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慈禧遗体三次入棺之迷[转帖]
 

第一次入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未正三刻，慈禧走完了她74年的人生路程，撒手人寰。当天下午4时30分，掌仪司首领太监用鹅黄吉祥轿将慈禧的遗体从西苑仪銮殿抬出，5时15分到皇极殿，放在回床上。第二天上午8时5分，在隆裕皇太后和瑾妃的敬视下，将慈禧的遗体殓入了棺内。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四日巳时，慈禧的梓宫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

第二次入棺。

慈禧死后20年，即1928年7月4日至10日。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陵，毁棺抛尸，掠走了全部随葬珍宝。慈禧遗体被抛出棺外，嘴里的宝珠被抠走，上衣也被扒光了，下体仅剩一条内裤。盗案发生后，溥仪派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到东陵进行了重新安葬。载泽等人钻进地宫，见慈禧遗体趴在椁盖上，头朝北，脚朝南，左手反搭在后背上。在地宫里已暴尸40多天，遗体上出现了许多斑点，长了许多白毛。载泽等人见内棺尚完好，可以继续使用，于是命旗妇用一块黄绸子将慈禧遗体盖上，将一件黄缎褥铺在遗体一侧，然后慢慢翻转尸身，正好将遗体仰卧到黄缎褥上。只见慈禧面色灰白，两眼深陷无珠，颧骨高隆，嘴唇有伤痕。众人帮扶着，用如意板将慈禧遗体抬入棺内。如意板未撤出。遗体上盖上一件黄缎被，把从地宫里拾到的慈禧生前剪下的指甲和掉的牙用黄绸子包好，放在被上。载泽又将当年得到的慈禧遗物一件黄缎袍、一件坎肩盖在被上，盖上棺盖，用漆封上棺口，重殓完毕。
第三次入棺。

1979年2月17日，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对慈禧地宫进行了清理。笔者参加了这次清理的全过程。因为要赶在五一节开放慈禧地宫和慈安陵地面建筑，保管所领导决定将慈禧内棺留到旅游淡季再清理。

1983年12月初，旅游已进入淡季。保管所领导决定清理慈禧内棺。12月6日，包括笔者在内的清理小组打开棺盖后，看到一件黄缎大被把棺内盖得严严实实，被上盖着两件衣服。很显然，这是1928年载泽等人重殓时的原状，55年来一直没人动过。保管所领导当即决定立即盖上棺盖，封闭地宫，迅速向上级汇报。1984年1月4日，国家文物局派来了几名专家，与清东陵文物保管所组成了一个清理慈禧内棺10人小组，笔者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分工负责清理慈禧遗体和棺内遗物。第二天，清理小组依次揭取了被上的两件衣服，发现了包着慈禧指甲和牙齿的小黄包。当将黄缎被卷走后，慈禧的遗骸呈现在眼前，脸部及上身用黄绸包裹着，下身穿着裤子，裤子上绣满了寿字，一只脚上穿着袜子。遗体仰身直卧着，头微微左偏，右手放在腹部，左臂自然地垂于身体左侧，两眼深陷成洞，腰间扎着一条丝带。遗体是完整一体，全长153厘米。清理小组用她身底下的如意板将遗体从棺中抬出，放在地宫的地面上。在棺内喷洒了防腐消毒药液后，又将慈禧的遗体抬入棺内。这是她死后第三次被抬入这口棺中。然后将被、小黄包及两件衣服完全按原次序、原位置放回。一切都恢复了原状后，又往棺内喷洒了一遍药液，盖上棺盖，封好棺盖口，木工们将残破的外椁修好后，套在了棺外。如今，慈禧的遗体仍完整地躺在棺内，保留着1928年重殓时的状态 。

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转帖]
 

1978：平反之年
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据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给予解决。

电影《梅兰芳》与真实梅兰芳[转帖]

　　电影《梅兰芳》正在热映中，电影中展现的梅兰芳与现实梅兰芳有何不同呢？

　　梅兰芳初学戏

　　在影片开始，留着辫子、穿着白色马褂的少年梅兰芳手里拿着大伯留下的一封信，通过信的内容，观众知道大伯因在西太后寿辰中以家中出殡而未穿红，犯了忌讳而被打死。梅兰芳被当时的

　　京剧老生名角“十三燕”抚养成人。“十三燕”奠定了他最初学戏的基础。

　　而史实上，梅兰芳出生于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清末著名旦角演员，伯父梅雨田是京剧胡琴演奏家。父明瑞，字竹芬，小生改花旦。梅兰芳8岁学艺，师从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朱小霞，11岁登台，刻苦钻研不断实践，形成风格独特的“梅派”，成为四大名旦之首。他的表演艺术很早就蜚声海内外，但他到16岁才起了“梅兰芳”这个艺名。

　　与“十三燕”打擂

　　电影《梅兰芳》有一个情节，那就是青年梅兰芳跟爷爷“十三燕”打擂台，两人约定三天定胜负，甚至还有人把这次打擂当成赌局让世人押大押小。在第一天，梅兰芳彻底地输了，爷爷“十三燕”当时还跟人签下了必赢梅兰芳之后的分成契约。但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梅兰芳在邱如白等人帮助下推出了新戏《一缕麻》和《黛玉葬花》，彻底打败了爷爷“十三燕”，最后“十三燕”送给梅兰芳结婚贺礼翡翠手镯后饮恨而死。当时邱如白说了一句话：“你的时代到来了！”

　　而历史上梅兰芳的成名，不是一场爆得大名。十三燕的原型，更多集中了谭鑫培的经历。谭鑫培是西太后最喜欢的名角，内廷供奉、御赐黄马褂。“打擂台”这场戏在史料中只是有个影子，十三燕的原型谭鑫培很久没唱戏了，突然复出后，梅兰芳戏班的老板为制造“噱头”，在梅兰芳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了和谭鑫培打擂台的事。当时梅兰芳老戏新戏连着唱，“票房”非常好，压过了谭鑫培，但事后梅兰芳还特地去找谭鑫培道歉，称对方“爷爷”，谭鑫培也丝毫没把这事放心上。

　　与邱如白的友谊

　　电影中，邱如白被梨园公会邀请做演讲。梅兰芳迟到了，被邱如白特地拎出来批评一番。不久，蔑视传统戏曲的邱如白观看了梅兰芳的《惊梦》，被梅兰芳的美征服了，开始给梅兰芳写信，并在信中为梅兰芳用进步的观点说戏，最后邱如白不顾五世为官的家族反对而挂冠辞官，全心全意帮助梅兰芳。

　　邱如白的原型是齐如山。历史上的齐如山乃梅党最重要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一代国剧理论宗师。齐如山的确是留学归来后在梨园公会做了次讲演，批评中国戏曲。齐第一次看梅的戏，不是昆曲《惊梦》，而是京剧《汾河湾》。接下来齐写信提建议，两人通书信两年之后才见面。齐对梅的帮助很大，梅的新戏大多是由齐策划、编写。赴日、赴美，齐如山全程跟随，统筹诸种事宜。

　　直到“九·一八”事变后，齐如山与冯耿光（片中英达扮演）就梅兰芳去向问题发生争执，最后梅兰芳采纳冯耿光意见，迁居上海，齐如山留在了北京。此后，两人联系很少。

鲁迅杭州失业始末[转帖]
 

　　鲁迅一生中换过6次工作，其中在浙江有过三次失业的经历，特别是在杭州的第一次失业，让他一生刻骨铭心。
担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

　　1909年阴历六月，鲁迅从日本回国。他的好友许寿裳比他早两个月回国，已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监学（即教务长）。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19
02年秋，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与鲁迅相识，遂成终身挚友。经许寿裳推荐，鲁迅到该校任教，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教员，兼任日籍植物学教员铃木寿的助教，当他的课堂翻译。

　　这一段时间，鲁迅每周要上课20节以上，鲁迅教课，从不看讲义，侃侃而谈，讲话生动有趣。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鲁迅教的两门课程，都是用自编的讲义授课。

　　鲁迅教生理学时，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的内容，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当时全校的师生都惊讶不已，鲁迅却毫无顾忌地去上课。上课前，他对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他讲授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同学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

　　这次教学效果极佳，别的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就纷纷来向鲁迅要油印的讲义，鲁迅指着剩余的讲义，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他还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尸体，为此，鲁迅还向学生介绍自己学医时解剖尸体的体会。

　　铃木用日语上课，而且不发讲义，上课时讲一句日语，就由鲁迅把这句日语口译成汉语，铃木偶尔讲错了，鲁迅在翻译时就代他纠正过来。遇到学生在课堂上向铃木提问题，有的提得不当，鲁迅就直接处理了。翻译这个差事是不容易做好的，鲁迅却做得很好，受到学生的赞扬。绍兴鲁迅纪念馆现在还保存着一本学生根据鲁迅的口译记的植物学笔记，封面写着：铃木先生讲述，周树人先生通译，受业蒋谦笔记。由此可见，鲁迅中、日文基础都是很扎实的。

　　为了帮助铃木教好植物课，鲁迅认为应该走出课堂，带领学生到自然界去接触植物。所以他常带学生到葛岭、孤山和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回来后就忙着把采来的植物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工作。

　　据吴克刚在《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中记述：有一次，在采集标本的途中，学生看到路边一株开着小黄花的植物，就问铃木：“这种花叫什么名称？”铃木答：“一枝黄花。”学生听后以为铃木不懂，竟哄然大笑，鲁迅就很严肃地对学生说：“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为已知，不论学生或老师都应该这样。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辞典，刚才这种植物属于菊科，有图可以对照，学名是叫‘一枝黄花’。”

学生恶作剧让他失望

　　受学生欢迎的鲁迅，为何要离开学校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学生的恶作剧，使鲁迅丧失了对教育的激情。

　　第一次是鲁迅上化学课讲硫酸时，鲁迅反复告诫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强，若是皮肤上沾到一点，就会烧伤皮肤，那是非常危险的。但后来在做分组实验时，一个恶作剧的学生还是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在另外一个学生的后颈上点了一下，这个学生立即用手按住后颈，连声叫痛，鲁迅当时就震惊了，他马上过去给叫痛的学生搽药止痛，同时批评了那个恶作剧的学生。

　　另外一次，是在课堂上做氢气点燃的演示实验，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记述：当时，鲁迅把烧瓶中的氢气和实验仪器拿进教室时，才发现没有带火柴，鲁迅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回去取火柴，你们千万别去碰这个瓶子，瓶子一旦进了空气，再点火就会爆炸的！”当鲁迅拿火柴回到教室，一点火，那氢气瓶“嘭”的就炸开了……这时候，鲁迅才发现，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早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面对学生如此捉弄，鲁迅惊呆了，学生的这一行为真的让鲁迅无法想象，说他们年幼无知，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早已超过了30岁。

