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令人深思：中苏关系史上小事件的大影响[转帖]

中苏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纠葛在彼此的竞合博弈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却又迷离。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红色苏维埃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苏俄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这段决定中国命运的乱世纠葛究竟如何了结？又隐匿着多少未揭之秘呢？其中闪耀的“大事件”中又有多少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小事实”？

国共合作的句号:五月指示

共产国际（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这些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桂系名将黄绍记述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他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要土改，就是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比共产党的判断更符合实际。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渐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方针。共产国际一手促成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画上了句号。

中苏蜜月的开始:中共六大

1928年初，莫斯科费尽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大部分都借道东北，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辗转到达莫斯科。这条路线恰好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苏联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行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其间虽历经曲折，但是它从苏联那里得到的种种帮助，毫无疑问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当时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如果他说这话时，内心也浮现失落的话，那他怀念的会是1928年－1936年那段团结最紧密的时光，虽然在他的字典里“团结”一词有另外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到具体文件，从选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苏区，帮助工作、指导作战，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红军推上漫漫长征的险途。

“九·一八”事变的参考:中东路事件

东北易帜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心想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称苏联违背协议在东北宣扬共产主义，搜查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将苏方中东铁路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苏军因此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蒋介石国民政府也对苏宣战。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只不过死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此一事件，虽属中国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本就残破的国家更是尽失颜面，而且还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29年9月，又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对此，已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根本反对现有的政治路线，很快中共中央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莫斯科来电:改变西安事变

经过长征颠沛流离生活的红军在1936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此时的红军举的是“抗日反蒋”的大旗，西安事变发生后改为“联蒋抗日”，根据解密的俄国档案显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莫斯科来电的影响。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已经在西安的周恩来。

斯大林的两封电报: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背后力量

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对斯大林要求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胸中的怨气。1956年，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后来斯大林对访苏的刘少奇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

苏共二十大:解除“紧箍咒”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在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说他毁灭了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对毛泽东来说非斯大林化如同解除了“紧箍咒”，这一点长久以来不被人重视。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电波遥控着中国革命（比如上文提到的事件），而且苏方的态度很傲慢，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由此多年来积累了许多矛盾和怨愤。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毛泽东有理由高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当然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炮轰金门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不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而是中共的炮轰金门。当时钟指向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扎在福建厦门——泉州一线三十余公里海岸线上的解放军炮兵同时向台湾海峡的金门开火，历时60天的“炮轰金门”事件开始了。此举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都大感意外。在炮轰金门最激烈的时刻，蒋经国被派到金门督战。蒋介石对蒋经国说:“金门必须确保无虞，那里的事情办不好，你就不要回来。”“炮轰金门”一开始，美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几天后，台湾海峡附近集结了六艘航空母舰（当时美国只有12艘）、三艘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一个潜艇集群和二十多艘后勤补给船只。艾森豪威尔对毛泽东选择这样的时机发动大规模炮击绞尽脑汁。他怀疑毛背后有苏联人撑腰，但是他想错了。炮轰金门之后，赫鲁晓夫非常恼火，他对此毫无准备，事前中国没有向“老大哥”透露这显然早已谋划的行动。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正红火，共产国际中逐渐流传起这样的话: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翅膀硬了这个事实，在他眼中毛泽东这是有意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炮击行动本身更是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唱反调，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

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但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摘自2008年第1期《领导文萃》）

3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援助亚非拉国家的钱跟我国欠其它国家的外债一样多[转帖]

　　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

　　转自09年第1期的《同舟共进》杂志，此文在电子版《同舟共进》上的具体地址是：[/b

　　此杂志是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的，此杂志的自我简介见此杂志的网站的这个页面：[/b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这些刚从别国的殖民地变成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非洲国家是跟台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建交还是跟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这都是需要我们用金元、用经援来加以影响的，这关系到我们大陆的邦交国的数量问题，关系到大陆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大小问题。——楼主评点）。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楼主附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毛泽东那么英明为何却不做两手准备，以防将来越南有跟中国反目成仇、转而投靠苏联的可能？——楼主评点）。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光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我国就每人交了3800元，这还不包括送给亚非拉其它100多个国家的。此文开头第二句讲了在1976年之前我国总共援助了110多个国家。——楼主评点）。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中国现在的电线杆仍然是水泥加钢筋条做的吧——楼主评点），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音乐家李劫夫与“文革” [转帖]

　　　　李劫夫是中国大陆曾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音乐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灸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那的孩子》等，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那首为几代青少年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也是劫夫—李劫夫。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则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然而，自１９７２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陈益南

《尝后图》和《熙陵幸小周后图》详解[转帖]

　　古代的春宫，用现在的话叫少儿不宜的淫秽图画或者黄色图画，多半描绘的都是男女交合的场面，主要有性教育、性启示，以及激发性兴奋的作用。一般来说，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更无什么思想意义。但有两副春宫背后却掩藏着野蛮的性暴力事件，那就是宋代无名氏所画的《熙陵幸小周后图》和《尝后图》。

　　五代十国后期南唐国主李煜的皇后小周后，是闻名于天下的绝色美人。周薇系南唐后主李煜的皇后人称大周后的周蔷的同胞妹妹。周蔷二十九岁时病故，早就和姐夫有一腿的周薇又嫁给了李煜，人称小周后。史书载，大周后病重不久于人世之际，见到周薇进宫，便道：汝何日来？那时周薇尚小，未知嫌疑，回道：既数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可是李煜只知谱词度曲，不知治国，最后被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国，他和小周后一起做了俘虏。在所有的皇帝之中，赵匡胤应该不算是好色的，他曾将后蜀主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纳入宫中册立为贵妃，却放过了同样是绝色美人的小周后，还封她为郑国夫人，估计他是因为欣赏李煜的才华，才没染指小周后。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赵匡胤去世，其同母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宋大宗原名赵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称帝时又改名炅，他在位22年，庙号太宗。赵光义就没那么讲仁义了，他继位后，小周后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觊觎小周后的美色已久的赵光义，借命妇要不定期入宫朝觐的机会，强留小周后。这段历史，宋王銍《默记》卷下最早记载在案：“龙兖《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尤悔》亦有相同记载。

　　据说赵光义还把宫廷画师召来，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进行“写生”绘画，就是《熙陵幸小周后图》。因宋太宗赵光义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故云其“熙陵”。《默记》、《宋稗类钞》均未提是否真有此画？而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果报·胜国之女致祸》有明确记载：“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盖后为周宗幼女，即野史所云：每从诸夫人入禁中，辄留数日不出，其出时必詈辱后主，后主宛转避之。”

　　赵光义形象不怎么样，却是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对于小周后的“行幸”，简直就是强奸。沈德符还云：“此图后题跋颇多，但记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明姚士麟《见只编》亦云：“余尝见吾盐名手张纪临元人《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袜仅至半胫耳。裸身凭五侍女，两人承腋，两人承股，一人拥背后，身在空际。太宗以身当后。后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颊。”由此可见，赵光义“行幸”小周后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事，而且此图也确实存在过。

　　1127年，靖康之变，金人灭宋，裹挟徽、钦二帝及三千宗室嫔妃公主北归，命运可想而知。宋徽宗的韦妃，也就是高宗赵构的生母，被俘时三十八岁，在金朝被金人凌辱十五年，绍兴和议后才被放回南宋，成为高宗的韦太后。她在金朝，还留下了两个宋高宗的有金人血缘的混血兄弟。\u0013因此，元人冯海粟曾在《熙陵幸小周后图》上题诗：“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意思是，宋朝皇帝强奸了别人的妻子，而他的后代又被金人强奸，真是报应！

　　历史往往会重演。百年后，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灭金，南宋军人也施加了性报复。甚至有人还把强奸金后的情景画成一副春宫，题为《尝后图》，意即“尝金朝皇后滋味图”。佚名的《樵书》中曾提到这幅南宋末年的《尝后图》，云：“一妇人裸跣，为数人抬舁，人皆甲胄带刀，有啮唇与乳及臂股者，至有以口其足者，惟一大将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就。又有持足帛履袜相追逐者，计有十九人。上有题云：‘南叱惊风，汴城吹动，吹出鲜花红薰薰，泼蝶攒蜂不珍重。弃雪拼香，无处著这面孔，一综儿是清风镇的样子，好将军是极粘罕的孟珙。”孟珙就是最终打败金国的宋将，意思是说他带头强奸金后。

　　金后是否被捉，史料不见载。《金史·本纪第十八·哀宗下》云：“庚子，上发南京，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太恸。”说的是金国最后一个皇帝哀宗逃离汴京时，身边一个女人也不带。但哀宗皇后徒单氏，据《金史·列传第二·后妃下》记载：“未几，城破北迁，不知所终”。那么，金后是否被南宋军人强奸，不得而知。估计这个故事包括《尝后图》，不过是南宋汉人们一种满足报复心理的意淫罢了。

　　这便是这两副现在已不知所终的春宫背后所掩藏的性暴力。

滇缅路抬棺上阵,却为何败得如此羞耻 [转帖]

　　2009-07-22 来源: 网易历史
　　
200师出发远征之日，自师长起，全体军人上路，从几里外的金鸡村到板桥镇街上，扫到干净得连一根草都没有。一席话令我愕然语塞，原来我当兵时引以为豪的挑水、扫地的光荣传统，曾经早已是让我年少时切齿痛恨之辈们的日常功课。
　　
　　二十四拐

　　本文摘自《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 章东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今天你从昆明乘汽车前往畹町，当年的滇缅路已经一寸都看不到了。宽阔的高速公路让汽车可以像风一样刮过崇山峻岭，深沟和两山之间，被数百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架成坦途，太大的山就挖一个长长的大洞，让几辆并行的汽车毫无阻滞地冲过去。大理到保山原是山势最陡峭的几百公里，直到前几年才修通高速，习惯在山路上盘旋的司机们爽得一塌糊涂，他们第一次发现上百公里可以一直踩着油门走，还不用担心过去不到一百米就拐一个急弯的对面突然冒出逆行的大货车来，于是有人麻痹了，极速狂飙如飞，结果真的从高上云端的新公路上飞了出去，他们在将近一分钟后才会掉落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滇缅公路。因为那条路是六十多年前的云南山里人几乎全用锄头挖出来的，大多数路段都是无奈地沿着巨大的山体形态蛇行。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条山路上流过这么多的鲜血。因为为着这条一千一百多一点公里的公路争夺战，有超过四十万至少六个国家的军人阵亡在与它直接有关的战场上，如果再加上至少两倍于此数的中缅两国死难平民，则这条蜿蜒的崎岖山路上每一米都是一条人命，每一米仰面朝天地躺着一位死者，他们手拉手从云南省会昆明连接到缅甸的交通枢钮腊戍。也就是说，这条路从修筑起的不到五年，几乎用人的骨肉又重新铺了一遍。

