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复制链接]

　　家庭主妇开始用热水洗碗。大多数中产者的家里还没有“二十四小时中央热水系统”，所以全都装了电热水器（也有煤气热水器）和淋浴设备。他们开始学习西方人，每天早晚洗澡，吹发，剃须，淡妆浓抹，把很多时间花在卫生间里。主妇们开始抱怨家里房间太多，打扫卫生太累，在做那些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要先戴上乳胶手套，以便保护自己的手不至于变粗糙。丈夫们一般自己不动手，但却买来无数工具为妻子帮忙：清洁剂和消毒水、防虫药和地板蜡、一种让她不用弯腰的地板擦、一种让她不用伸手的抹布、一种不用把身体探到窗外的玻璃清洁器、一种德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吸尘器，它可以把地毯、窗帘、沙发和被褥内层的灰尘都吸出来。2002年全中国有几百种吸尘器，但全都不如这一种好使。所以尽管它价格昂贵，可主妇们人人喜欢。
　　姑娘们已经懂得怎样抹口红。在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们，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每天换衬衣，在裙子下面穿上衬裙，在上衣下面戴上胸罩，胸罩质地要好，做工要精，既不能大又不能小，既柔软又挺括。而母亲自己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在妇女用品商店里看到这东西还脸红呢，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总是警告她们不要把胸脯挺得过高，以免招惹男人的目光。而现在，她们不仅教给女儿怎样才能更性感，还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年轻。
　　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人比起来，有地位的女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年轻的时候显得更成熟，年老的时候显得更年轻。此外一个中产阶层的妇女还有很多好处：她不像富家女人那样寂寞而缺少真情，也不像穷家的女人那样，周围满是喧嚣而没有宁静。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几个知己可以倾诉衷肠。男人们喜欢恭维她们，让她们走在前边。她往轿车前边一站，就有人为她开门。她往柜台里面一望，售货员就笑脸相迎听她吩咐，看中什么衣服就可以试穿，要买哪条鱼的哪一段肉就切下来。她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连卡佛”和“恒隆广场”、北京的“赛特”和“燕莎”。尽管北京人都嫌那里的东西贵，还把“购物到燕莎”说成是“京城第一傻”，可她们还是喜欢去。有一项调查提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中，有35%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25%最看重服务水平，15%看重商品质量，而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15%。到“燕莎”来的人中，每100个里有23个是自己开车来的，这里环境幽雅，没有那种人挤人的场面，头顶灯光的色温是3500，溢出来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而且不会影响服装的色调。但是她们现在的最新享受已经不是购买时装了，而是另有去处。她们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每周做一次美容，还至少参加一个俱乐部，其内容有形体芭蕾，或是网球、滑雪、击剑、骑马、游泳，完全是兴之所至。

　　中产者身上有些让工人农民讨厌的东西。他们既贪得无厌又精打细算，过分看重利益，不讲义气，从没听说他们中间有谁“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实上如果缺少利益的纽带，他们就很少有亲密而持久的朋友了。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最有信心，都认定过去五年来自己的生活改善了，并且相信在未来五年里将会过得更好。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39%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20%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她仍然把家庭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不过，已经不在乎职业的稳定，不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而且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21%的人工作一年就想“跳槽”了，有62%的人在三年内产生“跳槽”的念头。即使是那些年过30不再年轻的人，当他们被赋予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时，也有一半人想换一换。他们心目中新的就业选择是父辈匪夷所思的：时尚观察员、钟点文秘、新闻线人、专业道歉人、房产经纪人、市场侦探、现代镖师、精神陪护、自由举报人，还有刚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职业“星探”。
　　但是中产者家庭的主妇们现在越来越不情愿出去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西方的家庭主妇：“她们是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们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榜样。是啊，这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薪水，还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不用看丈夫的眼色行事，没有向丈夫要钱时的那种依赖感，晚上不想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累了”，想做爱的时候又会痛斥丈夫“越来越没‘性趣’”。这后一句话好多已婚女性都会说，其实始作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潘绥铭。此人带领36名研究员研究了一年，居然发现中国每100对夫妻中有28对“每月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还有6对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有过一次做爱。研究者把这叫“无性婚姻”，分析出两大原因：“竞争压力”和“灯红酒绿”——恰恰都是中产者生活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的母亲的确比那些富家和穷家的母亲都要累，甚至比她们自己的母亲也累。她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满怀奉献精神、早出晚归、一心为党工作，很少管她们。她们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打闹和争抢之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少管她们。可是现在不行了，她们的孩子都是独苗，比她们更优越、更聪明，但也更脆弱、更孤独。而她们却已饱经风霜，有教养、有知识，也有更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子女身上花费心血最多，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影响也更大。中国大多数男孩子身上缺少阳刚之气，柔情有余而野性不足，还有股奶油味，阴盛阳衰成为大城市里普遍的社会病，以至于有人怀疑，这同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有关。

