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张学良：没想到墨索里尼的女儿会喜欢上我[转帖]
 

　　张学良

　　我（张学良）的烟瘾和我的这个大夫有关系，我犯了鸦片烟瘾，他就打一针解药。问题就在这儿，开始一天就打一针两针就行了，后来越打越多。烟瘾发作是什么感觉啊，难受啊！我那时候用句土话说，是活人叫死东西给管着。你要不能跟它应付完了，那你什么都做不了。

　　戒烟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说，不是我吹，一个人如果能把这烟戒了，那这个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说，烟瘾一犯，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烫得难受。那滋味呀！

　　这个人是外国人，德国(裔)的美国人，名叫米勒。他给我打一种药，我连着三天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中国医生，就不敢那么做。这个人他对我很好。他胆大。我那个部下跟他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了你，你的命可就没了！

　　这事是这样的，早先在奉天时代，米勒是孔祥熙认识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他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就帮上他点儿忙，捐了十万块钱。后来他用募捐的十万块在奉天建了一个小疗养院。后来，他又在汉口也搞了一个疗养院，我又捐了十万块钱。替老先生捐的这二十万块钱。这样，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

　　不过，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说了好多话，其中有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编者注] 戒毒一事，时间为1933年3月，张学良辞职后即飞往上海，戒毒即在此时。下面说的出国去欧洲，也是在这一年，回国时间是1934年1月。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儿)，我俩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齐亚诺，在中国当公使，后来叫墨索里尼给枪决了。

　　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京来，我招呼她、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处看看，吃吃饭，就这样。

　　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是这样子，她有一个秘书，是一个女的，一个意大利小姐，这个小姐告诉我，我才知道。不过她真是对我很好。临走她告诉我两句话，那时候我有嗜好(烟瘾)。她说，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就这两句话。

　　这个秘书小姐后来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人呐，简直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车送她到天津口。后去上海的时候，秘书小姐说她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说她哭什么？她说哭你不理她，你怎么一点也不理会她，她喜欢上你了。我说她喜欢上我有什么用呢？她说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难过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属于应酬招待，都是一种礼貌上的，人家说了我才知道的，那么这是一段。

　　后来我辞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针的时候见到她。给我戒针的美国大夫米勒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外国女的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问你戒针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所以，我后来就跟她到意大利去了，她也是拿专车把我接进去的。到了意大利，后来就待不了了，人家那么客气，对我那样好，所以，后来我就走开了。

　　我和她没有关系，完全是好朋友。我对她客气得很。

　　墨索里尼对我很好，我见过墨索里尼几次，我认为墨索里尼说的话也是好话。

　　我到那儿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带着任务的，他认为我有政治活动。他跟我讲，你到欧洲来是没有用的，现在欧洲自顾不暇呀。中国要想对付日本，意大利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能对付日本的，只有美国，英法都自顾不暇呀。

　　墨索里尼说得也对。

　　后来墨索里尼就非常地(发)火，为什么火了呢？我可惜了当时的那些信件，因为国联制裁意大利的时候，中国是一腔没发，同意完全制裁。他说，我意大利对你们中国这么好，你们还这样对我，非常气！回去大骂我，我说我不负政治上的责任。（文章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

胜利完成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转帖]
 

王树人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有部分女同志也在队伍之中，最后只有三十名女红军幸存。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三十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的情况所知不多，特别是她们分别与谁结为夫妻，更是不甚了解。故笔者现依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将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二十六位女红军及其一同长征的伴侣（包括长征到达瓦窑堡后结婚的）简介如下，供读者备忘。另外四位女红军的简介，则附在文后。

蔡畅和李富春：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在法国结婚。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等职。1949年春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建国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和名誉主席。1975年和1978年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90年9月11日病逝。李富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中共第七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975年1月9日病逝。

邓颖超和周恩来：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邓颖超（1904—1992），原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1925年加入中国****。1932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等职。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7月11日病逝。周恩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康克清和朱德：1929年，康克清和朱德在井冈山结婚。康克清（1911—1992），江西万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长征时曾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到陕北后，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和第五届主席、名誉主席，并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等职。1978年后连续当选为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1992年4月23日逝世。朱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于1928年6月举行婚礼，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贺子珍（1910—1984），江西永新人。1926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吉安党委妇委、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7年8月回国。建国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刘英和张闻天：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刘英（1905—2002），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央苏区少共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等职。长征时先后担任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地方工作部科长等职。1935年11月起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延安中央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机要和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10月，随张闻天赴东北开辟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文革”中和张闻天一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监护”达十年之久。1978年后，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等职。于2002年8月26日逝世。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刘群先和秦邦宪：1928年5月，刘群先和秦邦宪（博古）在苏联莫斯科结婚。刘群先（1907—1941），原名刘琴仙。江苏无锡人。1926年加入中国****。1927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原职。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妇女队队长、干部休养连工作组长。到陕北后，继任全总女工部长。1937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38年，随秦邦宪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1939年因病赴莫斯科治疗。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秦邦宪又名博古。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同王明一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李坚真和邓振询：1935年，李坚真和邓振询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1927年加入中国****。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中分局民运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92年逝世。邓振询（1904—1943），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中国****，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奉命南下参加组建新四军工作，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1939年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1940年起，历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江南区委副书记、苏南区行署副书记等职。1943年8月3日牺牲于江宁禄口高桥渡口。

李伯钊和杨尚昆：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苏联莫斯科结婚。李伯钊（1911—1985），重庆人。笔名戈丽。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后在闽西苏区、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话剧《战斗的夏天》、歌剧《长征》、小说《女****员》等。杨尚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钱希钧和毛泽民：1926年，钱希钧和毛泽民在上海结婚。钱希钧(1905—1989)，浙江诸暨人。1925年加入中国****。1926年开始在上海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1931年和毛泽民一起到江西瑞金，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合作社妇女主任等职。1946年到上海，任沪西区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化名周彬，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

陈慧清和邓发：1929年10月，陈慧清和邓发在香港结婚。陈慧清（1909—1983），广东番禺人。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仓库主任、粮食调剂局主任。1948年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邓发(1906—1946)，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廖似光和何克全：1930年，廖似光和何克全在广州结婚。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广东惠阳人。1934年加入中国****。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何克全（1906—1955），又名凯丰。江西萍乡人。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建国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谢飞和刘少奇：1935年12月，谢飞和刘少奇在瓦窑堡结婚。谢飞（1913—），原名谢琼香。海南文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与刘少奇分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联常委、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关押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刘少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越华和贺诚：1928年秋，周越华和贺诚在上海结婚。周越华（1904—1977），湖北广济人。1926年加入中国****，参加了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到陕北后曾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主任。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今射洪）人。1925年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金维映和李维汉：1934年，金维映和李维汉在江西瑞金结婚。金维映（1904—1941），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改名为金维映，并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到达延安后，曾任“抗大”第四大队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被组织送往苏联治病，同年5月抵达苏联莫斯科。1940年年底，病情加重，住进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治疗。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七岁。李维汉（1896—1984），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四、第六、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副主任。

王泉媛和王首道：长征途中，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经特批结婚。王泉媛（1913—），原名欧阳泉媛。江西吉安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兰州。1942年回到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关照下，被安排到禾市乡敬老院担任院长。1989年，得以落实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王首道（1905—1996），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

李桂英和戴元怀：1931年，李桂英和戴元怀结婚。李桂英（1911—），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长征时任总卫生部担架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俘，被关进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科长，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开除党籍，蒙冤十载。1978年7月恢复党籍。戴元怀（1909—1935），字安澜。江西泰和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旋入党。参加长征时任红八军民运部长。1935年，进驻云南扎西后，中央决定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戴元怀被任命为特委组织部长、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长。同年3月，部队在珙县大石盘与川军黄锦章团展开激战，戴元怀亲率通讯班，掩护部队突围，弹尽援绝，同全班战士牺牲于观音井。

危秀英和钟赤兵：1935年12月，危秀英和钟赤兵在瓦窑堡结婚。危秀英（1910—），江西瑞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建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钟赤兵（1941—1975），建国后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委、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小梅和罗明：1931年，谢小梅和罗明在厦门结婚。谢小梅（1913—2006），福建龙岩人。1930年加入中国****。1931年春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协处工作。长征途中因罗明负伤被留在黔北，曾两次被捕两次脱险。抗日战争时期，同罗明回到广东大埔，曾担任小学教员。1947年和罗明去新加坡。1949年秋返回广州大埔，在侯云山区妇联担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到广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学校当图书管理员，曾在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从事过工会工作。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按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2006年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罗明（1909—1987），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钟月林和宋任穷：1935年12月12日，钟月林和宋任穷在瓦窑堡结婚。钟月林（1915—），江西于都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长征到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在中央组织部从事档案工作，后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机要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吴富莲和刘晓：1933年7月，吴富莲和刘晓结婚。吴富莲（1912—1937），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1933年4月后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长征时任红军野战医院政治处干事。1935年10月调至红四方面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一团政委。1936年7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0月下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主动要求担负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重任，在戈壁滩上，与敌人浴血拼杀了三天三夜。吴富莲负伤被俘后，视死如归，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刘晓（1908—1988），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195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63年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书记。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出任外交部顾问。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1988年病逝。

杨厚珍和罗炳辉：1927年春，杨厚珍在赣州和罗炳辉结婚。杨厚珍（1908—1977），江西瑞金人。1929年11月，跟随罗炳辉参加吉安起义，从此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罗炳辉随红九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杨厚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当过厂长。1977年因病去世。罗炳辉（1897—1946），云南彝良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病逝。

李建华和罗若遐：1934年8月，李建华和罗若遐在瑞金结婚。李建华（1915—1946），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7月继续长征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1946年任合江省佳木斯市区委书记。罗若遐（1907—1988），又名岳夏。湖南浏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战略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玉和周子昆：1928年，曾玉和周子昆在井冈山结婚。曾玉（生卒年不详），湖南宜章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加入中国****。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周子昆（1901—1941），1925年加入中国****。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刘彩香和毕占云：1935年，刘彩香在长征途中的毛儿盖和毕占云结婚。刘彩香（生卒年月不详），后改名刘彩霞。江西赣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员。历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县委妇女部部长，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长征进入遵义后，她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子弟学校校长，20世纪60年代初病故。毕占云（1903—1977），四川广安人。1927年在湘军任营长。1928年率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一涵和袁国平：1929年，邱一涵和袁国平结婚。邱一涵（1907—1956），湖南平江人。1930年加入中国****。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病故，终年四十九岁。袁国平（1906—1941），1925年加入中国****。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1月12日，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

吴仲廉和曾日三：1930年6月，吴仲廉和曾日三在井冈山结婚。吴仲廉（1908—1967），湖南宜章人。1927年加入中国****。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和红军学校教官。1932年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政治指导员。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由张掖押到青海西宁，后押送到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并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昭雪。曾日三（1904—1937），又名曾日山。湖南宜章人。1928年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同年加入中国****。1929年起任红四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委。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后，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曾日三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九军任政治部主任。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九军代政委。西路军失败后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山区。1937年4月27日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最后被俘而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附录：

危拱之（1905—1972），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参加过广州起义。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科科长。1929年6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不久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等职。长征时在军委干部团担任总务科科长。到达陕北后任人民剧社社长、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信阳抗日挺进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妇女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因病长期休养。1972年2月8日逝世。

邓六金（1912—2004），福建上杭人。1932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上杭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到陕北后，任中共庆阳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妇女部巡视员、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院长等职。1953年由上海调往北京，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理事等职。2004年逝世。邓六金1938年12月在西安同曾山（长征时在江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等职）结婚。

