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风格切换切换到宽版
  • 106669阅读
  • 2117回复

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05楼 发表于: 2009-08-31

天下奇闻!流落南美洲的太平天国官兵[转帖]
 


1860年侍王李世贤率领的太平军虽然在福建取得了多次胜利,但在西方列强和清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太平军余部尚有数万人,留下来继续抗清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四周都是清兵,海外都是西方列强的军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当猪崽被卖到国外当"契约矿工",太平军余部约三万人选择了这条唯一的生路。

  1862年有一万多太平军余部连同他们的亲属被运到南美秘鲁的伊基克从事挖鸟粪和硝石矿工的营生,矿主经常打骂和虐待他们,食物象猪食一样,每天要干苦役14个小时以上,连苦役犯都比他们清省,他们多次想反抗但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洋人,想要回中国去,又怕被杀头,所以也只能默默忍受,因此病死和自杀的人很多。

  1866年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发生了硝石战争,这一万太平军余部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将智利军队看做是解放者。在1867年 3月,伊基克的太平军发动起义,打死矿监西哥斯,并夺取了硝石矿公司的武器,并与前来镇压的秘鲁军队展开激战,打死秘鲁少校图危可斯,和上尉儒拉,并俘获了两百印第安雇佣兵,起义者推举湖南人翁德容和广东人陈永碌为领袖,以太平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了整编,还派出被俘的印第安雇佣兵和一名巴西人去找智利军队的司令西拉皮佐少将,表示愿意帮助智利对付秘鲁和玻利维亚军队,西拉皮佐少将大喜,派遣一名少尉化装前往起义部队驻地伊基克矿区,并带来了智利总统的亲笔信,给予所有的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以智利国籍,并表示战争结束后将伊基克交给太平军和他们的家属。

  西拉皮佐少将任命翁德容为少校,陈永碌为上尉,将太平军武装编成智利第6边境纵队"褐衣军",命令他们协同智利军在秘鲁塔拉帕卡省的作战,配合伊洛和帕科查港登陆,占领莫克瓜,并和智利军一道攻取伊基克市。

  1868年太平军按智利军队的要求展开军事行动,他们没有按照智利军事顾问的要求按西方编制进行改编,而是采用太平军的方式建立了两个军,并设立师帅、旅帅、两司马等太平军官职,他们手中的火器不多,于是就利用本地资源打造了类似太平刀这样的冷兵器,这样在本年6月他们就展开了攻打塔克纳秘鲁军后方的行动,500名太平军打扮成当地的印第安人混入波内达要塞,一举俘获了300名秘鲁军人和要塞司令,接着他们又与闻讯赶来的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激战,他们的前锋先出300人引诱玻利维亚骑兵部队到一处森林,然后展开了伏击,打死了70多玻利维亚军人,接着约有1000名太平军头戴黄色和红色头巾,身穿褐色服装,操着各种武器冲入玻利维亚军队中大肆砍杀,玻军约4000人其中有2000多印第安雇佣兵,他们的武器只是十字弩,根本敌不过太平军,不久玻军纷纷溃退,遗尸百余具,约1000名印第安雇佣兵投降,太平军此役缴获甚多,这就是著名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

  1869年为配合智利帕科查港登陆,太平军在陈永碌的指挥下在莫克瓜再次同秘鲁-玻利维亚联军展开激战,他们仍采用太平军典型的作战方式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虽未获胜但给敌人以很深刻的映像,玻利维亚军的一位军官说"这些带头巾的褐色人群在射程外摇旗呐喊,等到靠近时又不见了,他们打仗时锣鼓喧天,搞出许多噪音,好些印第安雇佣兵以为被伏击了,纷纷逃跑,连官长也阻止不了。"这就是太平军惯用的惊心战,由于太平军的军事行动给秘玻联军以很大的牵制,根本无暇应对帕科查港的战事,以致智利军顺利登陆,伤亡轻微。

  第二次莫克瓜战役,太平军终于同智利军并肩作战了,西拉皮佐少将(时为中将)会见了陈永碌,得知翁德容以于两个月前病死,于是他授予陈永碌上校军衔,并参观了他的军队,他当时记载:"这支军队没有西方军队的纪律,但却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纪律,他们配备了许多三角形的旗帜,用螺号代替军号,他们的战士有拿各种***的,但更多的是使用两把东方式的短刀(太平刀)",经其授意陈永碌将三角旗上的太平二字改成了智利国徽。

  莫克瓜战役中太平军不畏牺牲奋勇杀敌,将秘玻联军打得很惨,当日指挥秘玻联军的司令官几乎发疯,战场上到处是被太平军砍杀的秘玻联军,太平军也有400人伤亡,他们夺取了4门大炮和15面军旗,大量的***和200余匹战马,西拉皮佐授予陈永碌智利国会勋章,并给予阵亡太平军家属抚恤。接着太平军又在塔克纳和阿里卡两次战役中配合智利军队彻底打败了玻秘联军,至此,智利军队已占领了玻秘两国太平洋沿岸全部硝石产地,玻利维亚失去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并实际上退出了战争。

  战争结束以后智利政府决定将伊基克赠给太平军余部,成立一个自治镇,但条件是继续帮助智利攻打秘鲁,但太平军不愿意继续为异国当炮灰,他们没有接受,甘愿融入当地社会。据说今天的伊基克当地人口中有1/4的人有华人血统,那里的饮食文化也深受中国影响,当地语言中餐馆叫"其发"(广东话吃饭),混沌被称为"完蛋"(浙江话混沌)。

  1881年 1月17日智利军队攻占秘鲁首都利马。1883年10月20日,秘鲁与智利在利马北部安孔城签订条约,结束了太平洋战争。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并将塔克纳和阿里卡两地区交给智利管辖10年。玻利维亚则先后于1884年和1904年与智利签订瓦尔帕莱索协定和"和平友好条约"。玻利维亚丧失了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沿岸之间的全部领土,变成了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严重地影响了其经济的发展。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06楼 发表于: 2009-08-31


谁破解了李白《静夜思》版本差异之谜? [转帖]
 


2009年1月26日晨,日本共同社发出一则消息:李白の詩、日中でなぜ違う 中国出身の中学生が謎解き(李白的诗、中日版本何以不同?中国出身的初中生解谜),还配发了一幅照片。消息的大致内容是,日本东京都江户川区一所初中的华裔学生相木将希发现李白的《静夜思》在日本的语文资料中的版本是:“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与他在中国学到的版本不同,日语中的“看月光”在中国是“明月光”,“望山月”则是“望明月”。相木和同学一起咨询了出版资料的出版社,对方回答“不清楚”。他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写信给中国学者等方法咨询后得知,日本的表述是李白作诗的原文,中国的表述则是明朝以后为普及诗词而改写的。大东文化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门胁广文感慨地表示:“有的学者都还不知道的情况,这名中学生却细心地发现了。”

看了共同社这则消息我也产生了感慨,首先是为这位日本初中生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感慨;其次为这位日本文学教授的诚实感慨,因为他承认日本“有的学者不知道”李白《静夜思》的版本区别。连学者都弄不明白的谜团居然被一个初中的孩子解开,这的确算得上是一则貌似轰动性新闻了,难怪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共同社为此专门发出了一则电讯稿。

从共同社的电讯中可以看出,相木将希同学是通过互联网查询和向中国学者请教后得到的答案。其实,不要说中国学者,不少喜爱唐诗的普通中国人也注意到了李白《静夜思》的不同版本。宋刊本的《李太白文集》、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中,《静夜思》的第一句均为“床前看月光”,第三句也均作“举头望山月”。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高棅《唐诗品汇》,也是如此。在此之前《静夜思》已传入日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宋刊本《李太白文集》12册),而以日本人的汉字水平以及对唐诗的崇尚,他们绝不敢修改《静夜思》这首经典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到了明代赵宦光、黄习远对宋人洪迈的《唐人万首绝句》进行了整理与删补,《静夜思》的第三句被改成“举头望明月”,但是第一句“床前看月光”没有变化。清朝康熙年间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静夜思》诗的第一句是“床前明月光”,但第三句却是“举头望山月”。直到清乾隆28年(1763年)蘅塘退士所编的《唐诗三百首》里,吸纳了明刊《唐人万首绝句》与清康熙年《唐诗别裁》对《静夜思》的两处改动,从此《静夜思》才成为在中国通行至今的版本:“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这也不是清朝流行的唯一版本,就在《唐诗三百首》问世前58年代康熙44年(1705年),康熙钦定的《全唐诗》中的《静夜思》就是与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完全相同的“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两个版本到底那个是李白的“原作”,中国学界似乎没有100%的把握下定论,但是大体可以推测宋人的版本距唐朝年代不远,所以最有可能接近李白的原诗。不管如何,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薛天纬先生在《漫说<静夜思>》(《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一文中专门对两个版本的差异发表了如下看法:

仔细体味,第一句如作“床前看月光”,中间嵌进一个动词,语气稍显滞重;再说,“月光”是无形的东西,不好特意去“看”,如果特意“看”,也就不会错当成“霜”了。而说“明月光”,则似不经意间月光映入眼帘,下句逗出“疑”字,便觉得很自然;何况,“明”字还增加了月夜的亮色。第三句,“望明月”较之“望山月”不但摆脱了地理环境的限制,而且,“山月”的说法不免带点文人气——文人诗中,往往将月亮区分为“山月”“海月”等,“明月”则全然是老百姓眼中的月亮了。

薛先生的考证与分析早在25年前就已发表,这些年来也陆续有不少学者和唐诗爱好者引用,算不得鲜为人知,但还是比不上日本共同社的影响大。君不见,那则“李白の詩、日中でなぜ違う 中国出身の中学生が謎解き”的电讯一经发出,立时引发了中国各类媒体的莫大兴趣,包括新华网、中新网、环球网在内的权威机构,纷纷跟进转载这条题为“华裔初中生破解中日《静夜思》差异”的消息,出口转内销,弄得跟真的似的,估计有的中国学者也要大发一番感慨了。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07楼 发表于: 2009-08-31

叛党为敌之后的顾顺章[转帖]
 

  变节叛党危害中央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别行动科负责人的顾顺章,是1931年4月24日在汉口被捕而叛变的。本来,顾顺章是奉中央之命为即将赴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陈昌浩去侦察交通路线的。他在返回途中盘桓于汉口,同着一个路遇的美艳妇人,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新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以供吃喝挥霍。恰好在游艺场溜达的从上海过来的叛徒尤崇新,认出昔日的上级顾顺章,遂引来大批军警特务,在舞台上将顾捕获。特务们在顾顺章的箱子里搜出几份中共的重要文件,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顾的反叛之心时已萌生。事实上正是这样的,中央对顾的一些举止言行早有看法。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热衷于搞盲目乱干的冒险主义,多次想用炸药去炸上海的几家大旅馆,还提出用武力抢劫外国轮船;另一方面他利用工作的特殊性,生活上放荡不羁,吃喝嫖赌,日渐腐化,而且,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当时在中央特科情报科任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聂荣臻等人说过:“顾顺章这样下去,总要走到变节投敌的那一天。”中共中央在这种情形下,正在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顾对此也有察觉,心生不满,反叛之心随着萌生。
  果然,被捕后的顾顺章不屑理睬审讯的那些特务,大咧咧地挥手而道:叫蔡孟坚来。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来后,顾自报家门,拍着胸脯说:“中共在上海的所有机密我都知道,用飞机送我去南京。”蔡孟坚简直不敢相信,****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大员,就这么轻易地反叛到国民党一边。对于顾提出用飞机送去南京,蔡派人去问,恰好这一天在武汉找不到可以调用的飞机,于是决定派军舰送,这样就慢了十几个小时。蔡孟坚是中统的人,为了不使这一巨功落到军统手里,他只给徐恩曾发报。可是电报落到了****员钱壮飞手上。钱奉命打入中统,逐步取得了徐的信任,担任机要秘书,他用早已窃到的密码译出电文,顿时大吃一惊,思虑一番后派女婿从南京赶往上海向中央报讯。周恩来布置有关人员以一分钟也耽误不得的速度,组织机关撤走,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人员一律离开上海或隐入地下状态。
  从4月26日起,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亲率大批特务、军警,由顾顺章领路在上海实行大搜捕。然而在周恩来采取的一系列断然措施面前,尽管像疯狗一样的顾顺章连着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休息,一直带着特务四处行动,终是没有抓到一个中共领导人,破获一个中共机关,这令徐恩曾等人十分沮丧。事情的结果虽然是这样,但事件的发生足以使周恩来等人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钱壮飞的话,党中央机关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了!
  在上海一无所获,并没有使顾顺章死心罢手,他仍在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对付****。他一方面继续带着特务在上海、南京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亲自带人进行蹲坑、跟踪;另一方面为中统对付****献计献策,为其培训特务。顾在投敌后丧心病狂地作下了两桩最大的罪孽。一是向中统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是时,化名为王作霖的恽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身份尚未暴露,而党组织正在组织多方面的营救。在这眼看能够脱离险境的时候,被顾出卖,敌人将恽杀害在南京雨花台;二是同年6月,顾顺章带着特务在香港捕获了中共另一名领导人蔡和森,使这位具有杰出才干的党内中坚惨死于敌手。
  顾顺章成了由中统牵着的穷凶极恶的狂犬,对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周恩来曾指示中央特科设法除掉他。聂荣臻、陈赓、吴德峰等人几次精心设计,无奈中统对顾护卫森严,行动难度大,未能得手。严惩顾顺章成了中央的一块心病,除了党内的秘令,中央还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公开发出对顾的通缉令。通缉令是1931年12月1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的,内中写道: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是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是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是一份党内史无前例的“格杀勿论”通缉令,足见中央对顾顺章的痛恨。