　　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幸福、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孩子。他们大都忠于家庭，不想违背父母的愿望。他们在幼年时总是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也很少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常常只有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而父母也为孩子安排一切，一个杂志取名《为了孩子》，就成了父母必读，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证明多少年来的中国孩子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但是还没有哪一代人像过去十几年来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单调和缺少生机。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把双手背在身后，坐在椅子上丝毫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下了课也不能到操场上去跑。早晨6点半起床去学校，傍晚5点才回家，每周学习11门功课，每天6节课，再加一小时的辅导。
　　这时候他或者她只有6岁。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12岁，又迎来更加紧张不安的中学生活。在大城市里，中学一般被分成“五个世界”：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比较好的普通校、中等的普通校、最差的学校。这不是政府划分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世界”，但却相当确定，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升学率。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入“第一世界”，但只有很少人能够如愿。这需要好成绩，还要讨老师喜欢，当然也可以依靠父母的关系和金钱，后者有个很堂皇的名称，叫“择校生”，也叫“条子生”。它酿成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报纸上反复讨论的话题，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所以《北京青年报》说到最后，只好用了一个标题《一言难尽择校生》。
　　三年之后初中毕业，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只有1/5的孩子能够进入高中，而且高中像初中一样，也是“五个世界”。父母整天告诫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把孩子说得不是惊慌失措，就是郁郁寡欢。2002年1月6日深夜，有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失眠了。再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而他觉得自己“肯定考不好”，心里一个劲地想：“我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怎么面对爸爸妈妈，怎么面对那么多的亲人啊？”第二天强打精神来到学校，白天上课没精神，做作业又错了，纵身从七楼教室窗户跳下，当场身亡。后来人们在日记里看到他的遗言：“爸爸妈妈呀，不是儿子不孝，我真不是上大学的料，我尽力了，你们是往死里逼我呀！”当然这是偶然的一例，大多数孩子还活得好好的，可是这种情绪却有代表性。卫生部门有个让人惊讶不已的统计，说2001年我们国家1600万心理疾病患者中，有“1/3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这项统计还说，“目前我国有8%-10%的儿童有心理疾病，35%的中学生有心理异常表现”。这数字算下来大得惊人——以千万计。另外那些心理坚强没有疾病的孩子，也大都在重负之下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整天无精打采。《北京晚报》说这叫“应考综合征”，症状是，“疲乏困倦，四肢乏力，体力下降，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情绪低落”，还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精神病医生为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专家们都在呼吁，我们国家的精神病学实在是大大落后了，13亿人中只有100多名专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政府于是赶快做了一个“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决心在2010年以前把精神科医生增加到2万人。

　　2002年6月第一个周末，北京地坛公园像往年一样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依次排开，有90多所。市民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出来，会聚到这里。早晨8点，人流的高峰已经到来，比预计早了两个小时。至少十万人拥挤在园内，还让安华桥到安定门桥的一段交通陷于瘫痪。一看就知这些人都是家长，而他们的孩子，这时候正在家里埋头苦读——又说是“最后的疯狂”，准备迎接五周以后的“决战”。
　　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成为商家可以利用的机会。有个新名词在报纸上反复出现，叫做“考试经济”，这天上午的地坛公园正是检验它的规模和力量的最好证明。学校图文资料每份五元，很快就被“抢光”了。一大堆专门为学生制作的营养品也上市了，都说自己可以“健脑补身”、“增强记忆”、“减轻压力”、“镇定神经”。有“智力宝”和“脑轻松”，还有黄芪、枸杞子这一类滋补中药。考场地址早早公布，全国有十几万个。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宾馆饭店现在开心极了，不是因为旅游旺季，而是因为高考将临。他们开始推销一种“特别服务”，有“考生楼”、“特价房”、“小时房”和“免费班车”。北京友谊宾馆提供清淡而有营养的高考套餐和免费接送，还在大厅内醒目地摆着“楼内住有考生，请保持安静”的警示牌，保安人员接到命令，阻止游客高声喧哗。这不是吓唬人的，因为五号楼里的确住满了考生。燕京饭店地处复兴门外，是个偏僻的地方，可是经理助理李京现在兴奋起来，因为旁边居然有三个考场：“占尽天时地利，”他搓着手说，“真没想到我们还有这样的地理优势。”他准备了一大堆高考客房，居然供不应求。
　　7月7日，全国的城市都安静下来，汽车不再鸣笛，饭店不再喧闹，建筑工地不再施工，市民不再高声争吵。这是三日高考的第一天，每年都一样。只不过，今年的宁静之中埋藏着更多的躁动。父亲和母亲们全被一道围墙隔在考场外面，个个翘首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期待和焦虑不安。商家亦步亦趋跟着他们，现在似乎只有这些人才能体会这些人的心情。有人在举办“名师答疑”，有人在兜售《家长必读》，有人在召开“招生形势分析会”。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门口，多了一个蓝色凉棚，这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搭起来的。天气炎热，烈日当头，保险公司于是请家长们坐在凉棚下等待考试结束。棚子里还有饮水机，提供纯净水，都是免费的，只希望大家记得这是“泰康人寿”。一辆厢车索性开到北京四十四中考场，在大门口停下来就不走了，里面全是氧气瓶，外面挂着条幅：“助你一臂力，轻松进考场。”有人说：“吸氧能带来新营养。”于是一名男生探头看看，车内果然凉爽宜人，就爬进去，又有两名女生进去了。有个面色白皙名叫李霞的孩子说：“这几天常常感到喘不过气来，吸氧之后觉得轻松多了。”如此“轻松”一次价格不菲——60秒钟一块钱，身后的母亲还是笑起来：“不贵，不贵。”可是更多的家长宁愿让孩子到医院去吸氧——60分钟才几元钱。这样一来，那两天医院里的“病人”明显增多，而且不要诊断，只要吸氧。医生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决定不分昼夜开放高压氧舱，为考生补氧。就这样吸到第三天，又有了新花样：旅行社跑来兜售旅游专线，说是“读完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电脑公司送来扇子，做工精美，印着公司的地址和电话；有个歌星演唱会，也来推销门票，说是凭准考证可以八五折。有个人问：“三天以后考试结束了，他们想干什么？”答案太多了：“买电脑啊”、“去旅游啊”、“去追星啊”……

