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导致灾难的降雨有三次，时在5月19日到7月12日的54天中（在气象的历史上，这叫“三段式梅雨”，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两次，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总计降雨量600毫米，不能算最大，至少比1954年要少得多（那一年5-7月的暴雨累计900毫米）。可是过去30多年来，人口多了，难免要建房子开荒地，把湖泊缩小了，把河床抬高了。洪水没有地方去，只好顺流而下，席卷了皖东、皖西、苏北、蒙洼地区、巢湖地区、洪泽湖地区、太湖地区、杭嘉湖地区、合肥的半个城，南京的三个郊县、苏南的三个市、上海的三个区。进入皖西三河的那一股水，只用了20分钟，就把这千年古镇淹没了。“浪头有四五米高呢，”周冠宁后夹这样描述当日情形，“一座房屋首先在闷响中坍塌，化做一股腾空的黑色烟柱，紧接着又腾起一缕缕冲天烟雾。如同大地遭受地毯式的轰炸。女人的叫和男人的号，老人的喊和孩子的哭，还有牲畜的悲鸣”。在距离三河不远的地方，巢湖市市委书记胡之春正指挥着数万人固守在巢湖大堤上，日夜不息。忽然狂风漫卷，惊涛拍岸。眼见大堤处处危急，石头、沙袋、木桩，全都不管用。有人投入水中，又有人跟着跳下去，5000多人胳膊挽着胳膊，背靠大堤，拿胸膛顶住洪水，直至凌晨。风在头顶上停止了，浪在胸口前平静了，众人喜极而泣。这一天是7月6日，后来人们都说可以把它载入巢湖史册。史册到现在还没有编出来，但却留在人们的心里永不褪色。一个记者写道，那是“用肉体、生命、意志、感情等特殊材料混凝而成的伟大的堤坝”。胡之春倒是没有这样浪漫，只是叹一声：“如果平时也能这样，中国何难之有？”
　　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穿的、住的，还有药品。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淮河大堤上搭起连绵不断的帐篷，长江两岸大堤上的帐篷也连接起来，绵延无尽头，都是难民的临时住所。男女老少蜷缩在一起，气氛悲壮，天地阴沉，大雨似乎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把那些临高而建的帐篷拍打得摇摇晃晃。人们向菩萨祈祷，但是不灵，雨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加凶猛。到了6月28日，就连坐镇中南海的江泽民也觉得奇怪了。他打电话给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提出一连串问题：今年雨季为什么来得早？菲律宾和日本火山爆发对于地球上的气象变化有什么影响？海湾战争后科威特石油燃烧对地球大气以及天气有什么影响？高空的太阳辐射比地面强，为什么高空的气温反而比地面寒冷？还要邹竞蒙到政治局的会议上来解释这些问题，时间定在18天以后。邹竞蒙于是赶紧召集气象专家详加阐述，就像一个准备参加考试的学生。
　　当然江泽民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书斋里的问题，还有灾情和灾民。又过了几天，他就到安徽来了，然后又去江苏、上海和浙江。那是第三轮大雨到来之前的短暂间隙，也是当地官员和百姓最艰难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告急，消息不断传到总书记的行营。他在灾民中间转了两天，走进临时的帐篷问寒问暖，他走到苏州，留下来吃饭，忽有消息从南京传来，说苏北有个村子被洪水包围。陈焕友恰在当场，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全都紧张起来，连饭也不吃了。江泽民当即吩咐陈去找南京军区司令员，出动军队，“把受围困的群众救出来”。
　　军队在三个星期以前就出动了。首批出征的军人其实只是一群学生——位于江浦的海军电子工程学院的现役学员。那是在6月14日凌晨，风疾雨骤，人影车形簇拥在一起，在黑暗中启动，电闪雷鸣间，可以看到彼此的眼睛闪闪发光。到了距离晓桥十公里的地方，水深已达三尺，弃车步行，脚下迎着洪流，头上顶着乌云。
　　在以后的六个星期之中，有23万陆海空将士、8000辆军车、723艘船、128架飞机，开赴洪水淹没的地方。他们在常州闹市区一个灌满水的地下室里抢运出400桶电石，在蒙洼把48615人和5000多头牲畜转移出来。
　　但死在水里的人也不少，当时报纸上的说法是“死亡1000多人”，事实上要多得多。这么大范围的灾难，一时半会儿统计不清，大家都说可以理解，十年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也是把死者数字变来变去，直到六个月后才有了一个准确的数字。可是1991年的这场灾难，谁都说是历史罕见，关心国事的人难免要在报纸上寻找，想知道有多少人遭遇不幸。但是官员刚刚从大水里面走出来，就恢复了以往那种官场做派。从那时以来，90年代过去了，新的世纪也开始了。人们还是搞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于那场灾难。有一本书说“死亡1729人”，还有一本书说“死亡2295人”，另一本说是“死亡5113人”。见团结出版社《大灾难》、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和国历程》。全都言之凿凿的，却相差这么多，也没有听说有哪位政府官员出来给个解释。
　　7月15日凌晨，在北京白广路上那栋旧楼房里，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德坤的眼里全是血丝，但他心里轻松了不少。雨停了，水不再上涨，气象预报也有了好消息。他点上一支烟，长吁一口气：“咳！老天可让我们缓口气啦！”

　　可是中南海那边却一点也不肯缓气。清晨6点，防汛指挥部这边的“红色电话机”响了。那时候中国的电话不像现在这么多，可也不算稀奇了。要是这电话机被政府里大小官员叫做“红机子”，那就非同小可，无人不知此物直通党中央，它一响，那就是中南海在召唤。
　　值班员刘宝军急忙拿起电话，听到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对面问长问短。然后到了9：40，“红机子”又响了。水利部长杨振怀跑过去听了一下，又满脸凝重地跑回来，把正在进行的汛情例会给中断了，却不让几个副部长离开。大家更忙了，搬走堆在地上的文件箱，挂上几张大幅防洪图，七手八脚，跑进跑出，就像平时他们属下那些秘书一样，而秘书却都站在一旁纳闷：怎么那边汛情缓和，这边反倒紧张起来了？陈德坤悄声说，是中央首长要来啦。果然他说对了。40分钟后，副总理田纪云走进来。不过，大家很快就知道，他们等待的中央首长不是副总理，而是总理；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常委。又过了20分钟，李鹏就进来了。有个记者后来写道：“总理一直在国外访问，上午才回来，没有休息，就来了解全国的汛情了。”
　　又过了五天。李鹏总理就到灾区去了。直升机降落在淮河南岸寿县县城中心的体育场。有人马上把这消息告诉灾民。当时洪水虽然还围着这座城，但已不再肆虐。烈日高照，气温39°，酷暑难耐，到处泥泞，很脏，对总理来说，这是相当艰苦的一天。
　　一个人说：“总理，我们粮不多了。”
　　另一个人说：“总理，我家的房子被冲垮了。”
　　第三个人，一个30多岁的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说：“我家的东西全没了。”
　　实际上，那个夏天，很多人眼睛里看到的“危险”，不是淮河，不是长江，不是淹没在洪水中的那些城市和乡村，不是蜷缩在帐篷里无家可归的千百万难民，当然也不是通货膨胀，不是企业亏损，不是经济委靡不振，不是农民的背井离乡，不是城里的失业问题，至少这一切都算不上“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和平演变”。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它在这个夏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向中国人民发出新的号召，不是修筑防洪大堤，而是“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第4部分 死灰复燃



