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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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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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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30楼 发表于: 2009-08-12

《宇宙中心说》语丝[转帖]


本书是出于对宏伟宇宙秩序的敬畏、对地球的感恩、对祖国对生命的热爱,用一颗理想而天真的心,在《广宇》最高抽象框架系上书写宇宙观的文字表达。


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宇宙观有利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无意识发展。这种顺应自然的无意识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推动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推动。这种推动虽是无形,然而,其作用却是巨大的、有形的,并时刻可能转化为有益于人类生存的觉醒意识。


力的存在源于运动的存在,力和运动是相互转换和相互依存于空间的自然存在性事实。牛顿“苹果落地的万有引力”之说是对这种事实存在的先验性证明。


宇宙系统内,力、运动、真空三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宇宙现实非意识空间场。这种非意识空间场可以进化产生意识,这种漫长进化是“无中生有”的自然过程。


时间是空间、运动、力这三者共存的抽象合成,这种抽象合成是在人类意识系统内完成的,并习惯被称为时间。因此,更确切的可以认为时间是“空间、运动、力、意识”四个元素的合成。SI定义的时间和目前使用的钟表时间更倾向于牛顿的数学时间。


牛顿“不变的数学时间”是地球观测系统下的机械时间,是脱离了人类思维和不含意识的地球“动力空”现实,是仅对地球空间场稳定性“取常”的数学度量。这种“取常度量”在地球空间场的科学运用获得了巨大的实用性。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意识观测系统的灵魂,灵魂、意识、思维是他的一切。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一切。这种脱离现实的自省观测为我们提供审视自己内在灵魂系统的参照。


爱因斯坦说:“你和一个漂亮姑娘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小时,觉得只过了一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火炉坐一分钟,却觉得过了一小时。这就是相对论。”相对论的这种概念是把非意识自然系统和意识系统融合了在一起的相对量化,是含有意识和自然现实的整体观测量化系统,也是统一整体定性的哲学系统,但他的广义、狭义相对论仍然没给出普遍明晰的数学定量构造体系。他的时间和相对论是含有意识的抽象系统,因此其定量的描述也必然是系统的,普识相对定理是对这种系统定量描述的数学表达。


地球中心说、太阳中心说、宇宙中心说是人类意识进化过程中对大自然表象描述的必然进程。

正确的宇宙观可以为人类建立起有信心的生命观,唯有宇宙秩序的和谐和现实才是值得我们倚赖和仰望的,我把宗教般的情感献给可以触摸的到的大自然和存在的宇宙。


脱离人类意识的“动力空”是自然的宇宙,是禅的“无”,也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反面,可译为“我不思,自然仍在”。含有人类意识的“动力空思”是科学相对量化的“有”,也是人观科学意识的“有”。由此,“动力空”是“无”,“动力空思”才是“有”。则老子那深奥的“无中生有”一目了然。


用场论的观点可以肯定宇宙空间场各点瞬息万变、处处不同,时空在宇宙大尺度系统观测下是动态,在地球小系统意识下是“准常态”。不同意识参照系有不同的时空观、宇宙观。然而,正确、统一、整体的宇宙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变换无穷,却有着自然秩序的宇宙。这个宇宙秩序是由力、动、空这三元素铸成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动态九维空间。四维时空观“元、维的不对称缺失”所带来的不完整和模糊的动态时空观已经不能进一步引领我们走向统一、正确的宇宙观。


宇宙秩序单靠牛顿的平面向心力来维持是极其勉强的学说。只有统一场理论才是维持宇宙稳定运行的科学基础理论之一。


宇宙同步场的一切动态事件与宇宙中心是息息相关的整体事件。也就是自然界普遍联系的“最大秩序”。


在我们宇宙系统内,时间、物质结构、质量、温度都是人观意识相对的存在,在不同定义的参照系下有不同的描述结论,也就是在不同定义的意识下有不同的结论。唯有运动、力、真空这3元不可分割整体的自然相对性才可以不依赖于意识的存在而存在。


数学如果没有哲学的思考,就会走进唯抽象的数学理论,从而出现抽象推理的正确、哲理上的错误。这些“正确的错误”都是延续数学上人为基本定义的哲理错误而发展了“错误的正确”。0被定义为“数”、“有理数”是数论上一个重大的哲理错误。这种错误使我们的数学产生众多的“正确错误”,并由此产生数学危机和复杂。由此延续到物理、生活上的种种事件。

奉献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远比索取来的深刻和恒久,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问题是,如何实践奉献是我们需要共勉内容。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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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31楼 发表于: 2009-08-12

猎取天骄驰卫霍,笑谈功过唱秋风—漫谈汉武帝[转帖]


