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转帖]

作者：杨文 裴小敏 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病魔缠身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湾孤岛更给人一种凄凉之感。1971年10月，28届联大通过驱蒋案。1972年2月，蒋介石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股冲击波使整个台岛处在动荡与不安之中，蒋氏父子更是心急如焚。同年9月，蒋介石另一“外交”盟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惜与他的老朋友彻底决裂，紧步尼克松后尘，踏上中国内地进行友好访问。在此前后，许多国家相继与台湾当局绝“交”。

在上述一连串的打击之下，使年届八十六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据台报报道：宋美龄曾提出要蒋介石到美国去做手术，认为美国医生的医术高明。蒋介石也认为美国医生的医术的确比台北医生高明，但又认为美国有人要把他赶下台，这些人必要时可能对他实施暗杀计划，因此他表示不愿去美国求医。蒋经国从来唯其父的决定为决定，加之他与宋美龄的“恩怨”，也不同意宋的提议，认为宁可花钱延聘美国名医，也不能前往美国。最后，蒋介石还是在台北“荣民总院”做了手术。因年龄不饶人，身体机能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此，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患感冒转为肺炎住进医院。当蒋介石病体尚未痊愈之际，又一次因意外车祸住进“荣民总院”，一住便是一年有余。此后蒋宣布闭不见客，实则基本处于退休状态。尽管他仍挂着“总统”的招牌，但工作基本由“副总统”严家淦与长子蒋经国处理，遇到重大问题与棘手之事，严、蒋二人总是至蒋介石病榻前请示、汇报。1973年7月，台湾报刊登载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此时刊载这幅照片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其一是说蒋介石健康如昔；其二是辟蒋介石已秘密引退、宋美龄卷款前往美国的“谣言”。此后，据台报舆论称：蒋介石每天到花园散步，并与其长子蒋经国讨论政情。直到此时，蒋介石还念念不忘反共。他警告世界应严防错误的安抚与松弛政策。同年11月12日，蒋介石拖着病体主持中国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并做了《针对世变匪乱贯彻我们革命复国的决心和行动》的讲话。

1975年元旦时，蒋介石已卧床不起，令“副总统”严家淦代他在“开国”纪念大会上宣读《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宣称要“捍卫民国，再造民国”，“迎接一切挑战”，最后高呼“反攻复国胜利成功万岁”。

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发表《告青年书》，要求青年人经得起“考验和试练”，共同奋起，“出全力以护卫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智能，贯彻反攻复国的大担当、大使命”。

尽管蒋介石一再叫嚣“反攻复国”，但响应者越来越少，加之病入膏肓，声音越来越弱。1974年8月，台湾当局被迫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同年10月31日蒋的寿辰时，台湾当局仿效大陆“文革”期间制作大量毛泽东像章的做法，制作“蒋总统万岁”徽章供公众佩戴。当天又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投放1000万张蒋介石照片。据统计：1974年共向大陆投放蒋的照片l.8亿张之多。台湾当局这种做法，无非是讨得蒋介石的欢心而已。经各方努力，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再度因患感冒而转肺炎。因蒋长期服用抗生素，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1975年1月初，蒋病情仍无好转，高烧不退。蒋经国每日至少三次前往探病，老蒋抓住小蒋的手良久，语音甚低。蒋经国见父病状无起色，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此后，蒋介石病情稳定，日渐好转，实际是回光返照。旧历新年之际，蒋经国见父亲病况有所好转，又东奔西走，视察各项工作。

2月下旬，蒋介石病情渐危，说话声音微弱。蒋经国见状，极想辞职回家侍父。3月26日晚，蒋介石病情又呈恶化，经三个多小时急救才见好转。蒋介石醒来后深感来日无多，令蒋经国召“五院”院长来士林官邸听蒋介石口授遗嘱。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崩殂”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据蒋经国当晚日记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子的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救无效。”

另据“荣民总院”蒋介石病情医疗小组报告说：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傍晚8时15分，蒋的病情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于是急用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当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乃至运用药物和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跳动，心脏与呼吸恢复正常。但4－5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11时50分，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这位统治中国内地二十二年之久，又在台湾偏安二十六年的蒋介石终于撒手西归，享年八十九岁。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的长子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达成蒋介石“心愿”。

岛内外反响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到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一律改为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丧葬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这在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做封建帝王。

台湾新闻界除了再次神化蒋介石之外，同时也透露出台湾统治阶层一种彷徨无主、失望沮丧，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报》报道说：“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蒋介石的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不同的反响。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仍视其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原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特别是蒋介石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得到了日本极右翼的积极支持、响应。

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发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内地的抗议，最后日方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没用，佐藤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按照历史定律，任何一位主要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老蒋几十年的培养，蒋经国长进甚大，羽翼日渐丰满。他出任阁揆后的种种动作愈益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病逝时，尽管严家淦依“宪法”就任“总统”职，但国民党统治体制是“以党统政”，党权高于一切。严家淦继“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为顺利继承父位，接连抛出了几个杀手锏。

首先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由于蒋院长的恪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恪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的“元老”。同时，他又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表示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报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仅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茱、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二十一名人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八十八根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五个用索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所献，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足着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且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湾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县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辅以基督教仪式，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一千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读经文——诗篇第二十三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二十一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面用二十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共由九十九辆车组成，由宪兵队开道车引领，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等。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车队载着两千多名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以黑色花岗石建造，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上书“能屈能伸”四字。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之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冯玉祥自撰“墓志铭” [转帖]
 

　冯玉祥将军虽然出身行伍却喜欢文墨，他的诗通俗易懂并自成一体，人称“丘八诗”。当年驻防徐州时，将军曾写过一首《植树诗》，名噪一时：“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因自己的抗日救国主张不能为当局所接受，被迫辞职，隐居于泰山。在此期间，他潜心攻读史
书，并时刻不忘宣传抗日。1948年9月，冯玉祥在回国途中因所搭轮船失火遇难。1953年10月15日，将军遗骨被安葬在泰山脚下。

　　冯将军的墓地是毛泽东亲自所选。墓壁上镌刻着冯玉祥的自撰诗《我》，堪称是将军最为贴切的墓志铭：“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团结报》12.13　王凯文）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转帖]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1），唐德宗贞观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潮州 刺史、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主张辟佛兴儒，是唐代儒学及文风复古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他提倡三代两汉散文，用散文代替骈文，在文学形式上则力主创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尤其深远，“桐城派”便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同时他的诗歌因风格险怪，也被誉为“以文为诗”，与孟郊、贾岛等人自成一派，史称“韩孟诗派”，有门人辑的《昌黎先生集》传世，后世称他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因为他谥号“文”，故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翻开中国诸多的思想、文学史，对韩愈的评价可基本归纳为三点：
　　一， 其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斩韩书》），铁骨铮铮敢于直谏，不畏权贵，为天下所重。
　　二， 他对佛、道两教所持的批判态度，以及倡导儒学使之再次发扬广大的重要作用。
　　三， 提倡古文，尤其是三代两汉的散文，一改自南朝以来骈骊文体的绮糜之风。　　韩愈之所以能在后世有如此之高的声誉和评价，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苏轼和欧阳修二人，尤其是苏轼起了极大的作用。
　　应该说，自他在世期间至北宋之前，韩愈的文章、事迹都是不如象现在那样被世人所推崇的，不然也就轮不到欧阳修从“蔽筐”里发现那六卷破烂散脱的手稿了。后来苏轼的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则开始真正把他推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崇高的地位：“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在这里，苏轼是将他许为秦汉以来“文”、“道”之继承和复兴的领袖人物的；而欧阳修也在《新唐书》中韩愈的列传里评价他说，“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不过在这些赞语里面，只怕有不少是不尽不实的溢美之词，尤其是“道济天下之溺”、“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等等赞语，着实是有点过头的。而这些并不单单只是欧阳修、苏轼等人对韩愈的推崇之语，韩愈本人亦做如是想。他曾经编撰了这样的道统传承渊源：“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言下之意，这等“先王之道”于孟子之后已然再无传人，到他这里又再次被力倡并发扬光大，那他自然理所当然就是接班人了。
　　儒学一道，孔、孟之后，自有荀况继之。其两大弟子韩非、李斯博采众长，以法家治国扫天下，此论当无可疑。而秦汉以降则应首推董、扬二人。董仲舒创“性好情恶”之性三品说，使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在此后历代中原帝国都把儒学奉为国学的无可动摇的地位；扬雄则继《论语》而作《法言》，立善恶俱有论，此皆不世之功。而韩愈的性三品说，则明显胎出董说而非其首创，因此无论是在对儒学的政治地位巩固、还是在对学术的发扬光大两方面，想要在政治、学术上跳过乃至盖过荀况、董仲舒、扬雄等人，直接去当孔孟之后千余年来的第一位接班人，这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后世人推重其才华，加之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一向不吝啬过誉之词的，所以欧阳修、苏轼拍上去的那几下，尚有可宥之处，可韩愈作为堂堂“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也翩翩然地自诩若此，就不免有点不明事理乃致不自量力了。
　　不过要是联系关于韩愈的一些历史记载，以及他自己在诗、文中真实流露的一些思想及其为人行事，那么，也许就能明白他一生中许多难以理解的举动之根源了。　　一，韩愈的身世及出仕观对他一生行为之影响　　韩愈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官。韩愈一共兄弟三人，长兄会，次兄介，介早逝，韩愈“三岁而孤”养于长兄韩会处。后韩会又卒，韩愈遂由其寡嫂抚养成人，早年的生活状况颇为艰苦，他在《祭郑夫人文》中道：“就食江南，零丁孤苦。”后来到19岁去京师应举求官的十年间也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可见他虽出身官宦世家，然家道中落，故而生活一直过得很艰难。因此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2）
　　韩愈这封《答崔立之书》里的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自读书起到应举求官期间的一段思想经历，但实际上这已经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说出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因为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此节符合若契。

从这封书里，我们可知韩愈“少年尚奇伟”，幼时他多“读圣人之书”，所以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为天下人造福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他自己称此念为“未知人事”；等到他成年之后，由于生活艰辛至“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了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并推翻了自己以前认为做官是“非有利乎己也”的观点，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到了京师应举的时候，又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便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做官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为自己谋取好处，并且还是一条可以让自己为他人所“贵之”，大幅度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因此遂“诚乐之，就求其术”，开始了他一心求官的历程。韩愈自19岁至京师应举，三次落第，25岁时第四次应举才中进士。但进士只是个身份而不是官，想做官还要再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才可以。因此韩愈在26到28岁的这三年内又连应三次博学鸿词科，皆不第，于是他又三次上书宰相求官，又不报。在长达十余年的求官历程后，韩愈最后终于在30岁时去了汴州的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了个观察推官，真正开始了他的仕途。
　　韩愈的官宦家世、幼年的贫困经历，以及在这一系列的求仕过程中导致的思想观念改变，致使他此后一生中对官职的渴求以及对个人地位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一些文人如杜甫等人。而由于他求仕之初便以为做官不单是“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为人“所贵之”的观点，致使他为求出仕可以不惜卑躬屈膝阿谀权贵，为保官职、地位不但能谀上更可以欺世盗名。这些，在他第一次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以后在著名的“二王八司马”等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被贬潮州等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这其中还包括了几桩历史公案。
　　要说清楚这些，首先需要说一下当时的“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等人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得到顺宗的信任和支持，进行了为时146天的政治改革，因顺宗退位前改元“永贞”，所以这次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带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痕迹，其主要目的是试图缓解中唐以来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具体措施有撤贪官、免天下百姓所欠交的五十万贯租赋、禁宫市、五坊小儿等，同时接掌太监手中的兵权，为此后的消灭宦官、藩镇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总体来说，“永贞革新”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也的确为以后宪宗的小中兴局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永贞革新”伊始，以权宦俱文珍为代表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旧官僚集团开始逼顺宗退位，而顺宗本就因中风口不能言，遂让位宪宗。由于二王等永贞党人先前曾反对立宪宗为太子，因此宪宗上台后马上依靠太监和各方势力，把他们全数打倒：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均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程异、陈谏、凌准、韩晔、韩泰都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至于韩愈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贬为连州阳山令的，一向众说纷纭，即使是他学生、同僚也都莫衷一是，未能统一口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定得罪了某些权贵甚至是皇帝本人。传统的有根据他《与三学士诗》的“传之落冤仇”说，认为韩愈怀疑柳、刘二人陷害他，而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则他又说：“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翦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如据此看来，似乎应该是“二王八司马”中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所为，再联系他后来对不少诗文中频频对“永贞革新”进行攻击和咒骂（3），好象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近代的阎琦先生也持此说，他在《韩愈的“阳山之贬”析》中认为韩愈被贬阳山，是王叔文、王伾等人所为。
　　但实际上这其中依然有着一个极大的问题无法解决，韩愈是德宗贞元十九（公元803年）年被贬往阳山的，那时顺宗尚未继位，韩愈最反对的二王由于棋、书技艺出众，正以翰林待诏的闲职身份，在陪伺还是太子的顺宗下棋、写字，韦执谊是翰林学士，只有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同是监察御史，有可能陷害他。但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这几位革新派不但份属同僚，也一直未曾有恶颜相向，还始终相交匪浅，对他们敬慕之情也都章灼熠熠。如韩愈从潮州调任袁州时曾举韩泰接任，柳宗元死时托孤韩愈，韩愈先后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三篇文章以祭颂之等等，况且他虽然和永贞党人不是同一派系，在诗文中攻击过“永贞革新”，但与宦官、藩镇体系更是相去甚远，后来他在《顺宗实录》里，对二王等“永贞革新”的进步措施也表示了赞赏，同时他在力主削藩、排除奸宦、农商并重等政治主张上也是基本与二王、柳、刘等革新派一致的，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柳、刘二人这个时候陷害他的嫌疑，而王叔文、王伾几个那时还远没有掌权，也和他没有根本利益及思想上的冲突，所以他们不可能、不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贬韩愈。到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二月顺宗即位之后，二王才开始掌权进行“永贞革新”，但这已经是韩愈被贬往阳山至少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所以韩愈说二王陷害他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另外，反因为顺宗的即位大赦，韩愈才得以自阳山内调江陵，同年夏，又被召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执掌学官，为他的“抗颜而师”提供了官方身份。

倒是当时的京兆尹嗣道王李实，由于想征税进奉讨好，虽然其年大旱欠收，但却“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并因为“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可见李实对此事非常在意并且是不容人涉及的，而恰恰韩愈曾上过一道《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疏，其中有说“京畿百姓贫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4），所以倒极有可能韩愈是因为触怒了李实而被陷害的。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韩愈说二王陷害他以及诋毁“永贞革新”等言行，并不是事实和他的真实想法，韩愈对王叔文个人的恶感，也是来自于王叔文掌权之后的一些行事，阳山之贬应该和永贞党人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被贬的责任全部要委过于王叔文、王伾等人，并做诗诋毁“永贞革新”，其最大可能应该是企图想向宪宗和当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乃是王叔文、王伾等永贞党人的政敌，好保住自己的官位或得到提拔重用。
　　只是韩愈的这样的心思，未免过于明显了些。他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曾说过自己“日与宦者为敌”，对宦官监军这一做法也是一向持反对意见的。可他却又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言中吹捧权宦俱文珍道：“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其诗赞曰“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等等，此等言语行径，其心思昭然若揭。
　　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说他这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也有认为他这是为上司捉刀所做的，固然都有其一定道理，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迫于压力，做为“文起八代之衰”退之先生也应该明白他这一退之，文德肯定是被退没有的了。只是此等现象在韩愈而言，并非仅此一次属于偶尔为之，而是有“前科”的“惯犯”，此前还有其他同样性质的的一些事情，都足以证明这些举动是出自他本人意愿的。
　　当年韩愈四处求官的时候，曾经找过李实，对李实声称“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表示对他景仰之至，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云云，这几句实在有点肉麻到不忍卒读了。他如此极力吹捧的这个李实，也就是他上《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时那个李实，韩愈自己也在其后的《顺宗实录》中写道：“（李实）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赋皆不免，人穷止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永贞革新”时被惩的两大高级贪官酷吏，一个是勾结藩镇势力的盐铁转运使李琦，另一名就是这个李实。实际上李实之暴戾，在做司农卿的时候就已经是人所共知，所以韩愈找李实求官之时的肉麻吹捧，实在是再不能为他找出什么借口来了，这纯粹就是为了求官而为之的，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意愿使然，而不是有什么外部客观原因迫使他那样做的。
　　韩愈非但在为自己求官、保官等事上会阿谀奉承、颠倒黑白，大耍其两面派手法，甚至还会不惜欺世盗名、无中生有，捏造耸人听闻之事端做为自己的“政绩”，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那篇流传于世著名的《祭鳄鱼文》就是明证。　　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上《谏佛骨表》被贬往潮州后，韩愈对潮州之险恶艰苦颇为厌恶，他在给宪宗的表章中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这种全不以制政造福于百姓为念，惟日夜苦思而摇尾乞怜回朝之态度，与柳宗元去柳州后豪言“是岂不足为政耶！”，以及与后来同遭落难之苏轼写惠州之可作终老之计之间的差异，简直有天壤之别。而他在潮州为官六月，最出名的也就是那件为潮州驱除鳄鱼事。
　　从史料记载和他的表章、诗词中，都可以知道鳄鱼乃是潮州历来之大患，百姓甚苦之。韩愈到后，令其下属秦济以一羊一猪投溪水，自己则做了篇祝文给鳄鱼，一面大肆阿谀皇帝一面崖岸自高道：“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旰然不安溪潭据处，……与刺史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斯，为吏民羞，以偷活于此耶？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说祝完的当天傍晚，就有暴风雷起于水中，数日后此水便尽皆干涸，鳄鱼竟然就此徙往旧湫西六十里，从此潮州再无鳄患。

这个神话编造得颇有《山海经》、《搜神记》之风，鳄鱼竟然会知道他是当今“神圣慈武”天子派来的刺史，而且还怕了他用强弓毒矢杀尽鳄鱼的威胁，因此就西迁六十里而避之，实在虚妄之极。宋代名僧契嵩对此嗤笑不已，他在《镡津文集》中驳斥道：“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我原本对此颇有兴趣，很想再去考证一下古潮州西六十里是否属于无人区，如果不是的话于此还可以再有一辩，后来一看书才发现早已有人举证说他根本没把鳄鱼赶走，也就失去了兴趣就此罢手。据蒋超柏《南漘楛语》载：“韩愈到潮州，作文驱鳄，西徙六十里，仍复为害。后有刺史以毒法杀之，鳄害乃绝，盖著之粤中见闻云尔。其人姓名无可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这鳄鱼“仍复为害”，其实就是压根没搬走，最后是被一位不知名的刺史用毒杀绝的，而根本不是被韩愈的一道祝文吓走的。蒋公指责韩愈的“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实可为警世之名言，当代的文史学家吴世昌先生亦曾在七十年代末，撰文称此文为“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
　　韩愈不但会为保住官职和地位，不惜卑躬屈膝去阿谀权贵，为调离边苦之地不惮欺世盗名而杜撰离奇“政绩”，在自己身居高位后，更是时常禁不住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心态。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子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他有一首《示儿》诗，也是想用来教育自己儿子的，诗中有：“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等语，一开首的这两句，对他的仕途成就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此后在一番对家中景物的描写过后，开始用一种似乎无所谓的态度说“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可马上又开始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而且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中重臣（唐制：五品以上用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饰金鱼袋），这一副暴发户的做派，即使是对他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在读了他这首《示儿》和《符读书城南》等诗后也觉得无可辩解，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同时说“老杜则不然，其《示宗武》……所示皆圣贤事也。””（5），后来的如全祖望等人亦持此见。而这些心态，恰恰都是十分符合他当初应举求官时，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做官能“利乎己也”并可以为他人所“贵之”的观点的，所以他十分在乎这些，并也是以此来谆谆教诲自己的后代的。
　　韩愈被推崇的另一大原因，是他排斥佛教，继承儒学道统，领导了儒学复兴。同时历来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韩愈敢上表直谏迎佛骨，与皇帝针锋相对，因此获罪被贬潮州，足可证明其不畏权势之品格，人品不至于如此不堪。此论固然有其道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单独割裂出来讨论，如果联系他上表前后的态度以及当时的背景来看，韩愈此举依然和他一心向上爬的重权重名思想是一致的，并不能证明他品格之高尚。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宫。此事一时间成为长安的头号大事，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而韩愈是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辟佛老、兴儒学为己任的，自然不可能保持缄默，于是上《谏佛骨表》。
　　实际上唐代历朝都有坚定的辟佛者，前后有狄仁杰、傅奕、姚崇、桓彦范、高郢、张镐等不下数十人，不断地上表、下令排佛。韩愈所上之表，意见基本与他们相同，其中引起宪宗震怒的是他说凡礼佛之君都“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个虽与傅奕的《排佛表》内容相仿佛，但论据使用不当而且缺乏说服力，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梁武帝虽礼佛却依然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韩愈说“其言多矫激太过”，宪宗因此怒道：“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遂坚持要杀韩愈（6），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周旋下，于当年正月十四日被贬往潮州。
　　韩愈显露出问题是在他被贬往潮州以后。
　　他走到半路时就做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尤其是“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这句，可以说对上《谏佛骨表》及招致的后果的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频频表露出急欲回朝的意愿。在到了潮州以后，他又立刻上了那道前面提起过的《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他为了求官、保官所做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诗文让人肉麻的话，那么这道表章就写得叫人有些恶心了。

