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官日记》作者之谜[转帖]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本《侍卫官日记》。书分上下两集,共40余万字。它与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一样,为“内部发行”,作者署名宋乔。这本书以自称为蒋介石侍卫官的第一人称为叙述角度,以日记体形式写了抗战胜利前后陪都重庆至南京的国民党高层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一连串故事。其中如蒋介石与陈小姐的偷情勾搭,引起第一夫人宋美龄的醋海风波,“太子”蒋经国返回南京上夫子庙鬼混,与美艳歌女小桃红搂抱调情,又与在夫子庙秦楼楚馆鬼混淫乐的军统特务头目发生冲突,大打出手,“太子”及手下侍卫官兄弟倚仗权势,大出风头等等,写得生动曲折,引人入胜。整部小说幽默泼辣,恣肆酣畅,嘻笑怒骂,信手拈来。其风格迥然不同于历史纪实小说《金陵春梦》,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社会影响虽还比不上《金陵春梦》,但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读者,虽名曰“内部发行”,实际上却流传甚广。
至于作者宋乔,他究竟是何人?长时期里,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成了个谜。社会上较流行的说法是宋乔本乃蒋政权侍从室一侍卫官,有少校军衔,50年代中期因得罪了在台湾已渐次执掌国民党党政军部分实权的蒋经国,险遭杀害,后逃亡海外,出于报复而创作出以自身经历为依据的《侍卫官日记》。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近年来,海外和我国香港已披露:宋乔乃是作家周榆瑞的化名。那么,周榆瑞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如此神秘,如此长时间鲜为人知?
他曾因同情中共事业而受到国民党当局排斥
周榆瑞,字予邃,1917年生,福建闽侯人。幼时随父亲启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他博闻强记,通晓英语,也能说些日语。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在北平时期接触过以民主、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等,他倾向进步,同情中共的事业。为此,他曾被北平的中统特务排入黑名单。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期,他曾遭到驻北平的臭名昭著的宪兵三团的秘密拘押,关进关帝庙拘留所,受到刑讯逼供。危难之际,幸得赏识其才干的燕大美籍校长司徒雷登出面疏通才营救出来。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负责人之一黄敬(俞启威)注意到周的政治表现,曾指派崔月田、刘莉两位新闻界中共地下党员与他接触、交谈,有意发展他加入党组织,但被他婉拒。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周榆瑞历经艰险曲折,辗转来到重庆,他虽博学有才,却因在北平时期有过一段“左倾过激”经历而受到国民党文化新闻界的排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负责人曾虚白在早年执教南京金陵大学时结识了周榆瑞的姑表兄蒋义芝,交情不错。他赏识周榆瑞的中英文水平,有意录取其为文员,但遭到张道藩与程天放两位上司的阻挠,指出周榆瑞“思想偏激,似不宜录用”。这样,周榆瑞失去了一次好机会,令他对国民党当局更不满。其后,他高不成,低难就,一度失业,寄居于抗战纪念堂附近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宿舍,托庇于在该厂担任上校衔科长的表兄。为谋生计,他协助翻译一些用以宣传中国抗战的新闻解说词,汉译英,再由国际宣传处转至驻重庆的美、英大使馆,发回国内。曾虚白同情周榆瑞的困难处境,付酬从高,且托电影厂厂长郑用之给予适当关照。周榆瑞也因此而积攒了一点钱。1939年夏,他在重庆与有“才女”之称的钟唯真小姐结婚。钟唯真大学毕业,有文才,善诗文,人品端庄贤淑,风雅脱俗。自此后,她与周榆瑞夫唱妇随,伉俪情深,相依相伴40年。
