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七:221位开国名将仍健在 [转帖]

从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度实行军衔制开始，到1965年6月军衔制取消为止，在我军先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1614人(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中，现在共有221位仍然健在:

上将：2位
吕正操 1905年 102岁 、肖 克 1908年 99岁
中将：11位
罗元发 1910年 97岁 、阿沛 阿旺晋美 1910年 97岁 、方 强 1911年 96岁
曾思玉 1911年 96岁 、孔庆德 1911年 96岁 、杜义德 1912年 95岁
蔡顺礼 1913年 94岁 、李作鹏 1914年 93岁 、黄志勇 1914年 93岁
张 震 1914年 93岁 、范朝利 1914年 93岁
少将：208位
王直1916、王兰麟1912、王兆相1909、王诚汉1917、王贵德1914、方槐1917、方子翼1917、方国安1913、朱耀华1917、任荣1917、向守志1917、刘春1918、刘中华1917、刘华香1913、刘华清1916、刘居英1917、刘鹤孔1914、刘懋功1916、江文1914、江勇为1914、江腾蛟1919、汤光恢1909、关盛志1916、阮贤榜1909、李觉1914、李中权1915、李布德1919、李德生1916、李耀文1918、杨永松1918、吴瑞山1913、何光宇1910、何廷一1916、邹衍1915、汪东兴1916、沈启贤1912、宋承志1917、宋维栻1917、宋景华1919、张瑞1909、张文碧1910、张汉丞1913、张廷发1918、张秀川1919、张秀龙1915、张国传1910、张铚秀1915、陈波1908、陈浩1914、陈茂辉1912、陈金钰1914、陈锐霆1906、陈鹤桥1914、范明1914、欧阳平1916、罗应怀1915、罗维道1916、胡定千1910、胡继成1915、钟元辉1915、钟炳昌1915、胥光义1916、贺健1911、桂绍彬1916、贾若瑜1915、钱信忠1911、徐光华1913、郭林祥1914、陶汉章1917、盛治华1916、彭富九1918、程世清1918、曾美1914、谢斌1914、谢振华1916、谢家祥1914、詹大南1915、裴周玉1913、廖鼎琳1914、漆远渥1915、谭右铭1910、熊兆仁1912、黎光1914、戴润生1916、魏天禄1908 、王晓1913、王定烈1918、王砚泉1917、左爱1916、叶泰清1913、史进前1917、吕清1915、吕仁礼1916、朱士焕1913、朱春和1917、刘瑄1917、刘月生1917、刘耀宗1918、江鸿海1913、孙干卿1919、杜屏1915、李静1918、李永悌1916、李懋之1910、杨思禄1917、肖荣昌1918、肖德明1912、吴罡1917、吴纯仁1921、张力雄1913、张蕴钰1917、林真1918、罗洪标1918、胡炜1920、胡立声1917、胡鹏飞1915、钟发生1914、段思英1917、姜钟1919、柴成文1915、殷国洪1911、高锐1919、曹中南1914、彭施鲁1916、程明1918、曾凡有1916、赖达元1917、雷钦1915、鲍奇辰1916、魏国运1914 、刘西尧1916 、丁钊1920、马宁1922、马洪山1918、王展1920、王文英1918、王扶之1923、王茂全1911、王淮湘1920、韦统泰1918、文击1918、方震1911、白云1917、朱致平1914、伍生荣1918、华楠1921、刘汉1916、刘世昌1921、刘光涛1920、刘自双1915、刘春山1917、刘振华1921、江含章1916、江学彬1917、许志奋1920、阳自碧1918、纪亭榭1914、苏克之1919、苏宏道1916、苏锦章1916、李元1917、李孔亮1914、李丕功1910、李东野1916、李树荣1919、杨斯德1912、肖友明1916、肖选进1920、何云峰1922、辛国治1921、汪运祖1915、沙风1917、沈鸿林1910、张英1914、张翼1918、张中如1919、张水发1919、张玉华1916、张志勇1916、张伯祥1918、张宜步1913、张实杰1922、张耀祠1916、陈绍昆1921、国林之1915、周建平1919、宗凤洲1912、胡立信1915、茹夫一1916、赵峰1914、赵华青1919、赵复兴1914、姜林东1918、贺明1919、贾乾瑞1916、顾鸿1915、夏伯勋1917、铁瑛1916、高先贵1912、涂通今1914、常勇1915、常仲连1914、程坤源1920、廖步云1914、黎原1917、颜文斌1915、颜吉连1916、瞿道文1919
　　
　　在这些健在的开国名将中，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刘华清、张震、阿沛•阿旺晋美、肖克、吕正操、李德生、汪东兴、张廷发等；曾担任大军区级正职的有杜义德、曾思玉、李水清、宋承志、张铚秀、黄志勇、郭林祥、史进前、马宁、华楠、王猛、谢振华、王诚汉、向守志、刘振华、李耀文等。
　　健在的开国名将中，红军老战士居多，为90%左右，其余为八路军老战士。老将军方强、杜义德、罗元发、曾思玉等，在人民军队创建第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近80年来，亲历目睹人民军队成长过程。他们当中，有的曾两次被授予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刘华清、张震、郭林祥、王诚汉、李德生、刘振华、向守志、李耀文。
　　健在的开国名将中，年长者为上将吕正操，102岁。百岁老人或近百岁老人还有：上将肖克，中将罗元发，少将陈锐霆、李懋之、陈波、李丕功、沈鸿林、汤光恢、阮贤榜、何光宇、谷广善、张瑞、张文碧、张国传、胡定千、谭佑铭等。最年轻的是84岁少将王扶之。
　健在的开国名将中，江西籍最多，为45人，其次为：山东24人，湖北19人，河南19人，湖南、四川、河北均为16人。此外，还有福建、安徽、山西、陕西、甘肃、广东、吉林、黑龙江等省籍出身的老将军。北京籍林真、上海籍钱信忠，则是大城市走出的老将军。

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七:221位开国名将仍健在 [转帖]

从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度实行军衔制开始，到1965年6月军衔制取消为止，在我军先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1614人(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中，现在共有221位仍然健在:

上将：2位
吕正操 1905年 102岁 、肖 克 1908年 99岁
中将：11位
罗元发 1910年 97岁 、阿沛 阿旺晋美 1910年 97岁 、方 强 1911年 96岁
曾思玉 1911年 96岁 、孔庆德 1911年 96岁 、杜义德 1912年 95岁
蔡顺礼 1913年 94岁 、李作鹏 1914年 93岁 、黄志勇 1914年 93岁
张 震 1914年 93岁 、范朝利 1914年 93岁
少将：208位
王直1916、王兰麟1912、王兆相1909、王诚汉1917、王贵德1914、方槐1917、方子翼1917、方国安1913、朱耀华1917、任荣1917、向守志1917、刘春1918、刘中华1917、刘华香1913、刘华清1916、刘居英1917、刘鹤孔1914、刘懋功1916、江文1914、江勇为1914、江腾蛟1919、汤光恢1909、关盛志1916、阮贤榜1909、李觉1914、李中权1915、李布德1919、李德生1916、李耀文1918、杨永松1918、吴瑞山1913、何光宇1910、何廷一1916、邹衍1915、汪东兴1916、沈启贤1912、宋承志1917、宋维栻1917、宋景华1919、张瑞1909、张文碧1910、张汉丞1913、张廷发1918、张秀川1919、张秀龙1915、张国传1910、张铚秀1915、陈波1908、陈浩1914、陈茂辉1912、陈金钰1914、陈锐霆1906、陈鹤桥1914、范明1914、欧阳平1916、罗应怀1915、罗维道1916、胡定千1910、胡继成1915、钟元辉1915、钟炳昌1915、胥光义1916、贺健1911、桂绍彬1916、贾若瑜1915、钱信忠1911、徐光华1913、郭林祥1914、陶汉章1917、盛治华1916、彭富九1918、程世清1918、曾美1914、谢斌1914、谢振华1916、谢家祥1914、詹大南1915、裴周玉1913、廖鼎琳1914、漆远渥1915、谭右铭1910、熊兆仁1912、黎光1914、戴润生1916、魏天禄1908 、王晓1913、王定烈1918、王砚泉1917、左爱1916、叶泰清1913、史进前1917、吕清1915、吕仁礼1916、朱士焕1913、朱春和1917、刘瑄1917、刘月生1917、刘耀宗1918、江鸿海1913、孙干卿1919、杜屏1915、李静1918、李永悌1916、李懋之1910、杨思禄1917、肖荣昌1918、肖德明1912、吴罡1917、吴纯仁1921、张力雄1913、张蕴钰1917、林真1918、罗洪标1918、胡炜1920、胡立声1917、胡鹏飞1915、钟发生1914、段思英1917、姜钟1919、柴成文1915、殷国洪1911、高锐1919、曹中南1914、彭施鲁1916、程明1918、曾凡有1916、赖达元1917、雷钦1915、鲍奇辰1916、魏国运1914 、刘西尧1916 、丁钊1920、马宁1922、马洪山1918、王展1920、王文英1918、王扶之1923、王茂全1911、王淮湘1920、韦统泰1918、文击1918、方震1911、白云1917、朱致平1914、伍生荣1918、华楠1921、刘汉1916、刘世昌1921、刘光涛1920、刘自双1915、刘春山1917、刘振华1921、江含章1916、江学彬1917、许志奋1920、阳自碧1918、纪亭榭1914、苏克之1919、苏宏道1916、苏锦章1916、李元1917、李孔亮1914、李丕功1910、李东野1916、李树荣1919、杨斯德1912、肖友明1916、肖选进1920、何云峰1922、辛国治1921、汪运祖1915、沙风1917、沈鸿林1910、张英1914、张翼1918、张中如1919、张水发1919、张玉华1916、张志勇1916、张伯祥1918、张宜步1913、张实杰1922、张耀祠1916、陈绍昆1921、国林之1915、周建平1919、宗凤洲1912、胡立信1915、茹夫一1916、赵峰1914、赵华青1919、赵复兴1914、姜林东1918、贺明1919、贾乾瑞1916、顾鸿1915、夏伯勋1917、铁瑛1916、高先贵1912、涂通今1914、常勇1915、常仲连1914、程坤源1920、廖步云1914、黎原1917、颜文斌1915、颜吉连1916、瞿道文1919
　　
　　在这些健在的开国名将中，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刘华清、张震、阿沛•阿旺晋美、肖克、吕正操、李德生、汪东兴、张廷发等；曾担任大军区级正职的有杜义德、曾思玉、李水清、宋承志、张铚秀、黄志勇、郭林祥、史进前、马宁、华楠、王猛、谢振华、王诚汉、向守志、刘振华、李耀文等。
　　健在的开国名将中，红军老战士居多，为90%左右，其余为八路军老战士。老将军方强、杜义德、罗元发、曾思玉等，在人民军队创建第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近80年来，亲历目睹人民军队成长过程。他们当中，有的曾两次被授予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刘华清、张震、郭林祥、王诚汉、李德生、刘振华、向守志、李耀文。
　　健在的开国名将中，年长者为上将吕正操，102岁。百岁老人或近百岁老人还有：上将肖克，中将罗元发，少将陈锐霆、李懋之、陈波、李丕功、沈鸿林、汤光恢、阮贤榜、何光宇、谷广善、张瑞、张文碧、张国传、胡定千、谭佑铭等。最年轻的是84岁少将王扶之。
　健在的开国名将中，江西籍最多，为45人，其次为：山东24人，湖北19人，河南19人，湖南、四川、河北均为16人。此外，还有福建、安徽、山西、陕西、甘肃、广东、吉林、黑龙江等省籍出身的老将军。北京籍林真、上海籍钱信忠，则是大城市走出的老将军。

开国将帅系列之十八；犯过重大错误的开国将帅们 [转帖]

犯过重大错误的开国将帅们
1、 林彪（１９０７～１９７１）：湖北省黄冈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１９７３年被永远开除党籍，１９８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2、王宏坤（１９０９～１９９３）：湖北省麻城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１９9３年去世时，称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3、黄永胜（１９１０～１９８３）：湖北省咸宁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１９７１年９月被撤职，１９７３年被开除党籍，１９８１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１９８３年病故于青岛。

??4、谢富治（１９０９～１９７２）：湖北省红安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任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文革”中，参与林彪、江青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１９８１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鉴于其已死亡，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5、王秉璋（１９１４～？）：河南省安阳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七机部部长，“九•一三”后即被隔离审查。１９７１年被撤职。

6、刘兴元（１９０８～１９９０）：山东省莒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成都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政委。１９９０年去世。

??7、李作鹏（１９１４～？）：江西省吉安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是所谓的“四大金刚”之一。１９７１年被撤职，１９７３年被开除党籍，１９８０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8、吴法宪（１９１５～？）：江西省永丰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是所谓的“四大金刚”之一。１９７１年被撤职，１９７３年被开除党籍，１９８０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9、吴瑞林（１９１４～１９９５）：四川省巴中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参与了李作鹏在海军的夺权活动，１９７１年被隔离审查，同年被撤职。

10、邱会作（１９１４～？）：江西省兴国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在总后搞夺权，使汤平等一批高级将领被迫害致死。１９７１年被撤职，１９７３年被开除党籍，１９８０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1、张池明（１９１７～１９９７）：河南省新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任总后勤部部长、炮兵政委。１９７７年被解除职务 　

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九:38军历任军长及军歌和战史[转帖]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所描写的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的“松骨峰战斗”，为38军在全国赢得了“最可爱的人”的美誉。

38军的前身是红5军的一个主力团、红6军的一个主力团和红25军等三支红军部队。也是原中国人民解放东北野战军（四野）的一纵____四野的三个猛虎军之一。该军的主力112师是彭德怀所率领的湘军独5师第1团于1928年发动平江起义时创建的工农红军第5军。1985年38军改编为38集团军。

38军以善打大仗、硬仗著名，但战斗力极强，是四野的王牌，四野中的几个“第一”都与38军紧密相连：打赢出关后的第一场歼灭战；编为第一纵队；被誉为第一只“虎”。38军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打了不少成名仗。“四战四平”是38军的第一个成名仗，其后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千里挺进广西。

朝鲜战场上，38军在三所里、龙源里一仗打出了“万岁军”的美名，当时彭德怀总司令亲笔在发给军委和志愿军各部的通令嘉奖令中写下了“38军万岁”几个字。

一、38军辉煌战史

红军时期：

该军的主力112师前身红军第5军，1930年以红5军为主的红三军团一举攻克湖南省省会长沙市，这也是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的最大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

红三军团后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39年编为山东军区第1师随罗荣桓进军山东，创建敌后根据地。

第113师的前身是徐海东大将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在长征中孤军奋战，率先到达陕北。抗日战争中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其中一部进入山东，抗战大反攻时编为山东军区第2师。第114师的前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第53军111师，抗日战争中在地下党员万毅将军指挥下在山东举行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以“三下江南”，“四战四平”名扬天下。辽沈战役结束后， 1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在平津战役中担任天津主攻，率先突破天津城防，歼灭国民党军2.7万，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主攻天津成为38军的第二个成名仗。在整个解放战争中，38军从祖国最北的松花江畔一路过山海关，打到滇越边境，纵横5000公里，转战11个省市，歼敌16余万，攻占大小城市100余座，打遍了半个中国。

抗美援朝时期：

抗美援朝时期,38军入朝作战。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在梁兴初将军指挥下，担负关键的穿插重任。此役，38军共歼敌1.1万余人，缴获坦克14辆，大炮200余门，汽车300余辆。一举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局。第二次战役是38军的第三次成名战，也是使该军名扬天下的战役。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在嘉奖电的最后亲笔写下“第38军万岁！”几个字。从此，“万岁军”的美名名扬天下。

二、38军历任军长

在漫长的战斗历程中，从38军先后诞生了300名将军，万毅中将是首任司令兼政委（当时1纵称司令），李天佑上将是第二任司令。其中最有名的是梁兴初军长，梁兴初历来以打恶仗而闻名，九次负伤，战功赫赫，解放战争期间被称为四野的“常胜将军”。

万毅

万毅，辽宁省金县人。1907年生人，满族。一九三○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一九三六年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六二七团、六七二团、六六七团团长，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一九四二年后任东北军新一一一师副师长、师长。一九四四年该师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长、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7年逝世。

李天佑（任职:1947.07-1949.02）

李天佑 ,1914年生，广西临桂人。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连长。同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历任团长、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343旅副旅长、代理旅长。1939年赴苏联就医，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4年3月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38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27日病逝。

梁兴初（任职：1949.05-1952.05）

梁兴初，1913年生人，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营长、副团长，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东进支队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师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第十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5年逝世。

江拥辉（代，1952.07-1953.05；1953.05-1957.08）

江拥辉，1917年生人，江西瑞金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1军团保卫局科员、第1师1团副特派员、第2师特派干事,参加了长征和直罗镇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保卫部巡视员、第343旅686团营政治教导员、团副政治委员,教导5旅13团政治处主任、14团代政治委员。1943年起任滨海军区13团营长、团长，山东军区第1师2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2团团长,第1纵队1师副师长、师长，第四野战军38军112师师长、军参谋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副军长、军长。1953年回国后任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62年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83～1985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2月13日病逝。