　　1991年上半年，据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则故事，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江青很惊喜地对狱警说：“姚文元放出来啦！”
　　狱警笑道：“你在做梦呐！”
　　“不是梦，是真的。”江青的脸上恢复了昔日的容光，“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掌握了领导权，老娘要回中南海去了。”
　　狱警说：“谁告诉你的？”
　　“笨蛋，老娘还用得着谁告诉？”江青把一张《人民日报》举到狱警眼前，“看看这文章，除了小姚，还有谁能写得出来？”
　　这个故事明显是虚构的，因为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得知，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今年5月14日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可是既然它广泛流传，就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而且也带着某种象征意义。
　　对于亿万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那时候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毛泽东曾经说，阶级斗争，过七八年再来一次。1976年王洪文被捉进监狱时也说，十年以后再看。这话连邓小平听了也悚然心惊。我们的国家自古就有“物极必反”的逻辑。批判别人的人后来自食其果，被批判的人也往往有扬眉吐气的一天，老百姓用一个挺生动的说法来描述这种局面，叫做“翻烧饼”。可是十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动静，又过了四年，还是没有。那些人本来已经灰心丧气，现在却都高兴起来，自信心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感到可以有所作为了。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作“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眼前这场争论就其规模来说，不算大，仅仅局限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参与其中者，也只是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教师、厂长和经理、记者和作家，9亿农民是不知道其中奥妙的，2亿城里人也不知道，这一年到中国来旅游的2746万个境外游客，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不过，就其深度来说，它却能让我们的国家大大改观。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也认定“1991年上半年平淡无奇”。这是一本629万字的浩瀚巨着，里面提到这一年春天流行起来的女装是“大衬衫”，腰胸袖部全都超大，肩括和领口则必须合体，又以轻薄面料制作，所以能“使魅力更加展露无遗”。可是它没有提到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它还提到了下面这些事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在上海过年。一大批人当选为省长，包括山西的王茂林、河南的李长春、浙江的葛洪升、辽宁的岳岐峰，吴邦国则接替朱镕基成为上海市委书记。位于京城西郊万寿山脚下的中共中央党校，新开办了一个进修班，学员都是省长部长或者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看来这成了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最关注的地方，政治局常委、党校校长乔石到那里去，同他们谈了很多话，六天以后，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李鹏和宋平，又跑去同他们说了更多的话。不过，普通人从公开的报道中只能知道这些，至于他们“座谈”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北京风波”后被抓起来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世人中间引起一阵小小的激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5日分别对在那次事件中触犯刑律的9名犯罪分子公开宣判。两周后，又对同案犯共计26人做出处理决定，其中有些人是过去18个月里报纸上反复出现的名字，包括王丹、刘晓波、陈涞、李成涣、姚军岭、郭海峰、包遵信、任畹汀、吕嘉民、陈坡、刘苏里、熊焱、周勇军和陈卫。另外还有45人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改表现，未予逮捕。外国人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里，似乎只关心这件事。法新社有个记者说：中国“表现出人们所没有料到的宽大”。路透社评论道：“中国领导人想平息西方的不满。”一位高级西方外交官说：“显然，他们比较注意外部世界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这些话说得不错。中国人对自己人说的话常常不大在意，而且还要反唇相讥，可是他们越来越在乎外国人说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改变自己治理国家的原则。

　　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翻阅种种公开的出版物，满目皆是批判与被批判的记录。董学文先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李泽厚，很有礼貌地称这位学者为“李先生”，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挺凶。按照他的描述，李先生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推动者”，又是这股思潮的“产儿”，还“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动乱的吹鼓手”。在李泽厚后背猛击一掌之后，他又转过头来痛斥张贤亮，说张的《习惯死亡》是“一头两脚兽的表演”。不过，他现在要委婉得多，还期待着那位作家“回到健康的创作轨道上来”。淳于水对王蒙和他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早就耿耿于怀。“两年之前，正是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他这样说，“这个短篇横空出世，直截了当地配合起’当前‘的’任务‘来了。”还说这碗“稀粥”已经“被明白无误地当作射向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纸弹‘”。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中国人都能听出，他话中有话，用在王蒙这个“前文化部长和中央委员”身上，就更加尖锐。