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邓小平情系广西 [转帖]

　　　　邓小平与广西有不解之缘。他从25岁起,先后六次亲临祖国边陲广西领导革命斗争和视察工作。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撰写这篇文章,旨在让人们重睹邓小平在广西的历史足迹,以缅怀这位伟人对壮乡的关爱之情。

　　领导百色龙州起义

　　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期间,邓小平曾两次来到广西。第一次是1929年7月,当时他25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为发展广西的革命斗争,争取壮乡各族人民的解放,他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化名邓斌,从上海来到灾难深重的广西,负责领导广西全盘革命工作。他先在南宁与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等同志一起,重做广西当局上层统战工作的兵运工作,把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掌握在中共手里。至同年10月间,当广西政局因反蒋失败发生急剧变化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些“已带了红色”的4000多正规武装分别拉到左右江地区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当他筹划、部署好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工作后,于同年12月初,应中共中央电召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邓小平第二次到广西是1930年2月。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顾不得安葬被病魔夺去年轻生命的妻子,匆匆启程经香港到广西龙州。当时,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已按邓小平的部署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已建立,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和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中共红八军临时前委书记(后由何世昌代理)。他先在龙州召开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示精神,指出今后在左江地区的重要工作方针,并电令红七军、红八军立即停止进攻南宁的错误行动。接着,邓小平率红八军第一纵队从龙州向靖西进发,围攻靖西县城内的郑超叛军。同年3月中旬,邓小平离开靖西,赶往右江地区,4月初到达东兰县武篆,与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和红七军第三纵队长韦拔群等同志会合。因红七军主力已到黔桂边游击,邓小平便在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和调查研究工作,他主持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等文件,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5月,邓小平从武篆赶到河池,与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会合,随即召开部队党员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示,决定率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以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6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县城后,便在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11月,邓小平等奉命率红七军主力离开壮乡,踏上艰苦卓绝的北上征程。12月,红七军在湖南武冈失利后,邓小平认真分析形势,采纳张云逸的建议,立即折回广西,以最快的速度奔袭全州。占领全州后,休整四天,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和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问题。在全州城关岳庙内,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认真讨论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张云逸等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红军北上以来一路攻城夺寨、强攻硬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深刻教训,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湘粤边境活动,休整扩大队伍,然后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次会议是红七军历史上的关键转折。
　　邓小平早年到广西壮乡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非凡战斗历程,是他一生中几个重要、光辉时期中的第一个,是他独立领导一个省革命斗争的第一次,也是他后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个光辉起点。

　　长征途经桂北地区

　　邓小平第三次到广西是1934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当时他随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桂北的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县。
　　在红军长征这部威武雄壮的史诗中,红军途经广西的战斗历程是这部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在广西境内,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湘江战役。当时蒋介石罗织了何键、薛岳、白崇禧等26个师,共30万兵力,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妄图在湘江以东地区全歼红军。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红军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恶战,胜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使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入桂7万多红军损失过半。其中负责殿后的红军34师全军覆没,全师5000多闽西子弟,大部分战死沙场。29岁的陈树湘师长因腹部负重伤而被俘,他乘敌不备之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用力扯断肠子,因大量流血而壮烈牺牲,实现了他生前说过的“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1996年和1997年,《文史春秋》杂志曾先后发表过《突破湘江》和《红军三十四师桂北惨烈悲壮覆没纪实》两篇长文,详细地再现了“湘江战役”的经过。邓小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广西的。
　　邓小平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他与编辑人员一道,一边行军一边与战士谈心、采访和收集资料,一到宿营地或行军途中休息时,就赶紧写稿或刻印,有时邓小平亲自刻写标题。《红星报》许多没有署名的新闻报道乃至许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邓小平的笔下。
　　邓小平是在什么情况下到《红星报》做主编的呢?据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1933年5月,邓小平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被撤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撤职后,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做巡视员,不足十天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两三个月后,因秘书长一职没有什么事做,邓小平便要求另调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了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

　　《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5年8月3日停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了35期,第二阶段出了77期。邓小平主编了第二阶段的70多期。《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刊有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机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竞赛等。1934年11月25日红军进入广西后,《红星报》第五、第三版刊登了《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看谁坐飞机》的短文,号召各连队进行写标语竞赛,提出了六条具体办法,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个(条)至五个(条)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各连队每天写的标语数目要报政治处统计起来;政治部(处)要经常检查这一工作,随时给予指示,并将情形写给《战士报》。由于进行写标语竞赛,所以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留下了大量的标语,现存的72条,散布在灌阳、兴安、资源、龙胜等县长征沿途各地,例如:“活捉李宗仁白崇禧消灭广西军阀!”“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等。
　　在红军长征途经桂北地区期间,《红星报》先后刊登了《发扬阶级友爱》、《负伤不下火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模范的指挥员,值得大家学》、《“金”师师宣传队的活跃,值得每个宣传队学习》等文章。刊登在《红星报》1934年11月29日第六期第三版的《努力筹款工作;“行”团的挖窖潮》一文只有70多字:
　　(一)一营机关枪排挖窖得大洋240余元。
　　(二)八连挖窖得大洋90余元。
　　(三)运输队挖窖得大洋70余元。
　　“行”团挖窖空气正在各连连队盛行着。其他各部队呢?动员起来吧!与“行”团比一比!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邓榕说:“不署名的据我分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面胜利》等等。”邓小平编《红星报》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是邓小平亲自所为。邓榕说:“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关心广西经济建设

　　邓小平十分关心广西的经济建设。解放后,他曾三次到广西视察,一次是1958年10月,那时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柳州市和罗城县四把乡视察;另一次是1973年10月,他当国务院副总理时,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再一次是1986年1月,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时,与国家副主席王震等同志一行到桂林休假。这次他畅游了漓江和芦笛岩、七星岩、伏波山、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等风景名胜。
　　1958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号召,广西城乡曾掀起了一个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人民日报》曾就广西环江县和鹿寨县大放钢铁产量“卫星”发表了两篇社论。社论发表后,轰动了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取经”。早年曾在广西这块热土战斗过,深知广西工业基础薄弱的邓小平迫切盼望广西能生产更多的钢铁来。为深入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邓小平便与杨尚昆等同志一行来到柳州。他们到达柳州的当天晚上,便驱车到柳州东风通用机械厂和柳州永丰利刀具厂视察。邓小平一边听取厂领导的简要汇报,一边走到高炉边与工人们亲切握手交谈,特别赞扬了刀具厂发扬艰苦奋斗生产出国内先进水平刀片的创造精神。他还勉励淬火老师傅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第二天,他们又到罗城县四把乡(今属融水县)钢铁基地视察。邓小平迎着滚滚浓烟,逐一察看了小“高炉群”。在基地指挥部,当罗城县委领导汇报该县将超过日产10万公斤铁时,邓小平略有所思地问:“你们的产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县委领导回答是由各地小高炉估产合计出来的。邓小平转过身对随行的冶金专家说:“你们看,这些铁的质量怎么样?”一位专家分别指着地上堆放的产品说:“这种质量还比较好,那种算是烧结铁。”最后,邓小平拿起一块杂有矿石和木炭的烧结铁,恳切地说:“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十分可贵,但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今后,要设法炼出像专家说的那种质量较高的铁来!”他的话,既赞扬了群众的可贵精神,又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发出了关于增加沿海城市开放的重要指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党中央和国务院于同年4月做出了包括北海(含防城港区)在内的我国沿海14个城市进一步开放的决定,并在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广西北海市和自治区的领导出席了这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的重要指示。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全体到会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广西北海市成为进一步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这给北海注入了蓬勃生机和巨大的活力。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广西迅速拉开了北海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序幕。如今,北海已逐渐成为广西乃至大西南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和口岸,这个“后起之秀”,前景广阔。
　　广西是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在右江河畔的平果县附近,铝土矿储量最为丰富。兴建平果铝厂不仅能满足国内建设的急需,而且对振兴广西、促进右江老区的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眼看这个项目就要上马了,却因供电及资金问题,平果铝项目的立项基础动摇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平果铝的开发和建设,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亲自听取了平果铝等项目的准备情况汇报。当姚依林副总理等说到“搞铝没有钱”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广西平果铝要搞!”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同年11月,李鹏等亲临平果视察,并提出将平果铝项目纳入国务院领导小组工作范围,定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工程之一。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如今,这座现代化大型铝冶金联合企业,已巍然屹立在右江河畔。现在,这家企业年产120万吨氧化铝,50万吨电解铝,30万吨铝型材,其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2年5月,中共中央又根据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做出了“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的决策,这一决策对广西乃至整个大西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注漓江治理问题