刘贤权（1957.09-1960.05）

邓岳（1960.05-1964.08）

李光军（1964.08-1968.10）

刘海清（1968.12-1972.05）

朱月华（1972.05-1978.05）

李连秀（1978.05-1984.11）

李际均（1985.01-1987.12）

徐勤先（1987.12-1989.05）

张美远（1989.06-1993.03）

刘丕训（1993.03-1994.12）

黄信生（1994.12-1995.07）

高中兴（1995.07-2002.01）

李少军（2002.01-）

三、38军军歌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平江起义上井冈，铁流向北方。

嘿！

大战平型关，敌寇心胆寒，

南征北战，艰苦奋斗英勇又顽强，

跨过鸭绿江，碧血洒邻邦，

血染战旗红，威名天下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伟大的共产党，

嘿！

勇猛地向前进！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团结奋发为四化，军史增荣光！

嘿！

不怕流血汗，传统大发扬，

军民共建，向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枕戈燕山下，练兵在太行，

紧握手中枪，准备上战场。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伟大的共产党，

嘿！

勇猛地向前进！

开国将帅系列之二十:中国的巴顿将军___吴忠少将[转帖]

 
1977年9月，34岁时就成为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最年轻的开国将军的吴忠少将,在担任了7年北京卫戍区司令后奉调到广州军区，给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当副手，任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吴忠曾以一个旅将国民党黄维的一个兵团整整钉死在颍河岸边三天三夜，双方兵力对比为1：15。以至毛泽东日后也常常说起吴忠:“吴（无）忠者，有忠也。”
吴忠（1921—1990），四川省苍溪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二六八团排长，团政治处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排长、副连长，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连长、副营长，教导第三旅八团营长，鲁西军区第八军分区地区支队支队长，第五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二十旅五十八团团长、副旅长、旅长，第二野战军五十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师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8年底，越南对我边境地区的侵扰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忍无可忍，决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吴忠将军主动向军区党委请战并获得批准，负责统一指挥广州军区南集团部队，担负向越南北部高平实施主要战役突击的任务。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命令使吴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吴忠曾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因此被列为“揭批查”运动即清查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对象，中央军委决定免去吴忠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临战易将，乃兵家之大忌。广州军区和许世友司令员出于战事考虑暂时扣下了吴忠的免职命令。尽管如此，吴忠本人还是知道了自己被免职的消息，这时距自卫反击战发起只有13天的时间了。
是去，是留？吴忠将军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选择了留在前线。 1979年2月17日凌晨，自卫还击作战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拉开帷幕。吴忠将军亲自挎着自动步枪开始步行在热带丛林中指挥作战。
为了更好地指挥战斗和出敌不意，吴忠将军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距敌军只有几百米的前沿高地上。为保证将军的安全，指挥部决定调一辆装甲车给吴忠乘坐，吴忠坚决拒绝。他让随行的警卫人员给他拿来早已经准备的自动步枪，把钢盔往头上一戴：“我们就这样前进，遇到敌人就打，没有敌人就走！”
就这样，吴忠将军肩挎着自动步枪，安步当车，从布局走到东溪，又从东溪走到高平，再从高平走回了国内。自卫还击作战进行了1个月，年过六旬的吴忠将军硬是步行走完了越北山区的崎岖山路。
20日晚，军区前指发布命令:南集团和北集团部队会合后，由北集团指挥员统一指挥攻城战斗。命令下达时，吴忠正准备率指挥所由东溪向高平开进，指挥攻城战斗，但这道命令等于实际上解除了吴忠对已经到达高平城下的南集团部队的指挥权。吴忠再次陷入困惑和痛苦之中……最后，吴忠还是决定“以党性参战！”。21日中午，吴忠率领指挥所到达了高平城下，在听取情况汇报后，急电军区前指，建议不待北集团到达，迅速对高平城发起攻击。军区前指很快回电：同意吴忠的建议。于是，南集团部队于21日15时30分对高平城发动攻击。一时间高平城完全处于部队的火力控制之下。经过侦察、反复研究，吴忠认定高平总攻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必须立即发起总攻。于是，吴忠急电军区前指，许世友回电指示:不待北集团到达，部队于24日下午对高平发动总攻，任命吴忠为高平攻城的总指挥，统一指挥高平附近地区的所有部队。 24日17时25分，吴忠一声令下，南集团的炮兵部队一齐开火，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高平全城。
1979年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在1个月的作战中，吴忠指挥南集团部队转战越北山区，连克数城，歼灭越军近万人。回国后，吴忠继续接受了长达8年的审查。
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开国将帅系列之二十一；部分从原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的结局[转帖]

　　 吴化文：全国解放后，从部队转业。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交通厅厅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因病逝世，终年58岁。
曾泽生：先后担任过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代表，第三、四届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的位置上退休。1973年2月22日病逝，享年71岁。
张克侠：建国后历任华东林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广西农村劳动。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岁。
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岁。
邓宝珊：建国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改称省长。文革中受到冲击，1968年11月27日病逝，享年74岁。
董其武：解放后，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入朝担负修建空军基地和防空任务。回国后，部队改编为69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入党。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岁。
邓兆祥：建国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校长，随后，又担任了大连海军学校的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从海军学校调到了青岛的海军某基地工作，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85年离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岁。
程潜：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4月9日逝世，终年87岁。
陈明仁：历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4年5月21日病逝，享年71岁。
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任兵团司令员。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病逝，享年97岁。
卢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病逝，终年79岁。
马鸿宾：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第一副省长兼省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0年10月30日病逝，享年76岁。
潘文华： 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病逝，享年65岁。
马占山：1950年11月29日逝世，享年65岁。
方鼎英：解放后，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1976年6月1日病逝，享年88岁。
田颂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75年10月25日病逝，享年87岁。
邓锡侯：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病逝，享年75岁。
吴奇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1953年7月11日病逝，享年62岁。
马瑛：1950年3月，任云南省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关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病逝，终年82岁。1982年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张轸：解放后，历任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病逝，享年87岁。
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工业 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23日病逝，享年96岁。
高树勋：建国后历任河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1972年1月逝世，享年74岁。
陈铁：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林业厅厅长。1982年2月19日逝世，享年84岁。
何基沣：建国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1980年1月20日病逝。享年82岁。
李觉：建国后先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任职。文革后任政协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岁。
李振：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南军区高参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常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1月10日逝世，享年88岁。
朱鼎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5月24日逝世，享年80岁。
陈克非：建国后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9月逝世，享年63岁。
罗广文：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病逝，享年51岁。
唐生明：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六届常委。1987年10月24日病逝，享年81岁。

 宋庆龄流亡海外解密[转帖]

1928年于德国

1927年8月，一个满天星斗、没有月光的夜晚，不夜的上海已经逐渐安静下来了。
　　宋庆龄在美国友人雷娜的陪伴下，趁着夜色，悄悄地跨出莫里哀路中山故居的大门，穿过静谧的马路，赶到法国公园附近。那里早已有一辆汽车等在路旁。两人一钻进车内，汽车就急驶往黄浦江边……
　　清晨，宋庆龄登上了停泊在吴淞的一艘苏联货船。很快，轮船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海参崴急速驶去。

　　宋庆龄就是这样秘密出走莫斯科的。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照理应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送才对，为什么却要秘密出走？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一、英国《每日邮报》刊登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谣言

　　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当时，反革命气焰已十分嚣张，中**组织纷纷转入地下。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宋庆龄坚决反对“分共”。 蒋介石、汪精卫想要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分别写亲笔信拉拢宋庆龄，都被她断然拒绝。在此之前，反动军阀何键曾派兵搜查宋庆龄住宅，宋庆龄在国内的安全已无保证。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其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并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决定前往苏联。

　　消息传到宋家，立刻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到宋氏姐妹、兄弟都一致反对。他们提出，只要不去赤都，到西方任何国家，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费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但宋庆龄坚持说，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

　　这时，蒋介石等人还软硬兼施，发动宋老夫人与宋美龄、宋霭龄共同对宋庆龄进行说服拉拢，蒋介石又以高官许之，但这并没有改变宋庆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决心。蒋介石看软的不行，便要实施硬的方案，决定派特务把她干掉。后来在宋氏家人的竭力劝阻下，蒋介石才改变方案，改为“秘密监视，不许出境”。

　　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

　　宋庆龄立即秘密地准备赴苏之行。她请自己的密友、美国女记者雷娜·普罗美悄悄地为她安排这次旅行。由于宋庆龄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当，但对外界几乎密不透风。

　　到了莫斯科，宋庆龄作为苏联的国宾，受到了盛大欢迎。她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专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随后，宋庆龄和友人一起，在苏联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不料，一支 “桃色新闻”的暗箭射向宋庆龄。英国《每日邮报》最早刊登出她与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接着，美联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电讯：

　　“英国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此事将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美国、比利时、中国等很多国家的传媒也都刊登出了这条“花边新闻”。雷娜·普罗美早就从英、美等国的报纸上看到这种谣传，但不敢对宋庆龄讲，陈友仁也叮嘱雷娜千万不要告诉宋庆龄。但当宋庆龄从高加索兴冲冲地度假归来，刚一下火车，就有把《纽约时报》刊登的谣言信以为真的人，向她祝贺将有新的伴侣了。宋庆龄经受不住这种新的打击，“一听就昏厥过去了”。