周榆瑞对重庆国民党上层官场的腐败昏庸一向厌恶,曾化名发表过一些诗文,痛加批判。他向往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一度主动与有英国背景的《国际评论》半月刊的负责人郝侃罗坚白接触,多次一块吃西餐、喝咖啡,纵论抗战时局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战局。殊不知这种交往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蒋介石与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一向有很深的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又席卷东南亚,攻占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帝国殖民地,英国才被迫开放滇缅公路,与中国结盟,共抗强敌。戴笠的军统一直暗中监视重庆的英国外交官与亲英人士的活动。周榆瑞再一次上了黑名单。他得到表兄警告后,不免胆颤心惊,安分多了。
寻思再三,周榆瑞索性去了昆明,入西南联大,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助教,后升为讲师。在西南联大,周榆瑞有幸又见到朱自清、林宰平、闻一多等旧日师长。在这些师长中,周榆瑞平日最仰慕的是诗人闻一多教授,在生活上处处效仿闻一多:改穿中式长袍,手上不离英国产橡木烟斗,自谓“半中半洋,中西结合”。在待人接物方面,周榆瑞谦恭有礼,学了英国绅士的风度。他似乎成熟多了,变得胸有城府,勤于思考。1942年,经重庆英国大使馆推荐,周榆瑞去广西桂林英国新闻处任编辑主任,后改任新闻官。他凭借其特殊的地位为《大公报》等大报采写了不少生动的有分量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鼓吹坚持抗日,反对与****闹摩擦、对日寇妥协。他的文章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
身为英国新闻官与美国情报局高级译员却成为八路军办事处座上常客
周榆瑞调回重庆后,曾应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周怡之邀赴曾家岩(红岩)作客。在办事处,周榆瑞见到了中共负责人董必武和副处长钱之光等人。他发觉这些****干部待人亲切温和而真诚,生活朴素。他们谈得很投机,还一道共进午餐,无非是二素一荤和一大盆榨菜蛋汤,没有酒水佐餐助兴,茶叶也很一般,是低档炒青。这令周榆瑞很感动,他在分手时提出想要拜会久已仰慕的周恩来先生,周怡告诉他周先生回延安去办公务了,以后如果双方方便,一定作出安排。
与周榆瑞打交道较多的是年青精干又潇洒才气逼人的周怡(他已在全国解放前夕辞世)。周怡文化高,气质俊朗、儒雅,由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受到教诲与熏陶。周怡、钱之光等人待人接物都很亲切平和,礼仪周正。周榆瑞有意无意间向周怡透露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有关国民党上层的情报。他曾讲到,据说蒋介石已秘密批准由军统宣传处出面搞一个“中共非常委员会”,具体负责人是黄逸公上校,对外界说是军统调研员张国焘(中共大叛徒)提议搞的,意在利用张氏在****内残存的一点影响,实际上这是由已被捕叛变的中共南方局委员郭乾辉建议搞的。该会目的在于攻击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不力,热衷于夺地盘,还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进行攻击。名单上的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27人都是编造的。此外,周榆瑞还弄来叶青(即任卓宣,中共大叛徒,著有《我为孙文学说而战》等多种著作)不久前在重庆浮屠关中央训练团作的反共报告“攻心战”的有关材料等。周怡对这些情报相当重视,他将有关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也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
周恩来考虑再三后,决定接见周榆瑞。这回接见仍是在曾家岩的办事处进行的。周恩来平易近人,谈锋甚健,对周榆瑞的追求进步予以肯定,还称赞他写的采访文章好,文笔生动感人,远非《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所能相比。这令周榆瑞大为感动,同时也不免有些得意:原来这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居然在百忙中读过他写的许多小文章!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桂林、柳州、贵阳等地的情况,对陈纳德指挥的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在广西抗击日本空军,并协助张发奎第四战区、余汉谋第七战区作战的情况问得很周详,还对美国空军的表现甚为赞赏。谈话在亲切的气氛中结束。