　　1973年10月15日,“文革”中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天下午,他们参观芦笛岩。当他在洞外的亭台上信步观景时,一处处污染的情景映入视野:桂林钢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一些石山被炸得残破不堪;芳莲池水被严重污染,池面飘浮着废弃物;桃花江水由于被污染而浑浊不堪……这些与眼前优美的自然风光形成强烈反差的人为污染,引起了邓小平的无限忧虑。次日游漓江时,漓江被严重污染的情景也逃不过邓小平的双眼:榕湖、杉湖的脏水哗啦啦地排入漓江,被污染的桃花江水也从象鼻山下涌入漓江,泛起串串泡沫。还有沙河电厂、造纸厂的大量污水通过南溪河排入漓江。这些污水在漓江中形成一股股浊流,使清澈的漓江水浑浊不堪。两岸旁的违章建筑、成堆的垃圾、排放的废气以及竹林被砍伐,河岸被人为破坏等情景比比皆是。
　　两天的游览,令邓小平痛切地感到:治理漓江刻不容缓!他当即找来自治区、桂林市的有关领导,在听取了他们简要的工作汇报后,又一起乘车到解放桥上下的河段去查看漓江的污染情况,分析污染原因,商讨治理办法。他在伏波山一带的江段看到污水从多处涌入漓江时,表情显得十分严肃。他语重心长地对自治区和桂林市的有关领导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京后,亲自主持国务会议,讨论了漓江治理问题。后来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国务院还责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根据邓小平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派出了工作组,赴桂林与桂林市领导及有关部门一道察看漓江,研究治理方案,一场综合治理漓江的巨大工程随即开展。这次综合治理,关、停、并、转、迁了27个污染严重的工厂、车间,建成了南、北、东三个城市污水处理厂,新增了116套工业废水处理设施;控制了沿江风景区内的基建项目;河堤得到整治,航运得到疏浚;沿江进行了封山育林……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漓江风貌终于得到恢复。1986年漓江被列入全国重点保护江河之一,漓江风景区荣幸地进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行列,到桂林旅游的中外客人不断增多。邓小平关于治理漓江的指示,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13年后的1986年1月,邓小平再次光临桂林畅游漓江时,十分高兴地说:“漓江水变清了!”

　　对广西的深情厚谊

　　邓小平对广西革命老区人民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处处给予亲切的关怀。他曾十多次应邀为广西革命老区人民题词。1961年,他为龙州红八军纪念碑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的鲜血凝成的……”1962年12月,他为纪念韦拔群烈士30周年题词:“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1963年3月,他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1977年8月,为红七军军部旧址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题字。1981年1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邓小平为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52周年的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84年12月,纪念百色起义55周年暨李明瑞、韦拔群雕像揭幕仪式在南宁市南湖公园隆重举行,邓小平上述的题词镌刻在雕像的正面。这些亲笔题字、题词,给广西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邓小平对李明瑞及其家属也关怀备至:1978年1月下旬,北流县人大常委、李明瑞烈士的妻子罗昭仪和她的女儿李应芬,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反映有关李明瑞儿子李应钟的错案,写了《关于请求给李应钟复工复职的报告》。报告很快递到邓小平手里。他非常怀念李明瑞烈士及其家属,当即在报告上批示:“李明瑞烈士的家属要妥善安排。”并交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处理。广西有关部门很快就为李应钟和他的妻子、大女儿平反,并让他们恢复了工作,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还决定增加罗昭仪的补助费。
　　197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暨百色起义49周年大庆时,邓小平又委托中央代表团团长韦国清和副团长卓琳接见原红七军、红八军的老干部及革命烈士家属代表罗昭仪、李应芬、李应钟等,并同他们合影。卓琳说:“小平同志很惦念广西红七、红八军的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叫我代向你们问好。”
　　1986年11月9日李明瑞诞辰90周年时,李应芬写了一篇悼念先父的文章,呈莫文骅转邓小平审核。邓小平很重视,看后即送《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打出清样后,他还亲自过目。同年,李明瑞家乡北流县办了一所明瑞中学,邓小平知道后,欣然为该校题了校名。
　　邓小平心里装着壮乡各族人民,1992年6月和10月,他以“一个老****员”的名义,捐赠人民币5000元给“希望工程”,关心广西农村教育事业。当此款转到邓小平曾战斗过的百色地区平果县凤梧乡仕仁村小学时,沉静的山村立即沸腾起来,当地群众激动地说:“小平同志身在北京,但时刻惦记着山区的娃娃,惦记着老区的人民哩!”2004年春,根据邓小平生前的嘱托,他的亲属又将他的稿费20万元捐献给广西的“希望工程”。邓小平的捐款在百色老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霎时间,右江两岸,形成一股强大的暖流,在人们的心里流动着。
　　邓小平一生情系广西,正如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广西的山山水水,广西的斗争经历,红七、红八军的革命战友,父亲永远不会忘记。”

毛泽东不愿住中南海：我可不做皇帝[转帖]

　　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却控驭乾纲达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在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的号令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呀，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

　　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

　　从以上记载看，6月到9月间，毛泽东处在香山、中南海两边跑的不稳定状态。在孩子们的追述中，有的说毛泽东住在香山，有的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随着育才学校的同学，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了北平城里。因为是毕业班要中考，他们就集体住进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楼，学习和食宿都在楼里。

　　囚童进北平后，就陷入考中学的紧张复习。直到考试完毕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间，他才回在香山工作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周惠年，是值得史书留名的老****人，在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史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些默默工作的女性的记载，时至今日，似乎很有必要在史书补上几笔。

　　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课刑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也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系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

　　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

　　“中共中央的几大领袖，除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周恩来主要在城里活动外，像毛泽东、任弼时、朱德还都在香山，因为我们不时能看到他们。我记忆到中南海看母亲的时候，是我读中学之后，就是说已经过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

 “电影迷”宋美龄[转帖]

宋美龄是个标准的“电影迷”，她看起电影来简直是没夜没日。

上世纪60年代，每天到了晚饭之后，宋美龄只要兴致一来，就叫副官喊来士林官邸中负责放电影的袁师傅。她会先问袁师傅：上次叫你找的那部片子，现在有没有弄到，手上还有哪些片子比较有意思？袁师傅就如数家珍地向她报告。而后，宋美龄就定下要看的片子。

不久，内务科人员就在楼下的饭厅摆好了可供蒋氏夫妇和官邸工作人员看电影的座位。

等宋美龄和蒋介石休息一会儿，大概晚上8点左右，他们先后入座。袁师傅向蒋介石请示后，就开始放电影。放映电影时，官邸工作人员不论职位大小，都可坐在蒋氏夫妇身后一同观看。

官邸放的电影有一个特色，就是全部是从“中央电影公司”取回的原片，一刀未剪，真材实料。

宋美龄比较喜欢看外国片，她的英文能力很强，无须翻译，就可完全明了片中的情节。看电影时，宋美龄是从头看到尾。蒋介石则以自己的作息时间为准，他习惯在晚上10点前就寝，所以他通常只看40分钟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每次他看看时间快到9点了，便高声叫道：“好，停！”这时，袁师傅就暂时关掉电影放映机。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不看了。”宋美龄知道他要上楼睡觉，就摆摆手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

蒋介石起身，所有工作人员也都站了起来，目送他上楼。随后，宋美龄就叫袁师傅：“好，可以再开始了。”电影便又继续放映。

因此，蒋介石从来没有完整看过一部电影。当时他似乎只对一部美国片子《巴顿将军》感兴趣，不过感兴趣归感兴趣，他还是只看了半场，就回房去休息。

到了70年代，蒋介石时常住院疗养，袁师傅也奉宋美龄之命，在病房的走廊上架设了银幕和电影放映器材，搬了几张沙发，蒋氏夫妇就在那儿看起电影来。两人看电影的习惯还是一如旧例，喜欢看完的看完，只看一半的还是只看一半。

摘自《周末》 阿成/文
 

 戴季陶未必自杀[转帖]
 

1949年2月，戴季陶在广州猝死，许多人推测他是自杀，因为他对当时局势表现出种种忧虑。但当时广州《越华报》刊登中央社的消息，表示戴季陶先生不可能自杀，而是因病所致。消息全文如下———