甘棠（1910—1971），曾用名阚思颖、阚士英。四川南溪人。1926年加入中国****。1927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1930年起任中央苏区党的交通总站秘书、中央局妇女部秘书。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妇女科当科员。1935年3月，奉命到新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任党总支书记等职。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俘。出狱后经由潘汉年与罗世文接上组织关系。1938年冬任中共川康特委妇委书记。1940年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受到审查。建国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妇委副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惨遭迫害。1971年11月28日病逝。

萧月华（1911—1983），广东大埔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8月，被调到江西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收发员。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转为中**员。1938年任陕甘宁地委妇女部长。后任承德市区委书记、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劳动调动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公路局养路处副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等职。1983年身患癌症，因医治无效于同年11月3日逝世。萧月华1933年由组织安排，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奥地利人）在瑞金结婚。长征到延安后不久与李德离婚。

内蒙古自然资源的全国之首[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１）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ＯＣＲ

　　　内蒙古自然资源的全国之首

　　　　内蒙古是我国跨占经、纬度最多的省区，南自北纬３７°２４′
起，北达北纬５３°２３′，南北跨占纬度１５°５９′，南北直线距离约
１７００多公里。东起东经１２６°０４′。西抵东经９７°１２′，东西跨占
经度２８°５２′，东西直线距离达２４００公里以上。
　　内蒙古毗邻省区最多，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
西、陕西、宁夏、甘肃８个省区接壤。　　
　　内蒙古的稀土、铌、铍矿、硫铁矿、冰洲石、蛭石、玛
瑙等７种矿产储量居全国之首。　　　　
　　内蒙古草场居全国"四大草场"之首。从大兴安岭至居
延海，绵亘２０００多公里，面积达１３．２亿亩，占自治区总土
地面积的２/３，超过全国总草场面积的１/５。　　　　
　　内蒙古林木面积居全国第一位，共有２．４亿亩。其中以
兴安落叶松为主的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天然
林区和优良木材供应基地。
　　内蒙古地域辽阔，人均耕地３．６亩，居全国第一位。
　　内蒙古水面总面积为１３００万亩，人均水面占有量０．６４
亩，居全国之首。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达赉湖，是我国最大的草原
淡水湖，面积达２２００多平方公里。　　
　　内蒙古风力资源占全国风能总量的１/３，达五点四亿千
瓦/年，居全国第一位。　　

　　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田，已探明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１/
１０，是我国最大的煤田。

　　　　我国是世界最大稀土资源国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资源国，工业储量占世界探明储
量的８０％，而且品种全，质量优。起步于５０年代的我国稀土
工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迅猛发展。近十几年来，我国稀土
产量以年均４０％的增长率递增，稀土产量和生产能力跃居世
界首位，产品日益向高纯化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
国稀土的应用推广工作在８０年代取得重大进展，国产稀土产
品广泛用于机械、钢铁、有色、石化、轻纺、电子、农牧养
殖和高科技等领域，一些稀土应用技术已居国际领先地位。据
介绍，稀土的推广应用每年为国家多生产１３０万吨汽油，新
增粮油２亿公斤，节电２０亿千瓦时。稀土农用技术是我国独
创。１９８７年以来，全国施用稀土微肥的土地达１．３亿亩，新
增经济效益１５亿多元。

三位将军的婚恋史[转帖]

　　黄克诚大将:革命路上有知音

　　黄克诚第一次见到唐棣华,是在他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到苏北阜宁的时候。唐棣华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她并没有说几句话,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克诚一直带领部队在血雨腥风中与敌人拼杀,无暇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然而见到唐棣华后,他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钦佩的女孩子啊!告别了舒适的家庭,离开了能使自己获取功名的大学,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特别是唐棣华那聪慧、纯洁的目光,使黄克诚再也忘不掉。
　　唐棣华虽然年轻、单纯,但从每次黄克诚看她的目光中也感受到某些异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她也说不准,反正和别的同志在一起时的感觉不一样。他不仅是位难得的好领导,而且……如果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该会多么幸福啊!她天真地想。
　　有一次,阜宁县长宋乃德和唐棣华一起去找黄克诚谈工作。他对唐棣华说,黄师长为了革命事业,都快40岁了还没有成家,请她考虑一下可否嫁给黄克诚同志。宋乃德似乎有意叫唐棣华留下多谈一会,起身先走了,屋里只留下他俩。
　　这一次谈话,使黄克诚和唐棣华的关系明朗了。黄克诚向唐棣华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谈到自己经常复发的支气管炎,黄克诚突然问唐棣华:“陈赓,你知道吧?”唐棣华当然知道陈赓,但她却不知道气管炎和陈赓有什么联系。“陈赓经常笑我:黄瞎子,你这身体,最多活三年。大家都觉得我活不长。”黄克诚向唐棣华提出了一个值得她认真考虑的问题。唐棣华却很有信心地说:“你现在不过30多岁,这种病,也不是什么重病,只要注意身体,至少再活20年。”心爱姑娘的鼓励和安慰,使黄克诚很受感动。
　　“小唐,我很喜欢你,希望我们能永远生活在一起。”一次,黄克诚小声地对唐棣华说,那憨厚的神态像一位老大哥。唐棣华红着脸低下头,沉默不语,幸福的热流冲击着她的心房。黄克诚见唐棣华不说话,有点着急了:“怎么,小唐,你不同意吗?”“不,不,同意,同意。”唐棣华低声应答,却不敢抬起头来,那模样像是一个乡下小姑娘。黄克诚笑了,吃草根,啃树皮,转战大江南北,他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后来,唐棣华曾这样说:“那时的青年女学生把婚姻问题和革命连在一起,为了革命需要而结婚或者不结婚。如今组织上发话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当时只有一个顾虑:黄克诚是近视眼,我自己也是近视眼,将来有了孩子肯定也是近视眼。为了不影响下一代,我当时决定结婚后不要孩子。”
　　1941年,黄克诚和唐棣华结婚了,这对具有共同革命目标的人走到了一起,从此成为相濡以沫的亲密伴侣,共同度过了45载的风雨岁月。

　　陈再道上将:宿将“中计”结良缘

　　陈再道,沙场上的一员宿将。他曾用多少计谋诱敌上钩,然而却中了自己同志设下的美丽“圈套”,缔结了一桩浪漫而多情的婚姻。
　　l938年初,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年近而立的陈再道任司令员,卜盛光任参谋长。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司令员出谋划策,可卜盛光的职责似乎并不仅限于此。
　　卜盛光牢记着陈赓旅长给他下的“帮陈再道找个好老婆”的特殊“命令”。一次,他和陈再道一起去河北南宫县妇救会走访,俊秀活泼的姑娘张双群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心细如发的卜盛光似乎从陈再道与张双群的偶然接触中窥测到了点什么,他有意从中撮合。
　　“喂,人家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哩!”返回途中,卜盛光“谎报军情”,陈再道却缄口不语。
　　“你要是不说话,那可就算是默认了。我要以你的名义去给双群回话去了!”说罢,卜盛光一扭头便朝妇救会走去。“站住!”陈再道压低声音吼道。卜盛光站住了,呆呆地看着陈再道。就那么对望了好一阵,陈再道“噗哧”一声笑了:“关你屁事。”说完,又径直朝前走去。
　　卜盛光愣了。关我屁事?他反复琢磨着司令员的话,恍惚间忽然明白了什么,摸着后脑勺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卜盛光的话正中陈再道的下怀。老实说,第一眼看见张双群,他就觉得那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至于娶人家为妻,他可压根没那么想过哩!但经卜盛光这么一点破,他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特别是老卜一说姑娘已经同意,只是要他陈再道表个态,他心里可真是又惊又喜,只是碍于情面,话实在不好说出口罢了。回到纵队司令部,他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张双群的影子。智勇双全的陈再道,不知不觉中了卜盛光的计。
　　正当陈再道心神不宁地在纵队司令部的小院子里踱步的时候,张双群也同样被卜盛光拉入了爱的魔圈。原来,刚回到司令部的卜盛光看到陈再道默许的态度之后,他兴奋极了,立即又从司令部返回妇救会,高兴地向姑娘通报说司令员看上了她,要张双群尽快表个态。他还特意拿了一份陈再道的个人简历,说是陈再道让她“参考参考”。
　　送走了卜盛光,张双群显得十分激动,她茶饭无心,便索性点灯看起书来,可是精力又总是集中不起来,陈再道的影子总是在她眼前晃动。她拿起笔,铺开了信纸……
　　还是参谋长棋高一着,由卜盛光导演的一出喜剧上演了。这天一大早,张双群突然接到东进纵队司令部转来的通知,说陈司令员约她务必去一趟,并且说有事相商。
　　张双群如约来到纵队司令部时,陈再道正在接电话,他示意张双群坐下。等接完电话,他开腔了:“双群!”一句话,把老革命与新同志之间的差别全叫没了。张双群羞涩地望着地下“嗯”了一声,两手不停地搓着。“你来这儿干什么?”陈再道问道。“不是您今天一早通知我来的吗?”张双群用诧异的目光望着对方。陈再道如梦初醒:“傻瓜哟,傻瓜,你又让人家给骗了!”

　　说着,他自言自语道:“又是这个老卜捣的鬼!”张双群顿时觉得有点不自在,嗫嚅着说:“既然没有什么事,我就不打扰您了。”说着抬腿要走。陈再道双手一拉,说:“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再走嘛!”说着就踱开了步。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双群,你的那封信,我看了……”
　　陈再道的半句话,像一柄小槌,敲得张双群的心咚咚直跳。她突然感到自己那封信似乎写得有点冒失。司令员会不会拒绝呢?她越想越紧张,似乎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陈再道那半句没说完的话一直憋了半天,才像带着部队向敌军阵地冲锋似的,一捋袖子,然后右手握拳在空中一挥,猛地拍在桌子上:“咱俩的事,就这么定了!”张双群被这种特殊的爱情表现形式逗笑了,两片幸福的红云,飞上了她的双颊……
　　l938年l1月,陈再道和张双群结为伉俪。从此,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54年的人生旅程。

　　魏传统少将:百年好合诗为媒

　　将军书法家魏传统有一颗澎湃的诗心,他与刘超结为伉俪就是以诗为媒的。
　　出生于四川达县一个贫苦农家的魏传统,1933年加入红军,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茫茫草地,在集镇山村,他四处奔走,积极开展宣传鼓动活动,到处书写张贴革命标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着诗人才子美誉的他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干部教育科长。
　　1938年,刘超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宝塔山下结识了魏传统。魏传统与刘超是同乡,又是她姨父的学生。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年长10岁的“同志哥”,刘超自然由衷地感到欣慰。
　　也许是诗人生性浪漫,也许是一见钟情,这位“同志哥”一认识刘超,就打起了这位“小妹”的主意来。当时,刘超身边有许多追求者,并没有把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可魏传统却痴心不改,常常走上十几里山路去登门“拜访”。
　　“伸出你粗大的手,永远活在你的足下。”魏传统单刀直入,第一次向刘超射出了“诗箭”,可她没有反应。硬攻没有奏效,他便改变策略,“迂回作战”。他夸她是“陕北永不褪色的小白花,纯洁而又不凋谢”。见刘超还是躲着他,他不急不恼,摘一朵玫瑰送给她,似是对花其实是对她吟道:“玫瑰啊!你有香有色,可你却有刺。”强攻之下,刘超实难招架,便将她的女伴介绍给魏传统,以转移“目标”,因为她当时的确不想这么年轻就处理婚姻大事。没想到魏传统非常生气,而且毫不退却,随后更是加大了攻势,诗像狂舞的雪片向着刘超纷纷飘来,有时他还把写着诗的纸片揉成一个小球向她掷来。在“诗弹”的轮番轰炸下,刘超心里的防线终于被突破,只得“束手就擒”,接受了他的爱。
　　后来,有人打趣地问刘超:“魏传统究竟给你写了多少情诗?”她坦白“交待”说:“太多太多了!我无法统计。如果出诗集,几十本恐怕也难以包容下。”
　　硝烟弥漫的战火洗礼,和平年代的重重考验,刘超和魏传统达到了心灵的默契,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
　　满头飘雪的刘超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说婚前对传统的了解只是一个侧面的话,那么婚后传统把他丰富的感情世界全部给了我。我与他经常在一起吟诗赋词,相知相伴。他经常对我开玩笑:刘超,你当初不愿嫁给我,现在明白了,选择我是你一生的幸福。”