不过，显然有很多人不能同意这种指责，他们让“稀粥”在1991年夏天登上“百花奖”短篇小说榜首。这让淳于水心中的愤怒“立即被唤醒了”，再次想起“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这真是’坚硬的稀粥‘啊。”他写道，“作为’两年祭‘的’牺牲品‘，又端到了’祭坛‘上来了！”一个名叫草木的评论者，没有看到什么“祭坛”，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三年以前出版的一本《人民文学》找出来，看到那里面有一句“编者的话”：“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就质问道：“他们究竟扇动的什么翅膀呢？”然后重读全部内容，仔细寻找答案。结果发现：小说《红庙二题》扇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翅膀；《谐振》并非旨在文学，而是另有政治图谋；至于《欢乐》，有“肚皮、乳房、生殖器”，还有“嫣红的嘴唇”和“丰满的臀部”，如此这般“污秽笔墨”，“让人不忍卒读”；还有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充斥着“很不健康的颓唐情绪”，“远离时代大潮”，不过是“小悲小怨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在找出这些答案之后，草木感叹：“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个本来比较好的刊物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已经是一种很严厉的指责，不过，他还保留着一点含蓄，没有直接揭露这本杂志的主编就是刘心武。另外一个人，金圣，比草木的革命性更彻底。他勇敢地把刘心武拉出来示众，还把刘描述得像是一个伸长了舌头的“吊死鬼”。那是“一条充满’动荡因素‘的舌头”，金圣说，“在1987年早春二月就从文艺界，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界神圣殿堂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亮了出来”。这种指责是独具匠心的，他把刘心武的“舌头”和赵紫阳的“舌头”巧妙地纠缠在一起了。“赵紫阳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中南海怀仁堂千人大会上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金写道，“这就是使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途夭折的’五一三‘讲话。从此，反自由化不但搞不下去，那些因为宣扬自由化而受批评的人又纷纷重新上场。”

　　一个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颜元叔，也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中来。这位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时年58岁，难得的是他像一个18岁的热血青年，很容易被感动，也很容易被激怒。他大骂自己昔日的同学“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如此气愤，非为私人恩怨，而是因为那个人批评中国大陆污染严重，还说了“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之类的话。颜于是拍案而起，怒斥“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寡廉鲜耻的’烂香港‘”，才会说这样的话，“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诸如此类发生在亲人与朋友中间的辩论，“文化大革命”岁月里在中国大陆这一边也有很多，其中充满了政治色彩，导致夫妻不和，父子离散，朋友反目。自从80年代以来，便很少听到这种事情了。颜元叔似乎想让大义灭亲之举再成风尚，所以把这段发生在家里的争论公开在台湾《海峡评沦》上。一向视台湾舆论为“反动”的大陆刊物，这一次一反常态，纷纷介绍此人此文。《中流》做得最为彻底。编者把颜的文章转载过来，一字不漏。还加了一个按语，说是响应读者的热烈希望，还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
　　中国人喜欢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希望所有人像自己一样思考问题。无论“左”的人士还是“右派”，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从来不肯改变自己，而改变别人的努力又总是徒劳。邓小平也许是看透了这件事，所以再三告诫他们“不争论”，还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可是这“不争论”后来却成了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
　　新的惊人的消息每天都有。文人们全都提心吊胆，就像一些躲在战壕里的残兵败将，散乱零落，苟延残喘，等待强悍的敌人攻将上来。他们没有犯法，当然不会像刘晓波、包遵信那样被审判，甚至还有机会竖起盾牌为自己辩护，偶尔也扣一两下扳机回击来犯者的攻击，或者表达一下自己的蔑视。吴江说了一句：“如果人们不注意这些’左‘文发表的时间，一定会以为是’文革‘时期的文章。”有人立刻回击，说他从李泽厚之流的文章中“闻到了浓烈的’文革式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气氛”。当日中国就是这样两军对垒，你来我往，互相指责对方是“文化大革命”余孽。但总的来说，是一方处处进攻、一方拼命防守的局面。“有人统计，我是新时期作家中受批评最多的一个。我想大致不会错。”张贤亮在谈到自己被人家称做“两脚兽”的时候这样说，“有家出版社仅仅收集了一小部分批评我的文章就出了本挺厚的书。”他有一次带儿子去动物园，儿子看老虎、豹子看得入了迷，还说那些野兽看我们人类“不过是两脚兽呗！”父子二人大笑，对所有的被侮辱和被谩骂全都释然了。在说了这些反唇相讥的话之后，这个经历过不少苦难的作家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感谢世道的进步：“一个作家不断受到批评，却仍可以继续发表作品，丝毫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我以为这也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新气象之一。”

　　看来一些人对这种“新气象”很不满意，而且一定觉得这将导致巨大灾难。赵望和凌光两个人联合起来在《中流》杂志上表达了这种信念：“我们这里还是要引用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发出的呼唤，企盼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字字惊心动魄。又过了几天，有个叫宋文申的人也按捺不住，拿起笔来，借用台湾《海峡评论》的话，语重心长地写道，“’和平演变‘不可不防”。然后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座右铭又说了一遍。他承认这是捷克作家尤利斯·伏契克的话，曾被别人反复引用，又说自己“再一次加以引用，是绝不多余的”。