　　宋庆龄对这种花边谣言如此愤怒，不仅是因为它损害了她个人的名誉，更重要的是她把这种谣言看成是一种政治暗箭，其目的在于把她和孙中山的名字割裂开来，抹掉她十分珍惜的孙夫人的身份，从而削**为捍卫孙中山主义和理想的战斗力量———而这正是她矢志不渝、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她马上发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其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澄清，并表示如无满意答复，就委任律师控告该报。

　　1928年春，在宋庆龄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斯大林在百忙中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志的友好接待，接着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这时，斯大林笑了：“你说的对，希望我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去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1927年于莫斯科

　　二、宋庆龄流亡德国

　　1928年,宋庆龄旅居德国。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的接待和照顾，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如汪精卫和孙科等人。

　　德国官方对宋庆龄来德访问一事，一直颇为顾虑。他们决定对她在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不过谨慎从事，只是进行秘密盯梢。所以，宋庆龄在德国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没有人真正出面干预。

　　在柏林，宋庆龄的身份是保密的，房东只知道她是林太太。亲友给她写信也并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一个临时租用的邮箱里，收信人写的也是林太太，有时也写为林泰。

　　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的消息，专程从美国来到柏林拜访宋庆龄。当时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的生活，本来不想接见他。但考虑到希恩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因此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他。

　　两人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你，听听你对中国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作为流亡人，哪有什么高论？”

　　“美国是你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

　　“不错，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要求你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公司就可以付给你50万美金的优厚待遇。”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然贫困，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有钱的话，请捐给中国人民，还有90%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庆龄道。

　　“不过我指的捐款当然不是捐给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为他们提供武器，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如果将钱捐给中国人民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

　　“我明白，不过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

　　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的确看得很深。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宋庆龄去演讲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希望她“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

　　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拉向蒋介石一边。司徒雷登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当时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看着宋庆龄长大的。他甚至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到柏林。

　　没想到，宋庆龄还是很倔强。对这个曾是她父亲的朋友，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人，也不给一点儿面子。宋庆龄对司徒雷登避而不见，但也留有余地———她把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与孙中山结婚的照片让人代送给这个说客。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对宋庆龄当时的处境这样描述：

　　“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革命者来找她，都被谣传说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收到电报后，不顾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匆匆启程，毅然回国参加大典。同年10月，宋庆龄再回柏林，继续流亡异乡。

三、宋庆龄手提箱失窃

　　1930年4月1日，是宋庆龄在柏林预定搬家的日子。

　　这天下午，宋庆龄提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从旧居“打的”前往新住处。她进了新居的客厅，从几个房间转了一圈。重回客厅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提箱不见了。

　　这是一个装着重要文件、贵重首饰和现金的手提箱。

　　一向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宋庆龄有点着急了。在场的房东和仆人、帮工等人也急得团团转，立刻把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但根本找不到手提箱的踪影。

　宋庆龄只好打电话给德国警察局，随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中国公使馆负责官员梁龙接到电话后，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与宋庆龄多少打过一点交道的梁龙，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手提箱里不是装着很珍贵的物品，宋庆龄是绝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公使馆的。于是，他立即向中华民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了请示汇报。

　　两天后，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口头照会德国外交部，要求侦破宋庆龄手提箱失窃一案。

　　这只失窃的手提箱中装着宋庆龄最心爱的、无法以金钱来计数的珍宝，其中包括最疼爱她的母亲送给她的陪嫁首饰。曾长期留学美国的宋庆龄知道在西方国家寻求法律保护的重要，接着她又聘请了律师代为处理这一案件。10天后，颇有办案经验的德国律师康尔特?菲尔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受理了此案。

　　德国警察总署得到上级的有关指令后，也立刻把此案列为涉外的重要案件。但考虑到宋庆龄来德的保密身份，所以这又是一个不能向外声张的、外松内紧的特殊案件。

　　然而，匆忙间快一年过去了。虽然中国驻德公使馆多次向德国外交部发了照会，虽然德国外交部、内政部、公安监察委员会、柏林警察局及其刑侦处的文件函电往返频繁，催促尽快侦破此案，但并无突破性进展。

　　正当负责侦破此案的官员冥思苦想、忧心忡忡之际。突然，案犯露出了狐狸尾巴。

　　1931年3月16日，两个德国人来到柏林一家当铺。当铺老板问小伙子要当什么，两人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过了片刻，才从怀里掏出一条珍珠项链。老板问：你们要当多少钱？其中一个人说要250马克。然而，当这个老板把珍珠项链拿在手里一掂量，就估出起码可值10000马克。

　　通常来当东西的人，多半要价都比当铺给的价要高。但这两个人对如此珍贵的项链，要价之低与其本身价值相差如此悬殊，而且神色慌张，表情很不自然。老板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不动声色地收了这条项链，并从旁打听到了他们的地址。因为老板明白，如果以如此低的价钱收当了如此昂贵的且来路不明的珍珠项链而不报警，一旦出事，自己肯定也要连带吃罪。

　　于是，两人走后，当铺老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地赶到了警察局，一五一十地做了报告。经过查证，来当珍珠项链的一个青年名叫弗朗茨?彼茨科夫斯基。而他正是一年前宋庆龄搬家时，搭载宋庆龄的那个“的士”司机。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案犯，终于“自投罗网”了。

　　原来，在宋庆龄付了车费下车后，彼茨科夫斯基驶向繁华闹市，寻找新的顾客。无意间，他发现后座上放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毫无疑问，这是刚才乘车的中国夫人遗忘下来的。彼茨科夫斯基立刻转动方向盘，七绕八拐地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当他把箱子打开时，不禁“哇”的一声喊出了口。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很多晶莹剔透、珠光四射的珍珠宝石和明晃晃的金银首饰，以及一些美元。

　　随后，彼茨科夫斯基回家与妻子一商量，就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偷偷地藏匿起来了。虽然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但小两口还是做贼心虚，他们既不敢向外人声张，也不敢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拿出来倒卖出去。

　　时间过了快一年，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彼茨科夫斯基生意清淡。为了补贴家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铤而走险。根本不识货的小两口挑挑拣拣，选出了这条珍珠项链拿到了当铺。结果在当铺露出了马脚，夫妻二人双双入狱。

　　就这样，宋庆龄的蓝色手提箱失而复得。由于案犯一直把手提箱秘密地藏匿在家中，所以箱中物品一无所失。为了表达谢意，宋庆龄从手提箱中选了一只精致的银器，送给了警察局的官员。

　　至此，这个一度惊动中德高层官员的宋庆龄手提箱失窃案，终于有惊无险地侦破了。

　　1931年，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平静生活，她立刻离开了德国，回国奔丧。从此，宋庆龄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内革命事业之中。

新浪论坛首页> 文化论坛 > 读者文摘

前苏联撤退援华专家的目的 [转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和金门危机爆发以后，中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断加剧，苏联开始有意减少或减缓向中国派遣专家（主要是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这是容易解释的，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情愿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

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核技术进行交换。因此，一旦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这种交换的客观因素就不存在了。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会谈，以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试图规劝中国领导人接受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总纲领，但遭到中共的严词拒绝，并导致激烈争论。在无法说服中共的情况下，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才企图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非常手段压服中国。

　　如果说莫斯科欲借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对中国实行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那么赫鲁晓夫应该想到，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全面制裁都没有发生效力，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对苏联的依赖性也在减弱，再使用同样的招数，除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怨恨，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何况，赫鲁晓夫想压服中国本身就表明，苏联并非要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讲，莫斯科也无法想像毁灭与中国同盟的后果。但赫鲁晓夫采取违反国际协定撤退专家的做法，恰恰是把盟国之间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以国家关系破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授人以柄，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说，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是一时冲动的、愚蠢的举动。

（《北京日报》7.20　沈志华文）　

令人发指的盗墓活动[转帖]

　　　　作者：倪方六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历史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人类足迹，是过去时代古代文明和重大往事的真实记录，是对人类每一个具体成果、每一个特别事件的还原写真。中国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文明古国，忠于史实的中国史官有敏锐的眼光，有直笔修史的优良品德，有记言修书的好传统。中国的史籍浩于烟海，仅仅26部正史就十分详细地记述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和历史瞬间，让后人得以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的人类辉煌和发生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人间往事。

　　中国古代有专门负责文字记录的官员，人们称为史。史字是象形字，在甲骨文、金文之中经常出现，其象形之体，表明是右手持物，意思是作为史官，必须忠实地记录历史。汉学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史在中国古代，是专门保管、研究和书写的官员，就是所谓持册、持书、写书之人。王国维说：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官。

　　三代以降，直至清代，史官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史书成为仅次于儒经的一类藏书，成为中国历代藏书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代朝廷之中皇家收藏之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藏书。被历代皇帝奉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十分庞大，可谓汗牛充栋：《二十五史》之中，字数最少的史书是《陈书》，大约20万字，字数居中的是《明史》，大约300余万字，字数最多的是《清史稿》，大约500万字。正史一词，最早见于梁目录学家阮孝绪之《正史削繁》。正史之称，有三史、四史、七史、十一史、十三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说。