皇太后竟然把儿子拉上凤床[转帖]

据《南史·宋书》记载，南朝孝武帝时，“太后居显阳殿。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这意思就是说，皇太后居住显阳殿时，皇上经常进入皇太后的房内留宿，因此惹得民间一片哗然。

说起来，这位南朝宋文帝时的皇太后，就是南朝有名的绝世美人路惠男，她与皇帝儿子宋孝武帝刘骏同床共枕竟达十二年之久。孝武帝刘骏，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原为武陵王。没想到这刘骏虽然身担“孝武”之名，却是一个最为不孝逆忤的恶子。那么，堂堂一位母仪天下的皇太后如何与皇帝儿子凤倒鸾颠、共赴巫山、“同享美好时光”？如何做出这遗臭万年的母子乱伦的逆天丑行呢？这还要从这位皇太后进攻的时候说起。

宋文帝刘义隆在元嘉元年做了皇帝之后，也就同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一样，广纳嫔妃，以充后宫。文帝的这些妃子，自然都是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其中有一个叫做路惠男的妃子，就长着沉鱼落雁之容、闭花羞月之貌。她刚入宫时便十分受宠，很快就被文帝封为淑媛。可她为人心地善良，又不善于奉迎，这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又怎能长期受宠呢？因此她在生了儿子刘骏不久后，就失去了文帝的宠爱。刘骏到了五岁时，被封为武陵王，必须要到封地武陵居住生活。因此时刘骏年纪尚小，作为母亲的路淑媛便请求文帝让她去武陵以便照料儿子的起居。这一年，貌美如花的路淑媛才二十四岁。

刘骏母子离开了皇宫，也远离了宫廷中尔虞我诈争斗的风烟，母子俩在武陵相依为命，日子倒也过得舒心惬意。随着刘骏渐渐长大，按宫廷惯例路淑媛也该回返皇宫了，可她因为早已对宫廷生活已是心灰意冷，同时也舍不得儿子，所以一直不肯回宫。此时的刘骏更是舍不得自己母亲，甚至到了一日不见母亲便一日寝食难安的地步。在他刚懂男女之事时，就常会梦到与母亲相拥的情景，醒来后他虽然会自责不已，可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味那经常出现的梦境。有一次在母亲午间小睡之时，他无意之间误闯了进去。当他看到母亲美丽的脸庞，薄衣紧裹着的美妙的身段，修长的大腿，光洁诱人的双脚时，他全身的血立即沸腾了。这件事过去之后，当他再和母亲一起相处时，常常会产生难以言传的冲动，为此他苦恼不已。当刘骏长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母亲为他开始挑选了几个年轻貌美、风姿绰约的妃子了，但他感到这些妃子都不能让他产生像见到母亲时的那种奇妙的冲动。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刘骏已经二十三岁了。这时他已是都督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以及晋熙、新蔡等四郡诸军事的中郎将和江州太守。这年正月，京城建康发生叛乱，太子刘劭勾结二弟始兴王刘浚杀死了父亲文帝，自立为帝。刘骏闻讯后，在母亲路淑媛劝导下，在手握兵权的大将沈庆之的支持下，刘骏下令誓师起兵，讨伐刘劭。同时刘骏还向四方诸镇发布讨伐檄文，让他们共同发兵讨伐刘劭。各州郡接到檄文后，全都起兵响应。就在当年五月间，几十万勤王大军饮马长江，攻入建康，杀死刘劭，平定了叛乱。

刘骏登基称帝后，立即册封母亲路淑媛为皇太后，封立妃子王氏为皇后，并派人马上去接她们进京。刘骏从未和母亲分开这么长时间的，这些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记挂着母亲。现在讨伐成功，自己坐上皇位，他更是迫不及待地想与母亲团聚，与母亲一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刘骏已準备好，等到母亲一来到，就要为她举行一个盛大的册封典礼，他们母子多年来饱受冷遇，是该好好补偿一下了。

离开京师已经十六年的路太后终于回到了京城，刘骏亲自出城迎接。母子相见之时，也顾不上礼仪了，紧紧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当天晚上，刘骏在睡梦中梦到临幸一个妃子。正当他如痴如醉之时，猛然间发现那个妃子竟是自己的母亲！不知为什么，刘骏在发现自己汗湿重衣以后，更感到自己极为兴奋地不能自持。

第二天就是册封皇太后的大典，刘骏因为昨天夜晚的梦境，在面对母亲时难免有些不自然，而盛装在身的母亲又是那么雍容华贵，那么端庄美丽！虽已四十出头，可岁月却没在她脸上留下什么痕迹，无限的风韵仍是那样的慑人心魄。刘骏不愿再看自己的母亲，可又忍不住、同时也不能不去看。他不禁盼这册封典礼快些结束。可当典礼结束时，看着母亲离开的身影，刘骏心中却感到一阵难言的失落。

册封典礼结束后，接着就是盛大的祝贺宴会。在后宫的宴席中，一时许多皇亲贵戚、王公大臣争相向太后敬酒。路太后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儿子竟能成为皇上，自己竟能被尊封为皇太后，她感到这一切象做梦一般，恍惚之间，她几乎来者不拒，杯来即干。这样，她很快就不胜酒力，几乎玉山倾倒。于是她匆匆和众人话别后，就由宫女扶着回宫里宽衣就寝了。

刘骏在祝贺的宴席上与亲贵大臣们也喝了不少酒，看到母亲不在宴席上，就问道太后哪去了，皇后告诉他太后喝多了，已回宫里睡了。刘骏听到母亲已睡了，不禁一阵兴奋，他猛然想起了小时候那次看到母亲午睡时的情景，那使他终身难忘的情景。借着醉意，刘骏带了两个太监，飞快地赶到太后的寝宫显阳殿。

进入显阳殿，刘骏慢慢走近母亲床边。红烛之下，只见母亲半裸着身子，散发着阵阵诱人的芳香。真可谓丰态旖旎，玉软香温。刘骏痴痴地站在母亲床边，贪婪地看着母亲的睡态。母亲美丽的脸庞，薄衣紧裹着的美妙的身段，光洁修长的大腿，白皙诱人的双脚，再次撩动刘骏不可遏制的欲火，而这欲火比以前那一次更为强烈。刘骏在一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跨出了与生母乱伦的第一步。

第二天，当刘骏向母亲请安的时候，太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待儿子一如往常。刘骏见状，也安下心来。昨天晚上的一夜风流，使刘骏刻骨铭心，他在母亲身上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也让他益发离不开徐娘半老的母亲了。

没过多久，这天刘骏在饮宴过后，再次来到母亲寝宫，把母亲抱住向她求欢。在刘骏再三央求下，他的母亲，贵为一国之母的路太后终于答应了自己的儿子要行苟且之事的愿望，两人宽衣解带，相拥入帐共行云雨之事。如果说上一次还只是儿子刘骏的一相情愿的话，那么这一次便是母子二人双双坠入为人不耻的乱伦的深渊。

从此以后，刘骏就常常去皇太后寝宫与母亲寻欢作乐。路太后刚开始只是爱子心切，可慢慢的也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对儿子也产生了夫君之情，母子二人就再不能分开了。

刘骏三十六岁时就死于皇宫的玉烛殿，尽管他一生也有不少的宠妃，可与自己母亲却一直保持着的乱伦关系。这使他成为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唯一与亲生母亲乱伦的荒唐皇帝。《魏书》就曾经记载：“骏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秽污之声，佈于欧越。”

中国鲁迅学史上的新发现[转帖]
 

　　中国鲁迅学史上的新发现

　　■张梦阳

　　　　早在1936年，柯灵主编的《铁报》文艺副刊《动与静》就点名批判张春桥，报道了鲁迅将发表《三月的租界》一事，引起中国鲁研界和现代文学界的浓厚兴趣。

　　“南天一柱”郑心伶先生主编的《鲁迅世界》，2008年正式出刊以后，受到广泛好评。最近又在第四期上披露了绍

　　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张理明先生的最新发现：早在1936年，柯灵主编的《铁报》文艺副刊《动与静》就点名批判张春桥，报道了鲁迅将发表《三月的租界》一事，引起中国鲁研界和现代文学界的浓厚兴趣。

　　1936年4月至7月间，柯灵接手主编小型报《铁报》的文学副刊《动与静》（日刊），大量刊发与左翼文学、特别是与鲁迅有关的报道、特写、评论和新书出版介绍。其中有《鲁迅不满张春桥因为他滥讦〈八月的乡村〉将为文加以驳斥》（5月4日第2版，署名苡）一文。披露鲁迅看了“张春桥在《大美晚报》的副刊《火树》上面，写了一篇批评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很有点表示不满，并提前透露道：鲁迅“当下就提起笔来，写了一篇驳斥的文章。因为张春桥虽然看不起田军，以为田军的生活经验不够，实际上张春桥自己，是连东北义勇军的影子也没有见过的，信口雌黄，自然叫人难于信服。据说驳斥的文章，将发表在《夜莺》的第三期上”。

　　这一个新发现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以下三点意义：

　　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媒体披露了鲁迅30年代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对狄克、即张春桥的批判。但是由于环境限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发掘得很少，仅限于为当时的政治批判服务。而张理明先生的这一发现，向现代读者表明：当年柯灵主编的《铁报》在鲁迅文章发表之前就透露了这件事，并直接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使读者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了30年代鲁迅对周围文化人的态度、左翼文化界的氛围与对鲁迅的反应以及张春桥在其中的处境，从而对中国鲁迅学史当时的横断面加深了认识。

　　二、报刊对鲁迅的各种反响和评论以及正式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构成了一部鲁迅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卷1分册、1千万字，按时间顺序汇编了1913-1949年国内报刊对鲁迅的各种反响和评论以及正式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对鲁迅研究的历史和所选编的鲁迅研究资料作了概括和评述，为研究中国鲁迅学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但是当时虽然也锐意穷搜，力争无所遗漏，而由于各方面的限制，终归留下许多欠憾。理明先生的发现，弥补了一些缺憾。作为个例，理明先生的这一发现，说明柯灵在他编下的报纸杂志上有目标、有筹划地刊发鲁迅研究文章，其长期性、连续性和艰苦性在鲁迅研究史上是位于前列的，所作出的贡献和推动也是非常突出的。柯灵应该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业绩非常杰出的一位研究家，以后的中国鲁迅学史应该将他的文献补写进去。

