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但是“张案”还只不过是整个冰山的一角。根据党的干部选拔程序，“领导批示”自然属于关键一环，可是此前还须具有全部相关材料，例如档案、文凭、派遣证明，以及列入计划之中的分配名额。令人惊讶的是，“张案”牵涉的所有人中，这一切材料竟然都是假的，而且是专司人事安排和官员选拔之职的县人事局一手造成的。进而又发现，这人事局在过去两年中制造的假材料让181个人被提拔为干部。
　　《南方周末》揭露这一事件的文章标题就叫《伪造县委书记签字造假一条龙》。这条“龙”不仅能造假，而且还能排斥真的。有个31岁名叫侯纯瑞的人，尽管拥有合法资格，却被假的挤了出来。那一年他结束军人生涯转业回家，按照制度本可到交通局工作，可是当他去报到的时候，人家说“名额已满”，让他回家，却把他的介绍信留了下来。侯纯瑞万般无奈，只好开个杂货铺为生。直到六年后的一天，他的大哥惊讶地听说交通局里有个人和他同名同姓，就在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人其实姓谷，只因叔叔是交通局属下企业的一个经理，买通人事官员，便拿着侯纯瑞的介绍信冒名顶替。“在利辛，领导的笔动一动，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是在街上卖水果，还是穿了制服吆五喝六。”侯纯瑞后来这样说。可怜他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其实根本用不着领导动笔，随便什么人，只要能模仿领导笔迹也就够了。
　　事情大白于天下，局长周成军牵涉其中，第一副局长张玉美也因此大发其财。人事局“党组”的权力和职能类似于“党委”，现在却被上级党的纪律委员会“集体立案”。181人被免去职务退回乡里，其余涉案者全部听候处理。夏一松现在成了百姓眼中的英雄，这同利辛官场人人自危的情景形成对照。2001年2月10日，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夏一松拒贿50余万元。《南方周末》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还有意地把英雄和坏蛋对照起来，在《利辛风暴》的标题之下又加了一行黑体大字：“拒礼金立新规涤荡积弊，县委书记改革重重遇阻。”一个新华社记者把这件事写到《内部参考》上，专门送给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去看。由此一来，夏一松也就为中南海所知晓。然而我们还可以想象，这小县城里现在有几百人连同他们的家人朋友，至死都会对夏一松恨之入骨。

　　至于他的上级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惹是生非的人提拔为县委书记，根据现有记录已很难断定，但是我们仍可发现，他所反对的那些贪官纷纷落马之时，也正是他的离职之日。2001年4月，他被免去利辛县县委书记职务，改任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从官制上说，这是提拔了，但是任何人——不论反对者还是拥护者，都会认为这是他的失败。他本人则既不言胜也不言败，只一个劲儿喝酒。朋友发现他闷闷不乐，很奇怪地问：“你升了官还不高兴？”
　　他一字一顿地说：“最关键的时刻让我走，就等于一个正在冲锋的战士被缴了械。”
　　朋友见他伤心成这样，连忙岔开话题：“老夏喝醉了，喝醉了。”
　　这一年夏一松44岁，不论他是想要“冲锋”还是“喝醉了”，对任何人都已经没有意义。他离开利辛，到省政府里一个舒适的位置上去打发时间。这时候，李昌平的去职也已七个月。他在2000年9月16日递交辞职申请，当即获得上级批准。上大学时的导师听到这个消息，平静地说了一句：“又一只站起来的猴子被咬死了。”这话让李昌平经久难忘，他后来说：“够我一辈子回味的。”不过，他可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南下深圳，成了他曾为之泪下的那些“盲流”中的一员。一边写着《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一边阅读那些同情、赞扬和支持他的来信。
　　夏一松总共当了180天县委书记，李昌平在乡党委书记任上稍久——279天。这两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消失，从眼前看，让很多人大松一口气，也给整个官员集团除去一个威胁。监利从此回归于平静，就像利辛将要恢复平静一样。但是从长远看，真正威胁官员集团的其实正是官员们自己。可惜那么多官员出身于百姓，却不能明白这个“百姓的真理”。只有那么很少几个人，要是他们能照自己的想法干到底，中国的历史会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官员们也不会遭到百姓如此的蔑视。2000年的李昌平是一个，夏一松也是一个，可惜他们全都不能善终。
　　在以后的岁月里，就连“善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孤注一掷地采取行动的人越来越少，在嘴上总结过去和憧憬未来的人倒是很多。忏悔和梦想本来就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两大特征，如今正当新旧世纪更迭之际，很容易地成了社会舆论的两大主题。

　　“中年人”成为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概念，是这两年的事。他们的大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岁月里已有记忆，在改革年代中还挺敏捷。如今拥有前辈的成熟和后辈的天真，自信超过了长者，阅历超过了晚辈，老于世故又保留着梦想，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说出话来感人肺腑，只不过，总让人觉得只是说说而已，往往是为了电视摄像机而安排的，得注重视听效果，使普通人震惊也使整个国家感悟。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人们憧憬着新世纪，说的话特别多，也特别让人激动。北京的丁东是用诗来说梦的：“自然将不再被视为敌人，知识将不再被视为罪恶，嗜血将不再被视为英勇，真话将不再被视为禁忌，宽容将不再被视为怯懦，自由将不再被视为梦想，公正将不再被视为神话。”云南的汤世杰说，他想大声呼唤“尊重人，爱护人”，这是20世纪初期兴起而后又泯灭了的人文精神的回归。山西的谢泳说，他梦想着能“像储安平一样，办一本像《观察》那样的周刊”。这本30年代风行一时的杂志，始终是谢泳心中的一个丰碑。他为此写了一本书，说“它是让知识分子说话的，它是让大家说话的，它是让人民说话的。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不赞成它的立场，但你可以说你自己想要说的话”。福建的北村说，他一口气做了六个梦，其中第五个梦和谢泳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能自由表达，因为这是人的尊严之始。没有交流，我们便无从判断；没有交流，我们便无法发现分歧。分歧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沉默。”《南方日报》在2001年1月4日把这些话汇集起来，刊登在“海风”副刊上。编者激动地写道，这是“一代文化人倾诉了他们对新世纪的梦想”。可是萧蔚彬看了，一点也不激动——因为这是好几代人的梦想了，只是惊讶：这些白日做梦的人“全是‘跨世纪’的中青年”。