　　二是鲁迅领导的驱赶校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当时的一所新式学校，校长原是沈钧儒，教师中留日学生有10多人，许多人在国外都参加过革命活动，所以校内民主空气比较浓厚。1909年10月，沈钧儒被推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一职，浙江巡抚就派夏震武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夏震武是个封建顽固派，到校后，他就对学生“训话”，攻击革命，咒骂革命党。他还用当时官场下属参见上司的“庭参”礼节，要求教员按品级各穿礼服到礼堂向他“参见”。鲁迅等教师对夏震武的横霸无理十分气愤，并拒绝“参见”，坚持要夏震武到会议室来见面。双方矛盾激化，不久，全体教员辞职出校，鲁迅等住校的10多个单身教员遂带行李物品全部迁住到湖州会馆。教员辞职后，进步学生起来声援，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纷纷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只好同意让夏震武去职，由提学使袁嘉谷暂时兼任两级师范校长。在这次斗争中，鲁迅与许寿裳等起了主要作用，“木瓜”，是杭州俗语，指木头木脑、不懂事理的人，所以鲁迅等人叫夏震武“木瓜”，对于回国后参加的这场斗争，鲁迅称它为“木瓜之役”。

　　三是鲁迅蔑视学校中无聊的教师。

　　当时杭州拱宸桥有日本的租界，那里开设妓院。星期六下午，少数无聊的教师就去逛妓院，对此，鲁迅很有意见，批评这些人说：“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让日本人占去了，在那里设妓院，糟蹋中国的女性。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寻欢作乐？”

　　就这样，鲁迅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便离开了。

(《扬子晚报》11.26　苗体君　窦春芳文)

二战时苏联“焦土计划”首度披露[转帖]
 

　　莫斯科一旦被纳粹占领，就炸毁莫斯科大剧院及其他标志性建筑物……俄罗斯近日举办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展览讲述着“军事反间谍局的90年”的秘密计划。展览在莫斯科武装力量中央博物馆开幕,俄罗斯情报部门档案负责人瓦西里·赫里斯托福罗夫说,1941年“存在德军占领莫斯科的真正风险”。

　　当年闪电式进攻之后,德军逼近
了莫斯科,距离克里姆林宫仅40公里远。苏联军事反间谍局于是制定了“莫斯科计划”。这份计划展出在一个橱窗里,首次与公众见面。莫斯科及其周边1100多个地点埋下了炸药。几百名特工接到命令留在城中,一来与敌人周旋,二来毁掉建筑以防城市被占领时落入纳粹之手。其中一份档案资料上写道:“3R分遣队”负责“针对德军高级指挥官、占领当局以及民族叛徒开展恐怖袭击”。

　　“但是,感谢上帝,德国人未能占领莫斯科,那些建筑也没有被炸掉”,赫里斯托福罗夫说。其中包括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坐落在红场的报喜大教堂。

(《参考消息》12.6)

蒋介石反对美国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转帖]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间，美国人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蒋介石三次都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出发，解读了这段历史。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蒋介石1950年12月1日日记云：

　　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于9月15日在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战局顿时改变。10月19日，美军占领朝鲜首都平壤。同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人受命入朝。25日，志愿军开始发起攻击，美军受到沉重打击。麦克阿瑟惊呼：“投入北朝鲜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问他，“任何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回答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显然，蒋介石12月1日的日记针对前一天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而发。“应设法打破之”，表明蒋介石不仅反对美国对中共使用原子弹，而且要采取某种行动。

　　蒋介石完全支持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政府，他曾多次向美国表示，坚决支持韩战，希望可以出兵援韩。但是，他一听到杜鲁门有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考虑”，还是坚决反对。其原因，据蒋日记自述，是因为觉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总祸根乃在俄国也”。

　　在中国支援下，越南人民军大胜，美国军方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4年4月17日，蒋介石拟定的《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其中第3项写道：

　　3.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

　　根据这一则日记，美国曾再次准备用原子弹，以至氢弹攻击越南和中国大陆，而蒋介石再次反对。蒋介石既然将之列入《本星期工作课目》，可见是几天之内就要做的工作，有其紧迫性。

　　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约见美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蒋介石在4月17日预定，“不令”美国使用氢弹、原子弹，而第二天就约见霍华德，显然，这是蒋介石确定的对霍华德的谈话内容之一。

　　法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于1945年9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发动战争。1950年12月，法国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军方向法军提供大批武器装备。1954年3月，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南人民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奠边府，法军败局已定，准备撤出越南北部，而美国则准备介入。

　　从蒋介石日记可知，为了挽救法军在越南的败局，这时美国曾准备以氢弹、原子弹袭击越南和中国大陆。霍华德的台湾之行，旨在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而蒋介石的态度仍然是反对。

　　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美国空军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弹

　　同年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

　　召见叔明，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叔明，指王叔铭（1905~1998），山东诸城人，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1950年4月任台湾防空司令部司令，1952年升任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由于他和美国空军之间长期而深厚的关系，因此美国有关方面选择他作为向蒋介石的传言人。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曾制订了多个反攻方案。但蒋介石深知自己力量有限，要反攻大陆，就必须争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他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后来的历史表明，蒋介石终其一身，没有向美方提出有关“申请”。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虽然是个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国人借用原子弹，那么，不仅反攻大陆不会成功，而且，他就将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了。

（《北京青年报》12.6　杨天石文）　　

 裹尸布上没有口袋[转帖]
 

　　他今年76岁，和妻子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他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衣服，眼镜破旧不堪，佩戴的手表是地摊上的塑料手表。他不爱美食，最喜欢的是价格低廉的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他没有自己的小汽车，外出通常都是乘坐公交车，他曾经的公文包是个布袋。
　　另外，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小酒馆喝上一杯啤酒，他一定会仔细核对账单；如果你住在他家里，睡觉前他一定会提醒你把灯关了。

　　一个贫穷而吝啬的美国老头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让我们看看他76岁以前都做了哪些事。

　　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献了5.88亿美元,为加州大学捐献了1.25亿美元，为斯坦福大学捐献了6000万美元。他曾投入10亿美元，改造和新建了爱尔兰的7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两所大学。他曾建立慈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手术提供免费的医疗费用……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还有40亿美元等待捐献。

　　他就是对己吝啬待人大方、喜欢挣钱却不喜欢拥有钱的查克·费尼。目前，查克·费尼还有三个愿望：一是在2016前捐光剩下的40亿美元,否则死不瞑目。现在，这笔钱正以每年超过4亿美元的速度流向世界各地需要的地方。另一个是为富豪们树立一个榜样——“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做出馈赠”。据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并已付诸行动。媒体追问查克·费尼，为何非要捐得一干二净？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今晚报》12.5　朱晖文）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帖]

　　袁贵仁　杨耕

　　　　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然，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也必须研究

　　新的课题，应当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应当也必须调整、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境遇究竟如何？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说和阐释又是什么？当代中国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又如何能够引导现实运动呢？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无疑将给研究者、学习者和社会读者提供了一个极为完备和精彩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思维方式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转换，其思想之深刻、方法之科学、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150多年来，追随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梅林、考茨基、伯恩施坦、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论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 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罗素、杜威、萨特、海德格尔、福科、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在这个论述、探索过程中，许多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争论持久而激烈。

　　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仍然活着。甚至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中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过一段颇有见地的话：“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的无误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为当代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维的阐释角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种路向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影响，不仅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而且是通过其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不同解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思想流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现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实践者以及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影响，不仅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而且是通过其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不同解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思想流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翻译的文本愈来愈多，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就研究主体和理论传统分属的国度和地区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路向：

　　第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一些既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属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股思潮，其基本特征是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淡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性的同时，将其理论努力指向文化批判，主要思潮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西方马克思学则立足文献考证，从事文本解读，强调要用严格的客观态度研究马克思的文献和思想，从而建立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吕贝尔、德国的费切尔、英国的麦克莱伦、美国的胡克等人。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在西方还有一批哲学家如罗素、海德格尔等人，根据不同的理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阐述，这些哲学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有启发意义。例如，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第二种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宣扬整个世界的客观性、可知性的世界观为主要内容，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主要代表人物有尤金、米丁、康斯坦丁诺夫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理论思潮，其基本立场或理论基点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实践、生存、异化、人道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理论思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马尔库什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所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评流派，科西克等人所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在总体上都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上存在着交叉性，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为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弘扬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表现为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二者各有自己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

　　第三种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即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和再认识。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标志，俄罗斯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重大的社会转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动荡，使俄罗斯哲学在短暂的“休克”之后表现出未曾有过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注重的世界观，对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追求，逐渐退出了哲学舞台的中心。对苏联历史的反思，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人类未来的关切，成为俄罗斯哲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全球性问题的探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富有新意的思想。随着苏联的渐行渐远，俄罗斯学者们已经逐渐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激情式的彻底否定态度，重新以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心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既可以看到以谢苗诺夫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看到斯焦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批评，并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发。

　　这些社会思潮、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其意义不仅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流派，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出解释的多元化格局；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途径，而且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提供了更多的方法。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总体性方法启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为整体来把握，而不能简单地把它分割为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方法启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而要努力追踪它的问题框架，发现表象背后隐秘的、被遮蔽的方面；吕贝尔、费切尔的文本解读方法启示我们，不仅要全面研究马克思哲学在各个领域的思想特征，而且要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中概念、范畴乃至思想的演变；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方法则启示我们，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文本中也存在着张力和冲突，要善于思考其间的断裂和缝隙；沙夫的“人的哲学”启示我们，关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困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哲学研究应当探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并使现实中的问题上升到哲学中的问题；科普宁的“认识论主义”研究方法启示我们，认识不是盲目地跟随客体，而是创造性地反映客体，如此等等。

　　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但如果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境界”“最佳视角”“终极真理”来仰视，不仅丝毫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会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迷途。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关于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交往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以及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世界理论等等，从争论的议题到基本的依据，都既有中国现实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激发。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一类的研究进路，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的影响。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不能采取简单拒斥的态度，而应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反思，以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和借鉴，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于孤立而走向枯萎。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关于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交往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以及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世界理论等等，从争论的议题到基本的依据，都既有中国现实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激发。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一类的研究进路，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的影响。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不能采取简单拒斥的态度，而应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反思，以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和借鉴，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于孤立而走向枯萎。