　　一直到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实际上都并不知道这条公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意义，似乎也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它。以至于在这条公路占大头的云南，几十年来都用一张“二十四拐”的著名照片来诠释这条确实险峻而多弯的战略公路。

　　2000年的时候，云南的民间学者戈叔亚发起狠来，他骑摩托，搭汽车，徒步行走，对照着那张几乎六十年前的照片寻找它在滇缅公路上的位置，结果，他没有找到。戈叔亚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因为酷爱探究滇缅战场的历史而没有时间，索性早早辞去了与此无法发生关系的工作，下海经商，试图以商业成功支援自己的疯狂癖好，因为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历史是个烧钱的行当。据说他也小有成功，在昆明人绝大多数安步当车的年代就买了摩托车。但他终于没当上大款，止步于汽车时代的门外。这个生意场上的失败者几年之后却干了一件让整个云南震动的大事，他公开发表文章，告诉大家：那张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照片不是在滇缅公路上拍摄的。因为他在贵州找到了那段路。他右手举着那张老照片，站在当年拍摄者同样的位置上，身后就是那段绕来绕去的盘山公路。

　　那时我还在参与编辑《华夏人文地理》，因为这个杂志是从云南的《山茶》演变而来，所以会更关注云南社会科学界的动向。戈叔亚这个发现公布之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当地几位有头有脸的官方“学者”们约好了一样扑上来， 好像戈叔亚仅仅因为尊重事实而讲出的真相是一件让本省很丢脸的事情。我记得有一篇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文章，主题是说云南人民的抗日功绩不容抹杀。这个说法让我惊诧了好几天，因为无论那张照片上的路在不在滇缅路上，调查者戈叔亚都没有要抹杀本地人民的抗战历史呀！还有一位更绝，他告诉读者，戈叔亚证明“二十四拐”不在云南是多么的没道理，因为滇缅路上比这个照片上拐还多的路多得是！

　　这件小小的公案对于现代中国的学术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除了当地，再也没有外面的学问家参加这个本就不该发生的讨伐与争论。而且事件的发展印证了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年，戈叔亚在当地媒体发起的评选本省十大有影响人物时高票当选。我之所以在许多年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重提这件事，只是想告诉此书的读者，千万不要被号称权威的假学者们和印成铅字的厚书唬住，只要是讲中国抗战的事情，很多都值得我们趁着当事人没死绝的时候再重新调查一番，别让虚假的信息在我们长年自卑进而急需自我鼓励的脆弱内心安营扎寨，以至于听到真话自己受不了。

　　1999年，我第一次自己驾车驶上滇缅公路，开过大理之后，还有不少的路段依稀间保存着当年的样貌。时近黄昏，金色的阳光斜斜地洒满在路上，让那条被六十年的汽车轮胎和鞋底抛光成晶莹剔透的弹石路灿烂之极，衬着背后苍黛的远山，有一种渐上天际的绝世之美。这种叫做“塘石路”的路面是滇缅公路的特色，在今天所存无多。它是用俗称“狗头石”的长条石块竖着挤压排列成路面，两侧再用巨大的石块挡住它们，使每一块石头经年累月都不会稍微的松脱。石头当然不怕高原暴晒的太阳， 所以永无柏油路面一到夏日经常稀乎烂糟的局面。当然也不怕雨水冲刷，没有土路一下雨变成一条烂泥沟的担忧。而且石头朝上的部分大约拳头大小，即便稍有不平，轮胎走在上面并不巅簸。同车的云南探险家金飞豹一脸自豪地告诉我：这种路面是云南人发明的。我想也没想就点了头，路是人家山里人建的，这么智慧的铺路方法当然也归人家。

　　好几年之后，和孙敏、戈叔亚一起为云南电视台做片子，重走滇缅路，才读到当年亲身修筑滇缅路工程负责人的著作。那书上告诉我们，尽管滇缅路的工期被内陆的战火催逼甚急，但所有路段与桥梁的上马开工都不曾一丝马虎，全部是专业人员亲身勘测后严格按标准设计的。这支专业队伍大多来自当时中国工业与建筑业最发达的上海与江浙，全部是国内的顶尖高手。正是这批人，从根本上奠基了这条公路能够担当得起整个中国战时唯一动脉的重任而不曾发生质量与设计缺陷的问题。今天在昆明城西，有一座专门建给这条路的雕塑墙，我在上面没有找到一位设计者与工程管理者的名字，它传递给我们的仍然是当地山里人用锄头和萝筐弄出了这条生死攸关的民族生存之路，我一点也没有否定人刨肩扛的伟大与坚韧，但是以当时云南的工业水平，缺了那些其后几十年仍以自己的智慧之光照耀中国道路与桥梁史的泰斗级人物，这条堪称世界第九奇迹的不朽巨作绝不可能仅仅诞生在尘土飞扬之中。

　　那书上还专门讲了塘石路的设计依据来自上海，同样的路在那座亚洲最繁华的城市里已经被碾压了三十年而毫发无伤。这是很重要的实证依据，那么重要的战略公路，采用任何路面的铺设方案，必定要求万无一失，灵光闪现的计上心头是不可能被通过的。再深究下去的事那书上没讲，因为当年的工程管理者不会想到七十年之后的荣誉归属。上海最早的塘石路其实是法国工程师修的，因为早在一百年前，巴黎大改造的时候，中世纪污水横流的街道就被乔治•奥斯曼男爵全部铺上狗头石了。那路有多实用、多耐用，淘金于上海的成功法国大亨当然最清楚。那些家伙大多在法国没混出名堂，但却在遥远的东方成功了。回不去巴黎，咱自己拷贝一个。旧时上海之所以被称作“东方巴黎”，除了它的繁华，这夹在两排法国梧桐中的塘石路平添的形神兼备功不可没。有意思吧，那几十年来为抗战中国挣够了面子的金子般闪亮的路面，不仅不是拼死修路的云南人民发明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发明。

　　2007年的时候，我在巴黎细细端详着塘石路的祖宗，一百五十多年了，它们目睹街上从只属于贵族的铁轮马车孤独地驰过，变成了无数平民驾驭成千上万五光十色的汽车穿行，仍然安稳地躺在欧洲之心的显要之地。它们哪里知道，论辈份该叫它爷爷的滇缅公路的那些路面，在遥远的中国边关，都已经成为古董，需要知情者悉心寻找才看得到了。这有点儿像中国的现代史，离得那么近，却那么难找，那么扑朔迷离，等你一不小心真找到了，从不动腿的人扑上来一齐告诉你，你脚下踩着的，手上摸着的，眼睛里亲见的都不是真的。

　　
　　1940年后，滇缅公路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动脉

　　这条滇缅路是抗战中国的血脉，也是缅甸之战的导火索。对于曾经期望三个月搞掂中国的日本，很大程度上是这条路挡住了他们迈向完胜的步伐。

　　历史不能假设，至今我们想不出当年如果没有这条路，中国是不是就真撑不住了。反正为了切断这条路，日本人生生把缅甸这个宁静的翡翠般美丽的佛教之国一把拖进了全然与它无关的中日之战。早些时候，我总觉得日本进攻缅甸是为了抄中国政府的后路，因为他们溯长江而上的意图被中国军队的顽强阻挡住了。但等我亲身走上了滇西旧战场，才深切地了解谙熟中国地形的日本人没有我这么天真。这个山地面积占全省97%的省份，不是海岛国家的陆军走得过去的。所以，日本军队把发起于缅甸的战役定名为只一个“断”，战略意图清楚明了，彻底切断中国的陆上补给线。

　　我听一位在抗战爆发前夕在中央军校修习炮科的老军人告诉我们：那时候，中央军校炮科要实弹射击，用几发炮弹，都必须要校长签字，而校长就是全中国的军事统帅蒋介石。军事物资管到这么细，国家军事资源之匮乏，这一个例子已经说明问题了。那时的中国，面粉叫洋面，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连钉子都叫洋钉，如此落后的中国与亚洲第一工业国日本开打，那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是不会给你送吃送穿送枪炮的。战争打到第五年，中国的抵抗仍然没有被摧毁，很大程度上都靠着这条唯一的血脉。枪炮、弹药、汽油，最基本的支撑中国战斗下去的物资从海上运到缅甸仰光港，再以铁路转运，接驳至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线上。那条几乎是悬挂在层峦叠嶂上的公路上，日夜奔驰着各式各样的货车，很多都是南洋的华侨为祖国抗战而捐献的。

　　前年冬天，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在深圳见到了一位年近九十岁的老人。他身体己经不太好，日子也并不宽裕，和他熟悉的朋友们对老人都极为恭敬。他随身永远带着一个拉杆箱，里面放着他一生的宝贝。他怕深圳治安不好，出来吃顿饭的工夫，被贼把箱子从家里偷走。由于我与他是初见，又听朋友说我对滇西抗战的历史感兴趣，他特意打开了自己的藏宝箱。

　　那箱子里收纳着他的一生。老人叫胡长发，他的家族是华人世界中曾经最富有的胡家，胡家的虎豹万金油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享誉海内外，老人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中那头豹的二公子。胡老先生打开的全是历史，从六十多年前年轻的他与同样年轻的蒋纬国将军如兄弟般相依的合影，到数年之后他在美国学习驾驶军用战机的英姿，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称为老总统的蒋先生在台湾记不住第几次又“当选”总统后与国大全体代表合影的长卷式照片。他展开那张将近两米长的照片，正中都是历史上熟悉的面孔，他指着最左边角落里的中年军官，告诉我，自己不是代表，是老总统的侍卫官，所以也照上了。