　　其实老年人也在做梦，只不过不肯随便说出来罢了。邵燕祥，一个80年代以前相当活跃的杂文家，到了9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梦想泯灭，记忆无痕。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演出会，听到《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100多人同声高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气势磅礴，感天撼地，令他想起50年前学唱这歌时的满腔渴望，不禁热血又沸腾起来。可是接下来的歌词不对了，本该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的，却被改成“向着太阳，向着胜利”。邵觉得失望和愤怒，回到家里就把尘封多日的笔拿出来，一顿痛斥，后来还真发表了。另外一个喜欢梦想喜欢忏悔的人，王若水，看到了邵的文章，叹一声：“那是创作于解放区的地地道道的革命歌曲。果真这样，就是岂有此理了。”叹完了，又跑到机关院子里去，竖起耳朵听警卫排的战士唱那首歌。“还好，他们没有改。战士天天唱‘向着自由’，何尝唱出了问题？”他说，“修改歌词的人可知道，‘胜利’意味着‘解放’，而‘解放’意味着‘自由’；解放了就是自由了。解放人民，就是使人民获得自由，不受独裁者的压迫；解放国家，就是使国家获得自由，不受外国的统治；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获得自由，不受教条的束缚。”

　　2002年1月9日，王若水在美国的一所医院里去世。就像官员中李昌平和夏一松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一样，文人中间，王若水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人们很少再谈论马克思和列宁，也很少再谈论“自由”，这两个字在1999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还是一个挺热的话题，这才过了两年，又有更热的话题了。《博览群书》的编者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说法不断跃然在眼前。”
　　新世纪开始时，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心目中“自由”二字已非常渺茫，有如那些彻夜美梦不断的人清晨醒来时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很少几人还能想得起来。他们的子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也认为这一点是对的。
　　除此之外，父辈和他们的子女之间已经很少再有共同点了。不过，在文人的天地里总有一些东西，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就像“梦想”一样，“忏悔”也成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不过，这可不同于20年前那次“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大潮。那一次他们都在渴望政治的昭雪，现在他们都在追求灵魂的圣洁。当然这也不是出自周国平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宗教情感”，因为所有“忏悔者”看上去都是道德的典范，而且都在通过鞭挞或者容忍别人的罪恶才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崇高。新华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书，不是痛斥文人无行就是倾诉文人哀怨。但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文人集团在所谓“舒芜的背叛”面前分裂为“鞭挞派”和“同情派”。
　　这一争执牵涉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事情发生在50年代，年轻的舒芜把老师胡风给他的私人信函交给《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被毛泽东用于“反党集团罪证”，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胡风蒙冤入狱的直接契机，另有78人被牵连其中，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受尽磨难和屈辱。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此开创了以“隐私”定罪的历史，在好友、同学、师生甚至亲人之间，也埋下虚伪和不信任。舒芜本是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的这一行为玷污了他的诗名和人品，在我们这个以忠信为做人之本的民族中，很容易被看作“背叛”。可以想象，老师锒铛入狱的日子里，学生也不会有丝毫快乐。多年以后胡风一案昭雪，舒芜也开始表达他的悔意：“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致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话当时听来，实在淡漠得很，所以很多当事人认定舒芜并无忏悔之意，至死不肯原谅他。但在旁观者看来，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他在耄耋之年即将了此一生的时候，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回归五四》，有700多页，证明此人至今都在经受心灵的折磨，甚至幻想着把过去80年的历史一笔勾销，重新来过。所以祝勇说，这是他的“一生血泪”。现在，新世纪已经开始，可是这一段历史陈迹仍能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因为自己“一生血泪”同时也让别人“一生血泪”的人，实在太多。

　　祝勇有可能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他说了很多替舒芜开脱的话。赞成他的人中有余世存，还有“凸凹”和黎鸣。祝勇第一次公开表达意见是在两年前，文章当时发表在《黄河》杂志上。这刊物发行量很小，也没有名气，但这一次出名了，因为有很多成名人物来抨击它。这以后祝勇至少还写过四篇文章，对那些“反击者”解释他的想法，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对那位诗人“已经说得太多”。
