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五七”干校[转帖]

　　　　作者：许善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机关都成立了干部学校。因为革命把一些机关“冲垮”了，干部无事可干，就到这里集中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充电”，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武装头脑”。这种干部学校就取名叫“五七”干校，其教育模式就是“五七指示”里面所说的那样。当时是想先在干校里做个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全面开花，把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五七”干校，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五七战士”，既能生产劳动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双丰收，成为充满生气的新生社会模式。“五七指示”把这样美好的前景展示在人们面前，我们都把它当成比人民公社更理想的社会模型，当时最时兴“闻风而动”和“雷厉风行”，“五七”干校就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七指示”强调学习，学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时的社会分工不像现在这么细，为了生活的需要什么都得学，记得当时有个口号“做革命多面手”，就像现在的家用电器一样，功能越多、实用性越强就越受顾客的欢迎。那时候各种工作的“技术含量”都很低，只要肯学大体上就能够应付，识字不多的人可以当干部，没有文化的人可以当教员，内行本来就少又得不到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一点儿也不新奇。

　　“五七指示”里有当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影子，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一座革命的大学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支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从这里“毕业”的老革命家，个个艰苦朴素意志坚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各行各业的排头兵，他们当年走的就是一条“五七道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主要还是发扬革命传统，让大家在新的环境里各尽所能，建设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社会。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怪现象，既然是学校就得有教员，可奇怪的是“五七”学校偏偏教员就是个“空白”，学政治不需要教员，只需要“反面教员”。似乎是“反面教员”越多，学校就越兴旺，“阶级斗争”就更热烈，这也成了“五七”干校的“独特风景”。
 

周恩来总理的真实收入 [转帖]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阅后令人感动落泪,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到某些人真是死一万次都不够。

宋庆龄在上海的最后日子[转帖]

　　李家炽，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他讲述了宋庆龄最后一次回上海的情景。

　　宋庆龄生前曾多次说过：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最后一次回上海，回到了她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她这
次回上海主要做了几件事情：

招待客人

　　1979年1月1日下午3时，宋庆龄在家里举行元旦聚餐，用茶点招待市委的有关领导，以此来庆祝元旦。出席的有彭冲（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王一平（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张甦平、沈粹缜（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和我。粉碎“四人帮”以后，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回到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互道新年祝贺。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宋庆龄跟大家说：“好多年不见，很高兴见到大家。”席间，大家谈论着“四人帮”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同时也就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搞好和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

　　因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1978年6月）之时未回上海参加纪念会，这次宋庆龄于1月26日下午5时在家里招待中国福利会领导。在这次聚会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座的各位同志都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久违的宋庆龄，其中有一位同志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祝夫人健康长寿。”宋庆龄马上回答道：“我最不喜欢这样，大家边吃边谈，交谈交谈多好。”随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这次活动。临别之时，宋庆龄还送给每人一份水果糖。

出卖旧物

　　上海人有句俗语：“卖旧货是不得已之事。”宋庆龄当时既有外国朋友的来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很关心照顾，因此经济上出现了窘况。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家中的物品能够保留到现在确实不易。但是，宋庆龄需要钱用，这次回来，她把家里的东西经整理后，于1月底卖了一些物品。宋庆龄的东西一般都是整批地卖，卖的物品主要有船模型、旧无线电、显像管、翡翠摆件、皮衣服等等。宋庆龄对我说：“你去处理。”我先找了商业系统的人，由他们派旧货商店的人员来估价。然后，管理员周和康把十几件皮衣和其他旧物，用黄鱼车搭载，送到我办公楼（康平路188号）的一楼。商店的人不知道是谁卖旧货，我们虽然都知道，但不能告诉他们。

　　在这些物品被卖之前，我就向彭冲进行了汇报。他和市委主要领导作出指示：东西不管值多少钱，因为是宋庆龄的物品，其中可能有很重要的文物价值，所以要妥善处理。后来这些物品除了翡翠摆件由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垫付买下，并放在机关的仓库外，其余的物品均由旧货商店处理了，当时完全是按照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估价的，一共才卖了2000多元。宋庆龄一直以为那些翡翠摆件是真的，皮货也是好的。所有物品被处理以后我向宋庆龄汇报，宋庆龄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卖到这个价钱的10倍，没想到是这点钱呀！”

　　宋庆龄逝世后，这批翡翠摆件全部交付宋庆龄故居了。

清理资料

　　宋庆龄这次回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资料，其中以书信居多。宋庆龄清理资料都是自己动手，不会叫其他人来帮忙。我们体会到，处理此类事情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当她看到一封封信件和资料时，睹物思人，过去很多的事情会涌上心头。孙中山先生逝世得早，一直以来她一个人独自奋斗，在捍卫孙中山思想的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仅有的几位革命战友也因为种种原因离她而去。宋庆龄生前最痛恨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对于这种人，她曾经说过：“要掴他的耳光。”

　　这次清理非常累，每一封书信她都要亲自过目，决定是否有用，是否需要留下或是处理掉。阿姨(钟兴宝、顾金凤)只能是帮忙搬动搬动，留下的信件只是小部分，绝大部分都销毁了，重要的资料都留下了。处理完这些资料后，她的脚背都肿了。

　　后来我们在清理宋庆龄的遗物的时候，就寓所里所有的物品都进行了登记造册。当时我首先清理她的卧室，在卧室里首先清理壁橱和文件箱。文件箱没有上锁，箱子一拉开，我首先看到的是里面的信件，共有26封。我看到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给宋庆龄的信件，有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的书面记录，有毛泽东请她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特别重要的信件等。这次清理出来的还有40多份党内文件，上交上海市委。

给寓所拍照

　　宋庆龄这次回上海，还特意交代摄影师将寓所的房子进行了全景拍照。我想，她大概是因年龄、身体的原因，不能常回上海，想留一个纪念吧，她是多么地留恋上海的家呀!

　　在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宋庆龄是非常繁忙的：作为一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宋庆龄一共接待了15批客人；写了十几封信件；应新华社之约就国际儿童节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还要亲自动手清理资料、整理物品；等等。总之，宋庆龄这次回来，既短暂，又繁忙。加之她身体不好，脚肿背痛，凡事都要事必躬亲，确实不易。后来由于宋庆龄要在3月份去北京会见一些海外客人，就于1979年2月25日匆忙离开了上海。

　　(《百年潮》2009年第6期　李家炽口述　

 是谁“创办”了《论语》杂志？ [转帖]

　　■李勇军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无数次遇到这样一种表述：“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三种刊物……”

　　最近，终于辗转借阅到《论语》从创办到终刊的一百多期杂志（有少量缺期）；再参阅《沪上名刊〈论语〉谈往》、《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等著作，笔者对此有一些新的解读。

　　“主编林语堂”

　　《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

　　关于刊名由来，章克标是这样叙述的：该刊创刊前，时当炎夏，大家一面纳凉，一面在邵洵美家客厅里闲谈，讲起要出一本刊物来消消闲。刊物的名字叫什么谈得最久，总之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能出奇制胜。众口嘈嘈之际，章忽然想到了林语堂的大名“林语”两字声音相似的“论语”，心想有论有语，论论议议，干脆借用中国人全知道的孔夫子的《论语》这本书名来作刊物的名字，结果大家一致附和。

　　从创刊号起，林语堂便是担着“主编”之名进入公众视野的。

　　但是，按照林达祖（《论语》后期编辑）的说法：因为林语堂还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所以曾为邵洵美的书店编过《金屋月刊》的章克标承担起大量的具体编辑工作。创刊号“编辑后记”落款“记者K”，便是章克标的化名。

　　——多年之后，由邵洵美执笔的《论语简史》（见《论语》第142期，1947年12月1日出版）是这样叙述的：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

　　据章克标回忆，在《论语》创办初期，不管是林语堂，还是列名的“长期撰稿员”，大家仅为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之类。孰料该刊不久便热销，于是在发行到第10期前后，林语堂便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邵让他找负责实际工作的经理章克标。章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

　　然而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章克标为此非常恼火，向邵洵美抱怨，说林语堂“是个门槛精！”他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最终导致双方分手。

　　林达祖的叙述印证了这一说法：“……约一年之后，林语堂看到《论语》的生意兴隆而眼红了，而这个刊物毕竟是时代图书杂志公司的，或者说是邵洵美的，想自己的辛苦，只是为了他人做嫁衣裳，一念之私，他决定自己去办《人间世》、《宇宙风》，把陶亢德拉去做助手。”

　　稿费的“变迁”

　　暂且抛开如何开“编辑费”这一话题，先说《论语》杂志的稿费标准。

　　最初，在“本刊投稿规约”的第四条，写明“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但酌赠本刊。”

　　自第13期起，该刊“投稿规约”有关稿费一条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

　　此后，该刊的“新定投稿规约”进一步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稿费暂定一律每千字三元，每月底发出。”

　　该刊第36期再次刊出有关稿费的启事：“本刊本期起文字稿费增至千字四元，图画每帧三元。”——不过这时林语堂已经离开《论语》了。

　　林氏担任主编一年有零。从第27期起，陶亢德正式担任主编。

　　林氏离开时，发表一则声明说：“承论语社同人之托主编《论语》，安度一年，基础粗定……另有编译计划，势难兼顾……”他对《论语》表现得一往情深。在接下来的第28期《论语》上，他发表了《与陶亢德书》：“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今将有远行，交先生抚养，安能无数句叮咛语耶？人人视其文章，亦如其血脉骨肉，今举众胎儿以托于子，又安可无数句叮咛语耶？吾不知话从何说起，惟子知其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毋使傲慢荒嬉，亦毋使失其赤子之心天真之乐。”