戴季陶先生逝世后，港沪各报关于戴先生的死因，颇多忖测，且有戴夫人亦已自杀者。记者为明了****，特分向有关方面探询实情，据戴先生逝世后，曾检视其遗物，并无任何遗嘱，外间所传，纯属虚构。至于戴氏死因，记者曾目睹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张梦石及主治医生李士梅所出具之医字第295号死亡证明书，全文为：戴传贤先生年六十岁，患心脏衰弱症，于民国38年2月12晨，突然发作，至10时40分死亡，特此证明。

故戴先生死因，至为明显。至于戴夫人，经记者探悉，原与戴先生原寓东园，患病已久，且血压常高达200余度。戴先生病发时，其家人为免戴夫人受刺激，以致影响其病体，故虽经医师诊断戴先生已无法救治，亦未告知戴夫人。并即征得其同意，由刘纪文夫人沈飞鹏夫人及戴先生老友林医师之女公子三人，陪同其往中央医院留医，刻尚寓中央医院206号房，足见外传种种绝非事实。

摘自《羊城晚报》何一明/文
 

趣说方言禁忌[转帖]
 

　　全国各地说话都有忌讳。
　　店家忌“关门”（破产倒闭）。于是，便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做“打烊”。烊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当然要“打烊”了。所以“打烊”不仅不是“关门”，简直就是“招财进宝”。

　　船家忌“翻”、忌“沉”、忌“滞”、忌“搁浅”
，因此“帆”得叫“篷”，“盛饭”得叫“添饭”。“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

　　数字也有忌讳，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还要吃“四喜丸子”。

　　六八九是南方北方都喜欢的，因为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

大话方言》易中天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兔阴博士”褚民谊[转帖]
 

　　国民党要员中,褚民谊素以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而著称。
　　他的老婆是陈璧君母亲的养女,因此也就算是汪精卫的连襟挑担。褚民谊具有医学博士的学位,不过,他的博士论文叫《兔阴期变论》,内容是解剖母兔子阴道以研究其月经及性欲等情况。国民党“二大”后,汪精卫成为“党国领袖”,附骥尾而腾青云,在政坛露脸,时常因此被人阴以嘲笑。其实作为科研项目来说,无可厚非,没啥可笑。但是搁到糊涂滑稽的褚身上,就难免引人调侃,以至荣获了个“兔阴博士”的“美誉”。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每说及官吏无能,就“钦选”褚做典型。在蒋系抨击汪派时,他也总是首选活靶子。
　　“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和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拔褚民谊做秘书长,孰料这个“阿斗”更闹笑话。
　　他作风荒诞。南京召开全国运动会,他以行政院秘书长之尊,替广东省跳水运动员,人称“美人鱼”的杨秀琼当街执鞭驾驶马车,引得观者如山,自认为名士风流,结果被监察院弹劾有辱官声,弄了个没趣。
　　一次,汪精卫审阅文件,发现其中谬误百出,十分恼怒,召来这妹夫秘书长,一顿臭骂。据说汪为人伪饰,即使背后恨欲其死,当面也笑眯眯地很亲切,可是他对褚民谊却不给颜面,大发雷霆。褚浑浑噩噩,还不知错在何处,只吓得目瞪口呆,束手不敢言。汪发脾气把文件推落满地,他慌忙趴在地上捡,直到汪呵斥他“滚出去”。倒是秘书不忍心,告诉他连最起码的公文程序都搞错了,该用呈文,而用了函件。这个常识性的错误,也只会在褚民谊身上发生。幸好褚民谊乐观,事后认为汪先生到底把我当自己人看,该发火时就发火。
　　接着,他又闹出更可笑的笑话。一次行政院在新扩建的房子里开会,各部部长到齐,就只汪院长大人姗姗不到。隐约听到院子厕所里传来敲击声和叫骂声,原来,整个工程偷工减料,厕所的门大约也是假冒伪劣产品,锁上了就打不开,把汪精卫锁在里面了。褚民谊作为秘书长,本有监工验收之职责,可他懵懂糊涂,全然不清楚。最后还是请了个锁匠来救驾,把院长大人“解放”出来。可想而知,褚民谊少不了再享受一回“自己人”待遇,挨通迎头臭骂。
　　不过要说褚在行政院秘书长的位置全无作为,也不客观。他最有建树的是提倡国术,并号召大家没事都去放风筝、踢毽子、唱昆曲、打太极拳。他反对足球、游泳等洋人传来的体育运动,并很有“爱国心”地痛斥热衷这些运动的人:“枉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为礼教不能容”的。
　　为此,他被人阴讽有六般本事:“一笔颜字,两脚花毽,三出昆曲,四路查拳,五体投地,六神无主。”
　　追随汪精卫下水当汉奸后,他糊涂依旧,常常效忠陈璧君,在她咳嗽时为她捧痰盂。据说陈有此癖好,曾在和廖仲凯夫人何香凝谈话时,忘形令何为她捧痰盂以供吐痰,结果被何香凝愤然呵斥:“论资格,你只配给我捧痰盂!”但褚民谊忠字当头,甘于奉献乐此不疲,大姨子和妹夫二人处得融融泄泄,相得益彰。
　　1939年伪“国民党六大全会”召开,褚民谊被选举为伪中央监察常委。后来,一度有风声传出,可能要委派褚当海军大将。这次可摆脱了幕僚地位,乐得他屁颠颠。委任状还没下,他居然先自行找裁缝定做了一套海军大将的制服,每天穿在身上对镜自顾,自觉威武无比,简直天生海军大将的材料。不料最终因陈公博与周佛海的强烈反对,未能遂愿。周佛海在日记里写:“让‘兔阴博士’做海军大将未免过于荒唐,只怕海军变成走私总部他也不知道。”
　　海军大将梦醒,他走马上任汪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倒立下了汗马功劳。汪伪外交的对象,无非是日本和伪满洲国而已,可他居然周旋于德国、意大利以及他们的几个从属国之间,乞求法西斯国家对汪记伪政府的外交承认,算是很“尽职尽责”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代表汪精卫姐夫对日本政府效忠,表示“与日本同甘共苦”,希望“争取最后胜利之决心,传达与日本皇室”。
　　这时,他大概忘了曾斥责别人“枉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的话。
　　日本战败,汪记政府砸锅垮台,斯时汪精卫已去世,新任“主席”陈公博难撑树倒猢狲散的颓局,各路汉奸纷纷在重庆政府寻找新靠山,如果可以搞来重庆方面一纸委任,就摇身变为“潜伏敌伪”的精忠人士,只把大门前的招牌一换,就可继续作威作福。褚民谊也稀里糊涂给蒋介石发电献媚,声称一定“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乘机而入,以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蒋委员长送进了看守所。
　　刚进看守所,他再接再厉地出彩闹笑话。看守所长徐文祺原是伪行政院的科长级小吏,褚民谊的下属。他前来“欢迎”的时候,褚还很奇怪地问:“咦,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他诧异的是,论级别,自己要高得多,这个小科长怎敢僭越?
　　在看守所以及后来正式入狱,他都发挥余热,发挥特长,教授众汉奸“发扬国粹”积极练习太极拳。
　　在接受公审的时候,褚民谊这块骨头比别的汉奸都难啃,不时装疯卖傻,插科打诨,洋相出尽。当检察官循例问他“听清楚问题了没有”,他挤眉弄眼回答:“我是浙江人,你一口苏北话,我可听不明白。”引得哄堂大笑,弄得检察官倒面红耳赤。
　　退庭后,有旁听的市民啧啧称奇:“就像在看京戏《蒯彻装疯》。”
　　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终于被执行死刑。他表示:“尸首可以供医学家解剖研究,这样,也可以省一口棺材。”
　　褚民谊一生糊涂荒唐。然而今天看来,他最为糊涂荒唐的,是铁心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铸就千古骂名。如果安分研究医学,或许人生之路就要改写。

