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30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益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这一数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有“漫天要价”之嫌，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一审法官眼里，这要价并不太离谱。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5万元，虽未全部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数额之大，在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诉讼历史上，并无先例。所以消息甫出，便在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从法院的组织机构看。市中院的级别无疑高于区法院。但法律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行政机构那样简单。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20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1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难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承担一审责任的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25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1万元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个律师，岳成，说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本来觉得，25万元的精神赔偿不仅不多，而且还明显不足：“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刘俊海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法学博士，面对这一事变不免吃惊：“从25万元改判为1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25万”和“1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如此不同的结局，却又不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讼中，都会成为一个难题，令法官举棋不定。但是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是因为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我们对于司法的理由姑置不论，只以社会眼光来看，商店保安人员搜查顾客身体，确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行。不要说钱小涵并无偷窃行为，即令店家确有证据证明钱小涵系盗贼无疑，法律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搜身”。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在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66年8月23日猝然面对一场疯狂的侮辱与损害：被迫站在众人之中，周围火光熊熊，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和谩骂，有如暴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已经头破血流，白色的衬衣上淌出斑斑鲜血。又有两个大汉将他胳膊翻转至背后，头也被深深地按下以示“低头认罪”。他终于无法支撑而跌倒在地，有人把脚踩在他的身上，又有两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当他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呈青紫色，眼镜破碎，衣服也被撕裂，和血块粘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木牌吊在他的脖子上，上面是“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黑字，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脚下只剩了一只鞋，一缕带血的布条挂在他的头上，随着众人的怒吼飘荡不已。经此事变，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次日自沉太平湖底，死前未留任何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遗言，只希望最钟爱的孙女和他说“再见”。

　　这老人当时已经67岁，绝非法院在钱小涵一案中所说之“敏感的年龄”，这也可以证明，他在60年代所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远远超过钱小涵在90年代的遭遇。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甚至作为革命的成果被舆论加以颂扬，在日后也极少为官方提起，更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追究侵权事实或者精神赔偿。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利、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以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1999年开始的时候，像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彻底瓦解、政府解体、乔森潘忍辱投诚这样富有政治意味的事件刚刚发生，依照过去的情形，这是一定要在官方和民间中引起广泛激动的，但是这一回人们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似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关注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40多只白天鹅，还有綦江县的彩虹桥。前者在新年第一天被人以毒药伤害，医务人员全力救活其中17只，另外27只终于死去。后者在1月4日突然坍塌，导致40人当场死亡。这一消息立即震惊全国，其直接乃至间接的责任者也在数月之后受到法律制裁。