　　在充分肯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的同时，对它们的局限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还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终极真理”状态。它们的确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实，但往往又把这些合理的事实溶解在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今天也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乃至符号的、修辞的批评，由此一路狂奔和下滑，走向虚无和颓废，并没有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向。因此这样的批评很难称得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挥。更重要的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践无缘，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书斋里的批判。正如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说，这些学说“以自己密码式的语言说话”，其“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而德里达在苏东巨变后之所以不断“靠近马克思”，实质上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辩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在这一“联姻”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被德里达在解构性的阅读中重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不同的学派、学说和思潮中被肢解了。在当代，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抑或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已经成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了。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我们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过高评价它们，则会妨碍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笼统地谈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高度，无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相反，倒有可能混淆它们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乏深刻之处，同时也有许多误读、误解乃至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质言之，它们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境界”“最佳视角”“终极真理”来仰视，不仅丝毫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会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迷途。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

　　当代马哲研究的第四种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路径。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如何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并继续在做出积极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路径。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如何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并继续在做出积极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路径。

　　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深入现实，超越现实。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活动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复杂、艰难，史无前例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由此引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形式和当代形态的思考与建构，反过来，以一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现实运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辱使命，无论是从研究深度来说，还是就研究广度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因此，我们编纂了《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这套丛书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广泛性和学术性，按照当代西方、当代东欧和苏联、当代俄罗斯和当代中国四个角度，汇集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说和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境遇凸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课题的联系多方面地显示出来。这套丛书所选材料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一致，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对立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研究材料的作用和意义就会是多重的，其中所包含的一致、差别和对立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不同的参考维度，提供较大的思考空间。我们并非完全同意这套丛书所选材料的观点或结论，但我们不能不敬佩这些思想家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我们未必非常欣赏由这些材料所构成的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燃起我们探索的激情。同时，透过这些观点、学说和学派，我们会体验到，在当代，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哲学流派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思潮、学派走马灯似的生命周期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然，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也必须研究新的课题，应当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应当也必须调整、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但是，课题的更新，形式的改变，内容的丰富，应当也必须沿着马克思开辟的方向进行，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在编纂《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仍然活着，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本文为《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总序）
 

“新闻泰斗”穆青:作品与生活一样朴实[转帖]
 

　　　　穆青,老记者,中国新闻事业家与新闻摄影家,中国新闻史上的擎旗人。河南杞县人,回族,生于1921年3月15日。1937年12月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40年7月考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194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2月调入东北日报社。1949年4月起历任北京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新华社编委会农村编辑组组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党组书记。期间兼任过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社长。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生前为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曾以新闻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享誉全国的一代名记者穆青,于2003年10月11日凌晨3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早在念中学的时候,穆青便是我们心目中仰慕的新华社记者。没想到参加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竟跨进了新华社的大院而有幸生活在一起。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六楼办公室里,当时整整80岁高龄的原新华社社长、新闻界的“焦裕禄”穆青接受了我们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他身着深蓝色、对襟扣、丝绸面料的中式服装,年迈但不失清癯,语气平缓而清晰,时而开怀畅谈,时而低头沉思。与其说是规规矩矩的采访,不如说是两代人之间轻松无拘束的叙旧、聊天、侃生活。

　　一、生活从来没什么讲究,简朴而有规律

　　刚一落座,“老头儿”(新华社上上下下对他的敬称)便习惯性地点燃一根香烟。据说20年前,他额上尚有青丝盘踞时,新华社人便开始称他“老头儿”了。外人从旁看去,言之者无不敬,受之者无不悦,是那种自然的家常称谓,而家常的往往也是极致的。而今,时间的魔手真的攫走了他的三千黑发,他曾拼力回抢,于是那发际上的黑色素便幻化成流淌于纸页上的墨色河流:12万字的《十个****员》、40万字的《新闻散论》、30万字的《彩色的世界》,以及尚待整理成集的于战争年代散佚的文稿。
　　他顺兜掏出香烟,点着。采访于是从吸烟这个话题聊起。“都劝我戒烟,我也想戒,但怎么也戒不了。20几岁时开始抽烟,那时正在延安《解放日报》,生活很单调,不像你们现在这样,那时没有什么零嘴儿,就一天吃三顿小米饭,年轻人嘛,我看人家抽烟便学上了。那时是旱烟,烟末用油光纸一卷就成了。没想到一抽就是将近60年。”穆老边说边慢慢仰靠在办公椅上,眼睛注视着手中的烟头。“医生多次劝过我,有两种意见,一是劝我干脆戒掉;一是说戒了也不好,少抽一点可以。我接受第二种意见,少抽,逐步改,一天十几支,以前可是一天至少一包哩。给人谈话、开会、写东西,就要抽烟,像你们这种场合,”穆老笑了笑,“聊天,我就抽烟。平时看报、看书,我可不抽。抽烟不好,到处受限制,遭人白眼。这个习惯我慢慢改。”
　　随后,我们将话题转向饮食与穿着习惯。从谈话中我们得知,穆老喜欢吃面食,“可是一大家人都喜欢吃大米饭,我还是不行,吃一点可以,每顿吃大米饭受不了。”
　　穆青生活崇尚简朴,他很少吃营养补品,肉食也吃得少,水果吃一点,说自己爱吃鸡蛋。或许你不知道,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穆青对国内记者提出了给人民群众“高级营养品”号召,并亲自抓,抓主题,抓情况,亲自参与制作新闻产品方面的“高级营养品”。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活却从来没什么讲究。

　　以往,穆青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求教“成功的经验”、“写作的秘诀”,随着年事渐长,又头顶“新华社健康老人第一名”的荣耀,向他请教养生之道者也有见长之势。别看他“查体”被医生称为“60岁的器官”,其实他有多项“反科学”的生活习惯:每天一包香烟、不锻炼、不吃保健品,酷爱河南产“烧饼夹牛肉”,没有胆固醇概念地多吃鸡蛋,他自有一套道理:“鸡蛋可是好东西,你想一个鸡蛋有生命的全部成分。”在衣着上,穆老离休后基本不再穿什么西服了,外出时穿一件旧夹克或运动服,随意自在。
　　穆老的生活很有规律性。退休后他常常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就寝,中午看看报。每天还练一个小时左右的字,练书法从不要字帖,历来认为自己的字应有自己的风格。谈到书,他讲最喜爱的还是《三国演义》,认为这本书从文字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都非常不错,书中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很多。“我喜欢历史,对中国历史比较有兴趣,正史、野史,我都爱看。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了解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要了解,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有借鉴,才能发展今天。”他语重心长,我们默默点头。
　　从新华社社长岗位退下多年了,他没有丝毫的失意,与做了一辈子记者、编辑的夫人续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四个子女各有所成。他感慨:“还让这么多人惦念着。”他说卸下担子后,只要不“下去”,每天都来上班,“不来,呆在家里,心不踏实”。去办公室,他坚持步行到六楼而不乘电梯,说这于自己是一种锻炼。行走如风,腰板挺直,激情使他不断推陈出新,永远朝气蓬勃。他跟年轻人没有距离,他真的一点不老。这位开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好老头儿,多像虬枝傲苍穹的不老松,威立光明顶,吞吐时代风。

　　二、一手握笔一手操拿相机,继续活跃在世界各地

　　1992年11月,穆青以71岁高龄从新华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几十年来,他的作品在中国新闻史上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地位,影响并鼓励了几代中国人,催人奋进。按常理,从此,作为一代杰出的新闻事业家,他可以颐享天年。可是,他如是说:“已从第一线上退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从此就安度晚年。退休,让我摆脱了繁重的领导工作,但开阔了一个新征途,是一个新起点。我想,只要能力所及,我会珍惜每一天。如今,我有时间看想看的书,写想写的文章,去想去的地方……”这时穆老越讲越兴奋,感染得我们也为老人高兴。
　　提起穆青,千千万万的读者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那一篇篇新闻经典名作。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穆青还是一位新闻摄影高手。上年纪后,相机替代了他的笔。他摄中原农家,照国外飞瀑……有时看到一朵形状奇异的云,他会追云大叫:“快看快看!”自然景致中,他偏爱瀑布,大起大落,气势恢宏。他曾在非洲维多利亚大瀑布下联想:“有思想品格高度的人,不畏生活中的落差。”晚辈议他:“老头儿”能跑着呢,激情不减。
　　穆青说在战争年代,他是随军记者,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写下无数新闻作品。但是,由于缺少摄影器材,竟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图片资料,这令他至今遗憾不已。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开始接触摄影。但是,穆青真正有机会进行新闻摄影的实践还是他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华社社长的任上。穆青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很少拿过照相机,那几十年中我手中的‘武器’就是笔。但几件重大的憾事让我非常后悔。我最终下定决心,一定搞好摄影,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新式武器。”“第一件憾事是50年代中间,有一次我和著名记者华山随代表团到苏联去。我们两个都喜欢苏联文学,很想在彼得大帝的雕像前留张合影,但随团的同志中只有一位带着照相机,我们请他给照张合影,他说:‘不能给你们照合影,国家有规定,公家的照相机和胶卷不能给私人照相。我要是给你们照了,回国后肯定要挨批的。’20世纪80年代,我又去了一趟苏联,再次来到那个雕像前,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不能和华山同志合影了,因为他已去世了……”“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采访焦裕禄事迹时,竟然没有留下一张采访照片,老乡们、干部们回忆焦裕禄时泪如雨下的动人场面,没能永远留在画面上,虽然他于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三件事情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一大早,寒冷的天气里,长安街旁云集了那么多人,那个场面真是太感人了。我赶快返回新华社,让摄影记者抓紧去拍照,他却含着泪说:‘不行啊!他们(指‘四人帮’)不让照!那里有很多便衣,谁照就抓谁。’打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武器’,再也不能留下新的遗憾了!”