“花子”的世界：明清时代丐帮受朝廷直接控制[转帖]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对“丐帮”这个名目都不陌生。许多人都以为，既然称为“帮”，必然是江湖上生成的帮派，却不知道至少在明清时代，丐帮是受朝廷直接控制的。
　　“丐帮帮主”这样的名目，当然是小说家的创作。在花子社会中，统治大小花子的头目，统称“团头”。他们在花子世界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官绅、商贾、文士们的眼中，按“九儒十丐”的次序排位，团头即便是个“头儿”，也属于“下九流”中的末流，没人看得起他；但是在花子世界中，他可就是皇上，他定下来的规矩，就是金科玉律，他吩咐下来的话，就是金口玉言。谁要是不听，按“帮规家法”处置起来，简直比“国法”还要严酷三分。花子们犯了“事儿”，团头居然也同官府一样坐堂问案，轻则掌嘴打屁股，重则三刀六个洞——给你一把七寸钢刀，让你自己在身上随便哪儿戳三刀，但每刀必须戳穿；更重的还可以割鼻、剟眼、砍手、剁脚直到淹死、吊死、乱石砸死、乱棍打死。这种“帮规家法”，也跟各姓各族的“族法”一样，是受到“王法”保护的。受了刑的人，即便有那胆子告到县衙门去，太爷一听是小花子告团头，这就叫做“以小犯上”，向例是轻则轰下堂去了事，重则打四十大板再枷号三天。至于被处死的花子，自从入了丐帮，丁税钱粮全免，连个户籍都没有，乡官、地保才不愿多管这些并无油水可捞的闲事呢！

　　明朝各府州县的团头，据说是朱元璋坐了天下以后与各府州县的城隍同时受封的。所不同的是：封为城隍的，都是已经死去的功臣，而被封为团头的，则都是一些立有战功但又犯有小小过错的活着的下级军士。朱元璋一方面封他们当世袭的“花子头儿”，一方面又明文规定：团头生子，不得读书，生女不得裹脚。——那年月，男子不读书则不得出仕做官，女子不裹脚则不能嫁进绅宦大户人家。因此可以说，这是“皇恩浩荡”，也可以说是“逐出军队、政府”，永世不再录用；既是一种恩惠，也是一种惩罚。

　　团头也有“级别”，最低的是乡级，上面还有县级、府级，从上而下，层层统辖。团头除了受上级团头管辖之外，也受本级地方官诸如知府、知县、乡官的节制。朱元璋分封团头，很可能只封到省级为止，没有封过“国家一级”的。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奸相严嵩被御史邹应龙等人所参，明世宗朱厚熜革去了他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的爵位，抄了他的家，杀了他的儿子严世蕃，却念他“专权二十年有功”，赏给他一个银碗、一双金筷，让他去讨饭吃，并封他为“天下都团头”，总管全国各府州县的大小团头。但是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他走到哪家门口，谁家也不打发布施，结果饿死在北京银碗胡同。

　　严嵩死后，因为他是“受过皇封”的天下都团头，终于被丐帮所承认，奉为“祖师爷”接受大小花子们的香火供奉。抗战期间，我在浙江省缙云县壶镇“栖流所”的大门里面，还看见过一张巨幅彩绘的壁画，画的是严嵩身着红袍，头戴乌纱，脚蹬皂靴，腰围玉带，左手端银碗，右手执金筷，却因为饿肚子而仰面朝天作哙叹状。至于严嵩的后人是不是继承了这个“封号”，却无从考证了。

　这些受过“皇封”的大小团头，也像帝王公侯一样，是可以世袭罔替，代代相传的。皇帝继位，接的是传国玉玺；团头继位，接的则是当时为当地众花子都认可的一件“信物”，例如一根特殊的打狗棒，或一根老竹根做的旱烟管之类。我见过一个团头手中代表权力的旱烟管，是老竹根做的，烟管红中透亮，熠熠生光，一看就可以知道绝不止传了三代五代，很可能还是明代初年传下来的，比严嵩的年纪还要大呢。

　　栖流所，一般是当地财东个人出钱或多人合力出钱盖起来的，俗名“讨饭屋”。本意是给过往的流浪汉栖身之用。所以我见到的壶镇栖流所的大门两边，有一副石刻的对联：“只可路过暂栖息；不可长川作住居。”别看名称难听，其实栖流所的规模都不小，至少也有大小七八间房间。这样宽敞的房屋，没人管理可不行，所以通常各地的栖流所就成了团头们的公廨了。正房中不但住着团头及其妻儿老小一家，中间的一间厅堂就是团头的“公廨”，审案、行刑、打屁股，就在这里执行，全所大小花子都能看得见。此外还有一个存放各种杂粮的仓库。

　　大小花子，则按照男女有别的原则，分住两廊厢房的通铺上。房后还养有猪羊鸡鸭。一个“乡级”栖流所，团头所能统辖的花子大约有二百多名，不过住在栖流所里的，则只有三四十人。其中一部分人每天出去乞付，当天晚上回来，必须交纳“份例”——三五文钱或几两米；一部分人在“家”里养鸡鸭、喂猪羊，由团头每月发放份例钱，和雇佣的长工差不多；还有一部分人是花子王国里的“公差”——花子们犯了家规，掌刑的就是他们；地面上有了“路倒”或“冻尸”，背到义地去埋掉，然后从地保那里领赏钱的也是他们。当然，团头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跑腿的，也是他们。而那些有家室却没有饭吃的穷人沦为花子，则仍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过却得按月交纳“份例”，并绝对服从团头的管辖，不然，就甭想在地面上张口讨饭！

　　宋元时代的团头和花子，好像还管地方上死人的入殓。因为这是一宗“肮脏”的职业，一般人不肯干。《水浒传》写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死以后，就是团头何九叔带着花子去入殓的。《水浒传》写的是宋代的故事，但是作者是元代末年的人。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元代是有这样的习俗的。

　　不了解丐帮内情的人，只以为一个人穷到了不得不讨饭的地步，也算是穷到底了，却不知道这个人类社会的最底层，依旧分成三流九等，依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且各有各的行当，各有各的地盘，绝不容许掺和混淆的。

　　粗分一下，花子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两大类。

　初听起来，花子还有“业余”，似乎是个笑话，但在丐帮内部，却并不奇怪。

　　所谓“业余”，指的是那人本来另有职业，因为发生了紧急的或特殊的变故或困难，不得不临时客串一下。下面以清末江南的丐帮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种业余花子，被尊称为“先生”，他们大都是天生的瞎子，从小投师学说书，江南称为“唱故事”。像《海公大红袍》、《薛仁贵征东》、《大香山》（讲观世音菩萨从出世到得道的过程）这样的长篇故事，能唱上一两个月不带重样的。但是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是没有人来请的日子居多。饿急了，不得已，只好背起褡裢，拿上鼓板，走街串巷，去沿门乞讨。每走进一家人家，不管主人爱听不爱听，敲起鼓板，就唱上一段。主人哪怕十分不愿意，也得开销几个小钱或者几勺大米。这一路被尊称为“先生”的业余花子，有一种讲究，叫做“讨饭不带碗”，有剩饭剩菜打发，必须连碗筷一起端出来。这，也可以解释为对民间艺人的一分敬意吧。

　　第二种业余花子，叫做“讨青花子”。青黄不接期间，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玉米面儿、白薯干儿，要留给下地干活儿的男人吃，于是老婆婆只好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到大户人家和小康人家门口去乞讨，靠残汤剩饭度过饥荒。

　　第三种业余花子，叫做“赶庙会花子”。凡是庙会，行善的人除了烧香之外，一般还要散几贯铜钱给花子们，叫做“积德积福”。于是庙会上除了真花子之外，还混进了许多假花子——大部分是业余串演的。为了取得香客的可怜与同情，他们有的装瞎，有的装瘸，有的把瘦肉剁碎了糊在迎面骨上装烂脚。庙会期一过，瞎的，瘸的，烂脚的就全都好了。

　　第四种业余花子，叫做“赶新春花子”。这一路人，并不人人都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而只在正月新春的十几二十多天中“插空”出去讨讨饭。这是因为正月里几乎人人都不干活儿，闲着反正也是闲着，出去讨饭既不误工时，也不误农时。再者，正月新春里出去讨饭，只要说上几句大吉大利的拜年话，小康以上人家，就家家户户都会打发，除了大米之外，年糕、馒头、粽子什么都有。只要拉得下这张脸来，或者走得远一点儿，一个人正月里乞讨所得，满够一家人吃上一个月的。

　　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业余花子。例如跑野台子的戏班遇上了连阴雨，戏箱子挪不了窝儿，班主开不出伙食，不得不仨一拨儿俩一伙儿带上胡琴、笛子去沿门清唱。这些人，似乎也可以纳入“业余花子”的范畴，但就其“大宗”来说，当以上述四种为主。