　　三、对张春桥其人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理明先生发现的文章中对张春桥这样评价道：张春桥“在这文坛上的历史虽不算很久，作品也相当的多，可惜还没有一篇怎样成熟令人满意的作品”。以微讽的笔调描述张春桥的模样：“天气冷的时候，他只穿着一件黑粗布的夹袍子，热哩！就老是一件蓝布大褂儿，袖子与腰身是那样的小，紧裹着胳膊和腰杆子，脸子是相当地白嫩的，要不是他有着高大的个儿，谁也会疑心他是一个娘儿们。”另据2008年11月2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所载邓广铭后人邓可因所写《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言：被邓广铭先生批评为“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错误”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并不是施蜇存、阿英所做，而是他们雇用张春桥等人标点的。据陈白尘回忆，30年代他曾与张春桥住在一间陋室中，张春桥虽然落魄，但竟有一箱精装的书，不知从哪里来的。60年代陈白尘遭批判整肃，要调离北京，到其他城市。他本打算去上海，但有好心的朋友提醒他不要去，因为张春桥正在那里当权，肯定会对过去的知情者打击报复。当然，也如鲁迅所说，张春桥30年代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罪过”，如无后来的恶行，是不能以此定罪的。然而，这些事实的披露，终归让人们洞悉了张春桥后来在“文革”中与江青沆瀣一气，对30年代左翼文化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历史渊源与内心动因。作为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一个侧影的中国鲁迅学史，增补进这些内容，会加强历史的纵深度。

　　张理明先生任职于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长期致力于柯灵研究，2008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近四十万言的《柯灵评传》。这个重要发现是他在查阅柯灵有关资料时获得的。我们应该感谢他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所获得的这个发现。

　　附原文如下：

　　鲁迅不满张春桥

　　因为他滥讦《八月的乡村》

　　·将为文加以驳斥·

　　　　张春桥这名字，我们常可以在各大报及杂志的文艺副刊上看得见。他在这文坛上的历史虽不算很久，作品也相当的多，可惜还没有一篇怎样成熟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据说，他是非常地用功的，每天在亚尔培路的明复图书馆，可以碰得见他，不是拿着一份报纸，就是捧着一本月刊，埋着头默默地在那儿读着。天气冷的时候，他只穿着一件黑粗布的夹袍子，热哩！就老是一件蓝布大褂儿，袖子与腰身是那样的小，紧裹着胳膊和腰杆子，脸子是相当地白嫩的，要不是他有着高大的个儿，谁也会疑心他是一个娘儿们。态度非常地沉静，走路轻得不能再轻，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女人。

　　　　最近，张春桥在《大美晚报》的副刊《火树》上面，写了一篇批评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字里行间对该文未免有所不满，说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田军，大有在东北义勇军里，再混过几年的必要。意思是指《八月的乡村》太浅薄。这样的批评，自然难免有些不当，所以鲁迅  先生看见了这篇文章以后，很有点表示不满，当下就提起笔来，写了一篇驳斥的文章。因为张春桥虽然看不起田军，以为田军的生活经验不够，实际上张春桥自己，是连东北义勇军的影子也没有见过的，信口雌黄，自然叫人难以信服。据说驳斥的文章，将发表在《夜莺》的第三期上。

难忘：1945.9.9[转帖]

湘西雪峰战役前后，蓄势已久的反法西斯正义力量，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地打击法西斯。欧洲战场上，苏联军队强渡粤得河，进入波兰，对柏林展开最后的反攻。而西线盟军，此刻也从法国进入了德国作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占领莱特岛，日军一败涂地，海军几乎倾巢覆没不说，光是地面部队伤亡人数就达7万余人；一个多月后，硫磺岛的血战又是惨不忍睹，守岛的两万日军除216人被俘，其余尽歼；到了3月24日，日本本土最后一个前卫堡垒——冲绳岛，也被美军捣了个底朝天，11万日本陆军阵亡，20万岛民葬身于火海。之后，美国飞机驾临日本本土上空，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重要城市，在美军“超级空中堡垒”的呼啸声中，相继变成废墟和焦土，几乎全日本都是火光冲天，硝烟滚滚。纳粹德国禁不住苏军和盟军的毁灭性打击，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美、中、英三国在7月以宣言的形式，发表《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再不投降即将遭到毁灭性打击。然而，日本的战车没有刹住。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丢下了原子弹，杀伤日本人民20万，给了日本政府致命的毁灭性打击。两天后，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9日，苏军远东军兵分三路，万炮齐鸣，震撼天地，在5000辆坦克的掩护下，同时向中国东北和朝鲜迅猛推进，日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烟消灰灭。
　　8月9日，中国****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解放区军民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各路大军进军神速，作战英勇，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共毙伤日伪军35万人，攻克和收复县城250座，据点740个，解放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1870余万，并使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世界性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浪潮中，日本政府诚惶诚恐，没有任何方式能够阻挡这顽强破壳而出的新生力量，在绝望中，他们不得不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　　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同意任命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负责占领日本。8月19日，日军副总参谋长川边中将率领代表团前往马尼拉，向麦克阿瑟交出了标明有关战俘营及日本军事设施方位的文件和地图。双方商讨了受降事宜。8月28日，美军258艘军舰，开进了东京湾。9月2日，在横滨附近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9月3日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中国战区，中日双方代表于8月20日在湖南芷江洽商在全国各地办理受降事宜。确定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1945年9月9日9时，是5亿中国人民最有意义、最难忘的时刻。此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签下了投降书。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和外国签订了近百个条约，惟独这一次是胜利的、平等的。中国人扬眉吐气，遭受日军大屠杀的南京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各机关团体、工厂、院校、商店，到处挂满了国旗，主要街道上扎起了松柏牌楼，牌楼上高高悬挂着的两面国旗间，夹着鲜红夺目的“V”形标记，在青翠的牌楼中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八年来，人们第一次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南京人一大清早纷纷涌到冈村宁次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要亲眼目睹这个杀人魔王失败后的表情；许多人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签降实况广播。
　　8点多，日军签降代表冈村宁次等七人，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下，分乘三辆小车，从青岛路1号出发，在人群的喧闹声中，向黄埔路驶来。车后卷起滚滚灰尘。一路上，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有人放鞭炮送瘟神，有人扔石子、掷西瓜皮，气愤的人群挥舞着拳头。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门上，扎了彩色牌楼，牌楼中间嵌着“和平永奠”四个金色大字。总司令部广场旗杆林立，悬挂着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
　　会场布置奇特壮观，具有欧美风格。礼堂中央高悬着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照片，屋顶上垂下宽大的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四周摆满了鲜花和松柏，中间设了受降席和投降席。受降席由三张方桌拼起，对面的投降席由三张美式长条茶几拼起，上面均用白布铺着，受降官坐的是皮包弹簧椅，投降官坐的是布包弹簧椅。据布置会场人员回忆说，最初为避免威胁感，布置的是西方圆桌方式，美国顾问团检查会场时，训斥了布置会场的人员，指定改为对立的长方桌。美国顾问团在检查仪式程序表时，发现有允许“日方佩戴刀剑入场”的字样，甚为恼火，命令立即划掉，并要日方代表个个剃光头入场，以显示日方战败输光。在受降席与投降席四周是威武的武装士兵。他们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少将率领，于9月2日抵达南京的。为什么选新六军警卫会场呢？因为新六军曾在缅甸战败了日军王牌军第十六师团，由他们警卫，对日军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士兵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紧握着冲锋枪，增添了会场的肃穆紧张气氛。受降与投降席两侧坐的是从重庆飞来的少将和省长以上接受大员们，以及美、英、法、苏、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官代表团和中外新闻记者、摄影师。

8时56分，礼堂所有电灯打开了，强烈的灯光下，首先由中方受降代表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领四名受降官员进入会场。全场起立，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他们步入受降席。何应钦居中，他的左侧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参谋长中将萧毅肃。翻译王武能上校立于何应钦身后。其实中方代表个个能用日语会话，翻译为虚设。
　　日方投降代表的车到了陆军总司令部门口，在军警林立的人墙中驶入礼堂钟楼前停车，因签字仪式还没开始，他们被引入礼堂左侧的休息室小憩。　　8点58分，中方代表入场后，日方代表在王俊和王武参谋引导下进入会场。他们行至受降席前，并排立正脱帽向何应钦作45度鞠躬，何应钦点头，伸手示意，他们方落座投降席。冈村宁次居中，左侧是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作战参谋，右侧是海军司令官中将福田良三，台湾驻军陆军中将谏树春三参谋长，陆军第三十八军参谋长大佐三泽昌雄等。冈村宁次脱帽放在桌上，其余脱帽放在膝盖上，个个挺胸昂坐，双方代表对坐相视，默默无语。
　　主持受降仪式的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关系很不一般，他早年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与冈村宁次同班，俩人脾气相近，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辛亥革命爆发，何应钦回国参战，俩人有书信来往。日军入侵东三省，1933年又进攻长城沿线，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长的何应钦奉蒋介石旨意，派熊斌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政府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治华北的无理要求，何应钦秘密约见冈村宁次高桥密谈，私下达成协议后，由梅津美治郎公开向何提出取消在河北的中国党政机关和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7月6日，何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要求。何梅之间协议史称《何梅协定》。这年秋天，何应钦调南京升任陆军总参谋长。第三天，当他得知冈村宁次到南京出差，住在日本大使馆的消息时，不顾当时南京学生和市民正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在新街口一家大饭店设宴招待冈村宁次。这一举动连冈村宁次都感到十分意外。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何应钦这个亲日派十分可爱。”　　言归正传，日方代表的光头在强光下油光发亮，冈村宁次表情沉稳，但脸色如同白纸毫无血色，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内心的沮丧。8月15日以后，他的心情一直很差，晚上难以入眠。他从1915年率部攻打我国青岛起，先后在中国30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离不开他。他十分担心中国人会和他算总账，以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他认为自己将被处以死刑是毋庸置疑的，他曾几次想到剖腹自杀，制造震惊中外的新闻，以显示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由于何应钦派人秘密监视而未能实施。他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我今天面临投降这一未曾有过而且意料不到的事实，心中甚为不快，十分懊恼，但在受降仪式上尽量保持沉着冷静。”
　　日本投降如此迅速，这是冈村宁次意想不到的，连何应钦也没有思想准备。
　　这年春夏，盟军反攻之势迅猛异常。7月18日，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末兹元帅率第三舰队进捣东京湾，瞬间，日舰队被横扫殆尽。日本接近灭亡时刻，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首相铃木代表天皇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以必胜信心继续作战，帝国不理睬这类劝降鬼话。”同时，何应钦在重庆接收记者采访时说：“我看不出日本即刻败亡迹象，估计还要八年，除非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和我们一起打。”苏联出兵东北，八路军、新四军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向日军大反攻，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在巨大重压下，8月9日晚11时30分，在防空洞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会上，主战派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与主和派外相铃木争吵不休，至凌晨4时，天皇不耐烦地打断双方争论，声明投降，并决定通过中立国瑞典，向中美英苏四国转达无条件投降决定。但主战派不服，8月14日上午9时，参谋总长还向冈村宁次下达继续持久战命令。9时30分，日方收到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于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等候投降的通知，主战、主和派才停止争吵，8月15日11时，日政府向全国广播天皇投降诏书。
　　冈村宁次对这一切内幕情况了解甚少，这天9时30分，他收到东京陆军次长关于11时收听广播通知，当时还不知道广播内容。当他从广播中听到天皇宣布投降诏书时，目瞪口呆，手足冰凉，他在日记中写到：“正午，总司令部全体人员，按平时遥拜式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拜听广播诏书，悲极无泪，我即向全体人员训示，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有的罪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第二天，冈村宁次打电报给东京大本营，称述百战百胜的皇军向重庆窝囊废政府投降，实不甘心。一直到8月17日，他那骄横傲慢的口气才稍有收敛。
　　冈村宁次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内心万般痛苦，表面却若无其事，他挺着胸脯，昂着头。会场上，尽管几十个摄影记者围着他照相，他却像庙里的菩萨，纹丝不动。9时零4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验签降证明书，坐在左侧的小林浅三郎应声从公文袋中取出证明书（事先规定双方参谋长担负签降事务工作），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一鞠躬递送上去。何验明后将证明文件留下，示意参谋长萧毅肃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本分两份送给冈村宁次签字。冈村宁次起立鞠躬接过投降书，一目数行翻阅，小林在旁磨墨。投降书内容，早在8月2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湖南的芷江镇举行过洽谈，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南京办理正式签降手续。况且在9月8日晚，何应钦已派人将投降书秘密送给冈村宁次过目，并给他留下了一句话：冈村宁次战后表现良好，蒋主席十分满意，日后会表示谢意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表现良好，无需解释，冈村宁次心领神会。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及所属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命令，向人民军队投降。8月16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他面临两份电报，前思后想：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贵州，一时赶不到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接收，鞭长莫及；而八路军、新四军就在这些城市附近，接收的事本是唾手可得，关键的决定权就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中。他左右权衡，认为蒋介石代表政府，听他的话，日后处理战犯就在他一句话，为了自己的利益，他选择了后者。于是，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接收。国民党在审理战犯时，无罪释放了冈村宁次，这就是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回报。
　　冈村宁次草草浏览投降书，手握毛笔在投降书的文本上用中文签上“冈村宁次”四个字。
　　从笔迹可以看出，他签字的手颤抖得厉害，一横一竖像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签完字，他从右边口袋中取出水晶石图章，在嘴边哈哈气，在签名旁盖了章，而后吩咐小林浅三郎将两份投降书递给对面的何应钦，还抬头向何应钦点点头。何应钦起身双手接过投降书，场内一阵骚动，美国顾问团麦克鲁将军和柏德诺将军气愤而又无奈的相视摇摇头，对何的举动深感不满，作为胜利者何应钦的举动丧失了威严。此时何应钦也意识到自己举止不妥，立即坐下提笔在文末的“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后签了名。他握笔的手极不自然，笔画呆板。随后盖了章，留下一份，将另一份交给萧毅肃送给冈村宁次。随后他又从皮包内取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再转交给冈村宁次。命令规定从9日起，取消冈村宁次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职务，10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总司令部改称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处理日军投降一切善后事务，不得自行发布任何命令，各地区的日军司令部和司令官一律仿效以上变更名称。
　　冈村宁次接过一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在证上签名盖章，由小林浅三郎送交何应钦。整个签降过程只有20分钟，9点20分，何应钦宣布受降结束。日军代表由王俊引导出场，乘车离开礼堂。此时，中日战争画上了句号，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
　　此时何应钦对着麦克风向全中国及全世界宣布：“我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民，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时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纪元。”站在一旁的鲍静安立即用英语重复一遍。接着，全体人员退场。这天中午，何应钦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在励志社（今南京中山东路307号）设宴招待盟军代表及中外记者，以示庆祝。据可靠人士透露，此活动事先并未安排，分析原因可能是何应钦为自己在受降时的不妥举止挽回影响而临时安排的。但是，纸包不住火，有些记者不领他的情，仍在报纸上披露了这件事。