  脚踏两船 另有图谋

  顾顺章的叛投,对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来说,不啻是天赐贵人,因为徐本来就以善于利用****的叛徒而有名气,这一下居然又网罗了一个**中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首脑。以顾顺章的特殊身份,加之顾基本上是自愿地死心塌地来投,更是得到了徐的信任和重视。为显示对顾顺章的厚爱,在顾的妻子已被中共特科秘密制裁的情形下,徐恩曾命人物色到一个颇有姿色的南京姑娘,为之大肆张扬地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连蒋介石也派特使送来了一千银洋的贺礼。徐恩曾为顾顺章配备了一个八九人的办公班底,秘书、总务、会计、司机、多名保镖一应齐全,让其住入南京细柳巷4号院,那是一个宽绰的独立庭院。以上这些做法,在规矩森严的国民党特务内部,其待遇之高是独一无二的。
  为要回报主子的隆恩,顾顺章只有竭尽心力地为中统卖命。他自诩熟知中共政治保卫的全部内容,向陈立夫和徐恩曾提出建议:一定要切实地贯彻“自首政策”、“利诱政策”,以变节分子来发现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再一个方面是中统的特务要增加各类化装人员,日夜出动,这样才能发现目标。对于积极破获中共地下组织,顾顺章完全是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地四处活动。1933年3月前后,顾的“努力”多次获得回报,即带领特务抓捕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中共要人。还有潘梓年、丁玲等人的被捕,也与顾大有关连。就是著名反蒋斗士、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也被顾顺章列入暗杀的名单之内,后来只是军统抢先一步下手得逞。为此,顾顺章还在陈立夫面前抱怨徐恩曾下手太晚。
  顾顺章意识到了提高特务能力素质的重要性。他目观中统的特工人员来自三教九流,普遍素质低下,于是向徐恩曾提出开办特工训练班,自告奋勇地担任教官。顾于1926年由中共选派与陈赓等人赴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受过系统而严格的特工训练。在接连开办的几期特工训练班中,顾顺章每天授课三四节,讲授如何盯梢跟踪,实行捕获、绑架、暗杀等特务手段。因为顾在中央特科“红队”(又名打狗队)时,确实很多次成功地制裁叛徒,有这方面的经历,他结合这些实例讲课,自然理论和实践互相融合。顾在特工训练班的授课内容,被整理成训练教材,几乎成了中统、军统内部的必读书。

  顾顺章叛党为敌之初,中统尚未正式成立,徐恩曾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之名分,领导这个以对付****为主的特务机构。在另一方面,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也是草创不久,缺乏专门而能干的特务人才,像顾顺章这样干得卖力的“特工专家”,落在了中统的一边,自然引起了戴笠的看重,少不了从暗地里进行拉拢。顾顺章眼见得徐恩曾将自己视如股肱,器重有加,而那个在蒋介石面前走红的戴笠又私下里频频示好,真是好不得意,那种潜藏得很深的政治野心陡然膨胀起来。本来,徐恩曾给他配置的办公班底就有八九人,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中统一个处室之外的私人班底,顾顺章的如意算盘是:在这个小局面的基础上,既要稳稳地占住中统这边的位置,又要在暗中与军统搭上一手,讨得好处,更要将两方面的矛盾为己所用,争取日后发展势力,独立门庭。顾自以为精明,却不知道犯了徐恩曾的大忌,使得徐怒火中烧。在中统与军统尔虞我诈的倾轧中,徐恩曾最痛恨的就是手下人与中统、军统勾结,充当内奸反挖自己的墙角。在部下不断反映顾顺章游走于中统、军统之间,脚踏两只船的各种行径后,徐对顾顺章产生了厌恶,感到此人不可信任,开始从各方面予以限制。几个月后,顾顺章明显地感到了徐恩曾的冷落,心中愤愤不平,干脆加紧了与军统的勾结,非常尽力地帮助军统在上海、北平等地,侦破了好几桩与****相关的案子,更是得到了戴笠的青睐。犹如水中按葫芦,一边落一边起,徐恩曾以至于陈立夫对顾顺章更加不满意了。
  大凡自动投敌的变节分子,都是野心勃发、贪得无厌的势利之徒。顾顺章完全是这类角色。他在中统失宠之后,受到戴笠等人的挑拨和诱惑,萌生了自立山头,另辟蹊径的念头。这个念头的内核就是组建“新****”,作为对抗、瓦解中共的政治组织,在此旗帜下招兵买马,发展势力。
  顾懂得政治纲领的确立,对于创建一个新党的重要性。他明白凭自己的能耐是麻秆做扁担——担当不起,冥思苦想之下找到一个当年的同窗好友蒋云。这个籍贯为常州的蒋云,既非中共的叛徒,也不是国民党的机关人员,只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容易想入非非的知识分子。他被顾邀到南京,携着妻子住进了细柳巷独立大院,与顾顺章关门密谈,一谈就是大半天,所谈的内容连顾的亲信也全然不知,只有一个心腹保镖林金生,即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彪悍汉子,有几次在场,知道顾顺章与这个蒋云在密谋建立“新****”的事。
  蒋云在南京住了十余天,发挥他的聪明才干,搞出了一整套文字材料,即“新****”的政治纲领、党章章程、组织措施等,而且制订了一个“五年建党计划”。顾顺章虽说对政治是外行,毕竟在党内多年,又任过政治局候补委员,结合自身的体会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蒋云在交出了顾顺章颇觉满意的“新****”一套材料后,没过几天,顾顺章晚上单独宴请蒋云夫妇,在一起喝了不少酒。就在这晚下半夜,喝下了毒酒的蒋云夫妇双双毙命。顾顺章叫上林金生,两人动手将两具尸体装入麻袋,自己开车运到南京的边营郊外,掩埋在荒土里。顾这种事成之后就杀人灭口的歹毒之举,令忠心跟随的林金生也不禁胆寒心惊,感受到一种兔死狐悲的恐惧。

  秘密处决下场可悲

  自知羽毛未丰的顾顺章,还不敢摆脱中统独自打出“新****”的旗号,于是向徐恩曾作了专门报告,又呈上蒋云起草的一套材料。徐恩曾岂不明了顾打的是什么算盘,心头窝着一股阴火,便毫不客气地训斥说:建立一个新党,谈何容易,得多少政治上的行家里手才操作得下?你……那是根本勿来事的!顾顺章听话听音,知道对方瞧不起自己,不同意那样做。然而,他还是在中统的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徐恩曾的这一顿连讥笑带讽刺的训斥,使得顾心生恼恨,决计找机会剔除这块自己前程路上的绊脚石。
  1933年12月末的一天,顾顺章将林金生召到密室,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成立一个特务队,由你担任队长。”接着,恶狠狠地布置:“你们特务队建立起后,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徐恩曾给我干掉!你的枪法很好,到时候由你亲自动手。”看见林金生一副愕然惊讶的模样,顾顺章盯着他问:“你不敢吗?”林金生深知顾的凶狠毒辣,不敢说不,也不敢流露出畏难情状,赶紧回应:“行,我听你的。”
  林金生从密室出来,在房间里重新陷入极度的震惊和惶悚之中。他没有想到顾顺章狂妄凶残到了这般田地,竟然想杀徐恩曾!徐是这么好杀的吗?你才十几个人,欲与势力如此强大的中统老板作对,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捋须吗?林金生越想越怕,连日来弄得心神难定,茶饭不香。
  又过数天,一件意外之事让林金生愈加恐惧,下决心从顾顺章身边逃走。这天,顾派林将一封密信送往某一地方,由于天气太冷,林穿着大衣外出,将信放在大衣的口袋里,不料快到交信的地方,一搜口袋没了信件,抓挠着头皮想了很久,疑是在半路丢失了。无奈之下,林金生回到细柳巷硬着头皮向顾顺章复命。顾顺章阴沉着脸,眼里闪射出狐疑的冷峻光芒,在林金生身上扫视了几遍。然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厉声斥骂,只是松开咬得铁紧的牙骨床,冷淡地挥手说:“你去吧。”
  退出来的林金生,心头充塞着一种不寒而栗的沉重感,他从顾的神情中看到了非常危险的兆头,明了顾已经对自己起了疑心,迟早要对自己下手的。林金生脑子里翻江倒海地思虑了许久,最后横下了这样的决心:与其无端地死于顾手,不如抢先一步,死里逃生。当天,他不动声色平静如故,翌日上午借上街办事的机会,直接来到中统局本部,面见徐恩曾告发了顾顺章。
  徐恩曾相信林金生的告发完全是真实的,不禁大为震骇。他决然没有想到顾顺章是这么的凶残歹毒,竟然想杀害自己,这还了得,真是养蛇吃鸡养虎遗患了!徐恩曾表面上镇定得很,要林金生回去后不动声色,发现顾的异常动向即来报告。而林金生哪敢再回细柳巷院子?连连哀求说让他离开南京,离得越远越好。徐恩曾对林心生怜悯,稍作思索,便说:“陕西省的党部工作站最近向我要人,你先去那儿干一段时间吧,我这就给你安排。”

  徐恩曾也考虑到了顾顺章发现林金生逃出后会立即追杀的因素,很快地安排林金生乘火车离开南京。果然当天下午,顾顺章发觉林已逃离自己,遂派出多名特务在火车站、汽车站及渡口寻找,指示若发现林金生就地击毙。接连两天,这些特务昼夜守候,最后无功而返。
  顾顺章纵是狡诈多疑,但决然没有想到林金生已在徐恩曾面前告发了自己,因此并无一点防范心理。在徐恩曾这一边,也是表面上一切如常,而实际上已在做着诛除顾的种种准备。徐恩曾知道首先必须稳住顾顺章,防止这个亡命之徒狗急跳墙,做出极端之举。另一方面,徐清楚诛除顾顺章这么一个高位的****叛徒亦非小事,不能由自己随便说了算,不但要征得陈立夫的同意,而且还得由蒋介石首肯才行,这些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基于这种情形,徐恩曾来了个内紧外松,派人将顾监视起来,但不可露出任何的迹象。而顾顺章自从林金生逃走,思想上也有不少疑虑,保持了一种警觉,故而各方面行动上有所收敛,对刺杀徐恩曾不敢轻举妄动。
  几个月过去,徐恩曾已经为顾顺章准备好了死亡的索套。1934年5月上旬,中统局本部召开高层会议,顾顺章按通知出席。徐恩曾已在事先做了谋划和授意,会议开至中途,有人突然向顾顺章发难,指责其“屡违纪律,不从命令,企图另树一帜”。顾顺章并无心理上的准备,自然不肯示弱,与发难人当场激烈争吵起来。那人勃然大怒地掏出手枪对准顾,顾也拔枪回对。徐恩曾假意叱责,下令收缴双方手枪。会议快要结束时,徐宣布对顾的几件事进行调查,暂时禁闭反省。
  徐恩曾的“暂时”一暂就是两个多月,而且把顾顺章从临时拘押转到了正式监禁,关押于南京监狱特别囚室,不久又转押于由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这一期间,徐恩曾指使人搜集了证据材料,先是在陈立夫面前通关,再上报到蒋介石那里。蒋对顾几年来并无特别建树感到失望,觉得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从材料上看到顾叛心未灭,歹毒到阴谋刺杀徐恩曾,于是心生恶感,同意除掉这个深怀政治野心的家伙。
  1935年6月中旬,徐恩曾指派了中统特务吕瑞京等人,对顾顺章施行秘密处决。这些特务不敢掉以轻心,因为顾顺章以前的名气不小,传说他不仅精通化装术,善玩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有土遁的法术。为此,他们先是给上了手铐脚镣的顾顺章穿上了“琵琶衫”,即用铁丝穿过双肩的锁骨,又浇以狗血,以镇其邪术。然后再把顾从牢狱中牵出,押到苏州监狱外枪击行刑。
  从来叛徒下场悲。顾顺章这个中共历史上危害极大的叛贼,终于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走到了悲惨的耻辱尽头。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08楼 发表于: 2009-08-31