　　陶亢德原在《生活》周刊任编辑，常以“徒然”的笔名发表短评。他有着较丰富的编辑经验，一直主编《论语》至1936年2月出版第82期为止。

　　不过，在《人间世》创办之后，他以林氏“助手”的身份承担起该刊大量具体工作，便不再是《论语》的“全职主编”。

　　主编与“老板”的关系

　　据《邵洵美年表》记载，邵氏是在1930年上半年加入中国美术刊行社、投资《时代》画报，并于当年11月正式参与该刊编辑工作的。以邵洵美当年的财力，当他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进去之后，他便能够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中左右局面。

　　在此期间，邵洵美投身出版界的另一项重大行动是：接手新月书店并担任经理。

　　章克标回忆说：“洵美可以说是为了志摩的缘故而去加入新月书店的，时为1931年4月。他当然无法实干，于是委托了林微音（按：海派的男作家）去上班，代行管理日常事物。”

　　1932年4月，邵洵美因书店经营困难专程赴北平。秋天，新月书店关闭。此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时代》画报。

　　1932年9月1日，时代印刷公司（后改名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张，作为中国第一家使用世界最新式影写版印刷机的机构而享誉一时。（《论语》的正式出刊时间选择在9月16日，是否与这一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待考。）

　　1933年11月1日，中国美术刊行社增加资本改组为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图书公司），股东为邵洵美、曹涵美、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五人，但是二张一叶并未实际投入一分钱的股金。至此，邵洵美显然已经成为核心人物。

　　再说林语堂脱离《论语》之后，开始与良友公司合作，为其编辑《人间世》半月刊。对方开出每月编辑费500元，并提供一间专门办公室的优厚条件。

　　而与此同时，邵氏旗下的《时代》画报和《论语》半月刊红红火火。我们可以看到，从《论语》第12期（1933年3月16日出版）开始，几乎每期封底都是号称“中国两大便宜刊物”的联合征订广告。到1934年“搬进汉口路新建成的弄堂房子以后”，时代图书公司更是进入全盛时期，宣称同时发行五大杂志：一是陶亢德主编的《论语》；二是叶浅予主编的《时代画报》；三是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四是宗淮庭主编的《时代电影》；五是张光宇主编的《万象》月刊。

　　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里就涉及到杂志主编与出版机构老板之间的关系。

　　据笔者考察，在上世纪30年代，杂志有三种基本出版模式：（一）代理发行；（二）合作出版；（三）自办杂志。相应地，出版发行机构（书店、书局、图书公司、报馆等）和编辑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第一种最宽松：你编你的，我发我的，互不干预“内政”（也有因此而带来祸端甚至被封门的，属个别情况）；到时按实际销售量结算，并抽取一定比例的代理费用。第二种方式，主编与书店老板之间，更像今天所说的“带项目加盟”。因此大多都能相处得客客气气。林语堂和邵洵美之间，就属于第二种关系。

　　接下来，林氏和良友公司的合作也是这种关系。据马国亮回忆：一天他到总经理室谈工作，还没等开口，伍联德便兴冲冲地告诉他说，林语堂要给良友办一份杂志，一切都已谈妥，马上就能开始工作。显然，像林氏这样的文化名流能带着“项目”谈合作，书店老板也是喜出望外。

　　第三种方式，才是真正老板和雇员的紧密型关系：拿老板的工资，干一份工作；老板可以随时将其解雇，也可以在内部不同的部门之间调岗；因此对于主编或编辑就有了更多的限制，比如有的明确要求不得在外面兼职。——不过，这是另外一篇文章中的内容了。

陈赓为周恩来结婚出过力[转帖]

　　　　作者：陈冠任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赓与周恩来是在黄埔军校相识的。周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陈赓毕业后留校任黄埔军校第2期入伍生连连长，后为第3期本科副队长，在党内，他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精明能干，又生性开朗幽默的陈赓深得周恩来的喜爱。

　　1925年8月初，周恩来与相恋5年之久的邓颖超打算结婚。邓颖超远在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党组织决定调她来广东区委会工作，一则配合周恩来的工作，二则照顾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周恩来写信给邓颖超，要她速来广州。可就在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时，周恩来因公务缠身，不能去接站，于是就把陈赓叫来，交给了他一张相片，说：“你嫂子就是这人，接站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陈赓拿着照片乐滋滋地去火车站接“新娘子”去了。谁知火车到站后，他瞪圆了眼珠子，都没见着照片上的姑娘，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新娘子”还是不见人。没办法，他只好打道回府。

　　他一回到黄埔军校，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围满了人，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陈赓接来的“新娘子”呢。陈赓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定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一进门就喊道：

　　“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

　　他把责任推给周恩来给他的那张旧相片，说：“大伙瞧瞧，这老照片，叫我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

　　陈赓正在“嫁祸于人”时，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她正是相片上的那位姑娘！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自己径直找到他的住处。此刻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叫他去接你，你看他居然把人接丢了！”

　　大家哄地围上去：“罚陈赓！狠狠地罚他！”

　　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住要他向邓颖超赔礼，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陈赓、张婉华、李富春、蔡畅等都来了参加。婚礼虽然简朴，但是却很热闹。

　　这场婚礼就是由陈赓“戴罪立功”具体操办的。

　　在多年以后，陈赓谈起此事就说：“我为周主任和邓大姐结婚出过力。”对此，后来在他追求心仪的对象王根英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为他做了不少的工作，使王根英对“吊儿郎当”的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最后两人也结成了夫妻。在他们的婚礼上，邓颖超也笑着说：“陈赓，你能娶上小王这样的好姑娘，也有我和恩来一份功劳哟！”

　　“是是，永志不忘！”陈赓又是敬礼，又是哈腰，把众人逗得哄堂大笑。

　　在大革命失败后，陈赓直接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工作，承担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长征途中，周恩来终因劳累过度，每天咳嗽不止，病倒了。有时高烧达40度，神志昏迷，说胡话，一连几天不退烧。由于无医少药，生命已危在旦夕。偏偏在这时，担架队的战士也一个个病倒了。第3军团长彭德怀当机立断，说：“扔掉两门追击炮，腾出了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重病号。”

　　时任军委干部团团长的陈赓说：“我来任队长。”

　　结果，以陈赓为队长的担架队，抬着周恩来上路了。周恩来后来说：“在长征路上，我大难不死，得感谢陈赓和担架队的同志！”

　　陈赓和周恩来夫妇的友情持续了一生。

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转帖]

　　■程巍

　　　　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

　　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

　　　　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想象的共同体

　　1900年，张一麐入蜀襄试，其《古红梅阁笔记》记云：“以十月二十六日抵上海，章君伯初方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询其行程，彼抵美只月余，余抵成都尚在其后。”他沿最快的水路走了近两个月，才抵达成都，长叹“吾国交通不便”。十七年后，胡适自美归国，从纽约乘火车北上加拿大，再横穿北美大陆，在温哥华搭船横渡太平洋，抵上海，陆路加水路，仅用一个月。

　　将时间换算成空间，则张一麐从上海到成都等于绕地球一圈。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谈到诸如中华帝国这种地域辽阔的前现代国家，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

　　由于低效的农业经济无力供养一个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平方厘米的国土和每个臣民的生活的庞大官僚体系，这种前现代帝国对其辽阔的国土和分散的人民主要采取一种象征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按安德森的标准，中国只是一个由众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共同体组成的松散的“想象的共同体”，而非一个被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及国家管理技术高度整合起来的现实的政治共同体。

　　空间距离造成各地时间的脱节（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不相连”的各地方共同体只是处在日历上而非一体化意义上的“同时”。帝国呈现出一种时空断层结构，不成其为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不仅意味着主权在其领土的每平方厘米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还意味着国家对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霍布斯鲍姆谈到欧洲现代国家时说：“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成年公民（意指男性），其实应该是所有国民，无分性别与年龄，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与监督。”诸如国土测量、地图绘制、语言统一与标准化、邮政编码、住房编号、注册制度、身份制度、义务兵制度、强迫教育、户口普查、公共场所各种登记制度以及签证制度等，将每个国民的生活纳入国家的控制，“到19世纪，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每一个国民都直接受到国家对个人行动的管理与牵制”。

　　与霍布斯鲍姆不同，冷战时代的汉学家魏特夫为论证现代专制的“东方根源”，征用法兰克福学派和韦伯分别用来分析“以技术而不是暴力实现社会全面控制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和“技术官僚体制”理论，认为中华帝国通过实施大型工程将全体臣民的生活置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他还谈到帝国“四通八达”的驰道和驿道、“庞大而有效”的邮政系统等，并特别指出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高速有效地运转，如“帝国邮政将有关全国各地的情报迅速而秘密地供给政府”，众多驿差使帝国政府“一昼夜中可以收到需要10天路程的地方来的消息”。如此，他就把辽阔的中华帝国盆景化了。其实，作为一个松散的想象共同体的中国是在学习西方现代国家的“工具理性”的国家管理技术后，才开始变成一个全面控制的政治共同体。

