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宋美龄婚前失踪内幕[转帖]
 

　　一辆“雪佛兰”小车悄然来到宋公馆门前

　　20世纪20年代的早春2月,虽然大地解冻,但是大上海依然春寒料峭。这天早晨8点过后,宋美龄照常起床梳洗,然后吃早点。刚吃完,娘姨就上楼来对她说:“三小姐,有车来接你。”宋美龄忙问:“谁的车,是不是介石来了?”娘姨说:“不是,说是参仪会要你去开会,商讨要事。”美龄一愣:“怪事,前天开会时,虞会长没提起这事,怎么突然又要开会?”娘姨说:“客人在楼下客厅里,要不我去问个明白。”美龄摆手制止:“你去向那人说,我吃完早餐就来。”
　　娘姨走后,美龄速换一套时髦的西装,向会客室走来,只见沙发上坐着一位中年男子,派头十足,唇留短须,头发光亮,身穿一件棕褐色长衫,外套一个盘龙马甲。宋没等客人说话,就迎上说了一句:“你就是要接我的客人吧,对不起,让你久等了。”那位客人连忙起身,彬彬有礼地打拱施礼道:“宋小姐,虞会长令鄙人恭迎您去开会,有劳小姐大驾。”美龄还礼道:“谢谢,虞会长太客气了,打个电话就行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说到这里眼珠子一转:“先生初到敝府,我们算是初会,请问尊姓大名。”来人不卑不亢,略含微笑地告诉她:“我叫乔珊,蒙虞老的抬举,是虞会长刚从轮船公司调来的,他说参仪会要个交际应酬的人,今后叫我老乔或直呼其名也行。”
　　美龄见这个自称乔珊的人说话谦虚,人也长得挺帅,第一印象就不错:“不知虞会长有何急事相告?”乔珊说:“听虞老说海外有个华侨慕小姐的大名,愿意捐助一笔巨款,为童工做点善事。虞会长说这事必须与三小姐面商,您在国外留学多年,见多识广,所以劳您去一趟。”美龄本来敬重虞会长,听他这样一夸奖,早已飘飘然了,满面春风地对他说:“乔先生我们一同去吧,我这就让娘姨备车。”乔珊说:“不用了,我不早说了吗,虞会长已派专车来接您了。”乔珊指着停在大门口一辆崭新的雪佛兰小车说:“请宋小姐上这辆车。”
　　当美龄和乔珊一走出大门,一位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走出车门欠身恭迎。美龄细看小车,正要上车时,忽然有些犹豫了:那戴鸭舌帽的汉子无疑是保镖了。他虞会长从来只坐一部老爷福特车,且保镖是个年轻人,而眼前却是车新人新,跟车的保镖和司机从未见过面,会不会有诈?乔珊一旁看出她那迟疑的神态,解释说:“宋小姐大概对车有些陌生吧,是这样的,这部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华侨送给虞会长的,虞会长还未坐过,他特请您先试试车。”说罢乔珊从口袋中掏出一份贴金火红请柬,递到宋美龄手中。美龄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敬请美龄小姐试坐新车来会,商量童工福利事宜”,下面落款签了虞会长大名。宋美龄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对慈善事业一直十分关心,有请必到。加上爱奉承是女人的本性,看罢请柬,心中乐滋滋的,欣然上了小车。车子一溜烟离开了宋公馆(今陕西北路)。

　　你们是不是要绑架我

　　车子转弯串巷,从西摩路向威海卫路一转,又从同孚路打个转,径往静安寺路,向前推进一百米,转个小巷,再驶过西摩路向西行,进入路南停了下来。美龄从车窗中抬眼望去,“沧州饭店”四个大字跃入眼帘,她定神一算,从家中到这儿本是一条直路,而且也近在咫尺,他虞会长为什么要这样曲径通幽,选择到沧州饭店商谈呢?但她转念一想,沧州饭店地处黄浦江畔,系全上海高雅幽静的饭店,常以接待外宾而著名,是不是乔珊故意为主人抖一抖新车威风呢?她放下多余的思虑,用手理理被风撩起的秀发,思考会上要讲的话题。这时乔珊已打开车门下了车,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遂用极为亲切的口吻对她说:“宋小姐,虞老的关照,华侨老先生特地在这儿订了一个雅座,请您下车吧!”

　　乔珊上前带路,美龄在中,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跟在她的后面,进入三楼一个非常豪华而别致的房间里。当美龄坐下,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为她沏茶后,离开了。乔珊陪她略坐片刻之后,对她说:“宋小姐,很抱歉,会长还要办一件事儿,我去一会儿就来,您先休息一下。”说罢向她告辞了。
　　这时美龄还未意识到不测,坐了约半个小时,却不见虞会长出现,她才觉得情况不妙,马上联想到最近上海连续发生的几件暗杀的大事,特别是绑架案。她感到害怕了,一时焦急不安起来。于是忙打电话,可是电话不通,她急按电铃,想问问服务小姐,可是进来的又是那个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进门躬身问道:“宋小姐,请问你有什么事吗?”美龄只好敷衍一句说:“我想冲点热茶。”中年汉子马上为她冲茶,宋美龄面带怒气地说:“不用了。”指着他的脸上质问道:“你们搞什么鬼名堂,是不是绑架我?我是蒋总司令的未婚妻,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是不是活腻了?”中年汉子却哈哈一笑:“宋小姐,未来的蒋夫人,看你想到哪里去了,全是误会我们的一片诚意。”宋美龄见他这一笑,反而更加怀疑了,厉声对他说:“你们要是真不想活了,我可给蒋总司令打个招呼成全你们,快把乔珊给我叫来。”中年汉子态度有点生硬了:“宋小姐,别用蒋总司令吓唬我们,他蒋某操有生杀大权不错,但你们也要明白,这儿可是英租界,料蒋总司令浑身是胆也不敢把兵开到这儿来吧,你说对吗?”
　　这一说,倒提醒了宋美龄,顿时背上渗出了一丝丝冷汗,她深知上海的帮匪残酷,什么大事都干得出来。看来今日凶多吉少,好汉不吃眼前亏,她越想越害怕,特别想到自己是金枝玉叶时,霎时脸色突变,与刚才那副傲姿相比,判若两人,便把声音降低八度,对那中年汉子说:“求求你,请乔珊来一下吧?”中年汉子也陪上笑脸说:“好,我去给你请乔珊。”
　　中年汉子出门后,美龄再摇电话,又是白费。她伏在沙发上不禁掉下了泪水,一时思绪万千,心如黄浦江水一浪盖过一浪。约10分钟,乔珊换一套浅灰色的西装,头戴礼帽,笔挺笔挺的,飘然来到她的面前,向她微微鞠躬道:“宋小姐,让你久等。”美龄一惊:“你是……”没等她说下去,乔珊接上说:“宋小姐,实在对不起您了,因为有事,不便在贵府请教,所以用此种方式请您来这儿。实不相瞒,我叫王亚樵。”

　　宋美龄大惊失色:“你真是王亚樵!擎宇是你的号吧?”
　　乔珊点点头。
　　“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杀我?”
　　王亚樵笑道:“宋小姐看您说哪里话,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我为什么要杀您。再说,我要杀您,还将您接到这儿吗?”
　　宋美龄脑中一片空白:“那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宋美龄答应说服蒋介石

　　王亚樵给宋美龄茶杯中加了水,自己也冲了一杯茶,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请宋小姐息怒,我们有话慢慢谈。”美龄不知谜底,对方越是兜圈子,她越是不安:“你有话就直说吧,你说是王亚樵,我早闻你的大名了。”王亚樵接话:“在您眼中我是魔鬼吗?”宋美龄连说:“不,不,你是不是要我向蒋总司令说个情,解除你们之间的仇恨?”王亚樵挥手打断她的话:“宋小姐你又想错了,我和蒋介石之间的事,他要杀我,看他的本事,谁知道他死还是我死,听天由命,用不着借你这个女人向他吹枕头风求情的。”宋美龄脸上刷地一下红了:“擎宇先生,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我和蒋介石还未结婚,你怎么说出那种难听的话,请你还是照直说吧!”王亚樵说:“既然宋小姐如此爽快,我就开门见山了。”
　　原来,宋美龄有个同学叫刘纪文,二人一直相处很好,特别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刘纪文早向她表达爱意,宋美龄也未表示反感。刘家也是上海的富豪之家,两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可是回国后,当他们感情正要升温之时,半路上杀出一个李逵,蒋介石跃上北伐军总司令的宝座,成了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宋美龄这位小公主暗暗向权势倾斜。刘纪文眼看大势在去,觉得收之已难,弃之可惜,决定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借爱情这条红线套住蒋介石,谋个一官半职,现在南京市长空缺,若能如愿,也算大功告成。为了促成此事,决定请王亚樵出面,才想出如此下策。
　　宋美龄听到是刘纪文演的这场戏时,怒火一时涌上心头:他刘纪文也受过西方文明教育,怎么请个暗杀头子来要挟我呢?王亚樵的话是真,还是要暗杀我,或是……她不敢再往下想。但她也不表态。就这样僵了下来。

　　宋美龄半天未回家,宋老太太焦急万分,当即打电话问虞会长,虞会长说根本不知此事。
　　在虞会长的协助下,又找了杜月笙、黄金荣等帮会头子,他们一口否认,并作保证未见过宋美龄,他的手下,也不会做这个事。
　　宋老太太赶紧又将情况报告蒋介石,正在忙于军务的蒋介石一听这话,差点气炸了肺。他猜这事一定是王亚樵所为,他王亚樵与我有仇,为什么要把仇发在我的未婚妻身上,如此看来,必有内幕。对宋老太太说:“如果美龄打电话来,绑匪只要让美龄平安回家,一切条件都可答应。”
　　果然,王亚樵让宋美龄与家中联系上了,宋老太太向她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最后反复说:“一切由你作主。”
　　这下子宋美龄心中有底了,对王亚樵说,刘纪文出此绝招,用心良苦,我看他也是对我一片真情,体谅了他的苦衷。我现在按照你转达的意见答复吧!王亚樵知道口说无凭,他趁宋美龄说时,一一作了记录,然后将记录呈给她,让她过目。王亚樵说:“这纸上未添漏一个字,其意作一个备忘录,您看如何?请审阅。”宋美龄接到手中一看,没想到一个暗杀头子竟有些笔墨,一笔字写得龙飞凤舞,尤其是“刘君如有意仕途,我当极力推荐,使君满意。一入仕途,好自为之,决无风险恶浪,飞灾横祸”等几句话的字,写得既潦草又清晰入目。宋美龄对王亚樵刮目相看:“擎宇先生,想不到你不仅是舞刀弄枪的健将,还是舞文弄墨的文魁,我签个名,交给刘先生吧!”说罢在纸上写上“蒋宋美龄”四个字,王亚樵接在手中过目,点点头,退出房间。这时,那个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走进来说:“按王先生吩咐,你可给蒋总司令打电话了。”宋美龄再摇电话,通了,她才恍然大悟,电话被他们切断了,现在才接上。她当着中年汉子的面,给蒋打了电话:“亲爱的,别担心,我下午就回家了。”
　　宋美龄回家又是坐的“雪佛兰”小车,可是司机和那个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都不见了,她想这是王亚樵的聪明之处。这儿的路离宋家相当近,不过十来分钟就到了南京路上门口,停住了,司机请她下车。她想记住车号,一望车玻璃,只见上面贴着“出租车”字样。出租车,随便可载坐任何人,与它何干。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顺手从包中取出5元钱交给司机:“辛苦了,买包烟吧!”司机欢喜地向她敬了一个礼,开走了。事后有人问宋美龄绑匪问她要了多少钱,宋美龄说:“一分也未给。”知情人说这笔巨款(5万元)全是刘纪文出了,并对王亚樵感激不尽。事后王亚樵说,自古以来谋主出钱的还是第一桩,真乃天下奇闻。
　　10天之后,南京报纸公布一条新闻:“刘纪文经中央政治会通过,国民政府蒋中正签发,特命为南京市市长。”
　　后来,王亚樵被戴笠杀害。有人说是刘纪文暗中作祟,杀人灭口。知情人说,此话毫无根据。

 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转帖]

1983年中国宝安集团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1982年，深圳宝安县建县之初，资金短缺，百业待兴。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决定成立一家公司，把农民手上的闲
散资金聚集起来。

　　11月，县政府发出75号文件，批准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并把当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的曾汉雄调来执掌公司帅印。县委明确表态，只给政策不给钱。曾汉雄从香港亲友中取来股票样板，请有关人员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画面中，一只张开翅膀、伸开利爪，在空中翱翔的大鹏鸟，象征着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1983年7月8日，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由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次年，联合投资公司获纯利17万元，购买股票者首次分得红利。其中福永区凤凰乡农民文富祥购买1000股股票，分得红利100元，股息48元。

　　(《深圳特区报》12.4　蓝岸　唐智乐文)
 

不是人的皇帝[转帖]

新浪原创 作者：听风雨声

　　中国自秦始皇之后，皇帝这个被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皇帝也有几百吧，这还是指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些被我们认为是正统的朝代的皇帝数量，要是加上分裂的时期随便占领一个县城就宣布自己是上天授命的皇帝的那就更多了，可惜的是，这几百位皇帝，都不是人啊。

　　在此我并没有想侮辱皇帝的意思，事实上这些皇帝确实不是人，一直以来，皇帝就被称
为“真命天子”，“真龙转世”，“真龙天子”，看吧，皇帝都不是人，要不是前辈子做龙做的不好被贬下来做皇帝，（敢情是竞争下岗的淘汰货，怪不得没几个皇帝遇到风调雨顺日子的，都没后台啊。）要不就是天生下来的，（所以那些皇太后个个都是圣母玛利亚，代天怀孕生天子）自然有些皇帝觉得真龙啊什么不过瘾，还要拿佛来凑凑热闹，比如那位女皇帝武则天，就说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除了龙，天子，佛，还有称皇帝是天上紫薇星下凡的，不过这就不值钱了，人们还有称状元为文曲星的呢。但是怎么说，皇帝都将自己身上披了一层神圣的外衣，将自己和凡人隔离开，所以说，皇帝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人。（日本也一样，他们的天皇直接说自己是神的子孙，做得可比中国更赤裸裸了。）

　　当然，那纯粹是神化皇帝的方式，所谓“君权神授”，假如和天啊神啊佛祖啊扯上点关系，那这个位子总是比较稳固的，否则大家都象陈胜那样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那这个位子就有点麻烦了，认为自己有种或没种的都来造反，那这皇帝的宝座估计没坐热就要换人了。

　　神化归神化，皇帝还是凡人，可惜，虽然肉体上是凡人，精神上却不能做人。为什么？要做好皇帝就不能做人啊。凡是人，一般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好坏善恶。但是做皇帝就不能这样了。皇帝的要求是明是非，辨公理，处于中立，不偏不倚，赏罚分明，近君子，远小人，必要的时候还要搞点小权术，显示一下帝王威仪。别看这些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就拿这个明是非，辨公理来说，看似简单，但是难度很大，须知这种是非公理本来就说不清，往往是今天是是，明天就非，今天还是公理，明天就成谬论了，自古至今，还没一个人做事能保证完全正确。（从来不做事的除外）可是我们对皇帝的要求就是，你做的事必须完全是对的，不许错，你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开金口就决定千千万万的人的生死富裕啊。所以凡是皇帝做决定都要三思而后行，没办法，那些大臣们只管辩论和执行，决策权在皇帝手里，但是压力也在皇帝手里，大臣们的一句“皇上，请慎重啊，这可关系到……”（这个关系到的事也大，凡是交皇帝做决定的，大就是一国之兴亡，小的也是一地的繁华的事）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就够你苦思冥想，慎重十天半个月的。这还不行，你还不能拖太久，这些都是大事急事，大臣们总是催着逼着，你再不决定就加你一个优柔寡断的罪名，你做了决定吧，支持的那方自然是得意洋洋，反对的一方虽然嘴里说遵旨，但是心里却是不服，做事也就懒懒散散，磨洋工，说不定还对你皇帝不满。想自古至今有不少皇帝不理朝政，一些确实是享乐贪玩，但是还有一些实在是对这种事怕了，我惹不起你们大臣我还躲的起，所以就钻内宫不出来了，以前有丞相有大将军就下放权力给他们，到了明朝没丞相了，嘉靖感到厌烦了就想做神仙去，而万历早年有张居正万事包揽，到没觉得皇帝难当，等到张居正一死，才觉得皇帝的苦啊，马上拍拍屁股回宫享福去了，就留你们这些大臣瞎折腾去。想崇祯帝够勤政吧，明朝十多个皇帝除朱元璋外恐怕是他最勤政了，万历和他比简单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偏偏他越勤政越麻烦，把满朝文武都得罪了遍，大家都不理会他了，结果闹了个亡国自杀的下场，这样倒不如万历天启他们在宫里睡睡觉做做木工来个幸福些。

　　可怜那些皇帝，除了几位开国之君外，都是没啥经验的新手，之前做王子太子的时候还只是要求学习，等到了一下做皇帝却要求要一切做的正确，只能做对不能做错，这也太苛刻了些，所以一般皇帝要不就是战战兢兢中过日子，要不是就是练就铁石心肠，或者干脆啥事不管。全因为这些皇帝都只是普通人，却做了不是人的皇帝工作。

　　再说这个中立，前文也说到，是非公理没一个定论，一般事大家都喜欢分成两派三派争来争去，谁都想争皇帝的支持，而皇帝确实应该以中立的眼光看待问题，问题是皇帝能保持中立吗？大凡是人总是有好恶，总喜欢以熟悉的喜欢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当大臣辩论的时候，自己熟悉的，口才好的，甚至长的比较顺眼的。（这个顺眼很重要哦，一般说官有官威官样，大家都喜欢养眼的，自然不会选歪瓜劣枣的那种类型当官，所以凡是你看一般史书演义，说到好人总是相貌堂堂，假如是坏人又长的不好看，那就惨了，一定会加上相貌龌龊，贼眉鼠眼的话，想三国中庞统张松因为自己的相貌还受到歧视呢。皇帝在内宫三千佳丽，小太监也不会选太难看的，一下子看到难看的，自然不会被吸引，厌恶倒是正常。）其实一般人也就决定了，偏偏皇帝的要求是中立，尤其是朋党之争，说起这朋党之争，也就是皇帝自己搞出来的，一来是防止官员大权独揽，二来是集思广益，百花齐放，体现民主精神。可惜这搞搞过了头，慢慢就成了习惯，皇帝总要找些人来吵一番，不管对错，只要吵就行了，而皇帝也是不管对错，中立就行，这个中立倒不是不管，只是这边拉一下，那边也要扶一下，这边打一下，那边也要踢一下，我支持他的决议了，对你就要谈谈心，表明你还是我们的好大臣，我反对他的决议了，对你也谈谈心，告诫你不要得意忘形。所以这皇帝的中立就是抛开人的好恶对错，在大臣们之中走钢丝。所以一般皇帝再笨也知道权术两字，保证平衡最重要，你看明朝阉党够狠吧，皇帝就还是留着东林党人，防止做大，

　　做皇帝搞平衡也是没办法的事，说起来那些大臣是效忠于你，为你做事，但是做到这位置上的人哪个不是超级高手，没点实力在手，说是大臣是臣仆，其实要变脸也快得很，宋太祖赵匡胤最老实，直接对手下大将说，“今天我被黄袍加身，难保你明天不被黄袍加身啊。”宋太祖这还因为是五代那段非常时期说的，而实际上不给皇帝面子的多了，唐朝藩镇割据，哪个给中央朝廷面子了，那是武将，其实文臣也一样，说罢官就不干，皇帝三请四邀才给你点小小面子，更有甚者，再下令也不理，你也不好说他，更不好杀他，须知这样做士人还觉得有骨气有个性呢。所以说说是大臣给皇帝办事，其实皇帝也要求大臣们帮忙，所以要捧捧他，又不能捧的太高，捧出一个权臣曹操就麻烦了，只好压一下，搞搞派系。难为皇帝这样走平衡木，真不是人干的活。