　　正史是史官对历史的如实记录，有些史官为了忠于自己的良知，为了历史的真实，赴汤蹈火，遭受酷刑，也在所不惜。人类真实的、可信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史官的记述之中变得鲜活起来。同样，对历史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探究，以及任何一次对不可知领域的深入解幽和探秘活动，都是每一个文化学者对历史的一次梳理过程，也是一次较为专业而系统的考古挖掘——正是通过这种记录和挖掘，人类的文明得以记录，文化得以传承，真相得以还原。

　　人类对过去历史的探究是坚定而持久不懈的，是深刻而广泛的，汗牛充栋的史料就是证明。然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有一块圣地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这块圣地就是人类最后的归宿之地：坟墓。是人类真的忽略了这块土地？不是，是文化使然。中国有十分完备的墓葬制度和丧事礼仪，但在中国的文化之中，人死之后的灵魂是神圣的，也是具有某种神密的力量，对鬼神必须敬而远之。从圣人孔子到偏远乡绅，从王公大臣到普通百姓，对鬼神和灵魂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仿佛一生下来就根植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事实上，中国人对祖先的坟墓，对亲人的尸骨，看得比任何神灵都重要，都神圣，绝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和亵渎。

　　可叹的是，在人类漫长的揽幽探秘的历史考据活动之中，出现了一种极其丑恶的现象，这就是盗墓。盗墓之所以丑恶，原因有三：一是惊扰死者，是对死者及其亲人人格尊严的践踏和侵犯；二是破坏古物，是对坟墓之中随葬物的空前浩劫和无情掠夺；三是损毁遗存，是对不同时代文明遗存的肆意损坏和恣意摧毁。最为恐怖的是，在人类一次又一次丑恶的盗墓活动之中，竟然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奸尸现象！

　　在中国官方认可的正史之中，有关盗墓的记载不绝于书，而关于奸尸的描述也层出不穷。最令人震惊的奸尸事件，莫过于西汉末年赤眉军农民奸污中国第一位女皇吕雉尸！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记录在《后汉书·刘盆子传》中：赤眉军是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他们贪图财物，所到之处，大肆抢掠。京城洗劫一空之后，起义军纵火焚烧宫室，扬长而去。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南郊，兵马极盛，号称百万，声震四野。刘盆子乘坐着帝王之车，驾着三匹骏马，纵横奔驰，身后跟随着数百精骑。他们从南山直奔城邑，在郊外与更始将军严春展开激战，尸横遍野，最后，大败严春。他们占领安定、北地，来到阳城，突然，天降大雪，寒风剌骨，冰天雪地，许多起义军在冰雪中冻死。他们两眼血红，满腔仇恨，浩浩荡荡地回到城郊帝陵，疯狂地挖掘皇帝、后妃陵墓。他们惊奇地发现，汉高祖皇后吕雉的尸体，由玉匣装殓，珠宝如山，尸体鲜活如生。起义军疯狂了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奸淫了吕雉的尸体。

　　这段史书的记载，委实恐怖，令人心惊肉跳，但未必真实。因为，一代女皇的吕雉，去世之时已经60多岁了，应该称得上是老妇人。她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距西汉末年有200余年，一位260余岁的老妇人，能鲜活到哪里去？奸尸的行为可能有，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农民起义军侮辱和践踏吕雉的尸体以泄满腔怨愤。

　　宋代大学者司马光用了20余年的时间，编纂了一部惊世之作《资治通鉴》，他的眼睛都编瞎了。令司马光欣慰的是，这部史书，是公认的一部信史。这部书中，记载的盗墓贼奸淫冯贵人尸体一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冯贵人是东汉第10位皇帝汉恒帝刘志的宠妃，美艳如花，恒帝视为天下绝色。当时，皇后是窦氏，势力强大，朝廷由皇后为中心的外戚专权。掌握兵权的权臣梁冀，毒杀了9岁的汉质帝之后，扶持15岁的刘志登上皇帝的宝座。刘志做了22年的皇帝，不理政务，一味痴迷于女色。后宫之中，美女如云，多达6000人。花蕾般的冯贵人，就是众多美女中的花魁。可惜，红颜薄命，正是花季年龄的冯贵人，不幸病死。大约70年后，汉灵帝刘宏执政。这时的东汉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盗贼四起，烽火连天。一批盗贼惦记着皇帝、后妃陵，盗掘了冯贵人墓。挖开坟墓，盗贼们目瞪口呆：美丽如花的冯贵人依旧玉手如葱，美艳照人！他们不禁摸摸她的手，竟然发现还有点温热。他们喜出望外，如醉如痴，就轮奸了冯贵人尸！

　　盗墓是人类一项最为不耻的行为，但许多人认为，这是最容易发财、最为惊险刺激的一项活动。许多盗墓者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之中，盗墓是最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之一，他们感觉十分有趣，他们愿意为之冒险；他们为利益所驱使，也乐于为之冒险。人生在世上，生死至大，入土为安。可是，盗墓者却在月黑风高之夜，打死人的主意，半夜三更地挖死人的“坟墓”，惊扰长眠在地下熟睡的人。这种行为，简直是没有人性，也缺德透顶。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转帖]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太平军永安突围时，乌兰泰率清军随后撵追，除杀掉两千多人以外，还生俘一位衣衫鲜亮，谈吐不俗的“大人物”——洪大全。此人身材魁梧，面容壮伟，侃侃能言，一看就非两广地带土生土长、一般的穷酸农民或悍武矿徒。起初，清军以为是俘获了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立刻把这位爷送至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本营中细审。结果，魁伟爷们高声朗朗，言道：“杨秀清只是我臣崽而已，我是天德王。我也不是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叫洪大全。我好饮酒，我弟（洪秀全）好女色。如果赛中堂您让我前去招我弟来投顺，想必他一定听从！”

　　钦差大臣赛尚阿闻听此言，高兴得差点脑溢血死过去。劳师费饷这么多天，不仅让太平军可劲折腾，如今他们又窜向省城桂林，自己的罪过不可谓不大。现在，逮住了与洪秀全并肩的“天德王”，总算能遮掩败绩与无能。于是，他立刻命手下官吏丁守存、士魁二人仔细审问，一面驰报北京这一“天大”喜讯，准备玩“献俘”的排场给自己与大清脸面涂金。

　　赛尚阿文人出身，很懂斯文一脉，自然不搞严刑逼供那套硬的，派人好酒好肉好菜天天供养着这位“洪大全”，闲聊一样来软的套口供。

　　有关洪大全的研究资料，原始的文本仅有他自己的供述状《上咸丰表》与赛尚阿手下记录的口供，同时代一位文人“###道人”所撰的笔记《发逆初记》中很详细地描画过此人。在供述状中，洪大全自称多次应试，屡屡不第。他是湖南兴宁人（民国后改为资兴，不是广东客家人聚集的兴宁县），地主出身，家资丰饶，在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乡试时还去赶过考。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事前一年，这位洪爷仍在湖南想通过中举得功名。当时湖南主考是车顺轨，没有看中洪大全，不予录取。

　　与洪秀全相类，洪大全屡试不第，胸中郁郁，又自诩多才，每每饮酒乘醉大谈国事，表示说清朝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百事荒废，万一天下有豪杰趁机而起，天朝国事便不可收拾。当然，他口中的“豪杰”是指他自己，当时他还不知道有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由于有才气有文名，湖南郴州的许佐昌非常器重洪大全兄弟，把自己两个女儿许月桂、许香桂分别许以兄弟二人为妻。这位许佐昌，乃郴州天地会一位头目。

　　乡试落第后，洪大全携重资前往广西，准备做买卖挣大钱。恰恰赶上广西“会匪”、土匪乱多，他就自告奋勇前往当时代替林则徐到广西当钦差大臣的李星沅处，表示说自己可以帮助官军平贼。李总督特别讨厌洪大全这种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的秀才，很不待见他，辱骂一顿后把他赶了出去。恼怒之下，洪大全便转投了洪秀全。

　　在供述中，洪大全自己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洪秀全）的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我来广西，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法，均请教于我。”同时，他夸称自己在太平军中被称为“赛诸葛”，正是自己指挥太平军攻下永安城。

　　在赛尚阿安排下，洪大全本人被关押于河中大巨船雕梁画栋的内舱之中，巨烛高列，美酒无限量供应，一切都是让他写好供述。他还向赛尚阿索要《通鉴纲目》一书，边举巨觥痛饮，边奋笔疾书，不知道的人，乍看他那派头，还以为这位爷是在搞奢华的文学创作。