　对于各种各样的“业余花子”，团头有从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不成文的帮规：征收多寡不一的“行业税”。对于“唱故事先生”和“赶青花子”，只要“意思”到了，哪怕只上门说两句客气话，打个招呼，就算尽到了尊重团头的“礼数”；而对于那些行近诈骗的“赶庙会花子”和“赶新春花子”，却责令他们必须拿出一定成数的“贡品”来，才能允许他们充当“伸手大将军”，喊一声“相公、奶奶，做做好事”。不然的话，只要团头一声令下，他的那一帮“孩子们”立刻就会围了上去，把胆敢混迹于丐帮的假花子撕一个上下衣衫片片飞扬，掐一个浑身皮肉块块青肿，从此再也不敢冒充叫花子了。

　　凡是“业余花子”，只是名义上受团头的管束，必要的时候听团头的调遣，行乞的时候遵守“丐帮”的规矩，就可以了。平常日子，依旧住在各自的家中，各操本业，各安生计。只有住在栖流所中的那一帮“孩子们”，才是花子王国中的忠实子民，才是丐帮中货真价实的“专业花子”。

　　在穷人中，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花子”的。要当花子，先得具备当花子的条件。首先一条，是家业失尽，亲友不认，安生无处，谋食乏术；其次才是老无所养，幼无所依，病无所治，残无所为。只有这些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才能在栖流所中求得一席之地，才能在团头的管辖之下，或外出乞讨，或在家操作，过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的。

　　不要以为当上了花子，一定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冻馁的死亡线上作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其实，只要拉得下这张脸皮来，进了丐帮，入了花子的行列，他们的生活，即便赶不上小康人家，至少比那些糠菜半年粮的贫苦农家要强得多。而对他们来说，最舒服的还是“不劳而食”这一条。难怪当时有“讨了三年饭，做官不肯换”这样一句谚语了。

　　当时的江南地区，除了大户人家的婚丧喜庆、各种各样的庙会和正月新春有人布施之外，每月的初二、十六两天，是不成文的打发叫花子的日子。每逢这两天，小康以上人家，都要量出一二升米来放在门口，每来一个花子，就给一小勺米，以求积德积福。对唱小曲儿、玩儿杂耍和抱小孩儿的花子，照例还要多给一小勺儿。这样一家两家一勺两勺地攒起来，只要腿脚不懒，挨家挨户地走去，积少成多，一天所得，数量也相当可观。有些花子，为了争得这多给的一小勺儿米，每每到育婴堂去抱一个弃婴来养着。养到十一二岁，就卖给大户人家做使唤丫头，或卖到娼家去当稚妓，收入几十吊钱，添置被褥。

　按照丐帮的规矩，花子们的一切收入，必须先经团头过目，然后按一定成数交到“公库”中去。有胆敢隐匿不交者，处分极重，虽不致死，大概打板子、割耳朵或者三刀六个洞之类的酷刑是逃不掉的。花子们慑于“帮规家法”的淫威，极少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更何况到了凄风苦雨、大雪封门或者是一病不起的日子，还要靠团头熬粥给他们喝呢！

　　栖流所里的“专业花子”，又分为外出乞讨和在家操作两大类。绝大多数花子，只要不是大雨大雪出不了门，每天都得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除所得铜钱、大米必须按成交库之外，所带回来的剩饭剩菜，也可以折价上交，用来喂猪。比较年轻能干的女丐，团头单挑出来，专门饲养鸡鸭猪羊，也兼管雨雪天气给花子们熬粥。还有那极懒的女丐，连大门都懒得走出去的，团头也不勉强，就用大米粥养着她们，让她们白天蒙头大睡，夜晚充当丐妓，把花子们三个五个攒起来的积蓄，三百五百地收进团头的钱柜儿里去。

　　外出乞讨的花子，虽然同为乞讨，但因各人行乞的本领有高低上下之分而收入也有多少厚薄之别。在花子世界中，那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粗略地分一分，沿门乞讨的专业花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种：

　　第一种称为“强叫花”。这种人尽管骨瘦如柴，但是抽足了鸦片烟，两只眼珠子滴溜乱转，透着十分精神。不论春夏秋冬，他们总是大敞着怀走上街去，手里拿一块砖，走到商家富户的门前，一声嘶哑的“老爷太太，行行好！”抡起砖头来，就往自己那肋骨根根可数的干瘦的胸脯上砸去。

　　打发这一类花子，三五个小钱的是不行的，出手至少一百(按清末的市价，大约能买五斤米)。若不如数布施，他手中那块青砖，就会“啪”地一声往自己的脑门儿上砸去，登时鲜红的血就会“哗”地流了下来，随着“啊呀”一声，往后便倒，口吐白沫，人事不知。这时候，他的同伙儿就会一拥而上，大喊大叫，高呼“偿命”，引来大批的行人驻脚观看，是住家的无法进出大门，是店铺的无法继续营业。事情闹到了这个气候，商家富户不拿出三吊五吊钱来，是打发不了的。去找地保来排解么？一者地保跟团头早就有了默契，讨不出便宜来，二者惊动一次地保，没有二三两银子也请他不回去，算起来，花钱更多；三者得罪了这批花子，他们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没准儿半夜三更到乱葬岗上扒出一具死尸来背到你家门口，第二天早上叫你一惊一吓之外，还是要花钱雇人去埋掉。所以商家富户见到这一路花子驾到，大都自认不敌，赶紧捧出百儿八十个铜钱来打发他们走了算完事儿。至于他们拿了这笔钱是去抽大烟，还是去嫖丐妓，可就管不了那许多了。

　　第二种叫做“艺叫花”。下面又可以分为“唱”和“做”两路。唱，以瞎子和小姑娘居多，有打着竹板唱莲花落的，有打着鼓板唱故事的，有拉着胡琴唱小戏的，有打着金钱板或三棒鼓唱小调儿的，还有由人唱曲子却由狗踩着特制的小钹——当地称为“狗踏碓”——击节伴奏的；做，有用一根竹棍儿转盘子转碗的，有用九连环——九个直径一尺的铁环——套进套出组合各种图案的，有用小道具变小戏法的。

　　这一路花子，进得门来，不管你听不听看不看，表演完了，不给钱米是不行的。真有那不开眼的主儿，舍不得两三个小钱，让他们献艺之后却没有收入，那他们也就老实不客气，难听的、不吉利的调调儿，可就要接着唱出来了。

　　第三种专业花子，叫做“神叫花”。这一路花子，靠神道或者占卜求得施舍。最常见的一种叫做“龙船”：肩上扛一条龙船——木制、四只脚、比板凳高大，船内供一尊像玩具娃娃大小的龙船娘娘。进门之后，放下龙船，敲响了小锣，拖长了尾音唱两句“龙船弯一弯，伤风咳嗽带回龙船湾；龙船摇一摇，天花麻症带回龙船桥”之类。家有小孩儿的人家，主妇就会出来烧一炷香，舍三五十文钱，求龙船娘娘保佑小孩儿无灾无病。已经伤风咳嗽的，还可以包上一包香灰当灵药，或多花几十文钱，许上一个小小的愿心，或认龙船娘娘做干娘之类。

　　简单说，这是把神像扛到你家门口来让你烧香，对于家务繁忙没工夫到庙里去烧香的主妇们说来，简直是大开方便之门。另一种叫做“跌门头卦”：把一块老竹根锯开成两半，再用一根线绳把两头拴住，就做成了一副特殊的卦具。把这种卦具扔到地上，就会出现全阴、全阳、一阴一阳三种卦象。连续扔下三副卦具，就可以组成一卦，根据卦象组成“六爻”，并据此判断凶吉及破解的方法之类。主人如果丢失东西，他们还能够指示寻找方向或范围。这一路花子，是神道派出来广施恩泽的使者，一般只收钱米，剩饭剩菜是不吃的。

　　第四种专业花子，叫做“苦叫花”。最常见的是“滚地龙”和“磕头虫”。“滚地龙”的手脚从肘、膝以下都断了，既不能走，也不能爬，只能在地上滚。一边滚，一边唱着诸如“前世不修行，这世现报应”之类的劝人布施行善的唱词，同时把一只小笸箩用半截肘棒往前推。路人如果有布施，就把钱扔进小笸箩里。“磕头虫”虽然也长着手脚，但那胳膊腿儿却又短又细，简直跟五六岁的孩子差不多，既不能走路，也不能做事，只能在屁股底下绑一个草垫子，盘着双腿，用两手撑地一步一步向前蹭。每蹭一步，在地上磕一个响头，把面前的一个笸箩往前一推，同时唱着有板有眼的劝人布施行善的“讨饭腔”。除了那哀哀求告的唱词儿之外，更能打动人心的，还在于他那每蹭一步就磕一个的响头。不管前面是土地，是砖地还是石板地，那头磕下去总是“咚咚”有声，让人听了心惊肉跳，不摸出几文钱来布施布施，就好像过意不去似的。