　　再就是那个近君子，远小人了，这可就很难为了，君子小人都不会在脸上写名字，也不会说自己是小人，皇帝说说是天子，真龙附体，紫薇星转世，但是其实也就是肉眼凡胎，要真让他们猜，也太难为了他们。而且大凡人都喜欢和亲近熟悉的人亲近，那些宦官自然是最熟悉的了，天天和太子啊皇帝啊在一起，熟悉的简单不得了，可以说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一清二楚，先不说这些宦官会不会想花样给皇帝玩，单就这几十年的感情都很亲密了，一般人的话，总是很念旧情，只要不犯大错，不惹到自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想正德初年，户部尚书韩文帅，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上书要皇帝杀人，杀谁呢？就是一直在正德身边的八个太监，其中就有刘谨。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他们是孝宗皇帝留下的重臣，带有辅佐武宗的味道，武宗对他们也是很尊敬的，假如换其他人杀，正德也就准奏了。但是偏偏要杀的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太监好友。正德也就有点犯难，这也是人之常情，不信你试试，自己的老师突然和自己说，你那些多年的朋友都是垃圾坏蛋，快杀了他们，你试试你下得了手吗？正德就下不了手，假如他下得了手，那恭喜，正德就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非普通人的皇帝，问题就是正德还是一个普通人，刘谨他们过来一哭，随便把小时侯某天为皇帝赶蚊子的陈年烂谷子的事一说。正德也就心一软。放过他了，之后直到刘谨有谋反嫌疑才不得不杀。你看中国历代，凡是宦官掌大权的时期皇帝一定是心软的对身边人好的，（当然对身边人好不一定代表对所有人好。）象朱元璋这样不管你熟悉不熟悉只要犯错就杀的皇帝，宦官乱政，门都没啊。宦官能得大全，全是因为和皇帝太亲近的关系，至于外戚掌权，那就是太后的关系了。宦官那是朋友，毕竟还没血缘，但是太后啊，太后的兄弟啊，那些皇帝妈妈辈的亲戚和自己还是有血缘的，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自己父亲是去了，但是还有老妈和老妈的亲戚呢。亲人嘛，总是比外人放心，大权就慢慢过渡了。当然这是普通人皇帝的做法，真正的皇帝是不会这样做的，汉武帝死前，把太子的母亲杀了，太子的母亲还希望汉武帝念以前的床第之情，作出媚态，汉武帝怎么说的？“趣行！汝不得活”就是说“快滚！你不要想活命了！”汉武帝这样做确实很没人性，和正德比起来那人情分是负的，但是他确实也没作错。西汉年间外戚弄权极盛，初年就有吕后夺政，太子年幼，假如太后垂帘听政，那些顾命大臣就等于空置，皇权要被外戚把握了。（清朝咸丰死前肃顺也请效武帝故事，咸丰一个犹豫，就带来之后的几十年慈禧当政。）汉武帝这样做确实是一般人做不来的，之后的几位皇帝都没兴趣效仿这位老祖宗的做法，但是之后外戚就开始掌握着政权了，这样看，还是非普通人的汉武帝做的是好皇帝。

　　我们现在看历史上的皇帝，那些昏庸，那些英明，都很清楚，但是现在都是事后诸葛亮，假如回到那时，说不定我们现在觉得很昏庸的皇帝却很有人情味，对身边的人却很好。反而我们现在觉得很英明的皇帝却对身边的人很苛刻。我们看历史常看到一些忠臣能臣不遇明君，郁郁不得志的事，常为忠臣报不屈。但是我们要想到，皇帝不是神仙也不会算命，一眼就看出来这位是好人坏人，是忠是奸，我们现在做公司人事主管考察试用都要三个月才知道这人会不会工作而已，对这个人的人品还是不明白，那作为一般人的皇帝怎么可能又明白呢
？而且一般人总是先相信身边的人或先认识的人，满朝文武单是中央部长级别的就几十号人，皇帝能记住每个人已经是奇迹了。（一般来说皇帝记住身边太监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般也就和几个大臣常说话，一般的大臣也就“努力啊，不要负朕所望。”之类的话已经很荣幸了，象这样能选出忠臣能臣倒是奇迹了。象王安石那样由奏章得见圣颜，谈了几天话就委以重任那绝对是奇迹中的奇迹。不过奇迹也不能持久，等多年的老朋友大臣外加自己的老娘一说，变法也就停止了。但是单就这样，神宗也被认为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恩宠有加，无数的人还等着王安石这样的奇迹等不到呢。

　　扯远了。再回到皇帝不是人的问题上来，上面说皇帝不是人，主要是从皇帝本身的能力上来说的，我们再从制度上来说说皇帝不是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电视剧，那里面的皇帝可是很爽，想干吗就干吗，想要钱了就要钱，想要女人就要女人，想换换口味，谈谈恋爱收收养女，也成，至于什么微服私访，下江南，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啊。电视剧里的皇帝那可是无所不能了。可惜，皇帝没这么幸福。

　　先说皇帝的用钱，确实，皇帝用的钱很多，除了朱元璋刘裕萧衍几位很节约外，大多数皇帝都是奢侈浪费的主，何况，就算皇帝节约，那些贵妃宫女宦官们总要工钱吧，维修宫殿要钱吧，所以皇帝的用钱是很多的。问题就是，皇帝不是随便就能用钱的。中国古代的财政是把皇室的开支和国家政府的开支分开的，内廷用钱是另外开支，不能随便从国库拿钱，而内廷的收入主要是依靠皇家田租为主，基本上是固定收入，万一皇帝用钱过度，比如赏赐过多，买的珍宝太多，很容易告急。这时就要向国库伸手了。但是这伸手不是随便能伸的，要有借口，比如，最近要结婚了，册封太子了，这都是好借口，假如你说朕想用钱就用钱。确实，是可以给你，但是规矩就破坏了，群臣对你就有意见，万一你不但要钱，还要人帮你修园子，那更要小心了，你不会想被安上纣王隋炀帝第二的名号吧。还要选时机，国库有钱的话，你只要找个借口，大臣们也就不高兴，万一国库捉襟见肘，你还要钱，那你就等着大臣和你顶牛吧。他一句“国库没钱！”你能怎么办？把他杀了？自己落一个昏君的名头，何况杀了也不一定能拿到钱。大家为什么对慈禧拿海军经费去修园子很是指责？因为修园子这应该属于内廷开支，何况你慈禧还只是太后，却挪用国库的钱，无论情理哪方面都说不通。所以说，皇帝这手不是那么好伸的，何况大多数的皇帝都想做个好皇帝，一般用钱都比较有克制，所以常有些皇帝抱怨自己用的东西还不如一些大臣，其实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石崇沈万山之流都比皇帝过的有滋有味。

　　说到商人，再说说皇帝的吃吧，我们常说皇帝每顿吃多少鸡多少羊，其实皇帝有多少嘴，能吃那么多，何况，假如你有钱，完全也可以象皇帝一样吃。自然，有钱是自己赚的，皇帝是被国人养的，但是任何事都有权利和义务，一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皇帝不一定能做。就拿穿衣来说，皇帝做什么事穿什么衣都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穿衣服，比如你去上朝，穿个便服，那是绝对不行的，甚至你狠点，去穿乞丐服，先不说被外面的言官知道要狠狠的批评你，就连内廷的宦官都会一起跪下来劝奏，他们吃不了让皇帝做乞丐的罪名啊。（当然，你在衣服上打几个补丁是没问题的，不过不要显摆，省得满朝文武学你打补丁。）再说娶老婆，皇帝三宫六院是很多，但是被选进来是有规矩的，不能太高，不能太胖，不能太瘦，家事要清白，不能有隐疾，和某段时期按三围身高标准选美差不多，那样的选法什么模特，个性美女是绝对选不进去的，那些性解放的MM也是没希望的，所以大多数的宫女也就是端庄，万一有一个漏网之鱼，乍一下被皇帝见了，就惊为天人。至于去外面找美女，那绝对别想了，只要你做了皇帝，就老老实实待在皇宫吧，你想出去？可以，我们传令圣驾出宫，闲杂人等回避，这样不好？要与民同乐？皇帝要考虑安全问题啊，要不我安排几个民和你同乐？实在憋闷了，想微服私访？真以为拍电视剧啊，皇宫这么大，进出都有检查，你出了一道门还有一道，你能偷偷溜出去，绝对是奇迹，就算你出去，我解决不了你，还不能解决那些帮你出去的宦官吗？杀了他们看以后谁带你出去。各位别拿正德来做例子，那是几千年一个的宝物，连封自己做“大将军总兵官”还自己给自己改名的事都做得出去，那微服私访对他来算轻的了，问题是，几千年也就出了这位正德。

　　其实皇帝一直呆在宫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种意见说，皇帝应该是外面走走，见见民间的甘苦。但是谈何容易？你出去微服私访，那应该带多少人呢？带几十，一百…..那还叫微服私访吗？整一个皇上小出巡嘛，这样能见到民间的甘苦是不可能的，看安排好的国泰民安的戏到是可能。那少点吧，选几个大内高手陪驾出宫吧，问题是这样能保证皇帝安全吗？别说这几个大内高手是不是很神勇，能不能抵挡几十个高手的围杀，就算一地皮流氓拿个西瓜碰了皇帝的边，也是不得了的事，万一再留点血，那就是无数人头落地了。肯尼迪美国总统，他的安全防卫不差吧，不是也被干掉了吗？当然，美国是现代民主国家，肯尼迪被杀追查出凶手绳之于法就行了，但是古代中国不同啊，皇帝死在外面，那是天大的事，是不是宫廷阴谋那是一定要查的，查不查得出来都要查，一批被怀疑的人肯定是要被杀的，就算是意外，那造成意外的几个护卫一定是要株连九族，内廷负责的也有责任，上刑场也是倒不了的，负责地方治安的大臣也要死，至于丞相或内阁官员，也有连带责任，这些人再加上受株连的亲属，死个几千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为了一个皇帝的心血来潮掉自己的脑袋，不值得啊。所以皇帝的微服私访的迷梦也是很难很难的了。

　　那好，朕不微服私访了，出京城玩玩，兜兜风吧，不行，大臣们出来说了，皇帝不宜随便出京，出京可能有变，这是大实话，京城是一国首都，重要性不言而喻，万一你出京，有几个野心家搞鬼怎么办？象刘裕，何等英雄人物，北伐势如破竹，打到长安，眼看要一统天下了，结果留守京城的刘穆之挂了，他惟恐有变，还是要亲自回来，而且之后就再也没回到北方。想必中国皇帝中能力超过刘裕的不多，手下有信的过象刘穆之那样的大臣的也不多吧。再说一个皇帝离京的例子，英宗御驾亲征，威风啊，结果落了个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自己被俘的惨事，这还罢了，留守的于谦还立了自己的弟弟做皇帝，还不愿自己回去了，要发誓保证不抢皇位才能回家，想必在复辟前的那段日子，英宗对自己的出京绝对是很后悔的。

　　这只是政治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经济上的了，皇帝出京绝对不会是象我们现在自助旅游，带个小背包拿点几张信用卡就跑的，必定是带一大群近侍护卫，文武大臣，还有大批的军队，要是亲征，那就更多了，为保护皇帝安全嘛，总是多多益善，不过皇帝是不是韩信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皇帝出京的花费就是惊人了，皇帝出去，各地官员要迎接，那食宿自然是皇帝全包，食物嘛，象皇宫那样奢华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也要有点土特产吧，而且也一定要拿得上台面的，假如拿霉干菜烧肉这种去充土特产，不被内侍们踢出来才怪，除了皇帝，还有文武大臣和近侍也要吃饭吧，文武大臣都是中央级别的，近侍也是皇帝身边的人，都是位高权重之人，平时想巴结都没机会，现在还不好好巴结一番，自然吃了又拿。还外加亲卫军，军爷也是得罪不起的，人又多，当然所有的东西自然是从地方财政出，最后还是落到老百姓身上。隋炀帝下扬州，山珍海味吃不完都倒了，但是沿途的老百姓却有饿死的。再说宿，皇帝是出巡不是逃难，自然不能想慈禧两次离开北京那样惨，怎么也要有一番排场，宿嘛，最好是有行宫啦，没行宫那做龙舟也成，这又是一番大支出。所以凡是皇帝出巡，不论是单纯的观光旅游下扬州（隋炀帝下去了就没回来，）下江南，（乾隆下了几次江南江南就倒霉了几次）泰山封禅，（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每次去都是大肆浪费，害的国家财政紧张）还是游猎亲征（这个嘛，还可以套上锻炼军队的帽子，不过文臣总是希望能省就省，最好游猎就在京城近郊打兔子，避暑山庄太远了些。），都是劳民伤财，偏偏许多皇帝为了自由对此乐此不疲，害的无数大臣前赴后继，为皇帝外出的自由献上了口水和头颅。当然，他们也不是白浪费的，皇帝的自由也被他们的英勇表现限制了大半，就连正德这样的顽童皇帝出去也要找个御驾亲征的借口。（虽然御驾亲征也是出京，但是毕竟是为了国家稳定，军队之外的排场也不算太大，所以还是算好的啦，不过正德这次出征完全是瞎胡闹找借口出去玩了，）

　　说到正德，还要说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豹房，也就是供皇帝淫乱的地方，这是备受批评的，不过这也反映了皇帝不是完全自由的，皇帝找老婆是要有选择有规矩的，（皇后的话最好还要有背景。）过性生活也是，不能太夸张，身体要保证，不然宦官会在外面喊“皇上，保重龙体啊！”这样喊三下，你还能坚持倒是挺厉害。所以大凡皇帝想做西门庆的话，一般都不在皇宫，比如圆明园这种地方，就是皇帝做西门庆的好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认谁做父，这很大部分怪正德，好不容易出门一次，结果一个人学划船落水生病挂了，还没留下儿子，结果大臣立正德的堂兄弟做了皇帝，就是嘉靖，大臣们要嘉靖认正德的父亲，也就是孝宗为父亲，而嘉靖的亲生父亲，孝宗的弟弟改叫叔叔，这下好嘛，做皇帝做的连老爸都换了，结果皇帝和大臣们顶牛，仗杀囚禁了几个大臣，又顶了整整七年才把自己的老爸争了回来。也真是天叫可怜，嘉靖敢情这事上花的精力太多，累得要死，干脆一门心事研究成仙术去了。

　　或许皇帝有一天想通了，他决心向命运挑战，向世间要回自由，准备做一个真正的人，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想任命谁就任命谁，想要多少美女就要多少美女，想去哪就去哪。想唱歌就唱歌，想学书法就学书法，那么很荣幸的通知这位皇帝，他已经向隋炀帝，宋徽宗，南唐后主这几位伟大的昏君看齐了，而且按这种趋势，很有可能成为有世以来最大的昏君。不过历史证明，这几位昏君的下场不是很好，隋炀帝是被勒死的，宋徽宗是囚禁而死，李煜被俘后毒死。最终还是成了鬼，假如你觉得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些代价都值得，那可以，不过历史上好象这样的皇帝不算太多。

　　也许你心灰意冷，决定不做皇帝，好好做一个老百姓过日子，那对不起了，什么叫皇帝？假如皇帝能这样轻而易举的辞职，那就不是皇帝，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总统首相主席总理了，你要辞职，那朝野一定震动，是不是皇帝对我们不满意了？无数大臣就会来哭谏，哭到你留下来为止，要不是皇帝被谁威逼了？那大家就先怀疑太后，再怀疑皇后，再文武大臣，国家上下陷入一片动乱。实在不行，我说我就是想走……那也可以，做个太上皇吧。不过太上皇也是皇帝啊，也不能算一般人。所以你想辞职是没门了。

　　辞职不行，我让别人把我搞下台总可以吧，这倒是也行，汉献帝，蜀汉后主阿斗都是被人搞下去的，虽然待遇比以前差了，但是也是有一个公的爵位做做，而且也算普通人。可惜的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刘裕之后，大多数末代皇帝都是被砍头做鬼的命，而且刘裕一杀就杀两，晋安帝被缢杀，晋恭帝被废后还不肯死，硬说自己是佛教徒不能自杀，结果被掩杀。梁武帝是个仁慈之君，但是还是杀了齐和帝，隋炀帝死后，其孙杨侗被王世充立为皇帝，过不久王世充自己想做皇帝，就把杨侗杀了，杨侗死之前还不相信王世充会杀他。南唐后主李煜，被俘之后开始还逃过一劫，最后还是被毒杀，就算之前，也不是没有皇帝被杀，魏少帝曹芳被废后，他兄弟曹髦做皇帝找个几个人要砍司马昭，反而自己倒霉被杀，结果追究杀皇帝罪名的时候，硬是给曹髦按了许多罪名，贬为平民，而且只杀了直接杀曹髦的成济，主谋贾充都放过了。（可怜啊，堂堂皇帝，莫名其妙就被这样处理了，随便说一下，这也是皇帝不能随便出宫的好例子。）两千多年来，皇帝被废之后杀的多，活的少。须知你做过皇帝就是资本，你不想造反别人还可以用你的名号造反，怎么看都是不安全，不如杀你干脆。也难怪崇祯帝对自己女儿说“谁叫你生在帝王家呢！”别人看的风光，一旦出事就完光，崇祯自杀，还得到厚葬，南明的那些小皇帝们被清兵抓了不都是杀了吗？（这样看溥仪下台后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要不是利欲熏心，做个真正的人也很不错啊，须知前几代想做也做不了呢。）所以当初宋太祖上台也是战战兢兢，今日我上台，也就是上了贼船了，自己不做也要为子孙着想啊。

　　于是皇帝不得不还要继续做这个不是人的皇帝，而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文武大臣。

　　皇帝不是孙悟空会分身，要控制朝政自然要通过代理人，代理人自然就是文武大臣们，照理说，大臣们都应该遵纪守法，为皇帝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这样的大臣太少，不然诸葛亮也不会被作为典型来夸奖了。其实就算有诸葛亮在面前，皇帝也不一定认识，他们总是提防着手下的群臣们，生怕他们有意或无意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那可就真是不能做人了。

　　要先防的自然就是武将，武将有兵啊，当年老祖宗皇帝就是靠兵上台的，不防怎么行？于是就夜防日防，找个机会就杀，但是就这样防来防去，武将篡位的也不少。而且防的太厉害就怕没人守边疆，那也是亡国，两边都是死，怎么办？凑合呗，一方面用一方面监视牵制，而牵制自然用文臣方便。

　　文臣手中没兵，不能直接威胁皇权，但是这些文臣也烦，敢情是小时圣贤书读多了，想把皇帝变成一个圣人，皇帝心里自然不愿意，我想做个普通人就行了，他们还非推我做圣人，累不累啊。而且别看文臣没兵，都好死理，犟起来比武将还狠，动不动就跪下死谏，还都不怕砍头，明朝皇权够狠吧，还喜欢动不动打板子，偏偏明朝不怕死的忠臣就特别多，前赴后继，真是死而后已。别看文臣没兵，但是都是管事的，万一铁板一块，那皇帝也吃不消。象张居正，虽然明朝取消了丞相，但是他这个首辅权威比丞相还重，皇帝对他也是惧怕万分，生怕自己就被废了，居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须知除了朝代末年曹操这样确实有篡夺之心的权臣外，在和平时期也就象霍光这样的大将军能换皇帝，而张居正居然有这样的势力，（当然还要有冯保和太后支持）可见文臣也不可小视。

　　怎么办？一手用特务，监视惩罚大臣，不过这手公愤太多，不然滥用，另一手比较好，在群臣中寻找代理人，制造派别，这样就可以利用代理人制造有利自己的舆论，使自己的行为得到保护，此外还有一大好处，皇帝有些事受限制不能随便做，就可以找代理人去做，转移罪名，比如宋高宗杀岳飞，他不亲自杀，找秦桧动手，也不给什么圣旨，只是暗示。这样好啊，以后大家恨杀岳飞的人就恨秦桧，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而且留条后路，为岳飞平反也方便。崇祯就没这么聪明了，杀袁崇焕居然亲自出马，生怕别人不知道袁崇焕是他杀的，假如聪明点，派个人杀袁崇焕，自己睁着眼闭着眼，那大家的恨意也就转移了。

　　不过这也不能说崇祯的问题，毕竟宋明两朝不同，宋朝相权很重，丞相有时可以自作主张，而明朝君权重，就算是找了代理人，杀袁崇焕这样的大事崇祯不可能装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弊病，原来处于皇帝和大臣之间的防火墙丞相被卸除了，很多责任就必须皇帝自己来背。

　　不过另一件事就可见崇祯找代理人的失败之处了，找清议和，但是好找不找找了个不会把风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不单向外界漏了议和之事，还把崇祯主张议和的事也捅出来，比起秦桧那可是天差地别啊。

　　皇帝这样对大臣，大臣也自然有武器对付，消极怠工日拖夜拖是一种，不过比较少，毕竟万一来一个玩忽职守罪就不好了。所以大臣有三大武器对付皇帝。

　　一是清议：也就是舆论啦，大家别以为舆论没用，须知这不是一般的舆论，是士大夫统治阶级的舆论啊，古代皇帝没报纸看，但是小道消息挺多，何况士大夫嘴上说，奏章也写，一天送几十份上来，看看你屈服不屈服，而且这些舆论都是有根据的，小到皇宫安定，大到天象变化，凡是有理由的都能编进去，你不是要做人吗？没那么简单。

　　二是祖制：中国儒家讲究“孝”，这个祖制就不好随便违背了，违背是要冒风险的，前文不是说皇帝要守很多规矩吗？这规矩就是老祖宗皇帝定下来的。（说起来老祖宗皇帝也知道民主重要性，特地留一个尚方宝剑给大臣用。）这些规矩说起来大都挺有道理，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权威，随便也抹杀一些皇帝的人性。一般来说，清议加祖制皇帝已经吃不消了，不过也有不信邪的。

　　三是天象：世间确实有不信邪的皇帝，比如神宗，王安石说“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神宗吓是吓了一大跳，但是也默认了，但是对于王安石说的第一句“天变不足畏，”他就有点怕了，于是舆论没击倒王安石，但是奇异的天象天灾却把王安石击倒了。

　　没办法，皇帝心里还是有点认为自己是天子，和平民有点距离的，所以大臣的话可以不听，老天的话非听不可了。

　　假如这三个都不听的话……那皇帝倒是可以做个真正的人了，但是这样的皇帝已经丧失了做皇帝的资格了，也许可以做昏君，但是不适合做皇帝了。

罗京夫妇笑对人生[转帖]
 

　　2008年8月31日，罗京带病和李修平共同播报了《新闻联播》后，再也没在电视上亮相，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猜疑。恰巧有到北京肿瘤医院看病的观众认出了罗京，告诉了朋友。于是有网友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篇题为《央视1号罗京得癌症》的文章：“北京肿瘤医院8层出电梯右边的门是重症监护室，电梯对面是8个
单间病房，住的都是癌症病人。2008年8月底，有人在北京肿瘤医院化疗病房见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47岁的罗京。”
妻子给了她巨大力量