40年前的绝密任务 二七厂奉命保护老干部[转帖]

 

1969年,上级指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要往工厂安排几位“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后这样安排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车辆厂和新华印刷厂是中央警卫部队军管的单位,是毛主席抓的“点”。那时,总理办公室有三位秘书在军宣队工作。总理通过他的秘书、二七厂军宣队领导成员周家鼎指示工厂和军宣队,要做好几项工作。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一个人被劫走或去工厂找他们的麻烦;第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包括食宿、看病、用车等;第三,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适当安排点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便于接近职工群众,从事一些社会调研工作;第四,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以及给中央的信件,要及时送交。
从1969年开始,以中央名义,先后安排到二七厂的老同志有8位,他们是:

徐向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宗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

王恩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将军衔。

江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黄欧东,辽宁省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朱德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

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无论是军宣队或工厂职工,对老同志来工厂的事情,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始终没被泄露出去。

为落实照顾老干部工作,军宣队领导指定我为联系人。当时这些老同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苦中寻乐的“晚宴”。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晚上,我到招待所去,一进楼门,便听到阵阵的欢笑声。走近发觉笑声是从江渭清的房间传出的。我敲门进去,只见桌子上放着两个白色饭碗,一个碗内盛着半碗白酒,一个碗里是猪头肉,在盛肉的碗上搭着一双筷子,五个人坐在桌子周围,高兴地推让着从谁那里开始喝。见我进来,他们讲述了这次“晚宴”的发起过程,推举哪两个人去买的半斤酒和一斤猪头肉。张平化说,多少年了,这种“打牙祭”的形式,还是唯一的一次。他们边聊边喝。我注意到了,轮到谁喝,也只是端起碗来轻轻地抿一下,夹一小块肉。不知转了多少圈,那点酒、那点肉,才被喝干吃尽。

我把上述情况向家鼎同志汇报后,他说,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过得太艰苦了。还说,要尽快回去向总理报告。几天后,他满带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总理听他汇报时的情况和圆满的结果。家鼎同志说,他是在一天夜里在总理办公室里向总理汇报的。当听到几位老同志共用一双筷子小酌的场面时,总理哈哈大笑。他说,这些同志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华同志,很讲究的,客厅、卫生间、卧室里,甚至门把手上都放着湿毛巾,以备随时擦手。现在能同多人用一双筷子吃东西,真不简单,还是多接近群众好。往下听,总理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也很少再问话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总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时而停下仰望夜空,时而又慢慢踱步。许久,总理指示他马上请值班的同志,电话通知遭受扣留工资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从下个月起,将他们的工资,按月全额寄至中直招待所转交本人手中。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通知”。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这个通知后不久,仓促离开了工厂。

数年以后,也就是在江华、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复出工作后,我们又见面时,他们曾一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把我们从地方召到北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择地转移,目的就是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

(沈寅标摘自1月8日《人民政协报》作者陈守信)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09楼 发表于: 2009-08-31

洪学智智救彭德怀[转帖]

 

    1950年10月24日晚,抗美援朝处于极端困难的艰苦岁月,分管司令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正为中央发来的两封急电发愁。中央命令志愿军总部搬去山洞掩体,以免遭到敌机的轰炸。据中央猜测,敌人已知道了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方,一旦敌人疯狂反扑,结果将不堪设想。让洪学智更为发愁的还有两条,第一条是彭德怀不答应搬办公室,扬言我堂堂中华大军帅部,没必要躲躲闪闪,不愿去防空洞办公(洪学智已下令挖了防空洞,还是他亲自带人挖的)。彭德怀很固执,多次劝说也不听。第二条是洪学智感到敌人可能马上要采取“斩首行动”,这一点可以从种种迹象中得到证实。
  1950年10月20日,朝鲜板门店美军基地。阴险的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正对即将出发去完成“怀英行动”的人训话。这些人组成以上尉莱特森为首的突击队,在偷袭朝鲜人民军中屡建战功,金日成将军一次视察,幸亏改变了线路,临时改换了一辆车,才免遭于难。这可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最优秀的部队,号称神鹰突击队,没有它完成不了的事。他们此次目标,是摸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附近,达到他们“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目的,简称为“怀英行动”。打死了彭德怀,又绑架了毛岸英,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不战自退,主动权就是美国的了。麦克阿瑟的训话,对突击队要求极严,一是全部穿上志愿军衣服,不会轻易被志愿军发现;二是突击队以莱特森为首,三人组成一个组,形成三个梯队,一个梯队失败再上一个;三是若一时完不成任务,就潜伏在志愿军总部周围,观察情况后随时报与总部,再派人和采取军事行动;四是万不得已时,毁灭性炸毁志愿军总部。训话结束后,这些人带上电台,全部采用精良武器装备,很快偷偷接近了志愿军总部。他们隐藏在山洞里,志愿军根本不知敌人已钻入自己的心脏,还以为是自己人。
  远在数千里外的莫斯科苏联国防部,突然从不明电台的收发讯号中,发觉代号“怀英行动”的奇怪电报,这一电报与卫国战争时期暗杀斯大林的语言有些接近。专家们认真分析后认为,这是消灭彭德怀、绑架毛岸英的电报,立刻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让暂不外传,再继续搜索,以探出美军的虚实。第二天,又传来报告,说莱特森等已接近志愿军总部,请示如何行动。斯大林马上命令向中共中央发了一份密电。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的聂荣臻接到电报后立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马上安排人给彭德怀发报。这天正好是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整夜一直没睡好,觉得美军既然已行动了,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思索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他又自拟了一份电文,以“AAAA”加急电报字样发给彭德怀。发完电报后,毛泽东又电话告诉聂荣臻,要求两个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朝鲜战场情况,并口头命令志愿军总部马上转移,必要时可撤回国内的辽宁某地。
  毛泽东的两封电报,都一一捏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上。总部要转移,并非易事,志愿军初到朝鲜,好不容易才打通了山洞,将总部设在山中。美军成天空袭,哪能轻易让你转移。彭德怀调令一个军担任后卫,又命一个军赶修工事,待工事修好后马上转移。当然,他没有忘记要求空军协助作战,但他还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即中国空军的飞机太少,制空权完全在敌人手中。
  10月24日晚,毛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李子,一道去总部南面检查哨所情况。当他们两人来到警卫班长张国祥的哨位时,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了。突然,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照在毛岸英脸上。那人一边看着毛岸英,一边对照手中的相片,见真是毛岸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志愿军战士都明白,没人敢这么无礼地对待毛岸英。张国祥知道情况有异,只见这位身经百战的警卫班长,一下子窜到毛岸英前面,“叭”地一下拉开胸前的衣服,露出一排绑在身上的苏式手雷,另一只手已拉住了导火线。“岸英、小李快跑!我来对付这帮狗杂种!”他大叫一声便朝敌人飞奔过去。用手电筒照毛岸英的正好是莱特森,他苦苦寻找的毛岸英一下子出现在面前,他哪能不高兴呢?但突然见一个战士身绑手雷冲过来,他还是马上熄了手电筒,一闪身躲过了与张国祥同归于尽的灾难。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张国祥和几个美国士兵一块儿被炸死。烈士用生命救了毛岸英,炸死了敌人。
  要命的是毛岸英并没有走,他看到战友为了他而牺牲,怒火一下子上来了。他猛地拔出手枪,冲到正在发呆的莱特森面前,将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一口气打出了所有的子弹。莱特森来不及反抗,“咚”地一声倒在地上死了。毛岸英见莱特森已死,正要弯腰去捡莱特森的手电筒,突然听到一阵呼叫,接着两个美国兵向他围了上来。毛岸英手中的枪已没子弹了,可是,美国兵并没开枪,这让毛岸英有点想不通。原来,美国兵记住他们主子的命令,毛岸英要抓活的。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增援部队上来了,将两个美国兵活捉。审问的结果还没出来,洪学智预测美军盯上了志愿军总部,现在正处在万分危险中。

  邓华过来问怎么办,若敌人真有“斩首行动”,志愿军总部只有马上撤走才行。洪学智紧张地思索着,眼睛停留在墙上的地图上。突然,他大笑起来:“有了!马上把地图搬进防空洞!”邓华正在犹豫,怕挨彭总骂,洪学智拍胸说由他承担。他知道,彭德怀一时半刻离不开地图,不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还是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几乎成了地图迷,天天在那儿“背地图”。一旦研究战斗,他会一刻不离地站在地图旁比划着。趁彭德怀不在办公室,洪学智叫司令部的人马上搬走了地图,又搬走了模拟地形。刚搬完,彭德怀进来了。彭德怀一见没有地图,追问洪学智这是干什么,洪学智要求他去防空洞,理直气壮地说:“彭总,我在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两封要总部转移的电报不是在你手里吗?”

  彭德怀可气了,骂了一句:“就你洪学智多管闲事!”最后,洪学智连推带拉,总算把彭德怀劝去了防空洞。作战会议才开半小时,敌人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飞来,疯狂地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轰炸,将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住所炸得稀烂。毛岸英和几名战士去那里取文件,不幸被击中,他和另一位作战参谋光荣牺牲了。彭德怀听了报告,一言不发,这时才知敌人的“斩首行动”不假,他太轻敌了。彭德怀还知道,他不好向毛泽东交差,毛泽东亲手把儿子交给他,让他带好毛岸英,怎么向毛泽东开口说呢?
  活捉的两个美国兵没交待,太顽固了,不然也好采取行动。他们在被活捉之前,已向美军总部发报,报告暗中捉彭德怀、毛岸英的事失败。麦克阿瑟见自己精心策划的“怀英行动”失败,马上命令空军采取第二套行动方案,轰炸志愿军总部。那时,中国人民志愿军飞机太少,美国空军蝗虫一样的飞机,轮番朝志愿军总部掷下汽油弹,炸不死也要烧死。这就是毛岸英死的原因。
  洪学智见彭德怀半天没动,上前来劝彭德怀,叫他去吃饭,彭德怀这才从悲痛中醒过来,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停了一会儿又说:“为啥偏偏炸死毛岸英呢?”语气中有惋惜,也有无奈。
  10月25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听到聂荣臻的电话报告,冲电话问:“为啥不早点执行中央命令?”没人能回答,只有彭德怀知道,他对不起毛泽东,若是自己不固执,总部早点搬走,毛岸英可能就不会死。他等待着挨批评,甚至撤职。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0楼 发表于: 2009-08-31

四大元帅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风波中[转帖]
 

  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刘伯承考虑到将来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建议将原先准备命名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筹办以后,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如果不够整洁,他会立即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冒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给许多人留下了刘伯承严格治军的深刻印象。连一个旧国民党留用教员都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来,差得远了!”