　　对于许多人批评舒芜未曾忏悔，祝勇的想法是这样的：“说到忏悔，这个话题就复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心灵独白者或许有之，但一般来讲，都对指控他人熟门熟路，一旦涉及自身，往往不是芝兰便是香草，听上去很像征婚广告，专拣好听的说，即使做慷慨激昂状，也都自告奋勇地做原告，没有谁愿意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这是在暗示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强些。话虽刻薄，却不是没有根据。然而更要命的是，对于身陷“胡风集团”蒙受不白之冤的那一批文人，祝勇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指出他人的过错更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忏悔仅仅是给他人设定的程序，那么，所谓的自我救赎就永远是比美国大片还离奇的科学幻想。”他回避了舒芜的行为，却抓住那个年代里大多数人的行为，露骨地暗示“受害者”的灵魂并不比“叛徒”更纯洁：“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干过罗织罪名、党同伐异、屈从权贵、卖友求荣的恶行，然而，经历过浩劫的人，至少都学会了说谎，都懂得了求生之术，都知道如何对一种荒谬的思想与逻辑表现出顺从甚至忠诚的姿态——包括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受害者，也无一幸免地加入荒谬的合唱。”
　　就像打蛇打到了“七寸”，祝勇一伸手就揭开了中国好几代人的伤疤，让人人鲜血淋漓，也直接威胁到整个文人集团的道德自信，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击。反击者的队伍包括所有因舒芜行为而获罪的人，还有与此事无涉的袁良骏、丁东和卢周来。在他们所陈述的种种理由中，只有一个是祝勇无法反驳的，这就是丁东所说“做人的底线”。他列举事实说，并非所有人都如祝勇所说“加入荒谬的合唱”，即使在某些特定阶段，有些人还是“达到了常人达不到的人格境界”，比如梁漱溟、陈寅恪、章乃器、马寅初、顾准、孙冶方、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王申酉。即使在“胡风”一案中，也还有美学家吕荧不肯随声附和因而惨遭厄运。这些人的确都是文人楷模，但和芸芸众生比起来，毕竟凤毛麟角，所以丁东的本意并非号召每个人都去追求崇高，而是至少维持做人的尊严。“面对咆哮而来的洪水，除了少数人砥柱中流和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区别，还有多数人随波逐流和少数人推波助澜的区别。”迫不得已随声附和，与乘风扬土、落井下石毕竟不同，“这就是所谓底线伦理。许多人之所以认为舒芜先生在这件事上有反省的必要，理由正在于此”。

　　然而为舒芜辩护的种种理由中，也有一个是很难被驳倒的。这就是余世存所谓“不仅反思个人，还要反思体制”。在那样一个时代中，舒芜乃是一种必然之人，“这一个舒芜不出现，那一个‘舒芜’也会悄然登场”。所以他主张把忏悔“放在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中”。还说舒芜是一块“永不痊愈的伤疤，会永远撩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处”。黎鸣则干脆说“中国文人是非常卑鄙的”。这种横扫一大片的气概令众多文人大为不满，于是他补充说：“不卑鄙的文人我改称其为知识分子。”接着又回到他的起点：“面对新世纪，中国文人要不要来一次彻底的集体大忏悔呢？”
　　但是文人的集团无论怎样忏悔，已经不能弥合其中嫌隙。很多人就连自己也不明白善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尽管全都振振有词，言之凿凿，其实里面也是一锅糨糊。比如卢周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利益之外》，说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一事件，发现“一切都无非是利益”。舒芜的行为是出于一种理性选择。“胡风集团”的人不能原谅他，是因为与其交往全无预期收益，相反付出惨痛代价。今天年青一代学人为其辩护，也不是有人说的“隔代理解”，而是因为作为局外人，“没有吃过舒芜的亏”。经济学就是这么庸俗，经济学家也都这么庸俗，但经济学却也是解释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更崇尚海尔布鲁纳所说的“世俗哲人”，而非耶稣基督一类的“精神圣人”。但是这个倡导“庸俗”的人还是不敢突破丁东划下的“道德底线”。他一方面指责那些替舒芜辩解的人是在“做消解道德底线的工作”：“无论你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如何舌粲莲花，你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师友的。”另一方面又好像要为谁开脱似的，说他研究了手头全部资料，结果发现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并非舒芜一个，当时乃至今日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们，有很多人都不只是明哲保身，而且还落井下石。“我自己希望知识界多做建构的事，少做解构的事，”他最后说，“不然，我们也许可以掀翻旧的铁皮屋子，但却永远找不到新的遮风避雨之所。”
　　那些日子，中年人和青年人就是这样评论和嘲笑前辈的懦弱，说得头头是道。可是老人们从心底里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只要提到韦君宜在谈论“知青作家”时的那种口吻，就不会怀疑，人类之所以难以沟通和理解，除了年龄辈分隔绝，一定还有另外的东西从中作祟。这位作家已经80多岁，说话行文一向从容，可是谈到那些后来者的时候忽然尖酸起来，把他们叫做“文化大革命”时的“新一代人”，说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自愿变做无知的”，就连他们在沦落天涯后的挑灯苦读，以及回到城市后的发愤补课，也成了被嘲弄的理由，因为那“终归要差得多”。但最让这位老人不满的是，他们居然还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写成小说，“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个人的忠奸善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世纪的光芒不仅不能驱散旧时代的阴霾，反而促使历史沉渣泛起，令今人再也不能维系心灵的统一，彼此分化，成为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群体。