　　2008年5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进行例行的体检，罗京被查出得了“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属于血液方面的疾病。引发罗京患这种病症的原因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他的心脏、咽部等器官都出现了淋巴瘤，需要采用化疗和放疗治疗。

　　为了让丈夫安心治疗，妻子刘继红对罗京照顾的无微不至。一天，一位专家来看罗京，见刘继红在为他挤牙膏、拧毛巾，不禁连连摇头，把她拉到一边告诫她：对病人照顾过于无微不至，会让病人感到是被怜悯与同情，产生被社会遗弃的感觉。刘继红恍然大悟。此后，日常生活中她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丈夫，让他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没两样。

　　在刘继红的鼓励下，罗京申请了奥运火炬手，顺利当选。2008年8月6日，罗京作为第140棒火炬手出场，他头戴五环标志的发带，笑容洋溢、激情澎湃，一路挥舞手臂，高擎火炬完成了自己的传递。回到家里，罗京把留作纪念的火炬“传递”到妻子手里。刘继红也是满脸灿烂的笑容：“我的丈夫真棒，你笑看病魔的风采，体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刚开始化疗时，罗京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刘继红思来想去，精心做了三个菜：老火鸡汤、白灼虾、香菇菜心。罗京一看就忍不住大笑起来。当年妻子第一次去他家，临时抱佛脚现学了这三个菜。罗京也来了兴致，做了一盘自己最拿手的菜“玫瑰鲜虾”。在刘继红看来，做出什么样的菜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回忆起过去恋爱时的幸福情景，达到让丈夫心情愉悦的目的。

　　刘继红营造的快乐轻松氛围深深感染着罗京，化疗带来的痛苦也觉得轻了许多。第一阶段的化疗顺利结束了，9月8日，刘继红高兴地把罗京接回家。罗京对病症痊愈更加充满了信心。

顽强与病魔抗争

　　当病情刚被公之于众时，罗京有点慌神。刘继红看出了他的心思，她觉得在这件事上干脆“刺激”他一下，让他彻底卸掉包袱，对治疗反而有帮助。她毫不客气地对罗京说：“公众尊称你为‘国脸’，绝不仅仅是因为你的脸型，而是对你孜孜不倦的职业精神的认可和欣赏。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很正常，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你不对外说实话，或者回避事实，是不尊重关心你的观众。而且****是瞒不住的。”

　　就在罗京沉默思索内心挣扎的时候，刘继红递过来一张纸，罗京定睛一看，想笑却没敢笑出来。上面是用电脑打印的几个问题和答案，是妻子早就为他准备好的“答记者问”。他忍不住像念新闻一样大声的念了出来：

　　提问：病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回答：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严重，既不需要动手术，也不需要住在医院，只需要输液和在家里静养就行了。

　　提问：会不会从此离开《新闻联播》？

　　回答：我肯定不会离开的，大概需要两个疗程的治疗。但我会尽快归队，和关心我的广大观众在《新闻联播》中见面。

　　提问：是否会危及到生命？

　　回答：大家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病同样可以治好，不会对生命造成太大的影响，相信一切都在医生的控制之中……

　　罗京相信刘继红设计的这些问题都是大众和媒体最关心的。这种心有灵犀让他觉得特别幸福，他认真地说：“我懂了，其实这也是我抗击病魔的一种态度，我知道该怎样去做了。”

　　不久，罗京坦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真实地诉说自身的病情，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网友们纷纷在网上留言，有网友还建了“罗京贴吧”。

　　“你可是我最喜欢的播音员，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出像你这么牛的人了，你就是为这行而生的。加油！与病魔抗争到底，我永远支持你，为你祈祷！”

　　“您的声音就是国粹，《新闻联播》没有您的声音将逊色很多，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又能听到您的声音……”

　　看到串串祝福，罗京眼睛湿润了。

　　(《爱情婚姻家庭》2008年第11期　思欢文

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转帖]

作者：郑曦原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1894年8月27日

题记: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约瑟夫·G.亚历山大在描述清国大臣李鸿章时说，他是个很健壮的老人，虽然最近因对日本作战失利被清国皇帝给予褫夺黄马褂的严厉处分，但他对学习西方文化仍饶有兴致，也不失显贵体面，只是显得有些烦躁。李热爱和平，反对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

据《伦敦每日新闻》报道：

李鸿章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读者们也许会对有关他的独家新闻感兴趣。我是经过好一番努力，才终于使他同意6月11日接见我的。

我是5月4日第一次去天津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巡视渤海湾海防而未能见面。据说李作为海军大臣每三年做这样一次巡视，但三年前大清国与日本之间还没有什么严重的纷争，也没有理由使李总督必须在这个特定时间巡视海防，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已迫在眉睫。

我是搭大清国轮船招商局公司的“海晏”号（Hae－An）客轮去天津的，这是一艘李总督经常搭乘出巡的豪华轮船，而我是船上惟一的英国人。我在轮船上特地去参观了专门为李鸿章装备的总督专用客舱和豪华办公室。

在天津，我得到了李总督出巡回来后即接受采访的保证，但这将是三周以后的事了。于是我去北京耽搁了些时日。在北京，我采访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构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官员张荫桓①，他代表总理衙门接待了我。6月8日周五下午再从北京去天津，但遗憾的是这次又来得不是时候，我被告知因为朝鲜出了麻烦，清国军队将立即开赴那个国家，日本也将派军队进入，所以李总督正在处理各类文电，非常繁忙。虽然如此，李看来对接见我这个英国人还是满有兴趣，拟于6月11日晚上8点钟与我会面。

我是由美国驻天津副领事C.B.托尼先生陪同去的，托尼曾给李总督的儿子做过几年老师。托尼告诉我，总督过去曾经常到孩子们的教室来，有时坐在那里听他上课达一个多小时，显示出了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兴趣，而这些知识正灌输到他儿子们的头脑中去。

从别的管道我知道，李在两三年前得过一次麻痹症，开始曾担心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欧洲医生或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中国医生诊治后，恢复得非常顺利，以至于他现在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虚弱迹象。虽然李康复后的身体不如先前那么硬朗，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机旺盛的老人，一点儿没有书生文弱的形象。

我所以渴望与他见面，是因为就像以前会晤其他清国政治家那样，他们给了我一个对鸦片贸易表达见解的机会。这次，李总督也不例外，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清廷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国的，清廷根据条约有义务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只要东印度公司决心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印度人就不可能停止罂粟的种植。李总督最后明确地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当我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道：“荒谬绝伦！”如我所知，这个措辞非常沉重，表达了极端的愤怒和蔑视。李接着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但当我起身告辞时，李仍很善意地用最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大清国摆脱灾难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我向李声称，我只在清国待了两个半月，绝不是清国问题专家，但由于我对最近清廷执政方略的所见所闻，我不能不谈到清国皇帝下令褫夺他黄马褂的这件事。李回应道，任何事情出错后，负责人应该担当，并可能因此失去皇室信任，这在清国是很必要和正常的事情。但年轻的清帝在这件事上，如李总督所说“处理得过于轻率”，因为皇帝陛下无疑深知在清国所有机敏能干的政治家中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李鸿章，只有他是清国皇室可以信赖的干练而睿智的重臣。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清、日两个东方国家即将进行可悲的冲突，但众所周知，清国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

100元的故事[转帖]
 

　　最早接近100元这个数字，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作为“插队知识青年”，我自食其力在农村第一年的收入大约有100元。其中实物收入是粮食300多斤，每斤约1角钱，现金收入约60多元。
　　参加工作后第一份工作是军马场的仓库保管员，工资每月27元。两年后调到部队另一个工程处，工资36元钱，第二年升到42.1元。这
是除了大学毕业生每月56元之外，青年职工中较高的工资了。我记得一个老工人给我扳着指头算账：“现在市场鸡蛋2角一个，你一月挣200个鸡蛋！”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如果正常升工资，再加运气好当个官，到退休能每月挣100元钱多好！”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工资还没涨，我上大学了。上了大学还发表作品了，写作得全国奖了。1981年，还是个大学生的我，风风光光在中央首长手上领了奖状。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国家级奖金100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工资哪！

　　1992年，我有幸成为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这专家称号与津贴有关，每月发给特殊津贴100元。这津贴在1993年相当于我工资的一半，等于涨了50%的工资啊。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00元面值的大钞。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工资奖金变成多少个100元了，人人心知肚明。100元就变成人人都熟悉的物件了，100元成了老百姓常招来挥去的平常物了。在我的记忆中，100元从此不再有故事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12.2　叶延滨文）

任仲夷的最后日子[转帖]
 

　　任仲夷（1914－2005）1977年后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78年，他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理论文章。1979年，他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1980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1年，他从实际出发，“冒死挺进”，使广东和特
区的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一退到底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此时的任仲夷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对特区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未能成行，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他的身体却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未能在深圳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陪着喝了几杯茅台，回到家竟然脑中风失语了。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中央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轻化，他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请求退休。

　　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按惯例，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并提出自己回家办公。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手拿收音机，踩着熹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本来，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创造了党史上的一个纪录：从十三大到十六大，他每届都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愈加锋利的真理之牙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目光焦灼。

　　邓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较慢。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但他的大脑仍吃力地运转着，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文，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无不别具新意。

　　2002年，他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认为，人的认识凡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就会大大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则会成为历史的反动。

　　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但他的真理之牙却愈加锋利。这一年，他还嘱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和第一个“非”作动词用，解释为敢于肯定对的，敢于否定错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是是非非”的过程。

政治家的遗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他已经60年没有回家了。那是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他为破旧的村小学捐了10万元。

　　面对着触手可及的死神，他一如往常地平静。他说，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发个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或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就可以了。悼念仪式的气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轻松些，不要让大家难过，让大家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

　　他与大儿子谈孙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标准，心中要有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对二儿子和儿媳交待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孙子：“不仅要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还要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沟通和往来。”他拉着三儿子的手深沉地说：“你除了抓好企业外，抓好经济外，还要多从政治上关心国家的事情啊！”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这期间，正好四分之一世纪。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3期　李春雷文
 

“全球公民”唐骏：从发明大头贴做起[转帖]
 

从“问题学生”到跨专业考研第一名

　　1980年，唐骏考入北京邮电学院，主修物理。因一分之差与梦想的复旦大学失之交臂，一向自信的他把问题归结为“运气不好”，对生活充满了失落和抱怨。对于自己的专业，唐骏也很不喜欢：“凭什么把我分到物理这个专业？”

　　进入北邮
之后，唐骏参加了新生统考，位居第一名。得意之余，找不到目标的他开始自暴自弃中度过，成绩自然就哗哗地往下掉，一时成为“问题学生”。

　　大学里的唐骏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同班同学艾永飞一起在报纸上找电影信息，结伴而行去看电影。他特别喜欢卓别林，喜欢他滑稽而又快乐的人生，在幽默中体会着生活的滋味。唐骏觉得，这最合乎他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幽默，也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性格当中。后来，唐骏在微软的一些渠道大会上，还会不时表演出这样的动作来。

　　1983年，21岁的唐骏恋爱了。爱情改变了他的一生，“问题学生”一夜之间成为优秀青年。他不仅用一年半的时间补上4年的功课，还在跨专业研究生考试中，取得第一名。这一转变，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后来，唐骏在同大学生谈到自己的专业时，提出如下建议：眼光看远一点，思维超前一点，大学时选择专业和研究方向，毕业后要选择位置和公司。

我与比尔·盖茨的距离

　　日本留学期间，唐骏发明了卡拉OK计分器。日本有家公司看到后，提出愿出5万美元买下这项专利。

　　“专利？”兴奋之余，当时还是穷学生的唐骏突然清醒起来：“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们去跑跑韩国的公司怎么样？”他的理由是，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锋公司，占市场份额的27%；第二名是韩国的三星公司，但只有2.3%的市场份额。“我跟老大合作，他当然不会理我。于是我就跟老二合作。”

　　唐骏找到了三星公司。他对这个发明，已经有了一个底线，那就是5万美元。三星公司对这个软件比较犹豫。当时，三星公司正走下坡路，对每一笔支出都很谨慎。但是，唐骏相信，只要不着急，一定可以卖出比这好的价钱。

　　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三星公司最终决定付给唐骏8万美元。唐骏夫妇高兴得睡不着觉。天啦！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拥有8万美元的小富翁！

　　后来唐骏得到消息，才知道三星公司拿了这个专利，市场份额从2.3%涨到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光第一笔使用专利费就要了500万美元。而唐骏得知后，立即跳着脚叫了起来。

　　等他再次冷静下来，唐骏还是挺感激三星的，也总算开窍了：“别人8万不买你的，也许你5万还卖了呢！这就是商业头脑。有头脑，还要有条件，别人能够卖500万，是三星的实力。为什么今天有比尔·盖茨？盖茨不过做了一个DOS，但当时IBM要花2000万美元买下来，2000万美元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具有诱惑的。但盖茨比我聪明得多，他没卖，而是签约：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现在我明白了我与盖茨的差距。”

　　等到发明大头贴的时候，唐骏就学乖了。也正是这一发明，才使他与微软结缘。

从普通员工跃升部门经理

　　1994年，唐骏进入微软总部做软件工程师。

　　50栋办公大楼巍然耸立，30,000多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着，到处停满了汽车，间或还有公共汽车穿梭其中，秩序井然……身处世界上最宏伟的软件帝国，唐骏既敬畏又焦急：“唐骏，你何时才能在这里熬出头？”

　　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仅仅8个月，唐骏就被提升为部门经理。说起这段经历，唐骏还不无得意：

　　“当时，我在技术方面是最差的，我若在技术上与他们竞争，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顶多是个高级工程师。我想应该避开和他们正面竞争，走差异化竞争路线。在那里5个月后，我发现了开发模式上的错误，英文版本开发出来后，需要过8个月中文版本才开发出来，过5个月日语版本才开发出来。好多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有好多人提出来许多书面方案交给经理，将近有80多份，但是交书面方案效果甚微，我就想如果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既找到了方法也找到了技术支持，那样就很有效果了。

　　然后我就开始发挥我勤奋的因素，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分析这三种版本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找出一种模式可以将三种不同版本都用这一模式进行开发，又找到了技术支持，然后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不仅提出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将编的程序都放在这里面了。经理开会一致通过了该方案，决定公司3500个人都使用这种研发模式，这样就需要成立一个宣传部门，在公司宣传这种模式，理所当然的候选人就我一个，没有竞争对手，刚进入微软8个月，我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唐骏曾多次告诉朋友说，在事业上他最难忘的三件事情，就是拿到出国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微软的offer、1997年微软回国任命书。其中，第三件事直接决定了他现在的职业生涯。而得到这一契机，要归功于“唐氏军法”第一条：做人。这也跟两个关键的人物有关。

　　微软大部分员工都是美国人，同事之间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往来。然而，唐骏却牢牢记住了所有帮助过自己的同事。逢年过节，他就会发邮件给他们表示感谢和祝福，这在微软人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劳丽是微软总部的一位总监级人物，她曾经给予唐骏的部门人力方面的帮助。每过一段时间，唐骏就会给她发邮件问候。正是这个只有两面之缘的美国人，为唐骏带来了改变一生的机会。

　　此外，唐骏刚成为部门经理时，有一个很好的美国朋友。他是从IBM过来的一名总监，级别比唐骏高，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被降职为普通员工。

　　期间，唐骏仍然一如既往地与之相处，请他吃饭、喝酒，甚至比对方在位时更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微软“空降”了一位副总，正好是非常器重这位朋友的前领导。随着这位副总的入主，被降职的朋友被重新提拔为高级总监。

　　不久，微软总部准备选拔一个有能力的人去中国主持技术支持中心工作。这位老兄恰好是选拔考核5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加上高级副总监劳丽的推荐，结果可想而知。

　　唐骏做人的成功不止在工作上，还为他结下让人羡慕的好人缘。2004年2月11日，唐骏在微软的最后一天，有几百个员工从全国各地飞过来参加他的告别晚会。现在，每年的6月27日，都有许多各界的朋友，聚集到上海来为他过生日。

我崇尚简单+勤奋

　　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1143家著名公司中，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只做了一件事：简单+勤奋。

　　实际上，早在1998年，唐骏就把“简单+勤奋”列为自己的基本法则了。无论在哪里，他都百试不爽，一直在复制它，享受它。

　　唐骏到日本的时候，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拥有一个好工作，把妻子孙春兰接来。

　　唐骏到美国的时候，也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梦想：拥有一所房子，把爸爸妈妈接来。1997年，他到美国的第7年，加入微软公司的第3年，他终于在西雅图买了房子，并且把父母接到了美国。

　　而他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的梦想更简单：拥有一个绿卡，把女儿接到上海来。2005年，他把女儿和妻子接到了上海。

　　他能够坚持简单，直到开花结果，当然，接下来的梦想和实现的条件，就已经和常人有些不同了。正因为如此，他是最懂得在演讲中如何调动别人的激情和梦想的人。他知道，这是每个人身上最可贵的财富。而他往往能够一眼看出这些财富，看出你的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激情。

　　（本文摘自《中国梦·唐骏正传》,付桦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丁学良：文革中的藏书、焚书、捞书——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再祭[转帖]

在向读者诸君交待我最早的两批藏书之前，我必须对“藏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是学哲学出身的，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职业病——在谈论具体之前须得讨论抽象，否则会被早年的同行们笑话。
依照我的理解，“藏书”应该是属于个人预备长期保存但同时又并非自已上学时规定所用的课本的书籍。所以, 读过就随手丢到一边不在乎其存亡的书，当然算不上是“藏书”。再者，若某人读书时的课本也算作是他（她）的“藏书”，则人人皆知他人最早的藏书是什么——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倘是这样，任何人叙述自己的最早的藏书也就变得无聊了。

得书和焚书

我的第一批藏书总共只有两册，一册是清朝末年的木刻本郑板桥手书的《板桥家书》，一册是民国初年的拓印本邓石如篆书的《李公庙碑》。《板桥家书》不但有文字，而且有几幅墨竹，文图均刻得精致飘逸。邓石如别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是乾隆年间的名书法家和篆刻家。那本《李公庙碑》是用上等宣纸拓印的，通篇气韵圆润,笔刻传神，仿佛是这位大书法家不日之前挥墨而就。
我的这两册藏书是一九六五年新春时节得到的，其时我刚读初中一年级。书来源于我的大舅，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木讷老农。在我的家乡皖南宣城金宝圩，历代传承着一句民谚：“三代不读书，放出来一窝猪。”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家庭，如果三代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上过学堂，这一家的后代就会变得无知无耻如一群畜牲。起于对这种可怕的后果的担忧，那儿的务农之家很多都供着一个手工木制的书箱，其位置多半是悬在一进大门正面的“堂间”（即客厅）的墙壁上。书箱的右下方亦即堂间的正中是一架窄长高足的条桌，上面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牌位前面有香炉，每逢农历节庆和重大的家族纪念日便会燃香焚祭，因此书箱的下部往往被熏得漆黑。这初看起来仿佛是损坏了“圣贤书龛”，其实是以“土科学”的方法保护了书箱。经过多年的烟熏的木箱，对多种虫害有了免疫力，可保数代无事。
极为奇怪的是（这是我多年以后的疑问），这一整套的“封建四旧”竟然能够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一直保持到一九六六年夏初，期间经历了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而没有被扫除。只是到了这一年仲夏那场“大革文化命”的十二级红色飓风兴起之时，那些古旧的书箱、供桌和牌位才被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可见当时那句源于毛主席语录的口号“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云云，还真是有点儿根据？邪乎！
穷苦不堪供不起一窝孩子上学的金宝圩的农民们, 希冀在家里供一个书箱来让自己的后代沾点文字的“灵气”而不致于堕落成猪狗。我的故乡的一字不识的农民们真地相信文字有灵气；他们对一切有字的纸片都极为崇敬，玷污字纸被认为是对孔夫子乃至上天之大不敬，会遭到雷击。他们偶尔得到半张旧报纸或由城里寄来的一页信，读后都要挖个小坑埋起来，或者至少是放进灶堂里烧掉。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么舅用锄头从巨大的粪坑里捞起一片被别人用作手纸的旧报纸，用棍子夹到河沟里洗净，然后再埋进土里。当地的农民们很少买得起卫生纸，大便后都是顺手捡起土块树叶擦屁股，但他们就是不以废字纸作手纸。这种古旧的习俗直到一九六六年夏秋才被文化大革命“革”掉。
我的故乡的老农对文字所抱的那种宗教一般的崇敬态度，我在金宝圩之外的大千世界里只亲眼见到过一次。二00二年初冬，我应邀赴台湾南部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出席学术研讨会，会后我的朋友的朋友们开车陪我逛市郊几公里外的美浓客家村落。在热闹的小镇的正中央，有一处黑旧的遗址，路标告诉游客这是“焚字炉”。从古时候起由中原漂流异乡的客家人，仍然保留着古典时代的风俗，恭敬地把一切印刷或者手写有文字的纸张，捧到这个专门的地方焚烧处置。浓重的暮色之中，我站在这处遗址之前，除了深深地躬背作揖，难以有其他的表示。刹时间我感悟到，我们金宝圩的人和这些客家人，都是走动着的宋明时代的出土文物。
金宝圩农家的书箱里多半收存有《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之类。我大舅家的书箱里还有《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这些线装书相传是我的一位英年早逝的舅舅遗留下的。那位舅舅是同辈孩子中唯一上过几年学堂的，年轻时好像还投奔过什么国民军抗战义勇队；在队伍里得了肺痨，返乡后不治而殆。大舅家把这批遗物视为珍宝，指望自己八、九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能够被生前聪敏好学的亡灵保佑，上个学堂。我所以能够得到遗物中的两册，是由于我在父亲去世后差一点沦为“小要饭的”的境况中，竟然考上了安徽省的一所重点中学。
那两册书被我珍藏在一口黑旧庄严的衣箱里，时常拿出来翻阅欣赏。其时我练书法练得入迷，真想仿照《板桥家书》练起来，可是陈老师的告戒止住了我：“你没把楷书、魏书、隶书、行书四种体练好就去学板桥体，等于是没学会爬就想飞跑。郑板桥功夫深，才能写那样的怪体。功夫浅的人模仿他会把字写得油滑轻佻不堪入目。”我对板桥体没敢练，对《李公庙碑》的篆书又不怎么想学，于是那两册书就珍藏着以为未来之用。时不时地我会拿它们出来照照太阳光; 作为宣城人，我自小就知道宣纸印刷的书，保管得好可以几百年“金身不坏”。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上午，我忽然听到不远的街道上（那时我家已经搬到县城里）锣鼓喧天，口号震地。隔壁的一位工人家属阿姨告诉我：“这是扫四旧的文化革命宣传队来了，挨家挨户动员，要大家主动清理自己家里的四旧，找出来就丢到街上砸烂烧掉。”我一听脑子就嗡了：在学校里我也参加了扫四旧的文化革命宣传队，马上就要开到四乡八镇去横扫。万一别的扫四旧宣传队跑到我家来发现了四旧，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假革命派”？被贴上“假革命派”的标签后再变成“真革命派”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我立刻奔上我栖息的阁楼小室里，取出那两册旧书烧了。
这便是我的第一批藏书的下场。
当年我从未公开承认的是：我一直对那两册被焚烧的旧书恋恋不忘，对将它们烧掉的“革命必要性”不以为然。因为据我当时所知，咱们伟大的领袖和统帅也练书法，也临怀素和尚和张旭等人的旧帖。可是那年头不敢那么公开争辩——你不想要命了？他是谁，你算老几？
正像京剧《龙江颂》（当年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中的唱辞所道，“堤内损失堤外补”。那场使我失去第一批藏书的红色革命风暴，很快又给我刮来第二批藏书，而且多得多。