　　谈兴正浓,陈秘书进来,给穆老递上一份传真,原来是穆老浙江游的日程表。从陈秘书的介绍得悉,穆老退休后,每年要下去走走,花上三四个月去看看,带着问题下去转转,国内仅西藏、澳门与台湾未曾涉足外,国内有的地方穆老去过七八回了。去过60多个国家的穆老还是认为自己国家的风光最美。
　　“我不太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喜欢大自然,喜欢森林、田野、山川、河流,这些是最美的,给人以美的感受。我要通过我的笔、我的镜头反映大自然的美,把自然的美传达出来,让所有的人得到美的享受。”正如他所说,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不是坐在家里关门写回忆录,而是一手握着笔,一手操拿相机,继续跋涉在世界各地的山山水水间,成就着他那未完的事业和心愿。
　　“穆老,摄影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你到现在都机不离手,您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好?”有记者问。穆青笑着说:“我的身体很好,靠的是什么?打仗、跑新闻、拍照片!记者走得多、看得多,有许多美好的难忘的瞬间,文字可以记载,但同时拍了照片更好。图片新闻可以活跃版面,让人喜闻乐见,而且不受语言的限制,可以生动地把祖国的美好形象展现给世界。”奔走于繁华的都市,穿行于荒僻的乡村,攀上高山之巅,驰过草原大漠,每次采访或者旅行,穆青几乎都不放过片刻的闲暇,尽情地拍摄。穆青说他写作从来不靠采访对象提供的现成的材料,一定要亲自看过调查过,有了真切的感受才落笔。他的摄影作品同样秉承了这一原则:每一下快门记录的都是他所了解和理解的事和人。穆青的摄影作品在艺术上朴实简洁,尽量用画面本身“讲话”,绝不拖泥带水,讲究弦外之音。近20年来,穆青先后出版了《彩色的世界》、《穆青摄影选》、《开封菊花》、《洛阳牡丹》等多部摄影专著,将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尽收镜头之中。摆在面前的那本精装的《彩色的世界》,集结了穆老41篇游记散文和195幅彩色风光照,这部书向我们展开了一个瑰丽奇伟、包罗万象的大宇宙。特别是那每一张摄影作品肯定都有一段他跋山涉水捕捉那珍贵刹那的动人故事。
　　“我真正拿起相机是在80年代,我的摄影作品比文学作品多好多,至少有好几万张。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已不便拍摄新闻照片,现在拍摄的作品多以自然风光、风俗为重。”触及摄影话题,谈起自己的摄影经历与得意之作,穆老的情绪总是那么高昂,那么激动,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的确,其摄影作品大气,给人以气势磅礴、胸襟开阔之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很有动感与生气,且自然朴实,很有琢磨头。他说,还有一个愿望,想出一册《绚丽的中国》,与《彩色的世界》相映成趣,中外融合。

　　三、心中有群众、脚下踩热土的穆青,是第11位令人景仰的****员

　　1993年5月,穆老曾南攀黄山,面对苍天兀峰,诗兴大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文章不为千金卖,沥肝胆,青史巍巍,冰操皑皑。光明顶上啸天风,著我炎黄气概。对群峦,思潮澎湃。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鬓堆霜,丹心在。”是的,穆老之所以跋涉不断,笔耕不辍,是因为他心中的激情从没有熄灭,对老百姓的事儿他依然牵挂不已。

　　一个人,能迸发出激情为百姓做件事并不难,难的是永存那一份激情,永惦百姓的事儿。纵观穆老的一生,可以发现,正是艰难而纯真的革命时代所赋予他的理想和信仰,正是感奋于老百姓对幸福生活执著而又含辛茹苦的向往和追寻,才使他对普通人民的生活有着真切的关怀和重视,才使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程有着真诚的关心和把握。
　　穆老跑过的城市很多,但他跑过的农村更多,跟群众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深情地说:“我是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我的老根还是一个踏实朴素的河南农民。我每隔一阵子一定要到乡下去走一趟,和老乡们一块生活一阵子。他们从不把我当成什么大官,什么话都跟我说。如今退休了,我什么会也不参加,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与,看看报纸,看看文件,到下边听听老百姓讲的真话,听听他们的苦闷与反映的问题。”穆青能走进中南海坐到政治局的会议桌旁,又能到穷乡僻壤采访睡在农民的土炕上;能从政治家的角度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畅论国家政事天下事,也能用地道的农民语言同乡亲们拉家常细说麦子、棉花、芝麻。这就是我们的新闻界大师之“神奇”。
　　“您写的人物通讯,为什么都是一些先进人物,好的典型,怎么没写一些阴暗面呢?”笔者不失时机的问穆老。“要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大量报道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先进人物活动,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责。我们要通过典型人物通讯,表现时代精神,多揭示表现美的东西,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当然,我在下面也发现了不少的落后的东西,一般是请分社的同志写内参。”从穆老的谈吐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的为文与为人的高尚思想境界,颇受教诲。

　　不论在职之中或离休之后,他从没有让手中的笔辍下来,现在还在不断地写。每每走进农户的小院,坐到农民的炕沿,喝着大碗茶,嚼着玉米饼与群众亲切交谈,那形象让人感到他本身就是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1994年6月,穆青在宁夏一个贫困村采访,见到一群衣衫褴褛、双脚赤裸的儿童,他不由的俯下身用手抚摩一个孩子沾着污垢的脚面,眼中已禁不住闪动着泪花。这便是我们的“老新闻”,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不是情真不动人。
　　穆青和农民心心相印,呼吸与共,他每采访一个人物都深交一批朋友,有时候那种感情深得令人惊讶。穆青和吴吉昌可谓萍水相逢,采访完毕后,两位相差12岁的老人竟成为好友。1982年吴吉昌提着两斤棉花大老远的到北京来看望穆青,穆青过意不去,说:“以后再来,千万不要带东西,路远多受累。再说北京哪里买不到棉花?”吴吉昌摇了摇头说:“俺知道北京有,可这棉花是俺自己试验田里种的,老伴特意弹的,绒长,暖和着哩!俺就是想让你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一准暖和,你身子暖和了,俺心里也就暖和了!”几句话说得穆青心里热乎乎的。
　　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铁人王进喜、植棉模范吴吉昌、“老坚决”潘从正、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当一个个满溢着英雄气概的人物被社会所知时,人们也记住了记者穆青的名字。穆老用心血与真情写出的“十个****员”,对于中国人来讲只要列举一下篇名,即可了然于胸。其实心中有群众、脚下踩热土的穆老便是第11位令人景仰的中国****员。难怪,退休后,一下乡人们就围上去,手拉着手,促膝畅谈,把心里话都掏出来,而且总是那么的无拘无束,亲密无间。如果说,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感动了他,那么可以说新闻界的“焦裕禄”也感动了老百姓。
　　他讲:“搞新闻事业不能论年龄,只要跑得动,就要跑。”他退而不休,笔耕不止,不断深入实际与群众的热情与作风激励着我们这些新生代。“我写的10个****员,已去世了8个,只有当年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和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还活着,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任羊成如今70好几了,现在在红旗渠做解说员。今年大年初一,我一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便是任羊成打来的,一聊就是好一阵。”顿了片刻,穆老打破沉默继续自己的话题,“其实,这两位先进,我早在70年代便发现,采访过,本来是要把这些写出来,但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材料被抄,不能不搁置下来,我感到对他们也欠了债。好在退休后有时间与机会补上这些债。1994年我终于梦想成真,再次采访,整理成文,很好地宣传了他们。”穆老的“欠债感”让笔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个****员、老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人动容。
　　十年“文革”是穆青此生最大的磨难与挫折,这让他至今抱憾:“那是我从45岁到55岁的黄金年华,可以写多少文章啊!”事实上,他以自己在政治风浪大起大落中的行为,书写了一篇无字的文章,特别是当他跻身于中国新闻史册时,这无字之文便成有字之文的辅读,人品为作品增色。“文革”结束,怎样把个人伤口变成民族的智慧,是穆青着力思考的问题。敢于冲破传统的围墙,直逼原始的真实,是记者的良知,当时作为中国最大新闻通讯社的首脑,用事实说话,在某些时候则要付出加倍的勇气。“1978年我写吴吉昌,还是‘两个凡是’的时候,我在结尾处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有人批评我是借吴吉昌发泄自己对‘文革’的不满。我当时承认:对,就是这样!”
　　1978年11月15日,穆青得知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立即指定专人从一篇几千字的会议新闻里挖出有关内容写了一条短新闻,并加上“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当夜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消息虽然只有260字,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为千万中国人申了冤。
　　据悉,“十个****员”之一的“老坚决”潘从正去世后,孙子潘园林每年都要带上自家产的花生、菜油到北京来看穆爷爷,并牢记爷爷和穆爷爷的教导,为人民多做好事。一个邻居患绝症在郑州住院,他买了礼物去看望,还给了病者4000元。乡亲们看到有些干部不地道,像“棉铃虫”,就委托潘园林捎信给穆青:“俺们呼唤穆青,再写出为人民说话的好文章!”潘园林说,穆爷爷来过四次,前三次都是直接走进万庄苗圃,没有县里干部陪同,来时吃的是小米稀饭,蒸槐花调蒜汁,嘴里还不住的说:“好吃!好吃!”穆青和他笔下的人物,有着近乎生死之交的情谊,吴吉昌的一尊塑像每日与他相伴,焦裕禄的儿子每次来北京必登门……而他自己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八进辉县、四访宁陵、两上红旗渠……

　　人物通讯是穆青很擅长的,综观他的人物通讯,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写的人物,除焦裕禄和郑永和是县级干部外,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农民。爱他们,写他们,而且还爱得那么深,写得那么真。他写这些普通人,是突出写精神,写蕴藏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伟大精神。写他们对灾难对厄运不屈不挠的抗争;写他们对信仰对事业一往情深甚至执迷不悟的追寻;写他们纯净透明的心灵,写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情深似海的感情和无私无畏的奉献。这种精神和品质是时代的主题,更是穿越时空的永恒主题。有位记者这样评价穆青:“写一个人,这人就走进我们的心中;即使是写一个死去了的人,这人却能活在几代人的心中。”
　　距1966年2月播发那篇焦裕禄的通讯,至今已30多年了,穆青本人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经历“文革”又走进“改革”,承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在社会风云流变中,在多种价值观的冲撞中,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后,他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今后还有焦裕禄吗?”穆青毫不迟疑:“有。”“还能引起亿万人共鸣吗?”穆青说:“不好说了,因为时代已经变化了。这些年来不少人把****员的形象模糊啦,给淡忘了。我一直思考着如何让群众看党员,党员在市场经济中怎么摆正位置。”
　　从1942年延安起,穆青用他一支充满激情的笔抒写了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员,他写一个人物,常常要一年、数年,甚至二三十年才完成。而每一个所写的人,都成为他的朋友、好兄弟,彼此牵肠挂肚,几十年不能相忘。有一次几位外地农民来见穆青,理由是:“找不到焦裕禄,就跟您说说心里话。”此外他还收到寄自各地的包裹,基本都是绿豆、黄豆之类的农产品,有时寄物人连姓名都不留。《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范敬宜说:“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所以他有最肥沃的养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他能用最底层的事感动最高层的人。他有我们许多记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