　　他回忆滇缅公路刚开通的岁月，他的父辈让他领着整整一队华侨同胞们捐赠的卡车和全部的司机从南洋浩浩荡荡地长途跋涉抵达昆明，那就是名载史册的南洋机工的一支。老总统专程派蒋纬国先生到昆明欢迎他们，老人告诉我，除了那些汽车，那些车上的物资，那些志愿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机工，他亲自押运的还有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华侨捐给祖国的一卡车黄金，那是给国家买作战飞机用的。年轻的胡公子与机工们一路风餐露宿，他说，路程比出门前预计的长得多，艰苦得多，但是他没有动用过一点点黄金给自己买饭吃。

　　此后，他与纬国将军去到陪都重庆，老夫人对他视同己出，并送他去美国学习空军。老人自豪地告诉我，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偌大的盟军轰炸机群中可能只有一个中国飞行员，就是他。

　　我曾在几年前为了寻找一座当年美国工兵架设于滇缅路上的钢桥而走过一段极凶险的老路，一段早已废弃掉的老滇缅路。那天已近黄昏，下着雨，那路陡到我们下坡的时候挂在一档还要经常踩住刹车。那是接近40度的陡坡，一面是峭壁，一面就是悬崖。既使不避让对面来车，也让人开得手心出汗，胆战心惊。这不是越野赛场，只要侧滑，只要刹车失灵，一旦翻出去，根本就是不需要救援的。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机工们老旧的卡车在满载时是怎样开上去的，他们的车远不是我们今天哪怕是最差的越野车，只要舍得踩油门，再慢也上得去。

　　戈叔亚告诉我，那时许多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还是烧木炭的卡车，上这样的陡坡，要烧好一会才能往上冲一小段，车上放着几块三角木，每到车冲至无力，站在车门外的助手要立刻跳下车去把三角木塞在轮下，防止溜车。等车烧好压力，又要飞快地拉出垫木，跳上车，否则就要跟在后面跑，因为那个车不能停下等人。想一想吧，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地方，那有多危险，又有多累，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极限运动可比它的万一呢。我不知道，这些本是平民而又生活相对优渥的机工们，有多少人为着自己素未谋面的故国能够挣出灭顶的深渊而舍身在了滇缅公路沿途的莽莽群山之中。在我所走过的滇缅路沿线，没有看见一座属于他们的纪念碑。

　　为着保住这条路，中国军队从国内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出境作战，要知道此举对于早已战力枯竭的胶着抵抗战场无异于釜底抽薪。虽然那是配备有汽车兵团的当时最现代化的中国陆军精英，但是我看到的一副出征时的历史照片仍让我剜心般痛，那支入缅远征的部队，竟还是用肩上的扁担挑着行军锅！就是这样的装备水平，已经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最能拿得出手的仅存家底了。

　　
　　开赴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士兵

　　远征大军中待命出征的200师曾短暂驻扎保山市板桥镇。后来也投笔从戎的刘志声老伯告诉我：“那是什么样的军纪，板桥街上有三百家茶馆，但茶馆里没有一个军人。”老人还告诉我们，200师出发远征之日，自师长起，全体军人上路，从几里外的金鸡村到板桥镇街上，扫到干净得连一根草都没有。一席话令我愕然语塞，原来我当兵时引以为豪的挑水、扫地的光荣传统，曾经早已是让我年少时切齿痛恨之辈们的日常功课。

　　留下身后一片清名，随军出征的物资除了必备的弹药粮草，刘老伯说，还有从保山征发的几万具棺材。震撼之余，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那条二千里路的漫漫征途上，真要带着上万具棺木，至少需要几万民夫换着抬，根本没可能。棺材一定是带了，但那更多是宣示誓死杀敌、马革裹尸的绝死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军用无声的视觉语言晓谕三军，老子连棺材都准备好了，绝不苟且偷生，弟兄们一起拼命上吧。

　　抬棺上阵是古老中国的勇士面临绝死之战的惯常做法，基本上是吓唬对手的。可惜这一次不幸应验了这个黑色预示。大约四个月之后，出征之初国内媒体捷报频传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遗躯回到祖国，不过他没能躺在保山人支前的棺木里，那条归国道路之艰险，已容不得长眠的将军安卧棺中。既便如此，对比同在第一次远征中死国的数万同袍，戴师长已是唯一的幸运者。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09-7-22 21:38 编辑]

两把武士刀看中日对待历史态度:令国人羞愧[转帖]

　　2009-07-18 来源: 网易历史

　　我们总在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可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敌人后代在如何磨亮历史物证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如何让民族历史的遗珠在无人呵护中渐渐湮灭的。真的是因为缺钱吗？

　　本文摘选自《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原题：军刀

　　就在我们追寻中国远征军足迹的那段时间，在我的一位好朋友嘴里，我听到这个他本人亲历的故事。

　　朋友那天问我：还记得那把刀吗？现在开始磨了。

　　我楞了一下，哪把刀？朋友笑了，我也想起来了，哦，那把刀，那把旧旧的日本军刀，或者用日本人的说法，那把武士剑。

　　朋友大学是读的物理，毕业后屡屡放着别人垂涎的工作不务正业。他痴迷的偏爱上了收藏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旧刀具，这个看似简单的对铁片的爱好是个烧钱的行当。

　　三年前，一位专责管废品仓库的大哥拎来一把马上准备销毁的东洋刀，一条黑不啦叽的弯钢片，内行叫刀叶子，没有刀把、护手，更没有刀鞘。大哥同情他低收入的高品位爱好，专门来问他：要吗？朋友用了几个小时，清除掉刀身上已经固化的污垢，找到了记载此刀身世的铭文。根据铭文，此刀很有来头，朋友用另一把品相尚好的日本刀把这个旧东西换了下来，替它化铁去了。

　　几年来，我断断续续地从朋友那里听到这把刀近乎传奇的故事。

　　在收藏刀这个行当里，日本刀是单独的类别。说起来东洋刀还是盛唐时候从中国漂洋过海传去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在资源短缺的岛国成长起来的刀匠们把心血浇了上去，一代一代，制刀业竟臻绝美之境。日本刀师对徒弟比亲儿子都坦诚，生怕徒弟的技艺超不过自己，那会是家族的耻辱。而我们中国师傅传徒弟，都跟猫教老虎似的，一辈留一手，留到今天，用传统工艺打的刀，连切萝卜都快卷边了。结果当年祖师爷的后代，如我朋友他们这群人，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地把玩起徒弟后代们的作品来。日本人也不是数典忘祖之辈，当年传到日本的原形唐大刀，一种刀剑一体的长刀，就被恭敬到近乎神圣地保存下来，理论上成了只有日本皇室才可以锻打和佩用的刀型。

　　刀师在日本是很受尊敬但发不了大财的职业。远去的武士时代给他们留下了神话一样的故事和货真价实的手艺，但几十年无仗可打的日本，有几个人愿意用能买豪华汽车的钱打刀玩呢。这一小群身怀传家绝技的大师只好在精神生活中寂寞的孤高着，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只身来到唐刀的祖国寻根，并且留在了中国。

　　朋友的旧刀页子几经辗转送到了这位日本刀师面前。在此之前，这把刀的身世已经得到国内多位名家的认同。但三百多岁的高龄再加上几十年的废铁生活，样子实在很惨，一定要重新磨过，重新制造刀装，也就是刀鞘、刀柄和刀镡（护手）。朋友问他愿意不愿意磨这把刀，要多少钱？

　　刀师过了许多天才作答：愿意磨，人民币一万四千元，不还价。

　　天价呀！当时朋友告诉我这个价时，觉得日本人做起这类事来总有点装腔作势的味道。长这么大，见过多少磨刀的，真没有想到有人敢开出这个价码来。

　　磨刀这行当，早些年满街都是，肩膀上扛个长条板凳，一应家伙都安置在上面，边走边喊。最著名的磨刀人还跟日本人有点关系，他就是京剧《红灯记》里文武双全的八路军联络员，他用那条板凳抡趴下一圈全副武装的鬼子，然后从容的回根据地去了。总之，那不像是一个技术活儿，弄个砂轮，找块石头，脱光了膀子谁都能干。

　　结果，朋友决定出这个钱，那时候，他一年也就挣够磨这把刀的钱。他豁出去了，他要见识一下。

　　刀师开始做准备工作。他告诉朋友不要着急，准备工作不算，仅仅磨刀就要三个月。三个月！这时间够我们把铁棒磨成针了。然而就在朋友备好了钱，一心死等的时候，刀师却变卦了。他说，自己用了好几天端详这把刀，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得出结论：以他本人目前的能力和经验，没有资格完成磨这把刀的托付。实在对不起，这个钱他不挣了。

　　但人家没有撒手了事，他和朋友商量：能不能请他的师傅来看看。师傅如果愿意，肯定可以磨。他提出：由于这事责任在他，请师傅的费用他来负担，那个费用肯定比他预计的磨刀费多许多。

　　朋友说：这位刀师是讲规则的人，刀在他手里他绝不随意示人。给谁看，让不让看，他一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而且那人什么时间来，如何看的，讲了什么话，刀师都仔细地用笔记下来。最后还刀的时候，这个书面记录也会一并交给你，以兹查证。

　　师傅真来了。看了刀之后，郑重地答应了磨刀的事。师傅说：这把刀自1630年制成至今共磨过四次。按照刀的生命，一共可以磨六次，他将磨的是第五次，前四次的磨刀师都是日本制刀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能作为第五位刀师，像四位前辈一样在这把刀身上留下自己的标记，很荣幸。另外，他请徒弟转告朋友，磨这把刀，他不收费。

　　师傅说：这次主要是修复刀身上的氧化层、污渍和残损，不会把刀口磨得太锋利。磨好之后，他会随刀奉上全部的护理用品，拜托用心保藏。

　　刀身上不多的铭文和标记，记载着这把刀的身世和历史。外行看来不明就理，而师傅这一级的刀师看，则就如考古学家拿着残破的龟板能讲出一个王朝的兴衰沉浮。这把刀是当年日本第一大武士柳生家族打制，至今已有370岁，在日本，它已是国宝级的一流古刀。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把黑乎乎的刀时，我曾说：也不知它杀没杀过人？朋友说：杀过。他指给我看刻在刀身上三个绿豆大的金色小字“二胴切”。二胴切就是两个人并排吊起来，一刀切断。这是当时武士刀的试验方法，也带点祭刀仪式的意思。两个鲜活的人，连骨头带肉齐刷刷地拦腰斩断。据说，被腰斩之后的上半截人，要很久才会死去。中国古代曾有腰斩的刑法，只施之于罪大恶极者。此酷刑要皇帝钦点才可以用。一个被腰斩为两半的犯人用手沾着身下的鲜血，在绝死前写下了三个“惨”字，让所有观斩的人一片骇然。清初的皇帝从此废除了这种酷刑。