　　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过去碰到分歧就会你死我活，六亲不认，现在却都有了通融交汇的可能。这情形有如1999年流行起来的一首新歌：《好好过日子》。歌词是车行写的，每当单汝平唱起来的时候，总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和她一起唱。伴随我们国家走过50年的三代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共同的东西：

　　有句话，爷爷告诉爸爸，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姥姥告诉妈妈，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妈妈告诉我呀，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好好过日子。
　　常吵架的人，想想这句话。
　　不勤俭的人，听听这句话。
　　爱生活的人，珍惜这句话。
　　好好过日子吧！
　　往日惊天动地的那些大事，现在全都淡了；往日不足挂齿的那些小事，现在却登上大雅之堂。有个调查机构想要看看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关心什么，就搞了个民意测验，报纸无保留地公布结果：普通城里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住房制度改革”。此外还有，物价会不会上涨？人民币是否贬值？这一次轮到我下岗了吗？股市还有没有机会？看病还能不能报销？上海这座城市正在为一种叫做“上海风采”的彩票着迷，因为每周抽奖都有可能造就几位百万富翁。北京市民却在追逐“三峡债券”，因为此种债券的利率较银行储蓄高出一个百分点，所以排队抢购之势蔚为壮观。在广州，“广国投”破产，香港股市也无振作之象，年轻人对投资失去了热情，转而讨论大学校园里面该不该卖“安全套”。至少六成的年轻人认为爱与性无法分开，18%的大学生正在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行。暨南大学一位专门管理学生的官员说：“安全套真的很重要”，因为就连最严肃的女学生也在提出“亲嘴会不会怀孕”之类的问题。此外人们还在谈论“千年虫”问题、“亚健康”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乔丹退役问题、腐败问题、城市交通问题……3月第一周的那几个夜晚，酒吧、咖啡馆和歌厅里的人少了很多，因为年轻夫妇全都忙着做爱，以便生个“世纪婴儿”。中年人开始打听一种出自美国被译做“伟哥”的壮阳药，老年人到处寻找保健药品争取长命百岁。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讨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私情究竟是厚颜无耻还是更富人情。汽车的“三点式安全带”被公认为100年来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挽救了至少100万人的生命。上海市民最欢迎的报纸《新民晚报》报道说：它的发明者尼尔斯·柏林，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席安全工程师。那些因使用安全带而逢凶化吉的人常常给他打来电话，因为自己的大难不死而对他表示无限感激，其中有些人还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生还俱乐部”。1999年尼尔斯·柏林生日那天，他们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向他祝贺，这让柏林在心中感觉到“一股暖流”，他说他“真正感到为人类做了些什么”。

　　看起来人类有些东西是共同的，并不因为种族、肤色、语言、文化、信仰的差别而不同。在1999年，也即20世纪最后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乃至生活本身都在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于他们把自己汇入世界潮流的努力取得进展而突然加快了。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就已经持续了13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它使人想起100多年前李鸿章的谈判，以及从那时以来中国人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美国人现在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也像一些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美国人一直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国人全都知道不退让也就不能前进，可是国内舆论却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话的意思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决不会像100多年以前的清政府一样做出“卖国”之举。巴尔舍夫斯基面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一筹莫展，克林顿嘟嘟嚷嚷地要她加快谈判进程，可那一边国会大厦里还在吵吵嚷嚷地说她在中国人面前过于软弱。