　　7月9日下午，孩子们熬过了最后一关。可是对于多数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这一天是“蒙难日”，他们落榜了，所以苦难还没结束，旅游追星买电脑之类的快乐也都没有了。大约200万孩子榜上有名，正准备开赴大学去，加入500万在校大学生的行列——那里是年轻人心中的天堂，他们从此被人叫做“天之骄子”。
　　“天之骄子”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另外一句话是异曲同工的：“十八岁，奋斗结束。”900年前创办第一所大学的意大利人波洛尼亚有句名言：“大学大学，大家来学”，可是中国的大学里却在流行“大学大学，大家不学”。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对这些最聪明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季节，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是一个恢复人的本性的季节，也是一个图名取利的季节。北京有个调查说，高校计算机专业中有九成学生参与兼职。上海还报告了2002年大学生暑期工的报酬行情：做一天翻译可获两三百元，做一天礼仪公关或接待可挣一两百元。当然这都是公开的，此外还有私下的，它张贴在所有高校的厕所、水房和电灯杆上，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欲求四级英语辅导员，价格面议。”
　　辍学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弄得“易得方舟”的总裁鲁军也跑来劝告大家：“休学创业当谨慎。”可是他下面的话又有煽动意味了：“一旦决定了，就别再回头，即使头破血流也不能退缩。”此人曾经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读了不到一年便不想学了。学校支持学生创业，可他还有些犹豫，有一天忽然听说有人申请休学去办公司了，于是决心跟从，想不到那是个假消息，结果他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学生休学创业的第一人”。那一年他只有24岁，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学生气还很浓，身上的西装也不合身，可是他的“易得方舟网”却吸引了几百万元风险投资。他也就成了大学生们心中的英雄。他告诉他们，自己的休学是个“不幸”，却又一点也不掩饰得意之情，这让他的追随者们既羡慕又激动。
　　可是老师们越来越激动不起来了。他们最激动的日子是在24年前——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时的学生是多么好啊，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课，眼睛里透出如饥似渴的光芒，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可现在这些学生呢，不上课，上了课也不听讲，听了讲也不做作业，连做论文都是抄来抄去。撰写毕业论文的季节也是学校图书馆的学术论文类期刊蒙难的季节。有个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1/3的期刊被撕走了最精彩的部分，另外一些干脆失踪了，还有上网下载论文的，贴小广告买卖论文的。这名记者不敢相信，于是在网上找到搜索引擎，又找到35个论文网站，结果发现“一个运行仅仅两个月的网站，点击人数超过五万人次”。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北大物理学院的主讲教师俞允强实在忍无可忍，在2002年春天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级。这位老教授说，现在学生的考试结果“足以让老师吐血”。还说他曾作过统计，发现“大量同学的主要精力完全不在正课上”。

　　这话说对了一半。年轻人的确不喜欢很多“正课”，不喜欢政治，不喜欢文学历史和哲学，甚至对数物化的兴趣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强烈了，还不喜欢动手的专业，所有大城市的报纸都提到，中国奇缺“高级蓝领”，每个高级技师有七个岗位等着他。有个消息说，青岛一家制造公司急招一个高级模具技工，肯付年薪十万元，却没人去应聘。这说明如今有教养的青年人出现了新问题，他们的志愿有很强的指向性。他们喜欢钱，但有些钱他们是不喜欢挣的。他们喜欢动脑子，不喜欢动手；喜欢“白领”和“金领”（这是最近两年新兴的对金融领域职业的说法），不喜欢“蓝领”；喜欢穿着时装上班的工作，不喜欢穿工装的工作；喜欢金属乐器的铿锵，不喜欢金属机器的轰鸣；喜欢每天都有新花样，不喜欢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喜欢名扬天下，不喜欢默默无闻。他们的父母在很多方面看不惯他们，在这一点上却和他们结成最牢固的统一战线。中央戏剧学院有个表演系，每年才招收几十个学生，可是2001年有2000个报考者，2002年有4000多人。人们在“明星梦”的激励下会聚起来，浩浩荡荡一大片，谁看了都害怕，不过没有人退缩。大家相互鼓励，都说这是在考验大家是否具有明星素质。有个人说：“考试肯定非常残酷，可我不怕。”又一个人说：“我要是不来，那才后悔呢。”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刘元声赶快跑来告诉人们：“我们要培养的是艺术家而不是单纯的明星。”可是没有人信他的。有个叫王春宁的考生，是西安邮政艺术团演员，说了实话：“这么多考生过独木桥，谁要说不是为了当明星，不想名利双收，那就是虚伪。”有一对母女是从沈阳赶来的，等了20多天。母亲名叫王小玉，说起女儿，又是忧虑又是自豪：“确实是苦，说起来，都想哭。但是如果女儿能考上，我也认了。要是能成为明星那多好呀！你说我女儿漂亮，要是再漂亮一点，就更有希望了。”
　　除了希望自己更漂亮，孩子们自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相信，真正有用的学问其实只有外语。这一代中国人对英语的热情是从他们对英语文明的热情转化来的。其实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学习英语，英国每年通过教英语从别的国家赚回70亿英镑，有个专家说是“英语教学工业”。这是应了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孩子只是特别敏感特别投入罢了。2002年北京至少有30万人参加英语培训，花了30亿元去交学费。上海还要多。记者冯瑞看了不禁惊呼：“大嘴就是印钞机呀，上嘴唇碰到下嘴唇的瞬间，价值就产生了。”当“新东方”宣布他们“一年培训英语学生二十一万人”的时候，当数以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都把那位校长俞敏洪叫做“留学教父”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询问：新世纪里最受欢迎的学校还是不是清华和北大？也许是这个远在京西山沟里创办不过八年的英语学校。一个英语娴熟又有教学经验的中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极受欢迎的，一个小时标准工资是250元。任何一个英语国家的人，只要愿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就能在中国当老师了。如果你有一些教学经验，那就更吃香，一小时薪水400元人民币。如果你从来没当过老师，也不必紧张，因为你只要用英语和中国青年说话就足够了，一个小时付给你150元。有个美国青年就是这样做的，他本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却又是安华西里的京客隆超市“英语角”的深受欢迎的英语老师。这老师的课程非常简单：每周日准时到这里来，同那些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年轻人交谈。