偷书和捞书

我所就读的安徽省宣城中学，是建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古老学堂，拥有一所很大的图书馆。一九六六年冬季，学校被我们红卫兵擅自改名成“恽萧战校”，因为中国****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恽代英和萧楚女曾在该校任教。而我们一直不知道的是，当年冒着与省政府高官正面冲突之险，力聘恽、萧二位年轻才俊的校长，竟是日后被执政的中国****打成头号“大右派分子” 的章伯钧先生！在红旗下生长的我辈，其实很多年里根本不知道宣城中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便是章老先生，因为官方校史上从来见不着其人其名！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里充满了有关“实事求是”的论述，能够将“实事求是”贯彻到这个水平，也真是不容易的事。
原宣城中学的名字虽然被革命化了，那座图书馆依旧被认定是“集封资修之大成”的罪恶渊薮而遭到查封。所有的门窗都被宽厚的木条钉死，并且还加上盖有“恽萧战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大印的封条。这个大印章也挺有意思：它不是如通常的机关大印章那样是圆形的，而是方形的。原因是我们红卫兵革命小将觉得圆巴巴的章不气派，大方形印才显示出“革命造反派的豪迈风格”。其实，方形印章乃是中国千百年来官府印鉴的格式。“最最革命”的红卫兵，喜欢上“最最封建”的东西，也是一绝。
我们这帮革命小将们起先全身心都系于革命造反，每日提着浆糊桶、大刷把上街贴大字报, 参加唾沫飞天的大辩论，直到午夜方归。十几个人睡在地板的通铺上，互相嗅着对方的臭脚恬然入睡。第二天凌晨就被播放着《东方红》乐曲的高音大喇叭唤醒，继续革命，毫无闲暇。
可是待到学校里和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统统都被我们揪斗批判、戴高帽子游街以后，我们的日子就变得有些无聊了。其时尚未进入到真刀实枪的武斗阶段——到那一阶段我们成天忙于摆弄从军队里抢来的高射机枪迫击炮，不亦乐乎。这时就有学生红卫兵提议：何不趁此时从图书馆里弄些小说出来读读，特别是那些文化革命之前只准教师借阅、不让学生接触的 “大毒草”，诸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金的《家 春 秋》等等？那有多过瘾！
这个建议一出，我们的心就像被小虫虫爬着搔着一样，再也不得安宁。虽然图书馆的门窗都已经被封死，那也休想难倒革命小将们。一位梦想成为大诗人、能够大段背诵闻一多、郭沫若、拜伦和普希金的王瘦生，首先探测到可以从隔壁一间教室的天花板上长途“爬”涉到图书馆的上方，再由天花板的通气窗下降到书库将书盗出来。王瘦生让身边的好友（包括我）分享了他的这项智慧产权。一两个月之后，书库里出名的文学作品就流失了一大半。
那些嫌爬天花板通道太费事的红卫兵小将, 干脆就光明正大地撬开图书馆门窗的厚木封条，大摇大摆地从书库里把书朝自己的宿舍运输。一九六七年底这个阴冷的冬季还没有完结，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宣城中学图书馆就完结了。
藉由天花板通气窗，我顺着一根他人设置的粗绳索溜下攀上，盗得了大半套精装本《鲁迅全集》和契诃夫、莱蒙特夫、莫泊桑等人的小说。在被其他学生筛选剩下的废弃书堆里，我拣到了十几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几册《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苏联科学院集体撰写的《哲学史》译本多册，以及狄德罗、卢梭、费尔巴哈、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等等的理论著作。
对其他中学生来说太过庄严枯燥的这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学书籍，于当时当地的我，却实在是雨中伞、雪中炭。我是当地最最激进的那一派红卫兵——“八• 一八暴动团” ——的舆论主将，要连续不断地生产“血淋淋的战斗檄文”。可是当时的我内心里已经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效果发生了严重的疑问，这些疑问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深奥太困惑了。孤独地阅读理论书籍于是便成了我上下求索的唯一途径。我先是阅读最容易读的斯大林著作，不怎么感兴趣。然后转向阅读列宁的著作，这才有了一些收获，但还是不甚满足。于是进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分册，一下子就找到了知音和良师！
这些通过非常手段所获得的马恩列斯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学书籍，成了我的第二批藏书。为了表示它们对我的精神上和实体上的永久不可分割性，我在每一册书的扉页盖有“安徽省宣城中学图书馆藏书”的小圆印之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这样就完成了“产权改革”。日后我去上海的大学读书和到北京的研究所工作，都携这些书而同行。只是一九八四年八月下旬在赴美国留学时没敢带着，生怕中国海关不放行。为什么怕？说不上个道理，似乎很不合逻辑，可就是怕。
一九八五年初秋当我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一位从未到过中国也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同学 Blanford听我说，我的独立思考的自由主义精神最早乃是得于马克思，他极为困惑。在他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眼里，马克思著作是****用来给老百姓“洗脑”的，怎么可能培育出独立自由的精神？我于是把青年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里精采的论述的英译文复印了给他看，其中最后一段是：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读了这段独立不羁、大气磅礴的评论，那位美国同学——他日后成为著名的研究宗教与英国诗歌的专家——终于相信了为什么我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最早源于马克思！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我的《从“新马”到韦伯》论文集的序言里，我描叙了我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通文嘉奖。

赠书和还书

一九九四年初春，我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母校宣城中学。此行一是去探望货真价实的老师们，即年纪很老但仍未改行的教师，二是去赠送一批我为母校购买的书籍，三是去归还那些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被我以“革命”的名义所占有的原属于宣城中学图书馆的书籍。
母校对我很热情，特地召开了一个规模接近于最大的欢迎会。最大的欢迎会开不成，是因为全校最大的会议厅里填着冬天必备的煤炭；没有它，食堂就生不起灶火。极具声望的全国特级语文教师陈小平先生对听众们介绍我说：“他这次回来是向母校赠书，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著名作者题辞签名的珍本。”陈老师为非尊者讳，没有提到我赠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什么。我对满会堂脸露感激之情的学生们交待说：
我这次回来不但是为着向母校赠书，同时是为了还书（我描述了当年劫掠学校图书馆的经过）。这次我决意不把当年签在每册图书扉页上的自己的大名涂掉，是为着给你们和以后的同学们留一个纪念，以让你们知道, 在一个古老的文明发祥国，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批莘莘学子，他们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毁掉了文化传承的基本设施——图书馆。我当年潇洒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宣城中学图书馆的藏书印之上，客观地讲，是一种无耻行为，即缺乏羞耻的意识的所作所为。我希望今后宣城中学的历届校友们，能够尽自己的财力向母校图书馆赠书，而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尽自己的力量去破坏母校的图书馆。这样的话，这所学校在未来的岁月里就不会衰亡。

坚持团结进步的罗隆基[转帖]
 

　　罗隆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为挽救民族危亡,他挺身而出,赤心救国;在国共和谈,反对内战的关键时刻,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站在****一边。虽然两次遭到逮捕,两次坐牢,多次被暗杀,他也毫不畏惧,更不退缩,为坚持团结进步和民族解放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是中国****的忠实盟友和诤友。
　　建国后,罗隆基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要职。时值盛年,正是罗先生发挥才干的最好时期,不料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引蛇出洞”,“钦定”为“章罗联盟”,成了全国“顶尖”的大右派,从此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65年溘然长逝于北京寓所。
　　时间整整过去了30年。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在北京召开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等介绍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推翻了所谓“章罗联盟”的不实之辞,充分肯定了他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全国政协、民盟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也在会上发言,赞扬罗隆基先生的人格品质和历史功绩。

　　“江西三只虎”之一

　　罗隆基是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这“龙叽”便成了婴儿的乳名。
　　“龙叽”到了5岁,要拜“至圣先师孔子”启蒙读书。父亲罗念祖要给儿子取个学名,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真是个千古巧合,借个贵气,“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罗隆基天资聪慧、读书用功、见地独到、胆略出众,从小就显示出不凡的才气与抱负,为乡人所刮目。其父罗念祖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顽生劣生,庸碌之辈,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这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成了国民党的大员;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罗隆基的成材,与其父的严格家教是很有关系的。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不仅成绩出类拔萃,思想也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被斥为“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学校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疯子”的外号由此得出。
　　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几天来教师和同学们都很忙碌。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一些国民党要员拉他去为政府效力,可他一直拒绝从政,来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参加抗日救国团体,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1932年他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并出任《益世报》主笔,北京《晨报》社社长,为团结御侮奔走呼号。1939年,他与张澜、黄炎培等人,在重庆联合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力促实施民主宪政。“皖南事变”后,他又和张澜、梁漱溟等人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积极赞同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自始至终站在****一边,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曾有人形容他是“专挖蒋家王朝墙脚”的勇士。

　　我代表民盟说要说的话

　　根据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精神,确定举行中国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之为“旧政协”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经国共两党协商,初拟为国民党代表9人,****代表9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代表9人,共36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选出,社会贤达代表由国共两党协商推定。方案定下之后,蒋介石感到不大放心。若国共两党对问题争议不下时,弄不好他们会起到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尤其令他特别提防的是,素以中间派自居的民主同盟,实际上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如果选出来的代表不听指使,真的倒向中共一边,岂不后患无穷?如今方案已定,不好再改,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借口来拆散民主同盟,使它不能成为一个参加政协会议的单独团体。
　　民主同盟的前身是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于1941年3月,1944年改为民主同盟,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和乡建派三党一会两派的领袖以个人身份参加。因此,民主同盟的规章不能约束各党派的独立行动。那些领袖们加入民盟实质上是“跨党”关系。蒋介石抓住这个“特点”,不惜手段,用勾结、收买、肢解等手段来破坏民盟。
　　作为民盟发起组织人之一的罗隆基,时任民盟常委兼宣传部长。经张澜主席指定,由他和梁漱溟联络协调产生民盟代表的具体事宜。
　　青年党党魁曾琦、左舜生、李璜,他们自诩为青年党“曾、左、李三杰”,世人则谑称他们是清末的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个组织自成立之日起,他们的政治立场就是亲蒋的。当民盟提出商量政协代表名额时,作为民盟常委的青年党秘书长左舜生首先发难,索要多数席位,企图借此来控制民盟或肢解民盟。
　　1945年12月,民盟还在为代表名额争论不休时,国民党方面的吴铁城、张群便主动“介入”了。他们邀约民盟常委罗隆基、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李璜等人以商谈政协会议筹备事务为由,开了个座谈会,直接插手民盟代表的分配问题。罗隆基一看势头不对,这是民盟的内部事务,国民党怎能越俎代庖?正要发言,左舜生抢先说:“青年党是国民党和****以外最大而且历史最长的党,分配给民盟的九个席位,青年党要占五席。”
　　大家一听,无不惊异。如果青年党占去五席,其他每个党平均摊不到一个席位,这不是故意拆民盟的台吗?争议一阵,毫无结果。罗隆基想了个变通之计说:“我看这个问题不要在这里争吵,还是回到我们内部去商量吧。”左舜生不仅不同意内部商量,一口咬定青年党就要五席,缺一不行。如果不达到这一目的,青年党就以独立党派参加政协会议,而且民盟有几个代表,青年党也要有几个代表。
　　张群是政学系的老政客,在这样的场合中最会玩弄手腕。他一方面要利用青年党来分裂民盟,另一面又要貌似公正地做得两面光而不过分得罪民盟。他说:“倘若民盟在代表席位分配问题上有困难,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倒也是个办法,这不就减少了民盟内部的纠纷吗?”
　　双方争执僵持不下,罗隆基说:“今日表老(张澜主席)未能到会,这件事应该回去同表老商量再说。”
　　座谈会一结束,张群、左舜生捷足先登去找张澜,希望他能让步。这时,周恩来也派代表来到特园,对张澜、罗隆基打招呼:“中共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加强内部团结,不仅在代表席位上不能让步,而且还要准备在会上的斗争。”接着民盟召开了常委会,左舜生又在会上故态复萌,五个席位坚持不让。民盟无法解决,只好请由国共两党去协商决定。
　　国共两党在协商时,中共方面为了顾全大局,提出由国共两党让出三个席位,其中中共主动让出两个,国民党让出一个。最后确定,国民党代表8人,****代表7人,青年党退出民盟,满足了它的5席,而民盟代表仍保持了9名,社会贤达代表也是9名,代表总名额由36名增加至38人。
　　民盟经过不懈的斗争,在中共的帮助与支持下,代表名额保住了,并选出了张澜、罗隆基、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张东荪、章伯钧、黄炎培、梁漱溟为代表。

　　国民党虽然达到了把青年党从民盟拉出去的目的,但并没有把民盟瓦解,而且,对于选出的这些代表,也还是不大放心。于是继续施展伎俩,采取对代表个人进行分化施压或拉拢收买的办法来达到为己所用。
　　果然,张澜主席在种种压力下,退出代表,不参加政协会议。他解释说:因为国民党的蒋介石,****的毛泽东都不参加会议,他这个民盟主席也就不好参加了。张澜退出,第二个自然对准了罗隆基。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也是安福县人,与罗隆基不仅是小老乡,还是老同学,常有交往。这年岁末,彭学沛邀请罗隆基去他家吃“团年饭”,共叙乡情。酒过三巡,彭学沛话锋一转:“努生(罗隆基的号),抗战胜利了,国家建设到处需要人才,像你这样难得的干才,最好还是到政府方面来,做一些实际工作,何必去搞民主同盟这种没有政治前途的党派活动呢。”
　　谈话来得突然,罗隆基当然知道话中有意,陪着笑说:“政协会议开过之后,不是要组织联合政府吗,到那时举国团结,党派合作,大家不就可以发挥才干来担当一些实际工作吗。”
　　“你以为****真能同国民党和平团结合作吗?难怪人家叫你‘罗隆斯基’,看来你还没有真正认识****。”
　　“我是学资产阶级政治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通过八年抗战,国共两党的是非功过还是看到了一些。”
　　“正因为我晓得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约你来谈谈。为兄打算,你最好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何必夹在两党之间去争吵呢?结果两边都不讨好。你只有保全自身,今后才好做人。”
　　“浩徐(彭学沛的号),你跟我说的这些,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吧?”
　　“那也不完全是,谁叫我们是老乡呢?当然也有我的意思。”临别时,彭学沛再三斟酌说:“请老兄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只要你不参加政协会议,马上就有下文,自然也就明白是谁委托我同你谈的。”

　　罗隆基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只过两天,国民党元老范予遂又约见他。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奉岳军(张群)先生之命找你的。他说,如果你要参加政协会,那么,劝你最好在会上少说话,最要紧的不要说对中共有利而对我党不利的话,千万要把握分寸。”
　　“嗳呀呀范先生,”罗隆基哈哈一笑,“我是民盟的代表,我当然代表民盟说要说的话。至于哪句话对国民党有利,哪句话对****有利,那就难办了。”两人辩白了一阵,只好不欢而散。

　　“月中盗宝”与“完璧归赵”

　　民盟调解东北内战失败之后,到了当年的10月,南京又闹起了一场所谓的“第三方面”和谈。对此,不仅国人关心,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
　　所谓“第三方面”,是指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社会贤达共同组成的一个和谈班子,他们是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李璜、缪云台、莫德惠。黄炎培为召集人,罗隆基为发言人。
　　10月16日,国民党方面的邵力子在南京发表谈话,表示“政府准备停战”。17**与吴铁城、雷震专赴上海,与“第三方面”代表座谈,还邀中共代表一起出席招待会。21日飞抵南京,轰动一时的“第三方面”和谈开始了。

　　三天前,中共方面在延安也发表了和谈声明:“只要他们有这样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这次和谈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八条和中共方面提出的两条,内容早已公布,众所周知。作为“第三方面”,等于充当一个调停人,把国共两方面的条件掺合起来,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达到和平合作的目的。但是,“第三方面”的朋友都知道,蒋介石高喊和平,其实是欺骗视听。此次即使是“死马当活马医”也要尽一份责任。
　　“第三方面”经过几次开会讨论,也反复征求过国共两党的意见,觉得“八条”和“两条”双方意见相距甚远,不相让步。这样和谈,要达到和平的目的难度很大。而更坏的事情是,蒋介石的军队在关内、关外都在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使“第三方面”难以向中共方面说话,增加了和谈难度。他们谈谈停停,毫无进展。到了10月27日,离国民党的“国大”召开也只有半个月了,倘若拿不出调解方案来,那么,和谈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第三方面”也很着急,梁漱溟说:“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不知诸位意见如何?我想把国共两党的方案都抛开,搞一个折中方案,在争取双方利害所关的问题上,平情酌理,请双方互相让步。”对于这个设想,罗隆基、张君劢便去征求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意见。马说:“很好,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早些把它搞出来。”
　　梁漱溟的方案拿出来了,大家边看边议,总觉得不大理想,但又没别的办法,只好勉强通过。当即誊印四份,由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去送交国民党方面的孙科,梁漱溟、李璜、莫德惠送交中共方面的周恩来,罗隆基去送交美国的马歇尔。方案送出后,“第三方面”的代表聚在一起,等待听取各方面的反应。
　　首先是中共方面提出了异议,主要是第一条有问题,表示不能接受。国民党方面反应也很快,他们基本通过了,表示可以接受。面对不同反应,“第三方面”代表觉得问题严重,仔细分析,发现中共方面提出的第一条确实在技术上存在错误。例如: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问题,6月份的三人小组拟定东北驻军地点问题,自相矛盾。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怎能越俎代庖,凭想象来解决问题呢?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一方而有损一方。大家束手无策。当天下午,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李璜、莫德惠匆匆赶到梅园新村30号与中共代表磋商,大家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赶快收回这个已经送出的文件。
　　黄炎培、罗隆基驱车来到孙科住所,出来接见的是中宣部长彭学沛,一照面彭就喜形于色地说:“你们搞的这个方案,我们刚才开会通过了,我们在电话里报告了蒋主席,他也基本表示同意。”
　　黄炎培、罗隆基虚与应付着说,我们要见孙院长。正说着,孙科从内间出来,一见黄、罗便抱拳行礼相迎:“你们辛苦了,你们搞的这个方案,细密严谨,方面周到,我方考虑接受。”
　　黄炎培有口难言,忙解释说:“孙院长,可惜我们做事不细心,其中还漏抄了一条。”
　　罗隆基也插言说:“若加上那一条,那才真叫细密周到呢。”
　　“是什么样一条?”孙科问。
　　“请院长把文件拿出来看看,我来告诉你。”黄炎培很着急。
　　孙科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交给黄炎培,黄打开文件用手指着,口里不断“喏,喏”,正在喏不出下文时,孙科说:“你若记不清了,另抄一条补上来就行了。”
　　不等孙科说完,罗隆基从黄炎培手中抢过文件装进衣袋里说:“你给我,此事关系重大,我回去重新誊正一份正式的送来。”说罢,赶忙钻进汽车。
　　黄炎培、罗隆基立即返回梅园新村,把收回的方案原件交周恩来的代表。接着,罗隆基又赶到马歇尔寓所,马歇尔不在家,文件信封尚未开启,罗便向马的秘书要回了原件,同样送到了梅园验证。三份方案全部收回,大功告成。在梅园新村的客厅里,中共代表和“第三方面”的朋友热烈握手。
　　晚上8时,彭学沛打电话给罗隆基要回文件,说是中宣部晚上要召开报馆会议,发布消息,明天见报。罗隆基搪塞着说:“这个方案的内容有失偏颇,对不起,文件暂时还不能给你。”彭学沛在电话里嘿嘿一笑说:“努生,你不要与我兜圈子了,我知道你们在演戏,演的是‘月中盗宝’是吗?”罗隆基便用安福家乡方言回答说:“浩徐,老同学面前不会打野话,更不是耍圈子,收回自己的文件,应该叫‘完璧归赵’嘛!”