  元封五年四月(公元前106年),汉武帝颁布了简短大气、踌躇满志的《求茂才异等诏》,开篇便是千古流传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一代雄主汉武帝,自有非常之功,自更是非常之人!
  那便让我们回到那段金戈铁马、朔风劲吹、追亡逐北、文采斐然、剧烈变革的华丽时代。
  说汉武帝是非常之人—即便是从他的出生来看也是如此。
  在入宫成为后妃之前,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原来已经嫁做他人妇,并育有一女。后因为西汉时期我国占卜业很发达,他外婆在为女儿卜算时得知她是大富大贵的命。
  哪里最能给人大富大贵,无疑是天字第一号的皇家了。
  这位很有决断力的老太太马上把女儿从女婿家抢了回来,并想方设法送进了皇宫。
  这样的故事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也只有在煌煌气度的大汉王朝才会发生吧。
  尽管刘彻在他外婆的强力干涉推动下,得以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但他似乎还是离皇位很遥远,这主要是当时皇帝虽是他老爸汉景帝,可许多大事的决定权掌握在他奶奶窦太后手里。写到这里,发现汉武帝成为一代英主雄主是有理由的—他的奶奶外婆都是强势人物啊。
  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所以太后有很大的权威。一般父母都爱小儿子,窦太后也是如此。疼爱儿子,自然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皇家最好的东西就是沉甸甸的皇冠,所以窦太后希望立梁王刘武为皇太弟,等大儿子百年之后,小儿子也一享人主的尊荣。
  可毕竟父子相传才是继承的正统,所以在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下,窦太后的这个心愿最终不了了之。
  虽然叔叔的威胁去了,可刘彻离皇位还是很远。因为祖宗家法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尽管当时的薄皇后没有儿子,可是刘彻的哥哥一大堆,他根本就排不上号。
  好在这时刘彻这个注定要大富大贵的母亲是个聪明人,跟他那很有影响力的姑姑馆陶长公主把关系调理得热乎了。他姑姑之所以影响力大,主要是他奶奶窦太后寂寞。一个眼睛不好使的老婆婆,大儿子当皇帝整天是批不完的奏章,理不完的国事,所以来陪她的时间很少。心爱的小儿子又远在梁国,不能时时承欢膝下。所以平时能来陪伴宽慰她的就是这个女儿了。而当时窦太后又是左右朝政的人物,自然馆陶公主的影响力就非常之大。
  馆陶公主虽一时风光无限,但她也知道要保富贵长久,就不能只盯着眼下的老母亲和皇帝,因为他们迟早要到太庙里去陪伴祖宗的。所以她把眼光放到了后汉景帝时代—找一个对自己亲热的侄子做皇帝不就是了。
  刘彻的母亲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一个“金屋藏娇”的婚姻承诺取得了馆陶公主的支持。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刘彻之所以能够立为皇太子,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的聪慧俊朗。汉景帝也是一代明君,自然不会把好端端一座秀美江山交给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刘彻继位之后,他奶奶还健康着,不过地位变得更高。从太后升格成了太皇太后,对朝政的话语权也更重了。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汉武帝刚即位时,准备大刀阔斧的干一场。可理念和老太太和朝中大臣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还差点因此把皇位给弄丢了。所以即使如刘彻这般雄武的君王,也一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以后他就学起了韬光养晦,毕竟他还很年轻,熬得起。
  许多年以后,汉武帝也要龙驭上宾的时候。因为他确立的接班人年纪小,加上他自己即位后窝囊的过了五六年,他父亲汉景帝一生也在窦太后的阴影下,所以他决定不再把这样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办法很决绝,那就是让帝国的继承者无尽孝的对象,可以说他为了儿子,当了一个大大的恶人。
  虽然残忍了一点,但效果还不错。所以后来一些王朝或皇帝都会参考着用这一招防“母壮子弱”,后宫干政的的情况出现。最忠实的拥趸当属北魏王朝,直到魏孝文帝才废了这个残忍的政策。
  六年之后,太皇太后归天,汉武帝正式亲政,终于可以一展自己的雄才伟略。
  谈论汉武帝,首先使人想到的可能是在他的领导下,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人奋刀兵之烈,封狼居胥,扬威大漠的赫赫武功和豪情壮志!
  自高祖白登山之围后,汉统治者认识到短时期内很难解决匈奴入寇的问题。很简单,一是国力疲弱,二是民心厌战,三是汉军以步兵为主,缺乏骑兵。所以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的七十年里,汉朝基本上实行的是睦邻和亲的政策。虽然高祖以后的文景二帝也是一世之英主,可在匈奴强大的战争能力面前都只能徒自嗟叹而已。
  与和亲政策相适应的是汉初一直是以黄老思想为治国的基本方针,主张清静无为,不滋民不扰民,大力加强国力建设。窦太后就是这一治国方针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清静无为也罢,和亲政策也好,汉家朝堂内外对于匈奴的长远方针一直都是坚定的,那就是终将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这个心头大患。汉初历代皇帝都在为这一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努力着,他们爱惜民力,勤俭建国,畜养军马,整顿军队,都在静悄悄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汉武帝是幸运的,他等到了这一天,他开启了这一页新的历史。
  无论是国库里的铜钱,还是仓廪中的米粟,或是养马场的战马,汉武帝的先辈们都已经给他准备妥当。当然,这些东西只是提供了物质上保证。
  对于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来说,他不缺乏战争的斗志和意志,最为需要的是一支足以横绝四海、求战欲望强烈的貔貅之伍和一批叱咤风云、扫清沙漠的将帅。
  军队可以培养锻炼,但统军之才就只能靠发现。有时我们必须承认,领军打仗的能力是需要天分的,有些人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也是经历战阵无数,可照样打不出一个样子来。而有一些人即使在家里看看书,下下棋,连盔甲刀剑都没摸过,照样在沙场上扬名立万,如我们熟悉的陈庆之、范仲淹、虞允文、于谦等。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君主!
  伟大的战争,需要伟大的统帅!
  非常之君,自有非常之臣!
  古今中外,一代君主要有所作为,基本的功夫就是眼光独到,有识人之明。你连忠奸贤愚都辨不清,估计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了。汉武帝就有乃祖高帝之风,既有识人之明,又有容人雅量,且为人豁达大度,基本上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也是终汉武一朝将星云集,名臣迭出的最根本之理。
  历史上汉武帝因为多年征战,以及对以匈奴为主要对象的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受到诸多诟病,许多人对此评价是:穷兵黩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汉王朝对付匈奴,是应该和亲或修长城好呢,还是战而胜之,争取其臣服好呢?
  首先,个人觉得应该以和亲政策维持汉王朝和匈奴关系的人,不过是一群迂腐之人罢了。两国间的冲突与利益,又真正是送几个女人能够解决得了的。事实上,在汉匈和亲的几十年间,两国间的边境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匈奴破坏和平政策的行为可说屡见不鲜。从高帝到文帝,即使如吕后和窦后等女流之辈,也深以为必须以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
  其次,匈奴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了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问题。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是逐草而居,行踪不定。游牧的经济方式决定其靠天吃饭、没有积累,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差。这样的现状决定了他们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和亲能解决这样一个民族的根本威胁?
  第三,历史的事实表明,匈奴和蒙古一样是最难驯服同化的民族。这个民族前前后后威胁中原政权达六百年之久,最后在他已经被汉民族征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还把西晋给灭了。由此可见匈奴之强悍,一日不除,对中原之野心便是一日不死;
  第四,修长城更是腐儒之见了,看秦之前各国,秦之后历代有通过修长城解决边事的成功例子吗?没有!修长城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就如一个牧羊人,他要保住他的羊,把羊圈修整得再牢靠也没用,长远的唯一的法子是去把狼消灭掉,或者把狼驯成家狗;
  第五,那么我们的学者们又会提出来,可以学习康熙的来一个汉匈结盟嘛。后来康熙之所以能够用满蒙结盟解决蒙古问题,那是满洲人先把蒙古人打趴下了,并通过八旗制度牢牢的将蒙古各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满蒙两个少数民族都来自北方,都是游牧游猎性质的民族,习性比较相近,这些都是关键的因素,他们是合伙来统治汉人。汉人是农耕民族,匈奴是游牧民族,能够凑到一块吗?两个国家联盟,一起去西域抢劫是吧,呵呵。
  第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就是,评价一个帝王或者一个时代,他所取得的武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许君王的开疆拓土有时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但更多还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版图辽阔,四夷宾服,这不也是每一个国家追求的梦想吗?
  第七,最为根本的是,汉王朝抗击匈奴是一场彻底的反侵略战争,一场正义伟大的战争。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了,连自己的领土都捍卫不了,那这样的国家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等待侵略者的掠夺吗?抗击匈奴的战争打出了汉王朝的国威,打出了华夏民族的军威,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谈论一个历史事件和问题,应该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如果总是以今天的状况思考过去的问题,必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好,既然结论是打,那就认识统一了—汉武帝及其智囊就是这么认为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解决什么时候打,怎么打,谁去打的问题。
  首先,什么时候开始战争是有学问的,尤其是和一个那样强大的、生长在马背上的、嗜好战争的民族开战。
  所以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要开战,首先后勤工作要解决,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点没问题,由于七十年来的发展积累,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汉帝国已经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战备环境;
  第二,军队的训练情况怎么样。你总不能拉一支松松垮垮的少爷兵去和“上帝之鞭”作战吧。经过汉初几代帝王的重视,加上北方南方的战事不断,汉朝军队的战斗力是有一定保证的。而且军队的战斗力都是打出来的,你不出去打,怎么知道自己和对手的水平如何,差距在哪里?
  第三,最高统帅部的战斗意志。这很重要,如果最高统帅战争意识不坚决,求战情绪不强烈,那么这样的战争很可能最后也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因为和匈奴这样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大的民族作战,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坚刚不可夺志的品质;
  第四,国内臣民对战争的态度。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已经执行七十年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国策显然已经具有很大的惯性,如果贸然改变,必然会激起各方的强烈的反对。事实上,汉武帝刚开始决定对匈奴作战时,朝中多数大臣是反对的。这需要君王钢铁般的意志和良好的沟通手段,把朝堂里的各种力量团结到打击匈奴这面旗帜下来。其实,这也反映了臣子和君主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矛盾,臣子可能更加注重眼前利益,而君王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自然更关注的是帝国的长远利益。
  其次,怎么打就是个战略战术的问题,主要包含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是用骑兵打,还是用步兵打,这是兵种选择的问题;
  第二,是跑到匈奴的沙漠里去打,还是守在家里等匈奴送上门来打,这是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第三,是汉王朝单独和匈奴打,还是联合别的国家一起打,这是合纵连横的问题;
  第四,是立足长远打,还是只准备逞一时之功,这是持久战和有限战的问题;
  最后,派谁去打就是选帅遣将的问题。
  总的来说,上面的一系列大的问题,很多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有了好的基础,或者在汉武帝手里面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主要是因为:
  首先,在抗击匈奴问题上,汉武帝自己是一个坚决彻底的“鹰派” 君王,也就是说国家的战争意志不可动摇;
  其次,国家的物质积累和军队建设已经可以支持一场大规模,时间持续比较久的战争;
  第三,汉武帝在登基不久就遣张骞通西域,了解了那边的情况,找到了抗击匈奴的盟友,也为汉民族后来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
  第四,通过战争的锻炼,汉王朝逐步掌握了有效对付匈奴特点的作战方法,并在战与火的锤炼中造就了一批颇有作为的统军将帅;
  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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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召忠:中国公务奢华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转帖]


  张召忠,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评论家,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副军职,海军少将军衔。

  据报道中国现有公务用车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养车的费用就比军费还高,是这样吗?