  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军队里叫得很响。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明确提出: “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伯承的苏联顾问等10多人。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刘伯承很重视这些情况,专门到战役系党支部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1956年,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

  两封来信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南京军事学院一开始设了4个系,其中战役系招收的52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学员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秦基伟、廖汉生、温玉成、李作鹏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多数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因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引起他开始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彭德怀的讲话留下历史遗憾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这篇讲话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篇讲话,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这篇讲话,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同时,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彭德怀的讲话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

  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彭德怀的话是发自内心,也是有所指。

  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能幸免。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忽然活跃起来

  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6月7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说:“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求得正确解决。讲团结,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展开批评,才能达到团结。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评军委,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

  这次讲话,在“左”的影响下,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明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而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20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重提旧事,毛泽东附和道:“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上将、大将的名,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他们3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1楼 发表于: 2009-08-31


对求爱者一律拒绝 贺子珍心中只有毛泽东[转帖]
 


初识中冈
1927年,18岁的外婆随队伍上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战士。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在人烟稀少的万山丛中见到外婆这位“永新一枝花”,外公愣住了。
外婆记得:当时外公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同其他几个人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个头很高,很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路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伤口化脓了。
当袁文才领着外公来到外婆面前时,外公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外公的疑团顿释,他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呐!”他握住外婆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袁文才是外婆的义兄,也是外婆与外公婚姻的大媒人。在见到外公之前,外婆已有了心上人,那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欧阳洛。当时两人天各一方,失去联系,外婆又从未对他表露过,只有把思念埋在心中。
我的外婆又是一位热心肠的人。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发现了他磨伤化脓的脚,当天就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外公一直记得。外公明白:这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好姑娘。
1928年春,外婆和外公先后来到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当地客家方言难懂,外婆是外公的翻译,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外公没有忘记自己在长沙的家人。当时****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1927年底,杨开慧得到过外公告知到达井冈山的消息。1928年上半年,外公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外公觉得情况不妙,为不连累家人,忍痛废止了这一联络渠道。后来,又传来杨开慧、欧阳洛被军阀抓捕杀害的消息。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不幸确实每天都在发生。正如外公所说的:革命者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战友的遗体,继续战斗。
在共同斗争中,外公对外婆有了更多了解,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也向外婆袒露了心迹,外婆则为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骄傲。
他们最终定情并完成了《永新调查》,在战火中开始了毛、贺十年婚姻。
苦苦追求
这次妈妈和我去江西之前,先到福州看望了近20年未见的舅婆(82岁)。舅婆的女婿永平姨父告诉我:“老太太装着一肚子故事”,建议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我采访了老人家,果不其然,许多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在她口中都那么真切、动人(括号内是我加的注释)。
“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同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主席告诉她,她不相信此人已死……后来证实确实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1930年被捕牺牲)。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她是个有很高性情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都是一般性的。她这种革命彻底、完全,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
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座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
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
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李敏看。泪水模糊眼帘的李敏不解其意,但她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
“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
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2楼 发表于: 2009-08-31


春秋战国最强八大刺客-感受古人的侠义[转帖]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太白先生这首《侠客行》,每次都让我看得热血沸腾。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是无数个千古侠客的影子。中国是个讲究行侠仗义的国度,侠义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底蕴里隐约可见,历代文人都曾为侠客挥笔泼墨,最著名的当归太史公的《刺客列传》。我在敬仰先烈英雄事迹的时候,不经意把那些惊天动地的古代侠客们归类到了一起,美其名曰:刺客名人堂。里面究竟供了什么人?让我一一为你揭晓。

一、最佳上镜刺客:荆柯

“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柯无疑是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刺客,世代为人所颂扬,可谓妇幼皆知,就连现代的两大名导也不放过这个题材。评荆柯为最上镜刺客,可谓名至实归,众心所向。

二、最佳创意刺客:专诸

专诸,春秋时期吴国人氏,为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所雇,用来刺杀王位竞争对手吴王僚。

话说事发当日,公子光宴请王僚,私下埋伏甲兵于室内。王僚也早有防范,命人沿途布满兵卒,门窗台阶左右也都部署上自己的亲信,夹道而立的侍卫,皆手持长铍。酒酣耳热之时,公子光佯装有足疾,退入内室。这时专诸闪亮登场了!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把匕首藏在鱼腹中,佯装为王僚献菜。等走到王僚跟前,说时迟那时快!专诸突然撕开鱼腹,拿出匕首刺向王僚!王僚当场毙命。遗憾的是,专诸当即也被侍卫杀死。公子光趁对方群龙无首,速命埋伏的甲士攻击王僚的侍从,尽数将其诛杀。为感念专诸,吴王阖闾加封专诸之子为上卿。

三、最佳悲情刺客:要离

话说吴王阖闾登上王位后,王僚的儿子庆忌逃往卫国。庆忌此人甚是了得,有万夫莫当之勇,在吴国号称第一勇士;现在卫国招兵买马,伺机为父报仇。阖闾获悉此事后茶饭不思,日夜寻思除去这个心头大患,于是觅得一壮士。此人名唤要离。

经过策谋,要离决定采用苦肉计。某日要离在王宫与阖闾斗剑时,故意先用竹剑刺伤阖闾的手腕,再取真剑斩断自己的右臂,投奔卫国找庆忌去了。要离走后,阖闾还依计杀掉了他的妻子。庆忌探得事实,便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委他训练士兵,同谋举事。三月之后,庆忌出征吴国,与要离同坐一条战舰。某晚,夜色迷人,要离乘庆忌在船头畅饮之机,迎着月光独臂猛刺庆忌,透入心窝,穿出背外。庆忌诧异之极,叹曰:“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这样刺我!”此时左右卫兵举刀欲杀要离,庆忌摇着手说:“此乃天下勇士,怎么可以一日杀死两个天下勇士呢!还是放他回国,成全他吧!”

要离回国后,阖闾金殿庆封要离。要离辞谢不受,说:“我杀庆忌,不为做官,而是为了吴国的安宁,让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完自刎于金殿。好一个悲情壮士,为主卖命,竟弄了个家毁人亡!

四、最佳震撼刺客:聂氏姐弟

聂政本是屠夫,当侠客实属业余爱好。然而聂政天生是一块刺客的料,小露拳脚后便名满江湖,前来联系业务的客户络绎不绝。某日,韩国贵族严仲子带着黄金和诚意跑来找他,要他除掉韩国宰相侠累。聂政婉言辞谢。严仲子不悦:“汝耍大牌乎?”政曰:“非也,只因母亲在世,姐姐未嫁,我不能死也。”不久,聂政母亲去世,严仲子前来吊孝,执亲子之礼。聂政深受感动。在厚葬完母亲之后,聂政火速将姐姐出嫁,跟随仲子刺杀侠累。

英雄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侠累身为首相,空有几十名警卫,竟然被武功高强的聂政从容地从首相府门外一直杀进大厅,被一剑刺了个透心凉。这时,警卫们才围了上来。聂政眼看无法脱逃,决定举剑自杀。在咽气之前,他用长剑将自己的眼珠挖出,把自己的脸划成一堆肉泥。英雄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人们认出他悦饬乔装慕憬悖? 韩国为了知道刺客是谁,贴出告示说凡是能认出这具尸体的,赏金千两。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后,断定是弟弟所为,不顾一切来到聂政的尸体旁放声大哭。官员问她,你不怕被牵连吗?聂荣说:“我弟弟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认出他,以便保全我。可这样一来,他的英名不就被埋没了吗?我岂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让英勇的弟弟死得默默无闻呢?”说罢,聂荣大叫三声天啦,在弟弟的身边气绝身亡。

五、最佳绩效刺客:曹沫

曹沫,鲁国人氏,以力大勇敢著称。鲁公对他很欣赏,任命他为将军,同齐国交战。未料三战皆败,鲁公心怯,赶紧商议割地求和。但是并未责怪曹沫,仍用他为将。

齐桓公答应和鲁在柯地会盟。正当鲁公与桓公即将达成屈辱协议之时,曹沫手执匕首冲上前去,劫持了齐桓公。桓公左右恐伤到主公,不敢动作。桓公问:“你想怎样?”曹沫说:“齐强鲁弱,您恃强凌弱太过分了。大王您认为该怎么办呢?”桓公被迫答应尽数归还侵夺鲁国的土地。得到承诺后,曹沫扔下匕首重新站在群臣之中,面不改色,辞令如故。桓公恼羞成怒,想毁约食言,被管仲劝止。于是,不费吹灰之力,曹沫三战所失的土地又都被全数归还。

曹沫以其忠诚勇气和不烂之舌,既要回了土地,又保全了性命,可谓绩效显著。

六、最佳谋略刺客:侯赢、朱亥

侯嬴,战国时期魏国人。最初为看守城门的一个保安,直到七十岁才被信陵君奉为上宾。朱亥,杀猪专业户,是位奇人,隐于市井之间。此2人为协助信陵君救赵,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公元前257年,秦王派大军围攻赵国,赵国危在旦夕,派信使来魏国求援,魏国便派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去增援。秦王知道消息后,开始威胁魏王。魏王害怕了,急命走到中途的晋鄙停止前进。信陵君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几次促请魏王坚持出兵救赵,魏王就是按兵不动。信陵君不愿坐以待毙,就自已筹集了车马,带着门客们前去援赵。经过城门的时候,侯嬴把他止住,面授机宜:公子切勿鲁莽行事,我有妙计一策。信陵君依计而行,从魏王的宠姬那里窃来了虎符,把朱亥带着到晋鄙那里夺取兵权,朱亥同志当场把不听调遣的晋鄙一铁锤锤死。于是信陵君顺利夺取了兵权,指挥大军前往救赵,终于击退了秦军,保全了赵国。整个计划环环相扣,缜密有序,是一个绝佳的策划案。

七、最佳敬业刺客:豫让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屡不得志,投靠智伯后,受到重视。后来智伯被仇家赵襄子所杀,赵襄子还拿他的头骨拿来当酒杯。豫让出离愤怒,“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荣。”豫让决定誓报此仇。

他先是改变姓名,冒充罪犯,混进宫廷,企图藉借整修厕所之机,用匕首刺杀赵襄子。结果未遂。赵襄子考虑到豫让肯为故主报仇,是个有义之人,便将他释放。

豫让仍不死心,不惜以身涂抹油漆变相、口吞煤炭变声来乔装自己,找机会报仇。机会来了,豫让事先埋伏在一座桥下,准备在赵襄子经过的时候刺杀他。没曾想赵襄子的马却突然惊跳起来,使得豫让的计划又再次失败。豫让自知此劫难逃,便恳求赵襄子:“希望你能让我完成最后一个心愿: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样,即使我死了,也不会有遗憾。”赵襄子答应了他,豫让拔剑,在赵襄子的衣服上连刺了三次,然后就自杀了。

很显然,豫让算不上业务熟练,但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敬业的刺客。他让我想起了毛爷爷的一句名言:世上就怕认真两字!

八、最失职的刺客——鉏鸒(chú yù)刺赵盾

鉏鸒,春秋晋国人,(?--前607年)一些人不认为鉏鸒是刺客,因为他根本没有行刺,用现在的话说是犯罪终止。但鉏鸒的历史身份的确是刺客,且我个人认为鉏鸒还具备更多的义士品质。由于他主动放弃行刺,所未成大名,但在《左传》里却有精彩的记载.

当时晋国君晋灵公,荒暴虐,厚敛于民,广兴土木,晋国民怨沸腾。宰相赵盾屡屡进谏劝灵公改正,灵公全然不听,反有厌恶之意。

前607年,灵公宠任的一位大夫屠岸贾献计加害赵盾,曰:“臣有客鉏鸒者,家贫,臣常接济之, 其感臣之惠,愿效死力,可使行刺相国!”是夜,灵公和屠岸贾密召鉏鸒,赐酒食,告以“赵盾专权欺主,今使汝往刺,不可误事。”

鉏鸒领命后潜伏赵府左右。五更,见重门洞开,鉏鸒进中门,看到堂上灯光影影,赵盾朝衣朝冠,垂绅正笏,端然于堂上坐以待旦上朝。鉏鸒大惊,退出门外,叹曰:“恭敬如此,忠义之臣也!刺杀忠臣,则为不义;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信不义,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鉏鸒也,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 言罢,向门前一株大槐一头触去,脑浆迸裂而死。时惊动了守门人,报知赵盾,赵盾叹息不已,吩咐暂将鉏鸒浅埋于槐树之侧。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3楼 发表于: 2009-08-31

 

 

新中国外交官的夫人们[转帖]
 


    在中国外交史上,除了像周恩来、陈毅、乔冠华那样优秀的男外交家,还有一大批闻名中外的外交官夫人。她们或本身就是外交官员,或身为外交官的夫人,通过自己的各种优势与努力,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外交讲究对口,通过夫人斡旋成功的外交事件不乏先例。当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夫人以其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凭才干,重情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时,常使那些外国记者起初视她们为红粉佳人,而后又咋舌倾倒……这里记叙的是台前幕后的女性外交生活片断,涉及到: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的夫人胡济邦;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副部长章汉夫的夫人龚普生,副部长、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副部长、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副部长、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大使陈叔亮的夫人康岱沙,等等。

  外交部素有才子“二章一乔”之说,他们的夫人中有对“姐妹花”

  “二章”指章汉夫、章文晋,两人都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一乔”指乔冠华,最高任过外交部长。章汉夫的妻子是龚普生,乔冠华的妻子是龚澎,她俩是亲姐妹。龚普生大龚澎一岁,都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是燕京大学一对有名的“姐妹花”。龚普生毕业于经济系,龚澎毕业于历史系。她们是安徽合肥人,父亲龚镇洲是位国民党退役军官。老人很爱国,思想又开明,由着两个****员的女儿折腾。抗战开始,周恩来在重庆的南方局聚集了一大批热血精英,其中包括二章一乔,和后来他们各自的爱人:龚普生、张颖和龚澎。龚澎当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张颖当文化秘书,龚普生后来被周恩来派到美国,她在那里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交上了朋友。那里的人普遍认为龚澎、乔冠华是才女才子,天生一对。可他们俩谁也不愿先开口提这事。
  一天,周恩来急了:“唉,你们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乔冠华局促地拍口袋摸烟。一看周恩来桌上放了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把掏烟的手垂了下来。龚澎看在眼里,对周恩来说:“我从小说里看的,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的?”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起来拿着禁烟的小牌子,哈哈大笑:“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
  两人结婚后,仍然好强,当众常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十分恩爱。乔冠华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而龚澎政治上更强,主意更多。有次,他们外出活动,发觉后面跟了个“尾巴”,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俩停下,猛转身,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他们便教训特务:“什么事不能做,却要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以后再盯梢,”龚澎指指旁边的人群:“就把你们拉去示众!”两个特务被训得满脸臊红,连声说“不敢不敢”,转身逃去。