　　四、昨日做文学梦的年轻人,无意间成了今天的“新闻泰斗”

　　穆青祖籍河南周口,1921年生于安徽蚌埠,10岁时,给一小军阀做师爷的祖父去世,举家迁回河南杞县即祖母的娘家,穆青由此踏上河南那片厚土。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穆蕴珊虽是知识分子,但由于为人耿直,老实朴讷,常常失业。在社会的底层,穆青一面饱尝生活的辛酸,一面在淳朴善良勤劳的百姓中间寻找快乐与真情。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而在穆青,这第一口“奶水”却来自祖父,他是晚清举人,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又写一手时常有人来“求”的好字,因此给长孙“开蒙”之事他不会假手他人。“四五岁时我就要每天认、写四个字,祖父晚上回家要写给他看,有时出去玩疯了,没写字,晚上就挨毛掸子打”。《千字文》、《论语》、《孟子》、《唐诗》等篇目,都是祖父亲授。“后来我上小学,直接就上三年级,没读过一二年级,而且作文成绩好,总是班上第一名。”

　　虽是有诗文浸染、字画熏陶的书香门第,祖父还是让孙子跟随一位侠义的武功师傅习武练拳,“小时候每天要踢腿、练功架,一直到祖父去世”——如今80岁的穆青还能健步如风,不可思议地将年轻人甩在身后,他说缘于“腿上有劲儿”。除此,每天清晨他都坚持挥墨习字,“祖父去世前留给我三句话:好好读书,好好写字,好好打拳”——听一位早已做了祖父的人一字字默念他祖父70年前的临终留言,旁人也会有一份感动,那里面有中国人渗透到骨髓里的对儿孙的爱,有中国人深刻的人性。
　　如果说渊源的家学以传统文化打造了穆青生命链条的第一环,那么杞县大同中学的师长则以国难当头的民族大义和匹夫之责与之链接。穆青说有两位老师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一是赵伊坪老师,另一位是中共地下党员梁雷老师。穆青在学校里很活跃,是“文学艺术同盟”的主席,出版过文艺刊物《群鸥》。当时的穆青就很爱好文学,读了不少名著,14岁还在报纸上发表过第一篇文章《小福之死》。“我正值对世事半懂不懂的年龄,进步思想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那时就打定主意,参加革命,不做亡国奴。”战争中,他说,老百姓给我吃的,掩护我藏身,没他们保护,十个穆青也死了。
　　提起他同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贺敬之、冯牧等都成了大作家,而他自己年轻时也曾做过当个大作家的梦时,穆青笑了笑,“年轻人都爱做梦,幸好没去当作家,没有按照个人设计的方向去走。想起来,我一点也不后悔,相反还常常暗自庆幸。1941年我因发表一篇小通讯而意外的走上新闻岗位,在以后的岁月,一步一步,走过了60年难忘的记者生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习惯了与事实打交道,现在反过来让我搞文学虚构,根本不行!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骄傲、欣慰。”
　　原来,在1940年已是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文化教员的穆青被抽调到延安学习。在延安,他本应去抗大,或者陕北公学,但穆青却提出去鲁艺,因为他始终有一个文学梦想,而且他钦佩的那些大艺术家都在鲁艺。这里,真是人才荟萃、群星闪烁,茅盾、周扬、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陈荒煤等著名文艺家是穆青的老师,贺敬之、冯牧、黄钢等是穆青的同学。在这群人中穆青起初并不显眼,但他的勤奋好学却很快引起了师生的注目。在鲁艺,只要是图书馆能借到的书,穆青都仔细阅读,碰到精采的段落和文章,他还整齐地抄录在自己订的本本上。白天穆青倚着老乡的草垛读书或垫块木板写稿。别的同学打扑克、下棋、唱歌跳舞,穆青从不参加,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他格外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穆青说在鲁艺的两年,是他一生最勤奋的时期,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听茅盾讲《中国市民文学》,周扬讲《文学概论》,周立波讲《中外名著选读》,何其芳讲现代散文和诗……在窑洞一根棉芯的麻籽油灯下,他开始了小说习作,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最后还要读上两遍,“看有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他后来以文章名世,除自身禀赋与刻苦用功外,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曾被中国现代文学的诸位大家点拨。

　　1942年,穆青到385旅实习,写了篇通讯《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战士在战斗、生产之余紧张学习文化的事迹。通讯一见报,立即受到《解放日报》领导的注意,他们点名要穆青到报社工作。穆青说他“原来对记者印象并不好,这印象来自国统区的那些记者。那时,我很想搞文学创作,我觉得当作家比当记者好,当作家有意思,所以心里有点情绪”。1942年调他去《解放日报》当记者,几次都以“本人不爱讲话,不爱活动,性格内向”为由“顶”着,实际上是放不下当作家搞文学的心愿。直到鲁艺院长周扬亲自出面与之谈话:“记者和作家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作家都有当记者的经历,比如爱伦堡、高尔基。至于性格,在****员面前没有攻克不了的城堡……”几天后,穆青去了延安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社,这一干就是60余年。
　　在他心里,记者是终生的天职。他说,如果能再生,我还做记者。怎样做个好记者?穆青常被同行后生请教,“先做好人,再做好记者”。具体到采访技巧,穆青说有感情没技巧。采访者对被采访者的事迹打动了,思想产生共鸣了,心自然就会沟通。记者如果带着“我来表扬你”或“我来写你”这样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与人对话,肯定走不进采访对象内心,纵然技巧用尽,人家对你的门也是半敞不开的。穆老说,因为记者的责任,记者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人。如今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只要记者深入下去,下一番调查的苦功夫,就会写出许多东西,引导各行各业朝正确的方向前进。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记者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设备先进,记者们应该写出超越前人的作品,应该很好地记录这个时代。
　　听他笑着“自曝其短”:“上中学就重文轻理,考高中时数学、英语是补考才过关,所以至今能写农民却从未写过科学家……”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平白无故就成为穆青的,他的自我审视、不虚伪其实正是他的智慧。令人吃惊的是,他自认为寡言少语是性格内向之人,却把文章写得情思奔涌、笔墨淋漓;他年轻时没有想过当记者,他的新闻作品今天却是高等院校新闻和中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教材;他自称重实践不擅理论,而全国多所院校都有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从事“穆青研究”。这就是作为既是新闻记者又是新闻事业管理者、既是国家正部级干部又常以“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自勉自励的穆青之神秘与独特所在。
　　在新华社大院,国会议场以山谷般的虚怀盛载着历史的往事,巨笔形的25层新闻大厦凌天风、鼓心志将四面江山收眼底。在这座大厦中,穆青接待过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多次提出新华社在世界上的声音要加强再加强。“建一座大厦,带一支队伍”是穆青的两大心愿,后来他才觉得,带队伍比建大厦难得多。他于80年代提出“新闻三论”,即写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和实录性新闻,为新闻改革吹来缕缕清风。
　　采访结束了,此时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穆老脸上与额头上,让我们分不清是布满的皱纹,还是灿烂的微笑。
　　如今,穆青老人离我们而去了,但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已永远被中国人共享,人们纪念这位中国新闻战线上的“人民记者”……

 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王苹[转帖]
 