　　孙科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蒋也奈何不得,只是铁青着脸不答话。
　　事过之后,周恩来在南京新街口中国交通银行三楼的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罗隆基。周说:“和谈又失败了,罗先生你失望了吗?”
　　“这是我早已预料中的事。”
　　“三人调处也好,第三方面和谈也好,都是蒋介石的假和平伎俩。”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我是不会来南京的,我怕朋友们受骗,也怕朋友们失望,所以还是与你们一起来了。”
　　听到这里,罗隆基感慨地说:“周先生,你想得真周到啊!”
　　和谈失败,美国方面于1947年1月29日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2日,中共也发表了京沪渝等地的中共人员撤退的声明。中共代表王炳南面晤罗隆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的遗留财产。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紧急声明:
　　兹以中国****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在各地之房产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数,并请林秉奇律师作证。除分函政府各有关机关备查外,特此登报声明如上。
　　必须去上海“住院”
　　国共和谈失败了,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便一股脑儿对着民盟进攻了。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进行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都按处置****的办法进行处置。”总之,民盟在调解矛盾,呼吁和平,为团结统一说过的公道话都成了罪状。紧接着,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民盟报纸、刊物都被军警查抄封闭。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急不可耐,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使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我们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这样一来使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为重,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紧张关系,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情况十分紧急。
　　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突然被监控,他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不予理睬。罗隆基孤立无援,行动困难,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张澜主席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应付民盟当前的局势,提出有效的对策来。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京,黄炎培决定先去拜访一向心平气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气,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还能怎么办,我看不成仁,便成义。”
　　听话听音,从邵力子的口气来看,国民党方面对民盟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和交涉的余地了。
　　就在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以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等文章,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步步给民盟施加压力,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尽管事已至此,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陈立夫传下话说:“不存在交涉,可以与你们接个头,但罗隆基除外,我们不会接见他的。”
　　黄炎培与陈立夫接头后,按照国民党方面定下的调子,搞了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民盟解散公告”,并于11月6日以张澜主席的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
　　从这天起,国民党当局对南京民盟总部加派了军警特务,对罗隆基的监视更加严厉,罗隆基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罗隆基暴跳如雷,十分愤慨。后经张澜主席再次斡旋,陈立夫口头表态说:“要解除对罗隆基的监视,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住医院,费用我们可以包,决不允许再在社会上哇喇哇喇。”
　　罗隆基,这位敢于“挖蒋家王朝墙脚”的硬汉子,为了尽快离开险境,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于11月4日深夜奔赴上海。

　　地下党把他们救出虎口

　　民盟被迫“解散”已经一年多了,然而,民盟的正副主席张澜、罗隆基仍然还在上海霞飞路的虹桥疗养院“住院”。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回到了人民手中,上海的解放也指日可待。山雨欲来风满楼,留在上海的军警宪特,仍在对****人和民主人士进行追捕。5月9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稽查处长何庆龙传达“东南特务站”毛森站长密令:迅速逮捕张澜、罗隆基,由第三大队执行,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勿使其逃脱。
　　两天前,杨虎就接到中共方面的情报:有迹象表明,国民党上海当局逃台前很有可能要加害张澜和罗隆基。希望杨虎先生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

　　杨虎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因与蒋介石产生过矛盾,面对蒋家王朝覆亡在即,决意投奔****,并秘密前往周恩来家中表露心迹。周恩来对杨弃暗投明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做好事,立功赎罪。因而中共地下党便把营救张澜、罗隆基的任务交给了他。杨虎接到情报,立即在自己家里召见了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请他实施营救,要不惜代价,确保万无一失。第三大队队长聂琮是军统顽固分子,平日与阎锦文面和心不和。会后,聂琮带着王南山等几名特务抢先进入虹桥疗养院。阎锦文见势不妙,也匆匆带着几名骨干赶去对聂琮说:“聂队长,何劳你亲自出马,我们可以担保,他们就是长了翅膀也休想在我掌中逃出。”接着他又电话报告警备区副司令周力行说:“张、罗病情较重,暂不宜离开医院,我的意思是就地监守,可以随叫随捕。”
　　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营救张澜、罗隆基的问题,杨虎向他早有交代,希望他配合协助。周力行在电话中回答说:“行啦,就按你的意思办,千万不要出现意外。”聂琮知道阎锦文与周力行的关系非同一般,也就不好强行插手此事,只好悻悻地走了。
　　5月11日,杨虎再次找阎锦文说:“这是周恩来先生的指示,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其实,这些天阎锦文一直在疗养所“就地监守”,而且还进病房与张、罗接触,说明情况,打消他们的顾虑,以期互相配合。
　　5月14日聂琮又耍花招,安排上尉队员刘光琪单独去干掉张澜、罗隆基,叫其用匕首行刺或绑架二人运到吴淞口投海,希望要做得干净,死无对证。谁知刘光琪误会了聂琮的用意,他以为副大队长阎锦文也知道此事,无意中暴露了秘密。阎锦文觉得情况复杂,问题严重,连夜找杨虎商量对策。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只有将计就计,也就是说,绑架张澜、罗隆基的行动,正是营救他们的最好办法。
　　5月24日,阎锦文谎报接到上峰命令,要立即押送张澜、罗隆基去台湾,刘光琪瞪着眼睛无法插手。阎锦文带着心腹潘云龙、庄儒伶在206房间进行“绑架”。事发突然,张、罗不知情由,不肯就范。罗隆基说,万一要走,我也要给杨虎夫人田淑君通一次电话才行。田淑君在电话中悄悄地说:“罗先生,这是中共地下党吴克坚的安排,请你们放心,要求在今晚12时之前完成营救任务,请你们配合。”
　　此时已是晚上10时,几名军警手握左轮手枪,如狼似虎,推推搡搡把张澜、罗隆基塞进一辆写有“警备总部”字样的轿车里。阎锦文全副武装,并得到了当夜的口令,亲自驾车。张澜、罗隆基坐在后排中央,由潘云龙、庄儒伶保护着。
　　不料轿车刚开出疗养院大门,后面就有一辆大卡车尾随。阎锦文凭经验,估计是聂琮来跟踪他的,必须小心,以防狗急跳墙。阎锦文开车直奔外滩,在光线暗淡处又紧急折回,想把卡车甩掉,可是怎么也甩不脱。阎锦文熟悉市区地形,七拐八拐,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里,大卡车无法进入,知道上当,连连放枪警告,可是阎锦文早已穿过几条弄堂走了。轿车终于踅入环龙路(今南昌路)一个花园大院,这就是杨虎的公馆。杨虎和田淑君夫妇已在门口等候,把张澜、罗隆基迎下车来,带入一个地下室,也就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两位民主战士终于脱离了虎口。
　　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上海,陈毅将军当天就派人前往杨公馆看望保护张澜、罗隆基。28日,虎口余生的张澜、罗隆基在上海发表声明:“上海开始了新的一页历史,上海六百万人民有了新的光明与新的生命。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请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29日,他们又致电北京:“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不久将来平聆教……”
　　毛泽东6月1日复电称:“今后工作,重在建设,亟盼告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张澜、罗隆基在上海市军管会负责人和医生的陪护下,于6月24日到达北京。朱德、李维汉、郭沫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亲切接见了他们,他们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与生活。
　　

苏震西:掌控墨尔本的华裔市长[转帖]

　　2001年的7月24日,世界各地的许多中文媒体都以重要篇幅报道了在香港出生的华裔商人苏震西John So先生在激烈的直选竞争中,当选为国际大都市———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市长这件事。
　　2002年11月,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对全世界138座城市展开调查打分后,评定墨尔本为新一年“世界最佳居住城市”。于是,苏震西这位具有香港人背景的华人市长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

　　澳大利亚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在这个以欧洲移民为主,建国才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中,华裔背景的移民仅占约百分之三(200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华裔有56万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掀起时到达的华工之后代;第二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后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迁移来的原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华人;第三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大陆、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及商业投资移民,简称“新移民”。
　　作为“少数民族”的华裔在澳洲政坛崛起是近十年的事。这些政坛精英除了个别人物之外,主要由第二部分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后移民澳洲的那部分人组成,如联邦参议员陈之彬、工党议员林美丰等人,苏震西也是在这个时期到澳洲的。
　　苏震西祖籍广东省顺德市,1947年出生。苏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却贫困清苦。从苏震西祖父开始,苏家先到云南昆明闯荡,到苏震西父亲一辈,才转到香港做锡生意。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少年苏震西明白,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于是他来到离香港最近的澳洲,进了墨尔本大学。
　　17岁从香港到墨尔本后,从学费到衣食住行,苏震西再没接受过家中的一分钱(30年后笔者在做小留学生状况调查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如此勤工俭学的例子了)。第一周,苏震西就到一家中餐馆打杂工。那时从墨尔本市中心到机场,只有两家中餐馆,小餐馆只有20多个座位。从洗碗、洗锅到切菜、配菜,他都要做。下课后一直干到半夜,躺下去5小时就要起床去上课了。老板娘见这孩子可怜,就让他住在餐馆楼上,为的是让他多睡两小时。半年后,学校的老师找苏震西谈话,说成绩不理想,建议他少读两门课,意思就是降一级。把血汗钱和一年学费相比较,苏震西突然明白了,再这样干下去,得不偿失。他就减少工作时间,但人住餐馆里是读不好书的,因为餐馆一开门,等吃饭的洋人在店门口排成长龙,帮助大人已成习惯的苏震西不好意思。于是他换了一家餐馆打工,并在外租一间小屋。到12年级大学毕业考试,这个全校唯一的亚洲小孩,竟然有两科成绩是全校第一名!
　　拿到墨尔本大学科学系的学位,他又读了教育系。毕业后他在市区一家中学教书。回忆起来,这两年的辛苦远远超过在餐馆打工。那时仍是白澳政策,不要说白领教师,街上亚洲人都很少。路边的洋孩子,见中国人走过就骂“Chitckenroll”,“China man”,吐口水、扔石子都有。苏震西对这些比他还高大的洋孩子费尽心机。他照搬中国的一套,访问每个孩子的家庭,了解孩子生长环境,建立详细档案,并取得家长支持。那时他的班级学生人数是46名,该做多少工作可想而知。令学校吃惊的是,他那个班级升大学率超过80%,连续两年破学校纪录!苏震西认为这段日子对他融入西方社会,树立信心裨益极大。那些洋同学至今仍是他的好朋友,其中一位已成为澳洲知名剧作家。几年后,苏震西当了皇家理工学院教师。
　　苏震西曾想过回香港发展,上环文咸西街和干诺道西的老家的念头总在脑中闪现。同文同种,乡情乡音浓郁。但同时,许多中餐馆起家的故事也启发他:澳洲海鲜丰富,畜牧业发达,老澳喜欢中国菜,为何我不放下教鞭,改行操刀当厨呢?苏震西读书时就勤工俭学,中餐馆洗碗配菜之余,学习大厨烹饪技术,几年下来,他已能独自掌勺。
　　许多目不识丁的香港老板当年是靠餐馆起家的,澳洲名牌大学毕业的苏震西不幸仍然靠的是餐馆。因为没钱,自己当厨师兼老板的餐馆只有七张桌子,苏震西甚至不敢打“香港厨师”的牌子。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就此与饮食业结缘,并在20年后成为墨尔本中餐业最大的老板。
　　十分重要的是他和许多埋头赚钱的香港老板有不同之处———在澳洲做餐馆的苏震西更关心社会政治文化。1965年他到澳求学时,澳洲仍是奉行“白澳政策”,白人不论背景均可移民,亚洲人则不行,驱逐中国人的消息时有见报。苏震西不甘受辱,他与梁锦华(现为墨尔本香港会主席)等五人组成香港会,联合其他华裔团体上首都堪培拉游说各个政党,还给联合国人权组织写信,这也许是亚洲移民最早挑战“白澳政策”,争取合理居留的行动。澳洲后来终于在1972年由重新执政的自由党宣布废除“白澳政策”,各民族平等,实行多元文化。
　　1986年,经过十年积累的苏震西在唐人街开创了龙舫皇宫酒楼。苏震西让精通香港装修的师傅在门面上雕绘出两条金粉朱漆的蟠龙,里面供应精美完善的正宗粤菜。很快,龙舫酒楼带动了周边的许多食肆商铺,唐人街的这一段也成为美食中心和墨尔本市区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除了餐饮服务之外,还装备有完善的影视音响设施,酒楼经常举办香港名歌星演唱会或欢乐慈善晚会,不但给当地华人带来欢乐,而且将筹得款项,捐赠给肾脏基金会、骨髓移植基金会、墨尔本澳华博物馆等慈善服务机构。

　　董事长苏震西当年学的教的都是数学,当然工于计算。他认为按父辈那种方式积累,就要赚足大半的钱才可另开一家,不利于扩展和占领市场,只有通过与人合作,融资经营,吸收主要员工入股并实行规模化管理,才能在行业中胜出。
　　深谙经营之道的苏震西迅速扩大龙舫招牌,组建了龙舫餐饮业集团。15年来,龙舫集团早已闻名四方,用龙舫招牌的中餐馆就有七家,遍布墨尔本市郊,高中低档,从皮蛋瘦肉粥到龙虾鲍鱼,令吃腻了牛排烤肉的当地人士大饱口福。面对一个有140个民族生活的多元文化城市,苏震西旗下的餐馆还包括日本餐、韩国餐、泰国餐、马来餐、印尼餐等十几家中高级餐馆,手下员工500多人,龙舫集团已成为墨尔本中餐业最大的一家。龙舫餐馆曾多次获奖,如著名的好运通金锅奖、全澳饮食业大奖等等。苏震西本人也获得拿破仑杰出人物奖,还曾被推举为维多利亚省饮食业协会主席。
　　在西方社会奋斗中,苏震西的经验是“认识自己”。他不喜欢指责别人,但一刻也不放松自己的努力。1990年时,澳洲经济大萧条,墨尔本市区的办公楼空置率破历史纪录达到35%。许多老板只能用老办法:减薪、减时间、裁人,缩小经营规模,甚至关门渡过难关。当时苏震西拥有的各种餐饮店共30家,每次经理股东们开会都怨天尤人,乱作一团。眼看大厦将倾,苏震西却坚持在市政厅兼职当了一名councillor。这个工作如一个义务工作者每年只有几千元补贴,但却有如市议员一样的机会与市长讨论城市的经营。苏震西认为大河满,小河才会满。他提出许多繁荣墨尔本的主张:商家减税,部分街道建立步行街,增开夜市,安装安全摄像机,加强治安管理,开辟10分钟一班的环城免费电车等等。这些措施实行后,市区人口流量明显增加。现在市民们公认:墨尔本最显著的变化是在1990年后的近十年。这其中苏震西成绩很大,也为他后来参加市长竞选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就澳洲各大州的首府市而言,苏震西是澳洲历史上第三位具有华裔背景的市长。第一位华人当选市长是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市长邓鸿铨(已故),第二位是南澳首府阿德雷德市的现任市长黄国鑫(Alfred Huang)。而苏震西是澳大利亚第一位由选民直选的市长,也是墨尔本市第一位华人市长。
　　苏震西当选墨尔本市长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墨尔本是全澳最大的工业城市,亦是国际著名的大都市,还曾经是澳大利亚的首都。
　　在澳洲地方选举上,通常是选出市议员后,在议员中进行投票,最后决定由九位市议员中的某人任市长。这种方法不仅历史长久,而且选举场面“温和”,市长“出炉”时,媒体也不兴师动众,只是报道结果。但这对2001年的墨尔本市政厅而言,已经不适用。因为事实上,墨尔本市政厅的领导层在经过多年的内斗和前州长琼·坎耐调解失败后,已在2000年初被宣布停止工作。
　　民选创澳洲地方选举之风气,也给了苏震西一展宏图的机会。当由市民直选市长时,这个地方的选举就如同州大选甚至联邦大选一样热闹了。18位候选人均一一亮出自己的优势、履历、政绩……最大的挑战者是成功申办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民间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第四大党———民主党的创建者Don Chipp,律师Peter Mcmullin和澳大利亚最大的制鞋商人Peter Shep—Pard。苏震西亲自到各地拉票,在华人社区,他讲得最多的是印尼华侨的教训,要求华人参政,反击种族歧视。
　　结果,开票后的民意表明,苏震西议员名望最高,最有资格,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竞争者,高票当选为国际大都市的第一位民选市长。
　　尽管苏震西以较大的票数优势击败众多强手,但依然有许多市民担心:苏震西管得了厨房,能管好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吗?
　　当上市长后,苏震西在媒体面前的曝光少了。有一张新闻照片被一位记者拍到:苏震西在墨尔本街头用水枪清洁墙上的涂鸦文字。如果没有文字说明,读者很难发觉那位穿工作服、戴防护眼镜的洗刷墙壁者竟是本市的市长!
　　“吃”的东西是最讲究清洁的。饮食业出身的苏震西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脸面就是清洁。他痛恨西方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涂鸦现象,虽然这种“文化”,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已熟视无睹,但苏震西下决心清除,并把时间表限定在上台后的四个月内。市政厅对此作了调查:城区范围有6000平方米约3500处涂鸦,每平方米清除费用是18澳元,即使发动自愿者义务工作,顽童们的恶作剧仍然要使政府耗费一笔资金。不少地方还要装监视摄像机来威慑涂鸦者,苏震西市长同时下令对涂鸦者的罚款提高到100元。
　　苏震西让市政厅工作人员均穿上工作服,轮流上街清洁。当然目的是引起市民注意。当选市长时,他曾宣布要使墨尔本焕然一新。苏震西的行动让记者看到苏市长对诺言的慎重,“我上街打扫也许比我在会上讲话更有效果。”
　　苏震西既打蚊子,也打老虎。他认为快餐店户外座位吞食人行道是城市清洁的一大障碍,也滋生许多社会治安问题。他下令拆除快餐店固定在马路上的桌椅并拒发户外营业执照。这一做法激怒了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和SUBWAY等重量级大公司,四家快餐连锁店联手将他告上法庭,但这并不影响苏震西将城市清洁放在城市管理工作的首位。
　　由于管理有方,不到两年,苏震西向选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显示了直选的民主、公正,也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三

　　事实上,苏震西入主市政厅后,他和市议员的团结合作一直是外界关心的焦点。笔者记得苏市长当选后曾经表示,他会让每个议员各展所长。
　　苏震西是以独立竞选人身份竞选市长的。澳洲两大政党,包括第一大党工党和执政的自由党均强力反对他,并各自派出最有竞争力的议员与苏震西角逐。苏震西当选后,如何处理平衡与联邦中央政策(自由党),维多利亚州地方政府(工党)的关系也一度成为大众的焦点。大学教师出身兼有20年商人背景的苏震西显然胸有成竹,宣誓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具有工党背景的州长布莱克斯(Bracks),以求得他的配合。紧接着,苏震西又将具有自由党背景的联邦副总理考斯特罗(Peter?鄄costello)和目前作为反对党在野的工党领袖克林(Simon Crean)邀请到墨尔本,一起商谈墨尔本的明天。苏震西还请不少有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的大企业主和中英文传媒负责人及环保人士来共同讨论,市政厅的各项活动都公开透明,邀请各界人士来发表意见,包括政敌也被请来指导。实力最为雄厚的墨尔本总商会在市长选举中并不支持苏震西,但苏震西说目前和总商会的合作是最愉快的。

　　说苏震西“宽容”的人都记得,四年一次的英联邦运动会在英国的曼彻斯特降下帷幕时,作为下一届2006年主办地墨尔本的接旗代表苏震西市长按时赶到,但他临时获知州长布莱克斯决定自己上台代表墨尔本接旗。苏震西回到墨尔本时,英文媒体正在替他抱不平,“州长越俎代庖”的标题上了头版。为这事,每次活动他都被记者追问。苏震西是个实在人,他在镜头前一笑:州长的做法并无不妥,谁接旗都能代表墨尔本有能力办好2006年英联邦运动会。传媒后来对此事不了了之,但苏震西的务实作风倒是成了美谈了。
　　1990年,当时任维州民族事务专员的苏震西,认为几万大陆留学生将成为澳中两国发展的重要依靠,曾力主澳洲政府给予他们居留权,他的龙舫集团也尽可能录用失业的留学生。当了市长后,苏震西也经常帮助华人。

