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彭德怀曾批刘伯承 揪出萧克"反党集团" [转帖]

　　国防部长彭德怀1958年曾极力打击“反教条主义”，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 ——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1〕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2〕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3〕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4〕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 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5〕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 (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6〕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7〕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 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8〕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9〕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10〕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11〕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保护方言就是留存民族记忆[转帖]

　　形容女子惊艳之美，用普通话是：“哦，这姑娘真漂亮。”而河南人会说：“咦，这妮子咋恁好看。”每一种方言，都积淀着久远的岁月印痕。
方言饱含民族记忆

　　按通用分法，我国共有七大汉语方言区，依次为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以苏州、上海话为代
表的吴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方言，以梅州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和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方言。每种大方言区又渐次分为更多的小方言区。

　　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说，不少方言保留着古汉语成分，饱含“民族记忆”，承载了诸多历史文化内容。如，武汉话把“口袋”称为“荷包”，河南部分地方把女婿称“相公”。闽南话更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词，如：把“吃”称为“食”，“锅”称为“鼎”等。

局部方言渐趋式微

　　日前，《羊城晚报》一则题为《生在广州不会说粤语》的报道，阐述了新客家第二代“白话盲”现象引起读者关注。究其原因，近年我国出现了人口大流动，方言的地域性框架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日渐产生了对方言的疏离感。因此，“我们该如何保护方言”成为话题。

有声形式保存语言

　　李宇明说，为了调查收集并保存当代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实态、有声语料，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拟用声音的形式保存“民族记忆”。2008年10月11日，有声数据库建设江苏省试点工作在苏州启动，苏州人说的“吴侬软语”成为第一批被录音留存进入国家数据库的方言。

（《人民日报·海外版》1.2　陈振凯文）

陈健: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转帖]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可由各自政府推荐一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协助秘书长工作;当然视情况,非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这样做。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外交部先后有6位高级外交官赴纽约出任该职,他们分别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
　　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入联合国了。

　　一

　　现年62岁的陈健为人谦逊随和,讲话条理清晰。1942年春生于一派水乡风光的江南名城苏州。他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南观前街的一座普通平房里度过的。居家不远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老道观玄妙观。年轻的父亲陈寿昌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是小学教员。5岁那年,幼小的陈健随父母迁往上海,一家人在香山路上安顿下来。
　　但是,当寒山古刹的悠扬钟声、枫桥月夜的点点渔火渐渐远逝以后,厄运和灾难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随即撒手西去,顷刻之间,陈健充满梦幻般的童心世界塌了一半。父母双亡的惨痛记忆在陈健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深阵痛。
　　外祖父母家收留了刚满6岁的陈健,靠着叔伯们微薄的接济,祖孙相依为命。虽然不谙世事,但是这种艰难的经历对陈健未来的个性塑造仍有着很大影响。
　　好在陈健心头阴霾笼罩的日子并不长。当聂凤智、仲曦东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27军开进大上海以后,陈健的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上海一解放,陈健一家就得到了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和救济米。1949年,陈健斜背着小书包跨进了思南路附近的蓝仙英文小学,插入二年级就读。陈健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陈健学得轻松愉快,四年级那年还潇洒地跳了一级。1953年秋,学业优秀的陈健考入地处淮海路闹市的晓光中学。两年后,晓光中学并入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三林中学。少年备尝艰辛的苦难生活磨炼砥砺了他发奋攻读的好品行,他的英语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日里,自三林中学毕业的陈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英文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健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可别小觑这125大毛,陈健在维持温饱外还可以买些课外书呢!“在食堂包伙,比家中强多了!”时至今日,陈健仍感喟良深地说。那时候,外祖父已去世,虽然与外祖母似“茕茕孑立”,但是陈健并不孤单,他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在江湾五角场绿草如茵的复旦校园里,陈健依然清贫。他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因买不起雨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进课堂。1964年陈健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分配在外交部。当手提肩扛行李卷儿的陈健轻捷地走在看上去和北京普通胡同毫无二致的外交部街时,他的目光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定格”。凝视着这幢袁世凯生前下令建造的、饱经近百年历史沧桑的斑驳建筑物,回首自己20载青春年华,陈健心潮起伏、激情难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自豪。汽笛鸣响,风帆猎猎,30年外交生涯就在这里起航!由于美国人继续挥舞“重要问题”的大棒,陈健等人无法如愿去联合国。他和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进了京郊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两年制的翻译班继续“修炼”深造。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头角峥嵘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前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也是此时从北京大学来到“北外”翻译班的。

　　二

　　寒暑两载倏忽过去,拜在著名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门下,陈健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就在陈健眼前再次升腾起新的希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降!
　　“文革”岁月里最难忘的是在汕头牛田洋度过的日日夜夜。幸赖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百般呵护,陈健等大批青年俊彦方得以日后大显身手。
　　1970年底,陈健来到了江西省宜春市上高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命运的这次不经意的安排却促成了陈健的一段好姻缘。在落木萧萧的山村荒野,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上海姑娘姚文卿。陈健的上高之旅仿佛是月下老人所作的一次刻意安排。千里有缘,皆因有一根扯不断的红线。他和端庄雍容的姚文卿在双方都不“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走到了一起。
　　1943年生于上海的姚文卿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的里弄长大。姚文卿是家中的老幺,上有三个姐姐,父母都是本分的普通劳动人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操持家务。1961年7月,差不多是在女性世界氛围里长大成人的姚文卿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时,面临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她的英语学得相当不错,打算报考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老师知道后来做姚文卿的思想工作,“阿拉伯语是个空白,我们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应该去填补空白……”温顺的姚文卿真的在“报考志愿”栏的空白处填上了“阿拉伯语言专业”。其实,她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那些清真饭馆门面上像蚯蚓一样的“图案”就是她将要为之献身的“阿拉伯语言”。然而,天资聪颖的姚文卿学得一点都不比男生差。不过由于外交圈内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端庄雍容、颇有大家风范的外交部拉美司一等秘书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和灿烂才华。在陈健的“大树”上,姚文卿只是甘当一片绿叶。30多年来,姚文卿一直默默地为着夫婿的事业做出贡献。“她为我做出了牺牲!”陈健重复着几乎所有大使都说过的话,寥寥几个字,道出了他对妻子的多少歉意和无限深情!
　　1971年4月,又是落花时节的暮春。陈健首先得以“解脱”,调离干校回京。随后姚文卿也调回了北京。

　　国际司早已不复存在,原司人马一古脑儿合并到了西欧美澳司。陈健分在该司拉美处国际组,未几,26届“联大”揭幕。陈健等人的估计是支持票比反对票略多。讵料形势比人强,几天后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两阿提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陈健有幸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有关会议。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研究是否前往纽约赴会,周恩来充满激情地说:“不能辜负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国际司虽然还没有恢复,但是一改过去“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开始忙碌起来了。
　　1972年春节前夕,陈健和姚文卿双双返回沪上,喜结连理。半年后,陈健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西区67街林肯中心对面的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的20余年间,除了两度返国短暂供职国际(条法)司以外,陈健在联合国、华盛顿工作了整整12年,他从普通科员升迁到特命全权大使。国际事务是他30年外交生涯难以忘怀的主旋律,他是一位联合国事务专家。

　　三

　　当1994年深秋陈健“梅开三度”来到纽约旧地时,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了。就在陈健在联合国大施拳脚,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一纸调令,不容置疑地把他推到了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台前,他成了中国外交部的“喉舌”——权威“发言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外交舞台上,外交部发言人也许是除钱其琛(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外,“出镜率”最高的官员,每周两次主持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重大国际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历来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在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当中,外交部发言人是最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94年深秋,江泽民主席首访俄、乌、法三国。在莫斯科、在基辅、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媒体依然把热情倾注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外交部发言人生涯圈画句号的吴建民(后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等职)颀长的身影上。当时,众多的记者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端坐在旁边的一位50来岁、戴着眼镜、脸颊丰满的中国外交官——即将“入主”国际俱乐部发布厅的陈健。巴黎归来,征尘未卸,中国新任驻荷兰大使吴建民9月17日在首都机场与即将出使卢森堡的夫人施燕华怅然握别,飞赴海牙履新。五天后——9月22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座无虚席,又是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200余位中外记者翘首以待,注视着即将在台上出现的一位新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些“无冕之王”早已获悉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11任司长陈健将在今日首次登台“亮相”。2时25分,距离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前五分钟,陈健出现在发布厅大门口。他一反惯例,不从后台,而是从发布厅中间过道缓缓走向主席台。陈健向两旁等待多时的中外记者频频点头示意,30余年外交生涯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1996年春暮,以微笑、幽默与睿智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外交部发言人形象的陈健顺理成章地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嗣后,陈健协助主管亚洲事务的唐家璇(现任国务委员)副部长,分管多边事务。两人配合默契,为圈内人士称道。在此期间,陈健频繁穿梭于曼谷、纽约与日内瓦,参加东盟对话国有关会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
　　1998年初夏,江泽民主席任命陈健为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接过时年64岁的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深“日本通”徐敦信大使交给的“接力棒”,飞赴东京履新。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三年时间,弹指一挥。2001年6月20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当前喜忧参半的中日关系。他以任上三年的观察寄语各界人士:中日关系需要珍惜。《朝日新闻》当天以《中国与日本·障碍虽有前途不悲》为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健说,“中日关系令我高兴令我忧”。三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去年贸易额创831.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人员交流形式多样、参与广泛,去年甚至出现了一个5000人的日本交流使节团访华的壮举;两国对话与交流还扩大到安全领域乃至地区与国际多边事务协调。“但近来,在关系到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先后出现严重干扰,使中日关系的政治气氛恶化。”陈健说,“中国人民无法理解,事隔50多年,日本还会批准出版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历史教科书,还会出现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则有舆论认为中国的反应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两国人民感情呈渐趋疏远之势。这是令人堪忧的。”
　　从驻日大使岗位上走下来后,与联合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陈健于2001年8月再次回到了联合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高兴又回到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作为副秘书长,陈健负责联合国大会事务部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为每年联合国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服务。此外,还为大会程序问题向会员国提供咨询等。在几位副秘书长中,陈健管理的人员最多,有18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纽约总部就有1200人。
　　谈到自己在联合国的经历和感受时,陈健感慨万千:“过去30年,我基本上是每个年代都在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目睹了联合国的发展与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前后对比,内容不同。就联合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发展壮大的年代,其最高峰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80年代,联合国强调南北对话;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则期望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个人而言,过去我在联合国的外面,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在里面,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内外,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

1948:沈怡苦对戴高乐请柬[转帖]
 

　　1948年9月14日,一份发自塞纳河畔的巴黎专函,由法国驻华使馆转交,摆到了南京特别市市长沈怡的案头。专函内,是一份精美的请柬,由法国著名的“二战”民族英雄戴高乐亲笔签署。
　　“二战”胜利后,戴高乐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946年,他退出权力中枢,但仍膺选巴黎市参议会主席。这位热心于国际公共事业的政治家,鉴于“既往大都市管理之各项碍难”已经愈来愈严峻地困扰着各国首都,日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通症”,决定以巴黎市参议会的名义,于1948年11月2日至10日在巴黎“召集一会议”,“邀请各国首都市派遣代表参加”,“共同讨论都市秩序有关问题并谋解决都市行政管理之种种困难”。戴高乐在专函中认为,“此郑重之会议,将有益于各首都之同一发展可无疑义”,他“深信会议将使各国负有极高资望之代表聚首一堂,藉而增进各国人民之友谊及团结,此亦诚为世界和平所亟需也”!
　　正是基于如斯良好愿望,戴高乐也给中国的“南京市长阁下”专门送来了一份请柬。法方大使在递交专函时特别“申明法国政府对巴黎市参议会之支持”,且承诺“凡与会者在巴黎之住宿及一切费用,皆由巴黎市政府担负”。
　　然而,沈怡呢,作为国民党于大陆执政末期的倒数第二任“首善之区”长官,他在接到戴高乐这份请柬时的心境,恐怕是尴尬多于荣幸,又颇怀苦涩的。
　　沈氏(1901—1980),原名景清,字君怡,乃浙江嘉兴人。“五四”之际他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同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越四年,获工业博士衔归国,历任上海市工务局长、上海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任,以及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导淮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受命开办甘肃河西走廊水工,撰有《市政工程概论》、《黄河年表》、《黄河问题讨论集》等专著,是当时国内知名的“工程精英”。1946年11月,出乎众人意料,沈怡被高层瞩目,由大连市市长(未就职)转任南京市市长。
　　其际之南京,在饱尝八年兵燹战乱以后,刚刚从日寇的暴虐蹂躏下赢得光复,国民政府也辞渝“还都”未久——这座昔日“虎踞龙蟠”、气象万千的中华名城,而今遍地创痍,凋败惊心!有记者曾经在报端对此做了形象的描述:“你只要远远的一瞥那都门‘缺牙掉齿’的城垛,就晓得‘狼烟摧折南京老’了。”整个城市除去几条大马路好像还平展,其余“比比皆是坍屋危楼,破道残桥”,“即便晴的日子很久,小街闾巷犹积水成‘渠’,甚至街道十之八九的路面全被污水淹满了”;马路店铺的背后,往往“深入几步,就是大片废墟焦土,蒿茅没人”,有些荒坪上还“停弃着众多无主棺木,任它们自由腐烂,白骨暴露,奇臭熏天”,以致城市上空每日里飘散着一股股令人掩鼻不及的恶浊气息。有家报纸干脆把南京讥为“鲍鱼之肆”。
　　或许正因为急需有一个市政内行来主持收拾战后南京的烂摊子,替国民政府装扮装扮门脸,沈怡才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接手了首都市长这档“风光差使”。
　　沈怡在南京市长任上,前后干了两年零18天。期间,为了修复战争伤痕,改变城市面貌,他兢兢力行,勉为其难,在可能的限度内,的确是做了不少实事的。这从当时《大公报》对其施政行迹的评述中,可以得到一定证实:“沈的作风是相当精明实干,为政不在多言,一切讲效率。他主持的市政会议,每次不超过一小时”;“公文简单明了,尽量避免繁文缛节”;“沈甚注重用人制度,强调只要用人得当,就不非得事必躬亲,像一般官场的习惯,反是于事无补的”;“他的这些处事精神,博得了他属下的赞美”……
　　笔者最近去南京市档案馆查阅民国文献,在若干纸页泛黄的材料里,也曾看到有清晰的记录,当初“沈市长”会见参议员,答复他们关于市政事务的公开质询时,所言所对,平和有据,态度应该算得上恳直、实在。
　　但是,沈怡所处的旧时代,连同他所效命的那个逆潮流而动的蒋政权,却注定了他这位“首善”之长充其量只能在焦头烂额中疲于修修补补而难以真正有所作为。尽管他“精明实干”,试图以某种新的“作风”推进市政,但南京的烂摊子犹自起色甚微,一团糟糕。市民对“工程专家”(当时坊间给沈的称谓)渐渐地感到失望。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来讽刺首都的“市病”:“电灯公司害‘夜盲’,自来水厂‘淋病’缠;公交汽车‘心衰竭’,条条马路‘癞皮癣’;最最要命下水道,小雨也犯‘盲肠炎’!”还有人将大街僻巷随处可见的“金光闪烁”(便溺),与中华门两侧高耸如山的垃圾堆、秦淮河里污淤发黑的“染缸水”,一并挖苦为“金陵三大胜景”,说“南京脏也真是脏得可以,不然就配称‘首都’了吗?其地之臭也,‘非同凡味’。在南京,谁倘若得了‘重伤风’,那简直可以被看做是一桩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
　　词锋尖刻如此,沈氏当初有闻,想必不会好受。事实上,在彼时的情境下,纵使沈怡有心革弊兴利,多干点市政实事,除去时局乖戾和财政枯窘的困扰,他这个一般人眼里“朱衣黄裳”、风光八面的“京兆尹”,实质多半不过是一个让“京城里外的无数‘婆婆’(包括‘洋婆婆’)”呼来唤去的“小媳妇”而已。其每日劳神费力的头等大事,绝非自己的市政本分,“大部分的时间全花在飞机场、火车站和轮船码头上了”。凡是“莅临”南京的“长”们、“座”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有来头,都得市长大人亲自迎送”;“天不论阴晴雨雪,人不问‘生张熟魏’,谁也不可怠慢,谁也不能得罪,有一个伺候不到,马上就是漏子”。所以,“南京市长这顶纱帽戴在头上”,委实是件吃力又玄乎的“苦差使”。
　　沈怡的这种不堪,就连沪、宁的一些媒体也看出了七八分。《论语》半月刊的《京话》专栏曾经不无调侃地刻画道:“你看,大热天咱们光穿着一条短裤坐在屋子里,还汗流不止呢,而我们的市座得冠带齐整的站在太阳里‘迎送’。也许是这里刚把某战区长官送走,回到家里一口气还没有吐出来,那里又一个电话,某洋将军在半小时内就要从空而降了,剩下的那下半口气当然只有到飞机场去吐了。像这样,炎日似火的白天,寒风刺骨的黑夜,成年累月地在外面‘日晒夜露’,因之,在南京做市长要没有双料‘超人’身体,肯定是受不了这种严格的‘训练’的……”