　　在某些方面，文人的忏悔虽然深远，却很缥缈。他们撰写文章，写得泪流满面，参加讨论，说得心跳加速，可惜往往只为自己心灵的需要，很少知道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周国平有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演，试图向1000多个学生阐述“灵魂”、“信念”和“纯粹精神”这类问题。“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他说，“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着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望望一脸茫然的青年男女，提高嗓门继续说：“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这种追求心灵慰藉的心态，自90年代以来便不再具有支配中国人的力量，但却仍然可以诱使一些人夸夸其谈，还常常把他们的思绪带到很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怀旧中明显寄托着对未来的梦想，有如他们总是在忏悔中含沙射影地把对现实的不满掺进去。左拉是他们怀念的一个人，与此相应的还有100年前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康有为是他们怀念的另一个人，还有梁启超，因为他是中国“呼唤人权”的第一人，还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因为他在那时候曾尖锐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还勾画出新中国民主政治，当然还有那个在60年代走进南美热带丛林的格瓦拉。
　　“格瓦拉”是在2000年春天登上中国舞台的。三个年轻人，黄纪苏、沈林和张广天，把这阿根廷人的故事编成几乎没有剧情的话剧，挑了个圆头小眼、除了满腔激情之外毫无相似之处的人来演格瓦拉，逗得中国人热血沸腾。有个人把它看了12遍。有个名叫杨帆的经济学家说它应当成为“中国思想和文艺界划时代的转折点”。可是与其把它归入“思想和文艺”，不如说它是“政治”，因为这些人是以再现历史的方式来实现改变历史之梦的。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在2000年的那个春天，知道张广天的人一定比知道李昌平和夏一松的人多。这个把艺术变成政治的人，原来是个多才多艺、心眼灵活却始终没有什么成就的青年。他没有职业，依靠作曲为生，嘴上常说自己“为劳动阶级的艺术而活”，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社会风气今非昔比，媒体一力主张“告别革命”，毛的着名誓言“将革命进行到底”，已被改成“将爱情进行到底”——这话成了一个电视连续剧的标题，或者“将减肥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减肥药广告的标题。可是张广天仍然把毛当作心中偶像，信奉毛的思想，还借助格瓦拉的形象，提出那个曾经神圣而今却被抛弃的话题：革命。把革命的锋芒直指中国的腐败和贫富不均。一位剧评家说，看完这出戏的人，没有一个心情会平静，它是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它是对灵魂的拷问，是直逼中国现实的锋利之刃。就像黄纪苏说的：“我们的确不只是一次戏剧行动，也带有社会行动的性质。”

　　不过，大多数观众一定是被格瓦拉的魅力迷住的。此人出身于阿根廷的贵族世家，原来是个医生，28岁那年放弃了他的职业和家乡，追随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者。革命很快就成功了，31岁的格瓦拉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却又不贪“胜利果实”，身兼数职只领一份工资，在国家困难时期毅然退回古巴政府发给高级官员的“物资特供证”。此人不拘小节，喜欢坐在桌子上发言，即使在联合国大会这样的外交场合，也是一身普通劳动装。作为银行行长，他的最强烈的念头是废除货币；作为工业部长，他想用强迫义务劳动的办法发展经济，还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去。他推行的工业化以惨败告终，他的政策也被卡斯特罗纠正。1965年4月1日他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告别信。辞去所有职务，然后化名“拉蒙”，率领几十个古巴人组成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忍受着严重的哮喘，转战在南美丛林中。在尤罗山谷与政府军一场大战，他受伤被俘，22个小时后被杀害，那一年他39岁。此后关于他的传记出版了至少26部，阿尔波塔拍摄的他的遗体照片也被展示在公众面前。照片上的格瓦拉，尸体横陈，仰面向天，就像小霍尔拜因的着名油画《基督蒙难》。只是蒙难的基督双眼闭着，面容安详。而这位革命家却是死不瞑目，满脸愤怒和悲伤。直到1997年7月12日，人们在玻利维亚山谷深处找到他的遗骸，发现他已被砍去双手。
　　他的遗骸被运回哈瓦那安葬，砍去的双手被雕塑出来，矗立在哈瓦那广场。他是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头戴五星贝雷帽、目光凶狠深邃、须发怒张犹如雄狮的形象，被大量复制，在全世界到处流传。T恤衫、咖啡杯、海报、书刊、钥匙链、着名足球队的队旗、出租汽车、摇滚音乐会的电子屏幕，都有他的头像。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形象上找到灵感和力量。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称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在西方国家青年眼里是反叛的象征，符合那种破坏性的时尚。在欧洲那些最重要的城市——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抗议游行的队伍中总是高举他的画像。现在，他又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以中文表演的话剧海报上，悬挂在北京街头。中国的年轻人都喜欢这形象，但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群大学生忽然知道他竟是共产党员，特别惊讶：“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摇滚英雄’啊！”