　　到了这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孩子和西方的孩子是多么不同。如果真的可以用“天堂”和“地狱”来描述人类的幸福与痛苦，那么西方国家是儿童的天堂，他们的艰难时刻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的，而中国的孩子正相反，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的生活痛苦异常，就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个一年级学生说的：“生不如死。”“那么现在呢？”母亲于是问儿子进入大学后的感受。“活着！”儿子回答。
　　2001年春天至2002年年末的一段时间里，中产家庭的少年男女几乎都被“新新人类”这个说法迷住了，而“小资”已被他们看作“过气的情调”。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寻求“另类人生”，把头发染成棕色、红色或者紫色，而且故意弄得深浅不一，乱七八糟，身上套着又肥又大的纯棉T恤上衣和阿迪达斯运动裤，脚上蹬着耐克鞋，鞋后跟印有“AIR”字样，运气好的还能从家里要来1500元买个“随身听”，随时随地挂在腰间。在这个到处谈论钱财的年代里，他们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重要，但是他们最不把钱当回事。对于他们来说，钱来得很容易，只要向爸爸妈妈开口就行了。1500元，是北京这座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倍半，是“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五倍，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算多，只能买一双最新款式的运动鞋、一个稍稍过时的手机、一把吉他、一个暑假的上网费、一次短途旅行，或者为自己的电脑更换一套音箱，或者买一部颜色鲜艳的“捷安特”牌山地车，配上脚刹和防滑轮胎，不骑的时候就用40元一把的“U”形钢锁锁住后轮。城市里每天有上千辆自行车被人撬开车锁偷走，警察也没办法，越是漂亮的车就越是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所以通常要不了一年，那些孩子就要买一辆新车了。
　　妈妈给的零用钱总是不够，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街头拐角处的小商店。你可以看到他们喝着一瓶可口可乐，在一堆新潮CD唱盘里面挑挑拣拣。有些大学生去做家教，做网页，或者给人家推销产品，陪人家聊天，挣得几个钱，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和餐厅。如果兜里还剩几块钱，就去书摊。女孩子可以买一本《时尚》，她们中有一半人喜欢“日韩时尚”，另外一半更喜欢“欧美时尚”。还可以买到《世界时装之苑》和《青春一族》，后者是2002年创刊的时尚杂志。男孩子可以买到最新的《看电影》，那里面夹着他们最崇拜的明星画像：罗伯特·德尼罗、皮尔斯·布鲁斯南、布鲁斯，还有F4。电影杂志里面的英雄都是英俊、潇洒、怪诞的，总是用一双既热烈又冷酷的眼睛望着世界，读者以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于是极力模仿。英雄们获得青睐，常常是因为自己身在虚幻之中，却去诱惑尘世男女。无论报纸上的英雄还是银幕上的英雄，都是一样。有意思的是，这两年城市里的孩子最喜欢的英雄也是个孩子——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美国电影《哈利·波特和魔法石》的主人公。

　　自诩为“新新人类”的人们从来不叠被子。他们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是：既然晚上还要把被子打开，那么为什么早上要把它叠起来？他们通常是在17-23岁之间，未婚，和父母住在一起，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房间里乱七八糟，衣服和袜子胡乱堆放在床上和地上，书桌上扔着四个挎包，墙上挂着明星像，床头堆满杂志，内容不是娱乐就是时尚。“新新女孩”的梳妆台上倒是整整齐齐，摆着六瓶香水，八盒眼影，十瓶指甲油，十二根眉笔和唇线笔，还有各式各样大人叫不出名字来的化妆工具。“新新男孩”从18岁开始使用吉列牌剃须刀，还用头油、发胶、男士专用面乳和鞋袜除臭剂，当然还要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摆上电脑。宽带网正在接进来，这是“新新男孩”的最爱，它占据了他的所有周末。
　　女孩子不会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电脑上，她们通常是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上度过周末的。她们在周五下午出门去，带着一大包衣服和化妆品，不是去歌厅，就是去“泡吧”。她们喜欢向同伴炫耀：“我把酒吧泡得跟我们家厨房似的。”“泡吧”的确已是她们中的时尚，不过，一般不去“网吧”，最常去的是“迪吧”、“果吧”、“琴吧”、“书吧”、“玻璃吧”和“影吧”。“自助”的概念长盛不衰，现在不光是“自助餐”，还有自助“影吧”，自己创意，自己拍照，自己冲洗出照片来。还有自助“陶吧”，吧台上放着一些泥巴，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可供参照，但她们通常是随心所欲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东西捏出来。有人说这叫“吧文化”，也有人说是“吧消费”。她们自己说，“管它是什么，玩得开心就好啦。”
　　玩到天亮才回家，倒头睡觉，早饭不吃、午饭也不吃。到了下午，房间忽然响起麦当娜的歌声，那就是她要起床了。然后就到了晚饭时间，她终于走出房间，在饭桌前站一站，看看爸爸，看看妈妈，把饭端到茶几上，一边吃一边看电视上的“娱乐新闻”。周六晚上电视里有“佳片有约”，都是世界经典电影，可惜都太严肃，太文化，还让外国人说中国话，没味道。她们喜欢看DVD，一直看到后半夜，大都是盗版片。有《燃情岁月》，还有《盗火线》，那才叫电影，爱就爱得死去活来，打就打得天翻地覆，而且句句都是地道的外国话。