　　不唯如此,沈怡的许多治市举措,常常出台伊始,便遭遇方方面面的掣肘而最终无可奈何地流产。譬如,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原先恰好与号称“首都妓女大本营”的石坝街遥遥相对,四周“朱颜媚眼同飞,歌榭秦楼罗列”。沈氏履任后,他每天忙着“迎新送旧”,妓女们亦忙着“送旧迎新”,两下里尽管“迎送”各有不同,但“井水不犯河水”,倒也似乎“相安无事”。不久,那班“花娘”、“粉头”为了兜揽生意,居然“华灯初上,即将市府团团围住,当街拉拉扯扯,淫腔浪调”,越闹越不像话了,甚至对市府的“名誉”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沈氏“大怒”,立刻指令首都警察厅严予整治,一时间“燕啼鸡飞”,市府左右“遂告清净”。可是,只消停了数日,随着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大”的会期临近,“京中贤达之流”纷纷出动,他们一边四处游说“拉票(选票)”,一边分开狎妓聚乐,于是“全城无处不见‘拉拉扯扯’”,非但令警察厅的“肃娼”之禁无形瓦解,而且使“拉扯之风”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以至报纸惊呼“市府又重陷大包围之中矣”!“沈市长”至此,只剩得一句“未便干涉”,除了睁只眼闭只眼,徒自忿恼外,又奈之何?
　　还是回到戴高乐的那份请柬上来。戴的请柬,不啻给沈怡出了一道难题。早在接手南京市长之初,沈怡就曾经雄心勃勃地设立过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并自兼主任。他打算借此统筹谋划,大干一番。但自己后来忙忙碌碌,究竟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是可以实实在在地用到“首善之区”的市政修复上呢?又有多少信誓旦旦的市容改良承诺,终究都变做了一个个可悲可笑的肥皂泡?即以眼下而论,他沈怡正乱子接踵,分身乏术,哪有可能应邀去巴黎同各国的首都市长“聚首一堂”,共同探讨“都市发展”!
　　由于蒋政权的倒行逆施,1948年下半年,整个“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已然无可挽救地迅速滑至总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于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企图以所谓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扭转颓势,阻遏败亡。沈氏此际适奉命在南京执行“紧急令”,忙得晕头转向,他不能也不敢在这“非常时期”离开职所。然而,考虑到戴高乐是那样的郑重其事,并在来函中称“确信贵市(指南京)必定乐为接受此请”,沈怡斟酌再三,还是决定将法国人的请柬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时建议行政院致电正在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官员彭学沛,让他代表自己,就近去参加那个“世界首都市长会议”。
　　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同意沈的想法,即令彭学沛(1896—1948,江西安福人,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代表沈怡,与江季平、王蓬、汪公纪三人(均系联合国大会中方官员)组成代表团,应邀出席巴黎之会。彭学沛无从推托,又十分为难。他对于南京的市政诸端素无接触,完全懵懵懂懂,一头雾水,如何去会上演说?只得赶紧给国内复电,要求南京市政府“三日内速寄”有关资料,“并拟具提案,以便供大会讨论”。南京方面当即组织人手,星夜编印并付邮了《首都市政》及《首都建设》各五册。
　　不难想见,由彭学沛等“局外人”仓促拼凑而成的“南京代表团”,他们在巴黎会议上的“履行使命”,只能是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地去“捣”了一通“浆糊”罢了。
　　巴黎会议闭幕后一个月,沈怡交卸南京市长职务,旋即被聘为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防洪局局长。此时,距中国大陆解放已不足半年。在历史行将迎来巨变的转折关头,这位前南京市长没有摆脱没落营垒的阴影,1949年底,他去了海峡对岸,后曾出任台湾当局“交通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和驻巴西“大使”等。1980年,沈怡79岁,病逝于美国。

《论语注疏》总结[转帖]
 

汉族从传说时代起，就显出雄伟的气度，与各族相处，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在族类上立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情形愈益确实有征。两汉是强盛的大朝代，不断地吸收大量的外来居民。特别是东汉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许，迁入边境内居住。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汉和帝时匈奴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匈奴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减少，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汉统治者的剥削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则是难以忍受的，腐朽的西晋朝发生八王之乱，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趁机发动了反晋战争。刘渊打着“兴汉”的旗号，借尸还魂，起兵之初确实很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段。其将刘景攻克黎阳后，曾残暴地把三万多汉族百姓赶入黄河内淹死，刘渊闻讯后大怒，马上下旨把刘景降职。但是，由于他长期坐镇平阳，根本约束不了匈奴本部狼性勃勃的诸子和五部诸将，致使汉军攻掠之地百姓“流称四散，十不存二…………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在他统治末期，已经看到匈奴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难以泯灭，“称汉以怀人望”根本行不通，就只得放弃他自小学来的那套“汉家儒法”，恢复匈奴旧制，实行“胡汉分治”，此举虽属刘渊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成为日后十六国诸多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统治的“法宝”，纷纷仿效。这样，战争的性质变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极其野蛮的，并造成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比较良好，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唐朝同东汉朝一样，也是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内居住，河北道容纳内附人尤多。因为河北河南是隋末战争的中心地区，人口损耗严重，唐朝廷开放河北，主要是想补充人口。六三○年，唐灭东突厥，得内附户十余万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议，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生活习惯，不宜居内地，宜使居边境内诸州，充实空虚的地面。魏征主张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以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灵州（关内道）一带。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唐高宗时，突厥人陆续内附，都住在河曲六州（丰、胜、灵、夏、朔、代）内。七一六年（开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内附人谋逃归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长史王晙（音俊jùn）主张迁徙内附人到内地，说二十年后，旧俗改变，可以变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采取王晙的建议，仍让突厥内附人居沿边诸州。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处理内附人大抵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对游牧人，指定居住在边州，仍保持部落旧俗，只要能耕种，自边州徙居内地诸州，也并不禁阻。一种是对农业国人，可直接迁到内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丽民户三万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徙高丽民户到内地，分居在河南、陇右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残余突厥人（居边州已久，从事农业）五万余口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一种是对商人及诸族酋长，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说来，唐对内附人迁居内地，是不设什么禁限的，因之，沿边诸州以及接近这些州的内地，居住着不少内附人。
唐玄宗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边镇军队却大扩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应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内附人，充当骑兵更是内附人的专业。将校中也有许多称为蕃将的内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蕃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安史叛乱就此发生，屠刀砍向无辜的汉民族人民。并且长时期继续下去。其后一直保持着割据势力，占有河北三镇。唐末，又有内附的沙陀部落参加割据战争国。
　 沿着历史的长河检视，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华夷一体”的美好图景终究被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如果把考察的范围再扩展一些还会有这样的发现。匈奴在公元一世纪未被东汉王朝彻底击败后，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入塞内附。至三国时期的216年，曹操把内附匈奴人分为五部，已粗入曹魏行政建制。匈奴呼韩邪贵族改汉姓“刘”。尽管匈奴已相当汉化，可是，五胡十六国大乱时，首先(304年)发难灭晋者还是匈奴贵族刘渊。

故此汉族士大夫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春秋左传正义》齐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论语注疏》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一种痛入心髓的经验总结。

周思源谈梁山军征方腊之役[转帖]

征方腊梁山军重创是历史使命

周思源：这集咱们来讲讲梁山军征方腊为什么死那么多人。

周思源：梁山军征辽之战打了几个月，总得说来是有惊无险，相当顺利，除了没羽箭张清等极少数几个将领负伤外，梁山头领没死一个，可是仅仅隔了几个月之后，征方腊之战，梁山军竟然一下就死了59位头领。那么就很奇怪了，是方腊军特别能打？还是梁山军由于刚刚打完一场大仗，征辽，从北方到南方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能差那么远哪。

周思源：这两场战争的结果，伤亡的情况大不一样，所以很多人都看不懂，包括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施耐庵、罗贯中的一大疏忽，写得不好。当时我还想，是不是因为故事流传有早有晚，前面的故事可能比较成熟，后面没有一个很长的流传过程，当时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直到中年以后，在对四大名著重新进行比较研究时，我才感到一个问题，像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作家，他们不应当写得那么粗糙，他们不应当想不到这个矛盾，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写了，他们既然这样写，就必有道理。这就说明，他们别无选择，或者说，这是他们所有选择中的最佳选择。

周思源：什么选择呢？他们要通过梁山军征方腊使这支队伍尽快地瓦解。因为我们在阅读水浒梁山军征方腊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感觉，这梁山军简直就跟不会打仗似的，还有一个感觉，这作者好象就是成心要让梁山军的头领们死得多点儿，死得快点儿，死得越多越好，越好越好。其实你仔细想想，还就是那么回事。

周思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呢？20世纪70年代评水浒的时候，梁山军征方腊是宋江的一大罪状，投降派，接受朝廷招安，带领梁山军征方腊，打自己的阶级兄弟去了，这可不就是一大罪状吗？背叛了农民起义，结果两败俱伤，方腊军被消灭了，梁山军也受到了重创，最后瓦解了。其实我在上一讲里面讲过，征辽在历史上并没有，这是施耐庵、罗贯中给宋江和梁山军的一个艺术使命，同样，征方腊在历史上也没有，历史上宋江军和方腊军没有交过手，他们中间隔着上千里地呢，因为方腊活动的范围是在长江以南，现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全境以及江西和福建的一小部分，是那个地区。而且历史上的宋江军和方腊军基本上是在同一年被政府军消灭的，宋江军还要略早几个月。

周思源：那么为什么要写宋江征方腊呢？水浒里写宋江率大军征方腊，结果受到重创，这同样是作者给宋江的艺术使命。咱们想想一个现象就会明白了。

周思源：阅读水浒，如果你读得仔细一点儿，你会有一个感觉，水浒在前70回，几乎都不写时间，这个故事的重大事件是哪年发生的，不写。可是就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开始，就老出现这是宣和几年，看来作者是在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注意时间的重要性。对，问题的奥妙，解读的关键就在时间上，前面我们讲到历史上的宋江活动的时间是在北宋末年，北宋快灭亡了，小说《水浒传》写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注意一下，小说开头写端王被立为皇帝，那是哪年呢？年号是建中靖国元年，这是1101年，宋徽宗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逃跑了，这是哪年呢？1125年，也就是宋徽宗当了25年的皇帝。小说《水浒传》写的故事基本是这二十多年里的故事。可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基本都没写是哪年。宋徽宗当这二十多年的皇帝，换了五六个年号，他希望换个年号以后国家能太平点儿，边境能安宁点儿，换来换去都不行，可是他换了五六个年号，小说里都没提。结果就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打那以后的重大事件，招安、征辽、征方腊等等，好几回里都出现了这是哪年的事情，年号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了几月，显然作者是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时间。

周思源：我们回过头来看，前70回有许多故事，其实有许多故事写了七八回、十几回，其实就在这一两年里，有的好几回就在同一个月，或者两三个月里。可是后面，打71回以后，总共才多少年？总共只写了四年的故事，前70回写了二十年的故事，后三十回写了四年的故事，问题就在时间上。什么时间？北宋眼看要灭亡。

周思源：咱们就要想一想，历史上宋江为首的这支军队没有跟辽兵交过手，现在水浒里梁山军大胜辽兵，大胜以后倒是解了恨了，解了气了，可是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征辽是宣和四年春天的事儿，三月征辽，到冬天这仗打完了，打了半年多，取得大胜，也就是说宣和五年，冬天就回到京师了。可是我们想想，宋徽宗是哪年把皇位扔给儿子的？宣和七年，就是1125年，你看，宣和四年冬天战争就结束了，五、六、七还剩下三年，宋徽宗连皇帝都不敢当了，再过两年，到1127年，金兵攻陷开封，徽、钦二宗等三千多人被俘。