　　《切·格瓦拉》自4月12日开始连续演出36天，地点在王府井大街22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个只能容纳几十个人的小剧场里。演员有七个，都是年轻人，都是无名之辈，表演技巧单调，大多数时间是冗长的对白，舞台、灯光和音乐造型等等，也都简朴单调，有如后来报纸上的评论，它其实只是一个“中国现代杂剧”或者叫“诗剧”。票价分成50元和80元两种，还有25元的学生票。没有什么广告，也没有什么首长或者名人来捧场，可是有个善于观察、名叫许攀的记者，却暗示这中间也有商业炒作。因为她发现十几家媒体同时为它刊登报道，“作者是同一个人，内容几乎一字不差”。

　　每天晚上7：15，北京人艺小剧场的门前便聚集了一大堆人，就像清晨的证券交易所和深夜的三里屯酒吧街。上座率总是超过120%。这里有个情节故意不让观众知道，怕他们泄气。主持者不仅把票价分成贵贱，而且要请手持“贵票”的观众全都进场坐定，才开始出售学生票。有一帮大学生从吉林很真诚地赶来，目睹此情不禁怒火中烧，质问道：“你们在戏里尖锐抨击社会分三六九等，贫富悬殊，为什么在现实中你们也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插曲，事实上演出效果极佳。由于台词机智百出，放言无忌，所以每天晚上人人爱看。
　　看来它触动了这个国家的某一根神经，有一大帮人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一股旋风刮过京城”，《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这样描述。他听到别人说“《格瓦拉》不错”，就去了剧场，坐在狂热的观众中，看着台上，很快便被感动。他后来写道：“这一切，似乎正在向我们昭示：格瓦拉精神，其实也许并不遥远。”他说得不错。尽管娱乐渐渐成为都市生活的主题，但是坐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在追索某种精神，或者是在寻找某种寄托。舞台上充满阶级对立的场面，一半站着身穿工装神情冷峻的穷人，另一半站着衣着入时轻狂傲慢的女人。一个女人举着两个白色幡条，上面写着：“老子有权又有钱，凌辱你又如何？”但是大多数台词都是既无权也无钱的人说的，而且尖锐刻薄：“凭什么世界上三颗富头的财产等于三十亿双穷脚的全部家当？”“穷人的丑有一千条一万条，但归根结底是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得无厌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剥削人压迫人的世道”……台下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啪啪击掌，有人哭，有人叫，有人挥舞红旗，有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忽然间，台上一片红旗飞扬，戏结束了。可是观众不肯离去，有的人留下捐款，让张广天代为转交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后来也真的把15000元捐给了15个贫困大学生）。更多的人比肩而坐，慷慨陈词。一个老人“回想起了青年时代，特别感动”。一个大学生感叹，“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壮烈的人生”。有个名叫食指的，被人称为“现代诗人鼻祖”，他登上舞台，朗诵他的《相信未来》。“老年人为之热泪盈眶，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齐声高唱一首刚刚学会的歌：
　　是谁指给我闪亮的星斗？
　　心灵战胜了虚荣的繁华。
　　在寻找家园的十字路口，
　　我们看见你的身影：切·格瓦拉。
　　是谁带给我重新出发？
　　正义的思想再度升华。
　　前进的路需要新的脚步，
　　我们跟你前仆后继：切·格瓦拉。

　　歌声划破夜空，动人心魄。大家就这样又说又唱。唱完了回到家里，已是午夜时分，仍然激动不已，又坐下来写信，你写给我，我写给你。清华大学有个博士生把信写给了张广天：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而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高考报志愿时我报清华，那时我想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家乡当个市长，好好治一治这些贪官。上了大学以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对于国家、劳动人民我却关心得少了，感觉是渐渐地被这个环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感伤（无病呻吟），这就是一年以前的状态。《切·格瓦拉》则给这一切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告别了过去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被激动，不以为然的人也有不少。有些人看到剧院门口总是有人叫卖“格瓦拉”T恤衫和画册，还兜售剧组一位主创的音乐光盘，便怀疑“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商业表演”。对于这样的疑问，黄纪苏倒是一点也不避讳。“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里没有收获名利就等于你发言而无声。”他这样说。可是他又辩解，首轮演出五个主创者分文未拿，剧组其他人平均也只分到7000元。直到第二轮演出之后，剧组仍然欠演员一笔劳务费，打给演员白条。对于这样的说法，很多人不信。北大教授戴锦华说：“一切越来越复杂，很难看清真相。”黄也承认，至少有100个观众问他：“你们真的很真诚吗？”北京开了两次会来讨论这个剧，结果成了少数几个人的吵架会。有个人叫秋林，说他挺钦佩那位大洋彼岸的革命家，可是说到眼前这“格瓦拉热”，就不无讽刺之意：“有人看出了英雄主义，有人看出了理想主义，有人看出了‘酷’，媒体们则大肆鼓噪，大有以昨日‘英雄’拯救‘今天日见式微的道德颓势’。”还有个人说：“格瓦拉的道德狂热严重脱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必然地给他所挚爱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个人命运涂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第三个人说：“格瓦拉凭什么说古巴工人不需要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凭什么说革命的核心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消灭个人主义？”北京有一本刊物，《民间文化月刊》，从来不让自己搅和在这些披着政治色彩的事情里，现在也忍不住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格瓦拉热’在21世纪中国这块土地上‘热’起来的背后那些原因。