　　回想起来，当时舆论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乱了方寸，这才小题大做。文人们手无寸铁，力量单薄，既不上街游行，也不组织异党，他们以“自由主义”自居，唯我独尊，不仅看不起那些政府官员，就连他们自己的同类也看不起。无非是书生议政，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似乎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那些人如此兴师问罪，让不相干的旁观者看来，的确不高明。从他们自己擅长的阶级斗争立场来说，还出了一些错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动机，却连真正威胁自己的人在哪里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发展证明，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后一个错误是致命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自己的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热情、洪亮、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在中国，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以致报刊的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昭告世人，更何况这一次《解放日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那时的“右的错误”。现在，皇甫平却在怂恿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还说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记性稍好的人读到这里，不免吃一惊：他说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传部的部长么？正是这位部长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居然明目张胆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还说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滞”。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测：是不是那些义愤填膺批判别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们要警惕”的人？也许还有这位部长？可是猜归猜，不能作数。北京媒体还在忍气吞声，没有回击。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罢，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见好就收，在下一篇评论中，终于说出了那句让不少人忍无可忍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
　　“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事情肇始于邓小平在1991年旧历新年的上海之行。当日官方发布新闻、告诉老百姓“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的时候，局面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时的想法，他已不想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他对自己选择的“第三代”的确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对他们说，他很满意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他的这些话乃是出自真诚，充满了善意和耐心，但是别人不能认为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没有保留的。他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这一年半来，说到改革开放，整个舆论不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胡话，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套话，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辩护人。他在1990年3月说：“现在特别要警惕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当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殚精竭虑的时候，他却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他已经80多岁，常常感叹老年人的思想容易僵化，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给自己搞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他这样劝告他的继任者。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时候，人家毕恭毕敬地让他讲话，他说自己“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可是一年来，他又说了那么多，却全都淹没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浪花也溅不起来。

　　1991年阳历新年和阴历新年之间的某一天，他坐上火车到上海去了。列车在一片沉寂的大地奔驰时，他能够感觉到他说的话正被抛到后边——就像窗外万物都在飞速地向后面移动一样。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还记得那一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到处点火”，他在全国到处跑，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杷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这一连串行动，他一个人批评“两个凡是”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地成了全党的声音。现在，他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
　　他从他居住的西郊宾馆走出来，经过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一条雪松掩映的小道，走上虹桥路。再向东走，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不免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然后继续向东，登上黄浦江东岸，心里越发沉重：“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谈起上海30年代的繁荣，说那时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还有“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凝神倾听，然后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又说起他怀念的80年代：“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话里似乎有个暗示，他现在还是在等，等着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还说“失败也不要紧”。这分明是在告诉上海人，不要被某种政治浪潮吓住。