周思源：咱们想想看，当时小说家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这支宋江为首的梁山军存在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也就是说，金兵入侵，宋江这样忠义的梁山军，这样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梁山军必定会积极迎战金兵，梁山军在征辽的过程当中，一个头领都没有战死，所向披靡，大获全胜，金兵能是它的对手吗？肯定打不过梁山军了。就算金兵再厉害，梁山军起码能跟它打个平手吧。即使梁山军打不过金兵，平手都打不过，起码能打上几个月吧，遭受重创，失败了，不管怎么说，只要这支梁山军还存在，在保卫京师、保卫边疆，那么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宋徽宗不当皇上了，连皇位都扔了，逃跑了，更不会出现太上皇跟皇帝两个人连妃嫔、百官三千多人被俘，不可能出现靖康耻了。也就是说，如果宋江为首的梁山军继续存在，就将改变历史进程！这是必然结果。

古人不会戏说 是忠于历史的

周思源：可是古人不会戏说，施耐庵、罗贯中没有学会戏说，他们是忠实于历史的，因此，他们必须想办法让这支所向无敌、英勇善战的梁山军瓦解。就是说，必须使他们不可能抗金。这样，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北宋朝廷被消灭，两位皇帝等被俘，这样才能忠于历史啊。那么我们想，你要让梁山军瓦解、被消灭有几种途径呢？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在金兵入侵的情况下，梁山军英勇迎敌，最后被金兵杀得片甲不回，许多头领都战死。我们前面分析了，梁山军既然能打得辽军没有还手之力，那就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再者，即使梁山军惨败，许多头领战死，广大读者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讲也难以接受，大家不能眼看着自己尊敬的、心爱的头领们死在异族刀枪的屠刀之下。因为那个时候梁山一百零八将可以说人人都是好汉了，民族英雄嘛，取得了征辽的伟大胜利，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解恨了嘛。所以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讲，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讲，老百姓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排除。

周思源：第二种选择，梁山军在征辽取得胜利之后，由于朝廷阴谋、奸臣当道，最后他们被官军消灭，可是这不可能啊，因为官军已经多次跟梁山军打过交道，没有一次胜利，官军是梁山军的手下败将，根本就不是对手。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排除。于是，只剩下一种可能。梁山军被自己人瓦解，受到重创。

周思源：当时自己人还剩下谁？势力最大的就是江南的方腊军。方腊军当时已经占据了江南八州二十五县，方腊已经自称皇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虚构了朝廷让刚征辽回来的梁山军马上到江南去征方腊，在征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军受到了重创，头领大批死亡。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

周思源：怎么奇怪呢？按理说，梁山一百零八将当中，许多头领都是武艺高强，甚至一个比较普通一点儿的头领跟官军的名将作战都能打得不相上下，而且许多官军的著名将领后来都归顺了梁山。可是这支英雄之师、神武之师，一反常态，在征方腊的过程中简直就像不会打仗似的，每次打仗就死好几个头领，每回都死人，总共八九回的故事，九十八回这一个回目就死了二十四个人。因为什么？时间紧迫，作者只能让他们赶紧死。

周思源：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刚才不是说了嘛，1123年取得了征辽的胜利，紧接着是征方腊，因为1125年宋徽宗在金兵大军压境，马上要沦陷的情况下他就逃跑了，皇上都不当了。你想想，瓦解梁山军的时间还不能拖得太长，因为如果梁山军存在，金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昏庸的宋徽宗就不会想办法把梁山军的头领们都分散到各地去，或者想办法再害死他们，不会，首先得自己保命啊，就把他们留在汴梁，开封附近，京师周围，保护他们嘛。因此梁山军在征辽之后必须尽快征方腊，而且在征方腊的过程中要死得快一点，死得多一点，这样就使得梁山军要在开封吃紧之前的一段时间彻底瓦解。于是就出现了征方腊过程当中许多怪现象。

周思源：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回死的人数你就能琢磨出一点儿道道儿来了。征方腊过了江南以后，91回死了宋万等三个人，92回死了韩滔等五个人，杨志得病寄留丹徒，93回死了施恩等三个人，94回死了徐宁等三个人，都不太多。95回是一个转折点，一下死了最厉害的没羽箭张清，还有急先锋索超，还有刘唐，95回一下死了9个人。96回死了阮小二等六个人。六个人生病，留下两个人照顾他们，总共14个人，减员了，死六个，病六个，留下两位照顾生病的，一下减了十四个。97回缓了一缓，死了孙二娘等6个人，98回死了秦明等24人。你就看得出来，头领死亡减员的速度从95回之后是大大加快！为什么？时间来不及了，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怪现象。

周思源：第一，许多头领的表现跟他们过去的表现是判若两人，有的头领过去简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就跟不会打仗似的了。比如说混世魔王樊瑞，他不是会法术吗，他手下有两员副将，一个是八臂哪吒项充，还有飞天大圣李衮，这两个人都很厉害啊，当时梁山去收服他们的时候，史进等头领被他们打得逃出去六七十里地呢。这两个人怎么样呢？轻易就死了，李衮一跤跌翻在溪里，还不是大江，被方腊军冲上去乱箭射死。项充为了救他急忙钻下岸来，被绳索绊翻，结果被方腊军乱军涌上，剁作肉泥。还有死得更简单的，掉河沟里淹死的就好几个，被箭射死，马踏身亡，还有被毒蛇咬死的，莫名其妙，有时候几句话死了好几个。这是第一种情况。

周思源：第二种情况，死得不合情理，莫名其妙，比如梁山头领中一百零八将，咱们想想，谁武艺最高强？可能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说林冲的，有说鲁智深的，有说关胜的，我认为梁山一百零八将当中，论武艺最高强的是没羽箭张清，所以他是最后才被宋江收服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早点儿上梁山，他要早上梁山那底下就没戏了，没羽箭张清上去几个石子，百发百中，问题都解决了。这张清厉害到什么程度？在征辽的过程当中几次恶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都是他上去的，不论多么厉害的辽将，只要张清一出，无不死伤。张清武艺高强到什么程度，咱们回忆一下，大概是70回吧，梁山头领出战，15位头领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甚至鲁智深，鲁智深是被没羽箭张清一粒石子打到脑袋上头破血流，翻身落马，如果不是武松舍命相救，他可能就没命了，鲁智深之前是从无败绩啊。另外杨志真好汉，武艺高强，杨志被张清的石子打的胆战心惊，伏在马鞍子上逃回来，杨志过去表现从来没有这样的。有谁打得过杨志啊？结果张清在征方腊的时候表现怎么样？也奇怪了，他打这仗的时候，居然不用他最拿手的石头子，用什么？长枪。结果这长枪扎出去，扎在松树上了，太用力了，拔不出来，结果方腊手下有一个将领在背后给了他一枪，张清就这么死了，你说死得奇怪不奇怪？可是张清之死可以让咱们比较细心的读者恍然大悟，为什么？因为张清太厉害了，张清必须早点儿死，而且他不能用石子，因为他用石子百发百中，对手没跑的，肯定不是被他打死就是打落下马，所以他不能用石子，这是故意的。张清之死就使我们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有些头领的安排是作者的“阴谋”

周思源：有些人为什么不参加征方腊？因为张清死得比较早，如果他很晚死的话，很多仗如果打不赢，把张清派上去不就解决了吗？不，所以张清95回就得想法让他死。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公孙胜是副军师，在梁山坐第三把交椅，他没参加征方腊，他要回到师傅那儿去。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因为公孙胜不能参加，你想公孙胜会法术，这仗如果打不赢，如果梁山受到点儿损失，把公孙胜派出来，公孙胜一行道法，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仗赢不了？所以公孙胜不能参加。

周思源：另外我们还可以明白同样的道理，杨志为什么不能参加呢？杨志一过长江就病了，病退了，杨志也挺厉害的啊。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最难让读者接受的就是98回一下子死了24位头领，其中有一仗就死了八位，在浙江跟安徽交界的昱岭关前，小说写得很清楚，这昱岭关地势非常险要，关前是一条窄窄的山路，两边山高林立，就连咱们这些没当过兵，没打过仗，看过几本古代打仗小说、武侠小说的，连咱们都明白，像这种地方你是不能强攻的，人也不能多，要想法儿智取，要想法儿绕到山背后或者怎么着，这点儿常识咱们都有啊，可是怪了，好多梁山头领都是久经战场，他们居然不明白，大家居然扎堆儿强攻，最后都被什么滚木擂石，什么乱箭啊，一下死了八个，用小说里的话就是“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因为已经到98回了小说马上要结束了，所以作者赶紧让他们死。

周思源：另外我们通过张清之死还可以明白有些头领的安排是作者的“阴谋”，作者要想办法让这些头领通过其他途径离队，丧失战斗力或者死掉。当时小说96回写道“杭州城里瘟疫流行”，结果六个人病了，留下俩照顾的，读者到这儿就明白了，这是作者要让这些人不能参加征方腊，而且这些人当中恐怕将来都得死。果然，到最后怎么样？留下的八个人当中死了六个。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张青之死，就交代一句话，说“乱军之中又折了菜园子张青”，怎么死的都不交代。

周思源：当时不是梁山军采取两路包抄的战术嘛，西线是卢俊义从太湖西岸包抄，他是采取虚写的办法，这样一来，卢俊义那边有不少头领的死去交待就比较简单，看起来这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实际上这样写有个什么好处呢？因为许多头领战死，或者被毒蛇咬死等等等等，几句话交待过去，可以减轻读者在情感上的痛苦和压力。

周思源：总而言之，由于时间紧迫，梁山军必须在金兵大军压境之前瓦解，所以征方腊一战不但死了59位头领，而且还病死了好几个，有的离队了，有的受重伤留下了，最后回到京师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可是这二十几个人里头一二三把手都在啊，宋江、卢俊义、吴用，有领袖型、军师型，还有大将型，花荣、李逵等不少呢，所以还要进一步瓦解它。

周思源：怎么瓦解呢？这些人当中有的要求回去当老百姓了，有的辞官了，基本上安排都比较好，大部分都是善终，为什么？作者理解读者的审美心理，如果再写得都挺惨的，读者心理受不了啊，他不能眼看着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死那么惨啊，你总得给人安排一些比较好的出路吧，这当中就很有讲究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混江龙李俊，他们当时征方腊的过程当中在太湖边遇到费宝（音）等四人嘛，费宝本来他们要劝李俊落草的，但李俊说不，我现在得跟着哥哥征方腊，我有使命，但我将来可以回来找你。果然，李俊在征方腊胜利之后，不负前约，信守承诺，找到费宝等人，然后他们打造了船只出海了，后来李俊到了暹罗国，就是泰国，当国王了。跟他走的还有几个，什么二同（音）兄弟等的在那儿都当了大官儿了。这样读者心里会感到一种安慰，因为李俊他们在梁山都不是本领最高强、威望最高的，像李俊这样的人在梁山少说也有四五十，可是你看李俊到了一个遥远的暹罗国，居然当了国君了。哎呀，要是咱们的梁山头领们都有这样的机会，多好啊。这是给读者的一剂安慰，大家心里就会感到比较好受一点儿。

周思源：还有，比如戴宗。戴宗的死非常有意思，戴宗先是主动辞官，然后到泰山脚下的岳庙出家，几个月之后无疾而终。为什么戴宗尽管是善终，还要让他死得早一点儿？因为戴宗有一个奇特的本领，他日行八百，夜行一千，走得很快，如果戴宗不死，将来金兵入侵，形势紧急，戴宗得到消息，马上通知这儿的头领，那儿的头领，大家领兵出来作战，那历史就改变了啊，所以得早点儿安排戴宗死，但他是得了善终的。还有，比如阮氏三兄弟，已经战死两个了，就剩了一个，最后阮小七也辞官了，辞官以后回去奉养老母，活到六十岁，这在当时就算是已终天年，六十岁已经是很高寿了。因为那时候一般讲五十岁就不算夭折了，就是已终天年了。

周思源：再比如关胜，因为关胜是三国关羽关云长的后裔啊，在梁山泊排座次的时候他的位置排在林冲之前啊，像关胜这样的不能死在敌人手里，最后关胜怎么样？有一次操练兵马回来喝醉了失脚落马，得病身亡。就是说，从落马、受伤、得病到去世，有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读者情感上的压力。

周思源：还有的人也是意味深长的，梁山一百零八将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机会抗金啊，当时宋江害死了，李逵害死了，吴用、花荣在宋江的坟墓旁上吊死了，卢俊义也死了，领袖型、大将型都死了，你总不能让所有的梁山头领都没有机会抗金啊，这点读者从审美心理来说也不能接受啊，作者明白这一点，他安排了人，安排得非常巧妙，其中不是写到了美髯公朱彤吗，写到了两三个人，其中美髯公朱彤特别值得深思，美髯公朱彤后来跟随抗金名将刘光世北伐，朱彤一直当到太平军节度使，相当于什么呢？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这样的地位，而且他管地方的行政，有点儿像后世清代的总督，起码是巡抚，就是封疆大吏了。

周思源：咱们想想，朱彤在梁山的地位不是最高的，不是一流的，像朱彤这样的人在梁山少说有三四十，读者就会想，要是梁山一百零八头领都还健在，哎呀，那是什么局面啊？咱们南宋就会光复失地，中原百姓就有救了。从心理上来说，大家会得到一种安慰。

李逵之死是给宋江的任务

周思源：在这儿最重要的就是要交代一下李逵之死。因为李逵之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评水浒的过程当中成了宋江的一大罪状，当然了，也不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过去也有人批评过宋江，但是没那么厉害，而这回特别严重，因为宋江明明知道朝廷送来的这酒是毒酒，你还要让李逵喝？这不是蓄意谋杀吗？为什么要谋杀？为什么要让他死？就怕他将来再反抗朝廷。其实啊，宋江让李逵饮毒酒是作者给他的艺术使命，为什么？奥妙就在于李逵被封官的地点。

周思源：咱们前面讲到过，宋徽宗在宣和七年（宣和这个年号的最后一年，1125年），在金兵大兵压境，眼看汴京（开封）不保的情况下，慌忙禅位，自己当太上皇往南逃跑了，逃到大运河跟长江的交界点，江南的润州，润州的州治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江苏省的镇江。那个时间是公元1125年的冬天，也就是说，1126年1月的样子。咱们想一想，李逵，我刚才说了，奥妙就在地点上，李逵当时征方腊回去以后不是朝廷封官嘛，把宋江封在哪儿啊？楚州，楚州就是现在江苏省北部的淮安扼守的淮河和大运河交界的地方。李逵封在哪儿呢？就封在润州，他是润州都统制，他手下有三千兵马。