　　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3月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一个小组向朱镕基报告，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看来只差最后一跃。这位总理于是觉得有必要到美国去一趟。他的前任李鹏在总理任上十年，始终没有得到华盛顿的善意，而他上任不久就受到美国总统的邀请，表明华盛顿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中国总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对眼前局面并不乐观。迄今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局面他已看到太多，但后来的结果大都是不愉快的。有人对他说，那些乐观情绪都是骗人的，至少是盲目的。美国人根本没有诚意，中美谈判的前途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死胡同，漆黑一团，没有光明，即使有个亮光，也不过是风雨中的一支烛光，岌岌可危。过去几个星期里，北约对科索沃地区动武，美国决定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和中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本来已经很有希望达成协议，可他们忽然又变了卦。看来白宫一点也不给中国总理留面子。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希望能够以牙还牙。“他们纷纷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反对我访问美国。”朱镕基这样说。这局面的确让中南海头疼，4月第一天的晚上，这些人一直在商量是否该让总理到美国去。朱镕基说：“在这种形势下，到美国能做些什么事呢？”但是江泽民坚持要他去。于是，24个小时以后，这位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两个外国人——美国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兼《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和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帕金森，对他们说，他仍然愿意到美国去，解释一些问题，说明一些真相，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我想，我这次访问不是很轻松。”朱镕基这样说，脸上的笑有些勉强，“中国有句话叫做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要做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康比德说他认为中美距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但是“美国方面的代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敢走过这一点点的距离”。这位中国总理笑着指出谈判有倒退的危险，还说他从来没遇到过巴尔舍夫斯基这么强硬的谈判代表。实际上她是“得寸进尺”。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他把美国人撇在一边，把脸转向加拿大人：“我曾经跟你们大使说过，我到美国去紧张工作以后，要到加拿大休息几天。在加拿大也会遇到游行示威，少不了，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到了加拿大就像回到家里。”连加拿大都像是自己的家了，可见他对未来一周的美国之行心存疑虑。

　　后来果然出师不利。4月6日，他的专机飞临太平洋东岸美国大陆时，天空灰暗，乌云压城。洛杉矶国际机场风疏雨骤，飞机穿云破雾降下来。朱镕基走下舷梯，身穿藏青色的大衣，不戴帽子，顶着风雨，扬起他那两道着名的眉毛朝周围看了一眼。广场上所有旗帜——无论是星条旗还是五星红旗，全都湿淋淋地低垂着，无精打采。白宫官员希望他立即乘车离开此地，可是他从围着他的美国人肩膀上看出去，就看到了那些来欢迎他的中国人，看到了那些人身上的雨水和眼里的渴望，于是他向他们走过去，把美国人留在身后。他面带微笑，在记者的摄像机前极力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希望美国人能够看清共产党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铁幕下的暴君”，有一次他疾步趋前，和一个手拄拐杖的白发老人拥抱，他认出这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阿曼森夫人。有两次他不顾警卫的阻拦，把手伸向警戒线那一边的人群。劳安亦步亦趋跟随在他身边，不时地轻轻拍打他的深蓝色大衣上的雨水。
　　两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洛杉矶市雷登市长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让美国人见识了共产党领袖身上的另一种人格，而这些都是世人罕见的：机智、幽默、犀利、从容、直截了当和富有人情味。他不拿讲稿，张口就来，东拉西扯，还句句说到点子上。“你们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访问中国时，都要谈到加州柑橘向中国出口的问题，”他说，“谢天谢地，从今以后不用再谈了。”虽然《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要在好几天以后才能签署，他还是打算把它作为送给美国人民的见面礼，所以踏上这片土地才三个小时就把它宣布了：“根据这次达成的农业合作协议，中国将取消从美国七个州进口小麦和从包括加州在内的四个州进口柑橘的限制。”他还谈到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个一揽子谈判，给美国人一个新的悬念，说“中国已经给了美国很好的出价”。他的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大有深意地说：“中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可是当记者们打听中国人到底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他却不肯透露细节，“如果让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要求了”。