　　说苏震西有“原则”的人也记得,2003年元旦刚过,他就将州政府告上了法庭。事实上,这是墨尔本市政厅对“上级”的第四次法律行动了,原因是州政府在元旦前又批准了两家发展商在市区建造高层公寓楼。
　　个别华裔商人说苏震西是多管闲事,楼多人多,餐馆生意岂不更好?但是苏震西和市议员兼规划委员会主席吴绮玲(Catherine NG)坚决反对造高楼。墨尔本素有“花园之都”的美称,连每辆小汽车的注册牌上都写明这一光荣“雅号”。建市百多年来,现代高楼仅有几十栋,但市郊美轮美奂的公园则有70余座之多。虽然按规定维州政府有权批出土地项目,但他们两人说:“太多的高楼无助于国际大都市形象,凝结空气、蓝天减少,我们应该立足在环保上。”并非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来自高楼林立的香港,这种背景与其他城市管理理念令法官为之慎重。笔者在采访苏震西时,有人告知诉讼费用已过10万,但苏震西与吴绮玲均表示官司将打到底,并将市政府意图公布于澳洲规划委员会和传媒界,以求市民广泛支持。“我们对这种耗费巨资的诉讼十分厌倦,希望可以有自己的规划权,因为我们对市民及本地经济的需要比上级更清楚,”苏震西说,“世界各国情况相同,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有许多矛盾难调和,通过法庭也是一种民主的办法。”
　　一年半后,苏震西告知外界自己和班子的合作愉快,始终处于最佳状态。2002年,全世界经济在惊恐中摇摆,当香港财政年度大幅赤字的消息传来时,墨尔本市正好公布财政捷报:苏震西当选市长的第一年,盈余700万!
　　苏震西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赞赏团体的力量。这正是他喜爱赛龙舟运动的原因之一。他曾经担任维多利亚省龙舟协会主席,每年的龙舟赛事,他总是全力参与、赞助、推动———因为他知道:中国龙的腾飞,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勇往直前。
　　七年前,正是在当时的市议员苏震西的极力倡议中,墨尔本出现第一辆环城免费观光电车。这辆每20分钟一辆旨在接送游客的红色电车每年接待上百万游客,深受市民和市区商家好评。
　　墨尔本曾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人口为澳大利亚都市之最。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市区人口减少,社会风气崇尚自然,人们都移住郊外,市区住户只有几千家。专家指出,目前要繁荣市区,城里居民一定要达到5万人的数量。所以墨尔本近年来大力发展城区公寓房建设。
　　苏震西反对市区人口发展太快,他和市议会咨询了多位国际化都市计划专家,“墨尔本最需要他们支持,”苏震西说,“我认为要繁荣墨尔本,最重要的是改善城区的交通、改善街道、发展有顶篷商店和用活城区的电车。”争议中的许多决议将浮出水面:重新开放一些街道,唐人街一段的斯旺斯顿街将改成步行街,被人们称为墨尔本的“香榭里大街”的圣科达大道也将延长到市中心。
　　新的带顶篷商店区域改造计划也得到各方首肯,戴维·琼斯百货公司集团已表示支援,投资百万改建市区商厦,排名第一的玛雅百货集团也将同步进行改造。城边将建成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住城外的人花一元钱停车,可得到一张免费电车票进城购物,想想进城停车之困难,市民十分高兴苏市长的新点子。苏震西做餐馆出身,除深谙财务之外,也深懂经营之道:把四方人士吸引到墨尔本就如同把四方人士吸引到自己的餐馆一样。苏震西强调对外联络宣传,把墨尔本推向国际化。如今飞机一到澳洲,就可在问讯处免费获得介绍黑尔本的资料或光盘,还有墨尔本发展计划书征询表。位于墨尔本市郊的Ararat市,是澳洲唯一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的一个市镇,并于1857年由中国矿工在那里发现金矿。为了保留华人在澳洲的历史,宣扬华人对澳洲繁荣的贡献,苏震西极力游说澳洲政府兴建金山博物馆。提案得到了澳洲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当地和海外侨团的大力支持,筹得捐款200多万澳元。苏震西出任了博物馆筹建委员会主席,继续为博物馆的兴建奔走。博物馆于千禧年的7月落成启用,而Ararat市亦与广东省台山市结成姊妹市。
　　2002年8月15日,苏震西伉俪一行四人到广州访问。他们除了访问广州市城建开发集团公司和中国南海东部石油公司之外,还应广州市侨办邀请,于当年12月到广州参加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并在广州市海外交流协会年会上发表专题演讲。翌日,他首次回家乡顺德市寻根祭祖。
　　唐人街的人都熟知苏震西和天津市的关系。当苏震西还是一个普通市议员时,他就力主和中国天津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并在上任之始,主持了唐人街头的天津花园揭幕仪式。如今墨尔本在天津有自己的办事处,作为纪念,墨尔本市中心兴建了一个具有中国园林风格的天津花园。工作卓有成效,不仅方便两地专业人士访问学习,也在经济上每年为墨尔本直接带来上百万的商业收益。

　　“9·11”恐怖袭击美国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了变化,虽然墨尔本的旅游业没有像纽约一样受到沉重打击,但欧美游客明显减少。苏震西在各种场合包括海外都坚持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墨尔本的发展和亚洲密不可分。2003年的旅游统计,亚洲的游客略有上升,其中中国一地,劲升百分之三十。许多世界跨国公司愿意在墨尔本投资,设办事处,新航和英航增加了直飞班次,国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直飞航班。
　　“我们澳洲的许多市场在亚洲可以轻易地找到。”苏震西说。除了亚洲的中国、印度,苏震西也在美国的三藩市建立墨尔本驻当地办事处。即使“9·11”事件后,这项工作也没放慢速度。苏震西认为墨尔本和三藩市两地在世界上名闻遐迩,有“新”、“旧”金山之称,历史上都有淘金背景,地理、气候、文化背景也十分相似。同时,今天的旧金山是矽谷所在地,高科技技术领先全球,经济上可与纽约相比,在三藩市建立办事处等于搭住世界的脉搏,帮助墨尔本和澳大利亚更好地国际化。目前墨尔本市政厅每年投资10万元,澳联邦投资75万元。苏震西很有信心,认为这个办事处的优势不久就会显现。
　　曾经一脑子餐馆经营点子的苏震西如今一脑子发展墨尔本点子。去年年底前他借州长大选拉票的机会,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头目及许多大集团总裁、商界名人请到墨尔本市政厅,共商墨尔本的发展大计。这个活动获得了许多支援。“高科技发展才有出路。”苏震西说。他特别钟情于生化科技,认为墨尔本有较扎实的生化技术基础研究,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墨尔本大学和莫奈石大学都有生化研究公司,不少都已上市,目前墨尔本大学等机构已决定投资60亿元。苏震西和市政厅正全力协助整个计划,努力促成在墨尔本建立世界最大的生化科研中心。
　　主流社会早已热情地接受了苏震西这位“民选”的华裔市长。仅仅一年后,墨尔本周刊THE CITY WEEKLY用封面给市长献花,标题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英文短语“Sofar,so good”,它巧妙地融入了苏市长的姓(SO),虽然含有再观望下去的意思(John So市长任期还有两年半),但赞赏的口吻是明白的。

郭沫若归国抗日始末[转帖]

　　苦心疏通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担任国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由于反对总司令蒋介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受到通缉。在周恩来安排下,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
　　市川虽然属于千叶县,但与东京只隔一条江户川,实际上是东京的郊区。为了安全起见,郭沫若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安娜)的姓氏在这里安家,孩子也以母姓入学。那时全家的生活费,全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钱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在上海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寄到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7月底,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里抄出了给“左派要人”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为此被拘留审讯了三天。自那以后,郭沫若一家一直在日本便衣警察的监视下生活。
　　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郭沫若的生活费断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卖文为生。艰苦困难的生活玉成了他,在勒紧裤带的日子里,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汉字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
　　郭沫若并没有钻进故纸堆里就出不来。当年驰骋北伐战场的“戎马书生”依然关心着祖国的革命事业。他经常受爱国留学生之请,到东京去演讲,为他们办的刊物题字写诗撰文,积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块又一块被日本铁蹄蹂躏,人民流离失所,他不禁痛心疾首,无限悲伤,恨不得身生双翼,飞渡关山,回到祖国,再次投笔从戎,抵御外侮。
　　可是,处处有人跟踪,插翅难逃,要想归国,谈何容易。
　　1937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郭沫若更是日夜为祖国的安危焦虑不安,他多么想早日回归投入神圣的抗战洪流呵!
　　郁达夫是郭沫若的好朋友,也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班同学,他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让郭沫若归国的最好机会。当时他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极力向省政府主席陈仪说项,当他讲到郭沫若研究历史和古文字的新成就时,陈仪流露出对郭沫若的敬重之情。郁达夫趁机请求陈仪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允许郭沫若归来,陈仪满口答应。
　　陈仪是赞成国共合作的,他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的新形势很满意。不久,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陈仪乘蒋介石召见征询对日方针之机,提出让郭沫若回国的建议。蒋介石想起了郭沫若在1927年4月发表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蒋介石已经不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蒋介石对那尖锐的措词,无情的鞭笞刻骨铭心,自然不会答应。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声中又不好一口回绝,便岔开了话题。
　　陈仪回到福州后,并未甘心作罢,一方面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正式呈请当局让郭沫若回国,于是这个提议被列入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他又采纳郁达夫的意见,与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邵力子、何廉、张群等人取得联系,请他们向蒋介石疏通,但仍无结果。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忽然想起一件事:郭沫若因研究古文字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受到了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宴请。张群年轻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知道西园寺公望虽然在1913年宣布隐退,但仍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参与政事,常在内阁更迭或处理重大问题时出面进行裁决。郭沫若与这样重要的日本上层人物有了关系,现在中日对峙,可以利用郭沫若做点工作,应请他回国来。在庐山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张群向蒋介石提出此事,蒋介石还是怎么也不予答应。

　　“文胆”说项

　　郁达夫见久久没有下文,十分焦急,这年4月底向陈仪请假去南京、上海、杭州活动。恰巧这时候蒋介石的“文胆”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杭州养病,郁达夫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赶到杭州,通过一位浙江籍朋友的引见,拜会了陈布雷,请他帮忙疏通,让蒋介石同意郭沫若回国。由于郭沫若是受通缉的“钦犯”,事关重大,陈布雷不敢贸然答应,说了一些冠?摇冕堂皇的话,一副“政府严正立场”的面孔,这使郁达夫大失所望。
　　随着国共合作的趋势越发明朗化,本来就非常赞赏郭沫若文才的陈布雷,后来竟主动向蒋介石进言了。
　　陈布雷找了个机会,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巨著抱到蒋介石面前,说郭沫若为国争光,这些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价值很高,请求蒋介石摒弃前嫌,撤销通缉令,让他回国。蒋介石随手翻了翻书,不置可否。陈布雷又进一步劝道:“郭沫若是日本通,我国抗日理应借重他。”这句话打动了蒋介石,终于同意了。
　　5月16日,蒋介石手谕行政院政务次长何廉,允准郭沫若回国。何廉立即将这消息电告陈仪,请陈仪转告郁达夫,并征询郁达夫的意见。
　　陈仪见自己的努力有了结果,非常高兴,马上派秘书蒋守谦去找郁达夫。郁达夫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取消通缉令,二是迅速汇旅费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转交郭沫若。陈仪将这两条电告何廉,蒋介石看后都应允了。
　　郁达夫受命先后向日本发出两封航空信,将国内的情况告知郭沫若。接着,陈仪又以私人名义两次致电致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他务必认真帮助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回国。
　　郭沫若收到郁达夫的两封信,喜出望外,久萦心中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他盼望立即收到旅费,立即得到取消通缉令的消息!他兴冲冲地等待着。可是,等啊等,等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见动静,不免焦躁起来。直到郭沫若回国后的9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南京晤见张群时,对方将个中原因道明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陈仪、何廉等人考虑到郭沫若本来就受日本警方的监视,一旦公开取消通缉令,日本方面必然严加防范。陈布雷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要求蒋介石让他亲自掌握此事,待郭沫若回国后,再公布取消通缉令。

　　精心策划

　　设于南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了具体策划郭沫若秘密回国的任务。这个研究所系对日情报机关,直属蒋介石侍从室。主持人王生,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深造过,也可算是郭沫若的校友。这位“日本通”,1936年11月担任国民政府驻日使馆参事时,刺探到日本军方已经预测出张学良、杨虎城将在近期发动“兵谏”,以及日本对事变所采取的两手准备的情报,匆匆飞回国内面告蒋介石,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想起了他,命他组建了这个情报机关。
　　王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主任顾高地进行一番密谋后,由顾高地与中国驻日横滨总领事邵毓麟联络,请邵毓麟跟郭沫若通消息。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邵毓麟以官方的身份与郭沫若接触已经很困难了。顾高地另行安排了与自己有着特殊友情、同时认识郭沫若的寓日画家钱瘦铁,作为联络人。
　　钱瘦铁,字叔,江苏无锡人,因创办中国画会而出名。他应日本画家桥木关雪之邀赴日访问,当时住在东京的林町,实际上是王生安插在日本的情报人员。
　　郭沫若密切地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他买来了许多报纸,日文的中文的都有,从中研究战争的趋向。他的归国之心更加炽烈起来。
　　1937年7月15日,留日学生金祖同来看望郭沫若,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这位金祖同,是研究金石甲骨文的,非常仰慕郭沫若。郭沫若告诉金祖同,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我们不能任人宰割,必须以铁血抗击侵略者的野心。他考虑到在这里可能受害,决定写一篇“遗言”。于是金祖同研墨,郭沫若略一思索,一挥而就。端详了一遍后,认真地署了名,盖上印章,然后交给金祖同,嘱他万一自己遇难,就将这篇文章在国内发表。“遗言”大意如下: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
　　郭沫若叫金祖同回到东京去,找些朋友商量,怎样才能安全脱身。恰好不久前钱瘦铁曾经跟金祖同谈过这件事,说他5月份在南京从王生口中得知最高当局要郭沫若回国,估计最近王生会有电报来。因此,金祖同就建议跟钱瘦铁商量比较好,理由是他同大使许世英很有交情,将来有许多方便。郭沫若同意了。
　　第二天,金祖同到钱瘦铁家里,出示了郭沫若的“遗书”。钱瘦铁大喜,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契机。他告诉金祖同,即使郭沫若不预备走,也要找机会强拉他一块走。事不宜迟,要抓紧进行,一切手续由钱瘦铁本人负责,由金祖同来回接洽,并决定18日造访郭沫若。金祖同告辞时,钱瘦铁把郭沫若的“遗书”要去了,说放在金祖同身上不妥当,他代为保存。随后钱瘦铁寄给了南京王生。

　　奔走联络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将钱瘦铁的意见转告郭沫若,郭沫若说:“照这天的形势看来,那些警察和刑士更不怀好意了,要走需得赶快走才是。”他嘱金祖同去打听开往中国的船期,约好了通信的暗语。
　　次日,金祖同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石沱先生:
　　青年会已经去看过,现有16、18、20、22、24等间空房,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哪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
　　“石沱”是郭沫若的别名之一,“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指西方国家的船,号数是开船日期。郭沫若选定了24日,他们要乘的是从温哥华经日本横滨、神户再往上海的加拿大邮船。实际上这24日是离开横滨的船期,要到神户上船须买25日的票。
　　郭沫若也用明信片回复金祖同,署名石沱,写的是一首五言诗: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乔迁”指回国,“廿四”即行期。诗中表达了既盼望早日回到祖国,又舍不得离开妻儿的依依之情。
　　郭沫若除了怜惜家眷孩子之外,还有其他的顾虑,所以犹豫着,没有把明信片寄出去。当钱瘦铁在金祖同陪同下到他家里拜访时,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来了:“国内虽有国共合作的呼声,然而****如何,一时还不得而知。中央政府既无国共合作的明令,我的通缉也没有取消。一旦归去,日本或许要借此向国际宣传,诬中国赤化,那么当局或竟会以我之‘自投罗网’,乘机来消灭我,去解释国际间的注视……还有一件事,我如今虽流露在日本,靠了一支笔也维持过了10年,今天无声无息地回去,政府若再加以落寞,我自己虽不气馁,可是人家要笑我了。”
　　钱瘦铁向他担保国民政府惜重他的诚意,希望他赶紧把归国日期定下来。于是郭沫若出示了明信片,日期就这样确定了。
　　过了一会,郭沫若又虑及路上的安全,提出最好从欧美兜回去,不知有办法没有?
　　钱瘦铁表示,从欧美绕道回国是最安全的办法,这意见他已打电报告诉了王生,如无来电,那么仍按照原定的计划,24日就走。因为时局一天一天在变化,将来恐不容易脱身了。至于一切费用,他同金祖同会设法办理的。他见郭沫若没有异议,又郑重地说:“我回去就马上托大使馆打电报。”
　　7月22日,郭沫若将郁达夫5月寄来的两封信交给金祖同,请他送到许世英那儿去,须请他们保证路途的安全,以及走后家属的生活问题及安危问题。又考虑自己离开后宪兵可能传讯安娜,便草拟了一封告别众邻居的信文,大意是说自己已被聘任上海某研究所所长,急需回国,来不及和各位邻居面辞,居住市川十年来得到大家的许多照应,非常感激,希望今后继续照顾安娜和孩子们,等以后回来了再面谢云云。
　　郭沫若叫金祖同托钱瘦铁到印刷厂去排印五六十张,待他走后,分送给各位邻居,这样安娜才不至于为他们所窘,宪兵警察来传讯安娜,邻居们也可以代为证实。
　　7月23日,金祖同和钱瘦铁向许世英大使提出关于郭沫若回国的三个要求:第一,拟请大使馆设法代垫旅费;第二,万一未出境就被日本当局扣留,大使馆应尽力援助;第三,请大使馆从安全、生活方面照料其家属。

　　许世英听了,感叹地说:“国家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正是用人之秋,像郭先生这样聪明才智的人,流落异邦实在太可惜了。”当即表示:第二、三两项可以设法去办,只是第一项有些为难,因为馆里太穷,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发公费了。但他还是凑了200元纸币,可以说是尽力而为了。
　　金祖同考虑到郭沫若离开后,日本警察肯定会因为他这几天频繁进出郭家而找他的麻烦,所以决定跟郭沫若一起走。他把200元钱送到郭家,恰好碰上王生来了电报,并且汇来500元旅费,郭沫若便把300元安家费交给安娜,又吩咐金祖同去购好两张船票。但郭沫若仍然有些担心回国后的出路。这也难怪,一个被通缉的政治犯,亡命海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茫茫然,心底不踏实,这是很自然的。

　　黎明出走

　　郭沫若环顾室内,安娜正在缝衣服,两个大孩子静静地看书,三个小孩子已经睡着了。
　　十多天前,他曾经向安娜暗示过想回国,安娜没有反对的表示,所以他一面让金祖同在外联络,一面考虑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告诉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妻子。明天就要出发,今晚不能再隐瞒了。
　　“安娜,我最近几天要回中国去。”
　　郭沫若用日语说,他家里的人都讲日语。他没有道出具体时间,一是怕走漏消息,使归国成为泡影;二是不忍看到妻小离别的悲哀。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是让人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做人,就是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
　　这深明大义的话,给了郭沫若莫大的鼓舞。国家民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最后决心的。”他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着,并称安娜为“苦难的圣母”。
　　此时此刻,郭沫若把一切忧虑全抛开了。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预计到三天后就要到达上海,他激情澎湃,思绪如潮。想到即将投入阔别十年的祖国怀抱,和同胞们一起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禁不住诗兴大发,在枕上反复打腹稿,用他最喜欢的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做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古体诗,抒发当时的心情: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真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7月25日凌晨4点半,郭沫若蹑手蹑足地爬起来,将睡衣换上一件和服,悄悄踱进书房,为妻子和五个孩子各人写了一张日文留言,祝他们无病无灾,健康成长。然后又踱进了寝室。
　　安娜已经醒了,开了电灯,依床靠着看书。郭沫若揭开蚊帐,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是无言的告别礼。安娜没有在意,眼睛一直盯着书。她根本没有想到丈夫会走得这样仓促。
　　郭沫若的和服里只有一件衬衣,一条短裤,光脚穿着木屐,衣袋里也只有昨天向金祖同要的5角买电车票的钱。他借着微弱的月光,钻出篱笆的缺口,穿过屋后的稻田,蹭着被露水湿润了的小路,向远处的车站走去。回头望了望住宅,窗户中的灯光在黎明中闪烁。想到正在看书的安娜,想到还在熟睡中的孩子们,郭沫若眼里涌出了泪水。他举袖抹了泪,回过头,硬了硬心肠,快步向外走去。
　　沿途的人家还关着门甜睡,路灯朦朦胧胧地亮着。头班电车还没有开动,街道上空无一人。郭沫若在晓雾中忐忑不安地走过了两个车站,才在第三站等到了车,决绝地踏了进去。
　　他按约在东京道灌山站下车,这时金祖同和钱瘦铁正向车站走来,他三步两步就迎了上去。
　　他们请了一辆汽车,到林町钱瘦铁家。郭沫若匆匆换上了钱的短袖衬衣,灰哔叽西装,套上袜子和皮鞋,系好领带,戴上草帽,一手持手杖,一手拎着旅行包,又钻进了汽车。他向金祖同要了几元零钱,把草帽低低地压在额上,默不作声。
　　8点半,他们出现在横滨火车站。只见周围布满了警察和密探,情况非常紧张。三人装作若无其事,走进附近一家食堂,要了三杯牛奶,六片土司充饥,又买了当天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于9点左右走进候车的月台。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地方,各人互相照看着。
　　一辆开往神户的急行车进站了,车门一开,郭沫若就慌慌张张地一下子跳了上去。金祖同放下手中的报纸,望了一眼郭沫若原先站的位置,“呵———”他惊得双目圆睁,急忙跑过去对钱瘦铁说:“不好了,郭先生不见了,必定是看见这列车上挂着去神户的牌子误上了,快去找,车开动了,就糟了!”
　　这列从东京来的火车,在横滨只停五分钟,而他们要乘的“特别急行车”到达神户与换乘的轮船只差20多分钟,假如在横滨拖延了,就赶不上了。
　　他俩心急如焚,赶紧分头寻觅,可是只能用眼找,不能用嘴喊。谢天谢地,在中间一节车厢的窗口上,钱瘦铁发现了郭沫若。
　　“快,快下车,你坐错了车!”
　　郭沫若先是一怔,迅即反应过来,立刻离座,刚刚跳下车门,列车就启动了。