　　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具独立意识的城市之一。过去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所以有人说，上海人和北京人总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卷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争斗中。“让他们去争论是非总结经验吧，我们来挣钱。”多年以后，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来区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这是埋藏在这座城市1300万人民中的潜意识。在1991年的春天，他们情绪激昂，可一心只想在自己的城市里修马路，盖房子，在黄浦江上再建几座桥，让浦江东岸那片浩瀚的田野崛起一座新城。这同北京那种既吵吵闹闹又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对照，也让身在其中的邓小平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俄国人杰柳辛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兼有改革家和保守主义者的特点。既大胆又清醒。不怕被人指责”。英国人迈克尔·亚胡达说他“不停顿地跟上历史的步伐”。美国人卢西恩·帕依说他“不被任何激情干扰。像一个中国魔术师，态度谦逊，衣着简朴，与他的观众毫无区别。他那质朴的语言表明，当奇迹出现的时候，他和他的观众一样感到吃惊”。邓是有这些品质的。可是，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他们的可乘之机，那可就错了。如果他的眼光不敏锐，胸襟不坦荡，看不出形势的要点所在，他是不可能身处今天这个位置的。这个春天，他就正好需要这种眼光和胸襟。“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他对一群上海人这样说，“会有不同意见。”

　　他猜对了。
　　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没有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还要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煽风点火。皇甫平不肯说明，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邓的话，又不说出这是邓说的。这倒不是他别有用心，设套害人。拿了高级领导人的话来写社论，这在党报制度中极为常见。普通百姓可能不明所以，北京那些政治成熟眼光老辣的人，总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一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理论家”很快便知晓上海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退休老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的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这些话够厉害的，真是雷霆万钧。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害怕，因为这两个刊物虽以理论见长，但在京城理论圈和新闻圈中，并无地位。大报记者们说起它们，有如城里的大家闺秀谈论乡下的“柴火妞”。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求是》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和皇甫平针锋相对的：《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把它一字不删全文转载。随之而来的消息说，这文章是由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策划出来的。当真如此，可就不是“柴火妞”，而是“大老爷”了。《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那么一番话，马上就有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跟上来，焉能不再接再厉？它接着教训皇甫平，不应该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这样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觉得实在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他上任20多个月来，一直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这家党中央机关报努力张扬一个新的观点：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来来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拐弯抹角，暗度陈仓，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由共产党内推向全中国了。但是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最迟钝的人也看出其中奥妙，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可是报纸上还有更叫人害怕的话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多年前已经名誉扫地的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一连串问题还没有答案，又有了新的问题。管宣传的部长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社社长锦上添花，把这标题做成通栏大字横贯一版，异常鲜明。部长说了千言万语，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在普通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化大革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这位部长郑重地告诉读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正是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