  张召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一顿饭能够吃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餐饮业了吗?相反,却越来越红火。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按程序办就是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在我小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现在行吗?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里,这个人的名字叫马ying jiu!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一是在现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GDP不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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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丰碑下的殉葬品[转帖]


    吴 钩

  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文天祥被元王朝杀害前,曾留下一首“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文天祥的道德自白,也是儒教意识形态下正统读书人的精神写照。儒家赞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身家性命与仁义忠节相比,是不十分值钱的,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芸芸众生逝世了,如烟云消散,不留痕迹;舍生取义的圣贤后裔们,则在身后竖起万人景仰的道德丰碑。

  我读史书时,每遇到一座这样的道德丰碑,心头总是油然生起崇敬之情。直至有一天,我发现,这光彩夺目的丰碑不单由烈士的血肉筑成,底下还垫着被烈士拉来殉葬的累累白骨。每念及此,对先贤的道德形象难免就暗生疑窦。比如,南宋末年,文天祥被掳后,陆秀夫与张世杰一道共撑危局。1279年3月,南宋小朝廷与元军在广东崖山海面决战,宋军败,陆秀夫自觉护驾无力,决心以身殉国,乃先驱妻子入海,哭拜幼帝:“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然后抱起九岁的小皇帝,以匹练束在一起,用黄金玉玺坠腰间,从容投海,完成了舍生取义的最后一个规定动作。对陆秀夫而言,他的死已经成全了自己的千古忠名。如果陆秀夫孤身蹈海,我会对他保持完整的崇敬;可是,想到陆的妻儿,不是死于敌手,也不是为敌所虏,而是被丈夫驱逐投水,还有一个尚不懂世事的9岁小皇帝,也糊里糊涂“当为国死”,成为陆左丞相的道德殉葬品。我心里实在纳闷:为着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决意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要求旁人跟他一样舍生取义?舍生固然可取义,杀身固然为成仁,然而,“取义”、“成仁”,是不是可以成为舍他人之生、杀他人之身的正当理由?

  对于儒教意识形态下的道德志士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孔夫子只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没有说,己所欲,亦不施于人。既然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可以让自己为之献身,旁人当然也不应该苟且偷生。换句话说,要他们为大义放弃生命,来成全自己的道德追求也是合乎道理的。明初的方孝孺是一位青史留名的德高望重之士。野史相传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再迫之,乃书“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果然就诛了方氏十族。旧时株连,最严重的是诛九族,诛十族则自方孝孺始。朱棣的残忍令人发指,方孝孺“威武不能屈”的胆气也的确让人肃然起敬,但他一句“便十族奈我何”,却令我有些不寒而栗。

  流氓帝王杀人,仗恃的是暴力,有时还难免自知理亏,要百般掩饰。比如方孝孺死后,天启二年(1622年),朱明皇帝还得录方氏遗嗣,给予祭葬及谥号。道德志士拉殉葬品,依据的是道德律令,于是更显得理直气壮,于心无愧。且看《唐书·忠义传》的一段记载:“张巡(唐朝将领)守睢阳城,尹子奇(叛军)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这就是历代赞颂的“杀妾飨士”之事。在野蛮战争中,破城之后大肆屠城、杀降卒的事情并不鲜闻,这里体现的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没什么可说的。但张巡杀妇幼以飨军士,与其说是丛林法则下的野蛮行径,不如说是基于精忠报国追求的“道德”抉择。本来道德的形成正是人类告别丛林法则的标志,何以在道德感召下的张巡却做出了比丛林法则更血腥的“屠杀”?为了守住一座城池,为了尽忠朝廷,不惜杀掉两三万老百姓,吃掉两三万老百姓,最后终于博得一个“忠义”之名,写进了《忠义传》。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是哪一门子的“忠义”?

  当人们对道德志士竖起的丰碑大加礼赞时,我忍不住为这些丰碑下的道德陪葬品感到戚然和悲愤。历史是不公平的,杀身成仁的志士至少已经“留取丹心照汗青”了,被杀身成仁的殉葬者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至死也不明白何以成了道德志士的陪葬品。没有人追问他们是不是愿意为志士的道德理想献出性命,也没有人在乎他们被驱入茫茫大海、被推出午门斩首、被宰了煮食之时,如何恐惧、惊慌、疼痛、无助、挣扎,历史只记住了道德志士们壮怀激烈的远大抱负、慷慨赴死的崇高气节。

  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受虐的“道德快感”》,点破了某些道德志士的奴性倾向:“不负明主”、“表忠心”之类是志士们的道德本能,即使心迹一时为主子所不明,肉体上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甚至更显忠烈,心头道德快感不由油然而生。现在想来,既然有人习惯从“忠君”中体验道德快感,且让其继续体验去,只要不拉住旁人与他一块儿分享这快感就行了。相比之下,对那种为着崇高道德理想而不惜扯上旁人垫背殉葬的道德烈士更需要警惕,最好敬而远之,保不准哪一天他们成就了千秋忠名,在历史上竖了一块道德丰碑;而我们这些无辜的平民百姓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丰碑底下的道德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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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的赖皮与圆滑 [转帖]


当我们遇到难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书本戓问学者,而从日常生活表面看是这样的,可当问题碰上“文化”在耍赖皮时,“文化”本身不但不诚实反而玩赖皮,还会找借口冠冕堂皇的圆滑过去。——请看以下例证:

说:孔子是改造中国文化的第一工程师,他认为商人为下品,农民在他眼中也不高,只有读书人、品位最高。
因夫子是圣人,他的话也就不会有错了?因而就有了万班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影响至今。你看——文化的力量有多大!

问:那为什么颜回是夫子最看得起、也是最清高少有的贤士,他捡到一块黄金,因属不义之才弃之而去。可颜回因饥寒交迫很年轻便离开了人间。子贡违背了恩师的一部分理论,经商成了史上巨富,那又怎么说呢?
答:那是因为颜回身体不好又没钱看病、才英年早逝,子贡还是把大部分学术用在了帝王身上。
评:文化在这来了个45度,就这样轻松的圆滑了过去。

问:都说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那么皇帝就更应该有责任教国民学文化。可恰恰相反,像秦始皇、康熙、乾隆等历史上的皇帝大兴文字狱杀读书人,那他们不但不重视文化反而毁灭文化,这又怎么讲?
答:他们是为了个人的私欲统治而为。因他铲除的都是反对他的文人,如果学者实时务讴颂他,他不但不杀你反而让你做官享荣华,汝若在皇帝身边做文章,你就是三流文化也会变成国学大师,到那时你的16年寒窗能白读么?
评:文化在这里不知是圆滑还是无赖?让人一头雾水。

问:人们都知道,只有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才能促使有健全的民主法制,有健全的法制公正才能消除腐败。可是现今的公务员录取是要有大学文凭的,哪个贪腐官员没有文凭呢?这能说贪腐的公务官员、是因没有文化所致吗?
答:凡是贪腐的国家,肯定是强权政治,也就失去了公正。领导者不是没有文化也不是不懂,他们知道比他们既高尚又能干的精英多的是,但是,一但有了真正自由民主选举,他们就丢了贪腐的权利。那凌驾在百姓头上不正当的富有就没了。
评:文化在这样的国度里,一点力量都没了。


问:“文化”告诉我们,历来我们的前辈也都在告诉我们,要想出人头地,就需好好读书。可现今千万莘莘学子哪位不是累的父母半死(贪官除外),个人大多落个近视或驮背,近20年寒窗啊!可完成学业后却是无业。这能说文化有用吗?
答:那是因为你学科专业没选对才导致无业的。
评:这时“文化”就会毫无愧色的耍赖皮,还赖的有理有据。他绝不会承认,他开的那个没有用的学科,只是为了收学费!有关误人子弟之责——他会推的一干二净。

