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集结号》 送“失踪”抗美援朝烈士回家[转帖]
2009-07-06 作者：蒋韡薇 摘自《中国青年报》第13084期
陈玉山，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
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
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
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
农民历时10年将抗美援朝烈属证送达家属
11月13日和12月3日，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相继将两张抗美援朝烈属证送到位于北京和天津的两名烈属手中。在为国捐躯半个多世纪后，两名烈士终得魂归故里。
这是他找到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烈属。从偶然淘得5张烈属证，到第一名烈属去年8月在河北香河浮出水面，李红旗在工作之余，花了十年时间寻找。
因为李红旗的努力，抗美援朝烈士这个让人印象越来越模糊的英雄群体，穿越历史的烟尘再次走进一些人的视野。李红旗，成了送烈士回家的人。
2009年4月，李红旗带着媳妇去四川。
从河北老家保定乡下出发，经过石家庄，坐上火车去成都，有将近两天的旅程。这是李红旗第一次出远门，此前这个37岁的男人最远只到过北京和天津。一路上，他背着一个黑色背包，里面装有2000元，还有一张薄薄的蓝色纸片——一份抗美援朝烈属证。证书的主人周明星，四川中贤县狮子村人，曾在339团九连服役，1951年2月牺牲于杨子山战斗中。
“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挣钱”
李红旗这次旅行的起点，始于12年前。那时他刚结婚，带着新媳妇去保定玩，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纸张略有些发黄，但保存完整。他决定把这些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一张破纸五百块？”新媳妇强烈表示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带着死亡的气息，是“晦气的东西”。
李红旗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继续翻检。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和一份由高级别官员签署的唁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翻开战争记录，里面记载了几次军事会议，以及备战的情况。
“听说是从一个部队的旧货仓库里收来的，部队换防，扔掉了很多旧东西。”摊主说。
李红旗掏出2500元，把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和作战记录带回了家。他盘算着，过阵子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
回到家，他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
“还？这是我花钱买的，还指着这个挣钱呢。”李红旗收起烈属证，嘀咕几句。
几个月过去了，老父亲不时提起这些烈属证，“你说，你出个门我多担心啊。这些烈士，他们都是英雄啊，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也很想念他们。咱还是把东西送回去吧。”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他没怎么读过历史书，不知道这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支部队，也不知道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曾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这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
他越来越觉得，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挣钱。
这一找，就是10年
“开始想的忒简单，不就是把东西邮回去吗？最近的一个烈属证，地址就在我们河北。多近啊。肯定最好找。”
李红旗翻出陈玉山的烈属证。他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几经打听，得知河北如今并没有烈属证上的地名铁佛堂村。
一度，李红旗也觉得很沮丧。和父亲喝酒的时候，他说:“这些烈属证怕是找不到主人了。”
2003年，李红旗带着烈属证到了北京。一个在卢沟桥纪念馆工作的亲戚，觉得这些烈属证应该是真的，并且建议李红旗去北京军事博物馆问问。
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仔细核对了烈属证，确认都是真的，还告诉李红旗，他手上的那份唁电也是真的。唁电里那位牺牲的烈士，很可能是一位级别比较高的军官，信上对该烈士生平功绩有较多的描述，信末有多位志愿军高级官员联合署名。其中一位的后人，现在是中央军委高级领导。
为什么这些烈属证和唁电，没发到烈士家人手中呢？专家也猜不出答案。
2007年7月，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到李红旗家所在的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李红旗照例问了句“听说过铁佛堂村吗？”这一次，答案让他“蹦了起来”。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
114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他们大概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哪有隔了50多年，一个农民来送烈属证的，要送也该是政府送，对吧？”
李红旗说要给对方发烈属证传真件，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对方估计是怕李红旗再骚扰他们，干脆把电话撂一边，怎么打都是占线。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放弃。总得想点办法啊。”他和弟弟一合计，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号码。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李红旗顿时激动起来，“遇到好人了”。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家属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自己也年近八十。
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