　　魏特夫大大夸张了中华帝国政府对其辽阔国土的每平方厘米及每个臣民进行“全面控制”的技术可能性。韦伯早在1916年就说过，与中华帝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人口相比，其官僚体制显得太小，“几个官员就几乎管理着一个面积几乎和普鲁士一个邦那么大的县”，而“政府居然认为靠这么点点专职官员就能维持下去，这实在令人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专制帝国”的各地处于相对自治状态，却并未导致帝国解体。这种现象，促使他对中华帝国的研究从官僚制度转向一种无形的制度（礼教），并把“文学之士”置于其核心，“几乎近于古埃及的文书和祭司合起来的影响”，他们使“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离心力

　　这个庞大的想象共同体在清末民初遭遇了严重的解体危机：外有列强环伺蚕食，内有“割据诸侯”占地为王，而汹涌而来的西潮对一直维系着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完整的儒教“名分大义”形成巨大冲击。1922年，政治自由主义者胡适与一班政论家起劲鼓动美国式的“联省自治”。他一面说中央政府已衰弱到“令不出都”的地步，“今日中国已无政府”可言，一面又认为“中央与各省分权”（此时，在他那里，“无政府”又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集权政府，以致有必要和地方分权，而实际上，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太大，足以左右中央或者独立，林纾1919年忧心如焚地写道：“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纠纷的唯一办法，说“这两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若各省自治，各订宪法，则“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当黎元洪以“地方自治”作为妥协方案时，胡适依然不满：“这道命令自然是应付那‘联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联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说‘地方自治’。这个理由，也不难猜测。‘地方自治’是对‘中央集权’而言，究竟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联省自治派除了胡适这种书斋里的冥想家外（作为列强之一的美国并无外患，且各州政府一定会承认联邦政府，否则就有“南北战争”），还包括为他们的见解喝彩的“割据诸侯”。好在这种“民主”主张遭到北方和南方那些“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对胡适来说，此乃旧观念）的国家统一派的强烈反对。吴佩孚在通电中讥讽联省自治派“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环视之国家供冥想之试验”，可谓一语中的。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试验的，因为它具有不可逆性。

　　联省自治派试图以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来消弭南北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的连年混战。但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军阀混战并非坏事。清末以来，伴随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军政势力迅速崛起，入民国后，中央政府更是徒有其名，无力“削藩”以达成国家统一。此时，各地方势力的混战就成了消耗地方势力的一种方式，消耗到只剩下一个强大的势力起而统一全国。令人担心的反倒是各地方势力不战而和，不承认一个高出自己的“主权”的中央政府，并签订一个中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中国势必像17世纪之后的欧洲那样裂为几十个“民族国家”，不再“五族共和”了。

　　十年后，胡适才意识到“联省自治”对国家统一的危害：“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一年后，他又以相近的句子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局面，使蒋廷黼悲观地说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当时不乏有人将中国现状类比为黑格尔时代分裂成几百个小邦的日尔曼民族。他们的思考与黑格尔思考日尔曼民族的非国家状态时如出一辙。黑格尔肯定会认为“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世界精神”在其外化的某个阶段的一种形态，还不成其为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当这个由古老的想象而非“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联系起来的松散的民族共同体遭遇民族危机时，就会立即显出马克思后来所说的“一袋土豆”的状态。他指出，日尔曼人太自由散漫，只看得见一个个日尔曼人，看不见一个共同的日尔曼国家，“个人隶属于全体只是在风俗、宗教、看不见的精神和一些主要的利益方面。在其余的地方，他不允许他自己受全体的限制”，“日尔曼的政治机构只不外是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取走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罢了”，但“一个国家要求一个共同的中心，一个君主和代议机构，把关于对外关系、战争和财政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样的中心又必须具有必要的权力以指导这些事务，以执行它的决定，以维系各个部门使从属于它”，“按照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权力范围的科学考察来加以规定的话，就可以看见，德国不能够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

　　但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电报网与政治共同体

　　如今的教科书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进了“现代”，而清末洋务运动和新政运动只引入了技术和制度，没引入文化，所以全“失败”了。但失败者也有遗产。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利用了清末民初诸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成果。即便不提“五四”新文化大多已译介于晚清，单就技术和制度而言，何尝不也是文化？它们对国民的时空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影响决不逊于一本《新青年》；此外，如果1917年之后始有人提倡民主，那1912年何以建成民主共和国？

　　清末以来政府在财政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引进的各种技术和制度（铁路、轮船、航空、电报、印刷机、邮政系统、房屋编号、国语统一、国民教育体系、强迫教育等），为日后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技术、制度和社会诸方面的基础，不能为了把1917年神话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将其一笔抹煞。长城非一日建成。

　　自洋务运动始，铁路和轮船已陆续出现于中国，但其数量之少且分布不均不足以将偌大的中国连为一体。1928年，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绘制出几张有关中美两国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和工业状态的对比图，胡适认为足以启发国人，撰文道：“我们试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地图。长江以南，没有一条完成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以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疆域，没有一条铁路干线。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现代国家。前年北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一位甘肃代表来赴会，路上走了一百零四天才到北京。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国家。云南人要领法国护照，经过安南，方才能到上海。云南汇一百元到北京，要三百元的汇水！这样的国家决不成一个国家。去年胡若愚同龙云在云南打仗，打的个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么法子？这样的国家能做到统一吗？所以现在的第一件事是造铁路。完成粤汉铁路，完成陇海铁路，赶筑川汉、川滇、宁湘等等干路，拼命实现孙中山先生十万里铁路的梦想，然后可以有统一的可能，然后可以说我们是个国家。所以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赶成一副最经济的交通系统。”

　　胡适像孙中山一样羡慕美国纵横交错的铁路系统，并从中看出其对国家统一的巨大功用。但他们是狂想家，不考虑国家财政无力“赶成”一副完整的现代交通体系，而从列强借债，势必产生路权和主权问题，这又被他们当做政府“卖国”的证据。他们忽视了另一种更现代的通讯技术——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投资少（不用举外债，主权在我）且建成快的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就在张一麐沿水路向成都艰难跋涉的1900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批准设立南北洋电报：“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踪，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曰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偱，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报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腐坏。如由天津陆路偱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互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机，常用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赀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如蒙俞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径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

　　南北洋电报于次年建成。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它是时间和意识的加速器。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以前因地理距离而处于不同时空的各地方共同体，如今被电报一齐带进同一个时空共同体。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能迅速变成全国运动，1918年11月欧战胜利消息能在同一刻传遍全国并形成举国同庆的场面，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1927年的北伐能进展神速，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且，电报也成为“国际运动”的媒介：巴黎和会期间，七千封电报从中国各地发向巴黎。这一切，在190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网的设立，使这个处在“空洞的、异质的时间”中的古老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各地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共时性。没有遍布全国的电报网及重要区域的现代交通网，1913年后分裂的中国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再度获得统一。

“牛人”吴宗济[转帖]

　　■陈虎

　　吴宗济，当代语言学家（1909-），今年正好一百岁。清华大学第六届毕业生。他的父亲曾是慈禧老佛爷的红人，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堂舅盛宣怀曾做过清末的邮传部大臣。他一生阅历丰富

　　，开过电影公司、喜欢摄影、做过“走私贸易”、当过电台经理、曾被怀疑国际大间谍而惊动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事实验语言学研究近70年，被誉为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奠基人，年过九旬，仍然经常到单位参加活动，等等，这一连串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不能不说吴宗济很“牛”了吧。　　吴宗济，当代语言学家（1909-），今年正好一百岁。清华大学第六届毕业生。他的父亲曾是慈禧老佛爷的红人，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堂舅盛宣怀曾做过清末的邮传部大臣。他一生阅历丰富

　　，开过电影公司、喜欢摄影、做过“走私贸易”、当过电台经理、曾被怀疑国际大间谍而惊动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事实验语言学研究近70年，被誉为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奠基人，年过九旬，仍然经常到单位参加活动，等等，这一连串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不能不说吴宗济很“牛”了吧。