　　花开花落，沧海桑田，受降仪式至今已五十六年了，当年受降旧址现在仍保存完好。新中国建立后，这里作过华东军大、军事学院、南京军区的礼堂。几经修缮，比原来更加辉煌，更为壮观。礼堂前还修建了高大的毛泽东巨像。每年春天，礼堂前的草坪和花圃里，绿草成茵，鲜花盛开，彩蝶飞舞。这一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地已成了人们散步休息的好去处。
 

彻底铲除效忠个人的封建余孽 [转帖]
 

　　经历了数千年皇权一统的中国，一直以来向国民灌输效忠于主子的封建专制思维。在中国历史上再残暴的主子都能豢养几个死心塌地、忠心不二的太监奴才。以张勋为例，满清灭亡后，张勋牢记老佛爷“服制不可更改；辫发不准剃；典礼不可废”的圣训，手下的军队保留大辫子(俗称辫子军)，并在1917年导演了复辟的历史事件，其奏请溥仪复辟帝制的奏折中说：“…….见我同胞，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既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而今21世纪了，效忠个人的死心塌地、忠心不二的太监奴才依然存在，在台湾他们效忠于贪污犯陈水扁。2008年11月15日，高雄市的铁杆扁迷北上包围台北看守所，并在现场叫嚣：“司法不公!”，随后集结转往离扁最近的忠一舍巷道，在巷内高喊：“阿扁加油!”，约一个多小时后才搭游览车离去。2008年12月3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陈水扁二次收押，铁杆扁迷再次在法院外叫嚷“司法不公”。

　　在大陆，21世纪的效忠个人的死心塌地、忠心不二的太监奴才则疯狂为中国最后一个“万岁万岁万万岁”招魂，并颠倒黑白、捏造史实为文革涂脂抹粉，美化动乱历史。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美化文革、为封建迷信招魂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有一丝一毫的立锥之地，但在12月26日来临之际，他们还是在势力所能及的少数几个网络论坛兴风作浪，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吹确立每年12月26日这一天为“人民节”。对于他们的无耻招魂行为，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有力的反击与批判，如“批判太监式爱国”、“新式太监的崛起”、“网络太监和网络红卫兵在垂死挣扎中走向灭亡”等等。

　　对于文革，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这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自觉的行动，但是网络太监、网络红卫兵在为封建迷信招魂的同时颠倒黑白、捏造史实为文革涂脂抹粉，美化动乱历史。

　　海峡两岸极少数不时兴风作浪的封建残渣余孽提醒中国人民，必须彻底铲除效忠个人的封建余孽，尤其是必须彻底铲除那些死心塌地、公开与人民为敌，公开挑战人类道德底线和文明底线，为效忠主子个人而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太监奴才。

成语数字趣谈[转帖]
 

　　翻开成语词典就能发现，成语把所有的数目字全都用遍了。从一到十，从百到万，如：一鼓作气、二姓之好、三人成虎、四面楚歌、学富五车、六尺之孤、七窍生烟、八拜之交、九鼎大吕、十恶不赦、百废俱兴、千金买骨、万流景仰。
　　不过，这都是整数数字。其实，非整数数字也进入了成语。如：半途而废、半壁江山。还有两
个成语：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两”和“双”是数字“2”的不同表示法。这些例证说明，所有的数字，包括整数、分数以及数目字的不同表示法，都进入了成语。

　　多数成语都是由四个文字组成的，在这十分有限的文字中，数目字有时被“连用”。比如：五光十色、三头六臂、七上八下、九死一生等等。这些成语均含有两个数目字。也有个别成语纯粹由数目字组成，如三三两两、一五一十。

　　（《北京晚报》12.2　冯又松文）

三年饥荒时期中国援外百亿,赠几万吨粮食[转帖]
 

三年饥荒时期中国援外百亿 赠几万吨粮食

2008-12-31 08:54:49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网友评论 665 条 点击查看

　　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王稼祥在1962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 本刊记者/罗雪挥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

王稼祥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来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记者查阅了外交部相关的解密档案，2008年11 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 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不断佐证了这段历史。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正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在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里：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援助带来的友谊是无价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适合老挝9月初播种；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我驻老挝使馆汇报，当时的老挝领导人富马当即说比如“美国即使对老挝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与邻国，首先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才一直延续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口罗口罗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 ”，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 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 “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过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 “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针对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非凡勇气，《王稼祥传》作者、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则浩，在采访结束后又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复述了当年胡耀邦的一句评语：“总的说来，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武汉会战中马当要塞失守 师长薛蔚英被军法处决[转帖]
 

　　1938年8月中旬，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正酣,在国民革命军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礼堂内，针对长江防线马当要塞失守责任的军法会审正在秘密地进行,会审的对象是担任马当、湖口要塞指挥部司令的陆军第十六军中将军长李韫珩和其属下陆军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薛蔚英。经过军法会审决定，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撤职，将第一六七师师 长薛蔚英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执行枪决。8月15日，薛蔚英在武汉被军法处决，成为继1938年6月17日被军法处决的中国陆军第八十八师少将师长龙慕韩之后，又一个被军法处决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

黄埔一期学员

　　薛蔚英，山西省离石县人，1904年生。1924年,薛蔚英在山西省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推荐下报考了黄埔军校第一期，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刚刚入校几个月，他就跟随黄埔学生军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在1925年2月的第一次东征中，薛蔚英随军参加了战斗。1925年9月，薛蔚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并于10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1938年2月2日，薛蔚英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第一六七师师长，为防止追击日军利用淮河大桥，奉令指挥部下将淮河大桥用炸药彻底炸毁。

大敌当前担当重任

　　1938年6月初，日军在攻占安庆后，集中14个师团又3个独立旅团、一个机械化兵团和数个航空兵团共数十万兵力，组成日军第二军和日军第十一军，开始沿长江两岸向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武汉进攻，妄图占领中国抗战战时首府——武汉，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投降。

　　为确保武汉的安全，早在1937年11月，中国军政当局就专门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并逐步建立了马当、湖口、田家镇等多处阻塞工程。

　　为保证据守马当要塞，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马当两岸建立了坚固的工事防线，派出大量海陆军部队据险而守，江面上还派出海军的“宁”号、“胜”号等几艘炮艇巡逻警戒，马当要塞的守卫战成为武汉保卫战中的首座要塞保卫战，是战役重点中的重点。

　　这时,陆军第一六七师师长正是薛蔚英,他除了任师长外，还兼任长江江防军湖口要塞区司令，指挥着自己的第一六七师和由海军官兵组成的师级的湖口要塞区守备总队,担任要塞区守备任务。

贻误战机马当失守

　　在武汉会战的前夕，1938年6月10日左右，第十六军军长兼马湖要塞区司令李韫珩为表示自己抗战的决心，召集战区当地马当、彭泽两地的乡长、保长和第十六军的副职军官和排长进行军政训练，准备训练两周后结业。

　　6月17、18日，日军进攻前锋已抵进马当，日本海军军舰连续用舰炮轰击我水上布雷区和沿岸防御工事，试探我守军的虚实。

　　但就是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韫珩于6月23日下午通知第二天(24日)上午8时举行他的军政训练班的结业典礼,要求各部队主官届时都来参加,会后还要举行会餐。这一消息很快被日军的侦察人员得知,日军利用这一时机于6月24日凌晨4时发动了进攻，由于第十六军第三一三团主官都去开会，失去指挥，日军波田支队很快登陆成功，占领了香口，并迅速扩展攻势，扑向长山防线。

　　当天下午6时，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责令李韫珩立即派出援兵，恢复阵地，李韫珩自知责任重大，命令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率部立即增援马当要塞。

　　此时，驻守在彭泽县的薛蔚英的第一六七师离马当要塞不过几十里，如果率军火速奔袭救援，也许能挽回战场颓势。但第一六七师出发后，师长薛蔚英就提出要走小路增援马当，他说：“敌军围攻要塞必有增援部队，从大路走必遭敌人死命阻击。”第一六七师师参谋长提出：“以一师之众走小路，势必行动缓慢，会来不及的。”并要求就这个问题请示上级，但师长薛蔚英不容置疑地说：“一切都等上司决定，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出发！”