　　那时革命理论还拥有左右人心的力量。党中央机关报在社长领导下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戗。那两年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纷纷卷款而走，工人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这倒遂了一些人的心愿，按照他们的理想，宁愿没有事干，也不能被资本家剥削，“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好在失业者十之八九原本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仍然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有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应当说，出现此种局面，和那位社长在《人民日报》的“作为”不无关联。

　　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几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这些人不是如此愤怒，就是如此悲壮，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那些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无非是想让中国更快地好起来而已，即使拿当时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套用了邓小平“白猫黑猫”的理论，实在找不出要“演变”到什么“方向”的意思来。倒是事情本身的结局出人意料，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色彩：皇甫平的领军人物周瑞金成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而那位社长却黯然离职，像他鄙夷的两位前任一样，回家待着去了。
　　按照70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逻辑，理论批判一定要辅之以组织系统的清理。党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追究皇甫平的评论为何人主使。这在党的组织为一贯做法，“文化大革命”时是“揪出幕后黑手”，后来叫做“来头”和“背景”，所以并不奇怪。可是，当他们得悉事情牵涉到邓小平时，依然认定《解放日报》犯了错误，就不免让人疑惑。他们的逻辑是：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上呈或者下达，而不应由一家下级党委机关报做主。就制度本身来说，这一指责并非没有根据。对于事实真相的控制和信息发布的垄断，乃是统一国家意志所必行的环节，如果听任大家自行其是，擅自主张，难免造成嫌隙。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区别是非，而是组织的完整和严密。但是这样的逻辑并不能说服所有人，比如《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就在当时反唇相讥：“那么多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邓小平的言论，莫非都是经由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传达？”诸如此类的情节由小道上传播开的时候，没有人还会相信北京的矛头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这实际是在批邓，”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里。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作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上的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镕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使官员们受尽精神折磨的政治空气，在百姓的精神世界中似乎不起作用。这一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父母中间，有32。6%希望自己孩子成为科学家，有20%希望孩子成为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有17。8%希望孩子成为高级医生，有8。4%希望孩子成为工程师。至于从政，没有一个父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选择。孩子们除了“展开理想的翅膀”，也萌动着青春期的兴奋，他们的“性觉醒”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父亲和母亲是在革命年代里进入青春期的，现在虽说“告别革命”已成时尚，但“性压抑”的惯性显然比革命的惯性要大得多。耿文秀在《社会》上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前所未有地谈到中国人的“性交频率”。那时候45-60岁的这一代中国人中，有45%的男人和37%的女人性交频率为两周一次；40%的男人与43%的女人每月一次或者更少；还有15%的男人和20%的女人是好几个月一次或者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每周有一次以上。所以这一调查的题目是：“现实生活中中老年的性抑制。”但是他们的后代不想压抑自己了。中学生不愿意让“男女不说话”的局面继续下去，开始尝试与异性同学交往，希望这样的举动不会被社会“另眼相看”。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表示希望和异性“个别深交，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实际上，至少有1/3的孩子在心里是这样想的。成年人不再对孩子们的这种想法大惊小怪，但是他们显然不想让孩子越轨。每逢周末，上海市陕西南路那栋漂亮洋楼前的草坪上，总是围坐着20多个中学生，男女都有，一位中年教师向他们讲解性知识并且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是上海市青少年发展问题咨询指导站的定期活动。中学生的问题显然超过了好奇的范围。课堂上的性教育越来越多，报纸上说全国有6000多所中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还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学者们从卢梭的格言中找到了性教育的依据：“避免邪念的唯一办法就是免除神秘。”看来“性”在这个国家还是“邪念”，还要避免，只是需要讲究方法。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今晚我们相识》，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张扬男人和女人应有更多机会相识相爱。可惜敢于到镜头前来的女孩子总是比男孩子少，而且还很腼腆拘谨。对于异性，男人总是比女人更有兴趣，也更主动，这不仅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背景。当时中国大陆人口有11。34亿人，其中男人比女人多6000万。“B超”的普及给那些喜欢男孩子的家庭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没有想到生出来的孩子竟有可能成为多余的“性”。更何况远嫁异邦正在中国姑娘中成为风尚，这一年有7000个女孩子成了日本男人的新娘，个个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