他在起首先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这也就罢了，既然是谢罪，把自己贬低一番也还说得过去，所以“圣恩宽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云云，同样亦可不论。后面他说自己“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这样自诩的资格，韩愈也是有的，当时的柳宗元等人就“甚奇其书”，对他的文章评价极高，因而也是实情。但接下去韩愈却以自己的文才为资，大谈他写论述皇帝功德的文章功力，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就有点迹近厚颜无耻了，再接又说宪宗自即位以来，“躬亲听断”的等等圣明功绩，当然需要“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这个实在是“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做为一代文宗写出这样的文章来，用如此的理由来要求回朝以及哀求方式，一样的也可以说他一句“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而令人为之汗颜之程度，只怕亦可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这是他表白自己并请求宪宗宽恕他的言论，到潮州以后，除了为欺世盗名捏造了那个以文驱鳄的的弥天大谎后，韩愈着急的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以挽回被贬的局面。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韩愈终于在跋涉三个月又十一天后抵达潮州后，于四月七日就给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去函求见曰：“久闻道德，切思见颜。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倘能暂垂见过，实为多幸”，六月三日又去书表示要造访的意思，到七月十五日，韩愈才在信中道：“惠匀至辱答问，珍悚无以。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7）这次他是亲自去了大颠的住处，才终于见到了这位高僧，这个求见活动也可算是“三顾茅庐”了。
　　可问题在于韩愈一直都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潮州的，以五十岁的年纪在寒冬季节做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之处照他自己所说，是一个“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的地方，正常的反应恐怕应该是修养生息一阵或者郁怒不已才对，但他一到制所鞍马未歇，却马上声称“切思见颜”，主动上门去结交一位不过是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见面，这却叫人做何感想？
　　学界对此也曾有过不少看法，有说韩愈对壁画感兴趣的，有说是因为被贬所以想去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的，但无论如何，三月跋涉后的韩愈到任才不过十二日，大约连手下官吏都还没能认全，就急急忙忙地去再三求见一个他以前从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所排斥和深恶痛绝的佛教的著名人士，况且此人还算不得是名震海内的名僧，而他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被贬来此地的，有这诸多问题在前，他却有如此迫切的举动、如此之低的姿态在后，用研究壁画和学术交流这样的理由来解释，恐怕于情于理都是不太能说得通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能合理地解释韩愈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乃是他要借此行动向皇帝表示悔改之情，以图能早日得到谅解，可以再次回朝恢复自己的仕途。但他毕竟一向是以卫道排佛的领袖而自居的，所以不可能在表章书信中明确地表示自己排佛错了，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他的“辟佛老、传儒道”的牌子就彻底地倒了，所以唯有行而不言这一途比较合适也较为符合他的心态。
　　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的直接后果有两个。
　　一是宪宗的怒火果然就此平息，意图马上召回韩愈，可惜被他人阻止，但当年十月，韩愈亦被调任袁州刺史，照时间推算，这基本也就是几道表章来回的时间，可见他的策略非常之奏效。次年因为穆宗即位，他被召拜国子祭酒回朝。
　　第二个结果对韩愈就不太好了。此刻外间已经开始有谣传说韩愈信奉了佛教，更有人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奉佛教的，尚书孟简因此写信给韩愈。而韩愈一向标榜自己是“辟佛传道“的领袖，这个情况对他来说，乃是一个可以动摇其在文学、思想等方面领袖地位的严重问题，也是在他回朝恢复局面之前一个亟待排除的的障碍。
　　因此韩愈在听闻此事后，马上着手辟谣。在十月的回朝途中，韩愈做《与孟尚书书》为自己辩护道：“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奉释氏者，传者之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在此他强调自己与大颠不过是名士之间交往，并非是“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韩愈如果仅只是辟谣辩解一下也就罢了，偏偏接下去他的言语再一次“矫激太过”，反而画蛇添足，又给自己抹了一笔无法拭擦干净的污痕。 先前他上《谏佛骨表》中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等言，对佛教表示得十分不屑，并称凤翔法门寺供奉的佛舍利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但他去潮州只十余日与大颠仅仅会晤一次之后，便马上又赞叹大颠为之解说的佛学“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对大颠本人也是自未谋面起到见面以后都表现得十分恭敬。可如果比较他的《赠译经僧》一诗里“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等语，就会发现对两位同是博学的佛门高僧，一个他要三顾茅庐恭敬无比的去造访，另一个则是一副恨不能立刻乱棒打出国门的样子，更指责其人其教是来“无端更乱华”的，这就不禁要令人奇怪他的态度何以会厚此薄彼至此了。不过当韩愈回迁在望，并急于要辟谣澄清自己的时候，大颠也马上也受到了和译经僧差不多的待遇，而大颠所信奉的佛祖也又一次被质疑为：“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刚刚还被他赞叹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的佛教，也被再次贬低为先前的“夷狄之教”，说其“不仁甚矣”，其危害更是“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留衣做别的大颠，也从“久闻道德”、“论甚宏博”、“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近年阎琦先生经过对其生平事迹以及所作诗、文的对比研究后，也在《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一文中提到，韩愈一生中于宪宗元和末年、确切地说是元和十四年到元和十五年的这段时间里，其排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这与他上《谏佛骨表》所招致的结果和因此而起自相矛盾的言行过程，以及他想急切回朝继续仕途发展，并因而试图表示悔改以博得宪宗宽恕的态度，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心理上的转变过程都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韩愈上《谏佛骨表》并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么高尚，联系他上表前后的这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反而更进一步地证明了他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在这种种变化急遽的矛盾言行背后的根源，实是韩愈开始踏上仕途时所秉持的那种做官不只“为人”，更是要“有利乎己也”，并一直希望能为他人“所贵之”的出仕观。所以这些看上去极其自相矛盾的举动，目的全都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仕途和地位，乃至于有阿谀奉承、欺世盗名、首鼠两端等等失却文德、气节之事，为了功名他不但能曲意奉承，甚至在自己一贯的标榜的“辟佛传道”这个“理想”问题上也敢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雨。
　　二，韩愈的出仕观对他的政治、学术思想的影响及其他　　众所周知，“道”本为孟子之言，而韩愈在《原道》中再提出“道”字为道统说，儒学由此至宋明兴盛，新儒家均以此继之，所以宋明新儒家也称道学家，韩愈也成为了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卫道巨擘”。
　　虽然，韩愈以孔子、孟子千年后的唯一传人、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也是这样被后人所推崇的，但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却与儒家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与法家更接近些。我们知道在政治上这两家的主要差异，是在于儒家坚持治国的主要手段是为政以德，以德服人；法家则主张以法为教，以法治人。法家主张君权至上，而自孟子起，儒家在君民关系这个问题上则主张君权的有限合法性，重视相互关系。韩愈在《原道》这篇代表他思想的最重要的论著中，就很清楚地表现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主张，是有着浓重的法家意味的。
　　孟子在《尽心》中提出了著名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君轻民贵”思想，所以后来问其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就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韩愈却在他的《拘幽操》中，却叫历来被奉为一代圣君周文王对“一夫”之纣说出了：“鸣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样的话（近代亦有学者以为是反讽）。　　同时孟子在《梁惠王》中又提出为王要“发政施仁”，要求国君先做到让天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后才“不王者，未之有也。”而韩愈在《原道》里却主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他在这里，把次序颠了个倒，孟子原本的君、民相互关系因此走了样。这种迹近法家的政治主张，亦源出韩愈带有浓重功利主义色彩的仕途观和人生观以及他的天命论思想。对他来说，何以要出仕？是因为出仕不但可以生活富足，还能“利乎己也”，更可以为他人所“贵之”。然而这样的仕途观，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才能得到保障，那就是：百姓愿意努力劳作并供养他们，并对上尊敬有加不能有不敬之心非分之想，这个必须是无条件的，只有在这样的管辖之下他们那些仕人才会被社会所“贵之”，也才能过得好。

因此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在韩愈的政治思想里，仕人是尊贵的，是管理生产者的，而生产者的身份是“贱且劳者也”，同时一个人是为官，还是从事“贱且劳者也”这样的工作的身份及能力，则是天生的，就好比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安排好了：“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因此大家只能自觉地去履行符合自己身份、能力的职责，如果一旦不安于自己的身份，是会遭“天殃”的。所以在他的十年求官生涯中，即使没有衣食的时候他也绝不从事“贱且劳”的工作，宁愿“日求于人”或拦路跪求达官贵人施舍，也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和丢脸：“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8）、“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9），未知此衣食可否谓之“嗟来之食”乎？
　　这个观点和他的天命论思想，在他的《圬者王承福传》里表达得最清楚，赤裸裸地连一点掩饰都没有。他笔下的王承福原先是个自由农，后来为国家当了十三年兵，有了一些功勋，本可以得些功名，但他却没要而回了家。可是回家后发现早已失去了土地，此后他一辈子再也没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只好靠进城为人做点建筑小工生活，所以他也养不活妻儿，一辈子打了光棍。然而他却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天生就是这块料，因此他只能为人做泥瓦匠这样的佣工，所以他没要功名，同时他做小工不但要安心地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好，不然是要遭“天殃”的。韩愈在此借王承福的口对自己说道：“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在最后韩愈又警告人们说，这样的人虽然是不是真的会努力工作“劳其心以为人”还值得怀疑，但是他已经“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至于什么人是“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呢？他在前面已经说过：“食焉怠其事”者、“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不老实干活、不安分守己、不服从命运的人，这与孟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所谓的“人人可得而为尧舜”的思想，其相乖背戾何其远也？
　　在韩愈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出仕则为君之臣，臣于是事其君，行君之令使其致之于民，而为民者则自当事其上，即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之用。君不出令只是失君道，臣不管好百姓也只是失了臣道，但是如果百姓不去生产食物、衣裳，不做用具、经营商贸去奉养管他们的君、臣，那就是大罪了，所以要“诛”以严惩，这就是他天经地义的“原道”。对韩愈来说，孟子的君轻民贵思想是基本可以不理的，章士钊先生曾经在他的《柳文指要》中说，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主”，而与之形成尖锐对比的则是和他齐名的韩愈“以民为仇”的政治思想云云，事实上韩愈的这些政治思想，也的确是与原本相对理想主义化的、主张君权有限合法性的孔孟儒家相去甚远
。　　但韩愈却处处以孟轲的正统传人自居，甚至这样自诩和标榜以自重：“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10），然而他的思想和孟子实在差得太远，在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弛的。更有甚者，是他在记录平定刘辟叛乱一诗中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以民为仇”的状态，已经不单只是背离了孟子的思想那么简单，而是几乎近于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了。
　　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死，节度副使刘辟留后事，次年元和元年反，同年被神策军将领高崇文讨平，刘辟赴江自杀不成，与家小一起被槛车送京师斩首。韩愈大约是有幸观看斩首“典礼”的人之一，事后做《元和圣德诗》以记之。　　既然是“圣德诗”，这照例是肯定先要在诗中先歌颂一番皇上英明的，接着他描叙了一番平叛过程和后来捉拿刘辟及其家小的情形：“八月壬午，辟弃城走。载妻与妾，包裹稚乳。……辟穷见窘，无地自处。俯视大江，不见洲渚。遂自颠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枷脰械手”，然后韩愈笔锋一转，开始用一种兴奋和观赏的姿态，去详细描写津津乐道于刘辟的妻、妾、稚乳们，那些被捆绑着的妇女和小孩是怎么哀告求饶，怎么被游街示众，又是如何被脱光，被拉上了行刑台后赤裸的身体是战栗成什么样子的，刽子手又是先从什么部位开始下刀，再轮到那个部位，最后死亡的时候，那些妇女和小孩又是以什么体态呈现在行刑场中的等等惨酷景象：“妇女累累，啼哭拜叩。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这些内容，其实只要六句也一样足够说明事情，完全不必要去进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末乃取辟，争刌脍脯。”）
　　尤其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样的一首诗居然被韩愈冠以了一个“圣德诗”的名字，不知是何等的一种心态，此名、此诗亦可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后来文廷式曾经评点道：“详于用刑之惨酷，不知其用意也！……酷刑虐政，下及妇稚，乃津津道之，以为‘圣德’耶？”（11）孟子有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韩愈在此又何尝表现出了一点“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以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思？他不但没有，反而以其津津乐道的口吻和写作手段，对此表现出了一种赞赏的乃至于是审美的态度。倘若我们以现代心理学的标准，去诠释他何以要如此津津乐道于这样的场景描写的原因，也许可以发现他与法国的Sade侯爵创作《Salo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时的写作心理有若干相似之处也未必，因此很难说会不会被界定成Sadism，更不用说这是否符合他一力标榜自己传承的孔孟之“道”了。

以前历朝历代的文人，对此不齿者也甚多。苏辙读此诗就说：“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12）确实，如果对比于韩愈前面说自己写为皇帝论述功德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在这样的形容和自诩面前，这不单单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只怕还更亵渎了《诗》、《书》、天、地以及古人，我想不用使古人复生，只须使古人地下有知，也是不敢于和他同列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是肯让也一样可以专美于前，无人敢与之争这个名次。
　　实际上韩愈的关于“道”的思想，基本都是为针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矛盾的考虑而阐发的一些政治理念做理论上的依据，因此他本人以及他宣扬、诠释的所谓的儒学之“道”，正如当代学者冯友兰在《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中所言，是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的，而仅只能称为“文章之雄”。其原因就在于他所提倡的“道”，并没有在哲学上有什么建树，而是大多在于如何营造依据去解决如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等现实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去阐发出自己的一套哲学理论。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自韩愈以后儒学的确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兴和发展，并且能在最后达到了宋明理学这样一个颠峰状态，客观上确实是因为韩愈的大力提倡而起始的，虽然他并没能在学术上达到他想要达到的高度，但他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
　　关于韩愈的排佛老，其中也有一些问题。综观韩愈关于佛教的全部论辩中，以损贬为主，对佛教本身的教义却基本没有涉及，同时他对道教应该是认同的，虽然在一些文章中他也表示了反对黄、老思想，但那基本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事实上表明他未必真的不认同道教。　　韩愈的排斥佛教，具有多重出发点。首先一个问题是佛教徒的日益增多，导致了社会不安定和严重的经济问题；其次，佛教的盛行已经严重影响了儒学的主体地位，当然这同时也威胁到了他这个儒学领袖地位的轻重；再一个是夷夏大防，佛教是外来理论，这对于韩愈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韩愈所在时期，佛教的过度盛行的确引起了社会问题。当时有相当人口不事生产而为僧，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信奉者使用自残方式苦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在迎凤翔法门寺供奉的佛骨时，《旧唐书》曰：“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连皇帝也要把佛骨请进宫去供奉三日。与韩愈同时代的彭偃指出：“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举一借以计天下，其费可知。”（13）因此韩愈在《原道》中进而道：“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了他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关于民要“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根本问题，韩愈要求的是百姓首先要无条件地去从事这些生产活动来“事其上”，不然“则诛”；而现在佛教却教人以：“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说到底，在他看来这等于是在动摇关乎他个人和他代表的仕绅阶层的生活基础和利益，这是最基本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因此对韩愈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韩愈应该对佛教教义并不是很清楚。当然，也或者是很清楚而在故意曲解。　　另一方面，佛教自魏晋时期传入中国，经过了数百年逐渐开始深入人心，对儒学的主体地位，开始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韩愈在《原道》中这样说道：“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人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在这样的局面下，韩愈自承是儒学千年以来接孟子以后的第一人，其感受到的威胁不可谓之不大，所以不管是从捍卫儒学的主体学说地位这个角度，还是从加强自己儒学领袖的角度看，韩愈都必须进行反击，这样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进一步确立、巩固自己在儒学上的领袖地位。
　　再一个，佛教是外来文化，而现在大有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的趋势，兹事体又关乎夷夏大防，岂能坐视，韩愈于这点上表现尤其突出。他在《谏佛骨表》中道：“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一旦不予以制止任其发展，那么将出现他在《原道》中所言“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之重大问题，所以必须排佛。

不过无论如何，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角度来说，韩愈的排佛，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社会两方面现实意义的。只是韩愈诸多的排佛理由，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了社会、经济问题和夷夏大防上，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教义，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和佛教展开较量，故而即便当时有着良好的排佛条件，但由于他主观意识上的先天不足，最后导致了在排佛问题上不能被信佛者的认同而没有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同时也导致了他排佛理论的必然是比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这与他排佛的根本出发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韩愈虽然在排佛的同时也连带着排黄、老，但是如前面所说，基本都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要谈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才批驳一下，他的很多行事表明他其实并不真的不信奉黄、老道家学说，实际上他不但在世界观上是信奉天命论的有神论者，实际生活中还在信奉着黄、老之术，在这一点上，韩愈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
　　其一，“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14），大违“子不语怪力乱神”之道，尤其他更是做为一位儒家领袖，斯矣可笑夫。然亦有人以为祭奠之文或有推敬之意，不可尽信，然则他在论著与诗、文、书信中也频频言“天祸”、“天殃”，除在《圬者王承福传》、《五原》等篇外，如在《感二乌赋》中云：“盖上天之生予，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而无位，唯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省试明水赋》：“唯玄月实水精，故求其本也，……德业于坎，同类则应，形藏在虚，气应则通”，这不单单是天命论了，已迹近道家的阴阳学说，还有《与崔群书》：“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有时有得兼者邪？”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足可证明韩愈是个天命神鬼论者。
　　其二，韩愈口虽不言并且还时常排斥黄、老道家，但实际还是信奉道家那套长生不老理论的。韩愈晚年时，家境富裕，据记载：“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千日后烹庖，名‘火灵库’……愈间日进一只焉”（15），他自己也在《寄随州周员外》一诗中道：“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这个周员外名为周君巢，是当时在服铒丹石方面的专家。而白居易诗则更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证明最后韩愈竟然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死的。
　　不过很多韩愈的追随者对这点很难接受，认为韩愈反对服食丹石是有证据的，那便是他在死前的一年，也就是在长庆三年(823年)写的《李干墓志》里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李干）及且死，又悔”，因此认为他是不服食丹石的。
　　说到墓志，这又牵涉到了另一个倍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韩愈的谀墓问题。韩愈一生中写了极多的墓志，在这个问题上后世一直有很多争论，有说他谀墓的，有说他不谀墓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暂时撇开韩愈主观上到底谀墓不谀墓的问题不谈，就会发现应该予以重视的是自韩愈的文誉起后，他生活费用的一大来源就是为人写碑铭墓志，李商隐在《齐鲁二生》里说当时有个刘生叫刘义，曾经“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可见他为收取钱财而为人写墓志碑铭这个事情，在当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
　　韩愈少年生活艰险，出仕后又几次沉浮，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再为国子博士时，又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他说这时已经“家累三十口”，而国子博士月俸为25贯，因此他的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韩愈曾有两个关于写碑铭的记载：《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在王用男人一事里他说收受了“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韩弘事则得“绢五百匹”。马和腰带是什么价钱现在已经无法计算，但一匹绢当时“直钱八百”是我们可以知道的（16），那么五百匹绢就是400贯钱，等于他工资的16倍。这400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韩愈时期，一斤盐的价钱是40文，一斗米是50文，按照当时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粮约七石二斗计，这400贯钱大约够一百人一年的口粮（17），可见只要写一个碑铭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庞大的财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韩愈为什么写了如此之多的墓志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韩愈的俸禄如此底，却可以一次解囊十万钱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了。
　　因为韩愈写墓志大多是收人钱财受死者家属委托而写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首先他是肯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评价墓主人行为的，而那个李干因服食丹药而死，墓志中又说他“及且死，又悔”，所以这个《李干墓志》里那些指责服食丹药的话，应该是李干自己和他家人的意见，而不是韩愈的观点。　　另外，也有认为白居易说的“退之”不是韩愈，如钱大听曾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引方崧卿说，称此诗中的退之是《卫府君墓志》中的卫中立、卫退之，不是韩愈韩退之，但后人多不同意此说，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经过考论认为：“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由以上种种事例看，韩愈虽然一直在排斥佛、老，但排佛是真，斥老是伪，实际上他自己应该是信奉道家的那套学说的，至少很信奉其中一部分，这导致了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而死。

除了这些，韩愈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前后不一、言行矛盾的情况。如韩愈曾说过他要“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18）。
　　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为史馆修撰，他上任以后却并不修撰史书，有一刘秀才闻讯写信要他勉以职务，韩愈作《与刘秀才论史书》回他道：“……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宰相……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麤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篡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他这封书，范文澜先生在注《文心雕龙》时举为无史胆和史责的例子，特别将其全文附录。　　在这篇文中，韩愈开始就以孔子、齐太史兄弟、左丘明、司马迁等人做例，说忠实作史书者都没好下场，并说刘秀才说的吴兢，也是一样“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然后声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而他做这个官，纯粹是宰相让他做的，不是自愿的，况且人有爱憎，传言不同，没办法“承受取信”知道事实，而“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篡之”，这话不免可笑，如他所言，如此多的先贤因为写史而招祸没有好下场，人人亦如他这般不知道如何“承受取信”，那史馆里还有谁去做史书，最后韩愈更是不忘记讥讽多事的刘秀才，说：“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这与他先前声称自己要“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的志向，相去何其远也！其为官为人之品，由此亦可略见一斑。　　韩愈的好友柳宗元这时在永州，闻言遂愤而作了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与之理论道：“凡居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后来明末王夫之也在《读通鉴论》中直斥其：“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这句话，实在是点出了韩愈一生行事的行为准则。不过王夫之对韩愈的道、德、诗、文是无一个看得起的，他对韩愈的评价虽然不错，但对韩愈全部成就一概予以否定却是失之偏颇了，无论如何，韩愈在诗、文上的文学成就，还是相当之高并且值得我们推崇的。

北京—黄湖，我和黄胄两地亲情[转帖]

　　　　文/郑闻慧

　　1969年的春节，我收到黄胄的信，信写得很简单，只说他到了山西军队农场，一切都好。看得出，他挺平静的。可是我工作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戚本禹说过一句“修到了家的团中央”，面临着全系统包括印刷厂都得到河南去劳动锻炼。先遣部队已经去选点了，所有的干部都在做准备。

　　我怎么办？我们这个家，孩子这么小，大儿子梁穗和二儿子梁敦都惹过祸。梁敦因为在林彪的名字上画过××，被派出所记录在案，梁穗因闲得没事到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院子里抓鸽子，也被查过，因此才让我们从后圆恩寺一号搬到东四大街420号。女儿梁缨才上小学，我走了，没人管她，再出了事我们家就没有活路了。考虑再三，也和黄胄商量，决定把大儿子梁穗带到农村。那时他已经13岁，到农村也能劳动了。留下两个小的寄宿在同院的毕大妈家，每人每月给毕大妈20元食宿费，并请他们多关照孩子的冷暖。梁穗听见要把他带到农村，成为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一分子，高兴极了。

　　4月8日，梁敦、梁缨和我们告别，他们独自留在北京东四420号中青社的宿舍院里。因为毕大妈有五个孩子，所以晚上仍睡在家里，二哥照顾妹妹，白天在毕家吃饭。

　　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农场里草比庄稼长得高。稀稀落落的有几个自然村，每村都住了几家农工。团中央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农场，按自然村划了连队，出版社是七连，中国青年报是三连、四连，印刷厂是五连、六连，团中央本部是一连、二连，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八连。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不会劳动，但积极性特别高。为了不误春种和解决住房困难，七连、八连主要负责打田埂，播种插秧，四连、一连、三连主要负责烧砖、盖房子。梁穗分在一连木工组当学徒工。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战果，每个连队都是捷报频传。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下了工，就腰腿直不起来，瘫在那里了。能睡一会儿觉就是最大的幸福，也没工夫想到家里怎么样了，黄胄怎么样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受点皮肉之苦也是值得的。