　　关于“滚地龙”和“磕头虫”为什么会没有手脚或虽有手脚也跟没有差不多，去问他们自己，答复总是“前世不修行，这世活报应，一出娘胎就是这样”；但是据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丐帮中人造的孽：把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拐去，剁掉手脚，或给他吃一种药，叫他长大以后胳膊腿儿又细又弱，从此只能讨饭，不能干别的。事实上，凡是这种“苦叫花”，身边总有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随时“伺候”着，一出村街，背起就走，还要买些烧饼馄饨之类一口一口喂给他吃，照顾得可谓无微不至。当然啰，这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是要依靠这个四肢残废什么也不能干的可怜虫才能有吃有喝的呀！

　第五种专业花子，那就是数量最多的“赖叫花”或“懒叫花”了。这一路人，既不敢把命豁出去耍无赖，又不会演杂技唱小曲儿，更不会通神卖卜，至于剁去手脚，为时已晚，也办不到，于是就只好“死乞白赖”了。他们老的老态龙钟，弱的弱不禁风，病的病入膏肓，残的肢体不全。不论是真的假的，总之是一定把自己那可怜之处全都有意地暴露出来给别人看，以此换取他人的同情，给予施舍。除了初二、十六这两天可以名正言顺地挨家挨户去“收取”那一小勺子大米之外，平常日子，就只能依靠赖着不走这一看家本事乞讨一碗残汤剩饭，“赖叫花”之名，也因此而来。

　　当花子也有他的“好日子”和“苦日子”。苦日子当然是凄风苦雨或大雪封门的寒冬腊月，无法外出乞讨。那时候饥寒交迫，除了喝团头供应的稀粥之外，就不得不动用平时的积蓄了。好日子，则是本乡本土哪家财东大户的婚丧喜庆。你家婚娶或做寿，团头会拿出钱来，买一刀肋条肉，宰一只鸡，煮得半熟，放在一个红漆托盘里，再用红纸包两个银元，然后在团头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到喜庆人家去贺喜。这时候，这些大小花子就都是上门来送礼的“贺客”，应当受到主任的“礼遇”了。

　　一般情况下，是本主请出一位地面上说得响的绅董来，跟团头讨价还价，讲定以后，把花子们带到后门去，每人发给二十个铜钱、两个馒头、两块寸半见方的猪肉等等。这时候，团头只要把他那根代表权力的旱烟管在后门口一挂，就可以随着知宾到前廊去入席了。只要有这管旱烟杆坐镇，任何一个花子就都不敢在这里闹事儿了。也有的团头自知身份，不去入席而直接回家的。不过这样的话，本家办完喜事，把旱烟管送回团头家里去的时候，外带一坛好酒，那是免不了的。

　　遇上办丧事的人家，当时的风气，都以吊客众多为光彩。因此，都搭起席棚，准备了几十桌“豆腐席”，广招吊客。不管你和死者是否认识，只要带上一刀纸、两支蜡烛、几根香，就可以在丧家吃三天豆腐席(江南的丧家招待吊客，以豆腐为主，因此在丧家吃丧饭，通称“吃豆腐”或“吃死人豆腐”，含有占便宜的意思)。这时候，团头除了可以以“吊客”的身份带着花子们去“吊丧”，即便不能坐上“豆腐席”，作为回礼的“程仪”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可以带领整齐点儿的花子参加出殡的行列，或肩扛旗牌当执事，或临时客串一下送殡的“亲友”，那时候，他们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坐进席棚吃豆腐席，还可以给自己挣一份儿树木不小的“份子钱”。

　　以上所说，是清末以前江南丐帮的大致情的大致情形。如今城市里的乞丐，因为既没有丐帮的统治，也没有团头的管辖，以致真假难分。许多在大城市要饭的花子，“下班”后穿的是西服，吃的饭馆，回家盖的是大房子，娶的是大姑娘。这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花子世界，不是本文所能概括的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打朝鲜战争[转帖]

　　二十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被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一分为二，南边驻扎美国军队，北边驻扎苏联军队。一九四九年三月，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南朝鲜（南韩）。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毛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说北朝鲜“最好是在一九五○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这时候，毛的意思还是秘密派兵进去，乔装成朝鲜人，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访苏期间毛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Terentii Shtykov）又电告斯大林：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三十日，斯大林叫什特科夫告诉金日成，说“可以帮助他”。这是第一份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文献。斯大林改变主意是因为毛要参战。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毛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
* 西班牙****领袖卡里约（Santiago Carrillo）告诉我们：金日成曾对他说，朝鲜战争是金发起的，毛比斯大林更早、更坚决地支持他。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若干欧洲国家夺权。他在给毛的电报里说：****面对一个绝无仅有、而且转瞬即逝的良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军事强国部刚刚战败，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应当害怕这一前景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害怕”，“如果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与其几年后打，不如现在就打”。
　　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覆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毛一再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尤金：美国可能在朝鲜投入三十到四十个师，但是中国军队会把他们“碾”得粉碎。
　　金日成入侵南朝鲜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南朝鲜。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Yakov Malik）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
　　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南朝鲜时，毛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跟他讨论作战方案。
　　五月十三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处，向毛宣布斯大林已经同意了。当晚十一点半，毛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的话来了：“北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十五日，毛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三十八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毛主动提议马上在中朝边界部署大军。
　　金日成同斯大林制定的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十六日来电最后点头。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的军队越过三十八度线，侵入南朝鲜。

摘自《Mao: The Unknown Story》
 

 鼓励告密会让人人生活在恐惧仇恨中[转帖]
 

据媒体报道，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个班，推行“小天使计划”，保证每个同学都有一个人在暗中监督着，定期写监督报告。据说，这项活动开展以来，该班没有迟到的了，提前上自习的人多了起来。

《中国青年报》12月5日刊登张鸣的评论说，让人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是中国具有法家精神的帝制时代的一项发明。具体的制度，就是保甲连坐。

实际上，让人人互相猜忌，互相敌视，互相告密，互相报复，结果是人人自危，全体生活在恐惧之中。把这种制度强加给孩子，让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学会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人人因为担心被汇报而“自觉地”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实际上是对孩子心灵的一种最大的荼毒和伤害。小而言之，会造成学生心理的扭曲，增加心理疾病发病的几率；大而言之，则毒化了学生的心灵，也毒化了学生生存的环境。它培养人们从小就生活在恐惧、仇恨里，离现在我们政府大力主张的和谐社会，越来越远。
 

 瞿秋白女儿含泪讲述：不忍回忆，因伤痛太深 [转帖]

　　瞿独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著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亲，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复杂的情感纠葛

　　瞿独伊坦率地讲述了母亲与瞿秋白的真实情感。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不是生父胜似生父

　　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的我很天真活泼。”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亲，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总不忘记买一些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远忘不了，一次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儿童院看我，带我到河里划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一旁。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同学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我一把抢过来，看到《共青团真理报》上报道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恢复了坚强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和枪决父亲者面对面

　　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她们才重新获得自由。

　　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戏称他们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止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

　　我去见宋希濂，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说“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采访结束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也表现了一个****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记者的留言本上写下了瞿秋白的两句词：“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并用俄文签名。（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日本的军帽[转帖]
 

侵华日军的军帽  本文标签: 钢盔 日军 军帽 陆军 海军

侵华日军的军帽

沈克尼　文/图

　　军帽是一种标志。军帽是各国军品爱好者的重要收藏品种。我收集到的侵华日军军帽有陆军将校军帽，陆军略帽（战斗帽）、“九○式”钢盔、陆军防寒帽和防暑帽、陆军夏季航空帽等6种。

　　陆军将校军帽，据日本北村恒信《陆海军服装总集图典》称，此种军帽为明治 38年7月11日制定的“第二种帽”（“第一种帽”是着陆海军正装和礼装时戴）。第二种军帽在着“通常礼装”时戴。士兵的军帽是明治45年制定，称为“四五式”军帽。士兵的“四五式”军帽与军官的军帽制式相同，但质地不同。这种军帽一直使用到战争结束。