显然，‘格瓦拉热’和眼下中国的情状密切相关，与前段时间社会上的‘毛泽东热’的起因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而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平均主义的怀念和向往。谁都明白，人们崇拜格瓦拉并不要跟格瓦拉走进丛林、重返战场，正如在胸前、在汽车里挂毛主席像并非真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有些人在吵架的时候未在当场，后来也纷纷发言。雷颐说：“借格瓦拉向‘那个年代’致意是一种精神吸毒。”何清涟说：“革命的煽情搞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这已经不仅仅是几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了。”谢有顺则描绘了那双供奉于哈瓦那广场的手，说那双手证明，“无论是革命的一方还是反对革命的一方，他们的双手都有血迹。让这种血红色生活离我们远去”。博库网站总编辑黄集伟干脆说：“在我看来，这戏完全是一出政治秀。”可是一个名叫杨帆的经济学者不同意这些看法：“我看了三次《格瓦拉》，并介绍了三十个朋友去看。无论从感情上、理智上，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那么讨厌和害怕这出戏，甚至有些人连看也没看过就批判。”

　　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有些是在互联网上，点击率非常高，在年轻人中间到处流传，这正是格瓦拉的希望所在啊。他当年写过一本书，大意是说，社会主义的新制度需要新人来建设，否则还会变质。这让张广天豪情勃发，他承认“这部书给了我们这个创作集体以灵感”。可现在，被他的灵感激动起来的那些人，与其说是“新人”，不如说是“弱者”——穷学生、老教师、下岗工人、退休干部、失意文人、流浪城市街头的农民工。张广天的“格瓦拉”勾起了中国人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感，媒体上开始出现这样一些东西：“‘文革’至少有一个收获”、“‘文革’也有积极作用”、‘要是’文革‘……“《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祝东力说得更加彻底：“革命的意识经过漫长的遗忘，渐渐苏醒了。”看来邓小平担心的事情真要出现了：不仅中年人下岗后重新缅怀“文化大革命”岁月，连青年人也对之产生了兴趣和崇拜。这是十年前那次“毛泽东热”也没有产生的效果。这局面让已经沉默了好长时间的“左”的人士们高兴。这些人也来看戏了，看完了就登台讲话，盛赞一番。他们与弱者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一听到“革命”就周身血液沸腾。
　　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左派”的说法在中国持续了差不多80年，现在新世纪开始了，有人希望停止使用这概念。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汪晖有一次这样说，他“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崔之元接着写了篇文章，说他完全同意汪的看法。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都说划分左中右是“拉帮结派”。其实，在世人眼里，汪、崔二人正是所谓“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只不过时代不同了，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左派”这招牌，就像过去人人害怕被叫做“右派”一样，“左派”现在也心虚，所以就说，“把不同利益归属和左右界线全都点得明明白白，有损建设性的讨论，阻碍人类思想的进步”。这话其实是对的，要是早几十年说，就更对了。当初55万“右派”，后来好几百万“黑帮”，蹲牛棚，戴高帽，人人喊打，斯文扫地，“左派”全都忙着“画线站队”，何曾想过抹去“左右界线”？这些往事，现在除了那些年纪尚轻的“新左派”，人人都知道。“右派”如今不肯接受“左派”的和解姿态，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感情的鸿沟。不过，有个叫常仁的，说自己一直都是“新左派”的支持者，现在“心里却憋闷得慌”，当即写一封公开信给汪晖，传在互联网上。信里自称“小人”，说汪、崔两人都是“君子”，但你一读就知，“小人”比“君子”更坦荡：“被’新右派‘们扣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有什么了不得？”又说自己没有在地球两面“苦力干活”的背景，懒读西方理论大作，想当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的“新左派”，却不够格。“我要是能像你和崔之元先生那样，被人口口声声称之为’新左派‘，一定会欢腾雀跃，高兴自豪都来不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担心？”这话说给汪晖听，倒像是讥讽他在“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如此急切地想摘帽子，这心情本来也是属于“右派”的，20多年前几十万人被摘去“右派”帽子的时候，中南海还专门发了个文件，全党都开心。可是谁也想不到，竟会轮到“左派”急着“摘帽子”。圈外人看了，不免大乐。有个叫王思睿的人，乐过之后还悟出门道：“由此看来，’新左派‘并非当今中国’左派‘的唯一代表，左派阵营内部还是派中有派。”这“派中有派”四个字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毛喜欢斗争。他的最着名的思想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以后的邓小平不喜欢斗争，还说他的一大发明是“不争论”。王思睿现在写了一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公开说，毛泽东虽然讲过许多错话，但他有一句话完全站得住脚：“世界上只要有人群，便会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
　　政治家的话一向贵在当世，能够那么随随便便地说定“一万年以后”的事，死后20多年还被人屡屡提起，可见毛的不同凡响。可是毛毕竟没有想到，他身后的这个国家已是五彩缤纷，远非一个“左中右”能说清楚。他一手缔造的“左派阵营”，至少已分成“老的”和“新的”两支人马。“老左派”差不多都是60岁以上的人，“新左派”大都三四十岁。当然所谓“老”与“新”不仅是年龄的差别，更在于思想的归属。前者也叫“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斯大林主义者”；后者也叫“新马克思主义”，90年代后期才在中国学术理论界扎下根来，其同盟军还有：民族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或叫新保守主义者）、新儒家、新东方论者、环境主义君和女权主义者。