　　“特别急行车”准时开出,郭沫若他们坐的是二等车厢。钱瘦铁叫郭、金相隔几个座位分头坐着,免得引人注目。偏偏有一个日军少佐,上车后就坐在郭沫若身边,金祖同为郭沫若捏了一把汗。郭沫若开始显得局促不安,渐渐镇静自若了,时而眺望窗外的田野树木,时而回头好奇地瞟着那个军官摊开着的华北图和文件。郭沫若在日记中记载:“在我旁边便坐着一个步兵少佐,手里拿一卷油印的军事计划书,时而展阅。我偶然瞥见有‘第一作战计划’、‘第二作战计划’等字样。”
　　沿途都在出兵,许多车站挂着“欢送皇军北征”的横幅大标语。差不多每个月台都有男女学生和其他日本人,摇晃着太阳旗,高喊“万岁”送行。一车车的“皇军”兴高采烈地对着月台上的人群呐喊,表示他们的英武和骄傲。
　　郭沫若依窗闭目养神,脸上看似漠然,心里却翻腾着:“鬼子们,你们高兴得太早了!”金祖同为了不让他寂寞,不时送来杂志、报纸和“便当”,但绝不交谈。
　　下午,列车停在神户站,三人换坐汽车,急急忙忙赶往码头,他们要搭的加拿大“日本皇后号”预定开船的时间是6点整。

　　舟中三日

　　郭沫若上了邮轮第五层头等舱一间宽敞的房间,他放下旅行包,轻轻地舒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他们庆幸一路顺风。
　　这时,钱瘦铁摸出50元钱交给金祖同,怕他们路费不够用,说:“我稍事摒挡,也就要回国的,我们在上海再见吧!”
　　他们热烈地握手告别。
　　船到9点钟才开行。郭沫若向住了十年之久的岛国作了最后的诀别,然后牵挂起安娜和孩子们的安全了———他想:“也许,这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进监狱了吧!”
　　事实也确如此。郭沫若走后数日,日本警察抄了他的家,安娜被关押,惨遭刑讯鞭打,刑士严密监督与郭家曾有来往的人,钱瘦铁也被捕入狱。
　　船上有很多中国人,其中有几位发起慰劳抗战将士募捐活动,一位广东女士来向郭沫若劝募,郭沫若捐了5元钱。
　　7月27日清晨,郭沫若挂念着妻儿,于枕上又作了一首诗:
　　此来拼得全家哭,
　　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毁家纾难,献身民族解放斗争,大敌当前只有如此了。
　　有人说,下午3点钟左右可达上海。郭沫若闻讯,不声不响埋头在桌子上,抓紧时间写日记。他知道,上了岸,是没有闲工夫的。这就是1937年8月初发表的那篇《由日本回来了》(7月25日—27日三天日记)。
　　轮船进了吴淞口,渐渐开进了黄浦江。人们忙着收拾行李,准备下船。郭沫若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闲逛时,一位看相先生说他46岁交大运,今年正是46,于是他感慨良多。他将这事写入杂文《湖心亭》,“忽然忆及,顿觉奇验,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
　　那位劝募的广东女士拿着一本《北伐》请他签名,打断了他的遐思。
　　“你怎么知道我呢?”
　　“我看过你的照片,昨晚我们来募捐,我就认出你了,但我没对别人说。我看见你用假名杨伯勉,晓得这里一定有缘故。这本你写的《北伐》也有你的照片,不过瘦得多了。”
　　郭沫若很高兴地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投入怀抱

　　横滨总领事邵毓麟将郭沫若已顺利离开日本的消息电告上海顾高地,顾高地很担心郭沫若旅途中的安全。
　　1937年7月27日下午2点半,邮轮靠近了黄浦江的码头。郭沫若激动地对金祖同说:“十年了,上海终于到了!”他望着故国神州,泪眼朦胧,取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戴上一会儿又取下擦,总觉得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来来往往的车子看得不真切。
　　“上了码头,会有人来接我吗?”
　　金祖同回答:“肯定会有的。”
　　下午3点,“日本皇后号”终于靠上了公和祥码头。郭沫若和金祖同一踏上码头,就四处张望寻找郁达夫,没想到有人从背后轻轻拍了一下郭沫若的肩膀,他吃了一惊,转身一看,见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那人很恭敬地向他欠了欠身,问:“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
　　“你怎么认识我呢?”郭沫若很茫然。
　　“该有十年了,在北伐时我曾经好几次和先生接触过。我是从南京来的,我想与先生今晚6点谈谈国内和南京的情形。”说罢,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原来是行政院政务次长何廉。郭沫若看后点了点头,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大西路美丽园9号”。
　　这时候,一些认识郭沫若的人停下脚步注视着他,有的低声告诉朋友:“鼎堂先生回国来了。”
　　汽车载着郭沫若、金祖同直奔孔德图书馆。馆长沈尹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和郭沫若虽是神交已久的知己,今天却是第一次见面。
　　沈尹默请来了许多朋友,与郭沫若会晤。正当他们谈得很热烈的时候,何廉来了,郭沫若便单独与何廉谈。
　　接着郁达夫找上门了。他接到驻日大使馆的电报后,连夜从福州赶到上海来,在码头碰见几个日本留学生,得知郭沫若到这儿了,便风风火火赶来了。
　　郭沫若送走了何廉,紧紧握着郁达夫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37年7月31日,上海报纸报道了国民政府取消对郭沫若通缉令的消息。郭沫若全心全意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8月8日,《救亡日报》创刊,郭沫若任报社社长;9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郭沫若;次年春,郭沫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
　　

与共和国主席同命运的女工[转帖]
 

　　1998年7月26日,这一天,湖南省衡阳电业局的退休职工刘桂阳,应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邀请,风尘仆仆,再次踏上了北京这块土地。26日下午,刘桂阳在二女儿的陪同下,来到王光美的北京寓所。见到王光美,已60岁的刘桂阳回想起几十年来的大起大落,酸甜苦辣,禁不住悲喜交加,扑在王光美的怀里放声大哭。王光美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双手不断地拍着刘桂阳的背说:“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能活下来就好!能活下来就好!”这情景令在场的摄制组人员感动万分。

　　一、京城被捕

　　1960年7月26日傍晚,华灯初上,北京文津街国务院北门的外墙上忽然出现了四条标语,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中央领导同志,睁开你们的雪亮眼睛,到下面去看看农民的痛苦生活”、“打倒、铲除人民公社”、“农民吃野菜、树叶、糠,得了水肿病,肿脚肿身子,他们的痛苦生活是人民公社造成的”、“公共食堂罪该万死”。此事使中央有关领导十分震惊,立即向公安部摇电话,指示务必迅速侦查破案。
　　翌日上午9点钟,一位20岁出头的农村姑娘,扎着两只羊角短辫,穿着一身老蓝色的列宁装急匆匆地走在前门大街上,额头上汗珠淋淋。突然,一辆警车跟踪而来,呼地开到她的身旁停下,车门弹开,走下两个公安人员:
　　“女公民,你被捕了!”
　　女青年一愣,惊奇地反问:“为什么?”
　　“你贴了反动标语。”
　　“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戴上了她的双手。
　　女青年当即被押往西城公安局。经审查,她叫刘桂阳,22岁,高小毕业,湖南省郴州地区鲤鱼江发电厂女工。她张贴标语的目的令人惊讶。她企图通过张贴标语的办法见到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还说她的娘家饿死了一些人,她的姑妈也因饥饿难耐而自杀。一位警察责问她:“你姑妈自杀,不是政府逼死的,怪得政府吗?”
　　刘桂阳回答:“我姑妈如果像你们这样有吃有喝,会自杀吗?”她的话把警察闹了个倒闭气。在问话记录上签字时,刘桂阳郑重地写上:坚持要求让党中央知道!
　　她在西城公安局被关押了六天。当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在案件报到他的手里后,认为在国务院门外贴反动标语,影响极大,便不问缘由,大笔一挥将刘桂阳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原籍处理。刘桂阳被鲤鱼江发电厂保卫科干部押回郴州,关押在郴县公安局拘留所。郴县人民法院根据公安局定性,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五年。9月16日,又将她押到发电厂开宣判大会。会后,群众哗然,纷纷为她鸣不平。

　　二、触目惊心

　　刘桂阳为何不远千里,从湖南农村来到北京,并且胆敢在国务院大门外砖墙上张贴反动标语呢?
　　原来,刘桂阳这位郴州鲤鱼江发电厂的女工,是农业合作化时期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1957年春天,她不到20岁,那时发电厂刚建成,需要招收一批工人,合作社把她推荐进了工厂,当运煤工。不久,与长她8岁、从部队转业到发电厂工作的李培务结婚。李系刘桂阳的老乡,衡阳县金溪公社人。刘桂阳思想进步,工作肯干,敢想敢说,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优秀团员;李培务为人忠厚,能吃苦耐劳,与刘桂阳情深意笃,小两口日子过得平平安安。
　　1960年初夏,刘桂阳收到娘家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她惊呆了,上面写道:由于全家没有粮食吃,弟弟、父亲、母亲都患了水肿病,个个脸色发黄,四肢无力,爷爷倒在床上爬不起来,都快要死了……看了这封信,她十分焦急,呜呜地哭了起来,连忙向厂里请假,第二天便往老家湖南省衡阳县上峰公社白沙大队探亲。
　　火车到了衡阳,刘桂阳才下车,又风风火火上了到渣江的长途班车。汽车上坐着稀稀拉拉的旅客,大部分是农民,有些人因晕车呕吐,刘桂阳看到吐出来的是野菜和清水,十分同情他们。由于当时的上峰公社白沙大队还未通车,刘桂阳到渣江后,下车步行了9公里才到家。沿路她看到有10多个农民被绳子串起,前后均有持枪的民兵押送,一问,原来这些人或偷公共食堂的蔬菜,或偷红薯,或偷尚未成熟的禾穗充饥而被逮住,正被押往公社去。到家乡时天已微黑,农家渐渐点起了煤油灯。她走进家门,只见父母坐在凳子上,神色忧郁,他们第一句话就问:“培务为何没来?”
　　刘桂阳答道:“原打算同我一起来看望爹妈,因厂里临时要抢修发电机组,不能来了。”
　　爹爹脸上出现一丝苦笑:“不来还好些,饭都没有吃的,来了怎么办呢?”
　　刘桂阳听了这话,方才注意到爹妈的脸色黄中泛白,肿得发亮,像涂了一层油。她伸出手指在妈妈脸上轻轻一按,立刻出现一个手印子,“爹爹,妈妈,你们都患了浮肿病了!”
　　妈妈鼻子一酸:“我跟你爹还算好,到底挺过了春天,不少乡邻乡亲,双腿一伸,都活活地饿死了。”
　　刘桂阳一听,忍不住泪水在眼里打转。接着,悲伤而泣的母亲还告诉女儿:姑妈因为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以熬过饥荒,结果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挨了批斗,姑妈不堪凌辱,丢下饿得哇哇直叫的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跳塘自杀了。刘桂阳听不下去了,不觉哽咽起来。母亲为她擦干了眼泪,同她来到已病得不省人事的爷爷的房间,母亲告诉老人,桂妹子回来了。爷爷毫无反应,却是颤抖着双手摸索着说:“餐票哪里去了?”因为那时餐票是个宝,有了它就意味着可以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一时不会挨饿。
　　当晚,刘桂阳做姑娘时的小姐妹们,听说她回来了,就都来看她。大家没有说上几句,便互相抱头哭泣。刘桂阳好容易才止住哭,擦干泪,问道:“我们这地方虽不是鱼米之乡,但有山有水,有田有土,蔬菜拌粮食,加上红薯半年米,也能凑凑合合吃饱。三年没回家,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真使人触目惊心呵!”

　　农业合作化那阵,老社长把刘桂阳等七个女青年挑出来,成立了响当当的“铁姑娘队”,让她当队长。插秧时节,春雨纷纷,七姐妹披戴笠,赤着脚板,挑着百来斤的秧把,在滑溜溜的田埂上来来往往,大步流星,楠竹扁担颤颤悠悠。县里下来检查生产的干部见了,翘起拇指啧啧称赞道:“看呵,真像七个仙女……”从此,七个姑娘被大家称为七仙女。她们扶犁掌耙,抛粮下种,上山开荒,修塘筑坝,处处带头打先锋,真是脚上绑铜锣,走到哪里响到哪里,就是那么多壮实的小伙子,见着她们也要让三分。可眼前,除了刘桂阳的脸上还透着年轻妇女的红润,其余六姐妹一个个满面菜色,憔悴不堪,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铁姑娘风采。
　　姐妹们围着刘桂阳,你一言我一语细说开了:
　　“桂阳姐,你想不到吧,三年来我们社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公社成立没多久,一场大辩论,老社长成了右倾保守派,被摘掉了乌纱帽。”
　　“你走后,铁姑娘队没给你丢脸,我们哪一次没有拼命争上游,插红旗、炼钢铁、修公路都少不了我们,到头来还破坏生产,群众怨声载道。就说我们种试验田吧,我们深翻6米,下足了肥料,合理密植,可是公社书记响应上级号召,晚稻放高产卫星,把几十亩正在抽穗扬花的晚禾连根拔出来,让我们不分昼夜运禾苗往试验田里塞,禾苗和集合开会那样挤得密密麻麻,结果根烂了,晚稻颗粒无收。老人们来到田边,骂我们是‘败家子’,我们不服气,骂他们是‘老顽固’,现在看来,他们骂得对呵!”
　　“大跃进那年,本是个好收成,晚稻正待收割,县里便大闹炼钢铁,男男女女都上山烧木炭,挖矿石,修公路,扶钢铁元帅升帐,村里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晚稻烂在田里无人收,红薯烂在地里无人挖,茶子熟了没人摘。紧接着又刮起共产风,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结果把积蓄的老底子全刨光了。干部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食堂就是通天路;还说共产主义已到长沙了,原准备敲锣打鼓去迎接,可惜公路没修好,现在只好穷过渡……”
　　“1959年虽说不上大丰收,也算得上平常年景。报粮食产量时,公社、大队夸大话,硬逼着加码,一次报得比一次高,后来国家按报产征粮,生产队和盘托出还交不齐,结果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米的口粮,男女老少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病倒的病倒,浮肿的浮肿……”

　　“桂阳姐,我们都在担心,这样下去,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第二天,刘桂阳来到丈夫李培务的小叔家,婶婶想找些东西给侄媳吃,左翻右寻硬是没有,后在外头不知从哪弄来半把黄豆,在锅台上炒时,四个孩子就盯上了,还没炒熟就被抢了个精光。更惨的是到李培务的二叔家,刘桂阳见婶婶锅台上摆满了苦菜叶、黄麻叶、糯米藤等野草,便脱口而问:婶婶还喂了猪呀!哪知婶婶嗔怪道:“桂妹子,你哪知道,这是给人吃的呵!”一天走了几十里路,刘桂阳还没吃过一点东西,婶子找了些餐票到食堂端来两钵似干非干似稀非稀的饭,哪能下咽。
　　几天探亲,所见所闻,刘桂阳眼睁睁地看着叔叔上山挖野菜,一头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10岁的外甥因吃下谷糠,活活胀死。此情此景,刘桂阳惊呆了!刘桂阳愤怒了!她相信姐妹们的话是真的,她似乎看不出共产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她把病情严重的父亲接到发电厂,半个月后父亲说家里要收禾,挣扎着要回去。刘桂阳只好打发丈夫送父上路,自己和1岁多的儿子留在厂里。这时候的刘桂阳夜夜失眠,脑海里总是浮现农村的画面,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家乡饿死了人,中央领导要是知道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一定能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把社员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是的,一定要把情况告诉党中央。刘桂阳想着,血气往上直冲。

　　三、履险****

　　刘桂阳自娘家回到发电厂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她决定履险请命:我要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出来,亲自上北京交给毛主席,向他老人家诉说农民的疾苦。于是,她从街上买回了材料纸和墨水。
　　她的丈夫李培务知道了她这个想法大吃一惊,说:“这太冒险了,万一出了问题,丢下孩子怎么办?再说,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能见到毛主席吗?国家的事情,你能改变得了吗?”
　　刘桂阳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决心已定,自有办法。要是我回不来了,请你带好孩子,再找个合适的女人过日子吧。”
　　7月23日深夜,刘桂阳独坐灯下,认真地把农村的情况如实写下来。她文化水平不高,写了又改,改了又抄,直忙到凌晨3点。这时她又冒出一个念头,将家里过年时写春联剩下的两张红纸裁成四小张,匆匆写了四张标语,心想要是见不到毛主席,就把它张贴出来,以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达到反映情况的目的。她把这些不像标语又不像大字报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写下了一张遗书:
　　李培务同志:
　　我于今日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生活贡献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
　　妻 刘桂阳
　　1960年7月23日
　　清晨,刘桂阳不顾丈夫的又一次哀哀劝阻,毅然决然从银行取出结婚时都舍不得花的100元存款,带上两斤全国粮票,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把遗书交给了丈夫,含泪吻别在床上睡得正甜的幼儿,以赴死的决心和气概,独自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四、北京所为

　　1960年7月26日上午8点多,刘桂阳抵达北京。但偌大的北京城,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中央政府呢?她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后又问交通警察,警察打量她一阵,反问她:“是不是找国务院接待室?”
　　刘桂阳连连点头,说:“正是正是。”
　　警察又说:“信访组是专门处理各地来京****、告状等事宜的。”
　　循着警察指明的道路,刘桂阳东找西找,拐弯抹角,来到了中南海外墙。她见这里有一大二小三个门,两边小门各站一个警察,中间大门站了两个警察,便上前问这里是不是国务院,站岗的没有好气:“这里是部队,不是什么机关!”这时她见旁边公园里有一位老人在浇花,就忙去询问。老人右手一指:“转个弯,那里有个大门就是国务院。”刘桂阳终于找到了信访组,说明来意,请求面见中央首长。

　　信访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抓抓脑壳,为难地回答说:“中央首长很忙,没时间接见,信访组专门负责将群众来信来访内容整理成文据实上报中央办公厅。你要反映农村情况,我们很欢迎,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刘桂阳坐下来,详细地将回娘家探亲的耳闻目睹如实讲了出来。信访组的干部一边听一边记录。末了,他告诉刘桂阳:“你反映的农村情况很具体,也很重要,国家目前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党中央、国务院正在总结教训,研究对策。请你回去告诉乡亲,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要想方设法战胜灾荒,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信访组干部握着刘桂阳的手,对她专程从湖南来到北京反映情况的行动给予表扬。
　　刘桂阳从国务院接待室出来,满心欢喜,脚步轻快,但走了一段路,不由得沉思起来: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没有见到中央领导,反映的情况会打折扣吗?党中央能如实地知道吗?她愈想心里愈不踏实,她决心要见到毛主席。为了寻找毛主席的住址,她不知问了多少行人,来来往往坐了多少次车,可就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总是找不到。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心急如焚,肚子又饿得咕咕直叫,这才想起一天还没吃东西,就花两块钱买来半斤饼子,狼吞虎咽般吞下。她于心不甘,又一次来到文津街国务院北门的外墙边,定一定神,不得不实行第二步计划了。她从背包里掏出四条标语,分别用医用胶布粘在墙上。贴时并没引起行人的注意,倒是有个小学生上前来歪着头看了一阵,大吃一惊,忙告诉大门外站岗的警察。由于门是凹进去的,看不到外墙,警察不相信,小学生要他们去看看,他们一看,十分惊讶,忙把标语撕下来。

　　刘桂阳盼望通过标语能引起国家领导人对严重灾情的重视。但是,她毕竟太年轻,太幼稚,而且带有很大的情绪,因而事与愿违,铸成了一个错误……
　　她被捕入狱,过了半年多的铁窗生活,后来经医院检查,因腹中有孕,便保外就医回到厂里。