图1 日军陆军将校军帽

图2 二战中日本画册封面上的战争罪魁东条英机
　　我手中的这顶军帽中用丝线绣着原主人的名字“井上”（图1）。这顶军帽使我想起战时日本杂志封面上的战争罪魁东条英机（图2），使我想起策划一系列侵华阴谋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我见到石原莞尔唯一的一张照片即是戴着这种军帽）。这种军帽使我想起日本电影《军阀》中参加“二二六”政变的日本近卫师团少壮派军人，以及三岛由纪夫撰写的宣扬军国主义的小说《忧国》。虽然这些电影和小说以及那历史距我们已经遥远，但它毕竟活生生的发生过。

陆军略帽

图3 日本陆军帽（战斗帽）
　　据《日本陆海军事典》称，陆军略帽是日本昭和13年，即1938年6月1日制定，又称战斗帽。野战中钢盔可直接戴在略帽上。略帽根据其质地又分为初期型、中期型和末期型。我手中这顶略帽，应是初期型的军官战斗帽（图3）。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军已开始试戴，1938年日本军队正式采用。1937年1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试用，1939年12月海军舰艇官兵也戴这种“战斗帽”称为“舰内帽”。同年日本警防团也采用战斗帽。1940年战斗帽成为日本国民服，战时日本的官员、教师，乃至全体国民都戴战斗帽。日军战斗帽还配有“略帽垂布”（图4），野战中可防日晒和防蚊虫，较为实用。这种垂布我在中西立太《日本的军装——幕末和日俄战争》一书看到，明治时期的日本士兵的大沿帽上已开始使用。

图4 攻占虎门的日军步兵第114联队宇土部队长
　　战斗帽似乎是旧日本军队的象征。为中国人民，乃至亚洲曾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人民所不齿。2004年我在台湾高雄的旗津过渡曾见到一60余岁的男人，头上赫然戴着一顶黄呢子的战斗帽。战争结束已60年了，而在台湾，有“皇民”思想的看来不独李登辉一人。

“九○式”钢盔

图5 “九·一八事变”中头戴法国风格钢盔的日军士兵
　　日军1930年前后使用钢盔有明显的法国亚德里安钢盔的形影。“九·一八事变”前后入侵中国的日军部队有部分装备此种未定型的钢盔（图5）。在当年大阪《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石川忠行拍摄的“九一八事变”中大打出手的日军第二师团，即所谓“多门师团”在攻击齐齐哈尔的历史照片中，我发现了三种不同样式的钢盔，其中有明显的德式钢盔的护耳。然而最普遍的还是有法国风格的钢盔。这种钢盔在1931年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及第24混成旅团的步兵、工兵、以及占领南京的宪兵都曾装备。此种钢盔在中国留存较少，北京的军品收藏家余戈收藏了一顶。据战后日本滕田昌雄《帝国陆军的衣食住》一书称，日本制式的“九○式”钢盔是昭和5年，即1930年列装，钢的材质优良，防护性能好。钢盔尺寸符合东方人的特点。我手中有大、小两种尺寸的“九○式”钢盔。钢盔的内衬为皮革制，但帽带是绵织物，据说是沿袭日本自古以来武士盔的结法。
　　萨苏的著作《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密中国抗战》一书，引述日本后勤专家青木孝治《陆军铁帽物语》说，日军钢盔的里衬太薄，在寒冷的天气里，日兵出汗后如果不加处理，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强行摘取，无意中会连皮肉扯下。而最初日军对这种古怪的情况又不会处理，用暖水浇钢盔进行救护，结果造成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经常听到头被和钢盔冻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发出阵阵哀号。攻占齐齐哈尔，日军阵亡三百余人，因为冻伤减员的却几乎达到两千，其中不少就是这种“钢盔头”伤。
　　此外，萨苏的书中还记述，侵华日军少将（特晋）第一〇一师团一〇一联队长饭塚国五郎，1937年9月3日在庐山前线接受日本记者来访时，因钢盔涂漆剥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暴露目标，被中国军队一枪击毙。书中还说，“直到太平洋战争逐岛争夺，日军才用在钢盔上涂抹煤焦油的方式多少改进了其反光性能。”而我却发现了一张日军在中国战场拍摄的日军士兵用泥涂抹钢盔，而避免反光的照片。（图6）

图6 日军士兵用泥涂抹钢盔防止反光，以利伪装
　　日本钢盔为我军大量缴获后装备部队，特别是炮兵。这些钢盔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我陆、海军中还有使用。我手中有一顶“九○式”钢盔是我军缴获后改喷草绿色漆之后为我所用（图7）。

图7 “九○式”钢盔

图8 进攻上海时，头戴“九○式”钢盔及海军“二式”防毒面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图9 解放济南战役中，全副日式装备的我人民解放军炮兵
　　日本“九○式”钢盔常使我常有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感情。悲的是侵华日军就是戴着这种钢盔攻入北平，杀进南京……侵华日军在“九○式”钢盔下还戴着陆军“九五式”或“海军二式”防毒面具（图8）在中国各个战场施放毒剂，残害中国军民……喜的是，我在解放军的战史画册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人民解放军戴着缴获日军的“九○式”钢盔，用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攻击济南城垣（图9）。渡江战役的木船上，我军健儿戴着“九○式”钢盔，用日军“九八式”步兵锹作桨，冒着炮火，奋力划水冲向敌岸……解放后，我国生产的第一代钢盔的型制仍有“九○式”钢盔的形影。

陆军防寒帽和防暑帽

图10 日军防寒帽

图11 头戴防寒帽的日本“蒙疆驻屯军”士兵
　　陆军防寒帽（图10），初期的防寒帽用动物皮毛，后改为代用皮毛。日军防寒帽的护耳有可掀起的附件，方便听觉，这是当年防寒军帽中突出之处（图11）。这种陆军防寒帽为我军缴获后特别是在第四野战军（即东北野战军）广泛使用。四野主力戴着这种缴获的防寒帽，纵横东北三省。就象我陆军第38军军歌中唱的：“秀水河子歼灭战，部队打胜仗。打他几百仗，仗仗有名堂，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慌，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四野的部队在平津战役发起前入关，行军中战士们用枪挑着这种皮帽子使关内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图13 头戴“九八式”防暑帽，身背“九〇式”钢盔的日军四十联队士兵

图12 日军“昭五式”防暑帽

图14 头戴“昭五式”防暑帽的安滕利吉中将
　　此外，日军还有两种防暑帽，即所谓“昭五式”和“九八式”，我手中的防暑帽是“昭五式”。（图12）日军夏季的防暑帽也和日军的钢盔一样，是以法国军队为蓝本，翻阅[英]安德鲁·莫罗著的《二战军服全纪录》会发现地中海战场的法军和南非军队都戴着一如日本“昭五式”卡其色的硬壳防暑帽。战后日本出版的《帝国陆军的衣食住》书中只介绍了“九八式”一种防暑帽。依我看，“九八式”与“昭五式”防暑帽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缩小了四边的帽檐，外形更象加了布罩的“九〇式”钢盔。而日本研究当时武器装具的专家中西立太的著作中却只介绍了另一种防暑帽，由形制来看，应该是“昭五式”。从日军拍摄的众多侵华战场的照片看，日军官兵在华中、华南战场上戴“九八式”防暑帽的居多（图13）。我在我收藏的昭和十五年（1938年）侵华日军军内出版的《南支派遣军》画册中看到，南支派遣军司令官安滕利吉中将就戴着这种法式的“昭五式”防暑帽。（图14）此人后为最后一任台湾总督，晋大将（上将）衔。

陆军航空帽

图15 日本陆军夏季航空帽
　　陆军航空帽（图15）是我收集到的日本陆军航空兵的两件战利品中的一件（另一件是“100式”航空怀表）。
二战中的日军航空兵分属陆军和海军，没有独立的军种。陆军航空兵的夏季飞行帽为棕色羊皮制，冬季为浅黄色皮帽。海军航空兵夏季也是棕色的羊皮制，冬季则为黑色皮毛制成。日本陆军航空兵与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帽颜色不同，形制也不一样。这顶日本陆军航空兵飞行帽常常使我想起抗日战争中的武汉空战、重庆大轰炸。我在历史照片中看到1938年12月日本陆军第98航空战队10架重型轰炸机对重庆进行“云上推测轰炸”后，返航的柴田中尉等机组人员就戴着这种陆军航空帽（图16）。

图16 轰炸重庆返航的日本陆军航空兵
　　适才《腾迅》军事首页看到好友余戈的照片，我一眼就看到他头部之上放置的一顶棕色皮帽，那是日本陆军装甲兵的防寒帽。翻阅手边日军装甲兵的战史，特别是在中国战场的历史，那将是一篇新的文章

李作鹏:当年没我红军走不出草地[转帖]
 

　　2009-01-05 来源: 环球时报(北京)　

　　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像!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

　　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乎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那人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李作鹏在受审

　　二

　　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分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们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依旧一派军人举止。不知他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我转手将李诗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李作鹏可能是担心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洋。”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律师会见李作鹏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李作鹏还是那种刚硬的“狗屎”脾气，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历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有些道理。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某些要害，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糊，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像! 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我于是撇开话茬，转而问李作鹏：“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李作鹏果然是破译密码的行家，端详他此时神态，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情景。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司令，年仅34岁。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 “什么时候发表?” “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 “可得保存好。” “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秘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勾起20年前审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李作鹏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李作鹏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匡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际还甲的衣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五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 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得意，边笑边说：

　　“给你讲个故事——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他一直流露着孩童特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说李虽然没受罪，她却吃苦了，身体比李还差。董夫人是当年的红小鬼，因李作鹏案受到关押审查。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牵扯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李作鹏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由于我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怨尤，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的诗!