　　在“老左派”看来，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很多话题——多元化、全球化、民营经济、外国资本、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入世、现代企业制度、破产、产权明晰、股份制，都是离经叛道的罪证。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且在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加以阐述之后，他们群起而攻击，说这是“对党的纪律的粗暴践踏和公然违反，也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极其错误的重大政治事件”。“新左派”就不会说这些陈词滥调，更不会使用这种“联名上书”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更倾向于给一个已经衰老的身体穿上流行时装。
　　他们是没有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阅世不深，但全都受过良好教育，就像常仁说的，他们在地球两面都卖过力气，思想里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有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王思睿说“他们的实际作为是学术理论界’全盘西化‘的完成者”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当然他们也有着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抽象的共性的记忆，甚至还有一些大东方主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种种丑恶的和美好的东西——激进和委婉、革命和改良、批判的意识和设计的欲望、大一统和分化，也都成为他们的理论宝藏。他们常标榜自己是“后殖民主义”，或者“反西方中心论”，其实你读了他们的理论，总会觉得那还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东方人。

　　就像“右派”正在脱胎换骨一样，“左派”人士也在改变自己。可是不论他们怎样改变，始终都有一个长处和一个短处：他们在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时候全都放射出耀眼的光彩，但却没有能力去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一点上，“新左派”没有超越他们的前辈，一旦涉及未来之路，他们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无知和幼稚。崔之元把“鞍钢宪法”描述为制度创新的典范，还说这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这是一例；把毛泽东的“大民主”当作未来公平社会的模式，是又一例。70年代以前，这些人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自然不会知道“鞍钢宪法”并非他们想象中的“宪法”，其实是突出政治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大民主”也同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当它兴起之日，中国大地上是无穷无尽的政治迫害、非法监禁、诬陷、告密、逼供、把城里人赶到乡下、把乡下人束缚在公社哪里也不准去。这还不够，还未经任何审判就剥夺了几百万人的自由。所以李慎之和何家栋都说，崔之元的用心是对毛泽东“大民主观”的一种误读与篡改。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左派”思想中唯一的动人之处，是对腐败的愤怒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们痛恨中国腐败横行无忌，贫富分化，为贫困者忧虑，为弱者呐喊，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有点像他们尖锐批判的“右派”。尽管“左派”和“右派”都有不少理论上的弱点，但同情弱者的立场，使他们都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感染力。可惜一旦追究来龙去脉，这两派就要分道扬镳。“右派”认定问题出在旧制度过于顽强、市场化不能充分，只有彻底革除传统制度中的弊端，才能到达彼岸，因此主张开辟一条全新之路。“左派”则恰恰相反，认定这一切都是标新立异的恶果，主张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恢复传统，净化意识形态，让中国人重归大同之梦。“右派”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来约束权力，包括公民言论自由和直接选举，最极端的“右派”甚至还主张在中国搞“多党制”。“左派”则主张以道德的感召来净化权力，还须强化党的控制力。“右派”认为，正是国有经济和公有制的弊端导致了中国的新贫困，倘若不加整理，还将葬送这个政权。而“左派”认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的力量正是拯救贫困的唯一途径。“左派”不遗余力地为弱者鸣不平，可是对于那些真正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例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直接选举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台湾统一问题，他们甚少建树，甚至还认为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只是自由主义者们弄出来制造思想混乱的。看来事情真像朱学勤说的那样：“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首先是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后者认定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跨国公司正在大举入侵，近代西方左派描绘过的那幅资本主义的丑恶图画，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动一场全面抗战。自由主义者则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自己融进世界。