　　秋天，金灿灿的稻谷熟了，这是我们劳动的成果，我们大家从心里感到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收到梁敦的来信，说黄胄又回到北京了，仍被看管在军事博物馆的木工房。孩子在信上说：“爸爸星期天在我们还没有醒来就回到家了，他是天不亮走到城里来的，他给我们做一顿中饭和晚饭，一起吃完了饭，玩一会儿才回军博的。”又有一次老二来信说：“爸爸回来时很不愉快，说是在路上把刚领来要交给毕大妈的钱让小偷偷走了，爸爸没钱给人家，让我拿了一块红墨到荣宝斋卖了70元钱，把钱给毕大妈交了。”我听了这些消息虽然觉得挺心酸的，丢了些钱，但保住了孩子。我想：谢天谢地，两个小的可有亲人管了，都不愁吃不愁穿的，暂时也听不见挨斗和被批判的声音。

　　不久上级来了指示，说是为了备战，所有“五七干校”的家属都得下放农村，到干校里来生活和劳动。我的两个孩子当然应该接来，出版社军代表和干校革命委员会决定让我和另外两个人回北京，把所有还在北京的家属于10月22日前接到干校，北京只留办事处。

　　10月4日，我们回到北京，这次是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得作个安排，而且非要黄胄帮我一起干才行。我请求军博同意他回来几天帮助我。我回来不是光搬我的家，还有其他干部、司机、厨师的家都得搬，帮助他们收拾，其难度可想而知。

　　黄胄回到了我的身边，但我非常明白这一次相聚意味着更长久的分离，而且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家将来会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都是未知数。更令我犯愁的是，1966年9月20日搬到中青社宿舍的那些没烧、没交和没被抄走的古玩、古墨，和黄胄视为珍宝的乾隆以前的丈二匹纸，都放在哪儿啊！

　　我把一件硬木玻璃柜和一个黄花梨木的镜框拉到寄卖行，玻璃柜只给15块钱，镜框只给三块钱，合起来最多只给18块钱。我想，再拉回来又能放在哪儿啊，索性卖了干净。“那个所谓的席梦思沙发床干脆扔了算了。”黄胄跟我说，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我也想过将来的“家”距眼前是那样遥远，我们把这些笨重的家具处理完，是完全正确的。

　　我问黄胄：“咱们以后怎么过？”他说：“不知道。我是个画画的，我的特长就这么一点，难道说建设社会主义就不再要画画的了吗？”我说：“你别再说这些傻话了，我们出版社那些老编辑、大编辑，每月拿两三百块钱的编辑费，现在每天都是侍弄铁锨、镰刀，身上也不带钢笔铅笔了，有时候还故意说几句粗话、脏话，以示自己在工农兵中改造的决心。画画给你、给咱们家带来多大的痛苦啊！……”我喋喋不休地说。黄胄不反驳也不表示同意，只说：“那咱们怎么办？现在咱们还有三个孩子呢，他们怎么办？”我也卡壳了，没有了主意。我突然放大了声音说：“不要再画画了，以后他们让你画，你也别画了，你和我都年轻，人家怎么过，咱们就怎么过。你不是在军博搞果树，和老周学了几手吗？黄湖挺好的，二、八连岗上能种果树，而且他们也计划试种苹果，把家就安在黄湖，你去给干校种果树去。像你这样又聪明又能吃苦的人不多，你要同意，我就和军代表去说！”

　　他不吱声，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可是我发现他把以前用过的或者收藏的古墨包了又包，看了又看，把收藏的旧纸一张一张地展平，又分类卷起来，念念叨叨地说：“这是乾隆时期的，这是康熙时期的，做工是多么精美啊！”自1966年9月以后，他再没有时间看这些了，所以看见这些熟悉的东西，又犯了傻气，爱不释手了。如果说唐代诗人把这种癔癔怔怔的感情叫做“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黄胄正处于这样的状态。

　　看见他如此痴痴迷迷的样子，我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和他对它们的感情。因为以前公认黄胄在收藏鉴定方面水平极高，一般的东西他不屑一看，用古玩店的话这叫“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其实我何尝愿意把这些好东西丢失了哇！我去求出版社的秘书长刘文致，要求在驻京办事处留给我一点地方，以便存放被红卫兵砸坏，但还能用的那张我和小缨睡过的画案，和一个大樟木箱子，以及几捆明清宣纸。他爽快地答应在原会客室给我一个角落放这些东西，但说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我回来给黄胄讲，他非常高兴，说：“太好了，即使咱们再也看不见它们了，也是给社会保存了一些资料。”这样我们收拾家的进度加快了。我发现经过这几年的锻炼，黄胄的体力增强了，什么重活他都能轻而易举地独自完成，根本就看不出，他以前是只拿尺把长的毛笔的人，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时他还不到45岁。

　　我曾经给一对新婚夫妇讲，家好比像个港湾，夫妻如同一艘航行在海上的船，经过一段与惊涛骇浪的搏斗回到港湾，哪怕得到短暂的喘息，也会觉得温暖幸福。我和黄胄已经有三年没有在一起谈各自的生活了，我问他：“两年前我去军博看你，后来他们斗你没有？”他说：“没有。木工房的那些人问我，你是不是我的原配，问了好多咱们家的事。他们还暗地里说，到底是结发夫妻，不一样，还夸你来着。”“你们‘黑帮’是不是在一起劳动？”我问他。“有时是在一起，有时不是。冬天我得生几个炉子，掏宿舍楼的垃圾，有时候淘大粪送到莲花池，那里还有几个‘黑帮’，在种地养猪。”我的心太沉重了，只能呆呆地坐在那儿。

　　黄胄见我不再说话，问我：“你呢，能顶得住劳动吗？”我说：“我？没问题……你吃得饱吗？得多吃饭啊！”他说：“你别提吃饭了，前些天说要吃忆苦思甜饭，就是榆树叶拌玉米面做的团子，放点盐，长久不吃我觉得挺好吃的，就多吃了一碗。有一个莽莽撞撞的战士夺走我的饭碗说：‘你看这黑驴贩子，假装积极没完没了地吃，是故意表现的。前年他们忙于打派仗，我看见桃树都快死了，就拿着水龙头浇了东头又浇西头，又热又累。桃子熟了我一个都不敢吃，可累得我也不想吃饭了，结果看管我们的人说：‘你瞧这黑驴贩子，偷吃桃子，吃饱了，不想吃饭了。’我心里委屈极了。今年就不同了，反正我不吃别人也说我吃了。饿极了，索性我看哪个好就吃哪个，其实也没有事。”说完他笑了，我也笑了。

　　又有一天，我问他：“你去山西路过太原没有？去看晋祠没有？”他立刻沉下脸来了，眼睛也红了，半天才说：“路过晋祠，但惟独不让我进去看。他们说我一直在宣传封、资、修，不是画黑画就是黄色画，那里面都是漂亮妞，看了不利于我的改造……其实我怎么能不知道晋祠里面的雕塑是些什么？那是宋代遗留给我们的瑰宝，在书刊上早就看过，还临摹过，甚至有的我都会背，但一直想亲眼目睹原作。可押送我的人却莫名其妙地不让我进去，让我坐在台阶上等他们。”他说到这儿伤心得不再说话了。

　　晋祠在太原市郊，现存有唐、宋、明代建筑。早在北魏时期，就建有唐叔虞祠，北宋时期重建。其中圣母殿是为祭祀西周唐叔虞之母（周武王后）邑姜而建。内有宋塑精品43尊，彩绘侍女和女官塑像，雕塑精美，人物生动。黄胄是一位艺术家，有此难得机会却不让进去看，真是怪事。我说：“我去看过，雕塑群像的确太棒了，等运动过去了，咱们……”我和他突然打住了谈话，猛然想到“运动过去了”这几个字是望梅止渴啊，运动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经过两天奋斗，捆扎好了东西，我们请司机用车送到出版社。屋子里只剩下几床待捆扎的被褥和几张木板床，显得空荡荡的。北京十月中旬以后树叶就黄了，而且不断地往下落，东四420号宿舍院，本来就是给工作人员住的，没有什么好房子，也没有什么常绿树，只有几棵白杨树，杨树的叶子掉得最早最快，飘飞得到处都是。我们住在南边的两间平房，一夜之间，西北风把树叶都吹到我们的门前，堆成一个小堆，一开门，冷风把树叶就吹到屋里来打圈圈，更增加了我们家的凄凉。

　　10月20日，火车票都买好了，由于人多买不上卧铺，只买了坐席。这天，孩子们到学校和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突然我们抱头痛哭起来，怎么也没想到恋爱、结婚15年，变成这个样子。宇宙之大，天地之大，竟容不下我们这一对夫妻，容不下我们俩营造的这一个家。何日才相聚，何地是我们的家，何时才算个头啊？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伤心到了极点，黄胄是不会哭的。可这时他抱着我，我抱着他，都大声地呜呜呜地哭起来了。我们真想就此结束我们的生命算了。

　　过了一会儿，黄胄说：“不能哭了！”他轻轻地推开我，但过后又把我拉在怀里，使劲地亲我，又哭起来了，我们的泪水交融在一起。我们俩又一次地山盟海誓，共同说：“这一辈子是夫妻，下辈子我们仍做夫妻。”彼此又叮咛，要保重身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又以毛主席的话“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要经得起任何风浪”互相鼓励和安慰。我们说好，他不送我，因为我是派回来接很多家属的，要是在火车站哭了，很不像样子。而且我一定很忙，顾不了他，他也说他不想见人。约定我们同时离开这个空荡荡的房子，他再也不回来了，钥匙由我交给出版社留守处。

　　第二天，梁敦、梁缨背着爸爸给他们准备的煮鸡蛋、酱猪肉、馒头和随身带的行装，和黄胄说再见。黄胄叮咛他们听妈妈的话，过了年他去看我们，或者真的到我们那儿去落户。我们谁也没有哭，梁敦、梁缨很少坐火车，他们又好奇又胆怯，抱着背包跟着我。

　　啊，火车上的人太多了，我们本来是有座位的，可一上车就让没有座位的给占了。列车长、列车员和我们三个带队的干部，拿着票一个一个地给人家说好话，求人家给我们让座位。都是因为中央“第一个号令”，要下农村的没好气，有的和我们吵，有的和列车长吵，吵得一塌糊涂。我对梁敦说：“看好妹妹，不要让她下座位跟我了，座位要丢了，晚上就更难过了。”到了晚上人更多了，看来是有票的没票的都上了车，座位上有一点缝都挤一个人。通道上站的坐的都是人，只要能插脚就有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服务了。

　　这时梁缨忽然喊着要上厕所，可出不去，她急得又喊又哭。出主意的人太多了，有的说尿在茶缸里，有的说随地尿算了，有的则出主意说打开窗子把着，尿在窗外。梁缨在学校是好学生，认准了要到厕所去，后来我们决定把她举起来传到厕所门口，再请人帮助她。眼见得又没开水了，我们带队的三个人决定跟大家说，不许吵也不许闹，这是非常时期，吵闹也没有用。有用的是互相帮助，派两个体轻的人挤出去搞点水传回来。梁敦那时12岁了，平时在家就是一家之主，他是被派的人之一，收集军用壶去灌水。谁都知道，喝了水还得上厕所，所以不渴极了不喝水。忙乱了一大阵，总算安静了。梁缨依着我睡着了。我想：“我们在干什么哩？我们怎么像逃难一样？我们即便是到了黄湖，这么多的人可又怎样安排他们啊？走时听说又要盖房子，盖好了没有？盖的都是十几个人住的大房子，可我们动员的是把家搬到干校的，这些人的家安顿在哪儿？”“管他呢，只要我们把他们安全带到黄湖就算交差了，以后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这样乱七八糟地想着，渐渐地也睡着了。

　　黄湖到了，梁穗也在大卡车旁接我们，见到弟弟、妹妹，自然是高兴万分。可我们这一队人马，坐了火车又坐汽车，整整颠簸了两天两夜，每个人都不成样子了。有个瓦工的妻子患高血压，我直怕她出事，但她一直坚持到下了车，见了她的亲人马上就晕倒了，把我们吓得直给军代表解释。医务室来人救醒后，我们才放心。

　　梁穗已经来干校半年多了，他对一连、三连、七连都很熟悉，他用自认为是“五七战士”的身份，给弟弟、妹妹介绍情况。梁缨安排和我住在一个床上，梁敦则和哥哥住在一个床上，别的人也安排得极为简单。其实大家也没有怨言，“五七干校”嘛，就是锻炼人的。要去掉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臭习气，这是大家经常说的。

　　1970年的春节到了，我们到干校快一年了，干校革委会为了给大家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决定除了有问题的人留下，另外还留下一部分人坚守岗位，其余的可以去探亲，也可以让亲人到干校来探亲。而我因为1969年10月份回北京接家属，再说黄胄有问题，理所当然的没有这个权利再回北京了。不过我们在干校过春节也很高兴，特别是三个孩子都在我身边，老大在劳动，老二和女儿在干校和村里合办的小学上学，放了假，和水牛、鸭子交上了朋友。老二自愿放牛，女儿自愿放鸭，其实是他们和大人去玩。干校有吃有喝，也不用自己操心买菜买粮。河南信阳地区也不甚冷，两个孩子都长胖了些。可我心里不时想到：黄胄孤身一人，是不是还是那样处境艰难？不久他来信说，他也到莲花池和另一部分“黑帮”一起劳动了，并说是给“黑帮”们做饭，他说这是革命群众信任他的表现。过了些日子又说，让他和贾若瑜给军博家属大院磨豆子、做豆腐。

　　1971年春节，干校让我们这些夫妻分居的，到对方所在单位探亲。那时有的爱人在文联系统的，就到湖北咸宁干校，有的爱人在中央所属单位工作的，到江西中办干校，有的在美院，则到河北石家庄一带部队，去亲身体验那一年一度的“牛郎会织女”。我也有机会去看黄胄，但只报销我一人的车费，而且“家”在哪里？我和孩子们商量说：“我有机会回北京，但不能带你们回去。原因是咱们已经没有家了，又不知你爸爸那儿的情况，要都去住在哪里？一定得影响你爸爸的改造。再说三个人要不少路费呢。”商量的结果，梁敦直流眼泪。我只好和梁穗、梁缨商量，要他们留下。幸好他们俩从小就感情特别好，又听话，就留下了。

　　我带着干校打下来分给我们的20斤新米，找到了北京莲花池军博劳改基地。这个劳改基地处在莲花池的北部，在我刚来北京时还是一大片荒地，原是六国跑马场。八一制片厂和其他单位都占了些地，军博占的这一块主要是给展览厅种花草和搞副食的。地方好像不小，可能是为了让“黑帮”好好改造，所以修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听说我没去之前，是贾若瑜和黄胄同住，我去后见到贾若瑜，贾若瑜还对黄胄说：“梁师傅，你爱人回来了，人家让我搬出去。”我本来也不认识贾若瑜，所以也没理他。

　　院子的一端住着一户姓曹的，他是架子工，听说手艺好，人也好，是八级工，但受了伤不能再绑架子了。他家里孩子多，生活过得挺苦的。黄胄早已和他们暗地说好，把梁敦安排在他家里住。他们见我回来，全家都表示欢迎（因为我应该算是“五七战士”），还给我准备了锅灶，这样临时的“家”已经很像样子了。

　　北京春节前后是最冷的时候，温暖的被窝只恨夜短。我清晨正睡得很香的时候，听见黄胄窸窸窣窣的声音，我蒙蒙眬眬的，觉得他离开我，在穿衣服。我急忙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喂毛驴。”“几点了？”“你别问，睡你的。”“天还没有亮啊！”我开始有点清醒了。“你听那毛驴已经叫了好几声了，它已经饿了，我得去喂它。”的确，我听见那毛驴扯着喉咙啊呜啊呜在叫。黄胄亲一下我，头也不回地走了，那时天还没有一点亮光，再看看表才五点。我心里无限的酸楚，唉！他就是这样开始了他一天的改造，我也开始了第一天探亲生活。七点多钟，天亮了，黄胄捧回来几个馒头和咸菜，这是给我和梁敦的早饭。看他又瘦又老的脸和粗糙、破裂的手，我知道他的劳动比我们要重得多，但是他还是乐呵呵的。我们一边吃一边问他下面要做什么。他说昨天晚上黄豆就拣好、泡上了，一会儿就要用毛驴磨豆子了，然后就点豆腐、压豆腐，吃完中饭就把豆腐送到羊坊店15号家属大院。如果这点豆腐全给大院买了就没事了，傍晚再听一次“造反派”训话就真的没事了。我问他中午能回来吃饭吗？他说：“谁知道，也许能吧。”匆匆吃过早饭，他就走了。

　　我在“家”里和梁敦开始给他们打扫卫生，老曹的爱人不断来帮助我，见我一人在家就给我讲：“他们这帮‘黑帮’都能干着呢，数黄胄表现好。听老曹说他还能扛一二百斤重的水泥呢……”并夸他心眼好，手也巧。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木匠了，零七八碎的木工活他都会干。“现在看他们（指黄胄和贾若瑜）的比较松，看那些现行的才重哩。那些是活‘老虎’。”我听着她给我介绍也不敢说什么，问什么。

　　我在打扫卫生时，发现黄胄的床下有一个自己做的小木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用纸包好的毛主席像章，还有十来件瓷片和像我小时候吹过的那种泥玩具。大的瓷片有带款识的碗底，有一片小的上只剩下一条基本完整的鲍鱼。出于好奇，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打开看完，又一件件地照原样包好，给他码好。晚上，我忍不住问黄胄：“你那儿有一只木箱子，是你做的？”他说：“是啊，你也看到了，是想看看我有没有背着你的秘密吧？我以前浑身上下都是你的，现在更是你的了。你看了，没有瞒你的吧？”他抱住我吻我。我说：“看了，怎么那儿还有些破瓷片？”他笑了：“那是我掏垃圾捡的，有的是掏垃圾的朋友们给的。有的纹样挺好看的，洗了洗就收起来了。闹着玩呗。”他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给我说。

　　我看看他，不是在抽香烟，而是拿着尺把长的旱烟袋锅在吸。再仔细一看，那烟袋杆上挂的坠儿，却是195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来的那块奖牌。那鲜艳的彩色绶带已经油脂麻花，很脏很脏，分不清颜色了。我问他：“你怎么把那些碎瓷片收拾得好好的，却把这块奖牌挂在这上面，我看非把它丢了不可。你是又犯傻劲了吧？”他笑了，亲一亲我说：“咳，咱们两个都犯傻。你说吧，那块奖牌留着它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挂在烟袋上，倒不至于把我的烟袋丢了呢。其实那些瓷片，我留着也没有用。不过，我总觉得它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咳！我改不了，我的性格……”他说着说着变得很认真了，我听了也不敢再和他多说了，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黄胄啊，黄胄！我真服了你了。”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老曹夫妇。我说黄胄“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像现在这样烟不离手，也不像现在身上带着酒味，这可怎么好！老曹是一个很忠厚的老工人，他说：“唉！黄胄这个人太好了，太勤快了。你没来之前，他早晨早早的要去喂毛驴，喂完毛驴还要到黄亭子宿舍去掏垃圾，然后和贾若瑜磨豆子、做豆腐，卖完豆腐还时不时地去拉牲口料，一点也不偷懒耍滑的。每样活路，他都挺用心，干得挺棒的，所以他特别累。我们也看得出，他是鼓着劲儿在干的。这么冷的天，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得把这些活做完，你能不让他在小酒馆里喝上几口酒解解乏吗？”说到这儿，曹大嫂接过去说：“我听说那毛驴也心疼他，每次走到那小酒店门口就停住不走了，好让他喝口酒暖暖身子。”我说：“是啊，我看得出他很累，但是酒这东西是会上瘾的啊！”老曹夫妇接过去说：“人家黄胄不酗酒。你不知道，他喂的那毛驴和他有多大感情，人家说老马识途，其实那毛驴也认道儿啊！每次黄胄在酒馆喝上几口酒，坐上车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没有驾它，它就自己往回走，直到车辕横在门框上，黄胄醒来了才给它卸车哩。老郑啊，黄胄真不容易啊！我们都同情他，但帮不上他的忙啊，你就让他喝点酒吧！”我说：“我哪能管得住他喝酒？只不过我和大哥大嫂说说，请你们关照着他点儿就是了。”

　　春节真的来了，但黄胄还得按时喂毛驴，白天去看几次，并给它打扫粪便，可多半的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他素来是闲不住的人，“文化大革命”前过春节时我们家往往是一屋子人，热闹非凡，他不是画画就是接待客人。那些朋友们赶到春节这一天，要上一张毛驴，说是意义更大。而现在显然没有任何条件让他重操旧业，这个春节他将怎样过呢？他拿来几块木板，把他攒钱买的刨子、锯和凿子、线壶儿都翻出来，说要给我做一个活动的书架，让我带到干校去，可以挂在墙上，不用时拆下来，就成一两尺的木板和木条了。

　　原来他做木工的装备挺齐全的，有专门刨板和刨线的各种刨子，雕刻的凿子和刻刀，还有桐油、板刷，一应俱全。我问他：“你做得好吗？”他有信心地对我说：“你瞧着，画画的转为木匠，工艺很快就学会了。对于这个书架我早就设计好了。”我在旁边用破毛线给小敦织毛袜子，看他全神贯注、熟练地锯木板，推刨子，我心里也想试一试：“我帮你。”“你帮我准得把锯条拉断。”我说：“我不信。”他说：“你试试。”我拿上中号锯也用脚把木头压上，锯拿在手里拉一下就拉不动了。锯条真的在颤动，我赶紧把锯还给他，心里不由得惊讶他是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一手艺的。

　　两三天后，能拆能卸的书架做成了，只剩下刷油漆了。他为了完美，让梁敦用砂纸打磨光，终于在春节期间把书架做好了。他放在那儿让我们共同欣赏，要我拆一拆再组装起来。我对他说：“你真棒，会做木匠活。”他说：“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不画画了，改做木匠了，你看好不好？”我说：“你现在说不画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又让你画画，我肯定你不会做木匠了。”他向我笑，而且很得意。后来我真的把他为我做的书架拿到干校，成天挂在我床头，放书和其他杂物，直到我回北京，同屋的人要我把它留下，我也不好意思再拆走了。

　　春节过了不几天，有一天下午黄胄又去劳动了，有一个女同志给我送来一份电报，是从干校转来的。当从电报中知道是我父亲过世了，我不由得哭起来，她劝我不要过分伤心。过了两天，我问黄胄那天下午给我送电报的女同志是谁，脸那么熟。他问我什么样子，我说岁数和我差不多，矮矮的胖胖的。他想了一下说，她叫任远志，是任弼时的女儿。我心想难怪脸很熟。我问她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她也是有问题啊！”我问什么罪？他说，“说是现行反革命，反江青，具体罪行我不清楚。”我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听说她是从解放军报社刚调来，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他说，“你别问了行不行？我也不知道那么多，你我也不应该知道那么多，你好好劳动就行了”。这样我们谁也不再说话了，我的心沉甸甸的。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就临近我们应该归队的时间了，短暂的探亲时间就要结束了。看得出黄胄不愿意我走，总是试探着我有没有再多留下几天的可能。可我那时不愿意让人说闲话，提出一定得按时回干校。他看我态度坚决，也不好说什么，又提出把梁敦多留几天，我勉强同意，但一再叮咛他一定要在开学之前，让梁敦回黄湖。