问:文化在文学中常写到,让一个惨无人道的暴君做皇帝?上天再用不下雨来惩罚他,那不是对百姓的双惩罚吗?
还有上天某神因犯界贬凡人间,为什么不把他囚于天界,判他在下界服刑期间,不但不知改悔,反而成妖——坑害一方百姓。
答:暴君在位是因他应该有此江山,至於惩罚连累百姓,那是百姓因该有这样的罪受。关于某神在凡间服刑,那是“律法典例”他所犯之错、该下界服刑不该在上天囚禁,至於他凡间坑害百姓,是因当地百姓对上天不敬所制。

评:反正这所有的文化都是君王和神仙的理,如你要有理可言,那还叫百姓吗?
中国的神学最高境界是如来佛及上天,可下界为祸人间的都是因上天职员渎职而下属下界所为,事发后带回天宫了事,反怪凡人对他们不敬得来的报应。

在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中,那些起义造反夺天下者,总是振振有词说服对方跟他一起打天下,什么我是替天行道,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弃暗投明帮我夺取天下后,我肯定不会亏待各位弟兄,到时与大家共富贵、享荣华。

西方的文化精神最高境界是上帝。上帝在惩罚子民时,如你犯了错就要拿终身的汗水来洗刷犯下的过错,如果你为官就是两条路,清官死后进天堂,贪官就下十八层地狱。

英国讲的是皇族、贵族、公爵等,上下两院也如此。像德国、美国等就不同了,他们就是有作为的企业家门能终身富贵,单总统一职而言,在任时所获得只是声誉名望,他们的总统退休后几乎和百姓一样。

让人困惑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好象中方文化留给后人的是赖皮与圆滑,甚至,从上天到帝王,天生就是强权剥削与被剥削共存。也就是邓说我们的祖先把有着赖皮与强权的文化留给了我们。

方的文化由上帝到官场,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也是他们制定文化的祖先——留给他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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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有本“生死簿” [转帖]


    赵明伟夫妇合影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一曲悠扬的歌谣,把铁道游击队的生活刻画得如

  此美丽。但当年的铁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赵明伟告诉记者:“土琵琶根本就没有。”不过,威慑伪军和伪政权人员的“生死簿”,真的有。

  尽管没弹过土琵琶,也远离了激扬青春的微山湖,但当年“飞虎队”的传奇故事,依然在赵明伟的心中,时时激荡。这位今年90岁的老战士,并不安于闲适,而是经常到各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讲当年扒火车的故事。

  护送首长通过敌占区

  1942年6月,鲁南军区政治部指派赵明伟到鲁南独立支队政治处任特派员(即保卫股长)。“组织上要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方面。”赵明伟回忆。

  “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的任务很重。”赵明伟回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华、陈光等高级领导干部,我都护送过。”

  赵明伟说,他们护送的路段有50多公里,要穿越日伪军占领的津浦铁路、临枣铁路等。“这些干部先到江苏,再从江苏到山东军区,山东军区主力部队送到鲁南,我们铁道游击队接着护送通过敌占区。”

  赵明伟回忆:“陈毅路过时,王志胜副大队长提了酒、烟送给伪军。那种烟很高级,我们都舍不得抽。可惜,牌子记不住了。”

  “高粱酒和高级香烟送去后,王副大队长跟伪军讲:‘我们有客人要路过,希望你们帮忙。”赵明伟回忆:因为我们送了礼,再加上平时注意做伪军的工作,他们很配合,把碉堡的吊桥放下来,陈毅就过去了。

  “生死薄”威慑伪保长

  1943年秋,赵明伟成功审查出一名打进铁道游击队的日本特务,并将他锄掉。

  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赵明伟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我是第四任政委,干了一年左右。”赵明伟说。

  对伪军既斗争又拉拢,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鲜明特点。赵明伟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开展“黑红点”活动——谁帮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谁干坏事就记上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群众称之为“生死簿”。

  “有一次,铁道游击队抓了几个伪乡保长,副大队长王志胜拿起几张纸片在空中一扬:‘你们的罪行都记在上面啦!’那几个伪乡保长顿时像泥一样瘫了下去,个个捶胸顿足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赎罪。”

  “生死簿”使得不少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铁道游击队建立了秘密关系。“没有伪军的暗中相助,中央首长过铁路就不会那么顺利。”

  “为了与伪军搞好关系,我们还做伪军的家属工作、特务的家属工作以及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家属工作。”赵明伟说,这些人也同样点“黑红点”。

  敌人眼皮下周旋巧脱险

  赵明伟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1944年春,政委赵明伟和警卫员的活动被敌人盯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跑的,一跑,敌人肯定认为你是铁道队,肯定追,肯定没命。”危急关头,赵明伟把枪放在衣袖里,不慌不忙地直接向鬼子走去。当时,迎面敌军有四个,三个日军和一名翻译。鬼子骑马过来,问赵明伟:“你的什么地干活?”

  赵明伟说:“我的买卖地干活。”他又随机应变地回答:“太君你们的辛苦是大大的,回头到我的小店‘米西米西的’。”敌人看见赵明伟十足一副生意人的

  样子,就转而向他打听:“你们那个村,铁道队的有没有?”赵明伟说没有。鬼子相信了他,喊了一声:“开路!”

  同年秋,赵明伟带着警卫员去找伪保长,并从伪保长口里得知敌人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包围圈。

  “当时我们所处的位置,东面被日本兵堵住,西面和北面又有汉奸集结,如果从东面突围势必和日军硬碰硬。”经过慎重思虑,赵明伟决定选择敌方兵力不足的西北方向突围。为迷惑敌人,赵明伟和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

  “我打扮成一副日本特务的模样,而警卫员则穿上汉奸常穿的衣服。”赵明伟回忆,警卫员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走了不多久,赵明伟等人就碰上了迎面赶来搜捕游击队的汉奸。见他们过来,赵明伟故意大声责骂警卫员:“你这小子,真是无能!怎么叫你抓个游击队员都不行,真是个笨蛋。”

  同时,赵明伟又拿树枝抽打警卫员。汉奸见此,便上来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游击队,他们往哪里去了?”

  “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赵明伟指着一个和游击队活动相反的方向告诉他们。这几个汉奸迟疑片刻后,便朝着他所指的方向追去了。就这样,赵明伟再一次脱离了危险。

  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有时住老百姓家里,帮老百姓挑水、做家务、抱小孩、打扫卫生、砍柴,老百姓很感动。”赵明伟回忆,我们帮助老百姓割麦子、收豆子,但不吃他们的,不喝他们的,不用他们的一针一线。

  赵明伟回忆,当时生活艰苦到什么程度?6月到11月,半年时间,基本在外面睡,树林、破庙、高粱地,都睡过。醒来后,一身都是泥。

  “天当被子地当床,一觉醒来半身是泥半身是霜。”赵明伟说,他们几年没盖过被子,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服,夏天蚊子咬得手腿都发黑,但心情很愉快。

  (《北京晚报》7.17 梅世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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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特务密谋刺杀陈毅始末[转帖]


  台湾特务机关派杀手

  1949年10月30日晚上,一份特急绝密电报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扬帆手里。电报内容是:“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少将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欲抵上海执行谋刺陈毅市长的任务。”

  扬帆心里顿时一惊。他

  知道,上海人民正沉浸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中,陈毅市长日理万机,正在处理百废待兴的事务,台湾特务机关却在这时派老到的杀手来沪谋刺陈毅市长,企图制造震惊中外的恐怖事件,以达到扰乱人心、动摇我新生政权之目的,其用心何其毒也!绝不能让他得逞。

  扬帆顾不得已是凌晨1时多,立刻闯进隔壁李士英局长的办公室汇报情况。李士英与陈毅市长电话联系后,立刻和扬帆驱车前往陈毅市长寓所。

  陈毅市长看罢电文淡然一笑,操着四川口音朗声说:“老蒋的特务要来,要来只能让其来啰,但既然来了,就不能再让他们跑了,一定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全部抓获。”

  一场围捕特务杀手的特殊战斗悄然、紧张地展开。

  深入虎穴,主动出击

  侦查员立刻调出刘全德的资料:刘全德,30年代初参加了共产党。1935年11月,在武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后叛变。他以胆子大、枪法准、心狠手辣著称,先后执行过数十次对重要人物的暗杀、爆炸等行动,屡屡获奖,颇受军统头目的重用,是一个狡猾老到的杀手。