　　他的魅力让全场高潮迭起，笑声掌声不断。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两天后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他的仪式上说“你的访问是我们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时，已经打定主意不和他达成那个一揽子的协议。

　　问题不是这“最大的让步”还不能让美国人满意，也不是巴尔舍夫斯基又提出了什么新要求，而是华盛顿相信让谈判拖延下去对他们更加有利。就在中国人争论该不该让朱镕基到美国去的时候，太平洋这一边，克林顿的助手们也在激烈争论该不该在朱镕基访问时与中国达成协议。总统仍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白宫开了好几次会讨论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可是那些对总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现在分成两派，而且越吵越凶。根据当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赞成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人似乎主要是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官员，包括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他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没有骗他们，所谓“最大的让步”的确史无前例，于是劝告总统“应该见好就收”，还说美国有理由支持朱镕基的改革方针，不该让他空手而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官员，有商务部长戴利、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他们锱铢必较地谋划着还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什么，然后说应该把达成协议的日子再拖一拖，迫使中国做出更大让步。财政部长鲁宾本来赞成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和伯杰的看法，美国报纸上也都说他是个“主和派”。可是事到临头，他忽然变卦，与戴利、斯珀林和波德斯塔这些人站在一起。这让巴尔舍夫斯基和奥尔布赖特大感意外，也使天平的两端发生了有利于强硬派的倾斜。总统决定不与朱镕基达成协议，于是让巴尔舍夫斯基去找中国人提出新条件：增加一个保护美国纺织工业的条款——这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霍尔姆斯和另一个医学参议员郝林斯早先的主意。现在巴尔舍夫斯基除了“得寸进尺”外，别无选择。她心里明白，这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范围，朱镕基不可能答应。可是总统并没有期望人家答应，不过是在实行缓兵之计。后来有人想起克林顿和朱镕基握手时笑容可掬、满嘴好话的样子，就说这表明了美国人的虚伪。其实这也是对他过于苛求，总统那时在贸易谈判上的确缺少诚意，但他把朱镕基的来访视为“重大事件”却不是假的。
　　朱镕基对于中美关系的真实情感，也是在那次欢迎仪式上突然爆发出来。他的演讲语气婉转，言辞优美：“当我们到达阳光之城洛杉矶的时候是春雨连绵，在我们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是雨过天晴，当我们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是阳光灿烂。”谁都可以听出，这不是他的一贯风格。他的讲话一向直来直去，极少使用华丽辞藻，但这些话正是他此时的心情。他忧心忡忡却又满怀希望地对美国人说：“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只有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唯有诤友，才是挚友。”掌声响起，有人还大声欢呼，他环顾四周，可以听出来，那掌声和欢呼声不仅出自礼貌，也包含着某种真诚，于是觉得受到鼓励。

　　中国总理抓住每一个机会尽力施展东方式的开朗、随意和幽默，表面在嘲笑自己，实际上是十足的自信。他对着一大堆美国记者拍拍自己心窝，又指指身边的美国总统，笑着说：“我的心跳在加速。我没有他有经验。他对付你们是很有经验的，我没有。”记者们一听就知这个人不好对付，可又没有反感。他在丹佛市十六街的商店里买了两顶美国帽子，然后在科罗拉多州州长举行的晚宴上说，这是为了“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听众捧腹大笑，他又说，“不过是你们州长出的钱”。在芝加哥，一个农场主普里茨克送给朱镕基一头牛，有640公斤重。他连连道谢，又说这东西作为宠物有点太大了，只好转送中国农业大学。美国记者一向喜欢幽默，讨厌一本正经，现在都被他迷住了。“共产党的领袖不都是正襟危坐，铁面冷眼的吗？他可不像。”华盛顿一个爱说笑话的人说，“不如选他来做共和党的领袖吧。”
　　可他还是属于共产党的。他胸有成竹地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告诉他们，他的国家和美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已经清除了主要障碍，“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有多大，而在于目前的政治气氛”。有人提到，香港报纸上说他给美国人“送大礼”来了。他说他正要谈到此事，这种提法不正确，因为“大礼就等于政治献金，对克林顿总统十分不利啊”。然后话锋一转，说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不做出让步是不行的”。记者追问中国“让步”了什么，他就不再往下说了。不过，总统和总理都宣布，将要发表联合声明说清这件事。
　　看上去一切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呢，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就在会场外面散发那份“中美联合声明”了，还有一份长达17页的附件，这是把中国人的“出价”全都公开了。事情在一秒钟里就被搞得一塌糊涂。有人说这是白宫那帮人弄巧成拙，其实也不全对，白宫本来不想做什么，不过是想告诉后院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正在逼中国人让步，而且已经大见成效。