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跟他讹钱？”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就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县里民政局听说了这件事，也赶来探望。领导说，要给陈玉清家落实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属，可以得到2000斤小米。“如今谁还会在意那2000斤小米呢？”李红旗说。他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李红旗用10年时间找到烈属证的主人，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了这一新闻。很多人都议论起这件事，这让李红旗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想要借助媒体寻找其他烈士家人。
他最先找到《天津城市快报》和《北京青年报》，把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和北京籍烈士吕奎才的信息刊登出去。一家报纸错把37岁的李红旗写成了“河北老人”。
“他们大概直觉认为，会做这样事的人，都是年纪大的人吧。现在年轻人都讲物质回报，不做傻事。不过没关系了，我不在乎。我的目的就是找到烈士后人，只要能找到人，别的都不重要。”
很快，一位读者告诉邓淑清，报纸上登的好像是她家的小叔子。烈属证上吕奎才的家属名叫吕邦俊，正是邓淑清的公公。邓淑清并没有见过小叔子，并且，小叔子不叫吕奎才。
过了一阵子，邓家装修老宅，居然在墙壁上的缝隙里，找出一包老物件，其中就有两张军属证。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
李红旗清楚地记得，得到邓淑清反馈的这天，正是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高兴坏了，觉得全世界的好事都赶一起了”。因为烈士的名字没对上，他在电话里建议邓淑清，去找老邻居打听打听。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名字。
有关小叔子的事，倒是一些老街坊知道得更多些。“吕金财”是北平解放前三天被抓壮丁走的，此后再没回来过。家人是收到军属证后才知道他参加了部队，并且随部队在东北工作。因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和书信，吕邦俊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儿子。
“直到1958年，他被毛主席接见后，回来不再找儿子了。”邻居隐约记得，那似乎是毛主席接见革命烈士家属的一次活动。
吕邦俊于1963年去世。“吕金财”也从此被家人遗忘。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李红旗把烈属证送到邓淑清手里，这位从未见过小叔子的老妇人也伤心地哭了。“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同样通过媒体，他找到了李金树的家人。
“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
2009年，在成都一家媒体承诺赞助差旅费后，李红旗决定带着媳妇去成都。他随身只带着2000元钱，还有那张烈属证。
这位烈士叫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到了成都，住进对方指定的宾馆，记者答应第二天带他去寻找烈士家人。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还没有来。李红旗有些着急了，他打电话给记者，对方吞吞吐吐地说，赞助的事黄了，让他回河北去。
“我一听就着急了。人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交涉了半天，还是没办法。不过李红旗也能理解对方的难处：他就是一个小记者，领导不同意，你有啥办法。
晚上，他在宾馆看电视，专找新闻看，记下了三个本地电视台的热线电话。
“我挨个打电话去，介绍我自己，说是来找四川籍烈士家人的。他们都很客气，有一个接线员还挺同情我的遭遇，觉得我做的事很伟大，要向我学习。我跟他们说，我需要找人解决我的路费。一说这个他们就为难，说要向领导请示。”
第二天，成都几家媒体报道了李红旗入川寻人的消息，但没有一家承诺帮他解决路费。
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平安成都》栏目的记者来了。“他们答应给我支付往返路费和住宿费，大概总要3000元吧，不过他们要求独家报道。”
“我答应了。很快有别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来，我告诉他们我答应《平安成都》独家采访了。他们有点不高兴，也有人跟我说他们也可以给我出路费，给我5000元、8000元。我没答应。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比什么都好。”
因为害怕无法面对那些敬业的记者，李红旗连夜搬了宾馆，还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在四川省地名编撰委员会和档案局，都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李红旗又把记者带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查找烈属周明发。系统显示，有三个人叫周明发，但都在重庆。
前两个周明发很快被排除了。4月20日，李红旗到了万州甘宁镇二屯村，找到第三个周明发。
老人已经81岁，耳背。李红旗只好趴在他耳边，大声重复自己找来的原因。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周明发。周明星是我弟弟，解放前出去当兵，一直没消息。”老人的眼泪，哗哗地流。
据查，当地有个地名叫狮子口，和烈属证上的信息基本能对上。
周明发在家里摆上香烛祭拜祖先，告诉先人：弟弟回来了，他是英雄。持续的鞭炮声，震动了全村老少。
“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
“媒体的力量太大了。”李红旗说。自己花了10年时间，才找到一个烈士，没想到媒体一介入，一年就找到了三个。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有人找上门来，愿以每张2000元的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属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获利是他最初买烈属证的动因，但在这10年里，他明白这每张纸片里，都寄托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们要回家。“生命是无价的，你说我能卖掉他们吗？”李红旗反问。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偶然地，他检索到一篇署名郭于华的文章。文章对这些烈属证流传到旧货市场感到心痛：“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不知道文章里写到的约翰·肯尼迪是谁，但李红旗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他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和仅剩的那张烈属证收藏在一起。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一个姓。而且烈士死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
“烈士李金树”的弟媳朱振荣哭着感谢李红旗
又送出一张烈属证，李红旗非常开心
李红旗与烈士家属合影。左起分别为李玉增、朱振荣、李金树（二柱）
(照片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