周思源：咱们想一想，如果李逵当时活着，宋徽宗逃到了润州，你说按李逵的脾气，是用板斧把这个混帐太上皇劈了，还是李逵带领他手下的三千人马，一路招兵买马杀上东京，保卫京师，打败金兵，或者说尽管没打败也有一场恶战啊，将来就不会有靖康之耻了。所以李逵必须在宋徽宗还当皇帝的时候，还没有禅位逃跑之前就死掉。宋江也是啊，他们俩都是1124年夏天的时候死的，形势还不是特别紧张的时候。所以，让李逵死是给宋江的任务。

周思源：你想，李逵那么有本事，谁能把他杀了？他服谁啊？这个差事只能让宋江来完成的，所以宋江是代人受过，这是宋江必须完成的一个艺术使命。

周思源：宋江代人受过是代谁呢？代施耐庵、罗贯中吗？既是，又不是。为什么？因为确实是施耐庵、罗贯中这两位作者这么写的，是他让宋江毒死李逵。要不然情节就不好安排了，历史就得改变了，可是施耐庵、罗贯中也是出于无奈，他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只能在金兵大军压境之前、北宋灭亡之前让所有有可能改变靖康之耻的领袖型、大将型、军师型人物统统死去。这就是作者在创作时经常会遇到的无奈与尴尬，甚至痛苦。

韩国和日本的民间反中医运动[转帖]
 

　　张功耀

　　2007年12月17日，我应日本英多纳德咨询有限公司主任记者铃木让仁先生之约，接待了他的来访。我的观点已经见诸我的论文和博客，没有太多可说的。但是，我却从铃木先生那里了解到了一些中医中药在日本的实情。此后不久，我又接到来自韩国的一个约请，他们邀请我去韩国参加一个在韩国光州召开的“东洋医学的现状与未来”的国际会议，希望我能够就“中医中药的现状与未来”做两个小时的主题报告。我答应了。由于冰雪灾害，耽误了原定行程。会议竟然因我不能按期到会而推迟到3月29日召开。昨天（30日）凌晨0点15分，我参加完会议以后回到了学校。这才使我有机会把我所获得的关于中医中药在日本和韩国的现状作一个扼要的叙述。

　　中医大约是在室町时代（公元14世纪）传入日本的。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中医开始在日本走向衰落。直到明治时代，中医就在日本被废除了。明治时代后期，尤其是在80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常化给中医重新在日本兴起提供了机会。众所周知，中国的邓小平和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曾经创造了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就在这个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日本政府厚生省批准了“汉方药”作为日本政府认可的合法用药。于是，就在日本出现了“知春堂”那样的日本中成药制药企业。这就是中成药成为日本国家体制内合法用药的由来。

　　从8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这些药在日本的使用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了许多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日本秋田县人，中医研究者，高桥光正，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在2006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汉方无效》，另一本是《汉方的毒副作用》。以这两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在日本掀起了反中医浪潮。依据后一本著作，已经进入日本的 “汉方药”中，至少有148个汉方是有毒的。这次在韩国开会，这两本书的韩文译作者柳泰佑先生，将这两本书的韩文本赠送给了我。可惜，我不懂韩文，只是请我的学术翻译大致给我介绍了一遍。

　　据铃木先生介绍，日本民间在质疑中曾根康弘政府，凭什么批准中成药作为国家体制内的合法用药？他们的意图很明确，要通过他们的反中医运动，促使日本政府从国家用药目录中清除这148个汉方用药。

　　从与会的韩国学者金钟一先生宣读的论文中，我第一次听说，韩国的废除中医运动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比我国的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早50年。当时有一个叫崔汉綺的韩国人，最早提出在韩国废除中医中药。从那以后，在朝鲜半岛就一直存在着废除中医中药的呼声。但是，韩国与会者告诉我，由于从事中医中药的韩国人很会进行政治活动，他们经常游说国会议员保守中医中药，所以，在韩国，中医至今还是一种合法医术，中药也还是合法的用药。

　　但是，这里的合法是与韩国目前实现的医疗保障体制有关的。韩国的医疗保障主要由企业负责，政府承担得很少，据说还不到10％。如果企业倒闭或者亏损，医疗保障将转为社区承担。所以，被韩国政府承认的医术，实际上都是（政府）“只出政策不出钱”。这就是在我国被某些大众媒体渲染的韩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

　　在韩国，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严格分开的医疗体系。韩国的中医生不允许开西药和使用西医方法；韩国的西医生也不许开中药和使用中药方法。此外，与我国政府推动中医中药“下农村”、“进社区”不同，韩国目前消费中医中药的居民主要是贵族。所以，韩国的下层民众多用西医，上层人士才把看中医吃中药作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享受去消费。在韩国，看中医吃中药都是很贵的。不过，已经有许多韩国人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了。“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观念在逐步形成。因此，韩国的贵族阶级也开始觉醒。一个韩国人跟我说，他的一个在首尔的亲戚推荐她服用一种“大补气血”的中药汁液，很贵，一次大约2盎司就要花1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900元），她吃了10次（一个疗程），却毫无效果。

　　中医中药在韩国存在的问题，许多都与中国相同。医疗欺诈问题和医疗责任问题也经常发生，而且也与我们中国一样，没有制裁他们的法律依据，甚至也还没有中医医疗责任标准。

　　不过，韩国存在一种好的民主机制，政府不好出面做的事，可以由市民团体去做。所以，目前，韩国的废除中医中药的事主要由市民团体在做。韩国有一个组织，叫做“医疗一元化国民联合会”，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们一直在致力于废除中医中药，使医疗走向一元化的工作。我参加的这次会议，就是由这个组织筹备召开的。

1945:林语堂请美国出三个坦克师打内战[转帖]

2009-01-23 来源： 新闻午报

　　1945年的纽约，林语堂刚出版了新书《枕戈待旦》， 要美国支持国民党三个坦克师去对付****。史沫特莱、福尔曼却唱对台戏。当时国内的报纸，把美军称为“患难之交”，与日后教科书“女生沈崇遭美军强暴”、“车夫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 等“美军暴行”的记述，明显有分别。

钱钢读旧报 60年前的旧闻纪事

本书出自《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独具个性的创意——每一周同步阅读六十年前的旧报，并随时写下他的“非典型札记”。他在报章开辟的“旧闻记者”专栏，受到香港和内地读者的欢迎。本书是“旧闻记者”的第一个结集，对传媒人来说，它也是重要的“另类新闻史”。

史沫特莱舌战林语堂

辩题：中国如何才能统一？被称为“自由民主的舌战”的这场辩论会，曾轰动60年前的纽约。西四十三街的会场来了1500名听众，收听现场直播的电台听众估计有500万到1000万人之众。对垒的甲方是美国人熟悉的畅销书作家林语堂博士和众议员尤德神父，支持国民党；乙方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和福尔曼先生，支持中国****。

美国人应该支持谁？是支持名正言顺代表中国、但却因腐败专制遭人诟病的国民党，还是支持形象清廉、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中共？主持人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就问现场听众“你们有多少人同情国民党政府？”听众即刻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有人鼓掌举手，有人站起来说：“希望中国政府以后不要说空话。 ”

四位辩者都熟悉中国。史沫特莱和福尔曼都曾深入“红区”采访；尤德在中国传教十年之久；林语堂1945年刚出版了介绍中国抗战的新书《枕戈待旦》。

这本书坦言支持国民党，所以成为辩论的焦点。“林博士，我真替你害羞！”福尔曼拿着书引述说，林先生要美国支持国民党三个坦克师去对付****。

林语堂以微笑应对福尔曼的愤怒，但上台发言时却变得面无表情。他说必须找出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说不能把国家意识放在党的意识之上；不能只在党内选举；既要吃得饱也要言论自由……

许多听众鼓掌。但另一群人欢迎史沫特莱发言反驳。

“你们听过中国****跑到美国来享福吗？”史沫特莱尖锐发问，“你们见过有一个****在美国购置产业吗？”听众鼓掌。

尤德神父发言时语句急促，还有大幅度肢体语言。他说美国只有帮助中国政府，才能使中国统一。他以最近到中国的观察，表明不赞成中共。

他没有想到，史沫特莱带来了不知从哪里翻出的尤德1938年发自中国的一封信，信中对中国****多有褒扬。尤德承认，抗战初期他的确同情中国****，但越到后来越失望。他对史沫特莱带来此信表示谢意———“这证明我毫无偏见”。

我查到的报道，辩论各方观点的记录较简略，但会场情景的描摹却绘声绘色。辩论开始前，四个辩者都在修改讲稿，林语堂叼着烟斗，字斟句酌；史沫特莱念念有词；福尔曼走来走去，边背诵，边点头，还不时上厕所。辩论开始前的一刻，四人紧张得像比赛前的马。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林语堂和史沫特莱等左翼人士从亲近到疏远的往事，这两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在纽约“对决”，是文坛要事，然而史书失载。倒是林语堂在自传中提及史沫特莱谣传他领了国民党2万美金写《枕戈待旦》，他在纽约的集会上质问过史，还批评福尔曼并不了解中国。

福尔曼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和美国记者白修德到河南调查揭丑，让蒋介石下不了台。不过《国民公报》画的插图，和林语堂针锋相对的清瘦外国男人不像福尔曼。福尔曼是个重100磅的壮汉，在“红区”采访，把提供给他的“座骑”驴子都压垮了。

抗战结束后美国大兵在上海干了些什么

中国的黄浦江边上，辗转于各大海洋上，艰苦战斗的美国兵舰，抛下了休息的铁锚，甲板上跳下了无数的白点，这无数的白点，又跳上了“吉普卡”，风驰电掣地窜进了上海的都市，燃亮了无数BAR门前与舞场门前的红绿霓虹灯，同时也惊动“吉普女郎”、“罗宋姑娘”、“咸水妹”……(《美国兵在上海》，1945年12月 18日上海《时事新报》)

“美国兵”加“上海滩”，等于什么？你任意想象吧。美国大兵在上海干了太多的事：怪事、丑事、祸事、让人捧腹或遭人咒骂之事。不过也别忘记，那时的大上海并非今天的巴格达。

据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报告，当时在上海有美军1.2万人。出生**的战士杀到，十里洋场的酒气和粉香激增。洋货店、时装店、理发店，一夜间改头换面，成为雨后春笋般的酒吧。徘徊在静安寺一带，“哈罗！哈罗！”揽客的，许多是刚换过行头，几个月前还以车夫小工为目标的底层妓女。

那一天，刚刚参加完记者会的《时事新报》记者走下大楼，迎面碰上两个美军，踩了他脚。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径自走去，走出不远，其中一个掏出一个“甩爆”(爆竹)来掷，把路人吓一大跳，然后“哈哈哈”幸灾乐祸地走了。

旧报记载，比较起阴鸷的“皇军”，上海人倒是宁愿接近这些盟军。《时事新报》称，“美兵有一种天性的活泼轻松之感觉”。来到上海，他们到处好奇地寻找女人的小脚和男人的长辫。他们常穿起京剧的旧龙袍，头戴西瓜帽，手持水烟袋，乘坐三轮车或黄包车招摇过市。有时，他们会令车夫坐在三轮车上，由他们来蹬车取乐。11月30日，驻沪美军隆重举行“人力车皇后”竞赛，让中国车夫拉盟军女兵，从外滩竞跑到亚尔培路。是日，中美国旗招展，路边观者如堵，在一片欢呼声中，车夫姜二毛拉着加拿大籍的珍妮兰小姐获得冠军，赢得魏德迈将军颁发的1万元奖金(当时一份日报的售价是30元)。

当时的报纸，在批评美军的同时，仍把他们称为“患难之交”。这样的描述，和内地教科书对“女生沈崇遭美军强暴”、“车夫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 等“美军暴行”的记述，色彩显有分别。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大兵的种种顽劣表现迅速上升为敏感的政治，引发后来的反美风潮(直至如今，一到骂美国时，网上还会有人详列“美军侵华罪行”)。所以不奇怪，在我辈儿时的记忆中，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是来侵略中国的。

中共大会上的传奇日本人

六十年前，除了香港、上海等日本占领地，中国报章因其制作困难，不能照相制版，于是素描画、木刻画常替代人物肖像图片。例如中共“七大”《解放日报》全文登载毛泽东、朱德讲话，就配有两位的木刻像。我还发现了第三位享此领袖待遇的人物。请朋友们猜，“刘少奇”，错；“周恩来”,错；他叫林哲。

这是位在延安化名“林哲”的日本人，他出现在报上的名字是“冈野进（野坂铁）”。二战后他恢复真名“野坂参三”——这可是我儿时耳熟能详的名字，日共主席啊。

什么叫“职业革命家”？不妨听听野坂参三的传奇。我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查到野坂参三自传《亡命拾六年》，在这很难一见的小册子里，野坂参三的生命轨迹让人惊叹。他是世界上两大****（英国****和日本****）的创建者之一，神秘的身影曾出现在巴黎、马赛、莫斯科、纽约、洛杉矶……他是日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忽然一天，成了周恩来的“参谋官”，又从苏联潜入中国。

他放弃了阔绰的共产国际高层人员的生活，带着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延安窑洞。妻子远在莫斯科，他与 “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他的使命是领导由日本战俘组成的“反战同盟”。有一次他冒险到游击区，险些被伪军缉拿，在地道里猫了一天一夜，脱险后还亲笔写反战信，让人送进日军炮楼。

做日本战俘的“洗脑”工作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学校，有六个日本战俘曾在天皇诞辰跑到宝塔山上向着东方高呼“天皇万岁”。野坂参三在“七大”演说中称“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这又是事实”。在战后一次日本的集会上，他指挥群众高唱在延安学会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将一句歌词改成了“向着天皇制度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东西死亡！”

如此坚定的革命者，却因赞成在日本搞“议会斗争”，受到苏联控制的****情报局和中共《人民日报》的批判。他转而支持武装斗争后，北京和他重归于好。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在报上看到“毛主席接见野坂参三同志”的照片。可是文革来了，他又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九二年，野坂参三整整一百岁。就在这时，命运再次陡变。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共宣布将他开除出党！

据报道，听到这噩耗，野坂参三出奇地平静。

世事沧桑已然阅尽。次年，他撒手人寰。

周厚复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乌龙新闻

翻检1945年5月2日《大公报》，我吃了一惊：

我学术界之异彩周厚复荣获诺贝尔化学奖金

〔中大新闻社纽约讯〕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已为我国化学专家周厚复氏荣耀获得。按此为吾国获得诺贝尔奖金之第一人……