　　第一六七师部队出发后不久，就钻进了南方山区的小山路，山林茂密，道路极其狭窄，全副武装的部队难以快速行走，而且第一六七师的官兵长期驻扎北方，多是北方人，不熟悉走南方山区小路，部队进入山区后仅一两个小时就迷了路。马当要塞要求增援的电报和上级要求火速抵达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第一六七师……等第一六七师于6月26日下午到达指定位置时,马当要塞已经在当日上午沦于敌手。

　　蒋介石大为震怒，亲自下令彻查责任，严肃军纪，惩处失职者，以为后来者戒，于是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宪兵部队将李韫珩、薛蔚英及海军陆战总队的主官收监入狱，这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纵横》2008年第9期　李春华文)
 

“衍圣公”是做什么用的[转帖]
 

　　前不久，孔子第77代嫡长孙、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在台北病逝。山东齐鲁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担心“衍圣公”会因此断代，提议“以国家的名义恢复册封‘衍圣公’的称号”，据说，这是“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意义”的一件事。
　　看到这篇博文，我哭笑不得。现在，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是多起来了，但在辛 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大约10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大约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60周年的时候，提议“以国家的名义恢复册封‘衍圣公’的称号”，还是给人一种历史的荒诞感。

　　册封“衍圣公”始于宋仁宗至和二年。如果从汉高祖刘邦祀事封号算起，那就更久。帝王们究竟为何这么推崇孔子？孔家的人似乎要比外人看得更透。他们说，皇帝册封孔子后人，不过是让他领着大家磕头罢了。

　　很显然，这种文化传统的主体是帝制，主角则是皇帝。所以，想“以国家的名义恢复册封‘衍圣公’的称号”，只能先在这个国家恢复了帝制再说。

　　当今之世，离民国已远，离帝制就更远，居然有人甚至电视节目主持人，面对公众提出这样一个毫无常识的建议，其荒唐、荒谬、荒诞，几乎将我“雷”倒。因此，我冒昧“提议”，这位主持人读读《宪法》。

来源:文摘报

 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转帖]
 

作者：胡长明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儒家经典《中庸》把“诚”视作天下之本。诚者，物之始终，不诚不物，天道与人道相通，故修齐治平亦必以“诚心正意”为始基，在“诚心正意”上下功夫。

周恩来修身养性，也最推崇一“诚”字。学生时代，即以诚实慎独自勉自励，发于言，著于行，力争“无丝毫假借，无智利相扰”，以诚待人，以诚感人，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

中国古代圣贤对“诚”的力量有极大的信心，主张“遇欺诈的人，以诚心感动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气熏蒸之；遇倾斜私曲的人，以名义气节激励之”，如此，“天下无不入我陶熔中矣”。周恩来的看法与此若合符节，在他看来，“诚”乃人固有之天性，而“欺诈”不过是后来养成之恶习，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虽然欺诈私曲之徒比比皆是，为争霸窃权纷攘角逐，但未有以作奸欺世之术能范围世界、统领人心者。相反，“诚”则能够感动万物，包容天地。他追溯历史，认为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这三人虽然论贵比不上天子，论富比不上陶朱，论权比不上将相，寿命也只是个中等水平，但却能炫耀于当时，照耀于后世，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何哉？岂非以三子之诚能动物也耶！不诚无物，孔氏之言也；守诚坚信，耶氏之旨也；勿诳言，勿欺骗，佛氏之戒也。守真抱璞，感人以诚，秉天道，尽人事，又三子之同行也”。孔子、耶稣、释迦为以“诚”动物之最者。除开以上三人，周恩来还列举了许多一本至诚、成就大业的巨子贤人，他们中有大禹、商汤、周文王、诸葛亮、王阳明、华盛顿等等。周恩来把诸葛亮与曹操作一比较，指出“武侯治蜀，黔首以其诚而守其法”，不仅功勋盖世，而且品格长青。曹操虽然也有功业，但不乏“作奸欺世”之病，“伪礼贤士，卒贻奸恶之讥，”无法跻身圣贤之林。

于是“诚实”与“虚伪”的优劣已一目了然，以“诚”为本，“大之垂举后世，小之造福一生”，而“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他强调：“虚伪可以惑少数人于终世，惑人类于一世，而决无惑世界人类于最长时期也。”世人不懂“诚为贵”，而相率“自炫诈术”，殊不知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大则祸国殃民，小则损名败誉。

周恩来有句名言：“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周恩来自己信奉以诚待人的原则，不虚与委蛇，不文过饰非，许许多多与他交往过的人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为他的品格所吸引。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在接待他们时，其中一位出人意料地征求周恩来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说：“在许多国家里，一般地说，青年人总是对他们的长辈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应当让他们有寻求真理的自由，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接着他又补充说：“靠近人民，就不会走错路，但是如果你发现走错了路，那就要及时回头。”周恩来这番坦诚真挚的语言，博得了美国客人的阵阵掌声。

有次美国的基辛格博士找到澳大利亚著名新闻记者贝却敌，特意询问他对周恩来的看法，贝却敌脱口而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并自信地认为这是对周恩来一个方面的品格的准确概括。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太平自称，他从小就在寻找像孔子、释迦和耶稣那样伟大的人，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结识周恩来，他便确认周恩来正是他所要寻找的人。周恩来真诚致力于中日友好和亚洲和平的精神令他无以复加地崇敬。

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周恩来以诚待人的品格也十分钦佩和赞赏。周恩来在1972年会见他时，提到出席会议的双方人员平均年龄的巨大悬殊，说：“我们的领导层中，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当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游览北京十三陵时，中方一个低级官员特意嘱咐一些孩子穿上鲜艳的衣服，还教他们在尼克松一行到达时应该怎样做。周恩来对此表示歉意，说：“有人带了一些小孩来这儿，是为了点缀陵墓的风光，造成一种假象。你们的记者向我们指出这一点，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愿意文过饰非，而且已经批评了当事人。”

尼克松后来在追述了上述两件小事后感慨万千：“在我们访华的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赫鲁晓夫的高谈阔论是多么装腔作势，而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又是多么平易近人。其实，赫鲁晓夫的吹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卑的心理；周恩来机警的自我批评则是自信心充分发展的明显表现。我知道，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但在事实上，这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的绝对优势坚信不疑。凭借这一优势，他们总有一天会战胜我们和其他人。”周恩来非常反感虚伪奸诈之徒，他认为蒋介石就是这种人。蒋不仅言而无信，而且专靠玩弄权术起家，他用人喜欢“奴才”，维系队伍不以诚孚众，而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用一个牵制另一个，互相提防，互相掣肘，以求“平衡”和防止异端。所以蒋介石虽然能在表面上形式上维持内部的统一，但实质上他们之间是各不买账，各怀鬼胎，平时口角相参，遇事互相推诿，这样当然“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

周恩来对那种出卖朋友、投机取巧的人是不能容忍的。1946年10月底，正当国共停战谈判进入关键期，梁漱溟、罗隆基等几位中间派人士背着中共，把一份中共根本不能接受的停战方案单方面交给了蒋介石和马歇尔。周恩来愤怒地指责他们违反事先达成的“君子协定”，出卖朋友。他还对其中的一位说：“以前有人说你是伪君子，我看你是真小人。”在周恩来义正辞严的批评下，这几位中间派人士羞愧难当，慌忙收回了方案。

古往今来，总有人认为似乎只有“阴谋诡计”才称得上是谋略，才是受用于人生的，不说这是浅见，甚少也是一种偏见。以诚为本，可说是最高层次的人生谋略。人做到极处，不过是“全真保璞”，正如写文章一样，不管你如何讲究章法机巧，而文章之极品不过是自然本色。

田连元大话成语 [转帖]

　　《田连元大话成语》一书中，田连元先生选取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却一知半解的成语，讲述来历典故、讲解释义用法，用评书演绎出中国成语的独特魅力，表现出民族传统艺术与华夏经典文化的融合。不仅普及了汉语知识、介绍了
古代历史，更让观众在赏心悦目的阅读享受中，充分领略了评书艺术的独特神韵。

　　蓝田生玉

　　——出自《三国志·魏志·诸葛恪传》

　　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诸葛亮保西蜀刘备，诸葛瑾则保东吴孙权，这个典故就出在东吴。

　　东吴当时的主公是孙权，他对诸葛瑾非常熟悉。有天孙权大宴群臣，诸葛瑾也在场。诸葛瑾长的是张大长脸，形象不太好，孙权就想拿他开个玩笑。在大家兴致非常高的时候，孙权就传下命令说：“牵上堂来！”下边就有人牵上一头驴来。牵一头驴倒还没什么，关键是在驴的前脸上写了三个字：“诸葛瑾。”大家马上就想到诸葛瑾的长脸，于是全乐了。诸葛瑾一看主公拿他开玩笑，也不好说什么。恰巧那天诸葛瑾带着他儿子来了，他儿子刚刚六岁，名字叫诸葛恪。诸葛恪走到孙权面前说：“主公，您能不能把笔给我用一下，我再添两个字。”孙权命人将笔拿来给他，诸葛恪拿过笔，在驴脸上添了“之驴”两个字，这样就成了“诸葛谨之驴”。大臣们都笑着说：“哎哟，这孩子真聪明。”孙权也很高兴地说：“你这两个字添得很好，这头驴就归你了。”

　　过了一段时间，孙权又见到了诸葛恪，问他：“你爸爸在东吴，你叔叔诸葛亮却在蜀国保刘备。我问你，你叔叔跟你爸爸相比，谁更有才华，谁最聪明？”孙权的问话，等于给孩子出了难题。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诸葛瑾不如诸葛亮。可是诸葛恪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说：“主公，我觉得我爸爸最聪明，我爸爸更有才华。”孙权一听，来了兴趣，接着问：“你爸爸怎么有才华？你能说清楚吗？”诸葛恪说：“我爸爸知道保明主，您是真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保明主，所以他保刘备去了。”孙权听了，连连点头。后来孙权跟诸葛瑾说：“蓝田出美玉，将门生虎子啊。”蓝田是陕西的一个地方，以出美玉而著名。孙权的话是对诸葛瑾的肯定，更是对诸葛恪的褒奖。

　　“蓝田生玉”比喻贤父生贤子，也比喻名门出贤子弟。

　　三人成虎

　　——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

　　战国时期，魏国和赵国关系友好，签订了同盟条约。那个时候国与国之间有一个习惯，为了表示两国之间的友好，国君常常把自己的太子派到另一个国家去，相当于去当人质。魏王就想把自己的太子派到赵国首都邯郸去，同时还选中了一位叫庞恭的大臣陪同太子一起去。

　　临走之前，魏王把庞恭召到宫内，告诉他陪着太子到邯郸后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公事都谈完了，最后魏王就问庞恭：“你对我派你到邯郸去，感觉如何？”

　　庞恭说：“这次大王的派遣，是大王对我的信任，我自然要尽心竭力，不过，我有句话想问大王？”

　　魏王点点头让他接着说。庞恭说：“请问大王，如果现在有人说国都的大街闹市之中有只老虎在晃荡，您信不信？”

　　魏王说：“那怎么可能，老虎怎么会跑到闹市来，我不信。”

　　庞恭接着说：“但没用多久又来了一个人，还跟您这么说，说闹市上有一个老虎在那晃荡，您信不信？”魏王说还是不信。

　　庞恭又说：“大王，又有一个人，也就是第三个人到您的跟前，跟您绘声绘色地说那老虎真来了，说就在那闹市上晃荡呢，您信吗？”