　　二胴切还是客气的。书上记载，曾有武士人家初锻新刀，在房梁上并肩悬起一排活人，一挥之下，竟切了七个。于是那把刀被骄傲地凿上了“七胴切”的字样，是为刀中极品。

　　师傅问：“这把刀能不能卖给我？”他开了一个高价。

　　朋友说：不卖。他对我说：多少钱也不卖。

　　日本有一个刀剑宝藏协会，会员中许多都是有钱的发烧友。最近这些年，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流失海外的武士刀，几乎都是二战时被军人们带出来的刀。那时的日本军队由于战争的急速扩充，军官只发军服和枪，军刀、望远镜都要自己掏钱装备。许多世家子弟就带着家庭留下来的战刀出征，既沾了祖先的余威，又有一点为战刀添彩的愿望。结果战败的是日本，腰间的佩刀作为武器和指挥权的象征解了下来，双手交出去，留在了战胜国。在中国，抗战胜利受降的日本军刀有30万把之多，相当一部分是这种武士家族的战刀。由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与日本人没打到的地方，和自己人全打到了，这些军刀大多在战乱中散落民间。走到一些偏僻的乡间，偶尔会见到用破布缠着把子的东洋战刀倚在农家的柴扉上，干着所有切切剁剁的杂活。

　　在武士文化中，刀是武士最重要的身外之物，甚至已不是身外之物。一个坚忍的男人只有与它成为一体的时候，才是完整的武士。它既是武士摧锋破锐、陷阵杀敌的兵器，又是武士保全名誉、谢罪自杀的利刃。上阵它是武士的胆，武士战死后的灵魂又会附身在自己的刀上。意义如此，武士的后人们怎么可能让象征多少代大和武魂的战刀永远流离于海外呢。日本变身经济帝国重新崛起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家纷纷解囊捐助刀剑宝藏协会，派出专门人才前往当年的交战国细细搜寻，让武士刀悄悄回国。

　　师傅回购的提议被拒绝后，一点也没有懈怠磨刀的准备工作。磨这样的刀，不能借助任何电动工具，28道工序全部由师傅亲自动手。每一把刀的磨石都是专用，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至少一块以上的磨石，绝不能用另一把刀的磨石来替代。更绝的是，为了让磨石天衣无缝地适合这一把刀，师傅亲自动手，重新锻打了一把与要磨的刀钢质、工艺、形状近乎一样的新刀，用来做研磨磨石的坯刀。他要在这把坯刀上把磨石调到量身订制的弧度和硬度，才施用于要磨的那把刀。这把全新的坯刀，也将在磨刀全程结束后赠送给朋友。

　　这位刀师傅在今天的日本刀界，屈指可数，他打的刀，每一把都可以进入名刀的行列。更何况他为了求得与原刀一样的质量，要完全按照三百多年前的古法来打制，如果换算成金钱，已经不知几何。

　　在古代，每一把好刀的诞生都是刀师家族智慧、心血与体力的结晶。我们中国有句“百炼成钢”的老话，讲的就是让铁变成钢的过程。刀师先要用带风箱的焦炭炉把铁条烧至白中泛蓝的青色，就是成语中“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时候，铁会变得软绵绵的，然后拖出来打成薄薄的铁片，对折再烧，再打，如此像和面一样往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在高温和重击过程中，铁中的杂质不断被去除，又在每一次锤打中加上只有刀师才晓得密方的一些极细碎的粉末，折叠锻打使之均匀地渗进刀身里，专业名词叫渗碳，让那条铁变身成为既韧且硬的合金钢。

　　细细地看日本刀，从刀脊到刀口的那个斜面上，满是密密的像云彩、像海浪一样的花纹，隐约间还泛射出斑斓的五彩，那就是钢在不断的折叠与热处理中形成的。这刀身不是“一块”钢，而是数万甚至上二十万层薄如蝉翼而又紧密咬合的钢片。这样的钢制“千层饼”无锋不挫，无坚不摧，又有极好的韧性，在格斗中打到火花四溅而不碎裂，还能化解敌人兵器的力道而不会震伤武士的手腕。

　　师傅曾经提议，为了能更好地磨这把刀，希望把刀带回大坂的工作室。大坂是日本的制刀中心，这个要求似乎很合理，但朋友不敢答应。因为这刀只要出去，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师傅仍然会尽心尽力地如期磨好，也绝不会因为刀在他手而再提买刀的事，胜之不武的事以师傅的名声是决不会做的。但说不定刀剑宝藏协会立刻就会参与进来。协会不缺义工，义工们会接二连三地自费飞到中国，找到你的家，恭敬地站在你门口，默默地等待，向或者晨起或者晚归的你鞠躬、递名片：拜托了，多关照。请你把刀卖给他，请你成全他的这个愿望。那将变成一场精神与礼貌耐力的马拉松。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迟早抹不开一张又一张不断变换的笑脸，屡试不爽，已经有好几把带着战死者灵魂的军刀就此回到日本。这种极度的谦恭，出自于能几乎无限隐忍而又会随时爆发的强有力的心。在日本谁知这样的心有多少颗。

　　师傅用半年完成全部的准备工作，这刀才开始磨了。师傅再一次告诉他，磨好这把刀要三个月。

　　这仅仅是一把刀，仅仅是浩如烟海的日本历史遗物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再微小也是历史，他们磨得很仔细，很认真。

　　这把刀让我们见识了在我们与日本的那一场战争结束60年之后，我们的敌人的后代是怎样对待那段历史，包括那历史中抖落的极小碎屑。

　　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的陈列室里，我见过另一把日本战刀，没有一个字的解说。那刀只是一把制式刀，下级军官用的，比不得朋友手中那柄刀叶子来得珍贵。它的故事，是亲手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李正先生告诉我的。

　　那把刀曾是一位名叫沈荣棠的军人的战利品。沈荣棠浙江海宁人氏，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预备二师六团二营迫击炮排中尉排长。1944年在攻克腾冲城的最后一次血战里，一个日军下级军官挥着这把刀突然跳出残破不堪全无生命迹象的掩体，直接冲进久经拼杀已现懈怠的中国士兵群中。李正先生说：八名士兵，猝不及防，先后死在这把刀下。是排长沈荣棠用冲锋枪射杀了这个绝死的败兵，他是对着那日本军人泼水一样的扫射过去，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战斗结束后，经团长方诚的特许，沈荣棠留下了这把夺去他八名弟兄生命的军刀。战后，他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双手捧起这把日本军刀，长跪堂前。他把军刀，把自己八名弟兄的生命，把八年不能侍奉母亲而换来的民族解放都凝聚在这把刀上，献给母亲。很快，沈荣棠又离开了家，内战开始了，军人沈荣棠再一次走上战场，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离开了大陆。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再后来，在大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家里竟然藏着反动军官儿子留下的军刀，那个时代当然是反动派妄图变天的铁证。可对母亲来讲，那把刀是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也是另外人家八个儿子仅有的生命痕迹。老母亲把刀层层包裹之后投入了水井，并在临终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身边的亲人。

　　1990年沈荣棠从台湾返乡探亲，得知军刀尚存，便委托义弟羊坚将刀捐赠给大陆相关机构。 1994年羊坚先生从报纸上得知在云南腾冲要建滇西抗战纪念馆，便与腾冲县相关部门联系。但腾冲方面答复，我们没有钱去取，你要捐就把刀送到云南。那时候云南旅游不似今天红火，腾冲这个极边之城更是不为人知，没有钱当是真话。但羊坚又哪里有钱呢？但他有义，他知道死于这把刀下的那八位烈士的墓地就在腾冲，它应该重归当年战场，去祭奠那些为胜利死去的军人。于是他把刀捐给了海宁市政协，并坦言希望政协帮助让此刀回腾冲。海宁政协专门派人陪同他携刀赴腾冲完成了捐赠。1994年6月4日，这把附着八名远征军英灵的日本军刀，在离开半个世纪的时候重回腾冲。

　　朋友的那把刀终于磨好了，我专门到云南去看它。我确实看不懂刀中更深的玄机，但看到了标志它不凡身家的错金铭文和骇人的“二胴切”那三个字。师傅讲的没错，刀确实没有被磨成雪亮，密密层层的花纹如彩云蔽日，也使得它无法像戏台上的劣质道具一样亮晶晶的。刀被放在一个朴素的柏木盒子里，外面是一个蓝布套子，典型的日本式包装。朋友仔细地保存着它，甚至不让一丝一毫的指纹和汗渍留在上面。他也轻易不把此刀展示给外人，我知道，那两位磨刀的师徒对这把刀的珍惜与敬重是很有分量的。这把刀是滇西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朋友告诉我：他也想继续寻找，顺着这把刀的线索找回去。究竟是谁带着这把堪称日本第一剑客的刀来到中国，来到云南；这把刀的最后一位日本主人最终活着回到故乡了吗；如果没有，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祖先的这把武士刀吗？那么多的问题，寻找真相本身就是一本多好的书。

　　承载着八位中国军人和一位日本军人生命的那把刀依然孤零零地躺在陈列柜里，身边连一块介绍它最后一次，也许只有那一次肉搏的说明牌都没有。那八位中国士兵叫什么名字，祖籍哪里，是否婚配，有没有子嗣。那位日本军人的同样问题呢，难道这柄刀今天的受赠者和收藏者都没有兴趣，都不应当去细细地、逐一地弄清楚吗？今天的腾冲早已声名远播，滇西抗战的光荣每年为这里带来多少追忆者，难道这把被那么多人血浸泡过的日本军刀，这柄一位普通中国军官献给母亲的忠孝双全的象征，真的只是被当作“旅游资源”的零碎在展示吗？

　　我们总在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可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敌人后代在如何磨亮历史物证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如何让民族历史的遗珠在无人呵护中渐渐湮灭的。真的是因为缺钱吗？

　　一个甲子前的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地老去，距离我们最近的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真的就快死无对证了！

　　在这篇文章修改的时候，我在书店中偶然看到已经译成中文的《武艺二书》，这在日本是每一位武士，甚至商人的必读书。这两部短短的传世之书规范着每一位日本武士的忠诚、道德和荣誉，还包括更多充满绝杀之技的指导纲要。其中《兵法家传书》的作者就是朋友那把刀最早的主人柳生宗矩。我静静地捧读此书，心惊肉跳地看出了那两柄制造时间恰好相隔三百年的武士刀之间的灵魂纽带。沈排长那把普通机制军刀的日本主人显然将《武艺二书》的精髓融化在了自己血液里，在柳生宗矩这位先师的训导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身为武士的至高境界，他虽然死掉了，但他的生命换去了至少八个敌人，他懂得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亮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

　　“表象和意图是兵法的基本要素。它是指灵活运用兵法策略，先用假象来迷惑敌人，再用真实行动来攻击敌人。这是用欺骗的假象来获得真正的利益。……

　　“当对手吃惊时，他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在行动的反应上必然会有所迟缓。……

　　“力量、情感或情绪在心中隐而未发时，就称为‘机’。‘机’就像门枢一样，隐藏在门后看不见的地方。看到对手心里隐密的活动，并伺间出击，这就是观敌之机的战术。……

　　“取攻势，是指进攻时，以凶猛之心，奋力劈下??”