　　显赫的家世

　　吴先生的父亲吴永那一辈，家境并不怎么好。吴永14岁时父亲去世，生活无着，流落在湖南凭借着一手好金石混饭吃。就这样一位家境寒微，又非科举正途出身，甚至连个捐班杂役身份也没有的人，日后能够让郭嵩焘、曾纪泽、李鸿章、盛宣怀等当时响当当的人物看好，必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据吴宗济老人回忆，他父亲吴永精通音律，擅长古文，酷好金石。经营金石生意的吴永，一个偶然的时间被同样酷爱金石的郭嵩焘的侄子碰上，由于两人有着相同的爱好，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于是就给吴永安排了一个文书的差事，以便经常切磋。后来因为时常往来于郭嵩焘的府中，经常向同样喜欢古文和金石的郭嵩焘请教古文而受到郭嵩焘的赏识，不久就被郭嵩焘推荐给曾纪泽当其幕僚。由于吴永办事干练，又有文才，甚得曾纪泽的赏识。后来，曾纪泽干脆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还给他弄了个直隶候补知县。一年后，曾纪泽去世。因为他岳父的缘故，吴永又认识了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李鸿章幕府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干才。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主持对日和谈，于是吴永就成了李鸿章身边颇为倚重的“办约文案委员”。在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与他“以通家子弟相待，同案共饭，随意谈论，督励训诲，无所不至”。光绪二十三年（1896），经过李鸿章的大力推荐，吴永被任命为京郊怀来县的七品县令。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夕，慈禧仓皇逃出北京，第一站就到了当时隶属怀来的鸡鸣驿。吴永慌忙接驾，他任职的怀来非常贫瘠，又加之当时兵荒马乱，鸡蛋、小米粥、玉米面窝窝头就已经是倾其所有了。尽管十分简陋，但饥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兴。再加上他在李鸿章幕府的长期历练，也确实有些才能。见驾时应对从容，对朝廷的忠诚溢于言表，于是得到了慈禧的赏识。之后，应慈禧的要求，一直伴随慈禧左右继续西逃，直至跟随慈禧返回北京，做了五品的京官。由于是躐等重用，不免引起当时京城大僚们如李莲英、岑春煊等人的嫉妒和排挤。深知官场险恶的慈禧为了历练、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吴永，就把他外放到西安做了一个四品的道台。不久，又将他放到了更远的广东雷琼道。这期间，吴永的第一任妻子曾夫人去世。在上海的盛宣怀认为吴永是慈禧的亲信，又有才干，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为了能与慈禧老佛爷攀上关系，就把自己的堂妹盛瑶华嫁给吴永做了继室。当时，吴永已经赴雷琼道任到了广东，于是盛宣怀就派人把他的堂妹从上海一直送到了广东与吴永完婚。这是1905年或1906年的事情了。不久，盛瑶华就为吴永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此后，吴永被改任山东的兖沂曹济道，举家迁到了号称江北“鱼米之乡”的济宁。1909年，在济宁盛瑶华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就是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被称为中国实验语言学奠基人的吴宗济。

　　童年的记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清朝遗老的吴永带着家人一直生活在山东的烟台等地，做了烟台地方上的一名外交人员，吴宗济也一直跟随着父亲在烟台生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烟台当时是通商口岸，吴永因工作原因，要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为了工作方便，家里还请了英文和日文两个翻译。因为经常与外国人交往，与各色外国人聚餐的场合是在所难免的，而每次这样的聚餐，吴永都免不了要带着年幼可爱的吴宗济。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吴宗济每当回忆起这段童年生活的快乐情景时，还不无羡慕地说：“每每父亲带着我参加聚餐，大人们在谈事，我们小孩子们就大饱口福。小时候没少吃洋菜，有他们大人的一份，就有我们小孩的一份。那时的菜比较讲究，法国菜比较好，但有点辣。意大利菜也是。美国菜要不得。俄国菜好。在大饭店，晚餐时要奏乐。他们大人吃不惯西餐，就我一个人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当时一切旧有的制度都还在维持，只是形式上的革命而已。尤其是民间的社会生活，更是没有多少变化。革命后的许多年，辫子虽然没有了，但长袍马褂仍然满街都是。吴宗济自幼所受的教育可谓中西合璧，他的母亲盛瑶华，受过良好的教育，弹得一手好古筝。父亲也颇有音乐方面的修养，能够背手弹琵琶，家里还有钢琴。所以，吴宗济幼年就曾受到过音乐方面的良好熏陶。据吴宗济回忆说：母亲长得非常端庄，性格温柔，带有北方口音的常州话，说起话来细声细气。3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那时，家里每天有很多人求见父亲，名片都送到内宅交给母亲。母亲就把名片剪成两片，翻过来写字作为我识字的‘方块字’，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在吴宗济11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吴先生对母亲的感情很深，许多年以后，吴先生又回到常州母亲的出生地，回到盛宣怀在常州青果巷气派、幽静的老宅，“在静静的院子里，感觉着母亲的气息”，久久不愿离去。

　　吴、盛两家联姻后，一直过从甚密。吴宗济出生时，盛宣怀就立即写信给吴永，以示祝贺。盛宣怀的夫人，也是常州庄家的大家闺秀。作为清朝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不仅做官、做生意，还热心于办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如由他兴办的南洋公学（不久，改为南洋大学，即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中学等。1922年，13岁的吴宗济离开了生活10年的烟台，被父亲送到了上海的舅舅家，就读于舅舅所办的南洋中学。这时，在上海读书的亲母舅盛麟怀正巧去英国留学，于是吴宗济就住在了堂舅盛宣怀的府中。据吴先生回忆说：“舅舅家房子非常大，权势也非常大。当时上海的南京西路，差不多半条街都是盛家的。”所以，吴先生经常对人说：“我小时候是前清遗少，是公子少爷，没受过苦。”

　　多彩的求学历程

　　因为小时候淘气，父亲吴永就把他送进了当时管理最严厉的学校。据吴先生回忆说：“进的是军校，出来之后是当军官。在上海（南洋中学）念了一段时间初中，后来就到了北平（成达学校）。那时每天上5小时的操，十八般武艺都得学，身上经常带着九节鞭。那时是死念书，记住了就是满分，我年轻时记忆力特好，所以年年考第一。父亲本答应中学毕业后送我去留学，但念到最后一年，学校停办了。没办法，就考了南开的预科，为的是将来转到清华，学留洋。录取之后，父亲和家里人都不让去。因为他们认为，家里有好多书放着不念，去念洋学没什么意思。当时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堂兄，很有些新思想，极力支持我报考清华。”

　　清华成立于1911年，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赵元任、胡适就是这个“留美预备学校”第二届的学生。因为当时处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的特殊时期，清华允许同等学力者报考。在南开预科读了一年的吴宗济就报名参加了考试。那时大学的招生，都是各个大学独立进行招生考试，且文理不分科。1928年暑假，吴先生闭门两个月，恶补微积分、解析几何等从未学过的东西。据他回忆：“当时，为应付考试，就买了一些清华往年的入学试题死抠，没人教，就一道题一道题地在家做。那年是杨树达主考中文，出的题目是古文的，我是用古文答的题。杨树达有点偏心，古文好的就给满分，我就是这样把总分提上去的。数学没办法，刚及格。英文也不怎么样。”

　　1928年，吴宗济进入清华读书。那时大学部刚成立，直至1929年，学校的最后一批留美预备生才离开学校。后来著名的学者如刘盼遂、吴世昌等，都在当时的大学部读书。最初他就读的是市政工程系，一年后该系停办。家人就打算送他去上海，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最后留在了清华，改学了化学。次年，因病休学，这一休就是两年。

　　休学期间，吴宗济到了上海，一边养病，一边在联华电影公司干起了拍摄电影的工作。当时，阮玲玉、金焰等都是联华公司麾下的电影演员，其中阮玲玉还一度与吴宗济的夫人成了亲如姊妹的密友。作为电影公司摄影师的吴宗济，期间所完整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就是由阮玲玉主演的《桃花泣雪记》。由于这一缘故，后来在清华明斋的学生宿舍里，他还利用自己这一特殊身份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许多后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摄影师这一职业，后来在赵元任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受聘去美国讲学后，他自己自谋职业过程中在联华公司又做了一段时间。结果，在进口胶片的挤压下，不到两年，主营国产胶片的联华公司就倒闭了。于是，他又在北京开了另一家公司，继续拍片子，这样，白杨就成了他的第一班的学生。

　　1932年，休学两年后，病愈的吴宗济回到清华复学。因为数学学习非常困难，他被迫转系，改学了中文，与后来的著名学者林庚成了同班同学，与季羡林成了同届不同系的同学。当时中文系名师济济一堂，俞平伯教诗词，朱自清教新闻学兼讲古诗词，杨树达教一年级的大学中文，罗常培教语音学，吴宓教外国文学等等。据吴先生回忆说：“吴宓先生不得了啊！他对我影响很大。他念《荷马史诗》，考试时让我们用英文写里面的内容，我英文不扎实，只好用中文写，吴宓先生特许我这样答卷子。跟他学西洋文学史，用中文答考试卷子的就只有我一个。”

　　吴宗济在清华的大学生活也是多彩的。由于他擅长摄影，又有音乐方面的特长，所以他属于学生课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上学期间，他参加过清华大学的军乐队。在乐队中，他又是多面手，吹过双簧管，弹过大贝司等。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大学时期由体育教师马约翰教给的校歌和拉拉队队歌。

　　在清华的老师中，吴宗济称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比较大。一位是体育老师马约翰。从马约翰身上学到了不屈的拼搏精神；一位是吴宓，他对自己外文学习的提高帮助很大，师生交往也不错。后来，吴宓先生在出版他的《吴宓诗集》时还让吴宗济在他的书斋“藤影荷声之馆”拍了工作照用于《诗集》的封面上；第三位是罗常培先生。虽然仅听了罗先生半年的语音学课，但正是听了这半年课以后，吴宗济才决定改做实验语言学的。这一专业，成了他孜孜追求一生并且做出了巨大成就的事业。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补听缺斋”，其典故也是来源于他的老师罗先生，并且一直沿用几十年而不变。