  周恩来点破他俩的“窗户纸”

  龚澎因为外事太忙,章文晋做了周恩来的第二任英语翻译。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张颖随行。她上飞机较晚,一位年轻人给她让座。张颖问他:“你是章文晋吧?”章很奇怪:“你怎么认识我?”年轻活泼的张颖笑了:“延安有人说你啊。”后来重庆人员移到南京,章文晋跟着周恩来先走了。张颖跟董必武后去,在南京他们第二次见面。
  章文晋不爱说话,与活泼天真的张颖正好相反。张颖到上海《群众》杂志任编辑。有天周恩来问:“小张,你到底怎么打算?”张颖有些为难,她有个男友在国外搞地下工作,可老是阴差阳错联系不上。周恩来说:“你这事虚无飘缈得很,你也不小了,要疏散了,两条路,一条去香港,一条去解放区,你怎么打算?”张颖仍然犹豫。周恩来有一天请张颖和章文晋吃饭时问张颖:“章文晋去解放区,你呢?”张颖笑着回答:“我去香港。”周恩来说:“你任何时候把你和文晋的事想通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回解放区。”周恩来又说了许多章文晋的好处,张颖心里有些动。但她还是去了香港。乔冠华和龚澎也在香港。龚澎对章文晋印象好,也劝张颖。在香港工作不好开展,加上原来的男友联系不上,张颖决定回南京。临走时,张颖问龚澎:“恩来在我临来时找我谈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龚澎大笑:“你这人怎么啦,这都不明白吗?肯定章文晋跟恩来谈过了嘛!”张颖到达上海时,章文晋意外地出现在码头:“到我家去吧?”1947年春节,张颖成了章文晋的新娘。

  康岱沙被送回出走的家,叶剑英为她主婚

  康岱沙的父亲康心之是四川有名的大资本家,大革命时期由李大钊介绍入国民党。她父亲开明好客,常有国民党要员如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长住家中。可他对女儿管教甚严。康岱沙在重庆二女师就加入了地下党,向父亲提出去延安。父亲火了:“如果你去延安,我就与你脱离父女关系!”可女儿康岱沙更倔,偷着去了延安。
  在延安,有次邓颖超告诉她:“你父亲一再找恩来和林(伯渠)老,要我们转告你,自从你离家后,你奶奶去世了,你妈妈由于想你,也生病了,要求我们把你送回去。你看看怎么办啊?”康岱沙说她已和家庭决裂了,想去前线抗日,决不回四川。邓颖超启发地问她:“干革命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康岱沙回答当然是人多好。邓颖超笑了:“延安才有多少人啊?你看恩来和董老在国统区工作,就是要争取更多的人抗日。你回四川工作不更具备条件吗?还是要跟家里建立联系,尽量多团结一些人。”于是康岱沙跟周恩来回到重庆,在红岩村休整了两天。周恩来耐心地教康岱沙做统战工作。他自问自答地说:“如果家里人问你去延安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是****员呢?你就说,他们看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不会要我入党的。再问,你就说你加入了青教会,多的就不要谈了。你先要你父亲送你去美国读书,不行,就争取考入国内大学。”邓颖超又让办事处给她赶制了一套衣服,好适应上流社会的眼光。三天后,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亲自把康岱沙送回她家。她母亲一见她,病立即便好了。康岱沙在重庆为党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两次接到特务的恐吓信,半路被特务绑架,坐过监狱。她从不屈服。


  康岱沙后来再次回延安。有一次邓颖超问她有无男朋友,康岱沙脸一红:“有,但是1939年我们分手时,他只说要去敌后工作了,从此没有音讯。”康岱沙早已对此不抱希望了,可有一天,邓颖超告诉她:“你的男朋友找到了!”1946年3月,康岱沙奉调去北平军调处。一到执行部,素来严肃的李克农也开起玩笑:“邓大姐叫我打听一个叫陈朗的,哪儿也找不到,原来就是我身边的陈叔亮!”叔亮是陈朗的字,但不为人知。几天后,康岱沙与陈叔亮完婚,叶剑英亲自主持婚礼。婚前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写来了贺信。

  夫人们大闹学习班

  新中国建立后,“二章一乔”分别被派到上海、天津、北京做外事工作,“二龚一张”也“各归其主”。大批从战火中走来的外交队伍也向北京开进。在涿县开往北平的专列上,保健医生朱仲丽要毛泽东适当注意休息。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要去任首届驻苏大使,你将来当起大使夫人来,会对稼祥有很大帮助的。”朱仲丽说她不喜欢“夫人”的称呼,毛泽东笑了:“你丈夫是外交官嘛,你必须得称之为‘夫人’了。要知道,大使夫人也是外交官,要发挥作用。”
  不管怎么说,朱仲丽毕竟是名人朱剑凡之女,又到过苏联,对出国当夫人还可接受。反应强烈的是那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下来的“土八路”夫人们,叫她们脱下军装,穿上旗袍,可炸了窝。周恩来专门为她们请来了礼宾教官。这个教官正是不久前从朱仲丽要去的地方——苏联大使馆回来的胡济邦。她可是个传奇人物,是中国派到苏联的第一个女记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曾与斯诺一起活跃在二战苏德战场上,采访过列宁夫人、弟弟,铁托元帅,以及朱可夫等苏联名将领。她曾打入国民党外交部,担任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新闻秘书。直到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于1949年3月起义之后,这个在隐密战线上战斗了近30年的红色战士,才公开身份回到祖国,参加人民政府外交部的筹建。
  她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必须穿衬裙,知道吗?”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觉得很漂亮,但胡济邦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出来,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胡济邦指着夫人们的发型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要求,要烫发,搽上点粉,抹点口红……”朱霖泄气地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之后,开始学吃西餐。朱霖对黄镇说:“我还要吃20个饺子才够。”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说:“真是活受罪!”
  几天后大使夫人们闹了起来,说她们为工作而来,怎么能去当夫人、太太呢?有的还闹离婚,想以此“威胁”组织。还推朱霖和韩念龙的夫人王珍为代表,找周恩来。邓颖超以自己在国统区当“太太”的现身说法,才制住了这场风波。许多将军大使听说夫人们闹到总理那里去了,都大发脾气地凶了她们一阵。

  各显神通,也各有苦衷

  1954年3月,周恩来带领200人组成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龚澎作为新闻发表官,朱仲丽作为随团医生同行。龚澎和另一位发言人黄华每次会议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总是能够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也能出色地进行驳斥。后来一些西方记者攻击另一些称赞龚澎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时,动气地说是被“女发言人的美貌所迷惑”。龚澎听了捂着嘴直笑。因为在她和黄华背后,有好几个“后台老板”:有乔冠华准备“炮弹”,更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政治家在指点。
  1956年,东欧风云突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胡济邦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匈牙利采访,一年多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内参,为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策东欧事务提供了依据。后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访华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派的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非常出色!”毛泽东回答:“是的,我也是从她的报道里才知道你们的真情况。”
  朱霖从匈牙利来到了印尼。早一步到达的陈叔亮参赞和夫人康岱沙从印尼一名女议员的交谈中,最早得知要开个亚非会议,及时报告了国内,引起重视。
  1956年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住在总统府,由即将担任印尼驻华大使的夫人陪同。有一天,宋庆龄站在阳台上,朱霖和印尼大使夫人在一旁陪伴。忽然,印尼大使夫人把宋庆龄拉到阳台中间说:“我们照个相吧!”说着就把摄影师叫来,她自己站在中间,让宋庆龄站在旁边,朱霖站在另一边。摄影师正对镜头,朱霖一想:不对,宋副主席怎能站在旁边呢?她从印尼大使夫人背后一下绕到了宋庆龄的右边,刚站好,咔嚓一声,相照好了:宋庆龄居中,她和印尼大使夫人站在两侧。回到房间,宋庆龄欣赏地打量朱霖:“唉哟,你真聪明,来得真快呀!”
  对于像朱霖这种外交官夫人来说,常年在外,生儿育女是一大难题。因为长期在国外忙,无法带养孩子,几年一过,许多孩子个性变得十分孤僻。回国后一进家门,孩子们都跑了,拉过来也不肯叫爸妈,更有甚者因太调皮跌断了胳膊。看到这些,朱霖和其他大使夫人都哭了。外交官即使在国内,也很难顾及家庭。有一阵子,章文晋参加一个边界谈判,日夜不回家,很小的儿子和女儿同时出麻疹,女儿还得了肺炎,烧到40度。张颖曾经看到一个孩子因病而死,所以很担心。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医院,仍不见好,便急得在半夜打电话找章文晋。章文晋直到凌晨4点才回来,张颖骂他:“没有你外交部就不转啦?”见夫人发气,章文晋只好赔不是。发过火后,张颖也只有伤心地流泪——她知道,有多少外交官都把办公室当家啊!

  出入王室与总统府的女外交官

  20世纪60年代,康岱沙和朱霖从印尼分别跟丈夫到了柬埔寨和法兰西。大使夫人的活动更多了。康岱沙面对的是柬埔寨王室。王后生日,康岱沙让人送去中国菜。王室礼宾局长对司机和翻译说:你们看,给王后陛下的菜她都分一半给莫尼勒亲王,莫尼勒亲王对你们大使馆的菜特别欣赏,他说你们的菜真好吃。王后时常背痛,康岱沙从国内请来两名好中医,用银针给她治好了,不久,王室近臣宾努亲王也来要求扎银针……1983年,韩念龙副部长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四任中国驻柬大使夫妇作陪。席间西哈努克亲王对陈叔亮和康岱沙说:“阁下在我们国家任大使时是柬中友好的极盛时期,也是柬埔寨的黄金时代!”
  在法兰西。1964年6月18日,朱霖去爱丽舍宫拜会戴高乐夫人。一见面,朱霖说:“今天是6月18日,23年前的今天,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了自由法国宣言,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戴高乐夫人非常高兴:“噢,你们还记得呀?”朱霖又说起戴夫人在儿童和残疾人方面的贡献,勾起戴夫人对自己残疾女儿不幸夭折的怀念。朱霖这时把一副披肩礼品送上,戴夫人兴奋得连声夸奖。不久,戴夫人回拜朱霖。这在巴黎和各国外交界都少见。朱霖用中国绿茶、春卷、火腿、枣泥芝麻饼,还倒了一杯皇宫里发明的桂花酒招待客人。临走还送给戴夫人的孙子一包蜜饯。1966年她回国开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她说:“朱霖,你是世界有名啊!”朱霖不知其故,要总理明说。周恩来说:“戴高乐夫人到使馆回拜你这个大使夫人,这不是世界闻名的消息呀?”朱霖最后一次见到戴夫人,已是“文革”时期。夫人们早已不敢穿旗袍,朱霖便穿着女干部的首都服到了爱丽舍宫。次日巴黎各大报纸都登出大幅图片,报道说: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大使夫人穿着“文化裤”来了,爱丽舍宫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了一位穿长裤子的女人。“文革”冲击了外交,给外交夫人们带来了不幸。