　　临行那天，他还真有时间和梁敦把我简单的行李，包括他为我做的活动书架捆扎好，送上火车。他把行李安顿好了，当我们说再见时，我流下了眼泪，又想抱着他大哭了。他把头歪在一边，没有看我。火车开动了，我再往下看时，他却背对着窗口在吸烟。

　　“五七干校”的生活，紧张而又平淡。除了下地劳动，就是吃饭、睡觉。我们这些夫妻不在一起的，一直住在集体宿舍里，宿舍既是睡觉的地方，又是学习的地方，还是开会的会场。梁缨一直和我睡在一个单人床上。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她哭说她在春节期间煤气中毒，我心里十分难受。我叹息如果我们有个家，也不至于把这么小的孩子撇到这里，闯此大祸。幸好她煤气中毒不重，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也没敢把这一情况告诉黄胄。等梁敦回来，又给妹妹带来爸爸给她买的游泳衣、新雨鞋，小孩子很快就高兴雀跃起来了。

　　到了秋天，我接到黄胄的来信，说他患了颈椎病。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就问医务室的人什么叫颈椎病。他们说是手脚麻木，严重了可能瘫痪。这把我吓了一跳，急忙给黄胄写信，要他及时去看病，也让他给看管他们的人说一声“我病了”。但是黄胄来信说，他们看病的规矩是先在自己的病历名字上画几个叉叉，注明“黑帮”。他说我每天都不知让多少人用难听的声音骂来骂去，我不愿意自己再骂自己，再给自己名字上画叉叉了。再说这种病是慢性病，让人家说自己泡病号，不如挺一挺就过去了。再后来的来信说，贾若瑜已经回家了，原因是他夫人比他小得太多，女儿也太小，所以让他回家照顾。现在他一人住在那间房里，如果可能可让梁穗回京。

　　我看见梁穗他们这一群孩子中也有回北京的，就要求军代表让梁穗先回去，目的是和爸爸做伴，有机会去当小兵。又听说铁道部专门为自己的干部子弟，在湖北孝感开设了铁道技校，如果能在那里学习，可以有一技之长，以备将来糊口。梁穗回到北京经过联系真的到了湖北孝感上了技校。梁穗走后，黄胄又成了孤单一人。梁敦是重复上毕业班，这里没有他上的学校了。我决定赶紧让他回北京，和父亲做伴。

　　1971年秋，中央有的机关开始恢复业务，不少团中央的人被别的单位借调，离开干校，我托回去的人把梁敦带回北京是很容易的，这样干校只有我和梁缨了。干校的干部太少，春节时动员大家分期回北京探亲。我已经申请了两个孩子回北京，理当不和人抢探亲的名额，只好以后再说了，何况到底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啊！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部分单位恢复了业务，团中央自这年的秋收以后，提出外语专业的可以每天读一个小时的外语，美术专业的可以画一个小时的画，依此类推。干校的干部们又把扔在一边的钢笔、铅笔拿出来了，一些名著也在我们连队里暗暗地传阅着。寒假期间，我们没有回“家”的全系统搞美术的聚在一起，商议如何能开展一下业务活动。我听见有人说，在北京不知哪个首长打听过黄胄的情况，具体说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我断定一定是在说黄胄的好话，不是坏话。因为他的确没有做坏事啊！

　　果然1972年的春天，要开全军美展了，决定让黄胄回到画室赶紧创作作品，参加展览。这哪里能一下画出作品呢？黄胄给我写信说：“这么多年除了挨批斗，就是赶毛驴磨豆腐的生活，其他方面生活一点也没有。时间这样紧，可怎么办？”过了几天，又来信说，为了让他集中精力画出展品，在原来的那个单元楼上给了两间房，可以让梁缨也回北京，她可以帮他做模特儿。连续的好消息把我冲得云山雾罩，我赶紧让梁缨退学，托人把梁缨带回北京，并一再叮咛她听爸爸与哥哥的话，少给爸爸找麻烦。还告诉她回到北京，一定要让二哥上中学。孩子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在干校了，我的日子比以前难过了，觉得空落落的，除了劳动就是睡觉。

　　不知为什么，两三个月没有收到家里的信。过了许久，梁敦来信说：“爸爸忙得不得了，家里一切都好。”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下定决心寻找机会尽快回北京。我向干校革命委员会提出，黄胄已经解放，在搞创作，他又得了颈椎病；我们家的东西还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总得清理一下啊；再说1972年的春节我也没有回北京探亲啊，把一大堆能提出来的理由都提出来了。不久，果然有一个机会，就是借调到中医研究院为《中草药药理汇编》这本大型书画中草药标本。如果我愿意，就赶紧准备，人家要人很紧。啊！这是苍天有眼保佑我，我慌忙地收拾行装，决定立刻返京。

　　我归心似箭。就在这时候，收到黄胄的信，他说你应该在没有回到家之前，去看一次大儿子梁穗。我正有此想法。他在技校表现不错，刚入了团。但这孩子在干校时就经常闹肚子，现在他还未成年，远离父母，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呢。但我又怕磨磨蹭蹭，革委会变了卦，把这份工作给了别人。所以，就赶紧请革委会开介绍信，说立即起程，并找便车把行李拉到信阳干校办事处。幸好，我和干校办事处的“大使”们很熟，他们也同意帮我这个忙。我真是马不停蹄，我叫他们为我办好了一切，把不好带的还能用的东西都留给同志们，匆匆忙忙打好行装，就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团中央“五七干校”七连的战友们告别，登上了去信阳的大卡车。

　　这时我哭了，离开干校所在村以前我一直在哭。这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也说不清……

 电报：消逝的电波[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过去，有个急事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拍个电报。然而，今天随着手机、网络的出现，让人们依赖已久的电报已经从生活中消失，如今的电报已经演变成挂号信。

　　2494248004510079……这几组简单的数字是什么意思？2008年51岁的北京南区邮电局邮购公司经理王崇华会告诉你，这是“明日到京”。从19岁起他就在邮政局的电报柜台周而复始地从事着“滴滴答答”的工作，今天随着手机、网络的出现，王崇华发现，电报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并且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974年王崇华进入北京邮政学校电报班学习，从那时候起，4个数字为一组的编码经过不同的组合全部印到他的脑子里。他说，当时要求每分钟至少要录入80个汉字，必须熟练掌握3000多个常用汉字电报码。他回忆起当时使用的是邮电部上海器材厂生产的55型电传机，“这样的机器今天只能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传机逐渐被电脑取代，发电报的人也越来越少，直至很多90后的小孩根本不知道电报为何物。

　　“‘窗台下那盆兰花长得还好吗？’写下这句话，王小兰女士眼角已隐然有泪。”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是2002年成都发往我国台湾地区最后一封电报的报道。2002年8月初，中国电信停止受理中国大陆到新加坡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众电报业务。2001年的8月份，“加急电报”一词从中国电信的业务列表中悄然消失。

　　与听声不见字的电话相比，以文字为元素的电报带给人们的是更深沉的情愫。发出成都市最后一封去往我国台湾地区的电报的王小兰表示，虽然现在电话、电子邮件等很方便，但多年来她对电报情有独钟。因为电报“就跟信一样，白纸黑字，捧在手里，看在眼里，觉得踏实”。

　　和王小兰的感觉一样，电报曾经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一位邮政职工说，10多年前，电信厅里的电报窗口常常排起长龙，尤其是逢年过节或遇有突发事件，电报窗口24小时连轴转也常常忙不过来。

　　3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有这样的童年记忆：经常听见邮递员在家门口高喊“某某，电报！”

　　谈起电报，今年已经年过半百的张天寿有着深刻的人生记忆。他说：“今天，我那昔日贫穷老家的90%的家庭都安装了电话，还有近30%的年轻人配上了手机；不要说是家庭富裕的大学生，就是一些普通家庭在外地读书的中学生都随身带着电话。不仅大小事打电话联系，平时没事时也可以随时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摆摆家常。这可是3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啊！”

　　张天寿的老家离镇上有3千米多，可谓边远闭塞。记得1978年的初春，他这个当了六年小学教师的知识分子回家过春节。村中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表姐病重，十分想念远在北方当兵的小儿子。当时根本没有电话，农村的分分钱都特别珍贵，写信虽然只花几分钱，但又恐来不及；发电报要多花点钱，但及时，他们全家和村邻们商量后决定发电报，这拟电报的事自然就交给我了。

　　电文既要告明事由，又要精练，经过他和亲戚们的反复推敲，电文为：“母病危，速归。”

　　电文拟好后，家里的大表侄拿出皱巴巴的5角钱请他去邮电所帮忙代发。于是，张天寿一路小跑到镇上完成了这个光荣的使命，而且没有收下他们的钱，有关电报的这一点点情意，至今还被亲戚们感恩于心。

　　凡是经历过电报时代的人，大多还记得在寥寥数言的电报文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往往是“盼接”、“平安到达勿念”、“家有急事速归”一类的字眼儿。有人风趣地归结，写电报契合中国人崇尚简约的文风，并把这种“简约”极端化。因为电报是按字数计费，人们惜墨如金，像“春节家走，28接163次”一类，今天的新新人类看上去如江湖黑话。因此，电报淡出，在一些人看来，还意味着“与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告别”。

　　电报曾经给人类带来“上帝的奇迹”。1844年5月24日，华盛顿国会大厦，美国人莫尔斯用他那激动得颤抖的手，操纵着倾注10余年心血研制成功的电报机，向巴尔的摩发出了人类史上第一份有线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的历程由此起步。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拍摄的很多战争影片中，电报是很重要的通讯手段，电报那“滴滴滴”的声响中有一种特别的令人怀旧的味道。

　　电报在一些时候还可能是一种浪漫的回忆。40岁的杜君说，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部经典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书中，男主人公穷尽一生执著追求女主人公，联系他俩的“鸿雁”，正是那绵绵不绝的一封封电报。“这是迄今我见识到的最浪漫的爱情！”

　　老四曾经在镇邮电所工作多年，他感慨说，自己虽然曾编译过若干个电报，但自己因为私事却没有使用过一次，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当年与妻子写情书时，要是把满页的情书换几行电报该有多好。

　　而让张潇最难忘的记忆是，自己上小学的一个同班同学总是会拿着电报到班上炫耀说他当兵的爹要在多少号多少号回来，那时候，电报虽然就是一张纸，上面按着格子写了几个字，但是电报带给他们的那种急迫感和神秘感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让人感觉既十分羡慕，又心生好奇。

　　现在电报是不见了，一个职业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让电报一步步踏上不归路的是电话的普及，及由此滋生的传真，之后是手机、电脑、因特网，是转瞬即到的手机短信、电子邮件。通讯手段一天天智能化、网络化，电报便随之一天天成为传统、滞后、老掉牙的标签。

　　有关统计表明，截至2001年，国内各地的电报发送量跌至历史最低。北京邮电业在电报最火的1990年前后，全市年发送量为4000多万份，2001年跌至3万余份；在上海，如今每月电报量剧减为1988年高峰时期的1%。一些省会如成都、南京，目前仅保留一家电信营业厅开办电报业务，前来发电报的占不到顾客的0.1%。就连办了20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保留节目——念各地祝贺电报，从2001年春节起也被念邮件所替代。

　　据了解，不独中国，冰岛、芬兰、德国、瑞士、瑞典、新加坡等国近年也纷纷结束电报业务，即便保留，也大多限于贺电和唁电，它们的服务对象也多是偏远地区用户或是习惯传统的老人们——些边缘人群。

　　有人感慨，电报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亡。

　　宣称“电子邮件通信带给我喜悦”的一位网络写手说，电报消亡使他伤感。他认为，没有一种通讯方式，给人的感觉比电报还郑重。这份郑重，来自它的成本和简练。它曾经在几个年代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期待和诉求。
 

胡友松：胡蝶女　宗仁妻[转帖]

　　青年时代的胡友松

　　上海“百乐门”度童年

　　胡友松老人的家，在北京东郊的一栋居民楼里。这里挂满了她各个时期的照片。而当年让

　　李宗仁一见倾心的那一幅，就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胡友松从懂事起，她只知道自己叫胡若梅，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

　　对于童年，胡友松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她母亲与朋友们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在场里来回走动，每当观众投进来钱，她就点头微笑说谢谢。这一段，是胡友松印象里最快乐的时光。

　　1945年，小若梅因患湿疹被送到干燥的北方生活，胡蝶委托朋友照顾。1949年，胡蝶只身奔赴香港，把女儿留在了新中国。

　　中学毕业后，胡若梅考入一所医专，毕业后被分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

　　胡友松曾回忆，在这里，她有了初恋情人——五官科一名医生。但他们的感情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说：“当时，我发誓永远也不结婚了。”

　　　伴李宗仁到终年

　　1965年，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返回了祖国，此时，胡若梅已更名为胡友松。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了找一个生活秘书的想法。

　　当时程思远正为李宗仁物色人选，通过朋友找到27岁的单身护士胡友松，把她的照片给了李宗仁过目，李宗仁很是喜欢。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但周总理却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就要明媒正娶。

　　胡友松后来表示，李宗仁向她求婚，她犹豫过，毕竟相差49岁，但她很仰慕这位大将军，而且，胡友松觉得她的婚姻能被周总理批示是很荣幸的。但她也坦率地说：“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据胡友松自述，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举行婚礼。当司仪为新郎新娘戴上胸花时，胡友松的心却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想，自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她借口醉酒，独自走进卧室，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来怎么办？”

　　胡友松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复杂的心情。他们俩分床睡，李宗仁每天夜里要上胡友松的卧室去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聊。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来吵她。但他后来还是去，在胡友松熟睡时，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到妻子。“一次，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渐渐接受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平日两人就呆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间。

　　　隐姓埋名开始新生活

　　1968年4月，李宗仁去世时，胡友松29岁。

　　“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住进了一处四合院。她与三户人家合住，邻居们对她常常指指点点，说她是傍着旧军阀的姨太太。

　　后来，胡友松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参加劳动。胡友松改名叫王曦。在周总理关照下，胡友松后来又回到了北京。

　　念佛学画安然离世

　　“我念佛以后才明白，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自己以前想不通是没有必要的。”1993年，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名妙惠居士。胡松友领着数百元的退休金，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上午，通常礼佛和学习，下午一般画画练字。她描摹齐白石的画可以以假乱真。

　　1996年8月，胡友松将尘封了30多年的60多件贵重的李宗仁遗物和200多帧照片、书信全部捐给了台儿庄。

　　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患直肠癌去逝，终年68岁。

　　　(《新京报》12.21　徐春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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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伤女工王世芬传奇[转帖]

　　花季少女被严重烧伤

　　1968年末的一天，我接到新华社专门跑医疗卫生口的记者彭运南的电话：“你一定要来采访一个人，马上动身……”

　　当我赶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重病室,换好白大褂要进入时，抢救小组负责人、外科医生方承辉挡住我们说：“你们的心脏没问题吧？她的模样

　　不太好看。”

　　
　烧伤前的王世芬　　静躺在病床上的少女的确吓了我一大跳。因为在切去焦痂时，连肌肉和脂肪全切了。植皮后新长出的皮肤是半透明的，类似香肠的肠衣，但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绿豆大的黑点。她的右臂已从肩膀处截肢，左臂自肘部截肢。脸上双眼被缝合，只留下绿豆大的小孔，让她视物。鼻子、耳朵都烧掉了……

　　我们弄清楚了事情的整个经过。1968年11月1日，北京礼花厂17岁女工王世芬和另外一名青年女工正在操作油压机，机件摩擦迸出火星，“砰”的一声，车间顿时成一片火海。王世芬的衣服、发辫、鞋子都烧着了。但她这时却想到如果火烧到电线，可能引起更大事故，危及全厂职工。她挣扎着站起来想拉电闸，700摄氏度的高温横扫过来，她再次翻滚倒地……

　　火终于扑灭了。工友们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人形，一个救人的小伙子焦急地问：“你是小王吗？”“我是……”声音已经很微弱了。小伙子想抱她起来，竟没有成功。那不是衣服与身体的滑脱，而是皮肉的分离。

　　人们用一件棉大衣裹住王世芬飞奔到厂门口的公路上截车。正好一辆运砖卡车过来，卡车疾驶30多里，才到了北大第一医院。

　　急诊室里，值班大夫陈汝发揭开棉衣一看：伤者全身已被烧成又黑又硬的焦痂，连试体温和量血压的一点好皮肤都难找到。此时，王世芬已经休克，全身烧伤面积达98％，其中三度以上烧伤面积达88％。

　　时间过去了7天7夜，抢救进入到最紧张、最危险的处理焦痂阶段。焦痂下面一旦发生感染，病人随时可能死于败血症。为同细菌抢时间，切除焦痂和植皮的手术要连续进行，这样大的手术竟连续做了7次。

　　当时，王世芬的气管已被切开。一天，医生发现她嘴角牵动，她居然在唱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植皮后，护士天天要花一两个小时给王世芬换药。换药时，纱布粘在新植上去的皮肤上，每往下撕一片都会有鲜血渗出，麻醉药已经用得太多，再用就会损害她的肝、肾。王世芬每次都笑着说：“叔叔、阿姨，继续换呀。”

　　周总理指示全力救治

　　我们很快写出了一篇5000字的通讯稿，新华社于1969年6月11日播发了，《人民日报》于次日刊登。

　　周总理看完这篇通讯后，立即派出保健医生卞志强到北大第一医院了解详情。6月16日下午，周总理又召集吴阶平、吴蔚然和卞志强等人作了重要指示：“我读了消息，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奇迹！王世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她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极度的痛苦，顽强地和伤痛作斗争！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要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要去解决医学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周总理还对治疗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难题也非常关心。如王世芬植皮后全身都是瘢痕，夏天出汗怎么办？她的下颚骨暴露在外，嘴闭不上，牙床和牙龈怎么保护？耳朵烧掉，将来还可以装上人工耳朵吗？

　　在医护人员精心医治下，王世芬终于脱离了死神。尽管如此，面对逐渐康复的她，医护人员仍有两件心事。一件是怕她知道失去了双臂。当时，她两臂已经烧焦截肢了。医护人员声东击西地给她讲英雄如何苦学劳动本领的故事，以商量的口吻说：“你其他部位都较好，但胳膊不理想，再坏下去，可能会影响全身……”那天，王世芬一改平时的诙谐，喊道：“叔叔、阿姨，你们截吧！我挺得住。只要有头脑，将来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

　　另一件揪心的事，是怕她照镜子。出事前，王世芬的容貌姣好，要是她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肯定会受很大打击。护士们都知道，天津一个烧伤病人从一个棕色的药水瓶上照出被毁的容貌，当天就跳楼自尽了。但是千防万防也没有躲过。有一天，王世芬理疗回来，笑嘻嘻地对医生说：“我已经看到自己的脸了,没啥关系，就是丑了些。如果越烧越漂亮，谁都想去火里整容了。”原来，她在理疗器械的不锈钢管上看到了自己的容貌。

　　后来，当王世芬苦练数年，终于可以用假肢写字时，周总理已经千古，她在纸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在家中开通“心语热线”

　　虽然失去了双手和美丽的容貌，40年来，王世芬始终以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自尊自爱地生活着，并一直用这种精神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2005年6月，王世芬还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在家中开通了“心语热线”，每天都要倾听很多人的牢骚。她说：“每一位向我敞开心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想以我的经历，帮助那些身心疲惫的人。”

　　今年5月18日，她通过交道口街道鼓楼苑社区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2500元。她说，作为一名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帮助的残疾人，这是我对社会的一种回报。

　　(《百年潮》2008年第11期周建英文《北京广播电视报》12.24　张宁文)　

梅兰芳重孙：既爱京剧又玩摇滚[转帖]
 

　　　　26岁的梅玮，是梅兰芳家族第四代中唯一接受过京剧训练的。北大毕业的他目前在梅兰芳纪念馆工作，在曾祖父生活过的四合院里守望着曾祖父留给后人的绝代风姿和绕梁余音。“80后”的他尝试把京剧融入流行音乐，融入摇滚……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他努力地寻找着节奏的平衡点。

　　　　梅玮，眉宇间与曾祖父梅兰芳颇有些神似。

　　梅兰芳纪念馆里的梅玮

　　沿着北京平安里西大街，路过气派的梅兰芳大剧院，拐进被古老的四合院簇拥着的、略显拥挤的护国寺街尽头，“梅兰芳纪念馆”的牌匾低调地享受着冬日暖阳的光辉。

　　由于纪念馆位置隐蔽，居住在附近胡同里的老北京经常会遇到金发碧眼或台湾腔向他们问路。

　　12月14日下午，梅玮在纪念馆里接待了来自台湾的郑女士。她在看了岛内电视台播放的《梅兰芳》电影宣传片后对梅兰芳、对京剧一见钟情，远道而来“预习功课”。郑女士在画展前模仿起梅兰芳表演时的手势，她知道“兰花指”，比划得津津有味。

　　梅玮说，《梅兰芳》激起了国人对古典的梅兰芳、古典的京剧的兴趣和热情。

　　妈妈曾反对他学男旦

　　作为梅兰芳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梅玮的爷爷梅葆琛和爸爸都不唱京剧。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爷爷不唱，是因为曾祖父梅兰芳希望他多读书，“这样即使不唱戏，也可以做别的”；身为企业经理的爸爸不唱，是因为小时候赶上了“文革”——虽然他长得像极了梅兰芳且嗓音天赋极佳，梅兰芳认为他非常适合学唱“小生”，但无奈生不逢时。到了梅玮这一代，家学面临失传，最终他挑起了这副担子。

　　梅玮9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发话“得让他学点京剧，不要到他那一代断了”。出身“革命家庭”的妈妈对京剧不感兴趣，起初反对梅玮去学，尤其反对他学男旦，怕学多了“娘娘腔”。梅玮只是觉得有意思，就抱着尝鲜的心态入了门。从那时起一直到初中毕业，他每个周末都会到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春芽少儿京剧团练上4个小时。