　　发生在新世纪初叶的这些分歧，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可以占有一页的。未来史家在描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最好不要遗漏下面这个情节：这一年“新左派们”怀念那个牺牲在南美丛林中的上校格瓦拉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却想起“寂寞”的左拉，想起100年前这个法国作家在整个欧洲引起的震撼。“’五一‘长假里，我心事重重。”孟波说。他想了几天终于明白，原来他在为左拉的故事而惆怅。1894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流放，罪名是“泄密”。一年之后，有证据表明上尉根本无罪，可是军方掩盖真相，不肯纠正错误。这时候左拉“从书本上抬起眼睛”，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向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挑战，其中最着名的一篇是《我控诉》。在以“谤罪”被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罚金、被迫流亡英国之后，仍然不肯停止抗争，所以后人都说他是“民主的先锋”。然而更重要的是，此人并非形单影只，无数文人聚集在他身后，组成挑战强权的巨大力量，也即后人所说“民主的后备军”。有了他们，“先锋”才不至于付出无谓的代价。又过了八年，上尉的冤屈终于昭雪。因为有了前述种种情节，“德雷福斯事件”才被后人看作“民主的里程碑”而非“司法的里程碑”。这也是100年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格外怀念左拉的原因。
　　但是孟波在这个劳动节里还想到了中国的“德雷福斯”和中国的“左拉”。中国的“德雷福斯”名叫曹海鑫，不是上尉，是河南省郑州市西韩砦村的青年农民。中国的“左拉”不是一个人，而是北京的十个记者和作家：有我们在前面提过的邵燕祥，还有方成、李普、杜导正、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和戴煌。
　　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曹海鑫被当村百姓选为村民小组组长。前任组长曹新豹心怀嫉恨。有一天其弟曹新春率众闯入曹海鑫家，众人手执铁锨木棍，满院追打新任组长。曹海鑫无处可逃，操起猎枪。在一场争夺猎枪的较量中，枪响了。曹新春腹部中弹，失血过多死亡。这事发生在1995年9月28日晚。又一年八个月后，郑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曹海鑫死刑。曹鸣冤叫屈，全不管用，事情闹到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那里。他觉得案情蹊跷，要属下“慎重处理’，于是最高法院将该案卷宗调至京城，令郑州中级法院等待裁决。不料后者不等裁决到达，把曹海鑫处决了。这事很快让京城十个年迈的文人知道，他们联名撰写文章，为曹鸣冤。文章发表在1999年3月的《今日名流》，两个月后《劳动人事社会专刊》再次刊登，题目分外触目：《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一开头就说：“我们向全国富有良知的同胞昭告”，曹海鑫是被“法院蓄意枪杀了”。

　　这的确有点像“德雷福斯事件”的重演。十个文人的呼吁，也有点像左拉的《我控诉》。一年以后孟波的文章，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由主义者的情感和逻辑：
　　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在这两个事件中，无辜受害的一方都是地位卑微、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施害的一方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国家机器；而拍案而起的一方都是和受害的小人物没有任何关系、无职无权仅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更让人唏嘘感叹的是，两国的“左拉”竟然都是年近花甲、甚至年近古稀的老者。
　　历史又是多么惊人的不相似。在法国那里，虽然反应迟钝，左拉的呼吁最终还是得到了政界、新闻界、舆论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而在中国这里，十位知识分子的高声呼吁，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飘进了一潭死水，一丝涟漪也没有激起。在法国那里，军方虽然顽固、无赖，但毕竟没有杀人灭口；而在中国这里：司法机关竟然违反司法程序半秘密地处决“犯人”，连面对“慎重处理”的勇气都没有。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终得到了昭雪；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的冤魂还在哭泣。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事件”毕竟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第三共和时期；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事件”却几乎发生在21世纪的门槛上。
　　沉默啊，沉默，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这年12月，冬天不像冬天。在北京，气温总在零度以上，而且就是降不下来。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圣诞节比春节还热闹。假如你是属于老派的新闻记者，而又对晚辈的风尚看不惯，那你一定会为这个节日里的某些场面大摇其头。12月24日星期日，也是平安夜。夕阳西下时，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的十个记者出了上海城，驱车南行，当晚到达杭州，览西湖夜色，依稀可见密林深处有片别墅，借问路人，说是“汪庄宾馆”，众人又惊又喜。谁都知道这“汪庄”曾是富商豪宅，又曾是党的高级官员的疗养之所。1958-1975年，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27次，那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产生，所以后人说它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实在非寻常宾馆可比。于是这一行人投宿汪庄。午夜时分，星高风清，曲径通幽，花繁木深，湖面上悠悠飘来《平安夜》的旋律，似乎出自一架三角钢琴，隐约还有少女的合声，一曲结束，接着是《圣母颂》，又是《受膏者》。后面这首圣乐是马革顺在50年前以《圣经》经文改写而成，虔诚地颂赞耶稣降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