  周恩来不愿再看到龚澎的样子

  1964年春天,张颖搭乘周恩来的飞机回北京。途中,张颖向周恩来汇报:去年年底,上海华东现代戏会演,剧协主席田汉要求参加,但组会方不邀请,还监视田汉住的房间。张颖到上海劝田汉回京,也受到监视。她气愤不已。哪知周恩来听后,沉默很久,才说:“要学会顾全大局啊!”这年夏天,文艺界对夏衍、田汉进行大批判。在剧协的张颖受命为批判者,给她的题目是《谢瑶环》,而且要提到“影射现实”的高度。张颖很矛盾。《谢瑶环》正是她主编《剧本》时,向田汉约的稿。她很欣赏这个剧本,田汉改一幕,她就发表一幕。田汉看了张颖的批判稿,苦笑道:“你这样批判恐怕通不过啊。”说完,田汉交给她一份由他自己写的信,让她交给周恩来。张颖看了信,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全是肺腑之言。周恩来看过信后,浓眉紧锁。他看了一眼张颖:“你有话就说吧。”张颖闷头不语。周恩来拿笔给田汉回信,肯定了田汉多年对戏剧的贡献,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景况。张颖见信写得语气和婉,兴冲冲地去给田汉送信。1967年,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周恩来在外交部开会。他面孔威严,环顾四周,突然放开嗓子喊:“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往前头来坐下,你不是走资派,怕什么?听说你的家被抄了,拿走了所有的记录本,有这事吗?”龚澎那么坚强的人,听了这话,眼圈一下就红了。周恩来继续说:“谁抄走的,立刻全部交出来!”
  1970年初春,龚澎在洗澡间摔倒了。送到医院后,由于负责医生不在,10小时后才就诊。诊断结果是大脑内动脉瘤破裂。从5月份开始,她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靠机器维持生命。她已不成样子了。周恩来来看她,伤心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难受,我以后不来看她了……”当年,龚澎去世。不过两年,早就有高血压的章汉夫也离开人世。
  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夫人有的去了“五七干校”。又一个冬天来临,张颖从外交部湖南干校回京,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握手,双方都沉默。这时,看上去更加消瘦,但仍然保持炯炯目光的周恩来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田汉同志1968年病故了,死于狱中!”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田汉是很有才华的,他诗和词都写得好,《关汉卿》中的‘蝶双飞’更是一曲人间绝唱!”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4楼 发表于: 2009-08-31

出走的12岁体操冠军[转帖]
 


  因为先后获得少儿、青少年级别全国体操冠军,高高被选送进北京先农坛体校。一年后,高高却留下遗书出走,后来被诊断为精神抑郁。

  2008年4月29日下午6点,训练结束了。高高本来应该直奔食堂,但是“心里特别扭”,就径直出了体校,上了一辆往北去的公交车。

  从先农坛体校到什刹海
体校,有大约10公里的路程,高高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什刹海练到先农坛———北京市体操队,并希望更进一步,走入临近天坛的国家队。

  到什刹海体校已经是8点多钟,高高没有找到自己当年的教练。在某个没人的角落,他停下来,准备跳进后海,但是“想了想”后,又坐下了。到了凌晨,他被接到通知的保安一把抱住———家长和学校报警了。

幼年上体校

  高高3岁半开始练体操,北京西城体校的教练原本是来幼儿园选女孩的,但是意外地看中了他,希望他来试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高高每周末便被送到西城体校,蹦蹦,练练。一个月以后,他的启蒙教练对高母说:这孩子条件好,特别适合练体操。于是,母亲骑着自行车,每天中午上幼儿园把高高接到体校,下午六点再接回家。

  高高家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一家四口人,挤在大概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高母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以后让儿子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看起来她的期许也并不低:高高5岁的时候,母亲就为他报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班。6岁半,高高被什刹海体校的教练挑中,离开了西城体校。

家长的梦想

  北京市体校分三级,由区县至什刹海再到先农坛。什刹海体校名声在外,这所二级体校培养出来的明星数不胜数,马燕红、王涛、冯坤、张怡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高高在这里认识了岩岩和段段。段段被认为是个比较“皮实”的孩子,因为他不会一挨打就发烧,岩岩则不同,因为时刻担心来自教练的耳光,他养成了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在少年体校,教练用巴掌“教训”孩子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家长多数也能够接受,“小孩挨点打,不是坏事。”高高的母亲说。

  在高高看来,比他早进什刹海体校两年的段段练得不好,但段段的母亲显然不这么认为,“我家孩子刚去时聪明着呢!”段段还上幼儿园时,段母就试着让他去上钢琴班和美术班,“但他坐不住”,于是,她便带孩子去什刹海体校。

  高高在这里成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并且很快,8岁即跨入一级运动员行列。“每个家长都做过梦,因为教练一直在给你梦想,”岩岩的母亲说,“难道我们不知道成功的只能是那几个?可是你越往前走,越没法退,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体校的“江湖”

  从2005年起,高高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并且屡有斩获,当年的一次比赛后,李宁给站在领奖台上的高高挂上了金牌,并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

  成为“尖子”后的高高心气很高,教练对他也更严格。他的体重和身高都在教练掌握中,饮食也有监督,同时被要求少睡多练。

  高高当然看得出,体校就是一个江湖。江湖上的种种传闻,譬如说父母接送孩子时开什么车就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会流传到孩子中间,不过足够优秀的他有资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段段则不同。在一次少年比赛期间,他认为自己被“压分”了,就很直接地对母亲讲:“我们不练了,你才给那么点钱,这金牌什么时候才轮得着我拿啊?”

  其实段母花的钱一点也不少,请人去钓鱼、去歌厅、洗桑拿,段段在体校6年,她投入了二十来万。2006年的某一天,据说是决定段段能否进入先农坛体校(北京队)的关键时刻,她请了最大的一回客,花掉数千元。

  “有些家长给得多,我是真没钱,最多就给过300元,”另一位母亲说。她是单亲家庭,家里两个孩子,把其中一个送入体校是希望减轻家里负担,“以后进了先农坛,走专业道路不就有工资了?再当个体育老师,或者当个教练,这不就是出路?”

  但是,在此之前,她要忍受“年关”的煎熬,“一到年底就紧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过,孩子越往上,要打点的人就越多,以前的也不能忘,不然人家毁你怎么办?”

  2006年夏天,高高还在珠海比赛,先农坛体校要调他入队试训,高母跟儿子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你就坚持到底,就没有退路了。”高高特高兴,对自己也颇有计划:我就在那里练4年,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

日记的控诉

  先农坛体校与高高签的是半年的试训合同,吃穿住体校全包,还每个月发工资329.2元,高高需要做的就是,在这半年期间,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专业队练下去,从而实现转正。

  可是,高高的梦想之旅遇到了麻烦: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突然不教他动作了,鞍马不让他上,吊环不许他往高处摆,高高在什刹海体校学的是乙组动作,在单杠上他可以“起浪”,可以“大回环”,现在他盼着学会“正掏反掏”这样的甲组动作,但他只能看着别人上难度,而自己能做的,除了一些“特简单的动作”,就是倒立。

  高高试图理解这种处境的变化:教练是在磨练我的意志,考验我能不能过这一关,因为以后去国家队会有更大困难……但是状况在持续,传闻又起来了:XX的家长做了什么工作;XX教练和你不是一个区的,所以要打压你,你就是他们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高高在体校住一个四人间,寝室其他三个人都比他大,经常“闹着玩似的”把他“狠狠打一顿”。高高有一份4页半的“日记”,写得很工整,高母称这只是无数个夜晚高高偷偷写就的个人日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被学校拿走了”。校方的一位官员说,“高高平日写训练日记都只能写三四行,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催人泪下的文字呢?”

  日记中有这么一段:“(队友)轮流打我,打得我两个鼻孔直蹿血,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进馆训练的时候,我赶紧用白粉沾着唾沫往身上青紫的地方抹,不敢让教练看见。周末回家,妈妈看见我的伤就哭了。妈妈没告诉教练,她知道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好几次我都不敢上楼去睡觉,只想等他们晚上睡着了,我再上去,但我一上楼就被他们抓住了……”

  先农坛体校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位教练说:“如果我们不让他练,我们干嘛费劲把他调到队里来呢?”另一位教练则称高高“不错”,而其母“有点那个”,“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来闹,对教练也拳打脚踢,说别的队员故意用开水烫高高,其实没有,都是些小事。”

  很难说高母的“闹”对教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如何投射到教练及其他队员对高高的态度上。总之,在一次被指责“偷钱”后,队友一夜之间站到了高高的对立面上,在食堂吃饭时没有人和他坐一桌。

还能干什么

  岩岩比高高晚进先农坛体校半年,和他一拨儿进来的6个人,有4个人在三个月后遭到了“淘汰”。

  如果以男子体操运动员十七八岁出成绩计算,岩岩和高高这批小运动员,可以赶上2013年全运会周期———这正是省一级运动队的工作重点,如果他们表现出众,国家二队甚至一队的大门也会渐次向他们打开———而这是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梦想。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成为幸存者中的幸存者。

  被调整下来的远远一度变得极为抠门,简直嗜钱如命。“他说,我知道我因为什么下来的,”远远母亲说,“他看了太多东西,觉得有钱什么事都办得到,我现在经常对他说一句话:社会不是这样的。”

  在高高这徒劳的半年临近结束时,高母也曾动过念头,把他转到八一队去练,但高高5岁时注册在北京成了绊脚石:只要不解约,高高就永远是北京市的运动员,即使在八一队练,出了成绩也是北京队的。那么,谁敢要他呢?高高又在体校多待了一年。

  一些令高高害怕的征兆开始在他身上显现。他变重了,肚子也大了起来,他开始羞于光着膀子出现在训练馆,而总是穿着背心———他原来会做的动作现在也力不从心了。

  “我太想练了,我爱体操,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才不走哪,我知道他们练不过我……”

  “我只能多练,不能少练,我从三岁半进馆练功,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不让我练功比杀了我还难受,谁来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别人进步,我退步,我可能就要完蛋了……”高高在日记中写道。

  12月18日,少年体操冠军高高诉先农坛体校“虐待”案在北京宣武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胜诉,获赔5万元,但高高母亲称还会继续上诉。

(文中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4期 杨潇文)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5楼 发表于: 2009-08-31


 震惊中外的南京“哭灵”事件[转帖]
 

    1947年3月19日,古老的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300多名国民党将校级军官,齐集在中山陵灵堂前“哭灵”。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得许多人围观,游客中的女性甚至为之动容落泪。宁静而庄严的中山陵上空,顿时被一片悲伤的哭声所笼罩。
  第二天,《救国日报》率先在头版披露了这一惊人新闻。第三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予以登载,于是各小报纷纷大做文章,最终导致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蒋介石每天必看报纸,当他看到这一消息时,顿时惊呆半晌,接着大为光火,大骂这些谒陵人简直“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但等到情绪冷静下来后,他突然想,说不定这又是****一手策划的,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他派人把陈总长(诚)叫到办公室,对着战战兢兢的陈诚一顿申斥,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不明内幕,如坠烟海。
  原来这事还得从国民党着手整编军队谈起。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会后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撤销了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因为这些部门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战已不适用了。故将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一些非嫡系部队的士兵并入嫡系部队,而大多数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遣散编在全国成立的12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当时有一个由蒋介石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这个团的任务就是负责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编余将领。那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到南京“中央训练团”的编余将领共有40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北伐、抗日战争。另外也有一部分编余军官分送在中央警官学校接受训练。所有这些编余人员的待遇都很差,许多人为了一家老小生存,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有位编余军官叫张清泉,他在警校受训结业后,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其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将官班里有个陆军少将陈天民,抗战时曾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从部队编余出来时,他已是肺病晚期,五个孩子,大的不过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终日啼饥号寒,哪里还有钱治病?1947年2月中旬,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吃安眠药自杀身亡。陈天民死后,尸体在家里停放了四天,最后还是将官班和警政班的同学,凑钱为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材……
  为什么这些编余军官会受到当局如此“处理”?对此,当时的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曾私下透露:“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领,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内战),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选,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没有特殊表现的也一律清除。”这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脚了。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对当局日益不满,于是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的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一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于是又有人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人主张散传单。而一期的李模则认为,将校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这时又有人提议,几天就有一批人办退役,不久大家终将全部分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何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晋谒官邸、拦车、告地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经过一番暗中****,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丁德隆、蔡忠笏、钟焕金、张际鹏、俞遇期、汤燕生,并拟定了祭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隆、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36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寒号,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
  1947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除因故不能到场外,编余军官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300多人。他们全部身着黄色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齐集在灵堂前的石坪上。大家公推黄埔一期同学、34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先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丁德隆等献花圈后即读祭文,读罢静默三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当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的石坪后,有几位将领相继作了发言,均对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沉痛的发言,使得众人含着热泪,相对唏嘘。那天陈天民的妻子带着三个幼儿也参加了祭陵,她领着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感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放声大哭,在场的人忙上前劝慰。然而,眼前光景已令大家触景伤情,联想到自己各人的家庭,以后还不知落到何种境地,一时个个悲愤难抑,禁不住纷纷号啕大哭起来,顿时声震陵园上空,有的甚至哭得当场晕倒,不少人还激动地高呼“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
  这场震惊中外的哭灵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安。陈诚在蒋介石一顿训斥后,慌忙召集了黄杰(中训团教育长)、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措施: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仍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最后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了信心。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6楼 发表于: 2009-08-31


 辛稼轩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词中的几个典故[转帖]
 