　　“新新人类”个个都聪明，可是不肯用功读书，平时从来不看课本，到了考试前三天才通宵鏖战，凭借着小聪明通过考试，还能有个不错的成绩，不过，考完就忘。他们不屑于当好学生，认为“三好学生”都是老师的“马屁精”，考试第一名都是书呆子，最好的名次是第十名。他们有自己的主意，总想特立独行，也有人加入了共青团，可并不真当一回事。社会变化得太快，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事实上他们首先要学会的是什么都不在乎，又总想引人注意。有个叫“小满”的人通过《美容时尚报》告诉他们，因为你年轻，所以有30件事“不必在乎”，真是句句说到他们心里去了：不必在乎“放弃”，当新机会摆在面前时，敢于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不必在乎“失恋”，最怕失去的不是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梦想。不必在乎“离婚”，一切还来得及。不必在乎“失败”，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长大。不必在乎“错误”，这是年轻人的专利。不必在乎“疯狂”，这说明你精力旺盛，身心健康。不必在乎“漂泊”，这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资格。不必在乎“浅薄”，等你的感觉迟钝了，人们就会说你深沉了。不必在乎“稳定”，那是未老先衰。不必在乎“压力”，它能焕发你的潜能。不必在乎“失业”，过早地固定在一个职业上，才是最大的不幸。不必在乎“明星”，那只是商品社会里的一种消费品。不必在乎“幼稚”，那正说明你还年轻，还充满活力，暮气沉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成熟”是个什么东西。不必在乎“时尚”，那只是物欲和世俗的同义语。不必在乎“代价”，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不必在乎“薪水”，机会远比金钱重要，将来远比金钱重要，首要目标不是挣钱，而是挣未来。不必在乎“格调”，这是小资的东西。不必在乎“房子”，除非你买房子是为了升值，要么就是你结婚了。不必在乎“存款”，谁都知道钱是有生命的，只有在流通过程中才是钱。不必在乎“谣言”，这是一种传染病，沉默是最好的疫苗。不必在乎“孤独”，这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不必在乎“缺陷”。不必在乎“失意”。不必在乎“出国”。不必在乎“误会”。不必在乎“年龄”。不必在乎“不适应”。不必在乎“评价”，我们最不应该做出的牺牲就是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我。最后，不必在乎“在乎”。这是一种拿不起、放不下的心态，它的反面不是放弃，而是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一款叫做“我行我速之文身酷库”的软件，成了他们的新宠。它是制作“文身”和“迷你贴纸”的，页面特别“酷”。没有一个字能像“酷”一样让“新新人类”百用不厌的了，酷代表时尚、叛逆、冷漠和刺激，也很好玩。酷是一种风采、一种智慧、一种处世态度、一种生活品位。有如依明所说，“酷，就是新新人类反抗平庸生命的艺术”。更何况“文身酷库”操作简单，有200多种新奇图样供选择，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情侣照，贴在手机或者钱包上。