　　五、春风送暖

　　1961年6月26日,金灿灿的阳光刚刚射进窗口,微风拂熙。几辆黑色的小轿车驶进了鲤鱼江发电厂。车门打开,下来好几个干部。
　　不一会儿,厂党委书记把刘桂阳叫到办公室。早在这一年2月,郴县王县长找她谈话,说不判她的罪了,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久,她生下大女儿,休息一段时间便回到厂里上班。刘桂阳踏进办公室,见这么多陌生的干部,心里怦怦直跳。这时,一位颀长的中年干部将手伸过来,紧紧握着刘桂阳的手。她抬眼打量一下,只见这位中年干部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面孔和善,额头上刻着几道皱纹,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像个大知识分子。
　　中年干部微微笑着说:“刘妹子,这次刘主席来湖南,本来要到厂里来看望大家,因太忙抽不开身,就委托我来向大家问好,向你问好。你受苦了,你是无罪的!”
　　厂长忙着介绍,说他就是湖南省委书纪张平化,随同来的还有郴州地委书纪陈洪新。
　　座谈会上,张平化对刘桂阳的敢讲真话的勇气表示赞赏。他说:“你们很多同志家在农村,了解情况,不只是刘桂阳有意见,大家都有意见,只是不敢讲。我们不但要帮助她,而且要学习她……”
　　刘桂阳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拉着张平化的手,感动得热泪双流。
　　这时她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免遭厄运,重新获得公民权,是刘少奇关心的结果。原来,1960年,正值共和国多事之秋,而早在1959年4月27日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一天,当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看到刘桂阳一案后,迅速拿起话筒接通了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办公室。徐子荣匆匆赶到中南海,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当刘少奇得知以“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五年有期徒刑时,当即明确作出指示:
　　刘桂阳案判决不妥,要告诫政法部门的同志,凡涉及对人民群众案件的判决,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切不可草率决案,以免伤害群众,影响党的威信。刘桂阳的案件,要进行复查。
　　第二天,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马上奉命带领工作组赴衡阳、郴州进行实地调查。年底,他们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精神,对刘桂阳案重新复查。他们发现定刘桂阳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是因为贴了四条标语,而四条标语中确有两条有问题。
　　一条是:
　　中央领导同志,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民的痛苦生活!
　　一条是:
　　打倒、铲除人民公社。
　　这两条标语,前一条带有对立情绪和责问口气;后一条可以认为是反动标语。被指为问题严重、性质恶劣的是:标语贴在庄严、神圣的国务院大门的围墙上。除此而外,复查干部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他们认为,仅凭这两条有问题的标语,将刘桂阳打成反革命,处理过重。他们在实地调查中,曾到过刘桂阳的娘家衡阳县上峰公社及其婆家金溪公社,从领导到群众对刘桂阳是一片赞扬声,而她所反映的情况,件件真实,毫无虚假。他们又到过郴州鲤鱼江发电厂,厂领导和工人们的态度十分鲜明,刘桂阳是发电厂的优秀工人,到北京****,为民请命,完全出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虽有错误言行,但不应打成反革命。
　　湖南省公安厅研究了刘桂阳案,写出了详细的复查报告。报告说刘桂阳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她将此归咎于人民公社,以致提出打倒、铲除人民公社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其动机是让中共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情况,而且刘一贯表现很好,所以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判罪,故撤销原判,无罪释放,不开除、不歧视,仍让其回原单位继续工作,但要进行耐心教育。

　　1961年1月10日,《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调查处理报告》呈送到了刘少奇手中,他仔细查阅后,亲自批示道:
　　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明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在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办法也是错误的,但不应该判罪。因此,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
　　同时批示湖南省委:
　　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时任书记)亲自找刘桂阳谈一谈,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地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认识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随后,郴县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刘少奇的批示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刘桂阳冰冻的心田,顿时令她暖融融的。她非常激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感谢领导对她敢于反映情况的鼓励。她更加相信中共中央的英明正确,工作也干得更加出色。
　　这个昔日的铁姑娘,今日年轻气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普普通通的运煤女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她的命运便同国家主席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

　　六、患难真情

　　“文化大革命”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袭来时,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打倒了,厄运也再次降临到刘桂阳的头上,这个过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又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人。鲤鱼江发电厂的造反派在1968年7月2日出版了一张报纸,第二版以《砸碎刘少奇反革命的黑“指示”,誓死捍卫三面红旗——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为题,接下的几个小标题是:
　　一、“刘桂阳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二、“刘桂阳案件”的作案过程;
　　三、“刘桂阳案件”撤销原判的****;
　　四、大造反革命舆论,为社会上牛鬼蛇神大开绿灯;
　　五、砸碎刘少奇反革命翻案的黑“指示”,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
　　文章写道:旧省委走资派张平化带领一批黑爪牙,专程赶到我厂……从此以后,省公安厅工作组、公检法“三家”一批又一批的“记者”、“专家”来到我厂进行反革命调查、****、访问,并在《人民公安》刊物上大造反革命翻案舆论,大写特写反动文章。如1961年《人民公安》刊物第10期编辑部文章《论刘桂阳案件》,湖南省公安厅文章《刘桂阳撤销原判后的反映》,通报全国政法系统“认真学习,提高政策水平”。文中还说:“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千方百计包庇阶级敌人,全国有名的我厂‘刘桂阳案件’就是铁证。”
　　紧接着刘桂阳的家被抄,她无休止地被批斗,白天胸脯上挂着30斤重的大黑牌,剪掉头发,游街示众;晚上,跪在玻璃瓷片上向“红太阳”请罪,受尽了折磨和屈辱。1968年9月刘桂阳被关进牛棚后,她见一根点剩的蚊香,想吞下自杀,可惜屋子里没有水,自杀不成。这时一位老婆婆偷偷地绕到窗户边跟她说:“多亏了你呀,不然公共食堂再开两年,人都要饿死光了!”这句话如一颗石子投进水里,在她的心里掀起了波澜:“是呀,我有什么错呢?我不能死,我要坚持活下去!”
　　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被郴县公检法军管会抓去,当天下午,在县城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刘桂阳被加判徒刑五年,合并执行十年有期徒刑。年迈多病的父母听到这个判决,有如晴天霹雳,哀哀痛哭,终因经受不住打击,父亲悲愤地死去,母亲整日疯疯癫癫。她被再次投入铁窗时,最大的孩子年仅10岁,最小的女儿还未脱乳。
　　幸而刘桂阳的丈夫是个患难见真情的男人,他理解自己的妻子,他总觉得妻子没有错,不相信她是现行反革命,她上北京贴“反动标语”只是为了能见毛主席,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而没怀有反革命目的。因此,在刘桂阳多次提出离婚,别连累他时,他毅然回绝了。妻子被拉去游街时,他牵着孩子默默相陪,不时投给她鼓励的目光;妻子跪瓷片时,他请求造反派让他“接班”;别人的标语、大字报贴在他家的墙壁上、门窗上,他忍辱负重。这些都给刘桂阳结了冰块的心田送去了爱抚和慰藉。妻子进入监牢,四个孩子的五口之家的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肩上。小女儿夜夜啼哭,没有奶吃,他既当爹又当妈,一个晚上起床好几次,嚼饭喂她。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整天哭着要妈妈,他含着眼泪哄他们,说妈妈就会回来。在政治上,他要忍受着难以忍受的不平待遇。他是反革命家属,开职工会不让他参加,有困难得不到应有的补助。有人劝他:“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她坐了监牢,成了反革命分子,你出身好,难道不会再找个女人,重新组合家庭?”他愤愤地回答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我不是那种无情无义朝秦暮楚的男人,我相信我的妻子是无罪的,她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把夫妻真情写在纸上,一封封长信飞进铁窗,展现在刘桂阳的眼前,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多元,连蔬菜也买不起,不得不常以盐开水当小菜给孩子们吃,但是他毫无怨言,默默地咬紧牙,挺起根根瘦骨,支撑这个苦难多舛的家,倔强地生活着。大儿子因营养不良,患了肾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1973年3月,刘桂阳收到丈夫发来的电报:“大儿子病危,期望见妈妈一面。”她拿着电报,眼泪簌簌而下。劳改队的领导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准假让她回家探望。她匆匆赶到家里,跌跌撞撞推开虚掩的房门,儿子已被送进医院急救室。屋里积满灰尘,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她急急火火赶到厂医院,儿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桂阳犹如五雷轰顶,她双手把孩子的尸体紧紧地抱在怀里,呼天抢地痛哭……

　　七、平反昭雪

　　十年动乱,一场横祸。人们终于熬过了严冬,共和国终于迎来了春天。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决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与共和国主席命运紧紧相连的刘桂阳,也迎来了她人生又一个春天。

　　不久,她接到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当她双手捧着判决书,急促地读着时,不禁双手颤抖。
　　“……刘桂阳同志以张贴标语的方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当时农村情况,其方法不当,但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特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原郴专公检法军管会(69)军刑字第18号判决书,宣告刘桂阳无罪。”
　　看着,想着,20多年来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20多年来强忍在心头的屈辱和哀痛,此时,全部化作了如雨的热泪……
　　1974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刘桂阳的丈夫李培务调入衡阳电业局变电管理所,接着刘桂阳也成了衡阳电业局传达室一名收发员,后又做过几年保管员,直至1987年退休。按20世纪60年代末月工资30多元计算,国家还补发了刘桂阳2000多元工资。
　　退休后的刘桂阳已进入花甲之年,老夫妻仍是情深意笃,相濡以沫。她除了带孙子,操持家务外,还与老伴打门球,看新闻节目,但她最大的兴趣是看报纸,每年都要订阅《人民日报》、《湖南农村报》,经常到农村的亲戚家里走一走,问问情况,像当年那样,执著地关心国家大事。
　　198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90周年,怀着对共和国主席无限崇敬之情,刘桂阳特意和老伴走了一趟花明楼,参加刘少奇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带回一叠刘少奇的照片,压在卧室书桌玻璃板下,以便每天一起床,就能看到这位伟人。
　　1998年7月26日,刘桂阳应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的邀请,再次踏上北京。历史居然有如此巧合,这恰恰是她38年前上北京请命贴标语的那一天。

湘西雪峰会战[转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胡兆才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45年，正是日本政府及一小撮战争疯子无奈遭报应的日子。

　　1945年春天，世界形势发生着大动荡、大裂变，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以一连串的胜利，敲响了日本政府的丧钟。

　　1945年5月的湘西雪峰会战，是国民党军给日军最严厉的打击之一，也是中日战争的一次摊牌作战。

　　湘西雪峰会战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冈村宁次为他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撑面子的一仗。

　　1940年3月，长沙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离开中国返回东京担任军事参议官。这时，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打得晕头转向，接连吃了十几个败仗，损兵折将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日本东条英机陆相想着由冈村宁次替换多田骏。此时，冈村宁次的对头星闲院宫载仁因年老多病，从总参谋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了。新任的总参谋长杉山元与冈村宁次关系密切，也想由冈村宁次替代多田骏。1941年7月7日，时来运转的冈村宁次正式上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8月，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想发动湘桂战役，打通湘桂铁路，向大本营提出在湖南设立第六方面军的意见，并建议由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就这样，冈村宁次就职三个月后，又晋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狂妄自大的冈村宁次恨不得烧上十二把火。

　　当时的整个中国军事形势是：日军刚刚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日军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它的兵力有限，没有这么多兵力巩固这次战役的战果。相反，为保卫已经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不得不派重兵保护。这就形成了点多面广，兵力过于分散的局面。然而，新官上任的冈村宁次，不仅没有看到这一危机。相反，他雄心勃勃，想要创造一个奇迹，试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湘西雪峰战役，使用75万兵力在湘西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尔后直捣重庆，企图一战定乾坤，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再抽兵支援东南亚战场，挽救日本行将灭亡的命运。

　　他的计划方案制定后，兴奋地告诉了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六郎中将，他兴致勃勃地说：“这一战迟早要打，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早打早解决，早安心。我是中国通，中国人打麻将，最后输赢要看摊牌。湘西雪峰战役就是同中国军队摊牌，同蒋介石这个狗屎将军摊牌。”

　　松井知道冈村宁次的为人，他桀骜不驯，常常指鹿为马，而且会暗中整人，给人穿小鞋，出于保乌纱帽，他不想得罪冈村宁次，所以，频频点头，表示对他的想法十分赞同。冈村宁次见他不反对，便叫他和参谋们加班加点忙了半个月，拟订了湘西雪峰战役计划。计划准备从3月份开始实施，由第二十军三个师团兵力，由宝庆向芷江进攻，用一个月时间占领涪陵，尔后攻占重庆。自3月下旬开始，桂林第十一军三个师团由宜山攻占贵阳，再向安阳扫荡。5月下旬，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向泸州挺进，北上成都。两个军完成作战任务后，即向川东、川西扫荡。

　　为了让东京大本营尽快批准湘西雪峰战役计划，冈村宁次派松井回东京，直接递交战役计划。他觉得这样不仅速度快，而且总部如有疑问，松井还可以当面作出解释。

　　事与愿违，几天后，松井愁眉苦脸地返回南京，带来了总部的指令，要冈村宁次放弃湘西雪峰战役计划，全力对付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

　　指令如盆冷水，浇得他心里透凉，他气恼地把指令向地上一摔，还用力地踩上一脚，骂道：“靠总部这帮蠢猪，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我是天皇，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帮蠢猪打发回家带孩子。”

　　总部根据美国政府的新近动向，认为美军在解决东西亚的日军后必然要派重兵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与中国军队合力解决日军。因此，总部责成冈村宁次放弃湘西雪峰战役，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但是，冈村宁次和日本当局的考虑不一样，他认为因种种政治原因，美军来华登陆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说服总部同意自己的湘西雪峰战役计划，他在南京召开了由各方面军司令官参加的高级会议，鼓动他们支持自己的作战计划。但是，他又失败了，会议持续了五天，却毫无结果。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说，日本已是四面楚歌，中苏关系密切，苏联随时都可能应中国要求出兵中国，为了避免苏日矛盾，他不主张发动湘西雪峰战役。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芷江有150架飞机，控制着湘西、四川的制空权，如果日军发动湘西雪峰战役，必然遭到美军空军的打击，而且伤亡数目不会小，他也不赞成冈村宁次的计划。其他几位司令官都表示听上面的，上面叫干啥就干啥，实际上也不同意举行湘西雪峰战役，只是给冈村宁次一个面子。

　　高级会议没有收获，冈村宁次十分尴尬，但却不死心。几天后，冈村宁次和总部玩起了文字游戏，他策划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执行总部对付美军登陆的指令，暗地里还是搞他的湘西雪峰战役计划。他在给总部的报告中说，为了对付美军在中国登陆，要先捣毁美军在湘西芷江的机场。这个机场在以后的作战中，将会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在捣毁芷江机场过程中，驻湘西及四川的国民党军必然派主力增援。因此，长江以南的所有日军都必须投入芷江作战，以芷江为突破口，向纵深发展，一举全歼重庆的主力。

　　总部接到这份报告，也看出冈村宁次的芷江作战计划和他的湘西雪峰战役计划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在批准电报中避而不谈同意不同意，只是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准备击退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美军主力，打乱他们的作战企图，确保大陆的主要地域，并要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

　　冈村宁次认为总部同意了他的芷江作战方案，决定按时发起战役，立即对参战的各师下
达了作战任务。

　　冈村宁次的芷江作战，涉及驻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的日军都要投入战斗。一时间，公路、水路、空中频繁运兵。日军的这一行动被逐级上报到蒋介石那里，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后来，武汉特工又提供这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得出冈村宁次要举行芷江作战的结论。于是，蒋介石指定何应钦担任湘西前线总司令，调来78个军，近百万兵力，其中有从缅甸空运来的卫立煌的美式装备新六军。

　　蒋介石明白冈村宁次发动芷江作战，目的是以湘西为突破口，直接向四川攻击，威胁国民党首府的安全。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个战役。多次参加作战会议，讨论研究作战方案。

　　冈村宁次准备投入75万兵力，蒋介石动员百万兵力。从双方兵力看，战役是空前的。

　　接替史迪威职务的美军将军魏德迈坐飞机巡视日军调兵情况，吓得一身冷汗，魏德迈三次动员蒋介石速速离开重庆，迁都西藏或新疆。大战一触即发，重庆城内谣言四起，外国侨民民心浮动，已纷纷开始撤离重庆。

　　战役从武冈城打响。武冈城在资水上游，处在会同与邵阳之间，西汉为都梁侯国，因城北有武冈山，三国东吴时改为武冈县。

　　中国军队守城的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战前，军长施中诚来到武冈，同师长蔡仁杰研究过五次防御方案，在城内外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皆用黄沙、细沙、石灰混合筑成。其内部防线是老百姓献出的糯米，熬成稀粥搀和三合土构筑，一般手榴弹是无法炸开的。

　　4月27日早晨，日军关根支队开始攻城，百余门大炮瞬间齐鸣，一串串炮弹将守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15分钟后，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冲锋，连攻三天，进展甚微。关根急了，动用了步兵的“特攻队”。150名“特攻队”队员身上都绑上百斤重的炸药，头缠有太阳徽号的白毛巾，唱着壮士歌，冲过护城河，身体贴着城墙，拉响了导火索。随着150包“人肉”炸药“轰”地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接着近千名日军发起猛攻。这时，守军按事先的分工，一部分人迅速搬来沙石、麻包堵住了缺口，另一部分人站在城墙上，就像消防队员手持自来水龙头，用美式卡宾枪、汤姆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左右上下扫射。尤其火焰喷射器扫到哪里，哪里就着火，日军士兵一个个被烧得嘶叫着，向四处逃窜。护城河堆满了尸体，河水成了血水。一直到5月2日，武冈城依然在守军手中。

　　此时，双方高层指挥员的目光都密切关注着武冈的动态。

　　何应钦打电话给第四十四师，要他们从日军背后发起攻击。第四十四师从梅口向武冈增援，守城部队见援军来了，顿时杀出城外反击，关根支队腹背受敌，危在旦夕。冈村宁次立即命令关根支队撤出战斗，向武阳进攻。何应钦向美国空军求援，不到两小时，从芷江起飞的14架战机，对刚到武阳城外的关根支队轮番轰炸，凡有日军的地方，均遭到美国的凝固汽油弹的袭击，到处是一片火海，关根支队只得向花园市逃窜，何应钦立即派第七十四军前往拦截，关根支队基本上被全歼。

　　此时，唱主角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在向芷江攻击的途中，被中国军队第十九师拦截在洞口，从芷江起飞的美军轰炸机对第一一六师团进行地毯式来回轰炸，日军死伤累累，寸步难行。

　　湘西北部战场打得十分激烈，日军第四十七师团经邵阳向新化、洋溪攻击。刚到洋溪，就遭到隐蔽在此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军的抵抗，日军被打得死伤无数，侥幸活着的连滚带爬，向后撤退。

　　日军伤亡如此惨重，引起日军前线指挥官的严重不满。第一一六师团长岩永注和第四十七师团长渡边洋联合发电报给南京的冈村宁次，要求中止芷江作战。理由是此次战役，中国军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掌握着制空权，日军只要一出动，就挨飞机的轰炸。

　　冈村宁次接到电报，认为这两个师团长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要严肃处理。冈村宁次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提醒冈村宁次说：“现在战役刚刚开始，你就处理两名指挥官，这会影响官兵的情绪。”他建议派人到湘西前线调查过后再处理。

　　冈村宁次派小林前往湘西调查，小林匆匆到达湘西，调查了五天返回南京。他对冈村宁次说，两位师团长的要求是对的，这次作战日军没有空中保障，日军成了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参战的中国军队大部分在战前换成了美式装备，尤其最精锐的新六军，从缅甸空运到湘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拿不下芷江。

　　小林还说：“湘西前线出现了新情况，许多官兵厌战，出现几多。”

　　“什么几多？”冈村宁次瞪眼问道。

　　“就是官兵们装病的多，夜间开小差的多，贴反战标语的多，自杀的多，还有的士兵公开枪杀军官后自杀的多。”最后，小林还说，有五名联队长提出了辞职返乡的请求。

　　“我让他们的鬼魂返乡！”冈村宁次阴森森的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小林顿感不寒而栗。冈村宁次挥动着手臂，大声地吼叫着，“我要将他们统统处决！”

　　不久，冈村宁次从收音机里得知德军已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东南亚40万日军被歼灭，这才感到日本已接近山穷水尽地步，离彻底失败的命运不远了。5月9日，他才灰溜溜地下令中止芷江战役，全线撤退。
　　可是，这次的湘西雪峰战役是冈村宁次的一次最大失策。进攻受阻，全线撤退谈何容易？在撤退中他们遇到种种困难，中国军队发起了反攻，所有参战的日军都被中国军队围得水泄不通，美军飞机轮番轰炸，侥幸活着的日军忙着逃命，分散的小股日军见无法逃命，只得跪地求饶。这是抗战初期从未有过的场面。

　　至6月中旬，战役结束。此战歼灭日军12498人，活捉300多俘虏，日军官兵自杀者达1000多人。小林在给他家人的信中说：“冈村宁次发动的芷江作战，我们大日本皇军成了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

“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 [转帖]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华侨实业家,毛泽东曾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陈嘉庚有句名言:“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把历年来在东南亚兴办橡胶园和其他企业的结余,陆续汇回祖国,支援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特别是捐资办学,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钱就多达一亿多美元。
　　他曾经说过:“人谁不爱其子,惟必以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他从不赞成把金钱留给子孙。他逝世的时候,还有存款300多万元,他留下遗言说:
　　一、50万元捐给北京华侨博物馆作为建筑费;
　　二、50万元赠集美学校作为福利基金;
　　三、其余200多万元概作办学经费。
　　陈嘉庚对革命事业、社会教育事业慷慨捐献,但个人生活却非常节俭。他在老家厦门集美村原有一座私宅,抗日战争期间为日寇飞机炸毁。解放后嘉庚先生回老家定居,他对修复旧宅一事全不考虑,而是集中精力去修建集美学校,自己就住在校委会楼上的一间小阁楼上。他的卧室设备十分简陋:一张老床,一张半旧的写字桌,一对大小不一的沙发,一床打了不少补丁的蚊帐,一个藤编的箱子,还有一把黑色的布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