　　“要是这样的话，弄不好我可能就要信了。”

　　“大王，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大概您还不知道。我将陪着太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即将远离您，我们之间的距离要比闹市与您这王宫的距离要远得多。我担心我走了之后，朝中大臣中那些和我素来不合的人，会在大王跟前说我的坏话，您可千万别信。”魏王答应了。

　　庞恭就陪着太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在那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还真有不少人，在魏王面前说庞恭的坏话。当庞恭回到朝中想见魏王时，魏王却说什么也不见他了。庞恭心想，三人成虎，果然最后真有了虎了。

　　“三人成虎”这条成语就来自上面的故事，意思是说：三个人谎报集市里有老虎，听者就信以为真。比喻谣言多人重复，就能使人信以为真。

　　故剑情深

　　——出自《汉书·外戚传上》

　　西汉的汉武帝是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汉武帝有个毛病，迷信，整天信神信鬼，所以他在位的末期，出了一个“巫蛊之狱”。“巫蛊之狱”是什么呢？汉武帝有个大臣，叫江充，江充跟太子不和。有一回汉武帝生病，江充不安好心地说：“您这个病是有原因的，肯定有人在背地里诅咒您，按您的样子做成一个木偶，埋到地下，成天诅咒您，您就得病了。”汉武帝听了，便让江充去细查这件事。结果江充在太子府里边挖出一个木俑来，太子知道江充是在栽赃陷害他，想要杀江充，却没有得手，最后汉武帝派兵剿灭了太子。太子死了，和太子相关联的人，他的儿子，他的后代，以及所有的亲属，该杀的杀，坐监的坐监。其中汉武帝的一个曾皇孙尚在襁褓中，汉武帝还算不错，把这孩子饶了，只是贬为平民。太子被废了以后，汉武帝最小的儿子继承了帝位，就是汉昭帝。没过几年，汉昭帝死了，没有人继承帝位。大将军霍光当时掌握朝廷大权，就把那个贬到民间的曾皇孙找回来当皇帝，这就是汉宣帝。

　　这时候汉武帝曾皇孙已经长大了，而且娶了妻子，妻子叫许平君。当时霍光的妻子，想让自己最小的女儿当皇后，就让霍光做大臣们的工作。当朝廷议论立皇后的时候，众位大臣纷纷向汉宣帝推荐霍光的幼女，可汉宣帝并不愿意这样做，汉宣帝知道，霍光的小女儿如果当了皇后，就等于霍光在自己身旁安插了一个特务，所以汉宣帝当时没有答应，也没有正面回应众大臣的建议，但他跟大臣们说：“我是当过一段时间平民的，我很想把我做平民时使用过那把旧剑找着，现在你们都给我找那把旧剑去吧。”这句话一说，大臣们便开始揣度皇帝的心理，觉得皇帝是旧情难忘，最后大臣们一议论，还是投皇帝所好，就都支持许平君做皇后。转过年来，许平君就怀孕了。

　　霍光的妻子想让自己女儿当皇后的心却没死，她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专门伺候皇后的女侍人叫淳于衍，淳于衍的男人曾经受过霍光的恩情，后来能当上掖庭护卫，也是霍光帮的忙。可她男人还想升官，想当安池监，就让他媳妇去走霍光夫人的后门，霍光夫人答应了，但交换的条件是让淳于衍给许皇后下毒。果然，在许皇后生完孩子后，淳于衍进补药，药里边加了一味附子，附子本身无毒的，但和补药一中和就有毒了，皇后喝了加附子的补药后，中毒而死。后来，霍光的妻子到底把自己小女儿替补到了皇后的位置上。“故剑情深”的故事留下了一个悲伤的结局。

　　“故剑情深”指不喜新厌旧，比喻结发夫妻情意深厚。

　　邹缨齐紫

　　——出自《韩非子·内储说左上》

　　春秋时期，有一位邹君，对穿戴衣服非常讲究，每换一件衣服都要自己先审视一番。为使自己的衣服与众不同，他在服饰上坠了一些装饰品，有的时候是流苏，有的时候是穗头；有的时候在衣服边上镶着，有的时候在帽檐上镶着，有的时候在脑后垂着。这就是所谓的“邹缨”。他穿上这样的衣服出去，大家都觉得有派头。于是邹君的手下人就都模仿邹君，也在衣服上镶上这些装饰品，镶缨的习惯就扩延开去了。街上的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人，也都模仿邹君。后来邹君发现了，问手下人：“人们现在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啊？”一位门客对他说：“这都是跟您学的。您是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大家就向您看齐。您爱穿什么衣服，大家就穿什么样的衣服。您要觉得不好，那就得从您做起。”后来邹君把衣服上的装饰品都给剪掉了，他的属下，还有街上的很多老百姓，也相继把自己衣裳上装饰品都剪掉了，这就是“邹缨”的出处。

　　“齐紫”说的则是齐桓公的故事。齐桓公不喜欢穿别的颜色的衣服，只爱穿紫的，齐国为他特制了紫色的缎子和绫罗。因为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王公大臣们也都跟着穿紫衣，进而全国的老百姓也都穿紫色的衣服了。这么一来，紫色的布料、绸缎全部脱销，连齐桓公自己也买不着了。齐桓公问丞相管仲：“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我们国家最近刮起了一股紫色流行风？”管仲回答：“大王您是有所不知啊，这正是您带头引起的。要想制止的话，还得从您做起。只要您不再穿紫色衣服，甚至对紫色表示厌恶，穿紫色衣服这个事马上就会消失了。”于是齐桓公从此再也不穿紫色衣服了。周围的人，谁要穿紫色的衣服，齐桓公马上把脸一沉，让他立刻回去换其他衣服。结果没用多长时间，齐桓公就把紫色衣服泛滥的情况解决了。

　　这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是“邹缨齐紫”的来历，比喻上行下效。

　　博士买驴　三纸无驴

　　——出自《颜氏家训》

　　“博士买驴”和“三纸无驴”两则成语出自同一个古代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念的书太多，特别喜欢掉书袋。比方说走在大街上，别人见到这个读书人，问候他：“吃饭了吗？”他回答道：“夫吃者乃饭也，饭者乃米也。夫米者乃农夫所种也，农夫种者乃耕田所取也。春种而夏锄，秋收而冬藏，一年四季粮粟归仓也。”这谁受得了？！由于他老是这个样子，有的人见了他的面，干脆什么也不说，一点头就过去了。怕一说话引出个头来，他不定要说多少呢。大家背地里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博士”，这书生可就扬了名了。

　　这天，“博士”要买一头驴，就上集市去了，碰见一位卖驴的，双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博士准备出钱买这驴了。卖驴的让“博士”写一个卖驴的契约，卖驴的只要画押就行了。两人来到旁边的一个小铺里头，跟掌柜的借了纸笔，“博士”提起笔来就写，他先从龙写起：“夫喷云吐雾，兴风作雨者乃龙也，看守夜者乃狗也，应司晨者乃鸡也……”他把这动物世界挨个数了一遍，纸都写了三张，满张都是字，卖驴的这位牵着驴缰绳在这儿站着，看着他写个没完，就问：“老弟，写完了吗？快点写完了，我好摁一个手印，完事了我好走啊。”博士一听，还不乐意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写完了呢，我这还没写到驴呢！”

　　这就是“博士买驴”的故事，“博士”写了三张纸还没提到驴，所以这条成语也可以写作“三纸无驴”，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形容写文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

　　本文摘自《田连元大话成语》，田连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转帖]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华读书报社联合举办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与对外开放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国际出版界人士参加了座谈会。李岚清同志此前的《为了13亿人的教育》一书，曾由外研社翻译推出多种外语

　　版本，《突围》一书的英文和俄文版的翻译已在外研社正式启动。

　　　破冰启航　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开创伟业　在对外开放中学习提高

　　于春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

　　李岚清同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日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随后在北京、深圳、广州、福州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突围与对外开放”座谈会。本次座谈会是外研社和中华读书报社联合发起并主办的。

　　　　此前，李岚清同志的教育访谈录已由我社翻译出版过多个语种的版本，统称《为了13亿人的教育》。出版之后引起了深刻的反响。《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仍由我社翻译出版，现在英文版和俄语版的翻译已经展开，相信多语种版本问世后一定会引起更大的反响。

　　外研社成立于1979年，是改革开放造就的大学出版社。这次研讨会对于外研社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将是一次推动外研社更快地走向国际出版界的里程碑式的活动。我们希望出版更多的像《突围》这样的中国主题的精品图书，来奉献给国际社会。本次研讨会的另一层意义是，今后我们将面向国际世界，推出更多来自中国的世界级作者，为我们中国学术界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努力。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外研社曾经翻译出版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许多著作，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又计划与国际知名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同时也为这本书英文版和俄文版的翻译提供学术支持。今天这里高朋满座，通过对《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的研讨，可以重温改革开放初期这段风雨兼程的历史，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这对我们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云飞

　　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辑

　　李岚清同志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同时艺术造诣和艺术修养都非常高。这本书整个编辑过程中，从文字、内容，一直到图片、印制，李岚清同志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本书应该说是在他的指导下做出来的，既是严肃的政治读物，同时又是艺术性很高的读物。

　　李岚清同志说，我写这本书是写给青少年看的，写给那些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岁月的，没有体会过改革开放初期的突围、闯关的那种艰辛的青年人看的。我们现在搞出版物，就应该着眼于青年，着眼于未来。

　　叶朗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岚清同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这本书，用温厚、纯净、平和的语调，回忆和论述了我国对外开放初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也是很有趣味的书。这本书有着浓郁的历史感。

　　首先，书中生动地展现了对外开放的艰难起步时期，主要是1984年之前的历史面貌。作者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又做了实地考察，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历史细节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可以给读者多方面的启示。其次，这本书在展现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的同时，十分注意总结和提取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初期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第一就是作者所说的，“对外开放，国则兴，闭关自守，国则衰”；第二，也是作者所说的，“对外开放每迈出一步，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第三，要冲破阻力，思想必须解放。今天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仍然会遇到观念和体制方面的重重阻力，仍然需要解放思想。

　　岚清同志书中所体现的平静、平淡、平和的境界，是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所向往的。

　　RogerT·Ames(安乐哲)

　　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西方汉学家和比较哲学家

　　李岚清同志这本书讲述的故事，称得上是人类当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这本书资料翔实，许多都是之前很少见到的。书中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经济和政治腾飞的初始阶段，以及随后的飞速发展。

　　外研社已经决定将这一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和英文。《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的“突围”意味着向前猛烈冲撞，打破垄断体制，可以译成大国外在意义上的break　into，还可以译成向外推进、向前冲。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突围才刚开始。我相信其深远的责任，必然植根于这本重要著作所讲述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突围才刚刚开始，而突围的历史仍在书写过程之中。

　　康克军

　　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本书又唤起我们对三十年前的回忆，感觉特别真实，有历史冲击感，而且介绍了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一些史实，包括高层所做的重要决策。这对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人理解改革开放伟大历史所创造的财富，都是非常好的一本教材。

　　李岚清同志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推动者，我是非常有体会的。李岚清同志曾经主管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并且还管着国家外贸出口。他对于国家的高科技能够走向市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竞争舞台上有自己一席之地，是寄予厚望的。