　　洪大全供词中水分不少。首先，洪秀全不可能封他为“天德王”，他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其次，他隐瞒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他是湖南当地的天地会香堂小头目。在《上咸丰表》中，他供述说：“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他）写书（信）离间贼党（太平军）。奈何送书之人，（只能）将箭（绑信）送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入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好玩的是，洪大全已经犯了“大逆”，供述中对咸丰爷一口一个“臣”，俨然以清朝治下的顺民、官员自居，又称自己“视死如归”，确实荒悖。无可否认的是，洪大全是真有才气，“（清军）问其贼中情形，诱以许令投降，（他）颇肯直陈，并手书数纸，千言立就。与之酒食，毫无畏惮”，显然是个不畏大场面的满腹经纶的士人。所以，当时就有文化人作诗讽刺赛尚阿：“相公新自永安回，十万精兵拥上台。但说先生能下士，谁知小丑竟多才。”

　　为了讳败为胜，赛尚阿大张旗鼓把洪大全解送入京。刑部审讯后，很快就把这位爷送往菜市口凌迟。北京方面根本不似赛尚阿想的那样兴奋，因为大臣们都知道太平军首犯中根本没有“洪大全”这个人。

　　给事中陈坛就上表说：“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以稍掩己过。”此奏，狠狠揭了赛尚阿一把。

　　洪大全被杀的时况，据《平定粤匪纪略》的眉批记载：“洪大全性极狠忍，被磔时，开目自视脔割，至刃刺心头，一呼痛而已。”可见，这位爷绝对是“慷慨就义”。

　　当时围观的闲人众多，众指谩骂。洪大全忍刑叹息，还赋诗两句：“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杀洪大全，时为咸丰三年间。赛尚阿本人很快被贬官抄家，没人再注意他送入京城被杀的俘囚到底是什么人。过了四年，咸丰六年，湖南地方官奏报当地平“贼”事宜，又提到了先前的这位“洪大全”。在湖南地方的奏折中，讲洪大全原名是焦亮，兴宁县人，与其弟焦三同为廪生，颇有文名。他早年就加入天地会（添弟会）。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现在香港还有），日后上海的“小刀会”也是天地会支系。自康熙以来，清朝各地一直闹天地会，时大时小，从未止歇。天地会原本的政治纲领是：“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复明朝。”这种帮派人员入会后一般均有化名，焦亮化名是“洪大泉”，入广西后见了洪秀全，他就改成“洪大全”了。

　　湖南地方政府文件言及洪大全，并非是想上交洪大全的“外调”报告，乃因当地天地会造反案牵涉此人。太平军起事后，自广西入湖南，占领道州，湖南各地天地会支派纷纷群起响应，郴州和桂阳州暴乱规模最大，而焦亮之弟焦玉晶（焦三）和焦亮之妻许月桂及妻妹许香桂三人，分别在兴宁和郴州揭竿而起，配合天地会等会党成员以及太平军猛攻郴州、兴宁等地，还一度占领过上述地区。

　　咸丰六年，清朝官军在宁远把天地会人员围堵，杀得他们大败。走投无路之时，焦玉晶与嫂子许月桂在嘉禾县自首。湖南巡抚骆秉章很兴奋，查实身份后，上报北京说已经擒获广西“首逆”洪大全之兄弟与妻子，还报告说，许月桂“自称大元师”，焦玉晶“充当三省贼营军帅”，他们“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兵迭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来身归命，希图免死”，并奏称已经依法把二人在当地凌迟处死。许月桂的妹妹许香桂，不久也在路亭被人抓住，审讯后凌迟。可叹的是，焦玉晶、许月桂这两个“革命”家属造反后向政府“投诚”，仍旧不免被杀。但焦玉晶的口供，倒是解开了“洪大全”身份的历史疑团。遥想许月桂、许香桂姐妹也曾是巾帼英雄，“穿红袍，执长矛，跃马如飞，率其党拼死鏖战”，此段描写出自清朝官员笔下（《王壮武公遗集》），绝非天地会会众的自我渲染。

　　由于赛尚阿当时为伪造“功绩”，让手下加工了一个《天德王洪大全供状》，把洪大全描述为一个拥有手下强大武装力量并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一字并肩王”，中外学者不少人不顾此口供水分极多，纷纷把洪大全附会成湖南天地会首领朱九涛。其实朱九涛根本没去过广西，他本人于咸丰五年在湖南战败后遭磔杀。还有研究者添油加醋，认为天地会（洪门）提倡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洪秀全提倡“宗教改革”，双方格格不入，所以洪秀全排斥“洪大全”。这些“研究”均是受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口供所误导而得出。

　　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是，洪大全（焦亮）在广西加入太平军，自称湖南天地会大头目，夸下海口，引起洪秀全等人疑忌，把他好酒好肉软禁起来。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自己还怕跑不赢，就把他当累赘扔给清军。同时，洪教主给洪大全一身好衣服穿，派人把他锁起，安排一个妇人向清军“告密”，说此人是杨秀清。由此，大大拖慢了清军对拜上帝会徒众的追击速度。

　　拜上帝会为主的太平军金田起义，根本不是与天地会的联合起义，洪大全不可能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广西当时各地就有天地会会党的多处造反，清政府称之为“土匪”，称太平军为“会匪”（拜上帝会），很明确划分了两者的不同。此外，广西天地会“山堂”特别多，根本没有统一指挥，几乎可看作是流氓黑势力的趁乱抢劫，“散则为民，聚则为寇”，但对清政府并非心腹大患。

　　洪秀全起事之初，他本人曾经明确表明对三合会（天地会）的态度：“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听说三合会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三合会又有几种恶习为我所憎，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于人颈迫献家财为入会之用，皆无道理。我们拜上帝教乃讲真理，有上帝真神助佑，与我们相比，三合会卑污不足道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太平军在广西的壮大，不少原先三合会成员纷纷受政府招安，被编为“壮勇”，作为“民兵”武装打击太平军。这些“壮勇”并不是壮族乡勇，他们都是三合会（天地会）成员，而且他们装束与太平军相类似，头戴红巾。太平军占领永安后，见“壮勇”日益增多，洪秀全还很不高兴，在发布的《救世要民谕》中提及说：“况查尔们壮丁（客家话一直以“尔”为“你”），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歃血洪门，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兆面于仇敌也！”至此，洪秀全才想到要争取天地会人员。

　　所以，日后太平军入湖南道州、郴州攻略时，就积极招募天地会成员加入。湖南的天地会，又称“添弟会”、哥老会。接着，长沙、武昌一带的天地会也纷纷响应。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天地会纷纷表示“受编”，四处开花。可惜的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在江西招募了一帮广东天地会“花旗贼”，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称号，原将统原军，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广东天地会成员多属流氓土匪出身，旗帜多用花色，故称“花旗”（与City Bank无关），而太平军本身用黄旗。“花旗军”犷悍难制，又独树一帜，石达开本来目的是想让这些人牵制官军，但这帮贼军四处扰民，到处杀人放火，极大败坏了太平军的信誉。特别是太平天国晚期，这群广东本地人出身的“花旗贼”纷纷投降政府军，充当向导，熟门熟路引官军入粤，在嘉应州（梅州）等地连端太平军老巢，终使太平天国死灰不能复燃。

　　洪大全这位才大志疏的读书人被押解入京途中，在信阳曾慷慨悲歌作《西江月》词：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谩将金锁绾冰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待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词意壮烈，水平不俗，比洪秀全歪诗高出八个档次。

　　（所有上述事情，如果哪位读者看过清朝一个在广西巡抚郑祖琛手下当过幕僚的笔名“半窝居士”所写的《粤寇起事纪实》（郑鹤声藏本），会完全改变印象。因为据他讲，所有洪大全之事，全是赛尚阿手下捏造，他这样认为：“所有擒获（洪大全）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他说的“比部某君”，是指赛尚阿手下的机要幕僚、军机章京丁守存。如此一来，似乎我上面写的数千字有关洪大全的事情都是废话了。但观其书中所记张国梁投降的事情，完全不是真事，都属于市井传言，所以，只能也把这位“半窝居士”的记述当成参考书了，不能尽信。）

全国大串联[转帖]

　　　　作者：许善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你听说过一分钱不花就可以走遍全国吗？“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是无奇不有，但当时我们国家很穷，竟能对那么多师生搞起了“免费交流”。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消费机会”，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

　　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

　　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

事实是最高法庭[转帖]

《“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
 
　　作为30年来国内长期关注“四人帮”历史的非虚构作家,叶永烈独家采访过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徐景贤、“江青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当年执行逮捕江青的张耀祠将军等百余人,所有这些采访都反映在《“四人帮”兴亡》一书中。

　　2009年1月，长篇纪实文学《“四人帮“兴亡》出版,叶永烈用了近20年采访完
成的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内地惟一正式出版的讲述“四人帮”的纪实文学。

　　采访陈伯达

　　陈伯达听说叶永烈要采访自己,原话是:“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炎而住院。十天后,叶永烈从上海赶往北京,开始对陈伯达采访。

　　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列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是从1970年10月18日,他被软禁之日算起。在宣判时,陈伯达已服刑十多年。

　　人们往往以为陈伯达是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的。其实,判决后不久,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他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度过的,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在陈伯达晚年,叶永烈多次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由于采访之前,叶永烈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所以陈伯达跟他一交谈,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是一个谈话的对手,所以也就接受了他的采访。

　　叶永烈最后一次访问陈伯达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那天正是中秋节,有人送来月饼,他高兴地吃了。那一天，陈伯达送了叶永烈一幅字,“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落款是“仲晦”。“仲晦”是陈伯达的23个笔名之一。

　　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去世。

　　王力有权修改自己的话

　　记者:你说《“四人帮”兴亡》有不可复制性,为什么?