最早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1945年？立刻检索，查出是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实为芬兰人维尔塔宁。显然，《大公报》摆了乌龙。再查，摆乌龙的何止一家。《中央日报》还派记者到周厚复家叩门专访。但是，追索下去，我看到了周厚复和他同时代科学家的故事，不禁肃然起敬。

周厚复曾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抗战爆发，中国各著名大学流亡西南，北方的叫“南渡”，沿海的称“西迁”。浙江大学这一路，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携大批图书和仪器，步行两千六百公里，到达贵州，继续开课。

浙江大学实在厉害！离乱年代，恰是几位浙大教授智慧喷发的黄金岁月。周厚复这位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德国柏林大学的毒气专家，对于当时的先锋课题“电子学说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造诣极深。1942年，他有关原子结构理论的论文，被英国皇家学会推荐为诺贝尔化学奖评选论文。

逼近诺贝尔奖的还有该校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就在天下大乱、焦土遍地的日子里，1942年，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刊登了他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几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提出的实验方法，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

和前方将士的浴血鏖战一样，这也是一种“抗日”，且是意义深远的“抗日”。积贫积弱的中国，亟需这种脑力拼搏，还有隐忍和执著，那可不是上街烧旗开骂所能代替的。

当时的实验室寒酸简陋，要靠汽车带动的小发电机供电。史料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形容这批大师的生活。王淦昌的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王先生为家人孩子寻找营养，买来一只羊，每天牵着它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到山上放牧，人称“牧羊教授”。这一批名师栽培出来的高徒，其中就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先生。

周厚复在1943年被派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当时的世界，哪里还有一个角落能放安静的书桌？伦敦迭遭德国飞机轰炸，周先生屡次受到惊吓。祸不单行，他的学术成果又几次被盗。所以当有关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记者赶到周家访问时，在破旧房子里见到的，是和妻子一起、带着六个子女的一位羸弱的学者。周先生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

人们始终没有弄清那条乌龙报道是怎么来的。当时周厚复对这传闻也一无所知。记者观察到，这位国际级科学家“面前没有一点试验的仪器，也没有一本从国外寄来的新书和杂志”。 那一幕，令人鼻酸。

周厚复先生，字载之，1902年农历六月廿五日生于江苏江都。1970年5月17日在台湾病逝。

 亲历日寇五月大扫荡[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如前述，“二月扫荡”后我在武安北委泉做工作，后来得到北方局青委的指示，要冀南区的青年干部仍等候着随部队回冀南；要我带着巡视团回麻田。

大概是五一节后，我回到了麻田。这时，我才知道周极明在“二月扫荡”时英勇牺牲了！周极明是我在重庆川东师范的同学，“众志学会”的骨干分子，一二?九运动时重庆学联歌咏队的总队长和总指挥，后来我们又结伴一起到延安。1939年春他到晋东南，随后到前方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前方鲁艺归前方总政治部领导，驻地常在总政附近。我于1939年秋到前方，1940年到北方局工作，而北方局总是和前方总部驻在一起的。当时，北方局驻上麻田，总政驻下麻田，下麻田在上麻田之东，不到1里远，鲁艺驻上口村，在上麻田之西约2里路。由于住得很近，我和周极明经常见面，在一起聊天、唱歌或下棋，就和学生时代一样，其乐融融也。现在，他忽然一下牺牲了，我是多么地伤心啊！我立即到上口村去了解，从村干部和群众中知道“二月扫荡”时他没有随学校转移，而是留在村里和民兵一起打游击。一次敌人来村，他掩护群众撤离，等群众都走完了他才走。敌人追赶他。他先是利用有利地形射击，等敌人逼近了，他便掷手榴弹，手榴弹掷完了，便和敌人拼刺刀。他虽然身体强壮，又经过训练，但敌人多，他一个人孤身奋斗，怎能敌得过呢？最后终于死在敌人的刺刀下面。敌人为了解恨，死后还捅了他好几刀，以致尸体残缺，血肉模糊。我听后非常愤慨，在他的坟前鞠躬致敬，默哀了许久许久才回麻田。当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含泪写成了一首悼念他的古体诗：

哭罢杨琳哭杰奇①，我欲为诗以悼之。

苦吟半夜不成句，文字安能寄我思？

掷笔和衣卧于地，不觉泪流浸枕席。

辗转反侧不成眠，但闻漳水声如泣。

漳水东西日夜流，不知流尽几多愁？

西村剪烛无人共，东崖对弈有谁俦？②

每逢寝膳常相念，犹把浑名相呼唤。

既知呼唤不回来，但愿梦中来相见。

吁嗟乎！

君既以身为国死。可以放心无愧矣。

吾辈后死当如何？誓当衔恨挥长戈。

驱彼日寇出中国，烈士灵前奏凯歌。

当我还沉浸在悼念杨琳、周极明的悲愤中时，又传来了要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并说敌人这次“扫荡”，时间会比以往历次都长，而且以冀中的“五一大扫荡”为例，还说敌人实行“三光政策”，非常残酷，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这次回北方局，从青委调到组织部工作，担任组织科长，刘锡五（组织部长）向我们传达了反扫荡的指示后，特别嘱咐我和周金光（组织部干事）赶快把组织部所有的材料，找最可靠的地方“坚壁”（埋藏）好，然后把全华北地方干部（地委以上）的履历表（每人一张薄纸），分成两口袋，由我们两人各背一袋，非到最必要的时候绝不埋藏，而且要保证不得有一份遗失，一定要与这套最宝贵的资料共存亡。

我们紧张地进行着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一时传言敌人出动了，一时又传说敌人暂未出动。同时还有各种离奇的传言，有人说敌人的“挺身队”（特务）到了麻田后山，把我军驻扎的情况搞清楚后并画了地图才走，因为“挺身队”伪装八路军，所以民兵虽然看见了，却没有发觉。甚至还传说日寇派出使者，专门持函要见彭副总司令，被彭总拒绝了。又说罗瑞卿（总政主任）认为两军对阵，不绝来使，因而接见了日寇使者，并在训斥了他以后把他放了回去。同时，几乎每天都要紧急集合，集合了又解散，说是演习，又说是随时准备出发，总之战斗气氛十分紧张。

5月24日下午，又紧急集合了。这次集合后，没有解散，但等了好久，也没有动身。等到后半晌，队伍开始出发，可是走得很慢，而且走走停停，直到天黑。晚上，部队也不宿营，也不造饭，又一直走走停停，直到天明。就这样又一直走到第二天（25日）中午。我发觉队伍转来转去，还是离麻田不远，心里感到奇怪，但又不好问，因为大家都不说话。大约午后一个时辰，队伍走进了一个半山上的山洼，有命令来让队伍停下休息，并赶紧造饭。

正在造饭的时候，有个警卫员来把刘锡五叫走了。等锡五回来传达时，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紧，想到糟了，今天要出问题。我正提着饭想赶去听锡五传达，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而且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径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

蓦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几棵树下的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地立在那里，比平常更严肃，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于是赶快往上向东跑，但并没有扔背包。我爬上山脊，见向东地形不能走，便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

我因1938年在西安和武汉有躲飞机的经验，所以只要敌机不是从正前方俯冲下来，只要敌机俯冲不到90度或已超过90度我都不理它，因此尽管它来回轰炸，我还是一口气就跑到了山顶。这时山顶上人很多，敌机轰炸得也很厉害。但人们仍然东奔西跑，仿佛是拿不定主意该向哪个方向走。一会儿，彭华、李挺英（都是青委的干部）向我走来，想和我一起走。接着三四个警卫战士也来了，都说愿听我指挥。我于是要大家分辨方向和分清敌我的枪声。战士们有经验，彭华是抗大的学生，而且除李挺英是刚从延安来的以外，大家都有打游击、反扫荡的经验，因此我们很快就辨认出向右是东方，而且现在敌人的火力正向东面一个山头射击，断定那里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掩护我们突围。我让大家再轻装，把该扔的东西都扔掉，把武器准备好，战士们有步枪和手榴弹，我们有手枪，如果碰着敌人，尽可以拼一阵。等大家准备好了，我便带着他们下山。山下面是一道沟，我们这条路和沟的接合处是一片开阔地，敌人正用机枪封锁了这片地方。看来，只要突过这片开阔地，爬上对面山头，就能找到我们的部队了。

我让大家休息一下，准备鼓着劲冲过开阔地。我又把大家分成两组：战士们为一组，要他们冲过沟去以后就去找原部队；我们三个干部为一组，冲过去找到部队再说。战士们有经验，先趴在沟边，等敌人机枪一停就冲过去了，而且很快就上了山。我们也尽可能先走到沟边的隐蔽地趴下，等机枪声快停，我叫一声“准备”，三个人都像赛跑时那样作好起跑姿势，枪声刚停，我们便抢着起步飞奔，等敌人第二次梭子弹打来时，我们早已远离开阔地，跑进了沟对面的草丛中。但这里上山无路，我们便顺着沟边走，等到有路的地方上山。不料这时竟有敌机沿沟低飞，并向沟中投弹。忽见一敌机从正面俯冲下来，我们赶快趴下，敌机一连投了几个重磅炸弹，连续的轰隆声，比夏天的炸雷声还厉害。

敌机刚飞过，只听得彭华一声“哎哟”，趴在地上不能动弹，我和李挺英赶快过去看，原来炸弹把一块石头震下来将他压住了。我们帮他把石头推开，他起来拍了一身尘土，再一看，没有事，连一点伤都没有。于是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好几天都没有了笑容和笑声，这一笑实在令人开心。我顺便笑说道：“天不亡我也，日寇必败矣！”眼看着前面右手就有小路上山，我们便趁着黄昏慢慢地向山上走去。因为天快黑了，我们已突出重围，不怕敌人了，而且从昨天到现在，已经一天一夜多没有吃东西，腹内空空，实在走不动了，只得缓缓而行。我因为午饭时提着饭桶吃了不少，还好一些；他们两人，一直未进一粒米、一滴水，敌情紧张时不知道饿，现在眼看没事了，便觉饿得实在难受。他们走一会儿便要停下，再走几步，便要求坐下休息。我知道，只要一坐下休息他们便起不来，因此故意装做认真地说：“今晚敌人要点火搜山，看！对面山上的火光不小呀！”他俩无法，只好拖着僵硬的双腿跟着我走到山腰，找到了部队。

这支部队是总政要他们来掩护突围的。我问他们罗（瑞卿）主任在哪里，他们指向有马灯的地方。我们连忙走了过去，只见罗主任正在和总政的同志们讨论问题。他见我便问道：那边的人都出来了吗？我说后半晌我们离开时还有不少人，现在的情况不了解。我问他现在的敌情怎样，他让我走到灯下去看地图，指着地图向我说明我们被围的地方，并说现在敌人正在对面搜山，估计明天会向这边合击，因此我们必须立即趁夜离开这里。我问我们三个人该怎么办？他说：你们有便衣，最好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他又指着地图对我说：这里往东南是涉县，是清漳河，也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往东北走，山下便是武安，那里敌情不严重，你们最好到武安去。不过还要爬好高的山才能翻过去，你们走得动吗？我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走得动，只是他们两人太饿了。于是，罗主任叫人给了我们一些干粮，并让我们喝了一碗水。我们连声称谢后，便换了衣服，摸着黑路沿一条小溪往上走。

走了很久很久，见溪旁不远有灯光，似乎有人家或窝铺。虽然临走前，我已仔细地看好了地图，把去武安（临河川）的路径大致弄清楚了，但地图与实际情况常常有距离，现在既然有人家，就想去找本地老乡问一问路。于是我们慢慢地向灯光走去。走近一看，原来不是人家，而是一座小庙。门是敞开的，里面有灯，想必有人，我们便准备进去。但刚到门口，往里一看，呀！不好，里面全是日寇！不过，我们屏着声息细看，敌人全都睡熟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像死猪一样，鼾声如雷，共约十来个人，看来是一个班，在这里放哨（班哨）。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使他们惊醒。我们于是蹑着脚往回走，走了一二十步后，开始加快脚步。由于听到了脚步声，值班的敌哨便大声发问，由于没有回答，敌哨开枪了。我们知道黑暗中开枪对我们毫无威胁。我们稳步地又摸回了小溪。后来我们三人曾谈论到这次遭遇：倘若当时，我们有一颗手榴弹，我们往庙里扔了就走，一定可以把敌人全部或大部炸死，而我们仍可安全脱身。倘若我们当时三个人商量好，三支手枪同时向敌人射击，至少也可以叫敌寇死三五人。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连想也没有这样想。我们都自觉惭愧，是天生当不了革命英雄的料。我们当时并不害怕，只是本能地就离开了敌人，一心想到武安去。我们不是按照“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军事理论行事，而是本能地符合了“保存自己、以待时机”的原则。这本是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也可能是打游击的原则。“文革”中造反派批判我的“活命哲学”，我没有反驳，心想：说“哲学”，不敢当，说“活命”，是要的，不过只要我活着，我是绝不会向任何敌人低头的。“活下去，不低头”，这就是我的“哲学”吧。

我们回到小溪后，认真地研究了一下行动计划。首先必须搞清今晚走了多久和多少路程。说时间，只有李挺英戴着一只手表，现在既没有手电，又没有火柴，怎么看得清呢？而且，即使有手电或火柴，也不敢用，怎么能用火光暴露自己呢？三个人互相斟酌，认为至少已走了三个多钟头。那么路程呢，也该有20里左右了。因此决定往上走一段就该横着循路走，准备照预定的地方下山。

向上走了不久，果然发现一条横向越溪而行的小路。我们顺着小路走，可是不久就发现这条小路是往上行的。如果继续往上走，就会到达摩天岭（峻极关）。而摩天岭一定会有敌人盘踞在那里。怎么办呢？决定再走一段再说。结果走了不久路就向下行了。而且这时往下看，已能望见不少人家的灯火，说明我们已经从山的阴面走到山的阳面来了。从峻极关东下，无论是到武安，还是到沙河或邢台，我都走过多次。我们2月准备到冀南，虽没经过峻极关，但也是翻过太行山先到沙河册井再到武安北委泉的。彭华是从抗大调到北方局的，而抗大的驻地就经常在邢台浆水一带，所以彭华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当我们知道已经翻过山，从山西来到河南或河北，我们的心情无比高兴。我们只要围着山腰往北，不要多远，再顺势下山，估计黎明前就可以到达武安北委泉，这样一路上都不会有什么危险。由于心情舒畅，走起路来不觉得疲劳了。其实，我们从24日午后到现在，已经走了几乎两天两夜，李挺英的脚掌已经起了泡，可是鼓起了劲，困难就不在话下，可见人们的精神力量还是很了不起呀。随后，果然很顺利，到北委泉一看，还不到凌晨l点钟。