  1949年6月,刘全德逃往台湾后不久,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见了他,并委任他为少将级行动组长,命令他潜回大陆,完成一项蒋介石亲手下令刺杀大陆共产党诸多领导人的特别任务。

  李士英与扬帆商量后,决定“深入虎穴,主动出击”。经过侦查员日夜走访了解,对刘全德的几个关系人的情况反复摸排,感到其中一位名叫高激云的男子政治上最可靠,也最易为我所用。

  扬帆下令找来高激云,亲自开导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高激云终于作出了选择:作为内线,立即去刘全德最有可能前往的史晓峰处探望,如有情况立即汇报。

  1949年10月30日,台湾特务机关用飞机将刘全德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送到大陆定海。他们跳伞着陆后,立刻与当地潜伏的女土匪头子黄八妹接上了头。黄八妹虽是女流之辈,但在特务圈子里混迹多年,枪法了得,说一不二,部下都服她。

  黄八妹见到台湾来客后,听说老蒋欲“反攻大陆”,要他们先去上海刺杀陈毅等人。她情绪高涨地命部下烧了许多海味,接待这些登陆的“壮士”。求功心切的刘全德急不可待地对黄八妹道:“你赶紧设法找个小船,把我们兄弟几个送到大洋山,靠上海滩越近越好。”

  黄八妹早已准备了几条船停靠在岸边,她带着部下亲自护送几个台湾来客向大洋山方向划去。到了大洋山,刘全德吩咐黄八妹,把安平贵和欧阳钦送到码头,让他俩搭乘货船进上海。他交待了接头地点后,自己则化装成卖糖的商人离开大洋山,于11月2日只身潜入上海。

  刘全德睡梦中束手就擒

  刘全德潜入上海后,为了安全起见,不敢住旅店,到铁杆兄弟史晓峰处躲藏起来。他特别谨慎小心,白天躲在家里睡觉,晚上才外出活动。出门化装,不见熟人,行动十分诡秘。

  1949年11月9日上午11时许,高激云领命后,忐忑不安地来到山西南路老同学史晓峰住处找他,刚踏进门口,恰巧史晓峰从外面回来,多年失去联系的老同学突然相见,格外高兴。

  老高随其上楼进屋后,果然见刘全德坐在沙发上看书。刘全德见来人,警觉地抬起头,先是一惊,认出是老高后满面笑容地站起来,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道:“没想到会在这里又遇见老兄。幸会,幸会!”

  高激云对刘全德有过救命之恩,故刘全德对他格外热情,也无戒心,但狡猾的刘全德知道自己此次任务重大,又多年未与他联系,不知其近况如何,是否被赤化,所以他又担心老高靠不住,坏了大事。

  中午喝酒时,刘全德故意频频给老高斟酒,不断地与老高碰杯,欲灌醉老高,想让他醉后吐真言。老高急于脱身,好向公安机关的联系人报告。他急中生智,趁刘全德和史晓峰不注意时,将吸着的香烟咬下半截吞下肚去,刺激肠胃引起呕吐后,便佯装醉酒,摇摇晃晃、含糊不清地告辞:“我喝醉了,难受得很,我先回家睡一会儿,你们慢慢聊。”

  刘全德信以为真,并不阻挡。老高摇摇晃晃地匆匆离去。一出门,被微风一吹,头脑立刻清醒了许多。为赶快抓住刘全德,他立即飞奔到马路上,气喘吁吁地向指挥交通的解放军和交通警求援:“快!跟我去抓特务。”

  解放军战士一听有情况,也顾不得多想,拉上交警一起紧跟老高,跑步到山西南路的那幢大楼前。老高指着那幢小楼的窗口道:“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如有情况,我从那个窗口向你们挥帽子作为信号,你们见了马上就上来。”

  老高轻轻地来到史家,见刘全德已脱掉衣服卧在床上呼呼大睡,当即下楼招呼军警一拥而上,刘全德在睡梦中睁开双眼,尚未反应过来,已被一长一短两支枪抵住脑袋,束手就擒。

  刘全德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低头,老实交代了潜入上海的经过和此次执行刺杀陈毅市长的特殊任务。

  全国公安紧急搜捕

  根据刘全德提供的线索,全国公安立即展开了紧急搜捕大行动。

  不久,北京破获了预谋刺杀毛泽东主席的以计兆祥为首的特务案;广东亦破获了预谋刺杀叶剑英的以黄强武为首的特务案,并抓获刚刚潜入大陆的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粉碎了蒋介石妄图连续暗害我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天字特号”暗杀阴谋。

  毛泽东主席闻悉后,异常重视,高度赞扬了公安部门的卓著功勋,并亲自通报予以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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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师之死[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谈屑》清·冯晟

  (年羹尧)一日至书馆中,时吴门顾孝廉为西席,适如厕,年坐待良久,顾返,命馆童进盥具,童偶不及应,年挥童使出,旋有献首级于阶下者,则童已就戮。顾大惊,料其不克令终,托故解馆去,出陕界,贻书数千言,责其跋扈失人臣礼。后年败,籍没,使者得其书,上于朝,谓顾有胆有识,下苏抚征之。而顾不知其由,窃恐以馆于年故株累,惧祸,反饮药死,惜哉!

  年羹尧,康熙时历任四川总督、定西将军,平定西藏乱事,后参与雍正夺取帝位的斗争,加封为抚远大将军。年自恃功高,骄恣贪暴,终为雍正所忌,赐自杀。

  据说年对部属苛刻,对孩子的家庭教师却十分尊重,指派家丁四人、书僮八个专职侍候,并要求他们“事师如事予”,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老师。却说有一位吴门姓顾的孝廉在年羹尧这里当家教,一天年来到书馆,正碰到顾老师上厕所去了。年坐着等了好一会,顾才回来。年叫馆童给老师递盆洗手,那书童没听清反应慢了一点,年挥手叫他滚蛋。不一会手下的兵丁便把那孩子砍掉的头献到了阶下。顾见状大惊,料想年这样残暴,必定不得善终,不久便借故辞了教职。那顾老师离了年所在的陕西地界,修书一封,洋洋数千言,谴责年飞扬跋扈不像一个当官的样子。后来年失势落败了,家产都被抄没,主事者得到了那封书信,报到了朝廷。皇上认为顾有胆有识,下旨给江苏的巡抚把这位教师召到京城来。而顾不知个中缘由,自忖恐怕是当过年家的教师受牵连了,害怕株连之祸,反而服毒自杀了,真是可惜!

  类似事件,何止一桩。据《栖霞阁野乘》载,有一次,年和一位姓沈的家庭教师一起吃饭,饭中有一粒谷子没有脱壳,那位沈老师随手把它拣了出来。年大将军见了,回头向护卫示意,那护卫出去了,不一会,将一颗头颅掷在了阶下,说:“厨师拣米不净,已将他斩首。”

  这种事情,于年羹尧,本不足为奇。令人拍案惊叹的是: 那位姓顾的老师,敢于写信声讨年大将军,却因恐惧株连而饮鸩自尽。掩卷沉思,真有古人“苛政猛于虎”同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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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襟怀云水的草原“细娘”[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萧绰小名燕燕,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其父萧思温爱读史书,格外喜欢这个小女儿。年龄增长,萧绰逐渐出落得楚楚动人,她以独特的气质在草原上赢得了“细娘”的美称。在她15岁那年,萧思温看上了英俊潇洒的27岁的韩德让。萧思温与德让之父韩匡嗣同殿称臣,情意笃厚,于是萧韩两家便缔结下儿女婚约。

  969年春,二人正待成亲,忽然辽穆宗被属下杀害,萧思温、韩匡嗣他们拥戴耶律贤(史称辽景宗)即位。谁也没想到21岁的辽景宗对“细娘”垂涎已久,一登上皇位,立即宣萧绰入宫伴驾,立为贵妃。萧绰虽然对韩德让心仪已久,忽然一下子又被耶律贤搂入怀中,她那心情自然是相当复杂的。可这个聪明之极的女子,牢牢地记着父亲萧思温在她入宫前的叮嘱与教诲,伴君如伴虎,善解君主意,致使辽景宗耶律贤龙心大悦,时日不久,又册封萧绰为皇后。