　　传奇的工作经历

　　1934年，吴宗济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就业于清华大学出版事务处从事编辑工作。1935年，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从事方言调查需要，在全国招考研究人员一名。当时在南京、北平（今北京）、上海、武汉均登出了招考启示，四个地方报名者不下百人。当时，北平的考场就设在北海静心斋历史语言所的旧址，主考为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考试内容和方式，据吴宗济回忆：“试题除音韵学、语音学及国际音标听记外，还加考音乐知识。四个地方的考生中音韵学、语音学好的很多，但没有一个搞实验的。李方桂先生要调查壮歌，要记音，他音乐很好，在钢琴上弹上几组四部和弦，拿过五线谱来，让你背着写。我有这方面的基础，还能应付。其他几个一同应考的全都抓瞎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考这些东西？”直到如今，吴宗济先生还略带戏谑地说：“我当时能考进历史语言研究所，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是碰巧撞大运撞上的。”这样，吴宗济凭着坚实的国学功底和对中国文字、音韵、诗词、辨音辨调等方面的特长，成为唯一一个被录取者而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一职，与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位主编之一）、杨时逢、董同龢一起，成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麾下的四大助手，时人曾赠以赵门“四进士”的雅号。至今，吴宗济仍珍藏着罗常培、王力、赵元任、李方桂等四位老师的珍贵照片。

　　到南京史语所报到后不久，语言组就奔赴广西学习傣语，并到百色地区进行方言调查。当时，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也时有战争。吴宗济一个人带着几箱子研究器材从烟台出发，坐船经上海换船到香港，再转至广州，转乘火车至三水，自三水再坐机动船至广西的梧州，最后雇汽车到达南宁。一路艰难险阻，走了半个多月，经过了许多禁区。据吴宗济回忆说：“当时，兵荒马乱，特别是粤、桂之间正在交战，一路上共使用了‘中央票’、‘港币’、‘东毫’、‘桂币’等四种钱币。在广西，李宗仁、白崇僖他们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还是闻名买账的。因为我们说都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他们就发给了我们通行证，还给了一面军旗插在我们的车子上，就这样一路畅通地到达了南宁。”

　　从1935年10月到次年的春节，由李方桂先生带领他们以广西的武鸣为中心，在百色、龙州、天保等地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壮语调查。这次调查，为以后我国的方言调查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和素材。于1936年春节前后，又与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一起进行了一次湖北方言调查，这次调查的成果，后整理成《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一书，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尤其是当时根据调查报告绘制而成的湖北方言地图，成为后来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1937年冬，在南京沦陷前夕，史语所内迁，吴宗济随赵元任等史语所同仁最后落脚到昆明郊区的龙泉镇。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据吴宗济回忆说：“天上时常有日军的飞机轰炸，地下在大庙里办公，条件虽然艰苦，但学术气氛很浓！”1938年5月，赵元任先生应美国人之邀赴美讲学，史语所同仁还为其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欢送仪式，至今吴宗济还收藏着当时拍摄的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等到吴、赵二人的再次见面，已是30年以后的1973年的事情了。这期间，虽然只跟随赵元任先生3年时间，但赵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学生的随和与宽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豁达，都对吴宗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0年，因种种原因，吴宗济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又继续他的传奇生活。此后的十余年，他曾从事过许多行业。在上海他自己开过仪器公司，当过电台的经理，还一度做过国民党的高级职员，以至于引起了太子蒋经国的注意，并亲自派人说服吴先生，盛情邀请吴先生加入他的体系。多亏不久之后，淮海战役导致了国民党政府的溃败，那些政府的要员们都自顾不暇了，此事才作罢。否则，吴宗济说不定就成了蒋经国线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特务成员呐。

　　上海解放之后，吴宗济继续在上海的一家仪器公司工作，专门经营进口科学、医疗方面的仪器。据吴先生回忆说：“那时，中科院把购货单交给公司，公司就给他们写一份关于世界各种仪器的报告。当时连一个温度计都需要进口。通过走美国人的私，确实为国内进了不少急需的仪器设备。为此，我曾两次偷渡到香港，去运从英国买的机器。因为我曾经在电影公司干过，对电影业务很熟悉，于是我就冒充昆仑公司的业务员，这样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此事被人告到了毛主席那里，说我是国际大间谍。”当然，吴宗济被当做间谍接受调查还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据他自己回忆说：“因为大连港的港长知道我摄影技术好，就请我去拍照。大连那时是军港，我把整个港口都拍了一遍，这下可捅了娄子，多亏我把拍好的胶卷都交给了港口的保卫科长。由于当时大连港的正副港长争权夺利斗得很厉害，于是几个副港长就拿这事大做文章。他们写信给毛主席，说港长是个大内奸，请了上海的一个国际间谍吴某人拍军港，泄露国家的军事机密。这还了得？当时注定要杀头的。最后，经过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这事才算了结。”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主持中科院语言所的工作后，为尽快将实验语言学开展起来，曾多次写信邀请在上海的吴宗济加入研究行列。当时，一则吴宗济的夫人正在病中，难以成行；二则吴先生当时在上海月薪1000多块，而到北京才只有170块左右，经济压力还是有的；这使得吴宗济一直犹豫了好几年。1956年，他夫人病逝，吴宗济这才坦然地踏上北上的征途。吴先生曾动情地说：“罗先生的每句话我是一定要听的，是他把我招回来走上了‘音路历程’。那时，钱还没有现在看得重。”

　　1957年，为了解国外实验语言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吴宗济受国家委派前往当时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进修。到达捷克不久，他就发现当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也同样与西方国家隔绝。当时，即使在国内还能看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有关研究成果，在那里却看不到。吴宗济认为，语言调查必须学习最新的语图分析、频谱图分析，于是他就给国内写报告，请求到当时与中国有交往的属于西方阵营的瑞典、丹麦进修。因为当时瑞典皇家工业学院这方面的技术来自于先进的美国，声学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技术也比较先进。征得国内的同意后，他先到瑞典进修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生理方面设备更先进的丹麦继续进修相关学业。1958年，他结束进修生活回国。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吴宗济一直在实验语言学这一领域辛勤地工作，成为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奠基人。

　　自己哄自己玩

　　有人说，吴宗济站在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最新领域，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突破，现代生活的许多领域如电话、地铁站报站名、机器翻译、语音合成等等处处都有他研究成果的结晶。吴宗济略带调侃地说：“我有什么成果？我的成果就是满橱子的猫头鹰！”

　　据吴先生回忆说：1957年他到捷克和斯洛伐克进修时，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制猫头鹰，爱不释手，就买了下来，这是他的第一个猫头鹰藏品。上世纪80年代，又看了不少关于猫头鹰的材料，认为猫头鹰是益鸟，每年能捉二三百只老鼠。它夜里辛勤工作，干了好事还挨骂，因此要为猫头鹰正名，并开始收藏猫头鹰制品。后来，同事、朋友、学生都知道他有这个爱好，就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于是，在吴宗济的收藏中，就有了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国、德国、意大利、阿根廷、希腊、丹麦、冰岛、东南亚各国及香港等地的三百多种猫头鹰制品。每一个猫头鹰制品，吴先生都能讲出与之相联系的一段有趣的故事来。

　　面对社会给予他的极高的评价，诸如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奠基人、学界泰斗等种种荣誉，吴先生皆淡然处之。他曾说：“我把生活看得很淡，人必须这样。这一辈子，我干我喜欢干的事情，在许多事情上我都不认真，是游戏，所以我活到了现在。三教九流我都见过，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能，人的生生灭灭是应该的。在没有灭的时候，生就要生得好好的，所以我的出名就出在自己哄自己玩。”在吴先生看来，学问不是苦心孤诣地做出来的，而是轻轻松松地“玩”出来的。从这点上来说，吴宗济先生又确实不愧为“玩”生活和人生的“牛人”和行家里手。整整一个世纪的参悟，吴先生真正领略了人生真谛的三味所在。
 

 内战中的蒋白交锋[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46年6月，白崇禧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是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里，国防部长只是一个摆设。尽管白崇禧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充当###急先锋，可蒋介石是直接下手抓军权，绝不让白具体染指，甚至不让他参加官邸作战汇报会议。1948年春，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执意参加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开始本不同意李氏竞选，但在李宗仁的坚持下，不得不出面助选。李宗仁赢得大选后，更遭蒋介石忌恨。蒋首先拿白崇禧开刀，1948年6月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并将中原地区划分为徐州与武汉两个战区。此前，白崇禧总结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并建议：中原只能设一个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但蒋介石没有接受白的设想，还是在徐州成立了另一“剿总”，由刘峙主持（后由杜聿明指挥）。这样，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总部也就设在了汉口。

　　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明显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住进他刚买到的一幢别墅里。

　　蒋介石见他不受命，即暗示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出面，请他喝酒看戏，又派吴忠信去劝驾，都被他顶了回去。最后只好请黄绍竑从中劝解。

　　黄绍竑一到上海，先将电话打到白府，白听出是黄的声音，就问：“是那个人派你来的吗？”

　　“是的。”黄直接回答并不隐藏。

　　“你的来意早知道了，谈什么呢？”

　　“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是不会知道的。”

　　白崇禧放下电话，去了黄家。一见面，他就嚷嚷道：“你想想，陈小鬼(指陈诚)同我是死对头，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明明要整我们吗？先整了李品仙，这回轮到我了。古话说得好：‘岂有奸权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

　　黄听了笑笑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实在太不亮了。”黄接着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