我们知道临河川也是敌人进入太行的通道之一，从军事上看，这条小路比大路还重要，北委泉的地势，又扼临河川的咽喉，敌人很可能在这里驻兵或放哨。因此我们到达的时候，暂不进村，先到住在村边的农会主任家。他家离村须过一道沟，平常很少人来，所以我们鸡犬不惊地就走进了他的家门。农会主任一见我，又是喜，又是惊，忙问我们要吃东西否。我说：快弄些现成的来吃吧。这时，大嫂子为我们烧火热饭，农会主任把我们拉进小屋，轻声说：山上就有日寇一个排哨，村里敌伪军来来往往。他问我们是到此住下还是要走，我说是逃难来的，到此就是为了“躲难”。大家一听都笑了。于是急忙商量躲难办法，最后决定到敌人排哨下面的山腰去躲，那里是梯田，最中间一排梯田里有一个供干活累了休息的小窑洞，可容纳三四个人，人在里面，外面用石板一盖，谁也看不出来。农会主任很诙谐，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安心住下吧！吃饭由我们给你们送去，山上有敌人给你们站岗，你们是最保险的了。”我们听了，几乎笑出声来，他忙用手止住我们。我们赶忙吃了饭，跟着农会主任上山进了小窑洞，这时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我们一进窑洞就睡觉，直到午后才醒过来。以后每天清早，农会主任便担着担子，把供我们一天吃的东西都送来了。晚上，只要情况允许，我们便出去工作。白天无事，我们下棋、打牌消遣。

直到北委泉，我也没有扔掉背包，我把重要文件让村支书收到最保险的地窖里，把象棋拿出来在窑洞里下。不知是彭华，还是李挺英，拾到了一副日寇从飞机上扔下的美人扑克牌。这种扑克牌的背面有裸体女人画，其中还夹有一张牌数之外的专页，一面是极其妖冶露着下体的美女裸体照，另一面则是一首不堪入目的淫秽诗：“一片幽芳景，双峰夹小溪。洞中花艳艳，户外草萋萋。有水鱼难养，无林鸟自栖。可怜方寸地，千古世人迷。”这种淫诗，我在学生时代就见过。日寇想用性诱惑、性挑逗来瓦解我们，简直是痴人做梦！我是抛弃了爱情来参加革命的；李挺英如果贪恋女色，他能从海外到延安又到前方来吗？我们八路军是一支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光荣部队，怎能被性挑逗所瓦解？虽然我们也常谈性、谈女人，食和色总是我们青年人谈笑的两大主题，但在男女问题上，我们一直是很严肃的。因此美人扑克牌便成了我们消遣的工具，而且还用那上面的画来开玩笑。

很快，区委书记武后栓就来找我。他说：敌人今年对我根据地“蚕食”很厉害。这次，口外的村庄都“维持”了，就连“内红外白”的两面派村庄有的也不理我们了。现在，口内的村庄也有要求“维持”的。口上村那个大地主从前还“开明”，这次可露出了狼子野心，由他告密已经杀害了我们两个党员，另外一个党员也受到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日本人要杀他全家。武后栓问我该怎么办？我说：现在我们绝不能示弱，敌人已经逼近太行山脚下来了，我们还能退吗？北方局提出，我们要“敌进我进”，进到“敌后之敌后”，也就是进到敌占区去。尽管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主力已经转移到外线去了，他们要把敌占区闹得个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同时武工队（武装工作队）也配合行动，要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必然会失败，“蚕食”也不会成功，它只好回去“清乡”，但越“清乡”它就越往后退，“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连炮楼上的伪军也会变。他很同意我的意见。其实这不是我的意见，我只不过把北方局最新指示的精神通俗地解说一通罢了。

我们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首先镇压口上村那个大地主，坚决制止口内任何一个村搞“维持”。他随后把县政府的布告（预先准备好、收藏着的）取来一大堆，立即写上 × × × 勾结日寇，杀害同胞，甘当汉奸，经边区政府批准，予以枪决。我作为边区政府的代表，在县长的呈文上签了字。两天以后，口上村的大地主 × × × 就被号称八路军的武工队（其实就是临河川的民兵）抓到群众大会上斗争，并立即枪毙。县政府的布告贴满了口内、口外各村，一直贴到武安城下，这一来，口内各村没有人再敢提“维持”了。敌占区一些两面派村庄又开始找我们区公所联系，并接受区里的摊派了。我还专门到敌区去走了一遍，因为“二月扫荡”时我就曾在这一带敌区“公开隐蔽”过，有几个大村的伪村长陪过我，他们见我又来了，都说我就是边区政府代表，要好好地招待。并说进攻边区的敌人快回来了，边区是打不跨的。他们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边区政府相信他们。我对他们说：希望不要出第二个口上村的 × × ×。我们惩办他，并不是因为他是大地主，只是因为他甘心当汉奸，害了中国人。不管谁有多少财产，只要照章纳税，支援抗战，就是爱国同胞。在敌区应付敌寇，我们是允许的，但事先一定要向抗日政府报告。谁敢违抗抗日政府的命令，边区是一定不会饶恕的。经过对口上村大地主的镇压，再加上广泛的政治宣传攻势，这一带敌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了。

为了照顾口内各村人民的利益，我们决定停止对口内的摊派，把口外送来的摊派物资，由民兵（秘密地）加以截留，改为口内的物资交给敌伪军，这样不但不出物资，而且避免敌伪派人进村骚扰。对口外送的物资，我们都用八路军的名义打了收条，让他们去向敌伪报告，八路军已经在他们这一带村庄活动。我们还给敌伪据点附近的村庄送去一些空白收条，让他们拿去应付敌伪，以减轻那里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次口内反“维持”的斗争中，北委泉那户大地主表现不错，口上村那户大地主 × × × 派人来与他联络时，他立即向武后栓做了报告，并希望我们帮助他应付敌人。于是我们晚上经常到他家去，故意留下些痕迹，让敌人知道。例如我们曾用区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他留在桌上，限他3日内交300元慰劳八路军。他拿这封信去问敌伪派出人员，那人说不能给，并给他留了张条子说：如果给八路军钱，就要杀他全家。他把这张条子给我们看时，大家都笑了。敌人曾问他八路军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口外进来的。他虽然并不知道我们住的小窑洞，但我们就住在北委泉，估计他会知道，但他一直未向人泄密。

6月上旬，由于我军对平汉路的进攻和破袭加紧，邢台、少河以及武安一带敌占区在我游击队、武工队的积极活动和政治攻势的影响下，伪组织不断瓦解和后退；同时日寇进攻的重点南移，改向一二九师师部和边区政府驻地——涉县清漳河沿岸的赤岸一带，因此从河南武安临河川到山西辽县经摩天岭至麻田这一条路上的敌人撤退了。我们小窑洞的山头上已经没有敌人为我们站岗放哨，我们为“保险”，就住进了北委泉村里。全村的人见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由于我们在这里工作，他们在敌人的“扫荡”中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村里大地主一见我就连声说欢迎欢迎，把我领到他家里去住，并且仍然住在2月间住的那间房子里。第二天，他引我们去看他的地窖，这地窖隐蔽得很好，也很大，里面陈设着范子侠司令的灵堂，他走到灵堂前便作揖叩头，并放声大哭。我们也赶快前去向范司令灵位鞠躬致敬。

范子侠所部本系国民党的河北民军，后来思想进步，加入了八路军，改编为新十旅，由范任旅长，随后又兼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2月他住在北委泉地主家。我带领的青委巡视团，过平汉路前也住在这里。我们本来就认识，彼此都很尊重。我常到他住处聊天，地主也很欢迎。就在这时，村青委会主任和农会主任领着一批人来找我，要当着我的面和地主讲理（斗争），说地主后山的禁林，本来是全村的，后来被地主占了，而且又封了山，围成禁林，现在全村人家没有柴烧，要地主开放禁林，让村民去砍柴。地主当着众人，无话可说，支支吾吾，只是说，我听李同志的。回头见范司令又说，我听范司令的。范司令忙说，这是地方上的事，军队不干涉。我这时才对群众说，既然是全村的山，当然不能由一姓强占。不过边区政府的法令规定，矿山和森林，属于公有，所以这禁山上的森林，该如何使用，还须全村人民很好地商量。首先，我们农会应提出个合理的意见来。我建议今天晚上村干部就先开个会讨论一下。我问大家意见如何，大家都说同意，于是群众就散去了。

群众去后，范子侠和地主都说我讲得好。地主趁势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祖坟附近那一块树林不要归公，哪怕他再出钱买也可以。同时希望禁山不要全部开放，如果全开放，禁林的树，不要多久就会被全部砍光。我说森林不应毁坏，但这一切都要依政府法令和群众意见而定，当然群众的意见也不能违背法令。现在全民族抗战，各阶层都要为抗日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也是为了抗日，全村人民都应以团结为重。范司令最后也说：地主富豪，从前都是坐轿子的，农民是抬轿子的。现在打日本，农民抬着轿子怎么能打仗呢？因此，地主也该下轿来走路了，这样地主和农民一律平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地主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在村干部会上，特别是在支部会上，大家虽然都同意开放一部分禁山，同时保留大部分禁林归公，但对留地主祖坟那部分树林都不同意。我说：地主怕伤了他们家的风水嘛。青年党员抢着说：就是要破坏他家的风水，让他家也穷下来。我说：咱们党员不是要反对迷信吗？为什么还相信风水呢？他们说不出道理，却还抢嘴说：干嘛地主要信风水呢？我说，地主信风水，现在不是也不灵了吗？我们农会团结起来减租减息，地主不是也低头了吗？我们现在翻身，不是靠风水，是靠团结，地主要信风水，我们为了团结他抗日就让他一步吧。最后，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由村长、农会主任去和地主商定，划定一部分禁山开放，其余除地主祖坟地附近一小块归其所有外，全部归公，成为禁林。禁林按规则可出卖成材，收入归村，但不许任何个人砍伐，否则严惩不贷。

北委泉禁山问题的解决，得到范子侠司令的支持，人人称颂。这对临河川群众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地主们很听范司令的话，所以在北委泉地主家的影响下，临河川的地主们对群众运动很少顽抗。“二月扫荡”中范子侠牺牲后，临河川一带的群众和地主都很悲痛，北委泉地主家为他设立了灵堂，甚至在“五月大扫荡”中把它藏在窑里也不肯毁掉。为此，我建议由他发起，在北委泉开了一个追悼范子侠的大会，这个追悼会开得很成功，既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又团结了地主和上层人士。

日寇撤退后，我们在临河川以及到口外甚至到敌占区工作，都很顺利。彭华和李挺英都说，若不是2月前后在这里打下点群众基础，恐怕这次到这里逃难都很成问题。我说，临河川在太行区还属于根据地，应该展开武装斗争，不能只是应付敌人，我们应该教会他们使用地雷，以便下次敌人再来时能展开地雷战。这里是山区，各种石头很多，可选择一些做石雷，而且附近有窑厂，所以这一带人家瓦罐特别多，大一点的瓦罐都可以用作瓦罐雷，附近的老百姓，会造旧式火药的人也不少。于是我们便教民兵，让他们学会制造各式地雷以及引炸地雷的各种方法。民兵很能干，一学就会，并且还很有创造性，能把地雷安放在各种敌人不注意又必然要到的地方。我们在好几个村都举行过演习，结果都很成功。1943年春，敌人又到太行山“扫荡”，我和彭华都在涉县更乐村（涉县指挥部所在地）。在这次反扫荡中，涉县沿武（安）涉（县）公路各村的民兵，都展开了地雷战。但不知流河川一带的情况如何，我一直很挂念。可是一直到今天也不了解。

红色经典的海外遗产[转帖]
 

2008年11月19日，胡锦涛在古巴访问，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唱起了《东方红》，表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的敬意。这令很多中国青年人诧异：为什么古巴的领导人会唱这支“老掉牙”的歌儿？

　　其实，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都是红色的20世纪留给中国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但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毛泽东著作有组织的出版和有系统、有计划的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俄日的网络

　　毛著向世界的传播，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就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此后，毛泽东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绍到苏联。

　　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外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在建国以后。据方厚枢先生《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中记载，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当时师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今天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经刘少奇批准，1953年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代表汤姆斯·罗素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是英国****所属的出版社，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发行对象就是世界各国****、左派团体等书店和会员。

　　中英甲乙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

　　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万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此后该出版公司一直下设“中国书店”，发行各种中国杂志和图书，如12种文版的《中国画报》，在1957年能够每期发行26万册，英、法、日三种文版的《人民中国》能够每期发行6万册，英文版《中国建设》每期发行5.9万册，与中国合作长达30年时间。

　　在近邻日本，与刚刚组建的新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是日本****等左翼组织。据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记载，日本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就刊载了由亚细亚通讯社翻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

　　日本****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7万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文最多、最系统的一个版本。

　　行销中东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屠琳芳、景连如的回忆文章记载，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曾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这和国内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思潮直接相关。1958年中央外事小组也提出对外宣传的中心任务，是反复宣传东风压倒西风以及毛泽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因此向世界各国推销毛泽东著作，并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小书展61起。虽然个别受到抵制，但毛泽东著作已经广泛发行到阿拉伯地区。

　　非洲“畅销书”

　　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因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桑给巴尔、尼日尔、达荷美、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著。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风靡拉美

　　据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王文秀的文章，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最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最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

　　乌拉圭****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

　　1962~1976年，中央外宣领导小组在拉美的工作方针依然是“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此段历史时期虽然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巴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长足进展。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70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委内瑞拉，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1970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

　　急剧衰落

　　在1977~1988年的12年间，包括毛著在内的中国图书在美洲呈急剧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由于拉美八国政党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变化，一些拉美左派书店、出版社纷纷与中国断绝往来；二是中国扭转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影响，一改过去以宣传扶植为主，“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对经销户加大了收款、催款力度，不盲目追求数量，采取务实开放的文化交流政策；三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发行的图书以美元定价并结汇，许多经销商因缺乏外汇，无力支付书款，因此销售量大幅下降。