　　　大约是在1935年的新年来临之际,在南京城里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南京新中门小学有位年轻女教师因为参加演出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在剧中扮演了娜拉的角色,结果招来了一系列的横祸:父亲骂她伤风败俗,不准她再出家门;校长认为她破坏了校规,将她从学校赶出。更为可憎的是国民党政府,不但逮捕了上演该剧的“磨风剧社”的几名成员,还以南京市教育局的名义发出通告,不准任何学校再录用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这些,激起了南京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在金陵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自幼喜爱阅读文艺作品,尤其是高尔基的《母亲》、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等文艺作品,使她充满追求和幻想,帮助她张开了理想的翅膀。在南京中学上学期间,她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同学和朋友,而这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如瞿白音、张水华、王家乙、严恭等。她背着父亲偷偷加入了由这些同学组织的业余“磨风剧社”,多次扮演主角。中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南京新中门小学任教。参加演出《玩偶之家》惹出风波,使她在南京没有了立足之地。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到江苏江宁县铜山镇去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那里小桥弯弯,流水清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令人十分惬意。她在此间接触到许多天真可爱的乡村孩子和勤劳朴实的水乡农民,开始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懂得了社会和人生。为她以后的从影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她就是王苹(1916—1990),原名王光珍,出生于南京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
　　1935年10月,在中共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王苹第一次离家出走,独身北上,投奔革命。随后接受中共组织交给的任务,勇敢地闯入反动势力猖獗的上海,参加了由宋之的编写的一部名为《无限生涯》的影片的拍摄工作。她扮演其中的一名歌女。虽然这部影片没有拍成,王苹却由此开始了演员生涯,并与宋之的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王苹先后辗转重庆、上海、香港、昆明等地,跟随抗日救亡演剧一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演出了《雾重庆》、《大雷雨》、《家》、《北京人》、《钦差大臣》等许多剧目,提高了表演艺术水平。名演员凤子曾回忆道,他和王苹“往来较多的是1941年底在香港时,那时,我们同住太子道一幢楼房里,我们都是一个目标,要搞革命的影剧。‘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影剧活动一时开展不了,在党的安排下,部分同志撤出重庆,来到香港。为扩大海外的抗战宣传,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我们以‘旅港剧人’的名义,演出了《雾重庆》,宋之的亲自参加导演。‘旅港剧人’演出的第二个戏是《北京人》,那是我们第一次同台演出”。抗战胜利后,宋之的夫妻俩回到上海。宋之的被调往东北第四野战军工作,王苹则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留在上海,一边参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丽人行》等影片的演出,一边秘密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
　　全国解放后,王苹被安排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1950年调往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电影处工作。1951年春天,解放军军事学院要组织一个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时任该院院长的刘伯承指示总政文化部将演习拍成电影,供部队训练和教学参考。当时,部队还没有制片厂。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领导上想到了王苹,就将这一重任委托给她。于是,王苹开始埋头学习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和军事常识,取得了军事考核合格的好成绩。与此同时,她同军事顾问反复研究,拟定了完整的拍摄计划,做好了拍摄前的一切准备。经过一年努力,由王苹导演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军事教学片《河川进攻》完成了,而且拍得很成功。王苹并未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但她通过刻苦摸索电影这门艺术,为军事题材影片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所以,当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时,她成了我国第一个电影女导演。
　　王苹导演的第一部故事片,是1954年拍摄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该片是根据话剧改编的。一般情况下,拍一部片子需要两千多米胶片,由于缺乏经验,王苹一下子拍了四万米胶片。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她虚心地向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请教。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王苹初步掌握了电影导演的艺术规律,完成了影片的摄制工作。王苹导演的第二部故事片,是1957年拍摄的《柳堡的故事》,这成了她的成名作。《柳》剧具有鲜明的江南水乡地方色彩,更富有浓郁的诗意和人情味,片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更是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成功,与王苹年轻时在铜山镇的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影片奠定了她清新、细腻、严谨的导演风格。从此,王苹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江山多娇》、《勐垅沙》、《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中大显身手。特别是1962年由她导演的《槐树庄》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后,她更是誉满影坛。1974年,她作为顾问参加了《闪闪的红星》的导演工作。1976年,她把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搬上银幕。1977年,她又导演了故事片《我们是八路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她又执导了大型音乐片《中国革命之歌》,该片在1986年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苹兢兢业业,豪情满怀地完成了《东方红》这部电影史诗的拍摄工作。拍《东方红》时她力避江青的干扰。当时她已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是怀揣着“天麻粉”度过日日夜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1965年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三家联合组成庞大的摄制组同时拍摄的宽银幕、窄银幕两部影片。参加影片摄制的演职员三千多人,摄制组分成两部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体育学院大田径馆两处来往奔波,交替进行。影片由王苹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李恩杰任导演。参加《东方红》影片摄制工作的有胡德风、胡松华、郭兰英、王昆、李德伦、寇家伦、贾士骏、赵青、邓玉华、才旦卓玛、刀美兰、阿依吐拉、莫德格玛、崔美善等著名的指挥家、歌唱家、舞蹈家,集演艺界精英于一堂。可以说,这个导演没有一定的工作魄力及业务水平也是当不好的。然而,在胜利和荣誉面前,王苹非但没有洋洋自得、居功自傲,反而向周恩来恳切建议:这部影片一律不署个人名字。周恩来赞许地同意她的意见,表扬了她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
　　“文化大革命”中,王苹被关进了“牛棚”,家也被抄了。在被隔离、监禁、审讯的日子里,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她,抗住了种种非人的磨难。刚被“解放”时,天空仍是乌云翻滚,但她已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艺术创作。1974年拍摄《闪闪的红星》时,是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拍摄的,王苹是在黑云密布的氛围里对影片进行修改、加工的,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在拍摄“激流放排”一场戏时,扮演冬子的小演员看到江水太急,不敢上竹排。王苹不顾年老体弱,挽起裤腿就登了上去。小演员一见,鼓起了勇气,说:“奶奶敢上,我也敢上。”这组优美的镜头就是这样拍成的。影片获得了成功,可是在银幕上却不准出现她的名字,她不计较,也不抱怨。多少年来,她自己从没有提起这件事,但知情的人们却忘不了她付出的劳动和艰辛。
　　应该提及的是,王苹在导演影片《槐树庄》时,曾动手写了一遍电影文学剧本,提供给话剧作者及电影改编者胡可参考,并对胡可说:“这个本子你同意的地方就用上,不同意的地方就去掉。”胡可被她的真情实意和坦荡的胸怀所感动,采纳了不少内容。从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导演《永不消逝的电波》时,王苹在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原剧本的内容作了充实,并在结构和艺术处理上作了调整。她从头至尾重写了一遍电影文学剧本。影片正是按照她的剧本摄制的。按照如今一些人的做法,王苹在这两部片子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和作者分些稿费是无可非议的。但她却没有那么做。她认为导演要拍好影片,做一些这样的“幕后”工作是应该的。
　　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布谷催春》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导演贾士和记者谈及该片成功的经验时,动情地说:“这部影片的真正导演是王苹老太太。”原来,演员出身的贾士第一次独立导演《布谷催春》,由于缺乏经验,第一次实拍失败了。在王苹副厂长手把手的指导下,他重新改写了分镜头剧本。在外景实拍时,有一天已是深夜了,王苹又打电话询问拍摄的情况,并且把她对下一阶段的拍摄设想详细地说了一遍。然后问贾:“听懂了没有?记住了没有?”贾士充满信心地说:“我懂了,请您放心好了。”谁知王苹竟要他复述一遍后,才放心地挂上了电话。贾士深情地说:“王苹导演对我要求十分严格,自从答应帮助我以后,直到影片送审通过,我从未听到过她的一句表扬、一句称赞。影片公映后得到观众认可,她才松了一口气。她是严师,又是慈母,对每件事都拳拳在心,不时地询问,及时地告诉我该怎么办。”
　　即使在将近古稀之年、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顾问、文化部电影委员会委员之时,王苹还在厂内厂外忙个不停:审查剧本、分镜头、看样片、参加各种会议和评奖活动等。她说:“一个****员,在这种位置上,做点工作都是应该的,什么名利呀,地位呀,都是虚的,都要化成一缕青烟,只有给人们留下点什么才好。”

胡适当红娘[转帖]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启蒙者,大家都知道他的道德文章,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胡适有一本“鸳鸯谱”,里面记载着由他牵线作伐或主婚的几十对“鸳鸯”哩!最近,笔者从台湾归来的一位老先生那里了解到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雅事。
　　胡适自己的婚姻虽是包办的,妻子江冬秀是乡村的小脚妇女,但他提倡新式婚姻,提倡男女自由恋爱,热心关怀帮助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婚事,下面就以三对“名鸳鸯”的婚事作为美谈。

　　赵元任和杨步伟

　　赵元任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和杨步伟的婚姻是胡适牵线作伐而成的第一对“鸳鸯”。
　　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有一次赵元任偶感风寒,连咳数日未好,有时还咳出血丝来。赵元任以为自己得了肺病,便去医院诊治。一个男医生给他诊治后,因把握不定,便对他说:“我去请我们的主任来给你确诊一下。”一会,主任被请来了,赵元任一看,愣住了,原来是一个年轻秀丽的女医生。女医生给赵元任仔细检查后,说:“不要紧,你只是因风寒而引起的支气管炎,至于咳出血丝来,那是咳得用力而震破气管的原因。”
　　赵元任有些不放心,说:“你能保证我不是肺病?若是的,岂不要耽误病情!”
　　女医生认真地说:“你放心,绝不是肺病,若是我负责!”
　　此时一旁的男医生对赵元任说:“你莫看我们杨主任显得年轻,她可是中国第一位在日本取得医学博士的哩!”
　　这一说,使赵元任这个留美的博士也不禁对这位女医生刮目相看了。
　　回到住处,赵元任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女医生的秀丽面容,他在心中认定:这个有才学的女医生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知识型的佳偶。于是他借复查病情为由,多次找这位女医生。一来二去,两人逐渐相熟起来。他得知她叫杨步伟,便风趣地说:“你的名字与你这位大家闺秀的尊容似乎有些挂不上号嘛!”
　　杨小姐莞尔一笑说:“其实我原来不叫这个名字,这是我到日本留学后改的。你们男人能做一番事业,我们女人也能做一番事业!”赵元任对杨小姐这种有巾帼英豪的气质更是钦佩,当他得知杨小姐尚是待字闺中,便开始了对她大胆火热的追求。杨小姐也已知道赵元任是清华大学年轻有为的教授,对他很有好感,但因跟他接触不深,尚不知他的脾性为人,故迟迟未向他敞开爱的大门。赵元任便有些急了,把自己的苦衷向好友胡适诉说了,胡适立即拍着胸脯说:“让我去帮你突破这一关!”第二天,胡适就找到杨步伟小姐,介绍赵元任的情况,并表述赵元任对她的倾慕之心。杨步伟见胡适这个全国知名的导师亲自来当红娘,当即便答应下来。
　　1921年8月,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了新式婚礼,两人只在新房中自备了一桌酒席,请胡适与朱徵女士为证婚人,在结婚证书上签名作证。胡适签上大名后,笑眯眯地拿出一本准备好的“鸳鸯谱”说:“我也请你们在我这本鸳鸯谱上签上你们的大名!我准备以后多做这些甜蜜的雅事,争取把这鸳鸯谱续满!”
　　于是赵元任和杨步伟也高兴地在“鸳鸯谱”上的第一对处签上大名。

　　沈从文和张兆和

　　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他聘请已在文坛上显露才华的沈从文任教。沈从文第一天走进教室,就见第一排坐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学生,他的眼睛顿时一亮,翻了翻学生的名册,得知这位女学生叫张兆和。上课中便有意点她起来回答问题,张兆和因有些羞涩,紧张得回答不出来。沈从文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便温和地笑道:“我本来第一堂课想点个男学生起来回答,又怕女学生说我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故而点你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女生,谁知你又以沉默来抗议我这种让女士打先锋的不近情理的做法。”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整个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张兆和见沈先生并没有一丝责怪自己的口气,紧张的心也就松弛了。随后沈从文继续认真从容地讲起课来。他的文才学识吸引了全班的学生,也使张兆和暗自佩服起来。然而张兆和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的这个有才华的老师从第一眼看见自己起,就悄悄喜欢上了自己。
　　沈从文也没料到自己会这样快就陷入情网,他每天一进教室,首先就情不自禁地瞥一眼张兆和,顿时他的精神会为之一振,讲课时也才思敏捷,如行云流水。如果哪一天张兆和不在教室里,他会顿时觉得有一种失落感,讲课时往往会神不守舍,有时实在讲不下去了,就干脆出个题目,叫学生们做作业。
　　沈从文本想在张兆和毕业后再向她吐露心曲的,但爱情之火燃烧得他实在难以控制自己。连连几夜在床上辗转反侧之后,他决定施展自己的才华,用那支纤纤柔笔去俘获她的心。
　　第一封情书送到了张兆和的手里,她的心顿时扑扑跳了起来。她万万没想到是年轻的老师写来的,她只看了一半,那火热的语言便使她不敢再看下去了,她虽然敬重这位老师,但她不敢回信,也不敢对老师有什么表示,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跟老师有一定的距离。沈从文也不管张兆和回不回信,每天都照例给她写一封情书,他想,以自己这颗滚烫的心,既使是座冰山迟早也会溶化的。
　　每天接踵而来的情书使张兆和不知所措了,她想去劝沈先生不要给自己写情书了,但又不好开口,又怕其他同学知道反映到校部那里。左思右想,张兆和决定找校长胡适去,让他来处理这件事。张兆和把一大堆沈从文写给自己的情书送到胡适那里,胡适看了后,笑着对张兆和说:“沈先生对你情深似海呀!他这痴情的文笔简直就像篇篇华彩优美的散文啊!”
　　张兆和原以为胡适会批评阻止沈从文这种做法,现在居然听他赞美起沈先生来了,便有些不解地道:“校长,我还是个学生。”
　　胡适温和地说:“你虽然还是个学生,但你已经18岁了,也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当然我不是鼓励学生谈恋爱,你这是个例外,因为沈先生是我请来的老师,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我们也都在关心他的婚事哩!我现在问你,你觉得沈先生人品如何,他能不能打动你的心?”