　　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吧。

　　“即使在和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战争的可能。明察国情，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战乱发生，在战乱未起之前就及时地予以阻止，这是兵法中很重要的一点。”

甲午兵败是因为开枪不瞄准[转帖]

　　近代中国的士兵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人，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19世纪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中国，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了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义和团运动中，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戴，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名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败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因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说他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拿着冷兵器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是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张 鸣 
 

玉骨成尘，沈园留香：唐婉[转帖]

作者：杨闻宇 分类：历史 出版社：崇文书局

陆游在世86年，属于长寿的诗人。他与唐琬的爱情悲剧，在他个人的生命里延续了60年，在后人心目里业已延续800年了。去过绍兴沈园、读过有关其爱情诗文的人，都在反复地咀嚼这一幕爱情悲剧所蕴含的意义。

绍兴十五年（1145），20岁的陆游与聪慧、温柔的表妹唐琬结婚，情投意合，鱼水相得，相处得幸福和谐。有的文字记载，是陆游的母亲见儿子沉溺在温柔乡中，担心因此荒疏学业而失去世代簪缨的功名，加上又厌见唐琬过分地活泼开朗，三年未生儿育女，便棒打鸳鸯，刀斫连理，要儿子休了唐琬。小两口苦苦哀求，亲朋们再三解劝，无奈陆母执拗不从，使这一对燕尔情侣终于分手。两年后，陆游在母亲的安排下与王氏成婚，唐琬也改嫁赵士程。青春中美好的姻缘不可多得，世间多少男女反复寻觅，一辈子也与美满婚姻无缘。陆游之母，为什么就这样的不明白呢？

陆游30岁那年，去绍兴城南的沈园散心，碰巧遇上了赵士程、唐琬夫妇，“唐以语赵，遣致酒肴”，饮酒归饮酒，表面上也许还强颜欢笑，而陆、唐之彼此伤心，却不言而喻。分手之后，陆游难以自抑，将一首字字血泪的词作《钗头凤》题于墙壁。佳作有翼，传扬迅疾。嗣后，唐琬听到此词，肝肠寸断，也和了一首《钗头凤》。“怕人寻问，咽泪装欢”，“讳道相思，自惊遥夜”，这种在灵魂里燃烧不已的爱的火焰，在女性身上分明更容易形成致命的暗伤（女性被不幸爱情伤及生命者，显然较男性为多）。沈园会面后不久，“病魂长恨秋千索”的唐琬即忧思成疾，缠绵不起，30多岁即撒手人寰（唐琬的和作《钗头凤》，足可证明唐琬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女）。

唐琬辞世之时，陆游39岁。将近70岁那年，陆游已入老境，几近沈园，心中仍隐隐作痛，他写了一首诗，题为“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40年前，尝题小词一阕于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

诗中有这么四句：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生死异路，感伤不尽。

75岁时，陆游再至沈园，吟下这样的诗句：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81岁时，行将谢世的陆游还梦见过沈园，唐琬已经过世40多年了，他仍吟下了“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的诗句，凄凉至此，钟情曷极！

陆游题于沈园壁上的词里有“错！错！错！”三个字，这“错”字铸成了陆游刻骨铭心的恨，永久难消的悔，他悔恨自己懦弱地依从于封建道德，顺从了母亲之命，铸成了终身悔恨的爱情大错，写下了自己生命里的一大败笔。

男与女在天地间从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通过爱情来互相塑造、互为补充的，致使人类的文明进程，也是由二者共同推进的。在艺术与文学上，这两首《钗头凤》长歌当哭，是男女执著感情在词坛上所留下的最动情的交叠着二重性的悲歌与绝唱。镌刻于沈园，直是压斜了中华东南所有的关于爱情的墓志铭。

陆游的爱国之忱与他爱情上的忠贞之心是同等炽烈的。两者在爱的天平上是平衡的。陆游辞世不多久，金代的诗人元好问写下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词句，仿佛就是写给陆游与唐琬的。又过去700年，与陆游同生一地可谓比邻而居的鲁迅先生写下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而且他自己在个人婚姻上也违却母命，坚定地在爱河里走自己的路。倘游绍兴，看了三味书屋再转身进入沈园，将陆、鲁二人细作比量，人们会发现二人之间存留着微妙的借鉴消息。

陆游、鲁迅，是美好感情上的两座大山，在文坛上也是并峙的佼佼者。陆游与唐琬，因文字与感情相契相亲，唐琬早殇，陆游则是被爱情光芒瑰丽地照耀了一时，又被其以凄楚的光晕笼罩了一生，这在文坛上，真有点空前绝后。如果将他与鲁迅比照而读，真的，一个爱情上朝三暮四的人，我们很难设想，他会是一个伟大而忠诚的思想家或文学家。
 

《中国知青史》：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反思[转帖]

　　■杨健

　　　　《中国知青史》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中国知青史》没有从国家政治的单一角度进行叙述，而是从知青群体的田野考察出发，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叙述。虽然只是写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却隐隐勾画出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全貌。《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一些当代社会史的一般性结论，它让人发现了历史阶

　　段中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节点。这些富于发现性的历史识见，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对当代历史的描述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定宜庄、刘小萌合著的《中国知青史》在2009年2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从1998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至今，已经时隔11年了。11年前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时重要的学术事件之一，今天的再版同样意义深远。11年后，再来看这部著作，它所采用的书写方法，它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人道主义立场是《中国知青史》成功的关键所在

　　以往我们所认知的知青群体，专指由国家安置的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他们通常被人们看做是知青的惟一群体。

　　定宜庄在《初澜》中用了大量篇幅对农村的“回乡青年”进行描述，认为“他们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对“回乡青年”这一群体的探讨，弥补了知青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对包括“回乡知青”在内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城乡分治”所包含的等级性的认识。例如：文化是有话语权限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程度的话语权限，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权限也是分等级的。仅由此一点，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便可以重新评估这一时代的文学价值，得出一些新发现，从而颠覆当代文学史的某些基本判断。由此一例便可看出这一研究所包含的宝贵价值。

　　以往对“回乡知青”的忽视，源于城市高于农村的等级意识。《中国知青史》敏锐地揭示出“城乡分治”造成的巨大社会鸿沟。与其说这里体现了两位作者“大历史”的眼光，不如说体现了两位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具有善良的、敏感的心灵，这使他们能超越自身的社会局限性，超越利害，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

　　在众多当代史学的著作中，《中国知青史》能够越出群伦，独放异彩，细究其中的原因，它的写作基点是人道主义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从曹魏的屯垦到朱元璋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命运在史书上语焉不详，留下的只是帝王将相的功业。在当代史著中，关于边疆屯垦、五七干校的记述，历史的叙述角度又转向国家政治，留下的是国家的身影和脚步，讲述的是国家政治的得与失。人道主义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常识理念，但是在中国史学界，还是一种崭新的思想。

　　《中国知青史》没有把这场运动当成国家意志、政治路线的产物，也没有把这场运动的成败经验囿于国家政治本身。它是以对知青一代人的回顾和反思为基础，并着眼于社会群体。在这种叙述中，知青与相关的社会群体站在了一端，而国家站在了另一端。在新的叙述立场下，知青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成为叙述的中心。

　　《中国知青史》的笔法，富于人间情味。定宜庄在《初澜》中的文笔，健朗清劲，剖析事件，锋刃锐利，对事件的铺排富于韵致，语言不失女性的细腻。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中的个体生命，深怀悲悯。刘小萌《大潮》中的文笔雄浑遒劲，资料丰厚，立论堂堂正正，对历史人物进行的评判，落笔有千钧之力。两位作者直抒胸臆，情感充沛。二者合为一处，声气相通，相映成趣。

　　反思国家主义的历史角色

　　《中国知青史》向我们指出，在知青一代人的命运中，国家始终是一个关键词和主题语。作者从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出发对这场运动进行探究，发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体的巨大操纵力。从追究国家做出影响个人的决策之始因，进而探求个人命运与近代中国百年历史发展轨迹之关系。

　　《中国知青史·初澜》前言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

　　以上关于该书主题的论述，十分犀利地切入了知青上山下乡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它在青年中的权威号召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那根杠杆。

　　这样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是以国家的名义组织的。在20世纪50~70年代，国家对社会已经形成压倒的趋势，社会被挤压到几乎完全消除的境地——没有私营经济、个体活动空间、民间社团，在清除了一切社会群体，也就排除了可能造成的各种阻力，国家由此可以迅速动员年轻人上山下乡，强制所有城镇的父母把自己的儿女送往农村。

　　一个国家体制的建立决定了整个民族和其后代的命运。20世纪初形成的现代化理念，以国家为最高崇拜物，最终导致这样国家的出现。通过“城乡分治”，牺牲农村，加速工业化，由此形成的社会等级结构，与封建政治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革时代国家的政治集团与个人权威一直存在着尖锐冲突。但个人权威与国家政治集团，他们的国家主义立场并无不同。个人权威的思想也受着国家主义的支配，个人权威发动的政治运动和策略也依赖国家主义。