　　那会儿，少儿京剧团不收男旦，老师在领略了梅玮的京剧天赋后，认为“祖师爷给了你这碗饭吃”，就破例免学费录取了他，全班就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妈妈就更担心儿子变“娘娘腔”了。直到调皮外向的梅玮一天天长大，表现得越来越“爷们儿”，就像电影台词说的“在台上我是个女人，在台下我可是个男人”，妈妈才放下了这份担忧。从开门戏《二进宫》学起，一出又一出，还时不时出去表演，老人家在寿宴上也请他去助兴。虽然爷爷梅葆琛不唱京剧，但他的“玖爷爷”梅葆玖却是京剧大师，梅玮从玖爷爷那里传承着梅家的事业。

　　玖爷爷爱听杰克逊

　　一说起梅葆玖，梅玮就哈哈大笑。因为这位舞台上一笑一颦一唱都散发着古典柔性美的74岁京剧大师，现实生活中可是位很时尚的“老顽童”。他是汽车、音响以及其他“跟电有关的机器”的发烧友，在上世纪50年代就自己鼓捣出了一台立体声音响，“相当的前卫”，遥控飞机模型他也做得很好。梅葆玖还喜欢骑车，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呼啦啦地骑一辆摩托车上街拉风，噱头得很，后来还学会了开汽车。

　　梅玮说，从曾祖父梅兰芳开始，梅家一直延续着“求新”的思想：“梅兰芳并没有死守着京剧不放，电影里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时装新戏《一缕麻》为什么能够打对台戏打败老前辈十三燕?因为他求新。他后来出访欧美日，见识更加广了，在国外看话剧和芭蕾舞，还带唱碟回国。我玖爷爷小时候爱听歌剧，梅兰芳支持他听，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比如：芭蕾舞体现轻盈的人体美，梅兰芳看了以后深受启发，在京剧表演中就融入了这种感觉。改革开放后，玖爷爷也听流行音乐，什么迈克尔·杰克逊啊、席琳·迪翁啊之类的，他都喜欢。跟梅兰芳一样，玖爷爷很容易接受新事物。”

　　与有些世家的严厉家风不同，梅家的家庭环境向来很宽松。梅玮从小也爱听流行音乐，后来愈来愈另类，喜欢上了摇滚、甚至重金属。2001年考上北大中文系后，他干脆就在学校里拉几个哥们儿组了一支摇滚乐队，尝试把京剧和摇滚融到一起。创作了两首“京剧式摇滚”，公开演出后反响不错。

　　京剧应该关注现实生活

　　样板戏，“80后”的父辈们多少都能唱上几段，是那代人青春记忆中的流行文化。梅玮认为，排除意识形态因素，样板戏是成功的。一是因为政府利用公权力推广，二是因为样板戏本身好听、好记。样板戏的台词，如“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小孩子一听就懂，不像老戏，文绉绉的，小孩听不懂。通俗化和现代化，应该是京剧发展的方向。

　　假如某天梅玮标新立异地包装出了“快男”、“超女”造型的京剧演员，了解他的人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他严肃地对记者说：“总是吃老本，观众肯定会审美疲劳的。《大宅门》的作者郭宝昌说：‘京剧应该改良，改成什么样都是好的’。梅兰芳说过，京剧应该‘移步不换形’，在不丢‘魂’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革。”电影里说“梅兰芳是座儿的”，梅玮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快男、超女造型的演员能够在不丢京剧‘魂’的基础上赢得老百姓的喜欢，又有何不可呢?电影里大家都看到了，梅兰芳演的时装新剧受到了老百姓何等的追捧?京剧，需要经典，但不能总是那几出老戏，我们应该关注现实生活。只要不引起笑场，快男、超女式的造型唱京剧也无妨，观众才是上帝。昆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她太高雅了，老百姓接受不了。”

　　梅家人不能不管梅家事

　　虽然家人并没有给梅玮继承家业的压力，但梅兰芳的重量，始终压在他的心头，始终有一份责任感把持着他前行的方向。

　　“本科在北大学现当代文学，对我现在的工作帮助很大，因为京剧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出现在民国，凑巧是现代文学的繁荣期。本科毕业后，我想提升一下自己的京剧专业知识，就又进中国戏曲学院念研究生，侧重理论研究。在目前京剧的处境下，在当下这个信息社会，比起表演，京剧文化研究对推广京剧的作用会更大些。本来我姑姑在梅兰芳纪念馆工作的，可她现在身体不好来不了了，梅家人不能不管梅家事啊，所以我七月份研究生毕业后就来这里了。”梅玮向记者说明了自己成年后做出各次人生抉择的理由。

　　梅兰芳纪念馆每年都会举办“京剧进校园”活动，组织京剧团把首都各个大专院校都扫一遍。目前，梅玮正在为中央电视台的九集京剧纪录片写本子。他以推广京剧为己任，希望能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在这个现代化社会为京剧“争得一个地位”。他偶尔也会开口唱唱，大学时在晚会上唱，有特殊活动时也唱。“明年梅兰芳诞辰115周年，我得唱唱，现在正在吊嗓子。”梅玮说。

　　链接

　　梅家前传

　　梅兰芳生于梨园世家。祖父梅巧玲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著名京剧、昆曲演员，工青衣花旦，“同光十三绝”之一。祖母陈氏为名小生陈金雀的女儿。梅兰芳的外祖父杨隆寿，为著名皮黄戏武生演员，在清末时期有“活武松”、“活石秀”之称，曾创办小荣椿科班，培养了杨小楼、程继仙等一批著名皮黄演员。父亲梅竹芬亦为旦角演员，他的相貌、身材极像梅巧玲，又喜欢唱梅巧玲的拿手戏，很得观众喜爱，唯早年即逝。母亲杨长玉，为武生杨隆寿之女。伯父梅雨田是著名的皮黄音乐演奏家，胡琴、笛子、鼓等，样样精通。他长期为“谭派”老生谭鑫培操琴，与单皮鼓名手李五(李奎林)合称三绝。

　　　(《广州日报》12.17　张强文)

 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的历史镜头[转帖]
 

　　1909年深秋,在哈尔滨火车站,发生了反日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侵略者头目伊藤博文的历史事件。在现场执行报道迎宾任务的沙俄摄影组,歪打正着地将这次刺杀事件拍成了轰动一时的纪录片……

　　仇恨铸就义士胆

　　1904年沙皇帝国与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争夺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霸权,出动坚船利炮在渤海大动干戈,上演了一场日俄大海战。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宰割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和约》。据此,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沙俄后尘,踏上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日俄战争给中国东北人民和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时,一位名叫安重根的朝鲜青年毅然投身到反日斗争中来。
　　1879年9月2日,安重根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府的一个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县监,父亲为进士。重根兄妹四人,重根为长。
　　1905年11月,日本迫使朝鲜与其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据此条约,朝鲜的外交大权落入日本之手。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便在朝鲜建立了统监府,首任统监即为伊藤博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轻的安重根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民族恨、血泪仇铸就了他的反抗性格。他从小喜欢随猎人骑马狩猎,长大后他更是经常携枪结伴登山猎兽。家人规劝他潜心攻读汉学中的五经四书,他说:“为驱逐倭寇,我愿成为中国楚霸王式的英雄!”
　　国难当头,安重根愤然出走。他来到中国,在上海和东北等地广交朝鲜志士,后去海参崴组织了一支800多人的义兵,于1908年春夏之交,由图门江回国开展反日斗争。但因寡不敌众,安重根的部队只剩下四个人,又退回到海参崴,决心再举义兵打回朝鲜。

　　义士复仇哈尔滨

　　1909年9月,一个浓云翻滚的下午,沙皇俄国的财政大臣科克淑夫到达哈尔滨。是什么事情,使得沙俄当局派出如此规格的高官到此公干?这要从日本强盗伊藤博文的一次“私人旅行”说起。
　　伊藤博文是日本政界枭雄。1907年7月,他迫使朝鲜皇帝高宗退位之后,又迫使新帝纯宗订立《丁未七款协定》,此后,又强行解散朝鲜军队,朝鲜的一切内政大权落入了伊藤博文手中。1909年8月,日本政府在伊藤博文卸任朝鲜统监之后,委以日本枢密院议长之职,召其回国履新。在伊藤博文离任归国的途中,日本政府刻意地为他安排了一次“私人旅行”。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觊觎远东的压力和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日俄政府认识到联手合作的必要,所以,私下密谋举行一次高峰会谈。主要议题是协商如何进一步瓜分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取得沙俄对日本进一步扩张的谅解和支持。但是由于两国刚刚打完仗,不便将政府高级别的会谈和内容公诸世人,日方决定由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取道哈尔滨做一次高官“度假旅行”。这一安排得到了沙俄政府的积极回应,不远万里把财政大臣科克淑夫派到哈尔滨来,代表沙俄政府与伊藤博文会谈。
　　安重根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自己盼望已久的报仇雪恨机会到了,遂与一些战友密谋,制定了刺杀伊藤博文的行动计划。安重根迅速赶到哈尔滨,落脚哈尔滨车站附近的蔡家沟,进一步侦察伊藤博文的行踪。9月25日得知:伊将于26日上午9时许抵哈。当晚,安重根做好了行动准备。

　　历史镜头震五洲

　　当伊藤博文一行乘坐专车向哈尔滨进发的时候,沙俄驻哈尔滨领事馆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达成新的交易,必须做好圆满的准备工作。为了留下永久的记录,俄国当局决定拍摄一部热烈迎接伊藤博文的专题新闻纪录片,他们抽调了国内技能高超的摄影师,到哈尔滨组成专门的摄影班子,只等伊藤一到,立即开机拍摄。
　　1909年9月26日清晨,安重根携带擦拭一新的手枪,激愤满腔地向哈尔滨车站走去。上午7时左右,沙俄当局已经派出重兵把守,伊藤博文所乘的专车即将驶入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
　　安重根起初躲藏在车站附近的茶馆里饮茶,一边观察动静,一边寻找行刺的时机。不一会儿,他发现接近专车停靠的地方比较杂乱,有空可钻,便悄悄靠了上去,躲藏在离摄影组不远处的士兵队列后面。
　　9时许,伊藤博文的专车缓缓地驶入站台。一刹那间,鼓乐齐鸣,俄国财政大臣科克淑夫亲率文武百官上前欢迎,摄影机也及时地对准这一盛大场面进行摄录。突然间,安重根冲出人群,掏出手枪,瞄准与科克淑夫握手言欢的伊藤博文连连开枪射击。伊藤共中四枪,十分钟毙命。
　　俄国摄影师做梦也想不到能碰上超级暗杀的实况场面,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现场一瞬间异常混乱,摄影师们还是镇定有序地摄录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这部极具史实价值的新闻纪录片随后在哈尔滨公开上映,不仅震动了哈尔滨,而且轰动了全世界。
　　当年的《东方杂志》第10期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报道:“安重根枪杀伊藤的情况,已被俄人摄入电影片,缘俄国大臣科克淑夫约会伊藤公爵以前,就预备活动电影写真。不料凶状出现,遂将当时形态摄入。在哈埠各影园开演数日,观者异常拥挤,各国人为之轰动。咸欲觅得之原本,旋为东京印刷局某氏所得。计出价15000日元购去,自有影戏片以来,从未有得此高价者。闻此片共长五百尺,先为伊藤到哈之情状,次为与科克淑夫相见之状,各官相见之状。次被弹状,次将伊藤尸骸装入火车,及刺客被获之状,纤悉具备,毫无失漏,洵为难得也。”从这段报道中,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况和场面。
　　行刺之后,安重根当场被捕。沙俄政府驻哈尔滨领事馆当晚9时即将安引渡给日本驻哈领事馆,安旋即被囚于旅顺监狱。安重根经历十余次审讯之后,仍泰然自若,视死如归。1910年3月26日,年仅32岁的安重根被杀害。
　　

"拜倒石榴裙下"：她的石榴裙有何神秘魅力[转帖]
 

　　石榴与中国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因有人说石榴花像舞女的裙裾，传说杨贵妃非常喜爱石榴花，爱吃石榴，特别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唐明皇投其所好，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每当榴花竞放之际，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石榴花丛中。

　　“拜倒在石榴裙下”，我相信大家早已熟知这句俗语，多比喻男子对风流崇拜倾倒之意。那么到底有没有“石榴裙”？究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裙子呢？居然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其间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唐朝以石榴喻红裙

　　“ 石榴裙”自然是与石榴有关。

　　石榴原产波斯（今伊朗）一带，公元前二世纪时传入我国。“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边，因依汉使搓。”据晋·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暗含多子多福。故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

　　民间婚嫁之时，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亦有以石榴相赠祝吉者。常见的吉利画有《榴开百子》、《三多》、《华封三祝》、《多子多福》等。也许因为石榴是中外结合的产物，所以历代名家吟咏石榴的诗词甚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榴文化。

　　石榴有许多美丽的名字:丹若、沃丹、金罂等。丹是红色的意思，石榴花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白色等颜色，火红色的最多，所以留给人们的颜色是火红的，农历的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

　　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山石榴》中写道:“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诗人虽没有直接写石榴花为红色，见丽人发簪榴花，却担心红艳似火的榴花会不会烧坏少女的翠簪和秀发？这真是赞美榴花的神来之笔。

　　石榴与中国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因有人说石榴花像舞女的裙裾，梁元帝的《乌栖曲》中有“芙蓉为带石榴裙”之填词，“石榴裙”的典故，缘此而来。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染红裙的颜料,也主要是从石榴花中提取而成,因此人们也将红裙称之为“石榴裙”，石榴裙在唐时是一种流行服饰，尤其中青年妇女，特别喜欢穿着,穿着它的女子也显得格外俏丽动人。如唐人小说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穿这样的裙子。唐诗中亦有许多描写，如李白诗:“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杜审言诗:“桃花马上石榴裙”；万楚诗:“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武则天诗:“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韦庄也唱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等。石榴裙一直流传至明清，仍然受到妇女欢迎。《红楼梦》里亦有大段描写，可相印证。

　　红裙妒杀石榴花

　　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古代年轻女子的代称。南北朝诗人何思徵在他的《南苑逢美人》诗中就写过两句:“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用石榴来暗比心中美女。元代的刘铉《乌夜啼》中就把石榴直指女子的裙裾了:“垂杨影里残,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暮雨急，晓霞湿，绿玲珑，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到了明代，石榴裙的说话就固定下来，如蒋一葵的《燕京五月歌》:“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

　　至于“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来源，据说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有关。

　　传说杨贵妃非常喜爱石榴花，爱吃石榴，特别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唐天宝年间，唐明皇投其所好，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每当榴花竞放之际，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炽红火热”的石榴花丛中。

　　杨贵妃饮酒后，双腮绯红，唐明皇爱欣赏宠妃的妩媚醉态，常将贵妃被酒染之粉颈红云与石榴花相比，谁红得艳丽？因唐明皇过分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大臣们不敢指责皇上，则迁怒于杨贵妃，对她拒不使礼。

　　一天唐明皇设宴召群臣共饮，并邀杨玉环献舞助兴。可贵妃端起酒杯送到明皇唇边，向皇上耳语道:“这些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视，不使礼，不恭敬，我不愿为他们献舞。”唐明皇闻之，感到宠妃受了委屈，立即下令，所有文官武将，见了贵妃一律使礼，拒不跪拜者，以欺君之罪严惩。

　　众臣无奈，凡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无不纷纷下跪使礼。于是“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流传千年，至今成了崇拜女性的俗语。

　　看来这条被男人拜倒的“石榴裙”原来是条美丽女性的魅力和权力的“裙子”。现如今女人已经没了美人杨贵妃的权势，只剩下隐形的魅力，如何运用好这条“裙子”是乎已经成了女人们的难题，而且让男人拜倒岂是易事？一时容易，一世难也！

毛泽东为什么娶江青[转帖]
 

蓝苹到延安后，觉得自己必须依靠一座大山。于是，她想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毛泽东。

当毛泽东出现在台上时，蓝苹为了表现自己，在学员们鼓掌欢迎毛泽东作报告时，她故意先对讲台上的毛泽东招招手，然后再拍手。她清楚地知道，她这样做能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台上的毛泽东，的确注意到了蓝苹。但他只觉得她是个活泼的姑娘，没有想更多的别的问题。

第二天，蓝苹就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正在紧张地批阅文件。蓝苹第一次到访时间极短，不可能在毛泽东心海里掀起巨大波澜，但确实为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江青正传》的美国作者特里尔谈到这一点时说：“如果毛泽东在1938年春这一天同蓝苹谈了话，那就是他的意愿。蓝苹固然是个胆大的姑娘，她经常直闯男同志宿舍，但毛泽东的住房不是公共汽车站，这是延安人所共知的。那里有毛瑟枪严加把守。”

有了第一次接触，蓝苹心底有了数。

　　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两人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了几次面，一起谈工作、谈戏剧、谈学习。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渐渐爱上了蓝苹这个年轻、聪明、热情、大胆并且美丽的姑娘。所以，不仅仅是普通女子蓝苹选取了毛泽东，也是最有威望的毛泽东在孤单的时候选取了蓝苹。

中共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和蓝苹感情日深，书信往来频繁，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感情泥塘中。而毛泽东对蓝苹来延安工作之前的历史不清楚，因此，毛泽东就请情报部门调查蓝苹的历史。后来的驻苏大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发电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秘密代理人，因为她曾被逮捕，历史上有不清楚的地方。是康生在紧要关头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出具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

证明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又就与江青的结合请示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以多数通过同意他们结合。

　　第一，不准江青参政；

　　第二，不准江青抛头露面；

　　第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的生活。

1938年11月底，毛泽东与江青正式结婚。

　　此前，为了纪念蓝苹的新生活，毛泽东和蓝苹研究取一个新名字。蓝苹选择了江青。因为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显然，此时的江青已非彼时的蓝苹，江青自然要胜过蓝苹。而这个名字，对于毛泽东这位喜欢挑战的人来说，也能接受。

2007年世界钢铁产量排名 附6大老牌工业国1900—1990钢产量数据[转帖]

2008年1月23日，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钢铁协会（IISI）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67个主要产钢国家和地区粗钢总产量为13.435亿吨，同比增长7.5%；其中中国钢铁产量为4.8966亿吨，同比增长15.7%，占全球产量36.4%。

中国钢铁产量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钢铁产量比排名2-8位的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德国、乌克兰等七个国家的总和还多！2007年中国净出口钢铁5488万吨，相当于印度全国的钢铁产量。

2007年中国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近两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三分之一，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提高。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将突破5亿吨大关，估计在5.2亿至5.4亿吨，增长幅度在6.3%至10.4%之间。

这种钢产量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矿石支撑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还有中国的企业扩大生产能力。另外也可以看到，以宝钢、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这些公司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发生了变化，通过引进技术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使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已经基本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际上每吨钢消耗的综合能源标准煤是645公斤，而中国大型的和特大型的钢铁企业的吨钢综合能耗是680公斤，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就是说中国的钢铁工业产量迅速增长，能耗、钢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钢铁产量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80年，中国粗钢产量仅为3712万吨，分别是日本和美国的1/3和1/3略强。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钢铁工业已成为世界巨人，无人能及。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将突破5亿吨。与此同时，日本与美国的粗钢产量仍将分别为1.2亿吨和1亿吨左右，与30年前的产量基本持平。

　　如此算来，当原先的世界最大钢铁工业国呈“水平状”发展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产量在近30年间猛增了13倍！目前，中国的钢铁产量分别已是日本和美国的5倍左右！更为壮观的是：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相当于世界前十大国的钢铁产量的总和！如果说，石油是工业化的血液，那么，可以说，钢铁是工业化的脊梁！大多数人认可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何时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将是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的分水岭！

2007年钢产量世界前20名

中国大陆 48966万吨（相当于日本的4倍，美国的5倍，德国的10倍）

日 本 12020万吨

美 国 9721万吨

俄 罗 斯 7240万吨

印 度 5308万吨

韩 国 5137万吨

德 国 4855万吨

乌 克 兰 4283万吨

巴 西 3378万吨

意 大 利 3199万吨

土 耳 其 2576万吨

中国台湾 2045万吨

法 国 1925万吨

西 班 牙 1905万吨

墨 西 哥 1717万吨

加 拿 大 1638万吨

英 国 1430万吨

比 利 时 1069万吨

波 兰 1067万吨

伊 朗 1005万吨

5亿吨钢都用到哪里去了

中国钢材消费增长主要是由国内需求支撑，特别是建筑业。从建筑、机械、汽车、造船、铁道、石油、家电、集装箱等八大用钢行业来看,建筑用钢是最大的钢材消费行业,以总建筑规模每年20亿平方米左右,按平均直接消耗钢材每平方米50公斤计,每年需要钢材1亿吨。其次是机械,这八大行业用钢消费量基本占全国钢材消费量的70%以上。

建筑、机械、汽车、造船、铁道、石油、家电、集装箱等八大行业2005年需用钢材2.13亿吨,2010年需用钢材2.61亿吨。国产轿车几乎都使用了国产汽车钢板;国产钢材可以满足铁道用钢需求;国产建筑用钢可与世界先进水平媲美。

东部地区是全国钢材最大消费地区。东部地区建筑业使用钢材的消费量,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总和还要多20个百分点,基本上每年均占全国建筑业使用钢材消费量的61%-62%,中部地区占19%-20%,西部地区占18%-19%。可以看出,近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

2006年中国建筑用钢约1.8亿吨（相当于日本、美国钢铁产量的总和）

2004年机械行业用刚达到3500万吨

2007年汽车行业用钢达到1255万吨

2008年集装箱行业用钢将达到580万吨

2006年造船行业用钢达到582万吨

2005年家电行业用钢达到525万吨

2004年铁路用钢达到360万吨

2005年中石化企业用钢160万吨

四川灾后重建需3700万吨钢材 3.7亿吨水泥

三峡工程用钢约50万吨

鸟巢体育场用钢约4.6万吨

目前，北京在建建筑超过一万幢

纽约时报：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工地

我国房屋建筑分为两大类，即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则又分为居住建筑及公共建筑。目前，每年新建建筑面积大约20亿平方米，其中城市住宅5亿平方米至 6亿平方米，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 4亿平方米至5亿平方米（主要在城市），农村住宅7亿平方米至 8亿平方米。这就是说，目前每年在城市要新增 8亿平方米至9亿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

　　据预测，从 2000年到 2015年是我国民用建筑发展“鼎盛期”的中后期，到2015年民用建筑保有量的一半是2000年以后新建的。此外，既有建筑量也相当巨大，我国现有建筑总面积400多亿平方米，预计到2020年还将新增建筑面积约300亿平方米。以每幢建筑物的建筑面积为1万平方米计算，相当于还要再建造300万幢建筑物。

仅以北京市为例，2007年北京市各类房屋的开复工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这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空前的，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到2010年，北京市民用建筑总量达到近6.08亿平方米。