　　张兆和低着头羞涩地说:“沈先生很有才华,我当然是很敬重他的,只是我还是个学生。”
　　胡适微笑道:“好!只要你不反对沈先生对你的爱,我就来当这个红娘,给你们暗中牵线,递情书。至于结婚当然是要待你毕业后再定的!”
　　在胡适的开导劝说下,张兆和终于向沈从文敞开了爱的情怀,1933年,她一从中国公学毕业,就和沈从文结成了鸳鸯。

　　徐志摩与陆小曼

　　20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与才女陆小曼的婚姻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知晓。
　　徐志摩与陆小曼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两人相互倾慕。然而此时彼此都已有了家室,两人偷偷相恋,苦不堪言。徐志摩为了躲避这偷恋的痛苦,远涉日本,然而圣洁的富士山和绚丽的樱花也勾不去他暗恋着陆小曼的情怀。由于日夜思恋着陆小曼,他痴情过分而伤怀,大病一场,病中他明白了躲避情爱是不可能的,于是稍有好转就启程回国。一回到国内,徐志摩就不顾家庭的反对,与元配夫人离了婚,并开始大胆执着地追求陆小曼。陆小曼在徐志摩的鼓励下,也毅然和丈夫离了婚。但在那个尚是半封建的时代,两个离了婚要结合的痴情男女不仅遭到世人的谴责,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反对。徐志摩的父亲甚至宣布,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他将和徐志摩脱离父子关系。在种种压力面前,徐志摩想到了待人宽厚、广结善缘的胡适先生,他想只有请德高望重的胡适先生出来为自己说话,才能平息社会上对自己婚姻的悖论。胡适先生在听了徐志摩诉说衷肠后,了解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爱得刻骨铭心,双方又都已离婚,便毫不推辞地表示愿意成全这对痴情男女。他开始在各种场合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真挚的爱情说话,公开支持他俩的结合,并亲自来到徐志摩家中,说服徐志摩的父亲。徐志摩的父亲见一代宗师胡适先生亲自登门作伐,只得同意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
　　经过了一番挫折的徐志摩为了使自己在和陆小曼结婚时争点光彩,便想请一代名流也是自己老师的梁启超老先生来作证婚人,但他也知道梁老先生对自己这桩未离婚先有情的婚姻一惯持谴责的态度,自己去请他当证婚人肯定要碰壁,便又想到了胡适。他想除了胡适,其他人是难以请得出梁老先生的。果然胡适这个心慈为怀的大师又被徐志摩的恳求打动了,他亲自登门请梁启超老先生为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并表示自己愿和梁老先生一起作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证婚人。梁启超见胡适亲自来请,实在不好拂胡适这位当代国师的面子,只有答应下来。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那天,梁启超果然如约而来,但在证婚人致词时,他仍不客气地将徐志摩训斥了一番,也算表明了他的为人,既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又尊重了胡适请他出面的面子。
　　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婚礼上也在胡适的“鸳鸯谱”上签了名,他们是在这本“鸳鸯谱”上签名的第一对离过婚又结合的“鸳鸯”。
　　

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转帖]
 

李东朗

　　王明具有国际背景，几乎人尽皆知。但是，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目前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那么，王明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究竟如何，应该如何评价王明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正确认识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王明崛起的背景及因素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随后又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许多论著把王明的跃升归结为米夫的赏识，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米夫的亲信，并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甚至是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王明得以平步青云，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种说法似嫌简单。因为王明上台时，米夫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派出机构——远东局的负责人，而撤免、任命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一件大事，不是远东局所能解决得了的。并且，共产国际有一套十分严密的决策体系和组织程序，一些决策包括任命领导人员需要经过许多层次和关节，如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就是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所以，像更换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类的重大事项，绝非如米夫这样一个派出机构领导人所能决定的。事实上，王明上台是共产国际许多领导人的意见。因此，从现象上说，王明上台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说米夫安排或任命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党的领导人，颇不周全。
　　另外，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绩突出，在米夫等学校领导和老师眼里是“好学生”，并在米夫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共六大，在米夫出使中国时担任了翻译，给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印象，但这样一个“好学生”的影响和基本性工作的经历，只是为王明后来的活动（如他与米夫的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和上台打下一定的基础，并不足以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把他推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王明1929年春回国后，并没有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而是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主办的《劳动》三日刊当编辑等。他与米夫的关系及其此前活动留下的影响没有显示作用，起码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对他使用情况的干预。
　　
　　毫无疑问，王明上台具有明显的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这种国际背景作用的凸显，与李立三冒险错误的出现与克服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0年6月开始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革命，同时严重地冒犯了共产国际。李立三违抗共产国际的领导，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主张挑起国际战争并把苏联卷入战争。这引起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极大不满，提升了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说“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瞿秋白、周恩来衔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但他们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三次“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来），这同样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不满。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
　　这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原有主要领导人的否定，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新的力量”，主要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这个时期，王明有一系列给米夫的告状信，把他与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冲突，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告诉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使其在共产国际加分很多。所谓王明的国际背景由此建立，其原与米夫的密切关系的作用因此凸显出来。
　　而许多论著都认为王明与向忠发、李立三等的公开冲突，是在7月9日讨论贯彻6月11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讨论会上，但实际比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了他的遭遇：
　　
　　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向忠发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
　　
　　王明在信中接着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
　　
　　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共产国际路线——引者注）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指党组织——引者注）。
　　
　　王明同时对米夫写道：“中央办事处（中共中央——引者注）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
　　之后，在7月2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6日、8月31日、10月17日、10月23日，王明主要以自己名义、个别时联合别人连续给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等。内容大致有六个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说李立三等“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说中国党内“反巴黎（共产国际）的气氛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王明）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

　　二是介绍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我们痛心地向您报告我们的不幸。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公司的老板意见不合。”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的“所有主要问题发了言”，如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对目前形势的评估，富农问题、湖北省委的问题等。并“具体说他几次亲自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谈了话，但他们也如同以往那样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向忠发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议这类指控，坚决捍卫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
　　三是指责李立三等对他们进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苏联）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说向忠发和项英召见王明等4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你们离开公司’……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并且说：“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说李立三“根据这些编造出来的话来指责伊万（王明）和别的人犯了机会主义，等等”。“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诉说他们被处分：“伊万开除（出党）六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
　　四是请求共产国际干预。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在我看来，巴黎公司（共产国际）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的行情（革命运动的当前时局），并为开展贸易（革命）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要求罢免李立三等。“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
　　五是表示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决心。王明在信中写道：“我和其他人决定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斗争。虽然我们暂时很艰难，要作出自我牺牲，但我们仍把此事看做是自己的义务。”“斗争日益激烈。伊万等人不仅仍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并不太重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
　　六是报告中**内反对李立三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在公司目前状况下，所有基层都不满，领导路线已破产，如果我和其他人公开宣传我们与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路线的破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一部分干部的愤怒情绪太明显了。”“可能在公司内部很快就会爆发严重的斗争”，“工作人员和职员的愤怒情绪很强烈。”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革命运动）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
　　王明的这些告状信，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一是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在中共中央领导出现错误、情势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现了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尊重国际、信任国际、保卫国际；三是表现了他敢于与违**产国际决议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
　　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加强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
1930年12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责成远东局关照一下，使现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的两位同志（指张国焘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发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库秋莫夫说：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里的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皮亚特尼茨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又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是根据共产国际重用王明的决策，经过米夫的贯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突击提拔到了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对王明的认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这样，中共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周恩来、王明等被国民党悬赏捉拿，形势险恶，于是共产国际指示王明去莫斯科。11月7日，王明抵达莫斯科。11月10日，时任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副主任的米夫，建议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但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则决定，“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从职位和权限看，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是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区别又不大。至于王明就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是否就是一般著述中所称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说代表团团长），或者后来什么时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有待考察。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打算让王明长期呆在莫斯科。11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任命王明时用了“暂时”一词，并说这个任命“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尚未查到中共中央的答复）。1932年3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王明——引者注）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明确告诉中共中央，“王明很快返回”。12月21日又说，“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可见，最初并无王明长驻莫斯科的安排，只是后来王明没有成行，长驻了共产国际。
　　从1931年11月到1937年1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整整呆了6年。总体上说，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肯定，也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如1935年苏联党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中称：“中国***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斗争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秦、王、沈、何等同志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产国际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王明等的信任。正因如此，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说明共产国际对王明是信任的。