　　《中国知青史》指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个人权威与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场恰恰是一致的。他们解决城市就业的应对策略和基本思路都是国家主义的。他们共同把知青上山下乡当成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出路，体现了国家政治集团与个人权威之间在国家主义上的政治目的的一致性。

　　《中国知青史》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入手，由此切入进去，以狭见广，从一斑窥全豹，最终抓住了国家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机枢，直切当代历史的堂奥。

　　从经济和就业角度探究知青运动的起因

　　《初澜》和《大潮》没有回避这场运动发生的经济原因，指出人口和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压力等是造成这场运动的重要原因。并且从这一角度，说明了国家主义试图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这些历史难题，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

　　国家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但是，国家的强大必须有一个限度，不能形成国家崇拜和国家万能，不能够让其形成压制甚至压倒全社会的力量。历史证明，国家主义并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恰当选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充足的例证。

　　《大潮》通过“1950—1966年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人数曲线图”的四条曲线，显示各级毕业生不能升学情况，这张图清楚而直观地反映了中国自1950—1966年人口、教育和升学情况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其中除高中毕业不能升学这一条曲线自1950—1966几乎是平行线外，其他三条线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学曲线呈45度角上升，与合计线走向几乎是一致的，它反映了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口增加的关系，正如书中列举的大量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那样，升学和就业压力一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大困扰。

　　刘小萌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而这种压力的与日俱增，除了人口膨胀这一众所周知的因素外，主要是与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几十年中农村人口剧增，产生剩余劳动力。1949年，全国总人口5.4亿，其中乡村人口4.8亿；1978年，全国总人口9.6亿，其中乡村人口7.9亿，与此同时，全国耕地面积却以每年7%（约700-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50年代中期，每个农业劳动力约种8.8亩，1978年才种4.6亩。

　　1956年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在全国范围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1957年，却提出把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的设计。“大跃进”失败后有2000万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接着是170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国家通过将城镇人口大举迁入农村的办法，将农村当成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70年代末，全国农村劳动剩余大体为10—30%，在辽宁南部，有些地区农村剩余劳力占1/3左右，人多地少。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4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将城镇就业的“包袱”抛给人满为患的农村。知青下乡并没有使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得到改观，反而彰显了城乡差别。随着知青返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目标也最后落空。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亚洲大陆上形成的多民族集合体，如何在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下继续发展，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历史证明，在一个人口增长很快，资源有限的国度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有效的。但是，不受社会控制的国家，一旦尾大不掉，就会制造出一系列悲剧。

　　《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不是源于自内而生的社会契约，而是由外部压迫打出来的一个强大机构，那么社会性因素在这个国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全面发展社会性，提高社会意识，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国家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知青史》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中国知青史》没有从国家政治的单一角度进行叙述，而是从知青群体的田野考察出发，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叙述。虽然只是写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却隐隐勾画出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全貌。《中国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一些当代社会史的一般性结论，它让人发现了历史阶段中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节点。这些富于发现性的历史识见，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对当代历史的描述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南京沦陷--属于全人类的不幸！ [转帖]

　　　　作者：徐志耕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起，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虎踞龙蟠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灵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梵根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

　　江水滔滔。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指点着五十年前受害的现场——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在浩劫中幸存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神容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它染上了太多的血，因而它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崛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一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高楼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丛葬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像陷落时的南京。”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个中国人。三十万个生灵，是三十万条生命！三十万个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三十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三十七层高的金陵饭店！三十万人的血，有一千二百吨！三十万个人用火车装载，需两千五百多节车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

　　我从金色的天堂之门进入了黑色的地狱之门。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群又一群怪物。是人？是神？是兽？是魔？是妖？是鬼？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狞笑、悲号、惨叫、乞求和祈祷。

　　这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幸！

　　一四九五年，达·芬奇在一所修道院完成了一幅伟大的画作：《最后的晚餐》。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形容猥琐，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三”是个不吉祥的黑色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找不到十三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没有十三排和十三号座位，美国人绝不在十三这一日出门。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当年的中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港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英国罂粟花遍地开放 诱人沉醉[转帖]

　　 据英国《每日邮报》09年7月15日报道，住在英国多塞特郡附近的艾玛·罗莉(Emma Rowley)在和朋友散步时被平缓的让人昏昏欲睡的的夏季微风，引诱进入芳香的罂粟花田中。她说，“在这块偶然发现的罂粟种植地，真的就如传说中的一样，如果逗留太久，眼睛将会变得沉重，会开始打哈欠并进入最深沉的睡眠。”

　　　　尽管种植罂粟在英国是不需要申请许可的，但这种罂粟(学名：papaver somniferum)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同时其提取物也是多种镇静剂的来源，如吗啡、蒂巴因、可待因、罂粟碱、那可丁，学名“somniferum”的意思是“催眠”，反映出其具有麻醉性，因而不是随处可见的。罂粟的种子罂粟籽也是重要的食物产品，其中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油脂，被广泛用于沙拉中。而罂粟花本身绚烂华美，是一种很有观赏价值的植物。艾玛说，“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无边的自由，而且单纯的欣赏是免费的。”

　　由于是制造毒品的主要原料，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严禁种植罂粟。但在英国每年11月11日是纪念战争先烈的“荣军日”，届时上到女王，下至平民，都将佩戴纸质的罂粟花以表哀悼。据悉，这项传统来源于一场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一战期间，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边境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许多士兵在那里牺牲。1915年5月，一名军医在掩埋战友遗体时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于是写下了名作《在弗兰德土地上》。此后，罂粟花就逐渐作为英国纪念阵亡士兵的象征花。

　　　由于是制造毒品的主要原料，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严禁种植罂粟。但在英国每年11月11日是纪念战争先烈的“荣军日”，届时上到女王，下至平民，都将佩戴纸质的罂粟花以表哀悼。据悉，这项传统来源于一场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一战期间，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边境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许多士兵在那里牺牲。1915年5月，一名军医在掩埋战友遗体时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于是写下了名作《在弗兰德土地上》。此后，罂粟花就逐渐作为英国纪念阵亡士兵的象征花。

易中天：我是不做梦的[转帖]

　　2009年07月20日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只有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做梦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中国人就没做过梦。中国人不喜欢做梦，因为中国没有做梦的传统。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国人有梦的话，那就是我在《品三国》中讲到的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其实就连这三个梦，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梦想。

　　在西方的词汇中，梦想往往指那些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的理想。比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的“我有一个梦想”，就基本实现了，或者开始实现了。相反，中国人说的梦，则往往是荒唐可笑的，比如“黄粱梦”；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做你的梦去吧”、“你就别做梦了”等等。前面说的三个梦，就其实是一种心理平衡和心理安慰。

　　我们民族和希腊民族不一样。希腊民族的文化土壤就是希腊神话，所以西方文化传统是植根于神话这样的土壤里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就是两个：史官文化和巫官文化。北方主要是史官文化，南方主要是巫官文化。巫官文化在中国文学经典中体现在《楚辞》，那已经到了极限了，那也不是梦，只是一种幻想。后来史官文化占了压倒性优势。为什么呢？中国文化有一种精神叫现实精神，非常注重现实，不现实的东西是不会去考虑的。长期以来，我们就没有这种文化习惯，所以就不可能有你们设想的那种梦想。希腊是海洋民族，他们是有梦想的。而中国人只有现实，只有在现实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开始做梦。它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的一种欺骗和安慰。

　　注重现实是一个农业民族的必然传统，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踏踏实实、精耕细作的过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而且，也可能辛苦一年，一场冰雹、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容不得他去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阻碍中国人做梦的因素还有教育。我们从幼儿园起就没人教做梦。我们喜欢标准答案。一个喜欢标准答案的教育，哪里会有梦想和幻想呢？是没有想象力的。如果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把太阳画成绿色的，肯定是不能通过，不能允许。连这样一点想象都不允许，哪里还能像马丁。路德。金那样说什么“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痴人说梦”。这意思很清楚，就是只有“痴人”，才会“说梦”。说梦的是痴人，做梦的当然也一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因为西方的一些文化和理念传进来，我们开始有了梦想。第一个就是强国梦，第二个是富民梦。但它是一种集体梦幻。它不具有个性，是集体的、民族的。大家做一样的梦，还有什么个性啊！中国的个人那时候也还是没有梦想的，因为集体是压倒个人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集体梦想也高于个人梦想。这种情况到今天好了一些，多少有一点个体意识了吧。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梦想，反正我是不做梦的。我也是中国人，我也很现实，我只想着把每天的事情做完，做好。但我不反对别人做梦。而且我认为，只有当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做梦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所以，我们至少得从不嘲笑别人做梦开始，哪怕这“梦”做得“不怎么样”。(本刊记者杨天整理)

　　以温柔敦厚的胸襟去实现梦想

　　千万不必急功近利，短视眼前的顺利或艰困。生命的历程原本就是一场华丽的探险，有梦想的人生是最美的

　　文 | 眭平 台湾著名探险家、电视新闻主播、音乐人、作家

　　从小我就梦想自己是一张邮票，只要贴在信封上就可以寄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长大以后，我发现：自己花了20多年时间，真的一步一步地完成了环游世界近180国家的梦想；也在每一个地球村天涯海角的城市、乡镇和部落里，留下了属于我与天南地北人群那一段段永生难忘的故事。

　　大家在电视节目中见到我独自扛着摄像机深入南美洲亚马逊河的丛林、大洋洲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村寨、非洲撒哈拉的原始部落；我也曾在菲律宾亲历了真人钉上十字架的考验，在南极对帝企鹅唱歌，在喜马拉雅山与老虎拥抱；又驾着飞机到英国麦田圈、 鲁的纳兹卡线条、复活节岛、金字塔寻找古文明的秘密⋯⋯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探险是件非常辛苦的事，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都只能揪着人的心一路咬牙往前冲；只要稍微想到害怕疑惑的念头，整个计划就会马上停滞。所以，我即使经年旅行却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总是回答：“我的旅行就是我的修行”。

　　记得那个炎热的午后，阳光穿透海水，把美国东南角迈阿密外海的英属百慕大群岛烘烧得热腾腾的，我似乎感觉到海底那些千百年来离奇失踪的船舰飞机残骸充斥在四周，我仿佛在一个个历史灾难带来的惨痛悲伤中穿梭，却也意外地游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