中国每年大约有20亿平方米的建筑总量，接近全球年建筑总量的一半，全世界一半的建筑机械都在中国的各大工地上忙碌。

由此也不难解释，中国每年生产的5亿吨钢材、14亿吨水泥、2500万吨玻璃，以及200万台工程机械都用到哪里去了。

六大老牌工业国

（美、德、英、法、日、俄）

1900—1990钢产量数据

1900年:美国1035万吨,德国665万吨,英国498万吨,沙俄221万吨,法国159万吨,日本5万吨

1910年:美国2651万吨,德国1370万吨,英国648万吨,沙俄344万吨,法国341万吨,日本16万吨

1913年:美国3180万吨,德国1832万吨,英国778万吨,法国469万吨,沙俄423万吨,日本25万吨

1920年:美国4281万吨,英国921万吨,德国854万吨,法国271万吨,日本81万吨,苏联16万吨

1930年:美国4135万吨,德国1151万吨,法国944万吨,英国744万吨,苏联586万吨,日本229万吨)

1940年:美国6077万吨,德国1914万吨,苏联1832万吨,英国1318万吨,日本686万吨,法国441万吨

1950年:美国8785万吨,苏联2733万吨,英国1655万吨,西德1212万吨,法国865万吨,日本484万吨,中国大陆61万吨

1955年:美国10617万吨,苏联4527万吨,西德2134万吨,英国2011万吨,法国1263万吨,日本941万吨,中国大陆285万吨

1960年:美国9007万吨,苏联6529万吨,西德3410万吨,英国2500万吨,日本2248万吨,法国1730万吨,中国大陆1351万吨

1965年:美国11926万吨,苏联9100万吨,日本4116万吨,西德3682万吨,英国2744万吨,法国1960万吨,中国大陆1223万吨

1970年:美国11931万吨,苏联11589万吨,日本9332万吨,西德4504万吨,英国2831万吨,法国2377万吨,中国大陆1779万吨

1971年:苏联12064万吨,美国10927万吨,日本8856万吨,西德4031万吨,英国2421万吨,法国2284万吨,中国大陆2132万吨

1972年:苏联12559万吨,美国12088万吨,日本9690万吨,西德4371万吨,英国2542万吨,法国2405万吨,中国大陆2338万吨

1973年:美国13681万吨,苏联13148万吨,日本11932万吨,西德4952万吨,英国2665万吨,法国2527万吨,中国大陆2522万吨

1974年:苏联13621万吨,美国13220万吨,日本11713万吨,西德5323万吨,法国2702万吨,英国2238万吨,中国大陆2112万吨

1975年:苏联14133万吨,美国10582万吨,日本10231万吨,西德4042万吨,中国大陆2390万吨,法国2153万吨,英国1978万吨

1976年:苏联14480万吨,美国11612万吨,日本10740万吨,西德4242万吨,法国2322万吨,英国2240万吨,中国大陆2046万吨

1977年:苏联14670万吨,美国11370万吨,日本10241万吨,西德3899万吨,中国大陆2374万吨,法国2209万吨,英国2047万吨

1978年:苏联15140万吨,美国12432万吨,日本10211万吨,西德4125万吨,中国大陆3178万吨,法国2284万吨,英国2030万吨

1979年:苏联14910万吨,美国12369万吨,日本11175万吨,西德4604万吨,中国大陆3448万吨,法国2336万吨,英国2147万吨

1980年:苏联14798万吨,日本11140万吨,美国10146万吨,西德4384万吨,中国大陆3712万吨,法国2318万吨,英国1128万吨

1985年:苏联15467万吨,日本10528万吨,美国8006万吨,中国大陆4679万吨,西德4049万吨,法国1880万吨,英国1572万吨

1986年:苏联16055万吨,日本9828万吨,美国7403万吨,中国大陆5220万吨,西德3713万吨,法国1786万吨,英国1472万吨

1987年:苏联16189万吨,日本9851万吨,美国8088万吨,中国大陆5628万吨,西德3625万吨,法国1769万吨,英国1741万吨

1988年:苏联16307万吨,日本10568万吨,美国9176万吨,中国大陆5943万吨,西德4103万吨,法国1910万吨,英国1895万吨

1989年:苏联16009万吨,日本10790万吨,美国8772万吨,中国大陆6159万吨,西德4108万吨,法国1931万吨,英国1874万吨

1990年:苏联15442万吨(俄罗斯8962万吨),日本11033万吨,美国8972万吨,中国大陆6635万吨,德国4084万吨,法国1802万，英国1724万吨

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八钢公司第一炼钢厂炼钢车间

1950-2007年新中国历年钢产量数据

(单位:万吨)

年份 钢产量 比上年增加 增长率
1950 61 45 2.8倍
1951 90 29 47.5%
1952 135 45 50.0%
1953 177 42 31.1%
1954 223 46 26.0%
1955 285 62 27.8%
1956 447 162 56.8%
1957 535 88 19.7%
1958 800 265 49.5%
1959 1122 322 40.3%
1960 1351 229 20.4%
1961 870 -481 -35.6%
1962 667 -203 -23.3%
1963 762 95 14.2%
1964 964 202 26.5%
1965 1223 259 26.9%
1966 1532 309 25.3%
1967 1029 -503 -32.8%
1968 904 -125 -12.1%
1969 1333 429 47.5%
1970 1779 446 33.5%
1971 2132 353 19.8%
1972 2338 206 9.7%
1973 2522 184 7.9%
1974 2112 -410 -16.3%
1975 2390 278 13.2%
1976 2046 -344 -14.4%
1977 2374 328 16.0%
1978 3178 804 33.9%
1979 3448 270 8.5%
1980 3712 264 7.7%
1981 3560 -152 -4.1%
1982 3716 156 4.4%
1983 4002 286 7.7%
1984 4347 345 8.6%
1985 4679 332 7.6%
1986 5220 541 11.6%
1987 5628 408 7.8%
1988 5943 315 5.6%
1989 6159 216 3.6%
1990 6635 476 7.7%
1991 7100 465 7.0%
1992 8094 994 14.0%
1993 8956 862 10.6%
1994 9261 305 3.4%
1995 9536 275 3.0%
1996 10124 588 6.2%
1997 10894 770 7.6%
1998 11559 665 6.1%
1999 12426 867 7.5%
2000 12850 424 3.4%
2001 15163 2313 18.0%
2002 18237 3074 20.3%
2003 22234 3997 21.9%
2004 28291 6057 27.2%
2005 35310 7019 24.8%
2006 42266 6956 19.7%
2007 48966 6700 15.9%

2007年中国钢铁企业排名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上海宝钢集团 2277亿元

中钢集团 1235亿元

江苏沙钢集团 1155亿元

太原钢铁集团 1003亿元

唐山钢铁集团 872亿元

武汉钢铁集团 825亿元

鞍山钢铁集团 815亿元

莱芜钢铁集团 587亿元

马钢集团 518亿元

济钢集团 510亿元

国产高强度钢制造的核潜艇

鸟巢体育场使用了4.6万吨国产高强度钢材

世界最长钢箱梁悬索桥——西堠门大桥

西堠门大桥是连接浙江舟山本岛与宁波的舟山连岛工程五座跨海大桥中技术要求最高的特大型跨海桥梁，主桥为两跨连续钢箱梁悬索桥，主跨16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度的钢箱梁悬索桥，全长在悬索桥中居世界第二、国内第一，但钢箱梁悬索长度为世界第一。设计通航等级3万吨、使用年限100年。

作为大桥生命线的两根主缆,每根长约2880米,重约10614吨。每根主缆均有169股通长索股,单根索股重约62.2吨,由127根直径为5.25毫米的高强镀锌钢丝组成。该钢丝极限抗拉强度1770MPa，为目前世界上桥梁建设中最高。

把总重30000多吨的126段钢箱梁从海面吊装到约50米的空中准确到位，更是工程的重点和难点。每个标准梁段长18米，宽36米，高3.51米。最大梁段吊装重量约为360吨。

2008年4月3日,中国第一艘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顺利交付。LNG运输船被视为货运船中的“极品”，其技术含量和制造难度是所有船舶中最高的，目前世界上只有日、韩等少数造船业发达国家能够制造，与豪华邮轮并称世界造船“皇冠上的两颗明珠”。中国造船业历经七年艰苦攻关，于二00四年底开工建造LNG船。LNG是将气态天然气冷却至零下一百六十三摄氏度加工而成的液态燃料，体积较气态缩小约六百二十倍，具有杂质含量少、运输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等优点。

宝钢首次向代表世界造船最高水平的LNG船整船供货，总量达五点三万吨，由此打破了国外顶级船板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局面。

神舟七号宇宙飞船使用的高温合金材料由新冶钢研制，新冶钢是中国最大特种钢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生产材料定点单位。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从神舟一号到嫦娥一号的升空新冶钢都提供了关键材料。新冶钢的前身是大冶钢厂，2007年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抗日劲旅血战潇湘：战火烧红长沙 鲜血染红湘江[转帖]

潇湘战火

历史证明湖南是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从1938年10月开始，到1939年12月，日军逐渐调整在华兵力，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宁沪杭地区被视为“治安区”，华中武汉地区和华南广东地区被作为作战区配予重兵，武汉地区配备了第11军的6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广东方面配备了第23军的4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这些约占侵华日军三分之一强的兵力，从南北两面保持着对以湖南为主的中国第9战区夹击之势。

对于中国来讲，自古就有“湖广稔天下足”之称的湖南，北带长江，南依九疑山脉与广东、广西相连接，东屏幕府山、九岭山、万洋山与江西分界，西挟石门山、武陵山与四川、贵州为邻，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赣公路、湘黔公路纵横其间。随着抗战深入，湖南在战略上变得越发重要，稠密的人口成为兵源取给之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湖南的重要性，曾经指出:“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而且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为此中国方面也将重兵阵于第9战区，部署的兵力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军集结6个多师团，从赣北、湘北、鄂北三路同时进攻长沙，赣北日军为国军第19集团军所阻，湘北国军根据“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在正面节节抵抗的同时，将主力转移至东部山区，日军进至长沙附近时，遭到国军侧击，被迫退却，第一次，日军只望了望长沙。1941年9月，日军发起第2次长沙会战，鉴于第1次的兵力分散，这次将5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约12万人，采用“中央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或许被第1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所鼓舞，第9战区意图御敌于汨罗江一线，不想战线很快被日军突破，连最为善战的第74军、第10军也在浏阳地区遭到打击，日军得以进入长沙，两天后，因受到外围国军威胁，又被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的命令约束，不得不退回原防。

两次长沙会战使第9战区清醒的认识到后退决战的重要性，确立了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待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的作战方针。并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天炉战法”。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23军紧接着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命令暂编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对此日本天皇裕仁不禁向参谋总长杉山元发出疑问:“围绕进攻香港对于广州和九龙半岛方面，有无中国军队反攻的忧虑？”得知国军南下的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采取牵制行动，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得到报告后立即予以了批准。日军最初只是计划在汨水两岸击歼国军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但随着香港于12月25日沦陷，阿南惟畿的野心迅速膨胀，当正面国军按计划向预定决战的长沙以东地区后退时，阿南惟畿独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于12月29日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1、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2、军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3、第3师团应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4、第6师团击溃麻石山、鸭婆山附近之敌后，应以主力追击朗梨市之敌，另以一部向长沙方面追击。5、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浯口附近，主力进入麻峰嘴附近后，应向金井急进。6、独立混成第9旅团应向关王桥急进，一并指挥泽支队在汨水以北掩护军左侧背的安全。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面对即将到来的恶战，将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等长官部大部人员转移到耒阳，亲率前方人员组成指挥所，设于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洞中。薛上将规定:“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罗卓英）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薛岳在发出“世午忠电”后，显得坐立不安，竟一口气登上岳麓山顶，望着山雨欲来的长沙城，薛上将喃喃自语:“关键就看李瑶阶了。”

名城劲旅

第9战区直辖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李玉堂，字瑶阶，早些时候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奉命堵击南犯之敌，在金井、福临铺一线与敌遭遇，指挥系统被日军骑兵部队冲散而溃败。战后，李玉堂因作战不利遭到撤职，新任军长钟彬未及上任，第3次长沙会战接踵而来，薛岳以战事紧张为由，报请军委会同意，暂缓了交接，将保卫“天炉”炉底长沙的任务交给了第10军，李玉堂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将是一次待罪立功的好机会。

在第9战区，第10军是仅次于第74军的主力部队，所辖3个建制师各有不同来历，但均为抗日劲旅。基本部队第3师，源自北伐时期第1军留粤部队扩编而成的第32军，编遣会议后，第32军缩编成第3师。李玉堂最初为第8旅第16团团长，凭借战功于1931年7月由第8旅旅长升任师长，先后参加了对鄂豫皖红4方面军的“围剿”和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等战事。1935年，列为第2期整理部队，成为国军精锐。抗战军兴，隶属第2军从征淞沪会战、徐州会战。1938年7月，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师长易为赵锡田。基于在武汉会战南洵路战役中的上佳表现，薛岳以“泰山军”锦旗一面，题点李玉堂所部。此后，南昌会战、冬季攻势、第2次长沙会战均能看到该师矫健的身影。1940年5月，李玉堂带着第3师调任第10军军长，师长后改为周庆祥。第190师成立于湖南衡阳，前身是预备第4师，1938年1月改称第190师，师长初为梁华盛，后为朱岳。1939年7月由第25军转隶第10军，曾参加武汉会战、冬季攻势、第2次长沙会战。预备第10师，1937年10月于浙江杭州成立，宣铁吾、蒋超雄曾前后担任师长。1941年1月，师长改为方先觉。该师最早隶属第10集团军，1938年编入第32集团军第79军参加反攻南昌战役。1939年6月，转隶第86军参加冬季攻势。1940年初，改隶第10军，参加了第2次长沙会战。第10军在接到命令后，火速从醴陵、衡山一带开赴长沙建构工事。此时全军在第2次长沙会战后未予补充，合计共约2万人。

湖南省会长沙，位于洞庭湖以南，地势平衍广阔。在春秋战国时期既为楚国南方军事重镇与粮食产地。秦统一中国后，全国划分为36郡，长沙郡便是其中之一，其治所所在地湘县，就是后来的长沙市。当历史的时针走到20世纪30年代，武汉失守后，这座华中名城已跃然处于抗日前线。而1938年的那场“文夕大火”，使所有长沙人经历了一番人间地狱。先是日军攻陷距长沙130公里的岳阳，引起长沙城内恐慌，谣言四起，传闻日军已接近长沙，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人，慌忙执行“焦土抗战”的指示，于11月12日夜间，命令军警纵火焚城，这场大火一直到14日方被熄灭。长沙城内房屋80%被毁，财产损失巨大，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而事实上，湘北日军无意南犯，国军汨罗江阵线甚稳，国民政府为平息民愤，事后将酆悌等人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难辞其疚，也受到处分。

长沙并不好守，辛亥革命后，部分城墙被拆除，湘江自北向南紧依城西穿过，浏阳河由城东、城北流入湘江，1938年的惊天大火，更加减弱了这座城市的防御能力。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曾短暂攻入，尽管如此，长沙城的工事从来没有彻底构筑过，这一次总算引起了足够重视，市民们踊跃捐输材料，大力协助军队施工。工事西面依托湘江，对北、东、南三个方向修筑了一个半圆形的地堡式工事，市区中山路西段、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以南的核心部分最为坚固，各街道口布满铁丝网拒马封锁。为此，李玉堂军长整天在阵地上为地堡位置、射击孔方向、火网编成等防御措施奔波。

12月30日，李军长命令第3师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1团控置于城东南角，拒止敌人进犯，并以便衣队在安沙、沙坪附近预行潜伏，搜索敌情；预备第10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主力控置于黄土岭附近，拒止敌人进犯，并派便衣队在东山附近预行潜伏，阻止敌人；第190师占领左家塘、杨家山、鞍子山、湖迹渡、复兴市附近、新河正街之线，拒止敌人，并派便衣队在枫林港预行潜伏，搜索敌情。

命令下达后，42岁的李玉堂军长指着军部所在地湖南电灯公司说:“这是长沙市的四行仓库，也是第10军的四行仓库。”李军长的这一决心很快为全军官兵所知晓，将士们个个磨肩擦掌，他们知道，洗刷第10军第2次长沙会战溃散的耻辱时刻已经来到，一场大战迫在眼前！

誓死守土

1942年1月1日，一颗信号弹划破了元旦浓雾紧锁的中午。日军第3师团第18、68联队开始攻击长沙城外东南约3公里的狮子岭高地一带阵地。该师团于1937年8月在吴淞登陆，素以勇猛著称，自1938年秋，突破大别山，占领信阳以来，长期担任应山附近警备任务，作为第11军核心部队，随枣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第2次长沙会战无役不从，师团兵力包括配属人员在内，合计为23990人，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是阿南惟畿改变作战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防守于此的预备第10师起初负责岳麓山防务，第10军少将参谋长蔡雨时判断由第6战区赶来增援的第73军将先敌到达岳麓山，经与李玉堂商议，在未经薛岳许可的情况下，命令该师东渡湘江接防第3师一部阵地，待薛上将察觉后已是无可奈何，考虑到战情紧迫，薛岳未加以进一步追究，但出于保持威严，蔡少将还是免不了一顿训斥。

师长方先觉在部队过江后，破釜沉舟，一船未留。副师长孙明瑾作战斗动员时镇定地说:“打仗是我们军人的本职，用不着大惊小怪，况此次我们以逸待劳，并有坚固的工事可资凭借，不同于上次在疲劳行军中不明情况的突然遭遇，又有长官部在我们身边，是有周密计划地应敌，只要我们意志坚定，稳打稳扎，是可操胜劵的。”方师长以第29团为第一线，布防于左自南大十字路至左家塘阿弥岭至雨花亭、金盆岭、东瓜山之线；以第30团为第二线，控制在左自回龙山、小林子冲至仰天湖、小冬瓜山之线；将第28团（第1营）为师预备队，隐蔽于大椿桥及杏花园地区待命；师炮兵营（8门81迫击炮）在天鹅塘进入阵地，工兵连保卫军部所在地湖南电灯公司，并沿铁路向东南警戒。

第29团第1营阿弥岭阵地首当其冲，敌机一批批3-4架轮番轰炸扫射，激战中第1连连长苏宗山殉国。团长张越群上校为稳定战线，命令中校团副陈新善前往督战，但阵地还是在下午4时被突破，营长曹建业倒在血泊之中，陈团副只得带着残余官兵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在撤退途中，不幸为日军流弹击中牺牲，该营几乎伤亡殆尽。

邬家庄、小林子冲等处，虽经奋勇抵抗，反复肉搏，终因众寡悬殊，再度失陷。张越群团长急了，不到半天功夫，防线连连被日军突破，他下令第3营务必夺回阵地，阮成营长亲率官兵80余人，乘敌进犯混乱之际，行猛烈逆袭，一场白刃战后硬是将敌人打了下去，阮营长当即被晋级中校，赏洋5千元。

当天傍晚，第3师团将负有夜袭盛名的第6联队第2大队由第68联队左翼投入战斗，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立即命令第5、8中队挺进。得到增援的日军，于21时，攻占军储库、邬家山一线阵地，一部乘势突入了白沙岭。

日军继续向第29团指挥所黄土岭阵地突击。少校团副曾友文率警卫人员掩护张团长先行转移，带着侦察排和部分警卫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曾团副在撤退时刻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胸部，当场阵亡。代理团副王维本带着部队撤到仰天湖东边的大古墓与事先到达的张团长会合，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团指挥所仅剩下了团长张越群、司号长和几名传令兵以及13名警卫和侦察排的官兵。由于团部与师部已经失去了联系，张团长带着几名传令兵向师指挥所走去，决定王维本团副留下掩护阻击。

此时已是晚上22时，正巧被打散的第2营在营长边克诚带领下撤退到此，两部合而为一，第2营的枪榴弹准确的在日军中开花，敌人几次袭击均未得逞，最后竟使出烟雾弹和毒气弹，国军官兵缺乏放毒器具，只能用湿毛巾捂住鼻嘴，向安全地带后撤。

满身血迹的张越群团长来到师部，为全团损失惨重而感到愧疚，第9战区为激励士气，将其晋升少将，方先觉师长将其安排在副官处后，立即打电话给第28团团长葛先才说:“艺圃，现在就看你的了！我全力支持你，第29团立即收容整理，统一归你指挥，第30团随时可以调用，你一定要顶住啊！”葛团长在电话那头说:“报告师座，请您放心，我们不能在薛长官面前丢脸！”

激烈的战事，时刻牵引着薛岳的关注，此刻他最关心的是预备第10师到底能守几天？方师长在电话中表示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为了表达决心，随即写下了一封遗嘱。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第2天的《长沙日报》以“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为题，将遗书全文刊登，长沙古城顿时浩气回荡，看到遗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成则以功勋报国家，死则以长沙为坟墓”。

第28团团长葛先才，黄埔4期，面对黄埔6期的张越群已晋升少将，葛团长跃跃欲试，他拿起一支“汤姆生”冲锋枪，带着他的弟兄发起冲击，士气高昂的第28团迅速将军储库、邬家山阵地恢复。将近午夜，岳麓山的国军卜福斯山炮响起，一时地动山摇，炮火使加藤大队长与他的中队失去了联系，日军凭借白沙岭民房顽抗，葛团长下令火攻，房屋燃起了熊熊烈火，加藤少佐和副官桥本中尉再也无法举起指挥刀，葛团长在加藤的尸体中找到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命令，这一缴获很快递交到薛岳手中，薛上将从中得知第3师团的携带弹药数量后，判断出日军明显弹药不足，兴奋的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胜过万挺机枪！”

忍耐鏖战

1月2日晨，日军第3师团第18联队将攻击重点由南门移向东门，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还将工兵第3联队主力调过来，进行破坏筑城设施及突击作业，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陈家山阵地全面激战。

陈家山位于长沙小吴门和兴汉门之间，是这一地段的唯一制高点，如果陈家山阵地失守，那么小吴门、兴汉门这一开阔地带将全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防守陈家山的是第190师第570团，守军居高临下，轻重机枪构成连绵的火网，日军第18联队几次冲击都在半山腰停顿不止，敌人的炮火接着铺天盖地而来，第570团被打得抬不起头，乘着烟雾，日军攻上山头，朱岳师长一看不妙，带着警卫亲往督战，岳麓山国军炮兵适时响起，官兵们为之热血沸腾，喊杀声此起彼伏，第570团团长李芝上校为表率部属，捡起一支上了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径自杀向日军，双方短兵相接，均志在必得这一制高点，阵地就这样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日军第68联队同时攻打南门冬瓜山、修械所一带防线，国军事先构筑的堡垒工事开始发威，预备第10师第28团的交叉火力使日军举步为艰，为了突破我军阵地，日军投掷了燃烧弹，燃烧弹使许多明堡工事中的官兵葬身火海。而李玉堂军长战前亲自督筑的暗堡火力更是造成了日军进攻部队极大的伤亡，日军为了摧毁这些暗堡火力点，开始使用‘肉弹’攻击，鬼子敢死队全身用烈性炸药绑在身上，一个接一个向前冲，直到炸飞这些暗火力点为止。为了与之抗衡，葛先才团长寸土不让，也组织起几十支敢死队，在集中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投向修协所。国军敢死队同样身绑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争先恐后朝着日军猛冲，然后拉响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葛团长被这一幕震怒，亲手操起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机枪吐出愤怒的火舌，日军一排排倒下，岌岌可危的阵地终于被第28团守住。