  宫廷斗争风雨无常,耶律贤早在四岁那年,就因宫廷政变而被“藏积薪中,因此婴疾”,即位后身体一直不大好,一切朝政大事,“皆后决之”,交由萧绰处置。由是萧绰名声很大,甚至连老百姓也说,他们只知道萧皇后,而不晓得什么耶律贤。

  幽云十六州(即今北京、河北及山西北部)在936年被后晋的石敬瑭作为献礼送给了辽国,此地即成为辽国的粮仓和聚宝盆。而北宋建国后,一直想收回这个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便成了双方战争的导火索及主要战场。969年、976年,北宋两次出兵进攻,皆被萧绰发兵挫败。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了后汉,乘着余威,转戈伐辽,包围辽之南京(即今之北京)。萧绰在援汉新败、易州刺史与涿州判官举城降宋、韩德让在南京死守待援的困境里,临危不乱,果断发兵,增援南京的同时,诱敌深入,然后集中突破与侧翼攻击相结合,在幽州西北部的高粱河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身中流矢,“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就在辽国大胜后的第三年(982年),时年35岁的耶律贤因病而卒,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嗣位,为辽圣宗。景宗临终颁下遗诏:“军国大事皆听皇后命。”萧绰陪伴景宗14年,从此而临朝称制,更被推到了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一年,萧绰。

  摆在萧绰面前的形势相当严峻。新帝年少,外敌觊觎,她便哭泣着向枢密副使耶律斜轸、南院枢密使韩德让他们讨教安国之策:“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二位大臣表示:“信任臣等,何虑之有。”由于萧绰“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室昉、张俭、邢抱朴、马德臣、刘景、王继忠等汉族人士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臣僚们“咸竭其忠”,帮助萧绰将辽王朝治理得大有起色。对于刑狱大事,萧绰“犹虑其未尽,而亲为录囚”,凡是她所到之处,一时“人自以为无冤”。

  由于10多年前曾有过婚爱之约,本为汉人的韩德让自然是萧太后最信任、最倚重、最密切的一个人。萧绰风韵正好,韩德让英壮当年,趁耶律贤葬礼之机,萧便对之表示愿谐旧好,要让幼主称帝后尊韩为继父。早欲重温旧梦的韩德让得闻此言,心花怒放。以后韩即出入宫中,昼为君臣,夜为夫妻,接见外来使节时二人并坐于一辆车上。萧韩之风流韵事,在辽国传为佳话,但在中原,宋王朝则视为伤风败俗的丑闻。对于宋人的看法,萧绰一笑了之,988年秋,她在韩的寝帐中大宴群臣,公开宣布改嫁给韩德让。从此,二人名正言顺地成为夫妻。而中原呢?雄州知州贺令图早就向宋太宗上奏:“契丹主幼,其母把持朝政,与汉官韩德让通奸,深受辽人痛恨。大宋可趁机###。”赵光义大喜,经过数年准备,986年三月,向辽发动大规模进攻。

  宋军此举,萧太后早有所料。宋军兵分三路;东路主力由曹彬统率,自雄州向幽州进发;中路由田重进统率,自飞狐出发;西路由潘美、杨继业统率,自雁门关出发。其战略方针是东、中两路将辽军主力牵制在幽州,西路乘机攻占大同,挥师东进,合围幽州。

  萧太后集中兵力对付东路的曹彬,虚张声势、诱敌深入,继而夜半突袭,切断水源与补给线之后,对其实施前后夹击。激战之际,宋军淹死于拒马河中不计其数,其残部逃过沙河后,一支辽军又冲了过来,为首者正是一身戎装、长枪在手的33岁的萧太后,直杀得宋军掉头鼠窜,自相践踏,尸体塞满了沙河,导致河水一度中断。嗣后,萧绰又抽出身来对付西路军,潘美强令杨继业在朔州出战,杨被逼无奈,负气出攻,孤军死战,浑身几十处受伤,射落马下,被辽军生擒。杨继业从军一生,威镇边关,时人称曰“杨无敌”,这次败在萧绰手中,万念俱焚,绝食三日而死。萧绰对杨宁死不降的气节赞叹不已,特传谕在塞外古北口修建杨继业庙,塑像供人祭拜,受尊奉于异域北国。

  这一次燕云大战时,萧太后出征,要求16岁的儿子圣宗同行,大臣们纷纷阻拦,为防万一,不让她携着幼帝上路。萧绰说道: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连女人也御骑擅射,纵横千里,圣宗日后要独掌朝纲,怎么能不上战场,不懂军事!

  从公元999年起,萧太后经常调兵遣将,攻入中原,几乎每次都是大胜而归。1004年,年逾半百的萧太后一身戎装,亲率20万大军,突然出现在黄河北岸的澶州(濮阳),对岸就是北宋的京城——汴梁。宋、辽几经争执,双方终于订立了《澶渊之盟》:圣宗称赵恒(宋真宗)为兄,赵恒称萧绰为叔母;宋每年给辽上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自此,契丹与中国114年间了无争战。

  《杨家将》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全国上下广为流传,其实,佘太君这个人物却虚虚实实,多采自传说故事,其间有的情节,时或流于怪诞,倒不如这个史有其人确有其事的萧太后,年逾半百犹马上亲征,反而来得真确可信;况且,杨继业绝食死后,她传谕为之立庙塑像、尊其气节,作为一个出自北地草原的女性,更属于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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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 [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10、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阶下囚与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由于叶挺一直不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又顶撞了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再享受什么“优待”,他的监禁条件每况愈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叶挺成了关押过许多革命志士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长久“住客”。

  “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区,叶挺写下了他那首大义凛然的《囚歌》。“……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等诗句,因被编进了教科书,至今广为流传。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至今不知,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最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时心境的,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正明夫妇从知情人那里听说父亲有这么一篇文字留下来,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得知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就与中央档案馆联系,终于看到了叶挺《囚语》手迹的复印件。经批准,他们前去抄录了一份。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读到过这篇文字,现全文刊登如下:

  “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谐)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作(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挚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伴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即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实为《别了,三年皖南!》)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溶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及是夜,全军转移至拾锦坑(石井坑),沿途数遭机关枪扫射。任君夫妇在余后被截击,落荒逃至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余知之,使人觅之归。观其狼狈困惫之状态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燎火漫烧,曳光弹如萤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地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一哀歌以吊之。

  余素无非分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总理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咐留舰上。去年斩头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一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到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四分钟,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判)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了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我的结婚戒指,十五年来无日离开手指,但三次离开就碰着三次遭难。潮汕之败走乡僻中,恐为人著目,取置袋中。广州失败逃香港,留置吾兄家中。此次至上饶囚室,又为取去代存,大概怕我吞金自杀吧。吾妻若信谶兆,以后必将此戒指钉在我的指上,如此不至灾难矣。

  前偶游泾县对河一古寺,适一和尚坐化,得其焚葬方法,用一缸、两担炭满足,真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法。此时我发愿:他日能将我躯壳(当然是在灵魂开了小差之后)照这个法子处理,是最好的。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覆吾妻一电,请求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事无补。孙曲人谅可脱险,任光夫妇受重伤,谅无救。希(卅日)”。