　　但是朱镕基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激怒了。接下来是中国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他们后来说，美方公布那个“声明”之前没有通知中方，更未经过中方同意，还说那附件上所谓“最大的让步”，只是美国人的要求，中国人“没有同意”。吴仪开始激烈地指责巴尔舍夫斯基，后者反唇相讥，还按照总统指令提出新要求。如她预料的一样，中国人不仅不接受，还觉得受了愚弄。两个女强人整整吵了一天，谁也不示弱。那个早晨，朱镕基很早起床，跑出来和美国的13个议员一起吃饭，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立场，还让每个美国人都说出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国会里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中国和美国正在谈些什么。他既惊讶又迷惑：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反对他们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呢？

　　到了晚上，吴仪和巴尔舍夫斯基还没吵出一个结果来。拉德饭店有个盛大的晚餐会，是专为欢迎中国总理的来访举办的，好几百人坐在那里等着客人来临。预定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朱镕基匆匆进来，随行人员中缺了好几位。“今天是个糟糕的日子。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他一进门就向主人解释，“就因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出现了麻烦。”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听他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大让步，但是美国方面还要我们做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我现在没办法说服我们中国老百姓呀！”
　　一听便知他的心情极坏，可是他一如既往，嘴里说的也是心里想的，所以大家全都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美国的电话现在采用的是CDMA系统，而欧洲和中国采用GSM系统。现在我们决定采用CDMA系统并且和美国合作。这个市场有多大呢？中国去年一年就增加5000万部电话，这个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市场。我认为我的谈判对手不像我一样是工程师出身，他还没有看到这个意义。我想在座的各位能够看到这个意义，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让这个机会失掉，否则我只好让给欧洲了。”
　　他讲完这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400多人站起来为他鼓掌。据在场的记者描述，这掌声持续了半分钟。
　　拉德饭店里掌声不断，威拉德饭店里两个女人之间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完。中美谈判始终没有结果。到了凌晨2点，等在外面的记者得到消息：谈判濒于破裂。巴尔舍夫斯基说她要撤出了，吴仪以牙还牙，说中国总理离开华盛顿的日子不会因为谈判无果而延期。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打算空手而归了。如前所述，巴尔舍夫斯基本来不想这样，现在看到这局面，不免遗憾，于是又坐下来，心里打定主意要给中国人一个交代。这样又熬了三个小时，她和中国人就《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还同意取消美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删除附在声明之后的三个附件。尽管“一揽子协议”没有最后结果，还是让中国人找回了部分颜面。天将破晓时分，朱镕基所说的这位“最难对付的谈判对手”走出来，向等候在外面的记者宣布这一切。她本来就瘦，即使神怡气爽之时，也是一副苦相，现在经此不眠之夜，殚精竭虑，不免满脸疲倦。一个中国记者看了，不禁感叹这美国女人“如此憔悴，面容变化了很多，有点儿不敢认了”。

　　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扮演强硬角色，把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晾在一边，这是代表克林顿政府的，但是她很快发现，冷落了中国人也就是冷落了他们自己。中国人的飞机刚刚离开华盛顿，她就成了克林顿的“替罪羊”。国会议员指责白宫可能失去了与北京达成一项有利协议的机会。那些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几天以前还在指责白宫对北京过于软弱，现在却又不约而同地说它没有弹性，连这么好的协议都不知道拿下来，还说此举造成的后果一时难以估量，但必是非常严重。那些大公司的老板看到中国人一下子做出那么多让步，以为大功告成，全都惊喜万分，忽然听说白宫还是不肯签约，都说克林顿的愚蠢让美国“错过了火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打开大门，把巴尔舍夫斯基叫来向他们报告谈判情况。巴尔舍夫斯基早知情势不妙，战战兢兢地说完了，就听见参议员查菲说：“那可不是好消息。他们肯定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巴尔舍夫斯基代人受过，有苦难言，赶紧叫他们放心，说她确信最后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可是批评还是像暴雨一样朝她倾泻。有人说白宫已经失去一次有利可图的机会，有人说白宫正在逼中国人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参众两院从来都是指责白宫对中国过于软弱，老实说，克林顿这一次接受强硬派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那些议员满意，可是现在这些议员好像比中国人还要愤怒。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斯基，索性把克林顿的决定说成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我认为，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确实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尖刻地说，“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斯的话倒是比较委婉，只是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与工业化国家已不分上下”。这分明是告诉白宫，不能指望从那份协议上占到更多便宜了，你要有本事，就走进他们的市场中去好了。