周恩来与周榆瑞两次紧紧地握手,感谢他的来访,同时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道:“周先生,实不相瞒,我们这一两年来在重庆也曾听到一些有关你的负面反映,说你为英国军情五处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作战的资料,不知你是不是无心之下被英国盟友利用了?”周榆瑞听了这些话,脸色顿变,连呼冤枉,辩解说:“周公,我虽为英国新闻处工作,但只是例行职责而已,我不可能背叛祖国为英国人效劳。对英国人,我保持着一定的戒心,批评过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认为英国情报人员潜往西康昌都和西藏地区煽动藏族同胞闹独立、抗交税赋,是破坏中英友好的行径。如实对你说吧,我倒是利用同英国方面的关系为贵党弄到一些可能很有价值的情报……我敢说,我是个民族至上主义者,是个爱国者!”周恩来含笑听完了他的表白,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周先生,请别介意,我正因把你当成我们的真诚朋友才坦诚相见。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相信我们的友谊定能保持下去。”周榆瑞这才释然。
1944年8月,周榆瑞受聘为美国战时情报局高级翻译员,待遇优厚。他时常与中美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海军准将、情报局重庆分站站长霍利福德等美国情报官打交道。最威风的一次是美国战时情报局长杜诺万中将来华视察工作,周榆瑞担任其译员,见到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等要人,见了不少世面,阅历大增。以后,周榆瑞仍常前往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怡、钱之光乃至董必武、周恩来饮茶交谈,还常共进晚餐,谈笑风生。由于他的身份较特殊,军统、中统也都对他无可奈何,只是例行监视跟踪而已。戴笠曾向梅乐斯进言,说担心这个周榆瑞会向周恩来为首的****人泄露党国军政秘密情报。梅乐斯则付之一笑,认为这位军统局长太多虑,他倒是认为可以通过周榆瑞的活动间接了解中共方面的一些真实想法,增进了解,让反共成性的戴笠碰了一鼻子灰。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见到中南某省一张小报上刊登一文,将周怡与周榆瑞混为一人,称周榆瑞乃是英国军情五处高级特工,奉命打入重庆中共办事处,化名周怡,企图伺机加害周恩来云云,实与史实不符。
《侍卫官日记》出版后,离开香港,去了英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榆瑞即脱离美国战时情报局,谢绝美国有关方面的再三盛情赴美邀请,偕妻儿去了上海,在淮海中路霞飞坊三弄租房定居,打算定下心来翻译几本美英文化名著。
这一时期,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各地大搞“五子登科”,贪污腐败成风,引致民怨沸腾。而且,蒋介石处心积虑想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周榆瑞对时局不满,在沪上与乔冠华、金仲华、徐铸成、宦乡等革命进步文化界人士时有接触,耳濡目染,颇受影响。其间,他旧日好友、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李荆孙痛感手下人才匮乏,报纸办得没生气,再三邀请周榆瑞去南京共事,但被婉拒。
1946年5月,周榆瑞担任上海《大公报》驻南京外交记者,来到南京借住于新街口青石街《中央日报》员工宿舍。他交际广,朋友多,为人又豪爽,弄到大量官场内幕秘闻资料和外交新闻。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与驻南京的美国、英国大使馆和新闻处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讨了不少便宜,如能优先弄到外交新闻材料,令不少记者同行自叹不如。
那一时期,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奉命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分歧,外交谈判成为重要新闻焦点。周榆瑞曾随同记者团去淮阴采访过军事调停小组的国共双方代表及美国代表,他也曾去北平、宣化店等谈判调停地点进行采访。马歇尔为了完成调停任务,曾七次上避暑胜地庐山见蒋介石,磋商问题。周榆瑞不怕吃苦,也几次登上庐山进行采访。在庐山因得到国民党中宣部高官曾虚白、魏景蒙等人的关照,周榆瑞的采访很成功,还认识了几位侍卫官,遂触动了写一部以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的角度叙述国民党核心层生活内幕的小说的灵感。自此后,周榆瑞着重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准备。