　　该时期拉美发行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除极少数因为政治观点不一致而中断中国图书业务往来，其他大部分是小商小贩，绝大部分不能付款，仅靠赊销发行中国书刊维持。1977年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图书发行数量为373903册和333415册，到了1987年仅为5512册和7276册。期刊发行量在1988年，哥伦比亚仅为每期3588份，订户3206户；秘鲁仅为每期2722份，订户476户。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现在成果不多，比如至今还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

　　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读着毛著而成长起来的人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时光转到1992年，那一年阿根廷一家书店曾自发翻印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和漂流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时隐时现。然而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它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日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

元青花的始作俑者[转帖]

　　对于国人来说，元青花一直是个陌生、别扭的外来名词，直到今天，各种汉语词典上仍旧找不到它的踪影，这是因为它的命名者原本就是两个外国人。
　　民国初年，有人拿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到北京琉璃厂叫卖，一连到了
好几家陶瓷店，见多识广的老板和伙计们一看：这对玩意儿非唐非宋、不明不清，尽管器身上写有元朝的年号，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便三下五除二，把卖货的乡下人轰出了琉璃厂。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事儿有何等的荒唐，可在当时，却也怨不得琉璃厂的老少爷们儿。长期以来，国人有着极强的正统观念，素来将元朝的统治视为汉人的奇耻大辱，因此“恨物及物”，没人把元代的古董放在眼里。再加上元朝世道短，从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大元算到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坐上大明朝金銮宝殿，短短不足百年，更何况能真正称得上“元青花”的瓷器，还得从朝廷在江西景德镇成立“浮粱瓷局”后算起。时间短，自然存世量就少，存世量一少，也就没多少人能认得了它们。

　　回头再说那个卖古董的乡下人被逐出琉璃厂后，在前门大街碰上一位身着军服的英国军官，那人是个古董收藏迷，见到这一对青花瓷瓶便爱不释手，提出要把它们买下来。那个乡下人刚刚在琉璃厂吃过闭门羹，一肚子沮丧，好不容易碰上一位识货的人，再加上对方又是一位有身份的外国军官，他哪敢多要价，两个银元就把那对青花象耳瓶给卖了。两年后，那位英国军官退役，带着这两只青花象耳瓶漂洋过海回到了英国，把它们作为一般的中国古董赠送给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

　　事有凑巧。1929年，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霍布逊到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参观，一眼就发现了这一对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并留意了瓷器上面写有明确的纪年——“至正十一年”。除此之外，这个懂得汉语、熟知中国陶瓷史的英国学者，还在瓷瓶的另一面读到了写有60个汉字的铭文，铭文明确记载了这件瓷器的时代信息。霍布逊教授眼前一亮，激动地告诉助手：“这是两件伟大的作品，由于它们的出现，一段中国陶瓷史将由我——一个外国人来改写！”同年，霍布逊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热情洋溢地向全世界介绍了这对中国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打破了中国国内的学者长期以来认为元代陶瓷无精品的结论，揭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为中国陶瓷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霍布逊教授对元代青花瓷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关注，但是在元青花的故乡中国却受到了令人尴尬的冷落与漠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乱、文化窒息，没有人有兴趣、有条件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加上古董藏家主要是那些对元朝素存敌意的清朝遗老遗少，他们从心理上就排斥元代器物，谁还会掏钱去买它？没有买家，就算元青花貌若天仙，自然也难以吊起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们的胃口。中国人对元青花置若罔闻的态度，被一些外国学者理解为是对霍布逊理论的否定。于是，元青花第一次浪潮迅速溃退，终成昙花一现。

　　二十几年眨眼过去了，霍布逊教授连带他的义子“元青花”渐渐被人遗忘。1952年深秋，仁慈的上帝又一次用悲悯的阳光照亮了那些元朝人的“弃儿”。这一天，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接待了一位外国同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波普博士。当馆长得知对方专为考察中国陶瓷而来，不禁感叹：“怎么来的是你，而不是中国人？”约翰·波普博士幽默作答：“上帝说，人类的精神财富本该共享！”次日，约翰·波普博士在同行们的陪同下进入托普卡比宫博物馆。

　　托普卡比宫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欧洲部分，占地约70万平方米，宫墙高大庄严、气势恢弘，置身其中，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曾于中世纪时期叱咤欧亚非大陆之间的奥斯曼帝国的雄风。其中，最令世人注目的是10000余件来自中国的瓷器珍品，这些瓷器囊括了从公元13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瓷艺精华，特别是一些存世稀少、堪称孤品绝笔的大器，更让全世界大批热爱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学者与藏家趋之若鹜、纷至沓来。约翰·波普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约翰·波普博士在中国展品厅逐件观看，不时请求陪同的主人允许他将展品取出观察。当主人将一只体型硕大的青花葫芦瓶小心翼翼地取放到桌上时，博士轻轻发出一声赞叹：“上帝啊！”

　　这只青花葫芦瓶高60.5厘米，外形八方，上下又分成八个层次，画有八种花卉、八种水果、八种昆虫以及八种象征吉祥的纹饰。身为中国古陶瓷学者的约翰·波普博士曾在世界各地考察中国古代陶瓷，体型如此之大、造型如此之美、发色如此之艳、画工如此之精的青花瓷，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记者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描述：“……那一刻，我的心在不住地颤抖，我不敢相信那一件件如蓝天白云般的瓷器全部都是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因为我以为只有万能的上帝之手才能创造出如此气势恢弘、美妙绝伦的陶瓷作品！”

　　约翰·波普博士此次考察的成果是划时代的，他以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颈部刻有铭文的中国元代青花瓶为母本，用敏锐而精致的艺术眼光，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的1万多件中国瓷器中挑选出数十件造型与纹饰相似，在胎土、施釉、青花料、绘画技巧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青花瓷，反复比照研究，确定以霍布逊公布的象耳瓶上的纪年为名，将这一类瓷器命名为中国“至正型”青花瓷，并先后据此写下了两本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所藏一组中国瓷器》、《阿德比尔神殿收藏的中国瓷器》。这两本书与霍布逊教授的著作一样，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瓷学界，开创了系统性研究元青花之先河。

　　令人遗憾的是：命途多舛的元青花，似乎命中注定只能用一种非艺术的形式来向世人炫耀它那非凡的艺术生命。约翰·波普博士对中国元代青花瓷的热忱，仍然没能唤起新中国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个元朝“弃儿”的眷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业界或是不承认元代有青花，或曰“不值钱”、“太粗糙！”对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嗤之以鼻、无人问津，致使元青花认祖归宗之路再一次半途夭折。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两位洋教授关于元青花的理论才姗姗来迟地被国际市场所印证，随着元青花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节节攀升，中国的藏家和专家才把目光慢慢移了过来，渐渐发现这个美妙的金娃娃果然真是元朝“弃儿”，与自己有着扯不断的骨肉深情，特别是后来天价元青花的出现，更让大家争先恐后地把热情投向那些个从“弃儿”变成“宠儿”的蓝白色尤物。这等背景，如果元青花会说话，只怕也要感叹一声：“人情冷暖，世道炎凉！”

　　本文摘自《谁在收藏中国》，吴树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梅兰芳的四段恋情[转帖]

　　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梅
兰芳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这才知道梅兰芳是为了能和她永久在一起，才有如此想法的。

　　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孟小冬呢，正值妙龄，一双大眼，鼻子直挺，嘴唇饱满，从五官到脸颊的线条，于女子的圆润中，又隐现男子的直硬。闲坐时，满是处子的娴静；回过神来，则又透露出一股迫人的英气。

　　自从1925年8月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了《四郎探母》后，很多戏迷都盼望着两人能再度合作。不过那时，在营业戏中，男女演员尚不能同台，更不能同戏。然而，义务戏、堂会戏则是例外。因此，梅、孟若同台、同戏，只能同唱义务戏，或堂会戏。192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为庆贺五十寿辰，决定办一次堂会。他这样的身份，应邀来唱堂会的，也一定不是一般人。于是，梅兰芳来了，孟小冬也来了。

　　有人提议，晚宴后的大轴戏，理应由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一出大戏。这个提议立即招来众人应和。梅、孟二人也没有表示反对。唱什么呢？一个生，一个旦，自然唱生、旦对儿戏，《四郎探母》唱过了，那就唱《游龙戏凤》吧。

　　在有些人想来，一个饰旦的男人，一个饰生的女人，本身阴阳颠倒，又在戏里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甚至动手动脚，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具有极大的想像空间。他们要看的，或者说，想看的，就是饰演正德皇帝的女人孟小冬，如何挑逗饰演李凤姐的男人梅兰芳。因此，尽管梅兰芳、孟小冬一板一眼地唱，规规矩矩地演，在欣赏艺术的人眼里，他们一个活泼俏皮，一个风流倜傥，有情但不色、不浪，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看着看着，有人提议，何不将他俩撮合成一对儿？这样的提议，就像当初有人提议让梅、孟合作一样，立即招来响应。梨园中人的婚姻，很符合“门当户对”这样的传统，也就是说，梨园人家互相结亲。“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籍陋习，是对艺人歧视的一种表现。既然如此，有谁愿意将自家的闺女嫁给唱戏的？因此，在梨园界，艺人之间彼此通婚，便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习俗。

　　从梅、孟两人来说，他俩经过两次合作，对彼此都有了一定了解。此时的梅兰芳，名气自不必说，又刚刚三十出头，相貌俊美，因性情儒雅而风度翩翩，很绅士。这样一个有型有名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男人，有哪个女人不会对他产生好感？孟小冬呢，正值妙龄，一双大眼，鼻子直挺，嘴唇饱满，从五官到脸颊的线条，于女子的圆润中，又隐现男子的直硬。眉目之间常常带了一丝忧郁，闲坐时，满是处子的娴静；回过神来，则又透露出一股迫人的英气。她的扮相俊逸儒雅，姿态阳刚又不失柔美；她的嗓音高亢、苍劲、醇厚，全无女人的绵软与柔弱，听来别有韵味。由此，梅、孟互相吸引，似在情理之中；日久天长，两人渐生情愫，也似乎不出人意料。

　　可是，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有家有室，而且先后娶过两个妻子——

　　梅兰芳是在17岁那年（即1910年），和王明华结的婚。那时，孟小冬不过才3岁。王明华处事干练，能吃苦，会持家，而且通情达理。她刚嫁过来时，梅家还不富裕，她毫无嫌贫之意，而是尽心尽力操持家务。在她的细心安排下，梅家虽未大富大贵，但也安逸。

　　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妥帖照料梅兰芳，甚至于在他的事业上也能给他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嫦娥奔月》中嫦娥的服装，老戏是把短裙系在袄子里边，在王明华的建议下，创作人员参照古代美女图，改为淡红软绸对胸袄外系一白软绸长裙，腰间围着丝绦编成的各种花围，中间系一条打着如意结的丝带，两旁垂着些玉佩。这种设计后来成为程式化服饰。嫦娥头面的式样王明华也功不可没。

　　时间一长，便有不明****的人误以为王明华是亲到后台为梅兰芳梳头的。传来传去，假的传成了真的。王明华很可能就是听到了这个传言才决心真的到后台去帮丈夫梳头的。在当时的行规里，后台仿佛是一个神圣之地，是不容女人涉足的。王明华敢于将多年陈规一举打破，当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可略窥她的性格。

　　梅兰芳第一次到日本访问演出，王明华也是跟着去的。所以那次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功劳。为了长伴在梅兰芳身边，王明华在与梅兰芳生了一双儿女之后，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过后大永和五十两个孩子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而相继夭折了。从此，梅兰芳每晚散戏回家，再也听不见两个孩子欢快的笑声，心中的伤痛是难以言表的，但他看到妻子因怀念儿女形容憔悴不思饮食，整日里卧床叹息萎靡不振，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掩盖起自己的悲伤，反过来安慰妻子。坚强的王明华自知如此颓丧势必影响丈夫的演艺，便又安慰丈夫：“你忙你的去吧，别担心我，我没事的。”

　　夫妻俩就是这样互相安慰着支撑着度过了那些悲苦的日子。失去儿女的梅兰芳虽然伤心也未深责妻子，但他毕竟有兼祧两房、为梅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1921年，他又新娶，新娘名叫福芝芳。

　　梅、福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的一次堂会上。说媒的过程似乎并不十分顺利。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逝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守寡多年，却依然保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正好梅兰芳是兼祧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

　　王明华原知梅兰芳对梅家香火所负责任，只会深悔自己当时的冒失及叹息命运的作弄，不会反对梅兰芳与福芝芳的婚事，更不会对梅兰芳有怨怼。她也知道梅兰芳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会嫌弃她。细心的梅兰芳很是了解王明华的复杂心理，为不使她难过，新婚之夜，他先在王明华的房里陪着说了些话，而后说：“你歇着，我过去了。”王明华本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又见梅兰芳如此体察她的心情，自然很是感激，便道：“你快去吧，别让人家等着。”

　　据梅家后人回忆，福芝芳生下大儿子后，立即提议过继给王明华，还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王明华因肺痨最终病逝于天津。当福芝芳得悉后，叫儿子赴津迎回其灵柩，将她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

　　梅兰芳与福芝芳的感情很好。为支持丈夫的事业，福芝芳嫁入梅家后便放弃了演戏，专心相夫教子。闲时，她在丈夫的帮助下读书认字。梅兰芳又特地为她请了两位老师教她读书，使原来识字不多的她文化提高到可以读古文的程度，也足见她的聪明。她还常伴梅兰芳看书、作画、修改整理剧本，也常到剧场后台做些化妆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

　　演出之余，梅兰芳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万花山，他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然后种树盖房，取名“雨香馆别墅”。早年，这里是他躲避世俗纷扰修身养性之地，后来这里又是前夫人王明华的安葬之地。50年代末的一天，他与夫人福芝芳又一次游于此地。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这里吧。”福芝芳以为丈夫随便一说，便接口道：“您老百年后还不是被请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兰芳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这才知道梅兰芳是为了能和她永久在一起，才有如此想法的。后来，梅兰芳的墓地就在此处，他的两边是他的两位夫人。

　　在王明华、福芝芳之外，在孟小冬之前，梅兰芳生命中还出现过一个女人，常被人忽视，她是刘喜奎。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比梅兰芳小一岁，1895年出生于河北，自小学习河北梆子，后来兼学京剧。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刘喜奎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就目前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她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个外来之物，是个活的东西。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袁二公子对她百般纠缠，她嗤之以鼻；袁世凯想让她陪客打牌，她严辞拒绝；袁三公子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不加理睬。身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相，也不照便装相；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田际云和票友出身的孙菊仙就是其中之一。