  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雪(血)涕,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先锋》(《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汪精卫的《革命绝不致召瓜分论》及《民报》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的反抗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及后入惠城农业专门学校,值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后,到处捕杀无辫之人。我伏校中不敢出,后由校长亲引至知府面前,发一护照,遣回家中,但我终抗命不留回辫子。又一次纠合乡中数同学实行破除迷信,将乡中所有土地神(约七八个)香炉均打破。致动全体农民之怒,集学校兴问罪之师,勒令赔回香炉。诸同学均照办,我独不从,遭吾父痛打一顿了事。又###岁时就学私塾,塾师严酷无比,屡挞我,我必暗中报复。为其煮饭时私混沙于米中,或摘同心菜时私入苍蝇于孔内。我幼年性格倔强,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吾三儿性格颇倔强,屡抗其母。吾妻辄叹曰:“真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只有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缧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要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健康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闻陈子谷君被俘,禁锢于离余###里之山岩中。陈君本旅泰国华侨富商之子,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彼善日文,担任本军对敌工作部职务,以一无党派立场之书生,或可免党狱折磨之苦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是说:人到临死的时候才能说老实话。因为没有为生而自私的观念,自然所说的才不会虚伪的。我今日到此境地,才体会到这个意义。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历史上有这个事实,洪成筹(承畴)为清大(太)祖所俘,态度坚决不屈,清大(太)后亲临囚室劝之,亦不从。大(太)后出,谓人曰:“成筹(承畴)无死意,彼尚拂其衣上尘,爱其衣,岂独不惜身耶。”我之不理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深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见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

  叶正明的夫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从事电影工作,她含着深情,为我们朗读了几个片段,并对其中一些言简意赅的文字,做了稍详的解释。他们说:“通篇读来,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接茬,大概是父亲在被扣押的初期几天里,随思绪信手写下的,不是一气呵成,也并没有刻意要写一篇文章。”

  “我们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真实的心境。读《囚语》更容易让我们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他不单单有军人战场那种冷峻僵硬的一面,他的性格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其中还包括恩爱柔情。”他们说。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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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转帖]


  邓稼先夫人许鹿希:

  “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

  弟的真挚情谊,我们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我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我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我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我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我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我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许德珩与邓稼先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许鹿希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多次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

  许鹿希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道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 倪既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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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拜倒石榴裙下:她的石榴裙长什么样[转帖]

  " 拜倒在石榴裙下",我相信大家早已熟知这句俗语,多比喻男子对风流女性崇拜倾倒之意。那么到底有没有"石榴裙"?究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裙子呢?居然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其间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唐朝以石榴喻红裙

  " 石榴裙"自然是与石榴有关。石榴原产波斯(今伊朗)一带,公元前二世纪时传入我国。"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边,因依汉使搓。"据晋·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暗含多子多福。故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民间婚嫁之时,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亦有以石榴相赠祝吉者。常见的吉利画有《榴开百子》、《三多》、《华封三祝》、《多子多福》等。
  也许因为石榴是中外结合的产物,所以历代名家吟咏石榴的诗词甚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榴文化。石榴有许多美丽的名字:丹若、沃丹、金罂等。丹是红色的意思,石榴花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白色等颜色,火红色的最多,所以留给人们的颜色是火红的,农历的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山石榴》中写道:"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诗人虽没有直接写石榴花为红色,见丽人发簪榴花,却担心红艳似火的榴花会不会烧坏少女的翠簪和秀发?这真是赞美榴花的神来之笔。
  石榴与中国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因有人说石榴花像舞女的裙裾,梁元帝的《乌栖曲》中有"芙蓉为带石榴裙"之填词,"石榴裙"的典故,缘此而来。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染红裙的颜料,也主要是从石榴花中提取而成,因此人们也将红裙称之为"石榴裙",石榴裙在唐时是一种流行服饰,尤其中青年妇女,特别喜欢穿着,穿着它的女子也显得格外俏丽动人。如唐人小说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穿这样的裙子。唐诗中亦有许多描写,如李白诗:" 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杜审言诗:"桃花马上石榴裙";万楚诗:"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武则天诗:"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韦庄也唱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等。石榴裙一直流传至明清,仍然受到妇女欢迎。《红楼梦》里亦有大段描写,可相印证。

  
  红裙妒杀石榴花

  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古代年轻女子的代称。南北朝诗人何思徵在他的《南苑逢美人》诗中就写过两句:"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用石榴来暗比心中美女。元代的刘铉《乌夜啼》中就把石榴直指女子的裙裾了:"垂杨影里残,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暮雨急,晓霞湿,绿玲珑,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到了明代,石榴裙的说话就固定下来,如蒋一葵的《燕京五月歌》:"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
  至于"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来源,据说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有关。
  传说杨贵妃非常喜爱石榴花,爱吃石榴,特别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唐天宝年间,唐明皇投其所好,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每当榴花竞放之际,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炽红火热"的石榴花丛中。
  杨贵妃饮酒后,双腮绯红,唐明皇爱欣赏宠妃的妩媚醉态,常将贵妃被酒染之粉颈红云与石榴花相比,谁红得艳丽?因唐明皇过分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大臣们不敢指责皇上,则迁怒于杨贵妃,对她拒不使礼。
  一天唐明皇设宴召群臣共饮,并邀杨玉环献舞助兴。可贵妃端起酒杯送到明皇唇边,向皇上耳语道:"这些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视,不使礼,不恭敬,我不愿为他们献舞。"唐明皇闻之,感到宠妃受了委屈,立即下令,所有文官武将,见了贵妃一律使礼,拒不跪拜者,以欺君之罪严惩。
  众臣无奈,凡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无不纷纷下跪使礼。于是"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流传千年,至今成了崇拜女性的俗语。
  看来这条被男人拜倒的"石榴裙"原来是条美丽女性的魅力和权力的"裙子"。现如今女人已经没了美人杨贵妃的权势,只剩下隐形的魅力,如何运用好这条"裙子"是乎已经成了女人们的难题,而且让男人拜倒岂是易事?一时容易,一世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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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不少妓女相当于今天的女明星[转帖]


  丁启阵

  唐宋时期的妓女


  我国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妓女”一词的:“以卖淫为业的女人。”态度之鄙薄不屑,措辞之肯定决绝,足以令人怵目惊心!

  或许,当今的色情行业的确已经堕落不堪,妓女们确是如此地没有羞耻、别无所卖的吧。

  但是,据我所知,古代的妓女并不全是这样的。换言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的从业者,古代的妓女所卖的,不一定是“淫”,或者,不只是“淫”。

  东汉许慎所编撰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虽然已经有“妓”这个字,但解释是“妇人小物”,也就是妇人用的小物件,显然跟后来的“妓女”没有关系。“妓女”的“妓”字,我认为很可能是从“伎”演变来的;这个“伎”又不是《说文》“伎,与也”(伴侣、结伙的意思)的“伎”来的,而是从“技巧”的“技”演变来的。绕口令似的说了半天,意思无非是:古代的“妓女”,意思是“具有一定技艺之女子”。

  这个技艺当然是表演性的技艺,并非女红、刺绣之类闺中活计。

  在唐代,这个技艺可以指杂技之类。唐代天宝年间人封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有如下关于“蹑球之戏”的描写:

  …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妓女蹬踏,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古蹴鞠之遗意也。

  这里的妓女,是指表演踩踏彩色木球使之不断滚动的女子。同书又有“绳妓”一条记载,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皇宫中御楼曾举行绳妓表演:

  ……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踏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往还,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者。

  这里的妓女,是指在高空绳索上表演的女子。

  在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技艺转而指文艺才华。这个文艺才华主要包括唱歌、跳舞、做诗、书画等。随便举几个例子:

  宋人话本《苏长公章台柳》说苏东坡跟佛印一起去书院中听书,叫了一个唱歌的“妓者”。这位“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体态妖娆,精神清爽”的歌女,还会作诗词。苏东坡给她规定以“柳”字为题,她拿过笔,一下子就写出了一首【沁园春】词,博得了大文豪苏东坡的称赞。

  刘斧《青琐高议》记载,长安倡女曹文姬,不但“姿艳绝伦”,而且擅长书法。闺房中所有能够写字的地方,都被她写满了字。她的书法,笔力遒劲,号称“关中第一”。当时几位达官贵人对她赞赏不已,于是名声大振,“豪贵之士,愿输金委玉求与偶者,不可胜计”。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记载,楚州有个官妓,名叫王英英,善于书法。先学颜真卿体,后来蔡襄又教过她,晚年擅长写大字。著名诗人梅圣俞曾写诗赠她:“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据说,这位王英英小姐,相貌是相当丑陋的。