　　还有事例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基本态度。王明回国后，其在苏联的女儿托付给季米特洛夫，由季米特洛夫夫妇代养。延安整风时期，王明向共产国际多次告状。在收到王明的告状信后，季米特洛夫也曾数次给王明回电，如1943年12月13日、1944年1月19日，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发给王明如何处理党内分歧的电报和他与毛泽东就有关王明问题的相互来往的电报；在1943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季米特洛夫明确提出了不要孤立王明的劝告，等等。这些事例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虽然认为王明有缺点，但还是关心信任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面。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品性、能力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后来的任用上基本是正确的。这是考察王明国际背景时常被忽略而又应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但是没有安排王明接任向忠发空出的总书记职务。有论者说，王明后来失势是由于米夫在苏联大肃反中被杀，而此时米夫仍是共产国际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并参与中国事务的处理。这个事例仍然说明米夫没有决定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显示，共产国际虽然信任王明，但并没有让其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意思。
　　而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弱点和不足的认识。除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对国内情况不熟悉、书生气浓外，还喜欢出风头、有强烈的领袖欲、作风圆滑、见风使舵、宗派主义、不容易与同志搞好关系等。因此，对他有一些看法和批评。如1936年7月初，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赞同“抗日反蒋”主张。但两周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决议。对此，季米特洛夫当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1938年，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意尔斯基问刚刚出使莫斯科的任弼时，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的倾向？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季米特洛夫则对任弼时说，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很不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
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
　　正因如此，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王明不具备领导中国***的素质。1937年11月13日，在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领袖的条件。但是，王明回国后把个人凌驾中央之上，与延安中央争权，犯了右倾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获知后，在1938年7月确认，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强调，“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他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说：“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而通过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后来曾就此评价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而共产国际之所以对王明有这样的表态，是基于对王明能力、水平和品性的判断。历史证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领导人选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几 点 认 识
　　
　　 第一，王明在共产国际的任职与中国***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中**员在共产国际担任何种职务，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中共代表、代表中国***的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也可能包含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代表一个党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决定了该党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倘若王明不在莫斯科，有可能别的中**员担任其在共产国际的职务。
　　第二，王明与斯大林的关系，似乎没有通常传说得那么密切。按理，王明是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人物，对中国情况相对熟悉，在研究讨论或决策有关中国***、中国问题时，他应该参加。但从《季米特洛夫日记》看，在季米特洛夫前往克里姆林宫讨论或请示有关中国、中国***问题时，均没有王明参加。《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王明面见斯大林的记录只有一次，那是1937年11月11日，在王明即将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带着王明、康生、王稼祥去见了斯大林。据此，似乎可以得出王明面见斯大林的次数很少的判断。
　　第三，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提拔，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有论者以共产国际对王明的突击提拔而强调王明的国际背景，有夸大之嫌。如前所述，王明的跃升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但这个国际背景是动态的、有限制的，不宜过分夸大。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工人阶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也就是说，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与各国党之间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规定了共产国际可以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包括改组各国党的领导机构、选择领导人。而具体到中共，任用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是共产国际的一贯做法，当时中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共产国际选择和任用的。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认可的因素，并且后者的分量很重。中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中共六大上向忠发的突起，都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甚至遵义会议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
　　应该说，上述现象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处在幼年的中国***，各方面都不成熟，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又担负指导中国***的责任，因此，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出现许多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小的损失。但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作为一个旨在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一个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其基本决策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考虑的。具体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选问题上，虽然存在个人好恶的现象，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从发展、推进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这恐怕是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点，也是认识和评价王明国际背景的基本点。

 毛泽东亲批：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少女事件[转帖]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毛主席、边区高等法院关于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刘茜案的材料》中保存了有关这一案件的丰富史料。依据这些资料，本文将这一事件的始末加以勾勒，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

　　黄克功与刘茜的情感纠纷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在长征中立过大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他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1937年，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但是，“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

　　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卢沟桥事变后，她“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刘茜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被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的学员。

　　刘茜到抗大第十五队学习时，正好黄克功在第十五队任队长，遂与黄克功相识。两人经过短期接触，感情尚好，经常通信往来，渐涉恋爱。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但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六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去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则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黄克功和刘茜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热恋，但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他们对爱情及婚姻家庭认识的巨大差异很快就显现出来。当时刘茜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她渴望的爱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恋。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在另一封信中，刘茜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用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同学董铁凤曾转述刘茜对她说过的话，刘茜对黄克功不满意的地方是：“她觉得他只认识一天，便要求她结婚。”

　　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刘茜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这使黄克功心怀妒意，以致无端猜疑，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而刘茜曾告诉黄克功：“我们像亲兄妹一般的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只（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游山玩水，一块打球，一块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在后来的调查中，两位调查者都认为刘茜与其他男同志仅有工作关系，与外面（白区）及其他人之间亦没有信件往来。

　　刘茜曾使用多种方式拒绝黄克功，包括写信暗示，送还物品，拒绝接受钱物，到最后明确拒绝。但黄克功却深陷对刘茜的感情之中，无法自拔。这些从刘茜的回信中可以反映出来，她说：“朋友，你的理智呢？为了一个人而失眠，值得吗？”“你简单把恋爱看成超过一切了！”“冷静点！冷静点！”刘茜的同学在调查中说，大约案发前一周，刘茜已明确拒绝了黄克功。黄克功仍不甘心，连写了三封信给刘茜，刘茜曾回信一封拒绝。黄克功仍找过刘茜几次，但没有找到。

　　刘茜的年轻和单纯使其对感情的认识，尤其是在遇到问题时的处理上不够成熟。两位事后的调查者都说刘茜像孩子一样。当面临黄克功的穷追不舍时，她并未能恰当处理，即使在表示拒绝的信中仍然措辞含糊：“告你，我会爱你，而不能爱你！”“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当黄克功携带枪支与她单独谈话时，她也未意识到潜在的危险。

　　逼婚未遂，黄克功枪杀刘茜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身带白朗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到陕北公学找刘茜。在陕北公学门前遇到刘茜与董铁凤等人，黄克功即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刘茜不便拒绝，遂离开同学，与黄克功、王志勇同行。这时天色已黑，王志勇先行回校，黄克功与刘茜仍留在河边沙滩上。这时，黄克功再次与刘茜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断然拒绝了。在越来越尖锐的口角、争论、顶撞与激怒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逼婚未遂，而后失去理智开枪。刘茜中弹倒在地上呼救，黄克功又向她头部打了第二枪，刘茜当即毙命。

　　回到学校后，黄克功没有自首，而是立即打来水洗脚，脱下外衣及鞋子浸洗，又把手枪擦拭了一遍，企图毁灭证据。他还涂改信件，在刘茜的来信上加添了“十月四日”的日期，企图陷害别人，掩饰和开脱自己。

　　第二天一早，有人在河边发现了刘茜的尸体，抗大、边区高等法院及边区保卫处等迅速介入此案。当天下午，抗大政治部就拘捕了黄克功。抗大领导同时委派教员检查黄克功的手枪，司法人员对黄克功与刘茜来往信件进行了分析，最终所有的证据指向了黄克功。黄克功起先答非所问，不肯承认，继而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精神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行凶的经过。

　　毛泽东：“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吗！？”

　　黄克功枪杀刘茜这一恶性案件在边区引起了一场“地震”。“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黄克功的信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

　　黄克功在第一份陈述书中说：“功乃系****一份子，值兹国难日益严重，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献身抗日疆场，反而卧食监狱，诚然对党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对党和法庭有所恳者，须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 在第二份陈述书中，黄克功说：“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当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但他并没有因为私情而放弃原则，他强调说：“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杀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很愤怒，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吗！？”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召开千人大会公开审判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进行公开审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现场。会场气氛庄严肃穆。

　　当轮到黄克功发表个人申诉的环节时，他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且作了扼要的检讨。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提出的唯一的“理由”，只是认为“她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当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请求时，他只说了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他还说如果不合刑律，就不要求了。会场上的人看到自己面前的罪犯，是对革命战争作出过大贡献，而且多次负伤流血的功臣，不少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短暂休庭后，审判长庄严地宣布了处黄克功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判决书中指出：“刘茜今年才16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律，未达到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行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逭。”

　　对判决结果，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消沉的情绪。他只是转过身来，面向群众，举起双手，高呼了几句口号：“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当一位法警自动予以制止时，黄克功只是低声说：“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随后，他跟着刑警队，穿过人群，向刑场走去。恰在这时，法庭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因为信上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审判长与张闻天商议后，又命令把黄克功带回来，重新站在犯人位置上，听审判长宣读毛泽东的信。

　　当黄克功知道毛泽东有信，要向他当面宣读时，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听完了毛泽东的信后，他深深地低下了头，然后又高呼了那三句口号。这一次行刑队没有再干涉，便带他重新走出了会场，人们看到，黄克功是以认罪服法的态度离去的。

　　李公朴：它为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当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时，大会主席宣布张闻天向大会作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恋爱、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制裁。新社会的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是平等的。张闻天的讲话，使分歧消除了，思想统一了。

　　“黄克功案”处理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不仅在抗大、延安，而且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也产生了强烈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八路军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处决黄克功后不久，一位来自国统区的参观者给边区高等法院题词，赞扬“陕甘宁边区司法没有‘法制小人，礼遇君子’”，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雍正、乾隆为何只用“贪官”而不用清官[转帖]
 

有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甚至屡兴大狱，采取酷烈的手段，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当然，康熙朝清官众多，而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后期，对于各级官吏疏于察考，惩贪不力，官场风气颇为后人诟病。

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宽仁作风，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不过，雍正也犯了一个错误。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 ”。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雍正则认为，“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 ”，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摘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周恩来的惊人记忆力和精力从何而来[转帖]
 

周恩来有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尽管他可能是天下睡眠和休息得最少的人。每天起来，他都像一个刚刚度假归来的人神采奕奕，满怀信心充满乐趣地投入工作，而且不知疲倦。和他共过事的人常常适应不了他的节奏和韧劲。周恩来记忆惊人，1972年中美会谈时，基辛格总是带着厚厚的文件和材料，而周恩来只不过拿着一张纸。

　　人们佩服周恩来的精力和记忆力，以为他每天吃什么山珍海味，或服用强身壮体的营养补品，益寿延命的“灵丹妙药”。上世纪60年代末，周恩来已届七十高龄，有些来华的国际友人询问周恩来有什么长寿的“养生秘诀”。周恩来答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是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少年时期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庚去东北上学。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使他不太习惯，他下决心锻炼自己的身体。他每天很早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三年之久，后来他的身体果然壮实了。建国后，他动情地向辽宁大学学生回忆在东北的生活，说：“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周恩来的饮食比较简单。他喜欢吃五谷杂粮，荤素搭配。每周的主食除米、面外，总要安排吃几顿高粱米、小米或玉米面制作的食物。他常吃的几样主菜是红烧鲫鱼、红烧狮子头、梅干菜烧肉、韭黄豆腐干炒肉丝，还有雪里红肉末、炒豆腐干、炒绿豆芽、煎荷包蛋、白菜豆腐汤等。从菜谱可看出，他喜欢江浙口味的菜肴。周恩来常出鼻血，邓颖超认为是“上火”，说周恩来体质偏热，因此饮食中对牛肉、狗肉、羊肉、鸡肉等有所限制，调料中也一般不用辣椒、大蒜、大葱、胡椒粉等。

　　周恩来的早餐总是吃豆浆、面包、黄油和果酱，还有鸡蛋冲麦片，极少有别的花样。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这不是很好么，营养丰富，味道好，我已吃惯了。”当问他这样的早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周恩来说：“我在黄埔军校时期，每天同蒋介石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周恩来非常注重节食，力求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良好的体形。

　　中国传统医学把“养心”视为养身的关键，认为保持愉快的心境方能身体安泰，减少疾病。周恩来性格乐观，喜欢社交，尤其喜欢和文艺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借此活跃身心，培养乐观向上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心境很不愉快，他马上感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曾对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