　　黄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黄的一席话说动了白。白高兴地说：“季宽呀，你这一席话，简直胜过喝了十瓶桂林三花酒！痛快！”

　　“哈哈！我是对自己人说自己话啊！”黄绍竑也开怀地笑着说。

　　“好！我也是自己人不说他人话。”白直爽地说，“你以为我跑到上海来是表示消极吗？我要抓军队，不但要抓广西的军队，还要抓住老蒋的军队，因此，去武汉是我求之不得的。”他表示，这次到上海来，就是学竞选时以退为进的策略，跟老蒋讨价还价，要老蒋答应他两个要求：一是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和区域；二是到武汉之后，要直接向老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和参谋总长的节制。还准备将桂军的张淦兵团和徐启明兵团抓到华中，直接掌握。再抓住河南的张轸。黄埔系在华中带兵的将领李默庵、刘嘉树、黄杰等都是湖南人，要抓住他们这几个，准备请黄埔出身的湖南人陈明仁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再升他为兵团司令。然后把他派回湖南，让他看守湘桂大门。这样，不但抓住了华中的黄埔将领，且战可以去中原，守可回到广西去，无论时局怎样变化，都有后路可走。

　　第二天，白崇禧回到了南京。由于白崇禧表示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蒋就答应了白崇禧的一切要求。

　　９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接着又发动辽沈战役，并首先打下锦州。在南京的何应钦赶紧筹划应急，他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以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白崇禧开始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阳儆挥”电下达这一作战指示。30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军覆没，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从北平飞回南京，电召白崇禧洽商中原统一指挥问题。当天下午，白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还满口答应接受了指挥中原作战的任务。然而当晚，他从李宗仁处了解到，美国已提出要老蒋下台，由李宗仁与共产党重开谈判，沪宁方面要求国共和谈的呼声日益高涨。白于是决定拥兵武汉，静观动向。第二天的会议上，白崇禧拒绝中原指挥任务，还说：“五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那时候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想重新部署兵力，已经来不及了。”

　　回到武汉后，白崇禧又给何应钦打了电话，说：“南京可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

　　当国民党军主力在淮海地区被包围时，蒋介石仍想把剩下的部队调去“解围”，以为这样就能转败为胜。其实就当时局势来看，这无异于自投罗网。所以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为了应付蒋介石，他只同意其手下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然不出所料，奉蒋介石之命而派去增援的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不能动弹。蒋介石仍不死心，为挽回败局，准备从武汉地区抽调5个军支援，但他的这一计划却遭到白崇禧的坚决反对。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八军最先从鄂西开到汉口，白知道后就立即命令该军留在汉口，不准再东移。后经顾祝同多次疏通，白才勉强同意调走二十八军。紧接着第二十军也来到了汉口，白以四川人不愿意远离家乡的情绪，唆使第二十军军长向国防部申请免调。同时白也在旁“加油助威”，宣称武汉的重要性，而且不配给车皮、船只，使其无法运送。国防部一再电催，白就是不执行命令，双方形成了僵局。顾祝同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徐祖贻从中斡旋，白这才极不情愿地放走了第二十军。

　　再一次的交锋使得蒋、白的关系更加紧张。蒋急令宋希濂部调出参战，决定由湖北沙市将部队船运南京。当船只开到汉口时，白突然派警卫团把所有的船只都看守起来，不许登船。南京国防部电催，白不予放行。这时，淮海战场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盼望救兵如救火，这可急坏了蒋，他亲自打电话给白。刚开始，蒋还好言相劝，说明淮海战场形势紧急，希望部队马上东调，白则一再强调武汉的重要性，认为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了，不能再调走。蒋很是愤怒，便指责白故意违反军令。白也不甘示弱说：“合理的军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果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蒋介石除了生气之外，也只能令宋希濂、陈克非率第二军绕道东运，可已来不及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获得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共歼灭蒋介石的部队55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为进军江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的政权摇摇欲坠。白崇禧见蒋的势力行将殆尽，趁机发难，再次逼蒋下台。

　　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给蒋介石发出亥敬电，要求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乘京、沪、平、津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接着，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并要求“总统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蒋也因此怀疑白、程勾结并逼他下野。由于蒋介石对白的“亥敬”电无任何反应，同时，又因平津战役爆发，塘沽战事激烈，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称：“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与我，恳请趁早英断。”接着河南省政府主席等也来“亥州”电，表达同样主张。蒋介石进退维谷，只得黯然下野。

　　此时的白崇禧，自认为拥有数十万军队和半壁江南，能与人民解放军周旋，梦想与中共“划江而治”。虽然中共一直在做白的工作，并给他一定许诺，但他却坚决反对北平和谈最后文件的签字。他筹组了一个半环形湘粤联合###防线。然而，这样的防线也没能让白崇禧的愿望得逞。蒋介石在幕后拆台，使李宗仁无法指挥，白崇禧再精明，也无力支持已倾的大厦。随着衡宝战役与桂柳战役的结束，白崇禧的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击得粉碎。

希特勒心中的理想国：先做臣民才能做公民[转帖]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男女老少，职业形形色色，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差错综。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

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还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不明真相者继续不断地向领袖抒发情怀，表达情感。

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的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称，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七千五百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侮辱、毒打，大约三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的赎金高达十亿马克。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犹如呜咽哭泣的水晶，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事后，为了补偿所谓“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一百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六百六十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犹太同胞如此残酷？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二万二千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一百三十二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德国人当中，有六百五十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五十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务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一千三百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使个人保持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出了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的是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诘问的是:“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十岁开始加入少年队，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心中的。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形成罪恶的杂种。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谬论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还编造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噩梦。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旷世奸雄——戴笠 [转帖]

　　　戴笠字雨农，又名春风，1897年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是蒋介石的同乡。 1946年3月17 日，因飞机失事，撞死在岱山，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旷世奸雄，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遍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暴尸3天之后才被发现。

　　　　抢劫胜利果实

　　　　抗战胜利消息的传来，使戴笠既兴奋又有些茫然，尽管他很清楚，日本一投降，中共就成了主要敌人。他命令各特务武装集结待命，同时，命令冈村宁次不要向中共缴械。老蒋暗中命令戴笠，尽全力接收上海，维持京沪地区治安，整肃汉奸，处理伪军，等候中央军队到来。

　　戴笠首先命令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连夜率部队向无锡太湖一带及吴淞一带挺进；令集结在温台区的忠义救国军，及军统海上行动总队以及中美所训练班的三个教导营进占崇明、浦东；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率部向上海市区推进；派军统京沪行动总队等向南京近郊挺进。命令发出之后，他又与杜月笙一起彻夜密商，让杜月笙命令其门徒、帮会把兄弟以及陆京士等掌握的劳工，迅速潜回上海。同时下令孙良诚等伪军，效忠中央，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戴笠便以军委会的名义颁发大批委任状给各地伪军。戴授予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让周把他掌管的伪税警团、伪保安部及伪军集结起来，临时负责维持上海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保存好伪中央银行的全部财产。

　　9月初，戴笠抵达上海。唐生明和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大小头目一起赶到机场迎接。戴一下飞机，就忘情地抱住唐生明。这天晚上，戴笠才正式告诉唐自己到上海的任务，他要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重建中国海军。

　　戴笠在上海滩除抢收财产外，最感兴趣的还是日伪的特警机构和社会公职机关。因为他清楚，抗战结束后，军统局势必压缩精简机构，他手下的十万战将，职业和出路都将是个大问题。然而，在这“五子登科”抢收胜利成果之际，其他系统的人也都想在上海这个首屈一指的重地插上一脚，这就势必发生“撞车”现象。戴笠垂涎已久的上海警察局长一职，被黄埔一期的宣铁吾夺得；上海社会局长的职位被吴绍澍掠走。此人最早为陈立夫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小人。

　　吴绍澍掌握了上海党、政、团的大权，便向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开刀。杜返回上海，刚一下火车，吴已派人在火车站贴满了“打倒恶势力!” “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气得要死，将此事说给了戴笠，戴决定整治他，以平心头恶气。

　　不久，军统特务发现，吴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贪污了四个保险箱，价值数亿元。戴笠据此向老蒋做了汇报。蒋电令，免去吴一切职务，戴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戴笠在上海布置了一下，又匆匆赶到北平和天津，同样是有大批汉奸去迎接和为他工作。他整天与大群汉奸觥筹交错，各方面纷纷提出指责和控诉。当时他的一个要好的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的吴幼权，和华北经济方面负责的大汉奸汪时璟等人，成为他抢劫华北的重要顾问。由于戴笠在各地亲自主持劫收活动，因此派往各地的大小特务也无不上行下效，大抢特抢。抢夺之风闹得太大了，戴笠也感到有点不妥，决定让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实际上等他摔死以后，这个委员会才开始工作。

　　整肃汉奸

　　大汉奸周佛海和他的妻子杨淑慧，住在重庆军统局办的四一医院，正为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和前途担忧。

　　“我看咱们都被戴雨农骗啦!你们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好事，到头来还是被关押起来!”杨淑慧满面愁容地对躺在病床上的周佛海说。

　　“谁让我走错了这步棋啊!不过，雨农还不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就怕委员长……”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此刻也感到巨大的恐惧。