　　叶:写《“四人帮”兴亡》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当时是死的档案,这个过一千年还是这样。文献,文献,这个文是存在的,关键是这个“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口述历史。不可复制性是指这个口述历史不能再现,那么多当事人讲述的他们在“文革”中的经过、历史细节造就了它的不可复制性。

　　比如:陈伯达一生用过23个笔名,这23个笔名,过了一千年之后,如果有人用功的话还可以再考证出来,可每个笔名的来历、他为什么叫“伯达”,就只有他本人说得清楚。“伯达”这个笔名,他说是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部电影,叫《斯巴达克斯》,讲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陈伯达说自己特别崇拜他,就从他的名字里取了两个字作自己的笔名。这种细节是不可复制的,如果那天我不问,或者没有谁去追问,事情也就过去了。再比如,当年江青在上海有一个家,我找到了她当年的二房东,又找到了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秦桂贞所谈的细节在任何书上都没有记录。

　　幸亏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做,像王力,我前后采访他8年,他死的前些天我还去找过他。

　　记者:你怎么保证受访者的表达是真实、可信的?

　　叶:采访这些历史老人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常见的,一是记忆不准确,明明是1967年1月,他说成1968年,这个还好办,因为我对“文革”历史熟悉,也容易核实。二是护短，这个比较麻烦些,他会主观上为自己说话,陈伯达这方面还好,特别明显的是王力。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力惹起一场很大的风波。

　　采访王力以后我给他看稿,王力给我加了将近2000字寄来给我。那篇文章叫《王力病中答客问》。这篇稿子发表后招来很多批判,大家那时候把王力都忘掉了,忽然冒出来个王力,说自己对党还抱有那么深的感情,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可接受。当时我在采访时他也说过这些事,但我没有把它放上去,我觉得有些话太过分,我让他改,最后请他过目,过目他又加上那么多话,我在发的时候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

　　王力当然有权修改他的话,我如果不尊重他的意见也可以,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既然请他审阅,就完全照他意见改。

　　记者:你给了“王力们”一个陈述自己的机会。

　　叶:其实那篇文章的内容,现在看也没有什么大的错,批判者却不能接受,比如“九评”,就是当年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评”里有“七评”是王力写的,这个从来没有人公布过,我把这个事情给写了,有人就说王力臭表功,其实那只是一个历史事实。

　　真相才有力量

　　记者:拘捕“四人帮”的过程有很多讹传,这次你写出了真相吗?

　　叶:拘捕“四人帮”的过程,以前有各种说法,我三次去成都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他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他讲了很多真实的细节。

　　有人写粉碎“四人帮”的纪实文学,说1976年10月6日,坦克从长安街上开过,去抓“四人帮”,这就是一个笑话了。张将军是亲捕江青的当事人,他的口述才是真实可信的。

　　记者:你的非虚构写作原则是什么?

　　叶: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记得我当时一进北大,北大的傅鹰教授,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事实是最高法庭，真相才有力量。

　(《南方周末》7.23夏榆文)

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背后[转帖]

　　7月21日清晨，在西安碑林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内，西安交通大学81岁的退休老教师陈永江早早地出现在被告席上，他是以“侵犯名誉权”被告上法庭的。

　　和他一同成为被告的，还有两位年过古稀的老同事——郁永章和杨绍侃教授。他们3位，都曾在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工作过多年。而状告他们的，原告之一的
教授、博导李连生，长江学者，既是这3位被告的后辈，也是在郁永章教授门下读的硕士和博士。

　　已退休多年的3位老教授怎么会被自己的学生和同事告上法庭呢？

　　六教授拍案而起

　　作为我国首届压缩机专业本科毕业生，73岁的杨绍侃曾担任西安交大动力二系主任，后来还担任过陕西省科委副主任。

　　2007年年底，一个教育部的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公示让长期从事压缩机技术教学科研的杨绍侃感到很惊讶：能动学院李连生教授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是“往复式压缩机理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

　　李连生在读硕士和博士期间一直都是研究涡旋压缩机的，“我心想，他没有搞过往复式压缩机，不会突然弄出这么大一个课题吧？！”杨绍侃说。心怀疑窦的他向校领导反映情况，然后从学校科研处获得了该奖项的申报材料，看过之后，“感觉有问题，全是假的东西”。

　　随后，杨绍侃找到多位曾经的老同事郁永章教授、陈永江副教授、林呆呆教授、冯全科教授和屈宗长教授，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李连生现在是能动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带头人，还曾担任能动学院副院长、分党委书记和学校人事处处长。

　　“大家都是拍案而起呀！”81岁的陈永江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6人看完报奖材料时的情景。

　　陈永江说，西交大的压缩机专业是中国的首创，1957年成立压缩机教研室，郁永章是元老之一，下来就是他、杨绍侃老师，接下来是屈宗长老师和冯全科老师。“我们这几位老人，遵循认认真真、有什么说什么的原则，一看报奖材料都火了！毁了我们压缩机专业好不容易挣来的声誉怎么办？你这种材料，把什么都说成你的，人家告了我们怎么办？如果这种风气不刹住，专业声誉怎么办？年轻教师、学生怎么办？”

　　6位老教授一致认为，项目申报人是在将他人成果任意为其所用，而且，其中许多关键理论和技术中所谓的数值模拟计算方法都是国内许多人采用的常用方法。

　　冯全科教授在评议意见中写道：“本项目推荐书中存在荒唐漏洞的地方太多，无法一一阐述列举……主要申请人的态度极不严肃，逻辑混乱。”

　　评议意见中，他还对作假手段进行了推断：“自己针对关系户单位的产品，编造所谓往复压缩机理论和关键技术——让关系户开具经济效益证明，让关系户的用户出具经济效益证明——并注明是交大的理论和关键技术的应用成果——把相关关系户的人员纳入报奖成员，互惠互利——找外行和熟人作为鉴定会成员……”

　　李连生的一等奖申报撤回

　　评议意见提交54天后，6人等来了学校的首次通知。陈永江回忆说，当时，3位领导的意思是学校地处西北，学校科技排名比较靠前来之不易，希望大家慎重对待，同时希望不要激化矛盾。

　　3月17日，6人向西安交大党委、纪委等多个部门发出第一封公开举报信，举报李连生报奖造假。不久，他们的公开举报信出现在了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上，使此事的影响面由学校内扩散到了学校外。

　　但之后，李连生仍然出现在学院科研团队领导小组中。他主持的制冷低温学科科研团队把屈宗长和冯全科等教授排除在外。

　　此后，6位老教授一直不断举报。今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小组，调查6人举报的问题。5月，西交大已将李连生的一等奖申报撤回，并免去相关职务。

　　国家的巨额投资损失殆尽

　　陈永江说，在提供给教育部报奖的申报推荐书中，很多造假情况显而易见：李连生把上海压缩机厂1965年的大型机身整体铸造技术，说成是他开发的；把沈阳鼓风（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和2001年已经获奖的两种压缩机产品，都说成是采用他的理论和技术研发的，且由沈阳鼓风（集团）有限公司开出了经济效益证明9700万元用于报奖。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申报推荐书中，从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网页上摘录了一幅LHC螺杆活塞串联压缩机的图片，贴在推荐书上，并称之是他们研究团队为我国海军舰船开发的高性能空气压缩机，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军事封锁。陈永江说，实际上，这个机器并非由他们开发，且根本不能用于海军舰船。

　　随着调查的深入，对于李连生获得的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李连生、束鹏程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发现重重疑团，这些疑团集中在经济效益的证明材料上。

　　6位举报人从学校查阅了李连生教授等人获得陕西省一等奖的报奖书，从中看到，开发成果及效益证明主要来自于西安泰德压缩机有限公司。泰德公司是1998年由陕西省计委立项成立的企业，专门用于开发涡旋压缩机，其中，西安交大李连生等人的技术成果作价400万元入股。

　　2003年，李连生凭借《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申报并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被告律师高健安说，报告显示，以2005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泰德公司的净资产仅为868.50万元，其中涡旋式空调压缩机和旋叶式汽车空调压缩机因技术设计和规模的原因均已停产，故按零值评估。“原告的技术没有产生他们自称的效益，却引起高达82％的亏损，国家的巨额投资几乎损失殆尽。”