辛弃疾,大家都很熟悉,关于他的生平和在文学史上地位等等,想来应该我是不用多说的,我这里想说的是他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一词中援用的几个关于魏晋时期的典故,关于这首词的评论和点评也很多,而我在诗词上的造诣实在是很有限,所以不敢多说,只是说说这几个典故的出处。  辛稼轩作词,和李商隐一样喜欢援引典故,这是他的一个风格(这样好还是不好暂且不论),他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一词中,先后引用了有关魏晋时期的三个典故,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

  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

  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

  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其中,“斗牛光焰”、“燃犀下看”和“元龙老矣,不妨高卧”三句,就分别是魏晋时期的三个典故。  斗牛光焰,出自《晋书·张华传》:“初,吴(东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

 

  张华为搞清楚这个事情,遂专门去请教豫章人雷焕,因为据说雷焕“妙达纬象”,即善于观察解释天象。当下雷焕便和张华一起登楼观察天象,之后雷焕告诉张华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张华大喜,说少时有一相者说他年出六十后,会登上三公的位置,而这个时候还当得宝剑佩之,现在看来应该要应验了。接着张华又问雷焕,那宝剑应该在什么地方?雷焕说应在豫章丰城。于是张华用雷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他把其中一把送给了张华,一把自己用。后来张华被杀,那柄宝剑也在骚乱中失踪。雷焕死后,他儿子雷华带剑经过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1)。

 

  辛弃疾在此处援用这个宝剑剑气射斗牛的典故,我认为内里隐喻的含义相当丰富,表现出了他当时十分复杂的心情。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在这里他以“斗牛光焰”来代指那些在江南意图收复失土的英雄义士们,把他们比做被深埋地下的宝剑,虽然他们在野不在朝或者在朝不得势,其收复失土的呼声不能被朝廷所采纳,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大多数爱国人士的意愿,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呼声犹如深埋地下的宝剑,即使重压深埋之下其光焰也会直指斗牛。

 

  除了上面说的意思外,他用这个典故其中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也就是借这个典故表达对当时的朝廷偏安在江南,即原三国时代的东吴地盘的现状不满,另外也表达了自己收复故土的愿望。我们看他前面一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西北自然是失去的国土,东吴地处东南,西北正是相对而言。“倚天万里须长剑”,说出了他以为唯有仗手中“长剑”,靠武力北伐才能收复那“倚天万里”的西北失土的政治观点,而当时的朝廷却一味的偏安,全然不想北伐只知和谈,以至于象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犹如被深埋地下的宝剑,但即使是这样却依然不能改变辛弃疾他们北伐的决心和愿望,也不能让他们束口无言,他们还是会象宝剑光焰射斗牛那样,通过各种途径不屈不挠地来表达他们要收复失土的愿望和决心。  第二个典故“燃犀下看”,也是出自《晋书》。语出《晋书·温峤传》。温峤,字太真。晋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温峤曾经击败王含、钱凤、苏峻等人的叛乱,后来返还自己籓镇。之后又因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他“借资蓄,具器用”准备输送到京,在经过武昌的时候,“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后人遂多用“犀照牛渚”、“犀燃烛照”等来比喻洞察幽微。然而辛弃疾在这里用此典故,却大有壮志未酬的意思,因为当年的温峤在燃犀下看之后就死了,年方四十二。“待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两句,颇有凄凉之意,表现了他虽怀雄心想挥军北伐,但诸多掣肘却使他陷于力有不逮、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才“待凭栏却怕”、“欲飞还敛”,同时也曲折地指责了那些偏安江南的权臣们的误国行径。

 

  后面一个“元龙老矣,不妨高卧”的典故,是说的三国时期的故事。

 

  据《三国志·吕布传》中关于陈登的记载和附注说,陈登,字元龙,魏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三国志》有:“(吕)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云云。辛弃疾用的这个典故,是发生在刘备在投靠刘表以后,有一次在刘表席上谈论人物,在座的许汜说陈登“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在那个时候,江湖人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许汜这里说的豪气是“霸道”、“粗鲁”的意思,为贬义用语。于是刘备问刘表道:“许君论是非?”,刘表的回答很圆滑:“欲言非,此君(指许汜)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来了个摸棱两可、不置可否。于是刘备又问许汜说,你说他“豪”,有事实吗?许汜回答道:“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于是刘备很不客气地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刘表听了哈哈大笑,刘备这个时候并不就此收手,继续又道:“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2),大大地表扬了陈登一下,当然同时也就是把许汜给贬了。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许汜这个人。他原是兖州的从事中郎,是曹操的属下,后来他和陈宫、王楷等叛曹操应吕布,以至曹操在一夜之间陷入绝境。他说的“昔遭乱过下邳”,应该是在吕布被曹操击败以后投靠刘备的途中。陈登历来不喜欢吕布,而许汜的人品又不见得好,所以他这么对待许汜,在他而言是很正常的反应。而最有趣的是刘备,他处世一向很圆滑,但是这里到最后居然也一点面子都没给许汜留,甚至干脆直指他没有“忧国忘家”的“救世之意”,而且“言无可采”,因此陈登才这样对他,也算得上是一大快事了。不过他这样说,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在内,因为陈登曾经说过当今世上,他只佩服几个人,分别是陈纪、陈堪兄弟,华歆,赵俨,孔融,还有一个就是刘备,其他的均是“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3)!

 

  辛弃疾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一股心灰意冷的心态已经油然纸上,同时也完成了全词从开始时壮志雄心的“倚天万里须长剑”,到后来因为被压制而无力北伐的“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最后只能无奈感叹“元龙老矣”这样一个完整的心理转折历程。想那陈元龙何等豪气,手无一兵之时助曹操覆灭吕布,心怀“吞灭江南之志”,于三十九岁的壮年抱憾而终,而辛弃疾却说他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4),此乃是正话反说,把自己的一派灰心意思表露无疑,同时也表明了他把当朝的误国权臣们看做都是和许汜之流一样,都是些没有“忧国忘家”“救世之意”又“言无可采”之人,对他们格外的不屑。

 

  词最后“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几句,悲愤、凄凉和感叹之情兼而有之,如果联想辛弃疾一生金戈铁马力图收复失土,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生平,读来着实会让人泣下不已。

 

  (1)《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

 

  (2)《三国志·吕布传》: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於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3)《三国志·陈矫传》: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馀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4)《孟子》:“簟食壶浆”,这里应该是衍生义。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7楼 发表于: 2009-08-31

朱德请国军观看伏击战好戏[转帖]
 


作者:余玮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1938年1月12日一大早,朱德、彭德怀迎着晨曦,和八路军的三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副参谋长左权一行,踏上了出席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军事会议的旅途。

途经临汾,朱德第一次见到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对于卫立煌这个人,朱德不仅早就有所了解,而且做过研究。十年内战,两军对垒,朱德当年作为红军之帅不能不研究卫立煌这个重要对手。他知道,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国民党少壮派将领,有着与自己相似的身世和早年经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1897年2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城东郊卫杨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小时读书不多,只念了几年私塾。辛亥革命爆发后,离家从军,成了孙中山卫队的一个卫兵。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20多岁就升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孙中山逝世后,他跟随蒋介石,很快发迹为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

朱德也知道,卫立煌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但是,他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抗战开始后,卫立煌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

在没有见到朱德以前,对于这个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闻名全国的英雄人物是什么样子,卫立煌实在无从想象。真正见了面以后,又大出卫立煌意外。朱总司令穿着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了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脚上穿了一双旧布鞋,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他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年纪在50岁上下,有如一个老农夫。这和卫立煌所见过的国民党阵营那些威风八面、讲究排场、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形形色色的“总司令”,实在有天大的差别。当朱德与卫立煌握手的时候,卫立煌的目光中充满了心仪已久的敬重。

见面后,朱德也很赞赏卫立煌积极抗日的态度。在忻口会战中,他们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朱德一行到临汾后,再在1月13日乘火车南行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在赴洛阳的途中,卫立煌和朱德两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给卫立煌同朱德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

卫立煌对朱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国民党官方曾经捏造了许多谣言,把朱德描绘成一个青面燎牙的人。民间和国民党的普通士兵中间,也流传着有关朱德的种种传说。对此,卫立煌早有所闻,他想知道这些传说是否确有其事。他不断地询问朱德,想弄明白这位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从前是怎样打退国民党的历次围剿、怎么长征过来的。按朱德生平性格,向来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过去,但现在卫立煌既然如此殷勤地询问,朱德只得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在探索救国救民过程中的思想转变,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听完朱德的一番叙述,卫立煌大动感慨,在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感到朱德青年时期追求革命,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经历和自己大为相似,又对朱德蔑视功名富贵、以身报国的高尚思想境界深表敬佩。于是,朱德给了卫立煌一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的美好印象。

历来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要是听他训话,很少展开认真的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朱德只是想在会上了解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和打算,以便研究八路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做些统战工作,发展团结抗日的形势。他带去一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送给白崇禧一把日本指挥刀,送给何应钦一条军犬。蒋介石在“训话”中虽然没有改变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但他当时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他不让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退过黄河。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这个时期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枪毙。

洛阳军事会议后,在研究第二战区开展对敌作战问题时,卫立煌向朱德求教。朱德向卫立煌分析了我方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着重讲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朱德还对如何改进卫辖属军队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密切军民关系,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提高战斗力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此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交谈;有时闭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

2月28日,在大后方武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把大后方的军民惊呆了。报童们背着报袋在中山大道、在江汉关边跑边喊:“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为国捐躯!”“民族英雄朱德以身殉国!”“原红军总司令朱德战死在华北抗日前线!”

各种报纸的号外在武汉满天飞扬,各式传闻不胫而走。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老百姓纷纷为国家痛失英才而感到悲伤。这时,八路军驻地的办公处不时接到电话,询问朱总司令的情况。《新华日报》社也向延安发去电报,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也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急电,询问情况,特别问到朱德所在位置,要求立即回电。

康克清听到有关消息后非常着急。她知道,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去太行前线。随行的除10多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没想到才过几天,就听到“噩耗”传来。这时,又传来日本侵略军司令部通过华语广播电台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古县镇在飞机的猛烈轰炸下已成一片废墟,**在华北的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司令部已化为乌有,不复存在!……”

康克清听到这里,更似五雷轰顶!怎么!丈夫真的遇难了!不!不可能!与老总结婚十年了,这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十年,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民族正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能离去呢?怎么能舍我而去呢?

一时间,乌云满天,风雪漫舞。到底华北抗日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人这样揪心?!

原来,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

2月21日,朱德到达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做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太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23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复电毛泽东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当天深夜,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做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

那时,朱德身边只有约200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很容易。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

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兵,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但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德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钰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军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为此,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25日,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日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德,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但他最担心的仍是东路日军,指出:“进入府城之敌欲用间进急趋手段袭占临汾”,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该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下午3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

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接到起飞出击的命令后,就摊开作战地图,在山西省的南部寻找古县的位置。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侵略军头目,凭着他们认识几个汉字,趴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东找西寻,终于在屯留县西北方向找到了一个“故县”,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就是地面指挥陆军要求轰炸的目标,立即命令出动十几架轰炸机。转眼之间,一个好端端的和平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惨遭狂轰滥炸。故县变成一片火海。

鬼子的空军为了报功领赏,谎报战绩说:“目标已全部消灭,再未见一个八路!”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见到八路军的影子,是他们自作聪明,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占领区的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消息:日本皇军摧毁八路军总部,朱德在空袭中丧生。大后方的新闻媒体不明就里,不辨真伪争相转载。

下午4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

当天晚上7时,敌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这时,朱德仍在险境中,却从容不迫地指挥着阻击敌人的战斗。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少量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

后来,当康克清见到“完好无损”的朱德时,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头,她一头扎进朱德的怀里。朱德听后,哈哈大笑:“我朱德有避弹神功,炸弹离我远着呢!”康克清弄清事件的原委后,也开心地笑了。

3月10日,朱德率领总部向太行山进发,途经安泽的英寨,屯留的良马、中村、西村,沁县的郭村、白家沟,在15日到达沁县城东南约15里的小东岭。

3月24日,小东岭的关帝庙里张灯摆桌。朱德在这里主持召开八路军旅以上干部和划归东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军官会议(史称东路军将领会议)。为了开好这个会议,总部机关认真进行了敌情资料准备。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30多个友军将领参加了这次会议。

朱德宣布了会议的五项议程:报告、讨论目前战争形势与任务;改善部队政治工作与健全组织;确定与统一民运工作方针及敌军工作方针;确定作战方针,建立根据地,武装民众;由东路军开办地方工作、敌军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训练班。

会上,彭德怀作了主报告。他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首先,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其次,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再者,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另外,彭德怀对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做了详细说明。随后,到会的友军将领对游击战提出许多疑难问题,朱德、彭德怀等人一一做了解答。

会议开到第五天,朱德作了总结,他着重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问题,还讲了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问题。讲到最后,已是下午日头偏西,朱德宣布:“小东岭会议至此闭会,大家辛苦了,过两天我请大家看戏!”