  李献民《云斋广录》记载了一个名叫盈盈的妓女,不但容貌艳丽,十四岁时就擅长歌舞、弹筝,会做诗词,“情思绵致,千态万貌”,在当时堪称出类拔萃。

  从上边叙述不难看出,唐宋时代的妓女,倘若生在今天,就是杂技明星、美女歌星、美女舞蹈家、美女诗人、美女作家。由此引发,我们既可以为古代妓女的生不逢时而感慨欷歔,也可以为今天有这么多女明星技艺不佳却暴得大名厚利而感到奇怪,而愤愤不平,而发一点儿厚古薄今的议论。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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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哪个更牛[转帖]


    康熙大帝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历史很短,北欧维京人9世纪南徙,与斯拉夫人组成基辅-罗斯公国,到现在只有一千年多一点。沙皇的名词始于15世纪的伊凡雷帝,来自拉丁文西泽。历史上,俄罗斯的皇帝大多是废物、疯子,而且弑君成风,一片野蛮、混沌。

  不过,踏足圣彼得堡便会发现,这座皇城比起西方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想起彼得大帝(1672-1725)的辉煌功业。

  本来,圣彼得堡的称呼来自宗教,与彼得大帝无关,但这里每一处都让人想起他———300年前,这里还是波罗的海边的沼泽地区,仅用了30年时间便建起一座大城,而且城市美轮美奂,市中心巴洛克建筑栉比鳞次,难以驾驭的艺术风格驯服、和谐,花园和雕像星罗棋布,悦目安详,散发出一种高贵、和平的高尚品位。

  彼得大帝乃是历史的异数,按俄国人的说法,他是一个伟人,身材高大(身高两米多),人更伟大。他从小受到排挤,却因祸得福,随母亲住在莫科斯近郊小城,生活自由,该城有一个外侨区,聚居着外国商人、手艺技师、各色人等。彼得常在区内流连,了解西方世界,结交了一批外国朋友,其中几个成为日后的忠心助手。


  
  彼得大帝

  他当上沙皇后,为打开俄罗斯作为内陆之国的出海通路,向土耳其开战。虽然苦战得胜,却深感没有舰队之苦,因此,1697年组织大使团前往西欧。成员分为两部分,外交官员负责游说欧洲列强组织反土耳其联盟,更多的留学生则学习先进的科学、工艺,尤其是造船技术。25岁的彼得也改名换姓,微服同行,身份是航海科学学生。16个月中,他到过波兰、奥地利、德国、荷兰、英国等地,到处参观学艺,弄刀舞斧,在荷兰和其他学生一手一脚造出一条三桅战舰。

  回到俄罗斯后,全盘西化贯穿了他以后20多年的统治。他的所作所为,小至禁穿传统的宽袖长袍、聘请外国技师和专家,大至创立各种中央机构、改革贵族继承权、订立公务员制度、改进俄国文字等,短时间内便扭转历史的走向,重塑了民族的灵魂,把俄罗斯从愚昧落后的古老传统里解放出来。

  圣彼得堡是这个彻底变化的成果和象征,普希金在诗歌中称之为开向西方的窗户,俄罗斯走上现代社会之路,正是从这里开始。

  回头看中国,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是康熙皇帝(1654-1722),统治时间长达61年,超过彼得大帝一倍。在中国人眼中,他也是一个少有的好皇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然而,当清朝与彼得所属的罗曼诺夫王朝同在20世纪初灭亡的时候,中国仍停留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而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却跻身西方工业强国之列,10月革命前一年,俄国政府债券在英法等地上市,大受欢迎。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轨道脱节,中学教科书的解释是,明清法律摧残资本主义萌芽,包括:1、推行官营制度,限制商业发展。2、奉行海禁政策,阻挠对外贸易。3、限制民间开矿。4、重征商税,压制私人商业发展。

  其中第二项引人注意,康熙与彼得类似,也有机会接触过外国人,而且都是学问渊博的传教士,如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白晋等,见识过外国的新科技,钟表、天文仪器、望远镜无所不备,不会不知道西方世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他曾模仿外国科学院建立了蒙养斋算学馆,在1685年部分解除了从明朝开始的海禁,设置4关(海关的名词便是这时候出现的)。但到了1727年,因为害怕汉人内外联合造反,又走回头路,重新建立海禁。之后一百多年,他的继承人萧规曹随,闭关自守,错过了汲取西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大好机会,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保住手中的权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是康熙模式的失败关键.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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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新疆进入祖国版图[转帖]


  从遥远的古代起,新疆与内地一直存在着相当规模的经济、文化交往。这就为汉代新疆地区进入祖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设置西域都护府——历史的节点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隶属于汉朝政府,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西域
都护府是怎样设置的?

  为了打败匈奴,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汉武帝制定了“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即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等,结成抗击匈奴的联盟,同时派兵主动出击匈奴。

  汉朝政府的具体措施是:嫁公主给乌孙王,增强与乌孙的联系,同时出兵攻打作为匈奴耳目的楼兰和车师,并以此为立足点,切断匈奴与天山以南各城郭诸国的联系,最后消灭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公元前108年,因劫杀汉朝使节,汉武帝首先遣赵破奴和王恢俘虏了楼兰王,使之臣属于汉朝。公元前90年,汉军在楼兰、危须、尉犁等地军队的配合下,又大败车师,从而大大动摇了匈奴贵族在西域的统治。

  到昭帝末年,匈奴又遣4000骑兵屯田车师,并胁迫车师与其一起进攻乌孙。公元前72年,应乌孙王与解忧公主的请求,汉宣帝遣五将军率15万军队与乌孙联合,东西夹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翌年冬天,匈奴单于亲率大兵进攻乌孙,进行报复,恰逢天降大雪,“还者不能什一”。受尽匈奴奴隶主贵族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纷纷起来进行反抗,于是“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人其东,乌孙击其西”,大败匈奴,推翻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在各地的统治。至此,匈奴势力基本上被赶出了天山以南地区。随后,汉朝于公元前68年“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首先在南路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公元前60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日逐王先贤掸因与新单于争夺权位而处境危机,便毅然率众归属汉朝。汉宣帝令郑吉率龟兹、渠犁兵5万人去迎接先贤掸,封他为归德侯,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这样,新疆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就正式列入了汉朝版图。《汉书·郑吉传》在谈到西域都护设立时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西域都护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办事机构称西域都护府,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主权,有效地管辖着西域广大地区。它的主要职责是:1.代表汉朝中央政府册封、任命和奖惩西域各级地方官吏。2.防止匈奴贵族的袭扰,稳定社会秩序。3.组织生产,保护和管理屯田。4.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促进内地与西域及中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汉统一西域意义深远

  王莽执政后,采取错误的民族政策,“由是西域怨叛”,一时中断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在东汉王朝建立以后,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然而,东汉政府无力兼顾西域,所以谢绝了西域诸国的请求。西域诸国又役属重新强盛起来的匈奴。

  公元48年,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臣属于汉朝。至公元1世纪60年代中期,北匈奴不断袭扰汉朝边境,致使“河西城门昼闭”。此时,东汉王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统治业已巩固,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于是汉明帝决定“尊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遣四路大军出击匈奴。奉车都尉窦固在天山东部一带打败匈奴呼衍主,遂留兵在伊吾屯田,并置宜禾都尉以统之。他又派班超、郭恂等出使都善、于阗、疏勒,使这些地方相继归属汉朝。第二年,窦固在蒲类海附近再次打败匈奴,车师也臣属于汉朝。东汉政府遂以陈睦为都护,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

  公元75年,汉明帝死,匈奴乘机进攻车师。由于这时中原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使东汉政府无力继续统治西域。从89年起,东汉政府联合南匈奴三次出兵伐北匈奴,特别是在91年,汉将耿夔率军一直打到北匈奴单于的驻地金微山,并取得巨大胜利,迫使北匈奴主力逐渐向欧洲方向迁徙。同年,东汉以班超为都护,再次统一西域。

  东汉统一西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使西域各族人民彻底摆脱了匈奴奴隶制政权的统治,进一步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古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以后,各封建政权也都把西域看做自己管辖区域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新疆》苗普生等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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