　　大公司现在想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啊。那个星期，代表大公司的“商业圆桌会”搞了一次调查，抽到600个美国人，其中48%的人赞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另有25%的人反对。道理很明显，他们让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才会让他们进入中国。这让白宫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利益，于是他们决定把那些公司的驻华代表请来，听听他们说什么。
　　4月12日，会议很仓促地召开了，一开始就气氛紧张，语调高亢，好像吵架。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也来了。20多个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驻华代表已经知道中美谈判的内幕，也知道这两人立场不同。他们全都把热脸朝着巴尔舍夫斯基，而对斯珀林冷眼相向。“你们，白宫，”工商会会长卡普指着斯珀林，尖刻地说，“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以亿美元计的交易协议上退缩，不过是害怕与国会山的一场恶战。”斯珀林连连要求大家冷静，安慰那些愤怒的商人，说总统很想签约，只是等待恰当时机，还说“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卡普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们不一样！”

　　对克林顿来说，这情形真是难以想象，他百般刁难中国，不料弄巧成拙。有消息说，克林顿几乎在朱镕基的飞机引擎刚刚发动时就后悔了。有个一向看不起总统的记者，现在有了新证据，操起刻薄的笔写了下面这句话：“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总统的无耻，后者证明总统的无能。”这是东拉西扯之谈。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克林顿开始不安，至少已经担心中国会收回那些“让步”，也许还在心里说，当初听了戴利和斯珀林那些人的话是个错误。巴尔舍夫斯基和伯杰看到总统满脸懊丧的样子，赶紧说，给中国总理打电话，他还没有离开你的国家呢。
　　克林顿于是命令白宫总机给他寻找朱镕基，结果在纽约沃道夫酒店的一个套房里找到了。这是13日下午2点，距离朱离开华盛顿77个小时。两人在电话上交谈了20多分钟。朱镕基说他见到很多美国人，他们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赶紧顺竿往上爬：“我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我们应该详尽地商议一下。”又建议两周之内重开谈判，他将派美国贸易副代表卡西迪前往北京。听到朱镕基在电话那边表示同意，克林顿放下电话，如释重负地挥一挥手，把占据自己头脑一个星期的那些强硬派的主张，驱逐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这电话让朱镕基重新乐观起来。“某些观察家说，我们已走了95%的路程。我自己认为，差不多99%了。”朱镕基那天晚上在纽约俱乐部为他举行的晚餐会上这样说。他告诉大家他和克林顿刚刚通了电话：“我认为，双方要达成协议不需要很长时间了。”有人问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他说希望“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说完这些话，他就飞到美国东北重镇波士顿。在位于波士顿近郊剑桥城的麻省理工学院克雷斯吉大礼堂，他再次显示了幽默和信心十足，对他的1200名听众预言：“目前美国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而且怒气冲冲。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中国也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在那个时候，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不会怒气冲冲。”听众全体起立，为他鼓掌，显然已经听出，中国总理已经设想那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而且深知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维士特当场说：“‘冷战’时代东西方之间严重对立，很大原因是彼此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现在这段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

　　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那两天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对朱镕基来说，这不仅属于政治家高瞻远瞩的历史感，而且还有具体而微的事实来支撑。14日，当他的专机离开美国飞向加拿大的时候，克林顿的电话又来了，说他不想再等两个星期，想立即签订协议，还说美国人可以到加拿大去找他，也可以等他结束访问到北京去会面，还可以在他访问加拿大后再邀请他折回美国。听上去总统就像一个担心失恋的女孩子，一刻不停地重复着已经说了千万次的话，让朱镕基不免暗自得意。“那就到北京去吧。”他说。