　　田际云和孙菊仙很为刘喜奎的处境担心，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尽快让她嫁人，以便摆脱不怀好意的人的纠缠，但他们又不愿意看着年纪轻轻又有大好艺术前途的她过早地离开舞台。想来想去，他们想让她嫁给梨园中人。田际云想到的人，是昆曲演员韩世昌；孙菊仙想到的人，就是梅兰芳。相对来说，刘喜奎更倾向梅兰芳。事实上，他俩的确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

　　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2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震。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撇开刘喜奎不谈，孟小冬面对的，是尚有两个妻子的梅兰芳，如果她嫁梅兰芳，能够像当年福芝芳那样，如愿成为梅兰芳第三个妻子，而不只是梅大师金屋藏娇的一个妾吗？她不免有些担心。不过，担心归担心，她终究没有抵挡得住奔涌而至的情感洪流。于是，梅、孟相恋了。

　　本文摘自《梅兰芳和孟小冬》，李伶伶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泰国的警示[转帖]

　　首先是要约束各派利益集团之争的政治化倾向，以免其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其次是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文|周方冶

　　对于有着63年历史的泰国民主党而言，2008年12月15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经过众议院的总理竞选，民主党在时隔八年之后终于重返总理府，现年44岁的党魁阿披实.维乍集瓦也如愿以偿地登上总理宝座。

　　阿披实.维乍集瓦，1964年8月生于英国纽卡斯尔，曾先后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阿披实的祖上是经由越南迁至泰国的袁姓华侨，其家族始终与泰国权力阶层保持着密切联系，其父曾在1991年的军事政变后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良好的教育和家庭背景，为阿披实铺平了从政之路。

　　1991年，27岁的阿披实加入民主党，并通过选举成为曼谷选区的众议员。随后，阿披实在时任民主党党魁的川 .立派的提携之下，历任民主党发言人、川政府发言人、总理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国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以及总理府部长，迅速成长为少壮派的领军人物。2001年，阿披实在川的支持下竞选党魁，但败于元老派的挽若.班他探。2005年，由于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于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挽若引咎辞职，阿披实继任党魁。

　　在2006年到2008年的“反他信”运动中，阿披实率领的民主党，始终坚守“反他信”阵营，策动议会“倒阁 ”，支持军人政变，声援民盟(黄衫军)示威，最终从“他信-泰爱泰党集团”手中夺回了总理宝座。

　　但“精英偶像”阿披实的上台是否是整个泰国的好消息，目前还非常难说。因为，从短期来看，泰国政局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取决于阿披实的执政能力。不过，从中长期来看，泰国政局能否免于新一轮动荡，还是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矛盾的调和，以及民主协商机制的逐步完善。

　　而在这个年末，却有一个值得中国镜鉴的问题：泰国的政治动荡，已从2006年的政变“闹剧”，演变为2008 年的街头“惨剧”---沉重的经济损失与惨痛的人员伤亡，究竟留给我们何种警示？

　　让我们先来透过“反腐倡廉”、“民主自由”的政治迷雾，走进泰国最深层的政治生态。

　　动荡原因之一：新兴产业集团对于政治主导权的争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发展，包括信息、通讯、生物、金融在内的新兴产业部门迅速成长，并由此派生了相当数量的政治新贵，曾被誉为“电信大亨”的他信.西那瓦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随着新兴产业集团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关政治话语权的要求也日趋迫切。对于新兴产业集团而言，加快全球化步伐，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开拓海外市场，刺激农村消费，无疑是最为有利的发展道路选择。2001年至2005年他信执政期间所奉行的“双引擎战略”，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但是，长期掌控泰国政治话语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城市精英以及王室，却是倾向于更为保守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有利于维护作为其政治根基的农村自然经济体系和传统产业部门。2006年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更是将普密蓬国王的“知足经济哲学”明确写入新宪法，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由于双方在发展道路选择方面存在深刻分歧，因此无论是新兴产业集团，抑或是既得利益集团，都在努力实现对政治主导权的垄断，从而确保有利于已的国家经济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他信掌权后，态度强硬地对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以及城市精英进行全面压制。从军队国有化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到政党鲸吞蚕食，再到新闻舆论监管，无不体现了通过构建泰爱泰党“一党优势”格局，从而独揽大权的政治意图。

　　与此相仿，军人集团在发动政变后，亦是毫不掩饰地通过颁布新宪法的方式，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导权：复辟参议员任命制；修改众议员选举规则，遏制“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东山再起；将宪法法院、反腐败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原先独立的宪政机构，纳入最高法院的政治版图，从而为司法官僚直接干政铺平道路。

　　不难看到，“反他信”与“挺他信”之争的本质，其实就在于新旧政治利益集团对政治主导权的排他性竞争。

　　动荡原因之二：农村民众对于分享国家发展红利的内在要求

　　“挺他信”阵营其实是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政治联合的产物。正是前者“资金”与后者“选票”的紧密结合，这才促成了泰爱泰党和人民力量党的先后执政，使得“挺他信”阵营能够在长达三年的政治动荡中始终屹立不倒。

　　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农村民众成为“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坚定支持者？“草根政策”无疑是最佳答案。不过，如果仅将“草根政策”看作单纯的农村扶贫政策，甚至将之解读为新兴产业集团的单方面“公款贿选”，那就过于简单化，也忽略了农村民众的政治自主性。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其实是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在有关改变“重城市，轻农村”国策方面所达成的深刻共识。

　　泰国自1961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6 1年的28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全国贫困率也从1962年的57%降至2007年的8.48%。但是，宏观经济的成功，却难以掩饰发展的严重失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明显。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国策，使得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发展成本，但却未能分享相应的发展红利。对此，农村民众尽管强烈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把持着政治主导权，分享着城市发展红利；城市精英由于紧靠权力中心，并且具有较高的组织性，能够通过街头示威或政治游说的方式争取政治话语权，从而参与红利的分享。相比之下，农村民众不仅远离权力中心，而且结构分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形成有效行动争取政治话语权，因此始终处于被压迫和被损害的边缘状态。

　　“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出现，为农村民众争取政治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从而促成了双方的政治联合。

　　首先，对于新兴产业集团而言，随着城市消费市场的日益饱和，刺激农村消费已成为必然的发展需求。因此，通过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推动农村地区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不仅是策略需要，而且也符合新兴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这与农村民众迫切的发展要求相契合，从而成为双方政治联合的重要基础。其次，雄厚的政治献金使得“他信-泰爱泰党”集团有能力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和发展党员，从而为分散的农村民众提供了协调政治行动的有利条件，使其能在政党框架之下有组织地争取政治话语权。这也为反独裁民主联盟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再次，“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执政地位，成为农村民众实现政治要求的重要保证。他信执政初期，“草根政策”就曾屡屡受阻，直到他信独揽大权后，相关政策才得以顺利落实；军事政变后，“草根政策”的后续计划随即被军人临时政府所冻结；直到人民力量党执政后，“草根政策”才被重新注入活力。

　　动荡原因之三：民主协商机制缺乏必要的弹性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派政治力量或利益集团都难免产生不同的要求，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要求。如果民主协商机制行之有效，各利益攸关方都能依照现实影响力取得相应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各派就有可能在机制内，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协，从而避免潜在的对抗与冲突，甚至有可能实现双赢或多赢。相反，如果民主协商机制并不存在，或是过于僵化，致使部分利益攸关方难以在机制内取得与其现实影响力相符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现实的对抗与冲突，进而在机制外达成妥协。

　　泰国政局的动荡，正是由此引发。

　　自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后，泰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的步伐较快，《1997年宪法》更被誉为“民主的里程碑”，仿效西方构建了形式上颇为民主的“97年体制”。但是问题在于，该体制并未考虑威权统治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军人集团的政治话语权问题。虽然军人集团已退出政治舞台，但却并未“国有化”，而是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游离于民主体制之外。“97年体制”将民主协商的范围限定在国会，并未给军人集团预留参政的渠道。此举虽符合宪政民主的规范，但对于泰国的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导致军人集团的现实影响力与政治话语权之间严重错位。

　　在“小党林立”格局之下，军人集团还能通过各小党代言的方式，间接表达其政治要求，特别是军费预算要求。可是，随着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政治联合的形成，“他信-泰爱泰党”集团逐步赢得国会的压倒性优势。最终，军人集团发现，根本无法在民主协商的机制内取得与其现实影响力相符的政治话语权，难以与新兴产业集团向其施加的“国有化”压力相抗衡。与此同时，地方政客、官僚集团和城市精英也都面临相似的困境。于是，掀起“反他信”运动，进行机制外的“协商”，也就成为无奈的政治选择。

　　通过2006年政变废除“97年体制”后，军人集团依托《2007年宪法》构建了“07年体制”。该体制在确保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话语权的同时，却歧视性地压制了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引起后者要求修宪的强烈反弹。于是，2008年双方再次点燃“反他信”与“挺他信”之争的烽火。

　　因此，笔者以为，泰国在2008年的起伏提供了三大警示：首先是要约束各派利益集团之争的政治化倾向，以免其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其次是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富裕的现代城市”与“贫困的传统农村”的长期存在，最终将会无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分裂，甚至是政治动荡。再次是要构建更具弹性的民主协商机制。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切合国情，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

　　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说，泰国的国家发展轨迹，虽有其独特性，但是，新旧利益集团之争、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社会发展失衡、农民参政意识觉醒、民主政治转型等问题，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如何在泰国的政治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是值得中国深思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者)　　

动物眼中的世界什么样[转帖]
 

据国外媒体报道，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并不清楚其他动物如何看世界，也不知道它们究竟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最新科学研究揭示了动物惊人的视觉差异。以下为几种动物看世界的方式。

马：看不到两眼中间区域
　　
　　马有着惊人的视野，当然，它们正前面的视野之外，由于“双眼视力”，马无法看到两眼中间的区域，也就是正前方。这就是它们走路经常低着头的缘故。

猴：视觉基本与人类相同
　　
　　古代的猴和猿的视觉基本与人类相同，它们有三色视觉，能看到红色、绿色和蓝色。但是，现在很多猴子不是这样。猴种之间的视觉模式千差万别。事实上，同一类的猴子也可能有6种不同类型的色盲或者视力。身为人类的近亲，色盲的公猴数量比母猴多。

鸟：可看到至少5种光谱带
　　
　　很多鸟类的视力相差悬殊，例如鸽子，可以分辨出数百万种不同的色彩，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擅长分辨色彩的动物。鸟儿眼中的圆锥细胞比人类多得多，这说明它们可看到至少5种光谱带。

猫和狗：具有夜视能力
　　
　　猫和狗的视力都不是很好。它们主要依靠嗅觉和听觉来感知世界。猫的视力尤其弱。猫和狗都是色盲，猫比狗更甚。狗有时候能分辨出黄色和蓝色。大多数猫只能分辨出一点点色彩，它们最擅长聚焦于一个物体，比如捉老鼠。但是，这种动物的夜间视力要比人类好。因为它们眼睛的位置很特殊，所以，猫和狗都比人类看得远。

蛇：红外线感知
　
　　蛇有两套视觉系统。一套是你经常看到的蛇眼，它们擅长分辨颜色。但它们还有一对“眼睛”，这对眼睛可以像红外探测器一样感知并“看到”生物。一旦你被蛇看到，那你就很难摆脱它。幸运的是，大多数蛇遇到人类，选择是的逃走而不是攻击。

昆虫：借助视觉感知动作
　　
　　因为眼睛的分段结构非常特殊，很多昆虫看物体与人类相差极大。昆虫以它们类似圆点的眼睛而闻名。很多昆虫的一个眼球中有3万个晶状体。但是，它们中最有趣的可能是蜻蜓。这种昆虫的大脑运转速度非常快，大部分动作它都可以用慢动作的方式来感知。虽然昆虫能分辨颜色，但通常它们分辨颜色的能力不及其他动物。昆虫可借助视觉感知动作。这就是它们很难被消灭的原因

美中央情报局逼供十大酷刑揭秘[转帖]

　　　　鼎鼎大名的谍报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刑讯逼供方法可谓五花八门，本文略述一二，仅供有兴趣者过目。自诩“最为奇效”的审讯方式

　　审问过程中，囚犯被头高脚低地绑在一个木板上，脸用玻璃纸盖上，然后开始泼水。此时，由于玻璃纸遮住了口鼻，因此囚犯很快就感到窒息，一种很快被憋死的恐惧袭上心头，此时，囚犯多被迫招供，一般囚犯在这种酷刑下平均只能熬14秒，便纷纷求饶。但据说基地组织成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曾让审讯人员大吃一惊，因为他足足坚持了2分半钟。不过他最终还是招了。

　　上述酷刑名为“水封闭”，它被中情局称为“最有奇效”的审讯方式。

　　刑讯方法多种多样

　　据了解，中情局等美国情报机构使用的刑讯逼供方法远不止一个水封闭那么简单，他们有多项选择，如：

　　“打肚皮”――使用手掌击打囚犯的肚皮。据说一些中情局探员还受警匪片启发，学会了用电话簿垫着疑犯肚皮，再用重物猛击的招数，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嫌犯受伤，也不会在皮肤表面留下痕迹。

　　“久站立”――囚犯戴着手铐脚镣，被强迫站立40多个小时，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却因为对犯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折磨而被视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冷囚室”――囚犯被强迫浑身赤裸地站在温度约为10摄氏度的囚室中，并被不停地泼冷水。

　　“沸水煮”――用沸水煮四肢的酷刑，据说，此招在阿富汗审问塔利班疑犯时被广泛使用。

　　“吵耳朵”――用强噪音干扰，刺激疑犯听力神经，导致其精神紊乱，耐不住而最终招供。

　　“幻觉折磨――在审讯中使用药物逼供的方式，据了解，一些治疗精神科疾病的药物使用在正常人身上会使人情绪极端低落，或者产生各种恐怖的幻觉，在这种精神折磨下，很少有人能"药死也不说"。

　　
　　这张拍摄于2006年4月6日的资料照片显示，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德尔塔营的囚犯在做祈祷。

　　以“反恐”名义变本加厉

　　今天，美国的刑讯逼供手法主要针对一些他们所怀疑的恐怖分子，尤其是比较高层的基地组织成员。美国广播公司透露，中情局在国外设立的秘密监狱中关押的十几名高级基地组织成员都尝过上述酷刑的滋味。

　　实际上，上述审讯方法大多违反了有关禁止以残忍、有辱人格方式对待囚犯的《日内瓦公约》，但由于美国政府内部一些高层人士的袒护，这些以暴制暴的审讯手段还是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