　　除了精灵古怪的图案，还有精灵古怪的流行语。“对不起，我碰到‘围炉’来晚了。”这是在说“打群架”。“您别见怪，他是‘超级恐龙’”，这是在嘲笑一个“反应迟钝”的人。还有“这人286”，是说“落伍了”；“这小子真是CBA”，意思是“酷毙了”；“你不要PMP”，意思是“拍马屁”。在快餐店里说“我要一份13+2”，意思是“13号快餐加一份煎蛋”；“9+1”是“9号快餐加一份例汤”；“洗耳朵”是听音乐；“洗胃”是喝饮料；“跌股”是没面子；“IN”的意思是“很正点，很到位”；“HOT”是“超级辣味”。“网上聊天室”里都是他们自造的文字，把生长在外国的华裔叫ABC，把男性叫GG，意思“哥哥”，把女性叫MM，意思是“妹妹”，PLMM是“漂亮妹妹”。还有个最独出心裁也最富感情色彩的单词“smily”全称是：see much l love you，一望就能明白，这是“看我有多爱你”。“1314”的意思是“一生一世”；“530，520，584”是“我想你，我爱你，我发誓”。根据《文汇报》上的报道：有个高中二年级的孩子在电脑上敲了一行话：“7456，怎么大虾、菜鸟一块儿到我的烘焙机上乱灌水？待会儿再打铁，886。”把他妈妈吓坏了。其实他说的是：“气死我了！怎么超级网虫和网络新手一块儿到我的个人主页上留言？待会儿再来贴帖子，拜拜了。”《河南商报》也有个消息说，一个10岁的女孩子，给她喜欢的一个男生写了封信，只有一排数字：“721，521，7758，584，5211314。”一群大人绞尽脑汁，弄不明白，后来是孩子自己翻译过来：“亲爱的，我爱你，亲亲我吧，我发誓，我爱你一生一世。”
　　“也许某一天，”谢冰清在天津《今晚报》上写道，“另一本属于网络属于人生属于某个特定时代的字典又将应运而生。它将是某个辉煌过的时代的见证，或许这个历史是短暂的，但是这段回忆却是真实的。”成年人总喜欢回忆。今天回忆昨天，又想象着在明天回忆今天。父母们年轻的那个时代，人人抄录名人格言、背诵伟人语录，可是现在这一代人对数字比对思想更敏感，“数字时代”之所以能兴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新新人类”。这两年大家不是说“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就是说“互联网上新生活”。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总裁李汉生说，北大方正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联想集团说，他们正在全面进军网络领域。科利华集团也宣布，为出版界建立网上通道。大家公认“1999年是向网络进军的转型年”。看来是有预见性的。在那以后的三年里，每个大学生都有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有一项调查说，大学生的数字生活中最常见的内容有五个：68%的大学生用它“交流情感”，40%“浏览信息”，37%使用“电子邮件”，此外还有“下载软件”和“网络游戏”。“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这句话让所有生活在网络世界的人都觉得精妙无比。

　　史卫说：“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70年代美国人对年轻人有个“昵称”，叫“新人类”。他们敏捷、好动、多思、有创见、能花钱也会挣钱。现在中国的“新新人类”，虽然多个“新”字，其实和他们挺相像，无论你怎么说这一代新人：“另类”、“看不懂”、“不三不四”、“堕落的一代”，都能找到理由，可他们仍像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他们生长在东方的土壤中，却崇尚西方人相互交往中的规矩：不问年龄，不问婚姻，不问收入，不问住址，不问经历，不问工作，不问信仰。每逢他们的父母问人家“年龄多大”、“结婚没有”、“家住哪儿”、“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眉头皱起来，还会冲口说一句：“不关你的事。”他们不管别人做什么，也不希望别人来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受限制，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大都包含着刺激与冒险精神：攀岩、登山、蹦极跳、自由滑雪、孤身野营、高速冲浪、击剑和跆拳道、动感强烈的“韩舞”、节奏疯狂的“Hip-Hop”。后者是源自美国黑人区的街头舞蹈，而今成了26岁的中国街舞教练冰凌的事业。每天傍晚6点，此人站在马华俱乐部的健身房里，手拿麦克风，蹦到台上，展开瘦削健美的身材，口中呐喊，节奏鲜明，轻松随意，活力四射，几十个穿着T恤衫牛仔服的青年男女闻声起舞。“街舞使人心情放松，缓解巨大的工作压力，”冰凌说，“将烦恼紧张抛在一边，还能增强记忆力。”而《北京晚报》则说，这叫“个性时代，狂飙街舞”。
　　让父辈烦恼的是，新一代人不知道过去的事。不知道20年代的“新青年”；不知道30年代的“红小鬼”；不知道40年代的“八路军”；不知道50年代的“建设者”；不知道60年代的“红卫兵”；不知道70年代的“下乡知青”；不知道80年代的“第四代”。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80年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长大的。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他们同情父辈的无奈，痛恨父辈的虚伪，冷眼旁观父辈的奋斗，嘲笑父辈的落伍——竟然以为“F4”是美国飞机、以为“IN”是“官印”。他们相信这世界已经改变，将不再属于逆来顺受的人，而是属于独立意志的人；不再属于“两不怕”，而是属于新技术；不再属于权力，而是属于智慧；不再属于老实人，而是属于进取者；不再属于他们的父辈，而是属于他们。爷爷心里装着毛泽东，爸爸心里装着爷爷，而他们心里装的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先对自己负责，再想别人”，这些是他们的新宗教。他们不打算像父母那样生活，不打算依靠政府，不打算相信单位，不打算追随权威，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年轻的名字和身边的数字英雄激励着他们。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让他们不得不到家庭之外去寻找同伴。于是他们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最少家族观念的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公共精神，学会了开放的心胸，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不再为虚名所累，不再为道德所累，他们要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品格，可是追求自我、渴望创造、无拘无束，却是所有时代年轻人的共性。可惜这一代新人不能明白他们今日的幸运是他们的父母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还在不知不觉中和他们的父母分道扬镳了。