原来,小东岭会议快要结束时,八路军一二九师计划在河北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在日军侵占临汾后,从邯郸到长治再到临汾的大道成了日军的重要后方交通线。响堂铺的地形条件好,一侧是悬崖峭壁,不易攀登,一侧是起伏高地,便于隐蔽和出击,是邯长公路上理想的打伏击战的地方。朱德批准了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由副师长徐向前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为了加深友军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朱德决定邀请会议参加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观摩这次战斗。

3月30日午夜,春寒料峭,响堂铺四周万籁俱寂,镇上的老百姓都早已入睡了,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勇士们冒着霏霏细雨,踏着泥泞的山路,急速向公路两旁的峰峦上开进。为了打好这场伏击战,师部对部队做如下部署:以七七一团全部和七六九团主力,设伏于响堂铺分路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东西长十里的一线阵地,以一部设伏于公路以南的山脚下,阻止日军抢占南面高山;以七七二团全部及七六九团一部,阻击由黎城和涉县可能来援之敌,并掩护伏击部队侧后的安全。

3月31日凌晨,在夜幕的掩护下,几十名观摩者悄悄进入了响堂铺村的一个高地。“戏在哪里?”当朱德把大家带到这个山头时,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友军将领们哪里知道朱德要在响堂铺导演一出由一二九师唱主角的伏击战好戏。

天亮了,雨停了。这里视野开阔,便于观察,通过望远镜,下面公路上的一切都尽收眼底。将领们静静等候戏的大幕拉开。

上午8点,日军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由黎城经东阳关开来。领头的两辆汽车里坐着几个日军,车行至神头河便停了下来,他们神色慌张地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了一番,看到山冈、草木、大道都和往常一样,便放心往前驶去,后面是110辆汽车,紧跟着后面又有70辆汽车,在狭长的山沟里排列起来,足足有近六里长。徐向前当即抓起野战电话向师政委邓小平通报情况。

八路军七七一团先放过前面的100余辆车,让日军车队进入七六九团伏击圈,等到日军车队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圈时,正好是上午9点。只听徐向前副师长一声令下,两个团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步枪等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同时向日军实施猛烈袭击。敌人仓皇应战,有的迫击炮、机枪还未及开火,即被击毁。有的日军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跳下车来,凭借着车厢或路边的岩石作垂死挣扎。敌人的车队被打得晕头转向,狼奔豕突。

嘹亮的冲锋号响起了,八路军勇士们上了刺刀,个个如猛虎下山,向着山沟里的日军冲去,与日军短兵相接。霎时,山谷雷动,硝烟弥漫。溃败的日军分成好几队往南山脚下冲击。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我军立刻把冲下山的敌人重新压回到邯长大道上,使其再次腹背受敌,陷入我军的包围圈。经过两小时激战,日军170余人的掩护部队大部分被就地消灭,180辆汽车被毁。

这是一场精彩的大戏。尽管到现场的将领们指挥过不少战役,但还没有这么快捷的歼灭战。一位国民党将领感叹地说:“要不是亲眼看见烧了那么多日本鬼子的汽车,说什么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太像一次预先安排好的‘作战演习’了!”

响堂铺激战的枪声,惊动了黎城东阳关和涉县的日军。当从黎城及东阳关增援的400日军赶到马家拐附近时,遭到七七二团的截击。1小时后,七七二团反击,将日军全部击溃。与此同时,从涉县出援的400余日军,也被我七六九团部队击退。看到辉煌战果,在远处观战的友军将领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当天下午4时,日军派10余架飞机到响堂铺上空狂轰滥炸时,八路军伏击部队早已打扫完战场主动转移了。在跟随转移途中,有位国民党将领笑着说:“现场观摩这样的伏击战,太难得!这次观战,让我们增强了对游击战的认识和抗战的信心!”八路军总部的一位战士笑开了,说:“你们可要知道,组织这种观战,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办不到的!我们朱总司令真是够神的!”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8楼 发表于: 2009-08-31

艾滋病咨询员:不能承受的心理之重[转帖]
 


豆子做咨询员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她接待的300多名求询者让她仿佛阅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睡。

在云南,有3000多人从事着和豆子一样的工作:艾滋病咨询员。他们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一些特殊人群:性工作者、有十多年吸毒经历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经历,他们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帮助被艾滋病困扰的求询者重建信心,帮助他们坚强而有尊严地活下去。

国家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建华说:“我们以前很少知道,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奉献的时候,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

“姐姐,我出1000元可以治好艾滋病吗? ”17岁的小花天真地问李曼,李曼愕然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李曼是妇女健康活动中心的咨询员,针对性工作者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行为干预是她的工作之一。在一次大规模筛查中,李曼见到了“属于低档次站桩一类”的性工作者小花。

这名来自贵州贫困山区的女孩儿,14岁时被逼嫁给自己的表哥,因生下一个残疾男婴而被赶出家门,被同乡诱拐到云南被迫从事性工作。在这里,小花不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患有其他一些性病。在李曼等人的帮助下,小花逃了出来,在一个小镇上接受治疗,并且有了一份工作。直到今天,李曼对她的咨询还在继续。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她们的世界,并希望自己有超凡的能力,这让我的身心很累很累。 ”李曼说。

与李曼一样从事咨询工作的凤洁也有同样的感受:“她们的病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

凤洁是一名有过吸毒经历的女性,借助戒毒药品“美沙酮”的帮助,她彻底远离了毒品,2006年,她注册了自己的“浴火工作室”,专门帮助那些女性性工作者。在凤洁帮助的人群中,有9人先后发病离开人世,每次都是凤洁给火化场打电话,殡葬人员过来时,总是脸色阴沉,眼露厌恶,并且不断地诅咒。

“普通人去世,可以得到一个黑色的装尸袋,而她们只能被小小的塑料袋草草裹起来,然后扔到车里。 ”凤洁说:“到了火化场,我央求他们,能不能给她们化化妆,换件衣服。他们总用鄙视的眼神拒绝我。我说,我来做,我不怕。但是他们根本不理我的请求。火化场的焚烧炉有两种规格:一种是660元的,喷洒的是气体,身体化成骨灰时,是平平整整的一片,很干净很完整。可是我的姐妹们却只能进入廉价的焚烧炉内,被喷洒上焦油,不停地来回翻滚,鼓风机发出巨大的声响,把烧化的骨灰吹得漫天飞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耳鼓膜都要破了。 ”

一个叫灵巧的女孩临终前对凤洁说,死后想和妈妈待在一起。在火化场,凤洁哀求殡葬工人给一烟盒骨灰,可工人冷冷地说:“艾滋病,还想去传染别人?别浪费土地了。 ”在凤洁的再三哀求下,工人终于说:“100元一烟盒,200元两烟盒。要多少,你看着办。”凤洁递给他100元,从他手里接过一个裂着大口子的装着骨灰粉末的塑料袋,而那些粉末正哗哗地往地上漏。

“在我的姐妹眼中,死亡是‘寒冷、无助、孤魂’。她们中很多人生前被人唾弃和歧视,死后也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宽恕和谅解,这是人世间最悲哀的事。 ”说这话时,凤洁的眼睛一片迷茫。

这些年来,凤洁穿10元的T恤,30元的球鞋,不断用自己的积蓄帮助那些孤苦的姐妹。尽管常常入不敷出,常常陷入困境,凤洁依然为了“浴火”的生存苦苦支撑着,这是她拯救别人也是拯救自己的救命稻草。“我不愿把‘浴火’弄成一个宣传有关部门政绩的地方,我得保护我的小姐妹们,艾滋病患者不应该成为秀场的玩偶或谈资。 ”

“咨询员是典型的两面人。 ”医生丁志辉说,作为一名VCT咨询员,不管你在道德上怎样评判,不管你内心怎样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你都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分忧解难。

而且,无论是什么身份的咨询员,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工作条件:他们的咨询室都不大,有的只有10多平方米,甚至没有窗子,咨询员和感染者之间仅仅隔着一张桌子。许多感染者都会并发结核病,在和咨询员面对面时,他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还会大声地咳嗽,而咨询员却不能戴口罩,更不能躲闪。“那样做了,就是告诉感染者你害怕了,有了这种感情上的距离,感染者怎么信任你? ”有的求询者会在咨询室里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吼叫: “让我去死吧”,有的甚至真的会从咨询室里往楼下跳,这个时候,咨询员的压力都非常大,非常焦虑。

云南省公共卫生专家、昆明医学院教授李晓亮指出,艾滋病咨询员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那些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层人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把国家艾滋病“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以及反对歧视的斗争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的。特别是咨询员与求询者之间的美好感情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正是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但是与他们付出的情感、精力、努力、贡献相比,他们得到的关怀太少了,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压力问题。 ”
(摘自1月14日 《中国青年报》作者张文凌梁苹)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919楼 发表于: 2009-08-31


我国环境变迁规律[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1)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OCR


我国环境变迁规律

  我国学者安芷生等不久前发表了他们对中国古环境变迁
研究的报告。报告明确地向我们展现了近18000年间我国古
环境变迁的规律:干冷——湿暖——干凉。
  他们研究了古植被、动物化石、古沙面、古湖面等古环
境,绘制了3个时期我国古环境略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18000~15000年间,因干冷、
沙漠扩张、黄土块速堆积,多年冻土带、干草原带比现今向
东南推进了8个纬度。因干冷、海水减少、海面缩小,我国
海岸线较现今位置东撤800~1000公里。中部和东部年平均
气温比现今低10℃,有可能低12℃以上。当时沙漠面积比现
今大2B5左右。即现今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
疆为荒漠带。因寒冷,冻土地区比现今面积大1倍以上。现
在,我国冻土地区限于西藏。那时,不仅西藏,而且东北、北
京、陕中、甘南、川北冻土连成一片,也没有热带雨林。云
南、广西、广东、海南、台湾为亚热带潮湿常绿和落叶阔叶
树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
  到了公元前9000~前5000年间,随着气候转暖,冰川迅
速后退至消失,海水增加,海面扩大,我国现今上海、天津
所在地当时还在海水里。这个时期,我国华南一带亚热带林
演变成热带雨林;大面积干旱荒漠地变成了温带森林草原,沙
漠面积较前期缩小1/2以上。内蒙、宁夏、陕西、甘肃等地
区沙漠地带披上绿装。原来为半干旱半湿润森林草原带的长
江中下游地区演变成亚热带森林带,并保持至今。那时年平
均气温比现在高2~4℃,有的地区可能高5℃以上。在这时
期,因水量充沛,农业开始得到发展,人类文化出现兴盛景
象。    
  从公元前5000年至今,气候向干凉方向变化,其间叠加
了不同周期和不同幅度的冷暖颤动,山地冰川前进,海面缩
小,加上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及不合理耕作,促进了土壤侵
蚀和沙漠化。与前期相比,沙漠向东挺进了10个经度;西藏
南半部原来的高原草甸被北半部冻土带所“吞食”,成为我国
至今唯一的多年冻土地区;东北、华北地区原来大面积的温
带森林带退缩到至今的长白山,黄河下游,胶东半岛一带,北
部大部分地区被半湿润、半干旱草原和森林草原所占领。华
南一带大面积的热带雨林急剧南退,仅剩下雷州半岛、海南
岛一片。 

 
我国古代的生态意识  

  
  生态学是从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二次产业
革命开始形成的。我国古代自然不可能有科学界定的生态学,
也没有一部生态学专著。但生态意识的某些因素在我国两三
千年前就产生了。在《周礼》、《国语》、《易经》、《中庸》、
《孟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以及贾思
勰的《齐民要术》、沈括的《梦溪笔谈》等著作中,都有生态
意识方面的记述。《国语·鲁语·里革断罟匡君》就比较集中
明确地反映了生态意识。尤其是里革匡君的一番说辞,严肃
地提出了“以时禁发”的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
大问题。      
  我国古代生态意识的基本思想是使“万物皆得其宜、六
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做到:孕育不得杀;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对正在发育成长期间的生物不得捕杀获取);斩伐
养长不失其时,“禁发必有时”,“网罟必有正”;取长成之物,
不可“绝根”。古人还总结了“以时禁发”的经验,并且形成
制度。古人对什么季节允许捕获什么,禁止捕获什么,甚至
连用什么捕获方式都有明确规定。除此,还设有专职官员进
行管理。      
  古人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根本目的是为
了“富国利民”。孟子直截了当地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
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
死”息息相关的大事。孟子的这种认识不仅当时是真知灼见,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光辉。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批量上传需要先选择文件,再选择上传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