　　我们清华大学90年代中期，承担了一项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的重大项目课题。当时是为了打击走私，为海关做集装箱检查。他了解以后，给予了这个项目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前后做出了14次批示，不断推动这个项目，终于使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李岚清同志到清华去视察，当时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项目还在研究状态。他检查完以后，临走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在他的手上写了到底的底字。他说小康，这个字你给我做到底，就是一定把这个项目做好。后来我理解这个底的内容太丰富了。他的批示要求越来越高，后来明确指出，我国科研工作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把科研工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第一生产力。大家如果都能致力于此目标，中国在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中，将前途无量。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突围”这个词充分反映了当时国门初开的艰难，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我们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当初的突破，后面的许多成功都是不可能的。只有突围才会有发展。

　　这本书也不仅是给年轻人看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我们遇到新问题，怎么解决？虽然三十年来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但开放的理念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有很多理念并没有适应现在的社会。可以讲，改革开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尤其是如何进一步成为世界大国，负起世界大国责任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岚清同志最后的印章刻的是“坚持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使命”。他离开领导岗位以后，始终还在强调这一点。我们突围了，可是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我们很可能随时面临新的艰难环境，始终要保持突围的精神。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鲜活的历史。我们看历史不再是文件到文件，而是从一些生动的事情上、人物上来看。譬如特区这条路是怎么出来的？除了我们熟知的邓小平同志的历史作用以外，通过这本书我们也知道了李先念、谷牧、华国锋、胡耀邦、叶剑英、王震、习仲勋等一大批领导人在一些关键时刻的态度，以及他们对那些事情所起的推动作用。

　　这本书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着墨并不多，但仍然让我们体会到教育改革也是举步维艰，而且任重道远。因为在国门初开的岁月里面对的问题，到今天我们还是要面对，还是没有解决好。不仅在发动改革的时候需要突围，现在要深化改革，也还要继续发扬突围的精神。这确实是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背景。

　　王次炤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里有很多史料是我们以前见不到的。特别是有些细节，读起来非常感人。它的史学价值是非常高的。书中有一段内容记述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中央音乐学院六名教师给邓小平同志写信的故事。当年的考生多达1.7万，而录取名额只有135人。12月9日杨俊等六名教师联名给小平同志写信，请求扩大招生。事隔两天，小平同志就作出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正是在小平同志的关心下，中央音乐学院一批有才华的音乐学子才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这批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音乐事业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我于1978年入学，也是改革开放和小平同志批示的受益者。虽然经历了当时的事件，但对一些细节问题模糊不清。比如，关于小平同志修改当时招生方针的内容，他建议把“单位同意”四个字去掉，这虽然是一个细节问题，但却事关重大，挽救了一批有才华但又有个性的年轻人由于得不到领导同意而丧失了上学的机会。关于政审，也是由于小平同志提出“主要看本人思想政治表现”而摒弃以往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的方式，这个细节挽救了更多的年轻人。诸如这类事情，我们只知其结果，不知其中的过程和细节。读了这本书后，了解到许多当时发生的事件及其前因后果。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读过本书之后，我主要有四点体会：第一点体会，本书充满了政治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本写给青年人看的书，书中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献资料，内容提到了小平同志、谷牧同志、江泽民同志等等政治家们，通过阅读，我们能够了解他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能够展示出那一代政治家的政治风采，同时能够体现出那一代政治家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第二点体会，这本书展现了史学家的理性客观和文学家的文笔才情。看起来是平实的纯净的厚重的语言，实际上反映出了一个像史学家一样的忠于历史，忠于客观事实的立场；第三点体会，本书体现了作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第四点体会，本书具有艺术价值和修养品位。从书中的穿插照片还有印章，以及装帧设计，不但还原了历史，也反应出作者的艺术修养品位，无不引起了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

　　郝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客观真实，作者尊重历史，用事实说话；其次是生动感人，展示了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众多领袖干部群众的风采，讴歌了改革开放的壮举；之后，是朴实无华，作者用真实的感情，朴实的语言讲述真实的历史；最后，由小见大，他善于用小故事，小情节，小图片，甚至小篆刻，小印章来表现深刻的道理，重要的历史阶段和一些历史的大事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突围》一书在体例上实现了对传统流行的政论历史题材的一次突破，在设计装帧上精美独到，图文并茂，令人赏心悦目，既有视觉上的冲击，更有心灵上的震撼。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战线的突围，这样的历史上的叙述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共鸣。通过阅读突围，我们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的步履艰难，以及对外开放的来之不易。鉴于突围的上述特点，建议有关部门将这本书列为高校学生学习当代中国知识，了解当代中国情况重要的参考书或者主要的阅读文献。

　　沈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给我们们总结三十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角度，就是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李岚清同志告诉我们，当前五年，是如何突破体制约束，释放市场力量，融入世界体系的艰难的过程。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有制度安排。我们想吸取这样的经验，在做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将会更注重制度安排方面的建设。

　　程旭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我做计算机领域的今天，如何研究开发制造领域的配合是最关键，最艰难的事情，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非常幸运的作出了中国第一套CPU软硬件设计的环境，2000年的时候，李岚清副总理率领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等人听取汇报，非常关注研发时间问题，2003年，李岚清从副总理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非常惦记自主CPU的情况。

　　今年5.12汶川地震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地震灾区重建的北川中学等的教室中，配备了我国自主研制的系列计算机。自主创新为农村孩子构建了通向信息时代的通途，这就是自主创新的魅力。

　　高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每一个人，对外开放都是一所大学校。在我们读完李岚清同志这本书之后，我们深深感到这本书对于我们整个民族复兴的意义。

　　好的教科书可以是传递知识，传递前沿人类文化的核心的智慧。这本书告诉了大家，我们民族的精英分子，在领导这个民族走向复兴的道路上，他们的这种品质和智慧；其次，我们真的很庆幸，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用他们的民族智慧，开创了这个事业，我们才有今天；最后，在传递科学的思维观和方法论方面，也告诉我们，要想发展，一定要有永远不满足，要有同时突破现状的强烈欲望。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这一代领导人，他们的身体力行，是对我们深刻的教育。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推进我们的事业。

　　张斌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于我本人所从事的工作，我更加关注的是《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关于教育领域重大实践和重大决策的记述。众所周知，教育事业是文革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如何在国力贫瘠、禁锢重重、百废待兴的教育领域中选择“突围”的方向，确实是一个需要超人智慧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从否定“两个估计”入手，搬掉了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压制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大山，为以后科学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确立了“价值基础”。由此，我们无法不发自内心地对邓小平同志充满崇高的敬仰和感念之心。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那样封闭、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如此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正确决策，是需要多么巨大的胆识、远见、果敢。同时，我们也要由衷地感谢李岚清同志，他不仅用翔实准确的资料、平实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更以他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这些重大决策的重大意义，使我们更加清晰和全面地了解这些重大决策，从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好地继承、发展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开创的伟大事业。

　　黄小曼

　　钢琴演奏家、中央歌剧院副院长

　　将本书翻译成英文俄文版本意义很重大，人们经常回头看看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她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要让世界了解。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体现了重大的意义。

　　我是从事歌剧专业的，我们多次出国到欧洲去演出，90年代的时候，他们不会把你认为是中国人，觉得好像对中国人从事西洋音乐这一点就不成立，比如说到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他们老祖宗给他们留下的艺术形式，他会问你，你的老师是在西方吗？我们说不是，是在中国受的教育，他们就更不理解。

　　中国太需要世界的了解了，因为要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所以我想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外国语大学，在外研社做这件事情的历史意义，将会很快显现。

　　彭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想强调几个感受。第一个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非常惊喜，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讲给了研究生们听，关于金融业的问题，我本人和学生们，都想进一步搞清楚，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还有哪些可以对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贷款；第二个也很感人，使我们有一种很强的历史责任感，是关于一位同事，买了一双皮鞋到美国参加谈判，走到会场时候皮鞋开裂了，正好地毯铺的是绿色的，他把脚伸进去了，看到这个非常感动，任何国家的发展，物质不行了，精神就有问题了。

　　这本书非常重要，很多资料都是看不到的。而且应该是很好的商学案例，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进入WTO，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多的论述，对我们来说确是很重要的。我想李岚清同志的书里面，有很强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要跟国外融合，要坚定对外开放，要相信国家会越来越好。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次“渐进革命”，虽然没有革命年代血雨腥风的场景，但同样称得上是波澜壮阔。总结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就是两点：一是改革，二是开放。相比之下，我们对“改革”的研究很多，感触也很深，但是对“开放”的研究和讨论还不太够。李岚清同志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对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突围》一书不仅揭示了对外开放初期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且总结了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梳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珍贵文献。

　　尽管如李岚清同志所言，这本书记载的仅是“冲破阻力、突围开放的部分历史”，“中央决策层的事，有的知道一些，有的不知道”，但从一个“参与者、执行者”的视角来谈论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将作者的个人记忆与众多档案史料结合起来，复原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景，对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了解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的背景、提出的过程、遇到的挑战、解决的办法，进而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有非常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陈静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代表

　　我想谈一下《突围》这本书对于青年大学生的意义。我是深圳人，我爸爸是1981年到深圳创业的，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而我本身见证了二十多年来整个深圳的变化。《突围》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告诉了我们的父辈是怎么样开拓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怎样带领人们去开拓改革前沿排头兵，改革开放除了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教育资源，更多的是吸收国内还有世界的先进知识，还要探索一条适合我们本身发展的道路。我想突围应该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读读物。

　　孙依依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面对这本书，牛津有三句话想说。第一句是阅读中国。2009年10月，既是共和国60周年大庆，又是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的主宾国年。牛津首先想从这个时间点来看这本书。2006年当主办方决定中国作为主宾国年时，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的安排。其实这是世界向中国人所传达一个信心：世界准备好了，希望阅读中国。牛津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叙述中国，本书的作者不只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他还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者。如果未来我们能邀请更多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分别从不同的战线和岗位去讲述当代中国，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讲述中国的主体。第三句话是理解中国。中国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为自己所要寻找的选题定的一个基调。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具备了很强的历史透视感。

　　这就是一本好书，一个好的选题具有一种潜力。希望不同岗位和行业的领导人，都能写出精彩的述说中国人历史、叙说中国人未来发展的书稿，牛津愿意和大家一起把这些书稿推向国际舞台，让更多的世界读者，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的，都来阅读当代中国。

　　王玮

　　中华读书报总编辑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图书佳作纷呈是《中华读书报》评出的今年出版界最重要事件。李岚清同志的《突围》就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本.听了大家的发言,受了这本书的启发,我想中华读书报明年可以策划一个"开放英雄"系列,记录开拓者们做出的业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的勇气和精神烛照后人。我们可以把这个栏目做好。

　　郝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岚清同志《突围》一书，既是一本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一本对当代青年进行对外开放教育的鲜活的、难得的教材。在史料准确的基础上，《突围》采用了大量的文献、档案、领导人手迹和照片，许多史实鲜为人知，为首次公开披露，十分珍贵。岚清同志还以几个重要年份为历史节点，把改革开放30年划分为特色鲜明的4个阶段，科学地提出了改革开放史的“历史分期”，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脉络，也为学术界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做出了中国领导人权威性的解读。

　　岚清同志特别提到在对外开放初期，争取世界银行无息长期软贷款，优先支持教育发展的经过。这个项目的实施，使中国近200所高校受益，教学科研设施得以明显改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岚清主管教育工作后，领导了大学扩招的改革，使得更多的青年人实现深造的梦想。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大学本、专科的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7.3万扩大到2007年约570万，高考录取率由4.8℅上升到56℅。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远见卓识的创业者们为这项伟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突围》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岚清同志通过幽默的笔调来讲述一件件辛酸的历史往事，非常真实、客观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步履维艰。认真阅读和学习《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对于80后、90后的青年学生，了解父辈创业的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