轻可重，没有标准，百姓将彷徨不知所措，法律将不能取信于民。”汉文帝思考很久以后说“廷尉的判处是正确的。”

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转帖]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乍读关汉卿元文，人们肯定觉得这是老花花公子放荡不羁的自吹自擂。当然，有心人可能会思忖老关一辈子风花雪月胡折腾，肯定幸福一辈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化卧柳”，能饮东京酒，赏洛阳花，博得“浪子风流名”，当他暮年黄昏回首往事时，肯定会自己照着镜子对老脸自言自语：汽车轧罗锅，死也直（值）了！
　　果真这样吗？这位我国古代的“莎士比亚”（五十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英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时可能会说他是英国的“关汉卿”），真的一辈子是那么潇洒走一回吗？真的没有闲愁到心头吗？真的从未“虚度春秋”吗？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文人们的字里行间，满是压抑重围，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满是志不获展。所谓不平则鸣，在那样一个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纵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够勉强保全一丝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关汉卿这位旷世奇才的笑声，总会被泪水所溅湿。
　　关汉卿，对于一般人来讲，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学得的薄浮知识：元朝戏剧家，名作有《窦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里那幅白描画象，头戴软巾，散坐锁眉，一副忧国忧民之相。其实，与其说关汉卿是元人，不如说他是金人，金朝的汉人。有关其生卒年，史书完全无考，推算来看，他应该是出生于十三世纪三、四年代金朝亡国前后，卒于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年间。正史无文，笔记中有两则关于他的记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其二是元人钟嗣成所撰《录鬼薄》：“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所载恐不可尽信，观关汉卿诗文，不像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央老干部疗养院院长（太医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却创作出杂剧六十五种，泱泱湟湟，确为一代文豪。
　　在元朝，关汉卿虽然是汉人，是“知识分子”，他毕竟还不是社会最底层，他属于元代社会的第三种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关心中的无限压抑，毕竟还能有所排遣。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南宋在崖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指杨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由此推之，盖茨见胡总，一只手总是插于口袋之内，料想也是读过史书，对中华天朝君长做顺从恭敬之举吧。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 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屠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诗）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崖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明朝为何盛行色情文学 其代表著作<金瓶梅>[转帖]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 ，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
　　
　 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 ，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最能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一样是金钱，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可以降服厉鬼，肚子里装着欲望的活人则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样的精神硬骨头都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硬度的；再一样东西就是肉欲，借用色情文学中劝人警惕女色的诗，就可知道那女色的厉害：“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十六计中，美人计至今仍屡试不爽便是证明。据报道，美国人在审问伊拉克战俘时，面对脑子里灌满了“教义”的战士，较为有效的法子就是美人计。所以，倘要消磨掉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只要将这两样东西释放出来就可以了，人们会放开手段去逐钱，弄来钱后便去女人的胸脯上享受，如此一来，什么样的精神战士都不会再有。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 ，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
　　
　 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 ，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最能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一样是金钱，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可以降服厉鬼，肚子里装着欲望的活人则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样的精神硬骨头都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硬度的；再一样东西就是肉欲，借用色情文学中劝人警惕女色的诗，就可知道那女色的厉害：“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十六计中，美人计至今仍屡试不爽便是证明。据报道，美国人在审问伊拉克战俘时，面对脑子里灌满了“教义”的战士，较为有效的法子就是美人计。所以，倘要消磨掉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只要将这两样东西释放出来就可以了，人们会放开手段去逐钱，弄来钱后便去女人的胸脯上享受，如此一来，什么样的精神战士都不会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