为了减轻第28团的压力，作为师第二线的第30团一部在团长陈希尧带领下，意图侧击日军第68联队，敌人早有准备，第2大队第2中队占据沙湖桥高地，正对此警戒，陈团长带着官兵趁着薄暮分乘数只舟艇，强行向对岸登陆，日军的机枪、掷弹筒时不时击起几处水花和水柱，几只舟艇显然难以抵达这并不遥远的彼岸，陈团长调来团迫击炮连，一阵隔河轰击，第2中队自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全部被歼灭于湘江东畔。

东门袁家岭的战斗也呈现白热化，下午2时左右，日军白刃冲阵，攻占袁家岭。第3师师长周庆祥责令第7团夺回阵地，第7团团长陈德升戴上一顶钢盔，对着官兵说:“咱第3师是军长的起家部队，可不能在这节骨眼上给军长、师长丢脸啊，有种的跟我冲！”第7团的3个营连续发起了反攻，迫击炮声、重机枪声、手榴弹声混成一片，形成一曲亢奋的战场交响曲，继而是欢天喜地的雀跃声，第7团的团旗再次插上了袁家岭。

黄昏过后，日军第6师团加入长沙城东北侧战斗，该师团在平汉路北段涿州、保定战役中表现活跃，淞沪会战后期，登陆杭州湾，攻占南京，对我无辜百姓和徒手官兵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因此最为中国军民所痛恨，担当岳阳、崇阳地区警备后，多次与第9战区国军交手，师团合计20094人，师团长神田正种。

薛岳感到最不安的是城南预备第10师的防线，此时在岳麓山，薛上将还掌握着一支远道而来的第6战区援军-第73军，第73军军长彭位仁，下辖第15师、第77师、暂编第5师，所部大都为湖南子弟兵，此次星夜兼程，两天两夜急走350华里，由湖北枝江到达岳麓山附近。经过薛岳与彭位仁协商，决定第77师增援长沙守城作战，序列上由第9战区直接指挥。为减少空袭损失，该师黑夜渡江，先头第231团刚刚渡过湘江，即有第10军参谋拿着李玉堂手令要其增援预备第10师，按照战区命令，第77师不归第10军指挥，团长左九成有点犯难，但战况危急，左团长略加思考即加入了预备第10师的防线。

深夜，牵挂着长沙战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给薛岳及第10军各主官发来了一封密电:“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我第十军官兵两日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甚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属，坚强不拔，忍耐鏖战，时时争取最后五分钟，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最高统帅的关注，无疑给守城部队打了支强心针，高昂的士气回旋在三湘大地。

血雨星沙

经两天血战，城郊阵地已参差不齐，第6师团的到达，使国军不得不退守油铺街、湘雅医院、陈家山、清水塘、韭菜园、识字岭、回龙山、白沙井、沙河街、楚湘街之线。为准备巷战，清除射击障碍，预备第10师忍痛将妙高峰下的长街付之一炬。

1月3日微明，疲惫的第190师师长朱岳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迎来的是李玉堂军长严厉的责问:“陈家山阵地怎么失守了？”“军座，没有失啊，职昨日亲自督战，把阵地夺回来了。”朱岳答道。“你再给我仔细查查！”李军长说完用力的挂断了电话。

陈家山果然失守了，日军利用夜色，钻了国军了望哨视角缩小的空子，匍匐潜行到山角下集结，天蒙蒙亮时一鼓作气冲到了山顶，第190师第570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势，无法组织起抵抗就退了下来，团长李芝当即督队反攻，所部官兵勇往向前，可日军居高临下，轻重武器火力充分发挥，三次反攻均不凑效，伤亡倒不少。

日军攻占陈家山后，第3师团和第6师团连成一片。第6师团猛攻兴汉门，朱岳师长亲往指挥坚守，朱师长知道这回可不能再有闪失，在精心勾画的火网前，日军每次冲击都付出沉重代价，无法在兴汉门取得进展。

下午13时，第6师团第23联队第12中队推进到湘江畔，一部强渡，沿北大马路向南杀来。第190师第569团2营5连奉命增援北大马路，当5连在上尉连长叶长青带领下，冒着炮火穿过中山路，赶到天主堂时，北大马路的地堡已被日军抢占了3个。团长傅志豪将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全部归叶连长指挥，傅团长下令死守北大马路，不得使日军再越过一步。

日军夺得3个地堡，气焰十分嚣张，嚎叫着往中山路拥来，重机枪连扼守路口，迫击炮以密集的炮弹射向敌阵，滚滚硝烟中，2排和3排夺回两个地堡。日军在麻园岭的炮兵掩护下，重新集重兵向路口压过来，几番冲锋后重机枪连不支，日军1个机枪组占领路口一幢木结构两层楼房，叶连长沉着勇敢，带着预备班神速越过街心，一个闪身进入房内，飞快登上二楼，一顿扫射，鬼子机枪组还来不及转身便栽倒在地。敌我双方在路口展开肉搏，第569团的迫击炮全部往麻园岭倾泻，鬼子炮火受到制压，最后1个地堡被叶连长拿下，北大马路牢牢被我掌握。

配属第3师团的炮兵第3联队第4中队，攻入城东圣经学校后，在二、三层上各架设了1门山炮，国军的机枪掩体遭到压制，小吴门一时被敌突入。好在第190师第568团团长陈家后是工兵出身，陈团长拿出看家本事，在城内要道口，伐树枝堵塞，并堆放桌椅门窗封锁，日军攻进城后，立即被第568团十字交叉火力杀伤，一连3次攻势都被挫败。

识字岭告急，第3师师长周庆祥督战于天心阁，天心阁建于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处，高15米，为长沙城内最高点。周师长对团长张振国说:“你我都是军长提拔的，长沙不守，军长是挽不回来的，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的，与阵地共存亡，我陪着你干！”张团长立马领着一排人，扛着两挺重机枪投入到封锁窑岭至识字岭道路的行列，周庆祥师长同时要求岳麓山炮兵给予炮火支援，不一刻炮声隆隆，张团长兴奋地抓起马克泌重机枪对准日军一阵狂射，这一幕周庆祥在望眼镜中看的清清楚楚，识字岭险情得到缓和。

下午16时，日军第3师团工兵营由韭菜园一带穿墙凿洞，爬进市区。位于藩后街以北的第3师第7团团长陈德升闻讯，立刻派兵前往堵截，第190师第569团1营也从小吴门由北向南跑步封住日军后续部队。这股日军工兵非常善于爬屋，一遇阻击，即试图通过爬屋来饶袭国军背后，第7团官兵不甘示弱，你爬屋，我上楼，彼此为抢占制高点逐屋激战至晚，城外日军被拦截后，城内日军大部被歼灭，但仍有一部敌人玩起了捉谜藏，因天黑不见五指，双方都未进一步采取行动，就此对峙。

18时30分，鏖战整天的预备第10师东瓜山阵地，被敌突入，就在早晨，政工队员还在此拉琴唱戏，以资鼓舞，而此刻方先觉师长已站在南门口督战，副师长孙明瑾在一旁提醒方师长将第77师第231团投入战斗，方先觉认为:“仗易打，帐难算，仗打胜了，必然说是友军增援的功劳，打输了，又可能说我们不爱惜友军，指挥有偏心。不到最后一刻，不使用他们。”葛先才的第28团充分利用事先储备的手榴弹，雨点般扔向日军，近处刺刀见红，官兵们杀红了眼，与敌反复拉锯数10次，虽击毙日军第68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和联队联络副官神野一朗大尉，然而自身也付出了极大伤亡。

当晚，专与长沙守军联络的第9战区高级参谋容有略给第10军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外围第4军、第20军、第26军、第37军、第79军等部按制定计划，已到达指定决战位置。

第9战区部队的调动情况，使日军第11军岳阳指挥所被极为紧张的气氛所笼罩，阿南惟畿在来回穿梭的脚步声中下达了撤退命令:军已达成牵制敌军于长沙以策应华南第23军之作战任务；军终止在长沙之作战，于1月4日夜间开始撤退，向汨水之线前进；第3师团由麻林市经福临铺至伍公市；第6师团由麻林市经栗桥至新市…。

饮马湘江

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接获撤退命令后，提出了申请意见:我第一线部队现已冲进长沙敌阵地，继续展开巷战中，现在只差一把劲，希望把反转时间再延期一日。本来就反对进攻长沙的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等人撤退决心很坚定，阿南惟畿只能予以驳斥:鉴于东北方面敌人的包围圈逐渐压缩；株州方面也有北上的可能。而军的作战目的又已大致完成，因此，仍然按命令执行，应即反转。无奈的阿南为了安慰军参谋部忧愁与不安的气氛，在参谋室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1月4日凌晨2时，日军第3师团展开最后一博，第68联队第1、2大队突破东瓜山预备第10师阵地，的野联队长下令合力转攻南门，第1大队似乎为了忙于应付第28团的反击，慌乱中没有接到命令，第2大队单独与第77师第231团接上了火，师长韩浚向薛岳表示，一定在天明前把敌人赶出南门，然后把黄土岭夺回来。薛长官很是高兴，承诺炮兵到时助威。左九成团长集中起全团所有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竭尽全力向突入之敌反击，这些长途急行军350里的潇湘男儿，丝毫没有减低战斗力，在嘹亮的冲锋号中，勇猛杀向日军，经数小时血战，敌人被逐出南门。韩浚师长迫不及待地向薛岳报告战况，并请求马上用重炮支援向黄土岭、东瓜山攻击前进。

炮声响彻云霄，预备第10师将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编成1个连，归第28团团长葛先才指挥，向东瓜山阵地逆袭，日军出动飞机6架狂轰乱炸，吭咔的炸裂声不绝于耳，形式万分紧张，战至下午13时，阵地易手5次，日军弹药不济，第2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黑田中尉被击毙，残余鬼子顾不上收容黑田的尸体，败下阵来，第28团经此一战，仅剩53人，葛团长蒙层峰嘉奖，晋级少将。

日军第6师团在近午猛烈冲击湘雅医院、兴汉门、回龙山，敌误认为国货陈列馆是守军炮兵观察所，连续三弹命中窗口入内爆炸，造成伤亡。又集中臼炮、掷弹筒轰击，坚守兴汉门的第190师在护城河前将日军扼制。第3师参谋长孙鸣玉、预备第10师副师长孙明瑾督战浏阳门、回龙山前线。下午，薛岳电告李玉堂:“外围各军已全面反攻。第4军已抵暮云市、大托铺；第73军已由乔口渡过湘江；望再坚持一夜。”喜讯传遍第10军整个火线，官兵们提出了:“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

李玉堂军长和蔡雨时参谋长紧绷了三天三夜的神经，此刻略为放松，两人正对着吃馒头稀饭，突然一流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警卫立即簇拥上来，蔡雨时问道:“军座，咱们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军长一边抓着大头菜，一边说:“不动、不动。”蔡雨时又说:“那我们就快点吃。”李军长又答道:“不用，不用。”李玉堂的镇定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一时传为佳话。

日落时分，炮声息而枪声弱，侵入市区的日军，虽系小股工兵，确擅长架桥凿洞，短于步战，仍似一根钉子般插入我心脏，约有一个班的鬼子，溜到预备第10师师部附近，李玉堂命令军直属工兵营与第7团一部加与围歼，并令第190师副师长彭问津统一指挥，工兵对工兵，彭副师长下令火攻，日军被迫往楼下跑，敌退我进，第7团步兵紧追不舍，侵入市区的敌工兵大部被歼，少数落荒而逃。

17时左右，日军为了掩护撤退，到处纵火，长沙南门附近的村庄浓烟冲天，基于上述情况，李玉堂军长当机立断的下令:着第77师全部、第3师一团准备出击，其余各部队仍固守原阵地，防敌回窜。不久，电话里传来第9战区长官部的通报:“我湘北第27集团军杨森等部，已从平江山区出击，断敌归路，其他部队均已出动，长沙地区的敌人有撤退摸样。敌如撤退，你军无追击任务。”半夜过后，枪炮声由稀疏而沉寂，长沙在1942年艰难的渡过了86小时。

1月5日拂晓，预备第10师政治科长杨正华和副官主任张广宽在长沙县政府所在地莲花池，看到院内约有30公尺见方的新土隆起，随行官兵挖开后，惊人的一幕出现在众人眼前，数10具被烧残的敌尸，都用黄呢子军大衣裹着，有的怀里还紧握着太阳旗，旗子上布满了千人针和密麻的签名，还有的钢盔中嵌着小木佛像，透过黎明的曙光，杨科长等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李玉堂、周庆祥、朱岳、方先觉等人来到寒风刺骨的湘江边，官兵们正在打扫战场，沿江一线停满了棺材，阵亡的军官均用红绸包裹，收殓入棺，士兵则用白布包裹，由掩埋队用船运往岳麓山安葬，此情此景，使几位高级将领的脚步变得沉重，当他们不约而同摘下军帽时，西沉的太阳把余晖投向湘江西岸的岳麓山。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魏镇到长沙向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授民族荣誉旗；收回钟彬接任第10军军长的任命；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任第10军代军长；预备第10师副师长孙明瑾升任师长；第28团团长葛先才升任第10师副师长…。

附录

国军长沙守城战斗序列

第10军 军长 李玉堂 副军长 余锦源 参谋长 蔡雨时

第3师 师长 周庆祥

第7团 团长 陈德升 第8团 团长 张振国 第9团 团长 張惠民

第190师 师长 朱岳

第568团 团长 陈家后 第569团 团长 傅志豪 第570团 团长 李芝

预备第10师 师长 方先觉

第28团 团长 葛先才 第29团 团长 张越群 第30团 团长 陈希尧

第77师 师长 韩浚（隶属第73军 归第9战区直接指挥）

周恩来处理一封人民来信的前后[转帖]

　　王东溟 郭海鹰

　　第一封信——告状信

　　曹树立斗胆上书国务院

　　这是一宗尘封了47年的保密档案。

　　1960年前后，我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山东省惠民地区（今滨州市与东营市）、广饶县（今

　　东营市）成为重灾区之一。1961年9月，大雨过后，寸草不生。群众的口粮平均每天不足半斤，死人的现象经常发生。

　　1961年10月，家住广饶县城关三村的县公安局干部曹树立已患肺结核病6年之久，躺在惠民专署疗养院的病床上。在八九月间他接到家中来的两封电报，父母因患水肿病和干瘦病相继去世。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悲痛欲绝，饭不想吃，夜不能眠，精神失常，一度曾想自杀。他满腹怨气，在极其苦闷的情况下，想到了党中央，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周总理。1961年10月14日，曹树立抱着一线希望，流着泪写完了《小干部和主席谈心》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干部和主席谈心

　　我们这里的死亡太惊人！您实在不该稳坐北京，专靠行文、指示、马列主义、政治工作了。以上这些都不是粮食，不是粮食就不能充饥，不能充饥就不能避免死亡。如何避免死亡，以小干部短见，就是怎样发挥群众劳动生产的自觉性，这是解决农业问题和避免人口死亡的根本道路，别的千条妙计，都是无济于事。

　　您应该立即想出一个既不改变生产资料（土地）性质，又能接近符合群众的心理和条件，对土地使用的措施，从而很快的（地）发挥群众的生产自觉性和积极性。我们国家这样大，像我们这里的情况总是局部的，为了避免当前这种吓人的死亡，不管您想出什么高计绝策，先别强调农业税，或者极少量的（地）担负农业税，应该先考虑他们的生存自给就很好。我连月失去双亲，真是万分悲痛，像我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触目皆是已不为奇了。在这个时期失去爷娘的人，失去儿女的人，失去丈夫的人，失去妻子的人，怎么能不暗下议论。有的说：怨党中央、毛主席、三面红旗。可是我们天天学习的文件，又是首先把党中央、主席、三面红旗放在山东情况圈子外，偏说是：怨天地恨舒同（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作者注），责怪群众不积极。还有一种辩证论调：上边的政策指示完全是正确的，下边作（做）错了，这样的说法是少数人，多数人也是有这样说的时候，是处在集体学习的场面上和讨论中央指示时才这样说。人们知己的议论不是这样。下边作（做）错，一年错、两年错、三年错，建国十几年来为什么出了差错就把党中央退（推）得一干二净，都是干部错了呢？据说，也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干部传达指示，可能与指示精神有倒颠，社员当场质问，于是这个干部说：“那是毛主席讲的，这是我说的。”这样的情况也有。

　　到底山东情况这个罪过谁负呢？是当前干部群众纷纷议论的中心。

　　天、地、舒同、干部、群众，完全负一斤呢？还是党中央、毛主席负一斤呢？还是各半斤八两呢？还是怨所有的中国人好心建国，怪人们对建国之路、人生之路不熟的一次失足呢？

　　您能不能像前几年给社队干部的一封信一样，诚恳地说出答案来呢？

　　我这话您爱听也别高升我三级，不爱听生气也别叫我下牢，您不怪我好歹，今后咱就常谈心。

　　山东情况再不能搁延了，马上行动吧，我的好主席。

　　附去电报两份，阅后退回。

　　十一年的候补党员

　　三十二块的小干部

　　患病吃不饱的人

　　神经正常的人

　　曹树立

　　十月十四日

　　曹树立又把原先画的漫画一幅附上。题目是：《二心吗？》漫画内容是：前边画着两口棺材，一口是父亲的，一口是母亲的，后边画的是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最后边画的是他弟弟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正步（因他弟弟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南京军区部队当教员）。

　　下边写道：

　　七日电报：广饶：疗养院曹树立母病故是否回家。

　　二十九日电报：广饶：疗养院曹树立父病故是否能归来电。

　　七十天内我父母双丧电文证据，阅后退回。这是我革命珍宝，社会主义真不容易党啊！

　　为了防范秘书看了信给扔掉，他又单独用一页信纸写上：

　　负责同志：

　　你若是保国的忠臣，爱祖国，爱主席，有良心，就一定将这份谈心书交给主席过目。（如果）你（不）这样做，把它掷到纸篓里，您可要扪心思量！

　　此致

　　敬礼

　　病人 曹树立

　　十月十四日

　　他把这一页放在信的前一页，叠好后，封上口，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把信发出去。他觉得寄去这封信是福是祸还很难说。

　　第二封信——指示信

　　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0月26日，他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觉得信中反映的事情真实，问题严重，亟须解决，当即批示：

　　送请总理、先念、震林同志阅。

　　10月27日，谭震林副总理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也当即批示：

　　此件可以转给谭启龙同志，请他亲自派人去查问一次，是什么问题。

　　10月30日，曹树立的来信又转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在看了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迅速握起毛笔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一封信：

　　启龙同志：

　　现附上曹树立来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纸，请阅后派得力同志去认真地查一查。不管这个人的情况如何，总要把惠民、广饶两地方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希望你将查得的结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第三封信——调查信

　　谭启龙派秘书方兴去调查

　　谭启龙接到周总理的信后，迅速派省委办公厅大秘书方兴去惠民、广饶做调查。于是，方兴带着周总理和谭启龙的重托，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分析，向谭启龙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写出了详细的报告：

　　谭政委（谭启龙当时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作者注）：

　　根据您的指示，我11月2日到惠民专署结核病防治所找到了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的曹树立同志，后来又到广饶县了解了曹树立同志父母病死的一些情况。我先后走访了结核病防治所党委、病房支部、广饶县委、县公安局（曹原工作机关）、城关公社和三村生产队，并访问了曹树立同志的家庭和邻居。

　　从各方面反映看，曹树立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原籍广饶城关三村，家庭成分是贫农，1948年冬（他15岁时）参军，在县公安局当战士，1950年当见习干事，1951年任内勤干事（户籍员），自1953年患肺病，在济南和本机关休养了一年多，1955年春到惠民专署结核病防治所疗养，至今6年多，现在病情比较严重。他的父母于今年古历八月初九和二十七日先后病故，现家中还有哥、嫂和三个侄子，另有一个弟弟在南京部队任教员。

　　曹树立同志在开始参加工作时，表现很好，1950年被接收为预备党员，但后来因为搞恋爱影响了工作，领导上批评了他，他有些不满，工作开始消沉。后来得了肺病，原来的恋爱对象也和他疏远了（现已和另一个人结婚，并生了孩子），使他的精神受到了一些刺激，几年来，他在医院里背着思想包袱，心情不舒畅，因此疗养的效果不够好。据医生讲，现在他的左翼肺已经完全坏了，右翼肺病灶也在蔓延，治好的希望不大了。这种情况，也加重了他的悲观失望情绪。由于长期养病，医院里政治工作也差，他对目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也都不大了解，对三面红旗和当前的困难想不通，特别是因生活问题父母双亡之后，他思想上更加苦闷混乱，同他一起养病的同志反映，曹平时个性比较孤僻、沉默，在他父母病死后，曾一度有些神经失常，企图自杀。他上述思想问题，虽然医院党委、支部和他进行了谈话，安慰他，广饶县公安局也曾派人看他，并在经济上给他一点补助（今年两次给他50元），但是他的情绪始终没有转过来。他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信就是在这种思想极度苦闷混乱的情况下写出的。

　　这次我见到他，首先向他说明了来意，转达了您指示的向他慰问的意思，他当即表示很感激，他说：“我原来以为那封信中央负责同志是不会看到的，可能秘书看后就扔到字纸篓里去了，没想到中央负责同志这样重视，没想到谭政委专门派人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力量。”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的心情和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信的动机。他讲了很多，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感到几年来农业生产搞坏了，老是转不过来，老百姓吃不饱饭，死了那么多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谁应当负责？今后怎么办？自己心里着急。二是对三面红旗，现在医院里的同志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自己也糊里糊涂，不知谁是谁非？三是对山东的问题，“光说舒同犯了错误，大刮五风，难道中央就没有责任吗？”舒同已撤职一年了，为什么还大批死人？四是认为下边欺骗中央，中央、主席不能完全了解下情。因此，就直接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根据他谈的上述问题，我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工作，向他介绍了几年来全国全省形势的发展变化，讲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主要是在执行中央、主席的指示、政策中犯有缺点错误，中央和各级都已从积极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农村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后，已有积极结果，农村形势除少数灾区外，已有好转，说明山东的问题，除五风外还有特殊问题，舒同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把舒同同志错误的性质简要向他谈了一下）。同时，将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省委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了他，说明我省农村形势已有很大好转，全省多数地区今年收成很好，只要做好工作，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好，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两个谈了大半天，他情绪很高，这次谈话，他感到有不少帮助，许多问题弄明白了。他一再表示：这次您派我对他进行谈话和慰问，使他非常兴奋和感动，对他是个很大的鼓舞。他要我向您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他今后一定安心休养，听医生的话，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党工作，来报答党对他的关怀。最后表示今后有事要常和谭政委通信。