　　原来，周佛海协助戴笠安定上海、南京等地的局势，并协助戴完成了肃奸工作，以为可以“将功折罪”，谁知还是被软禁在了重庆。那天，戴笠突然来访周，虽然还像往常一样称兄道弟，但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心惊胆战，“佛海兄，目前京沪地区的谣传很多，都说我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委员长的意思是想请你们一同到重庆。先休养一段时间……”

　　“雨农。委员长莫非要……”周佛海情急地问。

　　戴笠笑道：“佛海兄，放心好啦!只要有我戴雨农在，就有你周佛海。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出面为你作证的……”

　　周佛海亦无可奈何，只好招集自己的亲信，转达戴笠的话。他故意强调“休养”二字，并说这是为保护他们的“权宜之计”。罗君强、丁默邮等人听了非常高兴，岂不知这是戴笠的“诱捕之计”。到重庆后，戴也去探望过他们，但对周的要求却含糊其词。

　　戴笠此时正在考虑华北的肃奸工作。华北地区是日伪的老巢，情况复杂，秩序混乱，又没有一个像周佛海那样的人做内应，加上华北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势还很浩大，苏联红军也曾一度进军张北，蒋军对八路军的进攻也遭到了打击。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戴笠提心吊胆、谨慎行事。

　　戴笠一到北平，就由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陪同，拜访了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等军队长官，以获取他们的协助与支持。然后，利用他的酒肉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吴幼权，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肃奸，以“将功折罪”。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们，此时能抱住戴笠这棵大树，自然求之不得，怎敢不尽心尽力。

　　12月6日．冷落多日的西单粉子胡同汪时璟公馆突然热闹起来。华北地区的大小汉奸们接到汪的“家宴”请柬，以为有什么要事，便都来聚会，也想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以谋生路。谁知觥筹交错，酒兴正酣之际，全副戎装的戴笠突然出现，再一看客厅内外，不知何时，已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特务，汉奸顿时酒意全消，个个目瞪口呆，一片死寂。

　　　　戴笠和蒋介石

　　戴笠庄严宣布：“我代表国民政府肃奸委员会逮捕你们，听候国法审理……”汉奸们已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王克敏竟然被吓昏过去了。戴笠没想到肃奸工作如此顺利，对汪时璟格外感激，表面上也把汪押到了北平炮局子监狱，不久就将其送往重庆软禁，生活给予最优惠的照顾。受到戴笠关照的汉奸还有李守信、黄顺柏等人，亦是图其日后之用。

　　广东的肃奸工作也是在戴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广东是汪精卫的老巢，势力很大，他虽已病死在日本，但其妻陈璧君仍继续顽抗，拒不投降。

　　戴笠仍是先笼络亲信，他以老蒋的名义写信给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此人是汪的死党。戴笠的信措辞委婉，以极为诚恳的态度，邀他们到重庆，共商广东善后事宜，显示出不计前嫌的大将风度。褚回信表示愿意劝说陈璧君，一同赴渝。褚心里清楚，失去日本靠山，广东是维持不下去的，不如借坡下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样，陈璧君也放弃了抵抗，决定和谈。戴笠命令潜伏在广州的特务在去机场的路上打好埋伏，陈、褚二人的汽车一到，特务们蜂拥而上，将他们逮捕，骗过广东伪军的视线，秘密押往南京。陈、褚二巨头被捕以后，广东的大小汉奸及伪军，便纷纷投降了。

　　到此，戴笠的肃奸任务已算告一段落。但他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去，为了名利权势。

　　奸雄末路

　　戴笠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戴是个很迷信的人。

　　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得好。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的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

　　戴精神恍惚地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惟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一天晚上，他找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 “伴君如伴虎。”他这个做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做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系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系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说情，才得免死。再有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一旦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置他于死地。他也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每听到别人说起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就会生起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3月17日戴决定从天津起身，先飞往上海，与胡蝶见一面，再回重庆。当天，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大家都劝戴改日再走。但他却坚持走，并要求多带汽油，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上午9时，飞机从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只得改飞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勉强同意降落。但到下午1点6分后，电讯突然中断。此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宁板桥镇南面的岱山山腰上。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军统头子，便这样结束了生命。

　　17日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

　　这天傍晚，他们终于找到戴笠的遗骸。这遗骸只是半截“黑炭”，小腿和一只胳膊，早不知去向了，只有嘴里那六颗金牙和衣服残片，证实是戴的遗骸。

　　　（摘自《蒋介石的超级特工》，团结出版社出版

爱河波荡柳青娘[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豺狼夺肉，以期果腹；官场夺色，贪图享受。强权对美色的争夺，在封建中国几乎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天宝年间，南阳人韩翃曾写出一首名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颇有名气，名列“大历十才子”之一，生活却不富裕，属于穷书生之列。他有个富有的李姓朋友，景仰他的才情，就想将自己家中才貌俱佳的歌女柳小姐介绍给他。李生平时请客，韩翃也在座中经常谈诗论文，柳小姐从门缝窥探过，也窃听诸多才士的谈论，她也认为韩翃不会久居人下，不会就这样贫贱下去。李生有一天摆了桌酒席专请韩翃，席间乘酒兴提出了将柳小姐赠送之事，韩翃惊恐起座，连连辞谢。李生却真心实意，决心已定，将柳小姐也一并唤入座中。韩翃见柳小姐姿容出众，又诚心仰慕自己的才华，也就点头应允了。

　　翌年，韩翃果然中了进士。闲居一年后，柳氏要韩翃回家去看望父母。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柳氏担心自己貌美而受辱，落发为尼，逃到了法灵寺的一座庵中。韩翃回不了长安，便在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的府里出掌军中机要，与郭子仪大军相配合，进攻长安。八年后，唐肃宗返回长安。侯部在潼关与安禄山溃军苦战时，韩翃就让去长安的谍报人员打听柳氏的下落，有人说她去一座寺庵中躲难去了。韩翃于是就写下了一首《章台柳》（章台是汉代长安的一个街名）托人在各个寺庵寻访：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藏身法灵寺里的柳氏见到韩词，不禁痛哭失声，含泪回词一首，让来人送给韩翃。韩翃大喜，一回到长安就连忙赶到法灵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这寺里扑了个空。小尼姑为韩翃讲了事情的经过：郭子仪大军早些天收复了长安，郭麾下的大将沙吒利（系吐蕃派来的援军主帅）部恰巧住在法灵寺，柳青娘听说大军已到，出庵门观看，不意却为沙吒利所见，沙惊其美艳，急命手下将柳青娘劫入军中，当晚即强行留宿。柳氏竭力不从，怎禁得沙吒利的暴力。第二日，沙仗自己功高，又霸占了原宰相杨国忠的府邸，命合府上下称柳为夫人。

　　有一天，韩翃与侯部一些文武朋友聚会，内中有个虞候许俊，勇力过人，豪爽而有侠气，见韩翃无精打采，问是怎么回事。韩翃痛苦地叙述了事情的原委。许俊捺不住心头怒火，便问韩翃：“沙吒利现在何处？”韩答：“今天朝廷为诸将庆功，他正为歌舞所迷，尚未回府。”许俊略一思索，对韩说道：“你给柳氏写个条儿，我能马上将她给你带回来！”许俊换上一身轻便行装，只带一个随从，直奔沙府而去。到了沙府，他猛个儿冲进府内，一路跑一路喊：“将军得了急病，要见柳氏夫人，谁敢拦我，谁就吃不消的！”穿过大门、小门，一直喊到内室，拿出字条给柳氏看，柳氏尚未完全反应过来，许俊一伸膀子将其挟于马上，快马一鞭，离府而去……

　　韩翃与柳青娘久别重逢，泪眼矇眬，直如梦中。冷静之后，韩翊担心可能祸及许俊，连忙去向自己的上司侯希逸求助。侯希逸也惊讶许俊的侠义为人，寻思半晌，说道：“我现在就去找郭元帅吧，只有他能管住这个沙吒利。”

　　郭子仪刚刚就寝，一听侯希逸有急事相访，立即披衣出迎。侯对郭谈了事情经过，又补充道：“沙若回府不见柳氏，必定大闹,还望元帅做主。”郭子仪笑了：“这事交本帅处理就是了。”

　　郭子仪连夜找来正暴跳如雷的沙吒利，说道：“别人抢了你的爱妾，你就这样；你抢了他人的爱妻，人家又将如何呢？”他将韩、柳恩爱夫妻一事和盘托出之后，又说：“我知道将军是明理之人，这次又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我将奏明圣上，为你细心访寻更漂亮的美女。”沙吒利破颜为笑，连连点头。

　　在女色之事上，无所谓是非曲直，存在的是皇帝压重臣，重臣压小官，美女在官僚机构之间只是个被撕来扯去的玩物，弱肉强食，更是女人的宿命。命运好的，如柳氏这样，夫妻团聚。命途厄者，息妫、绿珠、碧玉，皆为例证。后人其所以不太关注韩翃和柳氏之间曲折回环的爱情经历，可能是正因为像柳氏这等命运的爱情际遇，千载难逢，百不一遇的缘故。