　　我的母亲怀胎8个月时遇到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洪水。母亲游泳把我上面四个年幼的兄姊一个个拉到楼房上避灾，因此伤害了身体，也造成我的延迟出生。母亲难产生下我以后全身瘫痪，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的午后过世，她足足瘫痪了24年。

　　要我自问自己探险的梦想是哪来的，不如说我从小就一直想代替母亲的两只眼睛看看外面那个她早已经不能再参与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念头，让我小时候几乎每天放学都是背起书包跑回家，因为急着想跟妈妈诉说今天在外面我所看到过跟发生过的事情。

　　我天天说故事给妈妈听，直到后来当了电视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我也常拿起蜡笔把她所看不到的庙会、街景、花花树树都伏在病床边画给她看，后来画出了台湾大学至今已沿用了26年的校徽；妈妈住进台大医院生命垂危，我给她表演第二天要去比赛的歌曲，后来，我获得了台湾五座金曲奖、四座金钟奖。

　　于是就在那一年颁奖的盛会上，我有感而发地说：我的父母那一代经历战乱流离，尽管有才华有梦想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今天我可以大声说：爸爸妈妈，我帮你们把没有实现的梦想也都实现了。

　　原来我探险世界的梦想，是在帮我的至亲实现他们因为时代环境、生活压力或是身体原因而不能实现的梦想！原来，那一份温柔敦厚的胸襟气度正是实现所有人生梦想最可贵的力量。

　　因此，今天的我不论旅行探险、拍摄记录，还是演说写作、唱歌画画，都像是在为自己的妈妈做一样地用心认真。由这种无私分享所建立起的梦想，让我的探险成为一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交一万个朋友、体验一万种生活”的愉悦经历。它们是丰富多元生活的缩影，更是我创作的珍贵素材。如此一来，旅行不累、探险不怕，因为我将有更多更有趣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不只是为我瘫痪的母亲而做。

　　此外，我发现我的梦想里还隐藏了另外一个可贵的力量，那或许是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通常都会有一种人格特质---把世俗或别人眼中不幸的灾难，看待成应当感恩惜福的机缘。因为正是妈妈的病痛无形中训练、激发，甚至成就了我今天能和这么多朋友分享的梦想。

　　你也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更要常常提醒自己：也许眼前看似阻滞你梦想实现的障碍，正是需要你用温柔敦厚、开阔的胸襟气度去理解去体会的一种未来实践理想必要的磨炼与考验，千万不必急功近利，短视眼前的顺利或艰困。加油！生命的历程原本就是一场华丽的探险，有梦想的人生是最美的。

中国姓氏的当代形态[转帖]

　　■王泉根

　　　　据报载：江苏苏州出了个姓“点”的小孩儿，这个孩子既是父系的独生子女，也是母系的独生子女，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都希望能跟他们姓。于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后由外公拿出了最佳方案，这就是不随任何人姓而是另取

　　一个新姓——“点”。其理由是：姓名本是一个人的特定符号，突破传统姓氏是完全可行的；“点”字下有四点，分别代表全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个姓，“点”字上为占有的“占”字，姓“点”即表明这个孩子为“全家四姓共同占有”。

　　另据2007年8月教育部召开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介绍：据2006年调查，全国姓氏有2．3万个，其中129个常用姓氏占总人口的87℅。现在的姓名结构已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四个字以上的姓名，还出现了“赵一A”、“奥斯锐娜王”等极端个性化的名字，有个小孩的名字竟然叫@，取其音近“爱他”。（《光明日报》2007年8月21日）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定势，姓是祖先所传，名是父母所授，名字不合意，或可自取一个，但这个姓是万万不能变更的。而如今，却对祖先传承下来的姓氏采取如此轻率的“否定”，不但可以弃之不传，而且居然可以另造一个。假如孔老夫子在世，必定要大声嚷嚷“礼崩乐坏”了！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的姓氏制度自先秦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不说经过秦汉姓、氏合一，由氏成姓，姓氏世系已难以考辨；也不说历史上因民族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姓氏互相转化混淆，或因避讳、避祸、避事、音讹、省文、复音姓氏单音化等改为新姓，致使中国的姓氏已变得十分错综复杂。

　　今天要在中国大地上，找出一个自黄帝以来一直是百分之百的纯本宗本姓血统的姓氏，恐怕是不会有的事了。穿过几千年风风雨雨的时光隧道，经过几千年天翻地覆的历史变迁，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作为生命个体象征的专有符号的姓氏，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出既不同于传统模式而又与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新形式。

　　第一，姓氏观念开始淡化，出现“姓名”合一的趋势。

　　按照传统观念，姓氏代表的是家族、宗亲、血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共姓至上的群体原则，传统社会形成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姓与祖宗、群体密切相联，只有那些不孝子孙或被宗族除名出族的人才会改变自己的姓氏。一个人即使对家族再不满，也不会对自己的姓氏有意见。历史上有的家族改姓，总有着出于万不得已的原因。改了姓氏，就等于抛弃了祖宗，断绝了香火。在中国人的眼里，姓是“传宗接代”的标志，具有强烈的生命血缘意识，孩子跟谁姓，就意味着他是谁家的后代（尤其是男孩），所以我们的祖宗老规矩一直是子承父姓，有女无子者，则借子传姓，或招一个“倒插门女婿”传姓。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夫妇因子女跟谁姓而引起争吵甚至上法院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减少，现在更普遍的现象是家族观念的剧变导致姓氏观念淡化。

　　家族观念的剧变是因家庭结构的变化所致。在当今中国，像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贾府、巴金笔下《家》中的高家那样“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传统大家族早已解体，由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当今家庭结构（主要在城市）的主要成分，几千年来以男子为家庭中心的传统观念也正在逐渐消亡。家族制的破裂必然促使宗族观念淡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以利益、价值等新的需求标准来确定人际关系，传统的以血缘关系按宗族类别确定活动区域或交往对象则已退居其次。于是，同一姓氏的房族内依亲疏远近和长幼辈分来界定尊卑的方式已显然失去了效力。再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使亲族间的关系网大为简化。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下，传统的姓氏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这表现在：

　　（一）子承父姓的习俗已发生变化，子女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或以父母合姓作为名字，有的甚至另取一个新的姓，如上面讲到的“点”。

　　（二）现代社会勿论姓氏，勿论性别，勿论门第，勿论家族，只有职务之分，而无尊卑之别。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她）的智慧才干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与他（她）姓什么，出身什么家庭，已不甚重要。因之，姓氏仅对家庭具有意义，而对整个社会来说，意义已不大。姓氏已不再具有以前那样严格的固定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姓氏，他人无权干涉。《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三）“姓”、“名”合一的趋势正在开始，这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有的作家、艺术家长期使用固定的笔名、艺名，而原名却被淡忘了。笔名可能是一个词汇，如碧野、柳青、田地，这就很难区别其中某字是姓，某字是名。李芾甘的笔名叫“巴金”，到底是姓巴名金，还是就叫巴金而不必再分姓名，人们对此都不会深究。著名书法家、北师大教授启功先生，并不姓启（姓爱新觉罗），而是名叫启功，由于长期以“启功”行世，不少年轻人都以为启功先生姓“启”。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姓氏制度还将继续发生变化。

　　第二，姓氏分布不平衡，大姓人口爆炸。

　　中国古今使用的汉字姓氏，多达两万余个。但由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古今大量姓氏已经废弃不用，由此造成我国姓氏在全民人口中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表现为姓氏用字单调、大姓人口比例庞大等现象。我国目前使用的汉字姓氏约为3600个，而在汉民族中有87%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也即在11亿人口中约有9.5亿多人只用了100个姓氏。在这100个姓氏中，王、李、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等19个大姓的人口却占了汉族人口的55.6%，也即全国大约有一半人口只使用这19个姓氏；而在这19个大姓中，居于前三位的李、王、张三个“超级大姓”则占了汉族人口的22.4%，其中以李姓最多，约占7.9%，王姓占7.4%，张姓占7.4%，这就是说全国约有2.5亿的人只用了这三个姓。

　　大姓之所以“人满为患”，这是长期的历史积淀造成的。首先这些大姓在历史上往往就是“国姓”（帝王之姓）或是世族望姓，人口一直较多。如排列在当今人口最多的前面19个姓氏，曾为“国姓”者有：李、刘、赵、朱。李姓——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立国276年（618-690，705-907）。刘姓——汉高祖刘邦，开汉朝414年基业（西汉：前206-9，东汉25-220），另有蜀汉、北朝前赵、南朝宋，其君主也为刘氏。赵姓——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国祚320年（960-1279）。朱姓——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国祚294年（1368-1661）。李、刘、赵、朱四姓所立唐、汉、宋、明四朝，计为1301年，占了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开始获得保存迄今（前841-2099）共2850年的信史时代的46%，几近一半。这四姓对于中国历史、中国姓氏史的影响可谓大矣！

　　19个大姓中的其他姓氏，有的也曾为“帝王之姓”，如王（王莽之新朝）、张（张茂之前凉）、陈（陈霸先之南朝陈）、杨（杨坚之隋朝）、孙（孙权之三国吴）、高（高洋之北齐）、郭（郭威之后周）、马（马殷之五代楚）等，其他黄、周、吴、徐、胡、林、何数姓，在历史上也多是望姓大族。这些“国姓”和“望姓”长期以来一直为帝王将相之姓氏，声势大，影响广，其人口也特别多；再加上通过赐姓，有不少别的姓氏（如汉、唐、明三代帝王曾大规模搞过赐姓）改为帝王之姓；另外，还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也纷纷改为这些“人多势众”的望姓。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姓氏，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也还在改从这些大姓。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这些姓氏的人口就无疑急剧增加，以致造成今天这样的大姓人口“爆炸”的情况。