　　虽说两代人“分道扬镳”，但那些描述“代沟”的书籍和电影仍然很煞风景。那是因为它们夸大了普通人心灵深处价值取向的差别，同时又缩小了人性中的共同处。不错，父与子之间差异很大，可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也更强有力了，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就是很一致的。父母和子女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都知道三文鱼的价格比鲤鱼贵，也更好吃；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看DVD，都觉得那比“新闻联播”更好看。都关心天气预报，当报纸上说“城市人进入指数生活”的时候，谁都不会表示不同意见，因为媒体定时发布的指数已有30多种，他们都关心。感冒指数、紫外线照射强度指数、人体舒适度指数、空气清洁度指数、洗车指数、晨练指数、登山指数、游泳指数、划船指数、滑冰指数、冷饮指数、啤酒指数、一周常见病发病指数……这对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人类有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共同的。父亲头上白发多一些，儿子身上名牌服装多一些，可是由于他们都不再压抑本性，对未来生活也就形成共同的期待。他们同样渴望富裕，渴望创造，渴望真诚，渴望有个真人代替电影杂志上的封面女郎，渴望有所真的房子代替广告上的“家园”，这样，他们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这与报纸头条新闻、领袖风范以及种种道德和主义的感召，全不相干，那是政治家们考虑的未来。另外一种未来，是那些满脑子新生活的普通人的未来。这些人时刻牢记为房子分期付款，精心挑选一份医疗保险，排上两个小时的队伍去买降价鸡蛋，有时候抱怨东西太贵，有时候惊叹东西便宜，男人看见豪华汽车就想坐进去，女人看见漂亮衣服就流连忘返，买得起的东西不喜欢，喜欢的东西又买不起，总是觉得兜里钱不够花，可是月月有节余，最要紧的是，还能乐呵呵地过日子，不失豁达、幽默、尊严和希望。这是北京市市长刘淇所说的“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未来；这是《家庭》杂志说的“使我更美丽”的未来；这是广告上说的“春暖花开，正是出游好时机”的未来；这是当年大寨“铁姑娘”宋立英、如今开个小卖部兜售旅游纪念品、一年里有30万游客走过她家门口的那个未来；也是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完全不能理解的那个未来，他竟然认为21世纪无论如何还要继续革命，又论证“反动的社会力量掌握着随时可以对付人民的暴力手段”，因而“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

　　梁柱教授的道理过于深奥，没人能想明白，也没人敢去想。有个人说：“不管你怎样舌粲如花，无非是说‘暴力革命’多么好，可我一想起这几个字就害怕。”又有个人说：“看看90年代，还是没有暴力的中国更可爱。”这都是中产者的想法，也许穷人和富人另有看法。看来学者们所谓“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因素”，是有些根据的。事实上就连最严肃的学者现在也能明白社会的主流是什么。这一年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着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签名售书”活动。于的新书居然不是他精通的经济理论，而是谈论烹饪、酒、茶、休闲、旅游、围棋、麻将、看电视、收藏、宠物、流行歌曲。一句话，专讲“吃喝玩乐”。新消费主义的潮流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与“暴力革命”相比，至少它不叫人害怕，而且讨更多的人喜欢。2001年秋天在上海筹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那些人也是知道这点的。他们为20个经济体的首脑设计了一种大红大绿的中式服装，让他们穿了去照相，还把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弄得全国人民都瞪大眼睛，看着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穿同样的衣服，做出同样的笑脸，也不觉得滑稽。服装专家出来说，这叫“唐装”。服装经销商顿时精神百倍：“你的橱柜里虽然挂满了衣服，可是总没有唐装吧！”于是悄悄回去准备。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北京多了一条唐装街，几十家唐装店开张了，更多的商场设立了唐装柜。秀水街上一天卖出去1000多套唐装，最便宜的200元一件，贵的可就不着边际了。这个冬天，唐装让人们激动起来，街上到处滚动团纹织锦，无论男女老少，全都镶金嵌银，《北京晚报》还在锦上添花，公然号召读者：“春节吃什么？吃饺子！穿什么？穿唐装。”后来统计局报告说，这一年北京人均衣着支出增加8%，有个人一看就乐了：“大概是因为人们听了报纸的话去买唐装吧！”
　　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还由于生产过剩，逼迫生产商想破脑袋推陈出新，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计下一周市场上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冒出来，只有那些专搞市场预测的人，既有敏锐眼光，又有资金，还有大批“海归派”从旁相助，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推波助澜。大米、食油、肉类、蔬菜、水果，还有四季服装，这些东西全都种类繁多，一天比一天更加新鲜更加优质，价钱也不见涨，这是说得通的，因为城市里衣食供应过剩。好多东西还在降价，有家用中央空调、数码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电烤箱、唇线笔……十几年前买个21英寸彩电要用一年的工资，现在一周的工资就够了。上海大众公司80年代造出“桑塔纳”，以后十几年都不变，居然一直卖得挺好。可如今它再也不敢说自己“半壁江山”，因为这个国家每个月都能出现几款新轿车。款款新颖漂亮，还竞相降价。2002年4月10日上午，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的“奥德赛”下线了，售价29。8万元。七个小时后，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也宣布，把“别克”公务车降价4。7万，和“奥德赛”一样了。第二天报纸上谈起这场“价格战”，都说这是“陆上公务舱，撞上奥德赛”。