　　也就是这一年，李连生、束鹏程教授以“涡旋式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郁永章教授说，其实在6人举报的2005年国家进步二等奖中，自己是第七完成人；屈宗长是第四完成人。当时，李连生找上门来要材料，都是师

　　生、同事，就直接交出去了。两人能保证所提供的材料没有骗人，但当时对报奖材料的其他内容却并不知情，“没有看过整个材料就签字了，因此我们也是有责任的。将来要处分，我们也有一份。”

　　是利益之争还是学术道德之争

　　庭审中，原告律师叶子丰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商业利益关系。

　　他提出，郁永章是浙江强盛公司总设计师，该公司和温州固耐公司处在同一地域，生产同类产品，是商业竞争关系。同时，在此期间，陈永江不时致电温州固耐公司，要求与其合作。“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也是利益之争。”束鹏程教授也表示，此事涉及商业利益之争。他说，这几位老教师虽然退休多年，但一直都在工作，要不在企业兼职，要么自己开公司，“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

　　对此，郁永章表示，强盛公司的产品是给出租车提供加气的小型压缩机，固耐公司则是生产大型压缩机，并非同一领域。陈永江也声明，自己是全国55家化肥厂40年的顾问，不存在胁迫一家公司与自己合作的可能。

　　几位老教授郑重要求，学校领导能否组织一场由校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能动学院学位委员会、压缩机方面的全部教师全体研究生参加的“辩论会议”，让双方面对面地澄清事实。

　　“我们的学校113年了，不能容忍有不正之风！”6位老教授如是说。

(《中国青年报》7.24雷宇等文)

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转帖]

　　　　作者：徐平 主编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戴季陶有句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反映了国民党新右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心理。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一直追随蒋介石，鼓吹“三民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制造法理依据。

　　“理论权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不解之缘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1891 年1 月6 日，生于四川广汉，自幼天资聪颖，机敏过人。1902 年考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业师徐炯影响，开始有了反满思想。1905 年，14 岁的戴季陶与同学马君武、宋耀如赴日本，先入师范学校学习，1907 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后转入振武学校。1908 年春，蒋介石赴日本，进振武学校学习。因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氏向来注重宗族思想、同乡观念，何况在异国他乡，自是格外亲热。常常一谈就谈到了深夜。

　　他们感到相见恨晚很快就结拜为兄弟。戴季陶和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和陈其美等人到“黑龙社”等场所拜会避难日本的孙中山，孙中山也十分器重这些风华正茂的进步青年，为戴季陶等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与别人不同的是，戴季陶在经常拜会孙中山的过程中，结识了在“黑龙社”工作的日本少女津渊美智子，并发生了一段罗曼史。尤为不同的是，这一浪漫故事的结晶，又牵扯出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身世的传闻，更增加了戴季陶早期生涯的传奇色彩。据戴季陶亲近的人说，蒋纬国称戴为“亲伯”，蒋纬国长大后，饱受身世流戴季陶言的困扰，曾亲自前去问戴季陶究竟是不是他的生父，戴未明说，只把镜子给蒋纬国，反问：“你说呢？”

　　1909 年，戴季陶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在《中外日报》任记者，不久任《天铎报》编辑，由于知识渊博、笔锋犀利，旋升主编。1911 年，戴因在报纸上鼓吹反清革命而被追捕，不得不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并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戴季陶返回上海，参加创办《民权报》。不久，孙中山回国主持革命大计，途经上海。戴季陶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而孙中山对此时已显露才华的戴季陶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在上海、南京进行反袁军事联络。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不久，蒋介石也来到广州投奔孙中山，戴季陶积极加以引见，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浙江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劝蒋介石要学会忍耐，“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表示“自愧而又可笑”，称赞戴季陶“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冷酷无情的反共干将

　　历史的真实永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谁能想到，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右派领军人物、死硬的###分子。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为此，戴季陶还痛哭一场，并解释说，由于他与孙中山个人关系甚深，当孙中山还活着时，他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但他表示同情共产党，“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顿时感到心灰意冷，在回四川的船上，备感凄凉，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度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十分高兴，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派。

　　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任主任。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冯自由、邓泽如、邹鲁、谢持等###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夹在二者中间的是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随着统一战线的分化，原来的中派甚至左派的一些人也转化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新右派，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他力促蒋介石尽心尽职当好黄埔军校校蒋介石与蒋经国（左）蒋纬国（右）。从长相上看，蒋纬国确实有几分像戴季陶。

　　长，说：“这是抓兵权，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你的带兵官，你也就成了百万大军的统帅。”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羽毛尚未丰满之时，还不敢和中国共产党完全决裂，乃积极在暗中抓牢兵权，排斥异己，积蓄力量。如果说国民党老右派是公开反对革命的话，那么新右派则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篡夺领导权，其理论基础便是戴季陶主义。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表现失常，出台的政策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的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之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气焰更加嚣张，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感到时机成熟，公然举起###大旗，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

　　据不完全统计，3 天中被杀害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五千余人下落不明。7 月15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铁石心肠，面目狰狞，对曾经的战友毫无怜悯。他说，这个事只能“不讲感情”；消除敌人，只能用刀子，只能大屠杀。

　　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作为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最信赖的国策顾问、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文化教育方面的决策者，戴季陶踌躇满志，更加卖力地推行他的戴季陶主义，从法理上为国民党的统治提供依据。

　　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 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日本论》、《学札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1935 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了一些解释，但戴季陶仍听不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虽然觉得戴季陶太过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又是至交，不得不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的，实是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果然，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问计于他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相互间的往来也少了，诚如专家评论的那样：蒋戴之间的关系已经蒙上了某些阴影。

　　无可奈何花落去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戴季陶与众不同，高兴不起来，拿他的话来说是：“忧恐数日不能起床，起时亦无喜色。”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在蒋介石那里日渐失宠。二是身体每况愈下，常转侧难眠，晚上须服安眠药，方可有短时间的入梦。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对头——共产党

　　的势力发展壮大。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十分担心，主张强力压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而今抗战胜利了，戴季陶更加害怕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为此曾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多种原因，使得戴季陶早先就患有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了。

　　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专门提出要会见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戴虽然###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还是欢迎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登门拜访他十分高兴。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为约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 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时间推移，蒋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黯然登机飞往广州，行前去考试院上下各室看了又看，流露无限眷恋之色，情不自禁悲从中来，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说着竟如孩童般号啕大哭起来，如丧考妣。

　　“四一二”政变时的国民党行刑队。

　　身在广州的戴季陶，日夜盼待局势奇迹般地好转，却事与愿违，噩耗接踵而来。1949 年1 月21 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1 月31 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2 月5 日，人民解放军炮火威胁下的南京政府，宣布迁都广州。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党国大员纷纷南逃。

　　一日，戴的老友、监察院长于右任前来看望，问候过后，话题转入时局，相对摇头叹息，不胜悲观。于右任仗为知己，直言责备：“戴院长系总裁最可信赖之人，胜过至亲，言足轻重，而今弄成国已不国的局面，实是难逃其责呀！”戴季陶无言以对，潸然泪下。

　　他年轻时即嗜酒似命，由于酗酒数度被送去医院抢救。成为中枢要人后，戴季陶酗酒恶习未改，更利用职权强拉下属陪着喝酒，且要一醉方休，常常彻夜狂欢，烂醉似泥，也几次差点使僚属在酒桌上丢了性命。每酗酒后，都要昏睡几日如大病了一场，导致神经衰弱，变

　　得暴躁易怒，乃至失去理智。时局的种种忧愁，搅得戴季陶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整日以酒消愁，以药助眠。

　　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判断下来，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

　　“为党国尽节，此其时矣！”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所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也决计效法陈布雷杀身成仁，可得个党国忠臣的好名声。

　　1949 年2 月11 日夜间，戴季陶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自感油尽灯枯，绕室徘徊了好一阵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第二天上午，仍不见戴季陶起床，左右大着胆子叫唤，没有回音，于是边喊边敲门，仍是毫无反应，料是有了异常，急忙撬门入室，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

　　13 日，“戴传贤在穗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当局为防动摇民心士气，在电讯中只字不提自杀，而是说：查戴氏向患心脏病，每晚需要服安眠药始能入睡，来穗后亦然。昨晚或进服安眠药过多，以致影响心脏，于12 日晨8 时不起……

　　蒋介石是在12 日当天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的，据蒋经国的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转帖]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为五十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仪式。

　　讲述中国历史以及相关的论坛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

　　林彪提出“三十字方针”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后，林彪掌控了军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解放军报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田晓光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他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田晓光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他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他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所以，1964年的元旦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也就是在这元旦前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田晓光和同志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也降临到神州大地，在场的人都无比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也就由此得名。

　　毛泽东本人赞成吗

　　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在田看来，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泽东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红宝书”最高拍卖12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语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这其中，毛泽东文章的魅力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扬。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人疯狂热衷于读毛泽东的语录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