改革开放中的汉语新词汇[转帖]
 

　　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本身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汉语词汇更是显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变动。
外来词语“进口”的新浪潮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开放，外来词语大量“进口”，大体有这样几种：

　　1.直用原文(包括简称、缩写)，如：IBM、MTV、XO；

　　2.音译，如：“的士”(ta
xi)、“香波”(shampoo)、“托福”(TOEFL)；　

　　3.意译，如：热点(hotpoint)、信用卡(creditcard)；

　　4.音译与意译的加合，如：迷你裙(miniskirt)、T恤衫(T-shirt)；

　　5.汉字与外文字母的组合，如：卡拉OK、BP机、CT扫描。

港台词语、粤语和北京话

　　港台词语的“字”(语素)是熟悉的，但词语却有些陌生。如：运作、资深、共识、架构等等。这些词语在普通话里大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表达，但又不完全等同。据估计，近十年来，接纳港台词语进入普通话不下六七百词。

　　广州一带，由于与港澳的特殊关系，使粤语成了强势方言向全国流行。“炒鱿鱼”、“发烧友”、“收银台”等粤语词汇也随处可见。

　　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沪语也显示出某种强势,“解套”、“割肉”、“捣糨糊”等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北京处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其词汇最容易为全国广大地区所接受，“帅”、“火”、“倒爷”、“侃大山”、“大腕儿”、“傍大款”等等京味词语扩展流行很快。

某些旧词语的“复活”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隐退了的词语，重又登上社会的交际舞台。如：股份、股东、典当、股票、证券交易、通货膨胀等等纷纷启用，老板、经理、董事长、经纪人、太太、小姐、保镖等等也一一复出。

新造词语“洪波涌起”

　　改革开放引起的汉语词汇变动，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现象和特点：

　　句法组合：汉语新造词语，大多用句法组合方式构成，如：弱智、港商、个体户、宏观调控(为偏正式);调价、扶贫、待业(为动宾式)；团伙、展销、影视、评估(为联合式)。

　　新的词缀或类词缀的滋生：如：“热”(出国热、股票热)、“角”(英语角、恋爱角)、“度”(透明度、知名度)、“风”(送礼风、吃喝风)、“族”(上班族、追星族)、“门”(拉链门、艳照门；用“门”表示某种不良事件)。

　　缩略：近30年来，缩略与简称成为构造新词的重要来源。如：博导(博士生导师)、建材(建筑材料)、公交(公共交通)、特困户(特别困难户)等等。

　　专门用语的通用化：如把物理、化学上的“效应”泛化成为表示引起某种反响的用语，于是有“深圳效应”、“明星效应”的流传。又如“滑坡”(地学名词)、“反思”(哲学名词)、“黄牌警告”(足球比赛用语)进入通用词语也是由语义泛化而来的。

　　活跃的修辞造词：由修辞而造成新词语，也极为常见。如以“菜篮子”借指副食品供应，就衍生出“抓菜篮子”、“菜篮子工程”等一批用语。

　　对于当前汉语语汇的更新变异，应当用哲理的眼光加以观照，那就是：变则常新，有容乃大。

　　（《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　陈光磊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1年刘少奇拒吃鸡蛋令百姓感动落泪[转帖]
 

1941年刘少奇同志在盐城的一件轶事

2009年01月20日 北京日报

刘少奇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他的高风亮节尽人敬仰。60多年前，刘少奇作为新四军的领导人，他在盐城有一桩事令人难忘。

1940年10月，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大丰县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后，解放了盐城。

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海安成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指挥部，于11月23日迁驻盐城文峰路文庙中（盐城老年大学旧址）。政委刘少奇为了深入群众，搞好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经与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尚在皖南）陈毅商定在中共盐城县委安排下，与有关部门的同志，住进了城郊西南6华里的永仓乡仓头村。

“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1月25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刘少奇住在庄子中间李士琢家，他迎风雨，冒冰雪走村串户，深入农舍走访困难群众，与农救会干部开会商量，帮助困难户解决问题，深得群众赞扬。当时人们只知道他是新四军领导干部胡服，而不知他是刘少奇。

在仓头庄农民黄凤恺家住的陈映同志，是永仓乡的民运队长。她见黄的妻子王志云，是个40多岁勤劳善良能干的农村妇女，便培养她做积极分子。为了便于开展群众活动，经组织批准，她还认王志云为干娘。陈映走村串户时，就把王志云带上做引见人，提高她思想觉悟让她学会做妇女工作。陈映向刘少奇回报工作时，有时也把王志云带去。王志云看到刘少奇白天经常走访群众，夜晚在煤油灯下批阅文件写文章，熬到深更半夜才休息。因为劳累过度，又缺乏营养，40多岁的人脸上总是黄巴巴的，身体瘦弱还时常咳嗽。王志云想到胡首长是为打鬼子和帮助穷人解放而远离家乡闹革命吃辛受苦的。她心里有些发酸，想对胡首长表示一点小心意。

王志云家饲养两只黄母鸡，生的蛋家里舍不得吃，聚起来卖钱买油、盐、火柴等吃用。这回她把鸡蛋聚起来不卖了。

有天下午，王志云把聚好的30只鸡蛋放在篮子里用毛巾盖上，挎在膀弯走进李士琢家，借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的机会，把鸡蛋送给他，刘少奇笑眯眯地说：“志云同志，谢谢你的美意，鸡蛋我不能收。”

王志云问：“为什么？”

刘少奇说：“我这里一天三顿吃得饱饱的，比起你们的生活好多少倍了。再说，鸡子是你们农民的小银行，还请你把鸡蛋拎回去吧。”

经过一番推让，最后实在没办法，刘少奇说：“把鸡蛋收下来。钱是要给的。”说罢，就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江淮票子（根据地银行发行的）交给王志云说：“情意我领了，但钱你要收下。俗话说‘瘦头财主穷大方’。我们****有了你们这些好心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何愁日本鬼子打不垮，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王志云心里想，世上哪有这样为老百姓办事的好领导。她再望望两只手里的鸡蛋，心情更加激动，她不由自主地“哇啦”一声哭起来了。站在一旁的陈映同志也止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王 荫)

中国著名酒局之：千叟宴见证康乾盛世[转帖]
 

　　千叟宴是清朝宫廷的大宴之一。有清一代，共举办过4次，第一次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农历正月，第三次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第四次是在嘉庆元年（1796）正月，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

　　乾隆五十年（1785），四海承平，天下富足。适逢清朝庆典，乾隆帝为表示其皇恩浩荡，在乾清宫举行了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史料记载，共有近4000名皇亲国戚、前朝老臣和民间长者参加，由于食者众多，席上准备的佳肴数量堪称盛况空前，天香鲍鱼、琵琶大虾、罐焖鱼唇、龙舟镢鱼等冷热荤素香茗水果，共达63道之多。

　　在座老人中有不少是饱学鸿儒，当众吟诗联句，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被史官记录入史。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当时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据说已有141岁。当时乾隆和纪晓岚还为这位老人做了一个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根据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120岁再加三七二十一，正好141岁。下联是古稀双庆，两个七十，再加一，正好141岁。堪称绝对。

　　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皇家气派自与民间大不相同。不但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满汉全席，所有皇家贡品酒水也都全免。在这五十年一遇的豪宴上，老人们争先恐后，一边说着类似“多亏了朝廷的政策好”的溢美之辞，一边大快朵颐，狼吞虎饮。据说晕倒、乐倒、饱倒、醉倒的老人不在少数。

　　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3056人，即席赋诗三千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