　　关于曹树立同志的父母病死问题，我从广饶县委、城关公社、三村生产队和公社医院等方面作了调查，他父亲和母亲从去年冬季开始患水肿病，当时，他们都在生产大队办的营养食堂吃饭，除半斤口粮外，每天补助二两大豆。但只吃了一个多月，因粮食紧张，食堂停办，对病人再也没有补助了。他父亲病情发展，转为干瘦病，直到今年7月，又开始给他一点补助粮，但因病重，加上孩子多吃一点，使他病情未能好转，于古历八月九**去，今年72岁。其母亲63岁，水肿病不算太重，但有痨病，体质弱，后患腹泻，送公社医院治疗无效，不到一个月，于古历八月二十七**去。据了解，广饶县今年病人和死亡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全县各种病人：今年一二月份6万人，5月份7万人，6月份8万人，9月份达到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1万）的29%。1月-10月份，全县共死人14272人，占总人口的3.4％。其中，八九月份死亡最多，每月都在2000人以上。10月份死1520人。病人多、死亡率高的原因，据我在城关公社调查，最主要的是连续三年灾荒，人的体质减弱，积累下来的病人较多，容易复发，加上今年春季口粮特别紧（每人每天只有半斤），而麦季因旱严重减产，全公社平均，亩产只有10斤，仅够种子，麦收后社员口粮一般只有6小两，再加上这一段的菜大部旱死，代食品接不上，农活又重，天气又热，因此，病人增加，死人也较多。据县委谈，全县大体上也是这个情况。此外，秋季严重涝灾，腹泻、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发展，医疗跟不上，也是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之一。10月份以来，因秋收已接上口，病人和死亡现象都有所好转。县委目前正大力安排生活，对病人进行治疗。

　　方兴

　　1961年11月13日

　　　第四封信——感谢信

　　曹树立给方兴的回信

　　方兴代表谭启龙和曹树立谈话以后，曹树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一颗冰凉的心温暖过来，一腔怨气烟消云散了。于是，他拿起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和感激的心情，给方兴写了一封感谢信。

　　方兴同志：

　　我们的见面是意外的，又是突然的，在精神没有丝毫准备，又加怀着你们是“算账人”的畏惧心，大概在谈话中使您达不到目的吧，不过我认为您对我的心还是了解的。

　　从我们谈话中，我知道您是先听了别人的介绍，不管他们怎样介绍，您应该了解我，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把我看成右派也比精神患病者强得多。

　　我家破人亡的怨气，叫省里这四轮小车一转，给碾得烟消云散了，同时还把主席、总理、谭书记、您对灾区病亡家属的一颗热心，一颗关切的心送来了。我好像服了一次革命意志发愤剂一样，说真的，自从家庭破灭以后（家中无有兄长，我是同胞）意志软弱，曾一度不想活下去，亦在想革命？还是不革命？……您这次一来，我又得在心里，重想革命旗鼓干下去。我保证一定把病养好来回敬主席、总理、谭书记和您对人民的好心！

　　下边我提几个建议和要求：

　　一、从您这次谈话中，我体会到，你们有必要组织一批干部到灾情严重的地区，重点的（地）进行一次谓之“灾区病亡家属慰问活动”，把济南市的小车调动一下造成一种规模声势的行动，注意个别登门访问，比方说：在死亡严重的村庄像孩子一大堆，父母在这个时期双亡，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为这样门户，别光玩嘴，国家得破点财，众人面前救济救济他们，并要社内很好的（地）照顾他们的儿女。

　　下去的干部，最好是各方面的水平和你差不多才行，讲演词和你说的一样：“该怨天，就怨天，该尤人就尤人。”说实话，别隐讳、大胆的（地）承认工作上的论差。就是这样您接受这个建议吗？

　　二、个人的要求，你来给我带来了精神鼓励，没有给带豆饼、棉饼、馒头来。精神对我这个病人来说，1、不能充饥。2、不能治病。你看我谈的又难听了！的确是这样，你能不能给我改变下环境，新鲜、新鲜也许对我的病有好处。济南的医院也是普通干部住，我也是普通干部，破一破病员分区管理的清规，我去济南住住养养病行吗？

　　三、小干部们叫我替他们要求要求，你这次来是院里另外给你吃的好的，你没有去国营饭店吃顿饭，我们这里的饭食在蔬菜价格上和饭店不差上下，而二十三四级的干部，按国务院病人工资发放规定，不顾自己的亲生父母、儿女，自己维持生活都很勉强。当然住院这些年也没花费自己的，依靠什么呢？两条路：一是向国家申（伸）手，补助；二是亲朋外援。月月开口天天申（伸）手，也不是常年养病之计，真难啊！

　　你们能不能暂时对灾区病人宽容一下，在工资发放上，首先少扣或不扣工资呢？盼您回信。

　　还有，你是什么官衔呀？

　　此致

　　敬礼

　　同志：曹树立

　　1961.11.5

　　方兴收到曹树立的信后，将信迅速转给了谭启龙。谭启龙看了方兴的报告和转来的信，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为了进一步掌握惠民、广饶的灾情，搞好下一步的生产救灾，他带人亲自做调查。

　　第五封信——报告信

　　谭启龙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谭启龙带领省委秘书长杨岩一行数人，于11月1日到11月中旬，到惠民地区8个县做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根据调查的这些真实情况，他如实地反映了惠民的情况，向周总理实事求是地写了报告：

　　总理：

　　10月30日来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惠民地区的工作，近两年来一直比较被动，接您来信后，我专门到这个地区走了一趟（原来我也正有此意），从1号至12号，跑了8个县，总的看来，这些地区由于连续三年受灾，情况是严重的，尤其是今年，旱涝灾害程度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重一些。但另一方面，地、县领导思想作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地、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去年揭盖子、整风问题，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认识问题没有从积极方面去领会，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贯彻不力，工作作风不踏实。虽然在粮食上已给了他们不少支援（今年至明年6月这一年度先后给2.7亿斤），由于他们平均分配，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没有真正搞起来。有些县、社、队的生活安排没有落实。这个地区，疾病、死亡现象上半年虽有下降，但从5月份以后逐月上升，上半年每月平均死亡七八千人，7月份达到15200人，8月份死18900人，9月份死17000人。水肿、干瘦等病人，春季是60万人左右，现在上升到80万人以上。我这次到那里，重点是带他们深入灾区、非灾区公社生产队和户去访问，帮助他们从积极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地、县领导思想作风问题。找到地委的第一天，就把您的来信和曹树立的信念给了地委和所有县委第一书记听，要他们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具体组织工作，明确自力更生方针，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运动，克服平均主义分配救济物资的简单化方法。这个地区土地较多，秋菜种的多（每人平均有三分地），野生代食品潜力也比较大，生产自救条件比德州、聊城都好，只要做好工作，加上中央和省的一定支援，灾荒是可以渡（度）过的。但是，由于连年受灾，病人积累下来的多，有些难以治好，除积极设法抢救外，估计今冬明春还会要死一部分人。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切实解决地县领导思想作风问题，扭转局面，我们准备再派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前往，并在物资方面再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支援。

　　关于曹树立个人的情况，我派省委办公厅的秘书方兴同志去作了专门了解，这个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原来在广饶县公安局工作，因肺病在惠民医院住了6年，他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我除要方兴同志代表您向他作了慰问，并将当前中央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他以外，还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工作，原来他思想沉闷，现在表现很好。

　　将曹树立来信、附件以及谈话后来信和关于曹树立情况的调查等材料一并送上，请收。如有不当，请指示。

　　此致

　　敬礼

　　谭启龙

　　11月23日

　　中共山东省委针对广饶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拨救灾款68万元，救灾补助粮120万公斤。广饶县委也组织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并根据当地实际，采取解散食堂，分给广大农户自留地自耕自种，实施责任田，多种收益快的蔬菜，克服平均分配救济物资等措施，使全县的救灾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终于渡过了难关。

　　　第六封信——介绍信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介绍曹树立去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治疗

　　曹树立的肺结核病治疗问题，一直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1962年1月13日，惠民地委办公室向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报告，对于曹树立同志要求去城市疗养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1961年12月上旬曹树立开了刀，手术做得很好，现在已起床活动，因此，目前不宜转院，待春天有必要时，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再转院治疗，这个意见同曹树立同志谈后，他很同意。”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经过认真地多方联系，最后落实了一家医院，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很快给惠民地委回了信。

　　中共惠民地委办公室：

　　转来惠民专区结核病防治所对曹树立同志转院问题的报告已收阅，经我们与省卫生厅联系了解，省结核病防治所确无病房，孤山、工人疗养院也因病员拥挤不便安排，唯有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条件较好也可以安排下，如你们同意他去，可通过专署卫生局与省卫生厅办理转院手续即可入院。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1962.3.30

　　1962年4月初，曹树立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关怀下，由惠民专署疗养院转院到青岛北九水干部疗养院，请北京的专家为他动了手术，止住了吐血。在疗养院医护人员长期的精心护理下，经过长达3年半时间的疗养治疗，曹树立于1965年7月康复出院，重新回到广饶县公安局的工作岗位上。

　　（摘自《见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

痛并快乐着的宰相们[转帖]
 

其实用宰相这个词并不是很贴切，因为除了辽国，中国大多数的朝代并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一般指的是自皇帝之下的行政首脑，也就是一个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第二人。

　　宰相这个位置不是一直不变的，在秦朝和西汉初年，一般指的就是丞相，那时丞相位高权重，既掌行政权，又有一定意义上的兵权。而西汉中期开始，宰相的权力就分到了尚书令的手中。后来又有新的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后来又改为司徒，太尉，司空）之后到隋唐，宰相一般都是中书监中书令。只有三国时期有真正的丞相就是诸葛亮和曹操两人，而且曹操准确的说更象皇帝。到了隋唐，参知政事一度成为真正的宰相，（左右朴射是名义的，也就是荣誉职位）。到了宋代，“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又成为了宰相的名称，直到宋孝宗时期，左、右丞相才回到我们的历史舞台上，直到明末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宰相的消失。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在当时众人的心中都是宰相。

　　大凡人都想拥有权力，而天下间权力最大莫过于皇帝了，可惜皇帝这位置不好做，有严格的要求啊，你要做皇帝，就要有皇族的血统，最好是皇帝的儿子，不行也最好是皇族后裔，再不济，你总要和老皇帝一个姓吧。可惜这个要求有点苛刻，血统是先天的，大部分人生下来就和皇帝无缘了。所以宰相这个位置实在为众多的中国古代人所向往的，这比做皇帝要现实的多。

　　何况这个位置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知名度高，知名度最高的那一定是皇帝，这到不是那时电视报纸大喇叭到处宣传，而是完全是因为皇帝成了象征，你问老百姓今年是几年，他不会说公元几年，而是说崇祯几年，万历几年，看，这就把皇帝的名号搞在里面了，所以皇帝是知名度最高的，但是皇帝是象征，象征着几年和什么通宝。和老百姓离的太远，老百姓最熟识的还是宰相，一朝宰相天下闻啊，做了宰相，这名是少不了的。

　　除了名就是利，先不说做了宰相大权独揽后的贪污受贿这些灰色收入自然来源滚滚，就算正当的收入也不少啊，宰相作为品位最高的大臣，薪水自然是相当丰厚的，享受的待遇也是相当高的，什么坐轿出行至少不用避别人了，只有别人避他的份。（皇帝除外）而且做公家事就吃公家饭，很多生活起居并不需自己用钱，一切得以方便从事嘛，这也自然，假如作官没有好处谁愿意作官呢，而且皇帝不定期还有赏赐，比如诸葛亮在刘备攻取成都后便得赏赐五百斤，银斤千，钱五千万，锦千匹。（这样说起来，诸葛亮死后确实家里还有点余财的。）一般说来，做了宰相，不收贿赂，虽然不一定巨富，但是穷困潦倒也不至于。（只是人欲无穷，做了宰相就要有宰相的品位，房子要大的了，奴仆要多的了，吃的要精细的了，用的要好的了。钱自然也要多多的了。何况宰相总有下台的一天，那时就没公家钱使了，富贵也就没了。）

　　名利都有了，权也是一般人中的极品了，那就要向更高的目标进取了，到不是想成仙成佛，那是皇帝的嗜好。一般大臣都深受儒家教育，要求入世济民为天下苍生造福。（那些下台的人口里说说厌倦世俗，要游山玩水，拜佛成仙，那是精神逃避法，等到一有机会，他们还是要入世的。中国要做事就要作官，作官就要做最大的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人生极品也，你看李白杜，千古大诗人啊，放到现在那是没人可以比的文学艺术大师，但是他们还是郁郁不得志啊，为什么？没能作官，救世济民啊。你看宋朝王安石，诗词文采都好，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就是想做一番事业，文才对他只是小术了。）

　　能爬上宰相这个位置的，自然都是有一定的才能，要不是政治高手，政绩出色，要不是理财高手经济学家，要不满腹文采，是个文学家，要不是由武而优，由将如相，要不是御史出身，舆论专家，甚至水利专家人际关系专家也可以。不过一定要有一些本事才能做上去，否则你占着茅厕不拉屎，不是被人赶下台就是架空。　　在其位，谋其政，你站在宰相的位置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手握大权，一览众山小，当真是意气风发啊，年轻时造福苍生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这样不单百姓称颂，还有可能青史留名，人生如此，岂不快哉。

　　停！别把一切都想得这么美好啊，有权力就要有义务，有快乐就要有痛，这样才能显出快乐的宝贵啊，所以痛是一定要有的。当然最首要的是政治上带来的了。

　　要办事，就不免得罪人，而且要办好事，往往得罪的就是厉害的人，宰相要为天下苍生做事，那最容易得罪的就是在天下苍生之上的豪门官僚，而这些豪门官僚偏偏掌握着你的官运，他们不象底下的小民，随时可以上达天听告御状打小报告，说的多了，皇帝就算明知你对，也听的心烦。（不烦就要杀几个告状的人，但是这样又有堵塞言路，使得宰相大权独揽的可能。所以宰相就要忍，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是啊，被人这样批评也要忍住，肚量不大不行啊。只是对上面肚量太大，百姓就要苦了。）

　　就算大家一心为国办事，但是也有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想必条条大路也通长安洛阳北京吧，所以同是为国为民，方法全不通，你说节省积累国家才会富裕，他说消费国家才能发展，你说要慢慢来，他说急病要用猛药，吵来吵去，意见之争不免成为意气之争，反到让奸人得了好处。（最出名的就是北宋党争，起初的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心为民，吵来吵去反是扰民了，还让蔡京这样的奸臣上台。）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上头。

　　宰相制度这是完全没办法的情况才建立的，按皇帝的心理，最好不要有人和他分权，所有的事自己都亲自把握，问题是这完全不可行，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就一定需要有人协助管理，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可以保证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精力有限，需要有人协助，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宰相这样的助手。这是必然的结果，即便朱元璋取消宰相，亲自管理六部，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内阁首辅这样实际上的宰相，而且张居正这样的内阁首辅大臣，其权力不亚于过去各朝的宰相。

　　中国古代制度很有意思，按现在的制度套用的话，就是一会内阁制一会总统制，在皇帝掌握实权的时候那是总统制，但是当皇帝不想管事或放手给宰相大权甚至宰相势力凌驾皇帝之上时，就成了内阁制。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不象现在这样是看任期，任期满了就下台，而是看寿命和权力，假如一个掌实权的皇帝活个几十年，又不喜欢把权力给其他人分享，象康熙那样，那就一直是总统制度。而假如掌实权的宰相活得很长，又能控制朝政，象诸葛亮和张居正那样。那就一直是内阁制度了。

　　别看中国是皇帝最大，实际上皇权一直受到限制，而对其限制最大的莫过于相权。为什么？宰相应该是皇帝的助手啊，怎么变过来了？各位，世间客大压主的多了，就拿公司来说，没人说助理就一辈子要在主管下面办事了吧。何况我们皇帝这个主管还常常不做事，喜欢在小金屋泡MM玩，要不就组织江湖术士研制长生不老，整一个不务正业嘛。而且常年在上面，不接触下级群众，连官员名字都不知道。（说起这点，做皇帝宰相确实挺辛苦，记忆力要好啊，怪不得年纪大了英明皇帝也昏庸，记忆力衰退了啊。）现在事情全我做，我处理的井井有条，群众基础也不错，你又出来瞎参合捣乱。于是和气一点的就进谏，那是比较委婉的，不过也分上中下三种，最下等就是上奏章劝驾，不过难保有用没用，中等也是上奏章，不过不单是劝了，还带有教育意义，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最上等也就是以赵普那样，皇帝把奏章撕碎了粘起来再交。（不是没钱买新的写，那是一种态度）皇帝不同意我用的人我就不走。（这个态度更横啊，敢情再不答应就不让皇帝出门了。）自然，这些还是委婉的，遇到脾气不好的宰相象曹操那样，你不答应就吹鼻子瞪眼搞人身威胁的，或者说你这点不好那点不好要你下课的，那皇帝可就苦了。所以一直以来，君权最担心的就是相权过重，朱元璋也怕啊，李善长是淮西派首脑，要是朱元璋一挂，还真保不准。（朱元璋为什么杀的那么厉害，有些是确实要杀，有点是被迫的，完全是为了平衡，比如李善长一死，那其他派系就可能势力大张，为了防止这点，干脆把那些派系也解决得了。）朱元璋虽然取消丞相，但是张居正的首辅之威也不小啊，万历被训得服服帖帖，不听话就差点被逼退位，直到张居正死了才敢秋后算帐。清朝最后的那位内阁总理袁世凯大人也厉害啊，先逼大家交权，交完权再逼皇帝退位，几千年的皇帝制度就被他这位总理大人事实上的宰相断送了

正因为相权对皇权产生了威胁，所以宰相们就要痛一痛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这委实一点错也没，尤其对于宰相们来说，你意见提多了，惹的皇帝不高兴，下台，你不提意见，皇帝觉得你不做事，下台，发生事情了，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错，不成，皇帝是不会有错的，而宰相要负起责任，下台，甚至天象有变，搞不好也要下台，这宰相做的苦闷啊。而且就算你做的不错，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象老黄牛一样，也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备受皇帝重用，但是皇帝总有死的一天，皇帝死后，你就不一定能坐稳位子了，就算上任皇帝把你选为辅政大臣，但是只要新任皇帝羽翼丰满，你就要准备下台了，新人新气象啊，何况你做了这么多年，老皇帝还压的住你，我这个新皇帝就很难说了，干脆叫你下台得了。（三朝元老为什么稀奇？就是因为这样，三朝宰相就更稀奇了。）不过下台还算好的，北宋一代不杀大臣，被夸奖得天花乱坠，为什么？就是因为其他各代杀的太多了，宰相乃百官之首，焉有回避之理？朱元璋杀了三个，汉武帝也不寒碜，杀了三个，逼死了三个，康熙被认为是不错的皇帝，他的内阁大学士索额图也被他杀了。这些宰相，确实都在某方面有些过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对皇权有威胁，就是那句话，你不一定有造反的心，但是有造反的潜力。

　　中国古代还没有学会完全的三权分立，什么立法司法行政，虽然确实有不同的部门管理，但是只要老大发话，都要老老实实听话的份。（自然，你可以造舆论，不过那也是对付有忌惮的皇帝们，遇到那些英明神武大权独揽的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们。那也只有秋后算帐在史书上记一笔了。）所以老大的权力谁都想要，一般来说皇帝就是老大，偏偏凡是不是绝对，以前在《不是人的皇帝》一文中提到对皇帝威胁最大的一是武将，二是文臣，而宰相的话是文臣之首，何况宰相还有控制武将的能力。（其实这也未必是宰相有夺权之意，只是要做办好事不免想大权独揽，所以凡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英明皇帝宰相们都是大权独揽的皇帝，民主在那时还没发芽呢。毕竟在某种程度下，独裁比民主有效率的多。）皇权对于这样的相权不由忌惮起来了，莽撞一点的，直接下兵讨伐，不过虽然可能胜利，但是也会落下魏帝曹髦的下场，聪明一点的，就和你比寿命，谁活的长谁就可以掌握未来的政权，所以万历最后还是拿到了大权。（当然，这还是要你的宰相并没有象司马家这样准备好接班人了。）即便如此，相权还是不如皇权这样名正言顺。自唐之后，也没听说那位宰相能象曹魏司马那般夺皇位而代之了。只是皇帝对宰相的忌惮却没有一天消除，宰相的位置越来越不好坐了。　　痛苦还不单在上头，还有下面的压力，你坐的位置人人想要，皇帝的位置是最大，但是想要是要冒风险的，还是你这个最实惠，不过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你坐了别人就没份了，于是只好对你下绊子，动手脚，只要你下去了，那我就有可能上来。明朝隆庆到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有宰相之才名臣相互争斗，就是为了这个首辅的位置啊，还是前面说的老话，古代中国想做事有时不得不独裁。何况，你做这个位置就要办事，办事就免不了要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就越不稳。（为了保证你的官位，有时也不得不罗织点党羽，有时还有些小人加入，但是这样也不免有培植自己的势力嫌疑，上面有要怀疑，下面也对你会有非议，象诸葛亮张居正也不免被世人非议。）

　　这是把官场往坏处想，但是就算官场好，麻烦也有，我可以管好自身，但是管不了皇帝，我赞同这个，皇帝赞同那个，我不是还要乖乖办事，办了之后对了是皇帝英明，错了皇帝往我身上一推，（我说是皇帝要我做的，大家问我怎么不坚持立场）大家明知道是皇帝的错也只能骂我，没办法，象海瑞那样胆敢公开骂皇上的太少，只好骂骂你这个皇帝代理人泄泄愤了。所以做了好事就是皇帝的功劳，做了坏事就是我倒霉。

　　所以宰相这个位置不好做，做的苦，但是毕竟那是天下间除了皇帝之外最能显示才能抱负的位置了，各朝各代的能人志士们还是象飞蛾扑火那般直冲而去，享受或煎熬着宰相带来的快乐和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