　　“价格大战”在每一行业都打得如火如荼，前沿阵地就在每一家商店的柜台上，可是东西越是便宜，顾客就越是挑剔。生产商怨言很多，不明白消费者怎么会越来越刁，回答只有一个，而且老是得意洋洋的：“你难道不知道，这柜台里的东西我是样样都有啊？你是非卖不可，我却是可买可不买。”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可是商家仍不灰心。他们坚信“买的不如卖的精”，战胜消费者的奥妙不在于你有什么，而在于你没有什么。人的欲望是一座看不到顶的山，不仅仅要丰衣足食，而且还要别的。结果他们让每个消费者在2001年花了587元住房子，花了751元受教育，花了1429元去娱乐旅游买书看报，花了677去看病，花了267元去坐车，花了501元打电话，花了64元去买滋阴补阳药。还让每个大学毕业生花了3000元去告别过去，花1079元去追寻未来——找工作。
　　凡是能引诱消费者掏腰包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人觉得津津有味。从1995年开始实行“五天工作日”，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多起来。政府从来就是鼓励人民“一年干三年活”的，现在第一次鼓励人们多休息，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主要的娱乐方式还是看电视。不过，“假日经济”渐渐叫响了。人们到家庭以外的地方寻找乐趣：业余摄影，舍宾，集邮，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北京流行击剑，上海流行网球，所有的大城市都流行出国旅游，还开始放开眼光看美国电影了。中国人真正了解好莱坞，是从1994年看到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亡命天涯》开始的，一年以后又有《阿甘正传》、《狮子王》、《生死时速》、《真实的谎言》，每一部都把中国人逗得热血沸腾，都在开创新的票房纪录。可是现在他们要在家庭影院看美国电影，街上流行的DVD影片有几千种，既有老片子，也有最新的。
　　报纸首页有个新闻标题：“新婚洞房=商家金矿。”当然，这是把新婚夫妇当作很好的目标：“喂，我告诉你，把枪瞄准他们吧。新人、新房、婚照、婚纱、婚车、婚礼、婚宴……这都是摇钱树啊！”如果真能拿“摇钱树”来描述他们，这可是一片浩浩荡荡的森林。这一年全国有1000万对男女结婚，光是为办婚礼就花去2500亿元，提供50万个就业机会，为政府增加5000万元税，还让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个百分点。不过，最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还是国内的广告。过去人们讨厌这个，现在就是想看到它。市场上有什么新东西，他们总想先睹为快。用掌上电脑炒股是2001年的新东西，用手机传送短信是2002年的新东西，可以“传送天气预报和彩票号码”，还能“浪漫搞笑”。有个广告说：“请推荐给朋友。”还有个广告说：“金秋十月，快递你的爱情。”当然传递爱情是要花钱的，“每月只需五元钱，图片铃声随心换！”此外还有“体育新闻，每月三十元；非常笑话，每条两毛；两性学堂，每条五毛”。广告商仿佛猜透了情人们的心思，于是又说：发短信不但获积分，还拿大奖。一等奖是“价值七百六十元的减肥系列产品套装一套”。

　　“五一节”是黄金周，中国人有七天可以在家待着，于是减肥广告就塞到邮箱里来。其中一个标题是“找回曲美身材”，里面说上海有家减肥防治中心举办免费减肥活动，在全国招募肥胖指数严重超标者。另外一个宣布，本周是“愁恨告别周”，因为任何喝了“减肥茶”的人都可以不再为肥胖发愁啦。还有一则典型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请您参加‘减肥有奖征文’。”前一段说“写出你的故事，道出你的感悟，说出你的减肥经验与教训，抒出你的格言，献出你的减肥经典”。中国人越来越胖了，到2002年夏天，北京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肥胖病人，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新增减肥人口52万。上海更多，每八人中有一个胖子，所以那些“故事”还真有吸引力。可是那些人不光给大家讲故事，你看了下面就会知道，做广告的是个专卖减肥药的公司。有个调查报告也在这时发表了，说北京的减肥者人均年支出减肥药909元。他们之所以肯花钱，就是因为相信这些“减肥经典”。所以另外一个公司也不示弱：你不是说你的药是减肥经典吗，我就说我这药“容易减过度”，“见好就要收”。
　　另一则广告说，“丰乳是女人成功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如果能让她漂亮，她是愿意放弃成功的，所以这广告的下面一句话就有点意思了。它说有一种办法，不用开刀，只需注射，“可令扁平、松弛、萎缩的乳房立即丰满”，而且“术后无疤痕”。这是抓住了那些既需要美丽、又不愿冒险的女人的心理。原来尽管“隆胸”的女人越来越多，可是有消息说，十年前那第一批“隆胸女”如今正闹“复原”呢。南京康丽整形美容部的刘荣清主任说，他已经做了42例复原术，而且“要求复原的越来越多”。因为她们的身上正在发生变化：乳房硬化，变形变色，硬结疼痛，甚至还有假体露出来。所以你能想象“只需注射，立即丰满”的技术对女性来说有多好。
　　2002年春天最着名的广告是“京城第一家水煮活兔”。它挂在西坝河一家餐厅前，黄底黑字。《北京晚报》一个记者知道了，就去查看，结果听到有个人站在那广告下面说，“太残忍了吧？”然后又听到他的同伴说：“不吃怎么知道，要不然先尝尝？”记者认为这都是过分之举，有损大雅，但至少这广告在食客的脑子里勾画了一幅既残忍又刺激的图画，那正是中国人性格中最隐秘的所在。
　　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除了寻求残忍和刺激，大众媒体最有影响力的广告其实是那些关于明星的新闻。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媒体上最流行的新闻是下面这些：胡瓜偶尔逢场作戏但没打算离婚；布兰尼收拾心情搭上沙滩小子；王菲谢霆锋选在同日离开香港；藤原纪香有望露三点拍写真；汤姆·克鲁斯与新欢共建爱巢；歌星关淑怡未婚怀孕六个月；吴辰君丰胸成功展现丰满身材；张艺谋与女模特王海珍的恋情曝光；伏明霞穿脏裤子……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儿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