　　两个星期以后，谈判如所期待地重新开始，可是大家都发现，自己被一个新问题给缠住了，一直到这轮谈判结束时也无法解开。原来美国人以为，既然中国人请他们到北京来，就意味着4月8日那次“最大的让步”是算数的，他们只要在上面加加减减就成了。可现在中国人告诉他们，那不算数，要重新来过。这可真是应了美国那些公司老板的批评，白宫“错过了火车”，也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几天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非但没有像克林顿和朱镕基说的那样完成协议，甚至还站在原来的起点上，没有前进。现在轮到美国人承受“被愚弄”的感觉，不过，也有消息说，并不是中国官员成心为难美国人，而是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巨大压力，连朱镕基也面临着国内舆论的攻击。有人说他把中国的利益太多地出让给美国人，有些人则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挤进那个贸易组织。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种抵制美国人的声音，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就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也把力主与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朱镕基弄得有些狼狈。
　　1999年5月7日，星期五。这天晚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位中国记者，都觉得该休息一下了。几个月来这个国家炮火连天，战事不断，也把他们搞得筋疲力尽，当晚很快入睡，可是其中3个记者再也没有醒来，另外20多人醒过来了，死里逃生，却已经受伤。凌晨，北约的战斗机飞来向大使馆投了5颗炸弹——不是普通的炸弹，是空对地导弹，颗颗命中，其中一枚还具有穿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威力，从楼房顶上穿过层层楼板，一直钻进地下室里才爆炸，就这样把使馆炸成一片废墟。
　　次日早上，这条消息成了中国所有报纸头版最主要的内容。事情突然，不少中国人想起当年鸭绿江畔的往事，都认为这回美国要和中国打仗了。中南海倒是没有想得这么严重，可还是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在朝阳门立交桥东南角的外交部大楼里，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止武器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国人根据来自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军事行动，而且罪魁就是美国人。

　　普通人自信深谙美国人的霸权心理，正如他们自信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列强欺凌一样。针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20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也许这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但当时谁也不敢说这个话）。随后的那个星期，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自从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街上聚众。北京的学生们获悉他们的游行申请得到公安局的批准，立即决定把满腔怒火烧到市中心去，西郊学院路上聚集的八大学院，历来都是学潮起点，现在也不例外。大学生们汇合起来，向城里进发。队伍沿着二环路向南，走到长安街上，向东挺进，绕了天安门广场一周，并不停留，继续东进，去包围秀水街上的美国大使馆。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人们挥舞标语，高喊口号，要求美国人出来向他们解释，可是得不到响应，甚至连个美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后来的事情证明，那时候美国人全都吓得够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当时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这样想，他们再次感觉到美国人的傲慢。有人开始叫骂，这声音让整个队伍更加激愤，砖头和石头从队伍中飞出来，越过使馆的院墙砸到楼房上。玻璃破碎的声音传过来，激起更多的石头飞过去。事先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头脑冷静的学生这时发挥了作用，他们极力控制着队伍的情绪。还好，学生没有冲进去，但他们转而去寻找那些最能代表他们心中美国形象的美国公司驻华机构，继续发泄愤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驻华机构就这样被一群中国人扔来的石头击中了。微软公司原计划在遥远的广州召开产品介绍会的，可是北京的“反美风暴”也跟着南下了。没有人来冲击微软的会场，但也没有人来听微软公司说什么了。北京各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说是对美国人最无成见也最有好感的一群人，现在也在自己的学校里面贴出标语，其中一张写着：“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学生们宽宏大量，网开一面，但到了其他中国人那里，能不能“除外”还很难说。所以微软公司大中国地区总裁罗迈克在那些天里特别紧张。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微软公司全体在华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他对这个事件表示万分遗憾。还说，现在公司的方针是：公司利益第二；员工安全第一。如果有必要，公司驻华机构可以立即关门，职工也可以躲在家里避避风头。他的直接属下，微软中国公司的中国经理吴士宏却不愿意理睬他的想法。她后来说，她当时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但是她克制住了第一个冲动，接着又有了第二个冲动：亲自主持一个“五八死难烈士追悼会”。根据她本人后来的叙述，当时会场上哀婉凄切：
　　三位无辜牺牲的普通中国人的遗像，镶着白花黑绸，艳丽的鲜花捆扎在表示死亡的花圈上，是无法欣赏的美丽，提醒着人们，战争和死亡是多么的近！前一天夜里我把国歌的词写下来，多年没唱过，竟一字未忘。哀乐起，默哀，唱国歌，全体泪如雨下动了真情，像孩子在哭受了欺负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