1949年,周榆瑞离开南京,赴香港,任职于香港《大公报》,工作有出色表现。当时《大公报》已被我国政府接管,投入资金进行了改版、扩版,成为在香港宣传社会主义祖国的重要阵地。周榆瑞在香港完成了《侍卫官日记》一书的初稿。
他作为“红色报刊”的记者,却受到港英当局的较高礼遇。英国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几次召见他,邀他共饮咖啡共进西餐。还请他向北京中共高层传递一些不便于通过外交途径传递的重要信息,如港英当局拟如何处置国民党资委会储存在香港油麻地仓库的大量物资等。周榆瑞的真实面目曾引起香港不少人士的猜测。亲台湾的《星岛晚报》曾有文章影射周氏是英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月月领取不菲的英镑津贴。实际上,周榆瑞生活上保持低调,行事交际从不张扬。但他又曾几次出示他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楼下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周怡等****人合拍的照片,令人们大为吃惊,感到很难吃得准他究竟是何样人物,于是,他的身份便成了谜。
1952年9月,周榆瑞被调回北京。初在外语学院执教,四年后,他担任中央文化部顾问兼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协助廖承志、方方等领导同志起草制定若干侨务文件,为切实保护海外侨胞利益做过不少实际工作。他的夫人仍在北京外语学院担任教授。夫妇俩翻译过七本美、英文学名著,如《大卫高柏菲尔》、《乔叟故事集》、《英国文学史》等。周榆瑞还应邀加入中国作协。1957年1月,周榆瑞夫妇获得去香港的签证,去了香港,周应《大公报》负责人费彝民之邀兼该报专栏记者。数月后,他出人意料地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大公报》,并辞去在北京担任的一应职务,表示他崇信“自由民主”的神圣理念,反对党派斗争,立志做一个“精神上开放自由的作家”。他的“声明”惊动港、澳,他又成为新闻人物。月余后,周榆瑞的《侍卫官日记》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人们争相购阅,七万册竟一销而空,很快又再版,可谓一炮走红,香港好几家报纸竞相连载。
但这部好评如潮的小说却激怒了台湾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尤为愤慨。蒋经国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这本书,很无聊庸俗,足见作者的人品很有问题,对我个人进行的人身攻击、污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台湾宣布《侍卫官日记》为甲种禁书,严加查禁。代表台湾“中华民国”立场的右翼报纸《信报》对周榆瑞发出警告,称周是中共派驻香港的高级文化间谍,是个企图搞乱香港文化界的危险人物……这种说法令不明就里的港人将信将疑,社会上对周榆瑞的议论甚多,他有口难辩,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保密局大特务谷正文还说干就干,策划了1957年8月香港罗便臣道上的撞车事件。
当日晚上,华灯璀璨,周榆瑞驾驶一辆用版税新买的英国产小汽车驶上罗便臣道,发现被身份不明的人驾车跟踪,很紧张。他故意放慢车速打算停到一电话间门口打电话向警署报警。这时,迎面又驶来一辆旧的小汽车撞向周的座车,撞击力使周榆瑞受了点轻伤。对方车上下来二男子,欲袭击他,将他的车窗砸破。他大声呼救,千钧一发之际幸有一警车赶到,才逃过此劫。不久,为人身安全计,周榆瑞夫妇一家迁居英国,定居伦敦,以著译为业,著有英文小说集《彷徨与抉择》、《龙与凤》、《陪都旧忆》等。他还常为香港几家报刊写稿。由于投稿出书关系,周榆瑞与主持《新闻天地》的卜少夫、主持《明报》的知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主办《亚洲文化评论》的陈孝威等人结为好友。得到港英当局作出的“绝对保证人身安全”的承诺后,他曾多次返回香港小住。
我国于1960年出版了《侍卫官日记》,甚受欢迎,一版再版。但周榆瑞已不能再回祖国大陆。1965年他担任台湾《联合报》驻伦敦特派员。70年代中后期,周榆瑞又完成了封笔之作《红朝人物志》。这部书中尽管赞扬了周恩来、彭德怀、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但出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台湾也拒绝出版。1980年3月26日周榆瑞在伦敦郁郁而终,埋骨异域,享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