　　第三，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已成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各少数民族经过长期交融汇合形成的。在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将本民族原有的姓名制度（如父子连名、有名无姓、多音姓氏等）改作汉族习惯的姓名形式。比如多音姓氏的单音化。我国史书记载中出现的极大多数二字姓和所有三字姓、四字姓、五字姓等，均来自古代少数民族的姓氏译音，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复音姓氏极大多数已改成了单音姓氏。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有不少蒙、满族的复音姓氏，如纽尚、觅诺、兀林歹、阿儿剌、八鲁忽剌、乞失迷儿、忽神忙兀歹、按摊脱脱里、瓦只剌孙答里、卜领勒多礼作台等，现在这些姓氏已大多不用了。1981年出版的《新编千家姓》（严扬帆编）共收集了单姓、复姓3107个，里面就没有三字以上的姓了。从前满族有“八大姓”之说，现在这八大满姓已全部汉字化：佟佳氏改为“佟”，瓜尔佳氏改为“关”，马佳氏改为“马”，索绰罗氏改为“索”，齐佳氏改为“齐”，富察氏改为“富”，纳喇氏改为“那”，钮祜禄氏改为“郎”。

　　随着边疆建设的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交往，少数民族新生一代取作汉字姓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演进至今，已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姓——名”形式几与汉族无异，以至于本民族原先的姓名制度，在年轻一代已不暇致详了。笔者曾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作过调查，该系大四年级有26位本科生来自藏、彝、傣、白、苗、侗、满、回、羌、布依、土家、高山等12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姓名符号已完全汉化，诸如：毛斌、周跃华（藏）、徐斌、普春文（彝）、杨茂森（白）、何永勇（苗）、罗建梅、杨光、石川（侗）、王鸿（满）、李向荣（羌）、夏兵（布依）、黄明（土家）、彭丹姬（高山）。如果不看点名册上注明的民族，就会把他们都看做是汉族学生。

　　少数民族姓氏符号的汉文化倾向，是各民族团结和睦、互相交融的自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姓氏毕竟是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晶与个体的符号标志，没有特定的需要是没有必要简单划一的。同时，由于大量人口纷纷改为汉族的大姓（如李、王、张），由此也促成了当代中国姓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导致“同姓名”的人越来越多。

　　走笔至此，笔者想谈谈对未来中华姓氏的观察与思考。

　　首先，现代社会生活的诸种因素促成了中国人姓氏观念的淡化，这似乎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姓名”合一的现象今后也还会继续发展。但是，作为中国文化数千年历史结晶与传承的姓氏无论如何不会消亡。中华姓氏的悠久绵长与丰富内涵，中华姓氏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人生观、自然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连续性、人文精神与对民族、对故土的亲和感和认同感等，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姓氏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华姓氏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生生不息，绵绵流长。当然，姓氏的表现形式与观念或许还会有新的改变。此外，从姓氏的实际价值而言，姓氏也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法律认可公民有改变姓名的权力，但是，这种改变决不是随心所欲，想改就改，而是必须按照《户口登记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一定的法律手续。因为作为人的个体象征的确定专名的姓名，具有约定俗成的专一性、占有性与永久性；人的姓名一经户籍机关登记，就成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具有法律上的严肃意义。

　　其次，即使仅从优生学的观点来看，姓氏的使用也是绝对需要的。近亲结婚造成畸形儿、弱智儿、残疾儿的大量产生，已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素质，而要造成优生优育的良好环境，除了其他诸种因素外，姓氏辨别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近亲结婚往往发生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偏远乡村，这些地区也往往是同姓聚居几代、几十代的“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唐·白居易诗《朱陈村》）的李家村、张家庄、林厝店、杨家乡之类。为要避免近亲结婚，除其他措施外，同村、同庄采取“同姓不婚”（这些同姓的血缘常常十分相近，不出五代）即为既方便又科学的一种手段。因之，姓氏的使用也直接关系着我们民族未来的人口素质，随便改姓，或抛弃姓氏，都不是一种认真严肃的人生态度。总之，作为人类生命个体象征的固定符号的姓氏，其意义与作用不能为别的任何东西所代替，它的形式绝不会消失，并将伴随着人类社会而永远存在。

　　再次，姓氏不要简化。简化字的使用是我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国家在公布简化字的同时，也提出姓氏可以不简化。然而这一重要原则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以至在社会上姓氏普遍被简化，甚至随意简化，造成姓氏混乱。例如萧与肖、雲与云、修与脩、種（zhǒng）与种（chóng）、後与后、塗与涂、萬与万、於与于、幹与干、穀与谷、黨（zhǎng）与党（dǎng）等；这几组姓氏不应简化，一简化就等于改了一个姓。尤其是将傅、詹、潘、戴、蔡随意“简化”成付、占、泮、代、菜，就更没有道理，既混淆姓氏，又乱用简化字。笔者发现，现在姓“傅”的人、姓“戴”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而姓“付”、姓“代”的人却越来越多。殊不知，这些随意将傅、戴改为“付”、“代”的人士，不但彻底割断了本姓家族历史文化，而且“付”、“代”的字义实在不及“傅”、“戴”深刻高雅。
 

中国在俄罗斯有块飞地[转帖]

当初在外蒙古独立的时候，在外蒙古的北边，和俄罗斯交接的地方，有一块面积不小的国土，并没有被划给外蒙古，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仍属于中国的国土，，但是外蒙古独立后，这片地方成了飞地。我国的行政没办法触机到那里。所以这片国土就被遗忘了。现在连地图上也没把这里标识出来！

　　前几年我国曾提出，用这快地方交换海参微，俄罗斯不同意。俄罗斯提出的是用新疆北部的土地交换，，但我方好象不同意，现在的状况还不明朗。唐努乌梁海简介

　　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对于唐努乌梁海，由于目前事实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她的人口资料。民族：由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目前唐努乌梁海的主体民族是俄罗斯族，图瓦即乌梁海人已成为少数民族。图瓦人系蒙古族的一支，明代称兀良哈人，后来迁徙至唐努乌梁海地区，改称为图瓦或土瓦人。

　　历史：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汉代就有中华民族活动的痕迹。唐代为都播地，归安北都护府管辖，已被正式纳入我国版图。北宋时属辖嘎斯地，南宋时属西辽政权，称谦谦州。元朝时属岭北行省，称益兰州。明代属蒙古瓦剌部（当时的兀良哈部还远在石勒喀河流域）。清代才被称为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辖地。根据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在此以萨彦岭为界。清政府在此地设置5旗46佐领，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沙俄从17世纪实际开始，一直妄图吞并我包括唐努乌梁海的蒙古地区，但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大清王朝的强大。它的侵略和吞并阴谋都未能得逞。作为边界条约的一部分，《布连斯奇条约》基本上是一个平等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俄国人称为“俄清”）中段边界的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开始腐(和)败和衰落，而西方列强却蒸蒸日上（相比之下，沙俄却也是比较腐(和)败和野蛮的）。1860年，由于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沙俄以“调停”为名，强迫清朝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不但强迫清政府承认了《中俄瑷珲条约》的合法性，而且将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共管“之地全部吞并。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沙俄莫名其妙地提出要堪分中俄西北边界事宜。1864年10月7日，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通过欺骗、恫吓、武力占领等手段，侵占中国西北新疆和外蒙古地区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据这个条约，沙俄侵占了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以后签订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进一步完善了沙俄对这些地区的侵占！

　　帝俄对唐努乌梁海的第二次侵略和吞并出现在1911-1944年。1911年辛亥革(和)命爆发，长期受到沙俄威逼利诱的外蒙古王公乘机宣布“独立”，自立“大蒙古国”。本来叛乱集团准备占领包括唐努乌梁海的整个外蒙古地区，但沙俄却将唐努乌梁海排除在“大蒙古国”之外，声称沙俄在唐努乌梁海有特殊利益，必须对该地区进行直接控制。这样，外蒙古叛乱集团在脱离祖国的罪恶活动中，又出卖了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下面来看一看沙俄吞并唐努乌梁海“时刻表”：

　　1860-1911，沙俄以探险、采矿为名，对唐努乌梁海进行殖民和经济侵略。唐努乌梁海地区已有大量俄国移民，并对当地中国居民实行血泪的“种族灭绝”（见师博主编《外蒙古独立内幕》）！这一时期也是沙俄侵占唐努乌梁海的关键时期之一。

　　1912年，乘外蒙古叛乱之机，沙俄直接吞并了唐努乌梁海。

　　1916年12月28日，由于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政府决定由乌里雅苏台佐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恢复对该地区行使主权。

　　1918-1919年，中国政府派兵驱逐了盘踞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沙俄残匪余部，重新将唐努乌梁海纳入中国版图。

　　1920年，白匪、苏俄相继窜入该地，唐努乌梁海从此落入苏俄之手。

　　1921年，“土瓦人(和)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再次叛乱的外蒙古政权非常不满。

　　1941年，苏联未通知中国，指示“土瓦人(和)民共和国”参加苏德战争。

　　1944年10月，“土瓦人(和)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改名“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后记

　　1992年，“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通过“主权宣言”，宣布该“国”为主权国家，并更名为“图瓦共和国”。由于俄罗斯并未最终解体，该国最后仍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名为“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关于蒙古“库苏古尔省”：该地本是唐努乌梁海地区之一部分。也许由于该地蒙古人居多吧，《苏蒙边界条约》将该地划归了蒙古。但随着从1911年-1945年的外蒙古独立历程，该地最终当然也脱离了中国，成为“独立”的“蒙古国”之一省。

　　唐努乌梁海

　　席慕容

　　远远远远地高过海面

　　高原上安静躺卧着的

　　象菊花一般清澈的湖水啊

　　萨彦岭下是我们失落了的

　　库苏古泊

　　被别人取走了的金银

　　我们会唤叫着去夺了回来

　　被别人取走了的马匹

　　我们会骑上更快的马

　　再去抢了回来

　　被别人轻易取走了的唐努乌梁海啊

　　怎么从来没听说有哪一个子孙曾经

　　为她流下过一滴泪来？ 　　

毛泽东不留学与胡适有关 建国后批胡适思想[转帖]

　　　　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院内，纪念馆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图为胡适墓（中新社发邹辉摄）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

　　青年毛泽东没有出国与胡适有关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8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极容易，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就目前见到的史料，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71大类，合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

　　胡适对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可惜，《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后来大陆在上世纪50年代批胡适时，把胡适主持《每周评论》时撰写的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钊身上。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他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关于国共两党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武装斗争的。不过，在30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不间断的批评，抨击国民党的专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统战策略。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左舜生等六人访问延安。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是年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讲了出来。

　　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他还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笑拒了。这样一来，胡适从统战名单中除去了。

　　胡适对蒋介石的“关怀”反唇相讥

　　时间进入50年代，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新中国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但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幸免于难，1957年他成为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就在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0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