兩場戰役，德軍大敗 [转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兩大勢力互相攻擊，它們分別是盟軍和軸心國(Axis Powers)。盟國有英國、法國、之後的美國、蘇聯和中國等。由於德意日在1937年簽署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同盟(Berlin －Rome－Tokyo Axis)，因此三國被稱為「軸心三國」。在1937-41年，像拿破侖一樣，除了英國和俄羅斯之外，希特拉佔領了大部份的歐州。

戰爭的轉捩點
自發動不列顛戰役之後,德國都敗多勝少,但德空軍的進攻卻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在1940年8月15日的大空戰德失敗後,英國開始進行報復性轟炸德國。

德國將領們認為戰事拖長對他們甚不利, 為了加快了結英國。9月15日德國決定對倫敦發動一次大規模空襲。當天德國飛機出動約1000架次,戰鬥在日間進行,德軍在數量上佔優,每轟炸機有五架戰鬥機作掩護。但英國戰機奮勇作戰,當德軍隊形被破壞,時便施以迎頭痛擊。德國損失了60架飛機而英國只損失30架。
由於多次作戰的失敗,希特拉決定無限期押後"海獅計劃"(進攻英國的計劃)。慫軍之後採用黑夜突襲,轟炸英國城市,並做成很大程度上的損失,但英國重家空軍已成功地捍衛了祖國,令希特拉打消登陸英國的計劃。

在1940年7月至10月底德國空軍的損失非常嚴重,有1733架飛機被擊落,而英國方面只損失了915架飛機,414位飛行員。就是這一小撮人的努力,而成功阻撓到德國的野心。德國的損失,令英德飛機數量上已拉近,德國的攻擊越來越困難,自閃電戰開始,戰無不勝的德國,終於受到挫敗。

甲午年湘军决战日本的檄文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 鸣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武瞾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被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可是写得好，不见得打得好。看来，笔下文章和真刀实枪，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要耍笔杆子吓唬人。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瞾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所以全文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之手（很大可能是出自其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在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的部队，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有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投降的日本官兵回国诸事，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军和淮军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所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转帖]

崖山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 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 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 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 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 ，海上浮尸无数，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 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秀夫,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少帝静静地微笑着说到.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陛下…” 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300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650年后日寇侵华，伪军大盛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江阴降清，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此后，方亨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我中国男儿岂可失身！！”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江阴义民正式反清复国。江阴百姓起义的消息传开后，鞑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

　　闰六月二十一，鞑清贝勒博洛命汉奸奴才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十万。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寇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寇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残废，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寇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清寇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寇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寇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寇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寇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寇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寇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寇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寇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寇，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寇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寇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寇营帐,炸死清寇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中国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鞑靼。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鞑清亲王多铎（屠扬州之禽兽）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汉奸走狗孔有德（多年后被李定国军围于桂林，畏罪自杀）“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多年后被李定国将军击毙）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贼首博洛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做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情词悲楚，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之葵再拜泣下，蜚默默无语。
　　贼首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父子相见，兄弟相逢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察探后，方知是诈降。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清二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城内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炮弹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 ‘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

　　呜呼！中国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 “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 “竟无一人降者”。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若我国人还有明人之气节。何叫300年后日寇侵华，伪军大盛？
史称“江阴81日”。
抵制剃头令而坚决反清的江阴市，在种种抵抗之后，使出了一招特别的计谋。在城中年最长的老者中征求志愿者出去诈降。尽管老者们声称投降，古人对老者的尊重使得清一王爷三将军还有数士兵恭敬的夹道相迎，殊不知老者们身上都绑着火药，在老者们看似点烟斗的一刹，王爷将军老者及三千多士兵全部丧命。原来俺们古时已有人肉炸弹了，但不知为何却敬佩老者们的壮举。江阴陷落那日，城中9万7千人，无一人投降，女子全部跳河，自尽和被杀无数，最后仅剩下了53人。
抵抗满族的汉人曾经如此热血勇敢，充满敬佩！

中国远征军老兵:没有一个后悔当年出国打鬼子 [转帖]

　　2009年06月29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吕剑波

　　　　张富麟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走出国门，成了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支出境作战的中国军队。

　　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抗击日寇，以平均五倍于日军的牺牲换来了浸透鲜血的胜利，他们真正诠释了“焦土抗战”的悲壮和决绝。

　　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湮没在了历史之外，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鲜少被人提起。

　　但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远征军。本报记者辗转缅甸和滇西，寻访当年远征军的老兵，倾听他们的故事，关注他们的现状。

　　这些老兵最年轻的也已八十出头，他们是最后的老兵。

　　1、生活困难时曾靠卖字为生

　　“瓦城的华侨生活一般都在小康以上，不过也有不好的。全瓦城最穷的华侨就在你眼前。”90岁的张富麟坐在轮椅上说。他已经不太能走路了，平时就躺在床上，看得出来记者的来访让他兴奋不已。

　　张富麟的房子很破旧，一台已经坏了的电视机是他家最高级的电器了。他的儿女给记者端来茶水后就走开了，一直到采访结束都没有走近过。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麟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他当时加入的是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中央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麟是师部通信兵。

　　1942年3月，张富麟跟随部队入缅，经历了缅北战场的溃败后，新38师退守印度，成为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北，屡战屡捷，最终和滇西远征军成功会师。

　　抗战胜利后，张富麟留在了曼德勒，一直从事教书工作。“整整教了50年，什么科目都教过，不过最难教的还是千字文。千字文你会吗？”张富麟说到兴头，熟练地背出一大段千字文。

　　教师的工作本就清贫，在缅甸当教师，生活更是不易。“国民党曾经给我一个金质奖章，被我拿去换吃的了。”张富麟指着胸前的几个奖章说，“要不是这几个奖章是铜的，估计也留不下来。”

　　生活困难时，张富麟曾经靠卖字为生，这让写得一手好字的他颇感辛酸，但更让他难过的，是多年来历史的沉默。

　　“我们是为国而战的中国人，打的是日本鬼子。”张富麟每每说起都显得很激动，“我对得起祖国。”

　　“国家也该照顾照顾我们了，我今年都90岁了，好多人都死光了，再不照顾，以后就没机会了。”张富麟说。

　　2、谁来关心为国捐躯的官兵？

　　2002年，张富麟和一个缅甸军官交谈时，对方偶然间提起了一件让他泪流满面的事情。

　　“那个军官说，有一次他们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的叛军，到了密支那西北，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白森森的，毛骨悚然，遍地都是骷髅。还有枪械，锈成一团，发报机也锈掉了。50年了，那些军装都烂掉了，只剩下徽章、帽徽，还有领章，还有些破布上面有些汉字。那都是我们中国的兵啊！”

　　1942年4月，全线溃败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回撤，一部分到了印度，另一部分进入了缅北的原始森林，辗转回到了滇西。穿越原始森林的征途，成了远征军的噩梦，无休无止的大雨、疟疾、蚂蟥、毒虫、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部队，回到滇西最终只剩下了7000多人。

　　张富麟说，他向那个缅甸军官打听山洞的具体位置，可是对方已经记不得了。他也告诉过很多人这个故事，但要在缅北茫茫的原始森林里找到这样一个山洞谈何容易。“可能这些中国兵再也找不到了。”张富麟摇了摇头，眼里噙满泪花。

　　“有些东西你应该看一看。”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对记者说，此时记者正坐在他的车上，向距离曼德勒20公里的自敢山驶去。

　　自敢山不高，爬上去并不算费力，但到山顶，记者看到了让人窒息的一幕：一座座墓碑，“慰灵”“镇魂”的大字分外刺眼，碑上刻着“菊部队”(即日军第18师团，在缅北反攻时被中国远征军全歼)战死军人的名字。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人来到缅甸寻找“阵亡”士兵，他们在曼德勒、密支那等地为这些人修建了大量的慰灵塔和镇魂碑。

　　“我父亲也是远征军老兵，我们家就在山脚下，可我从来没带他来过这里。”王玉顺说，“日本人连死了几匹战马都有碑记载，我们却什么也没有……”

　　记者浏览了一下这些碑文，果然在一个1993年修建的墓碑上，发现了“军马七百六十三头”这样的记述。

　　“日本人的名字，连什么猪太郎的名字都刻上了，我们的士兵呢？好多连名字都没留下啊。”张富麟难过地说。

　　3、已想不起家乡的准确名字

　　曼德勒位于缅甸中部，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全缅甸华侨最多的城市，当地的华人称其为“瓦城”。

　　韩天海的家在曼德勒市区东北角，这里的环境相对市中心清静了不少。“刚刚搬到这边来，招呼不周！”韩天海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现在的房子是租来的，“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租房子……”他喃喃自语。

　　6月初，7名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到各自家乡探亲，韩天海并不在这7人之中，他家乡的亲人托采访此事的记者给他带了一些特产和家里人的照片，这些东西几经辗转，终于到了韩天海手里。

　　可对着写有“小妹韩淑华遗像”几个字的照片，韩天海却什么印象都没有了。

　　“当年我走的时候，小妹还在吃奶呢。”韩天海望着照片叹了口气，“没想到现在她却已经走了，我们错过了一辈子啊。”

　　“不过你看，小妹长得和我很像，都是小眼睛。”韩天海笑着，声音却有些颤抖。

　　时间回到1938年，16岁的韩天海加入了中国远征军预备二师，从此离开了家乡。1941年，在腾冲作战时，他被日军俘虏。因为他年轻，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

　　“日本人不是东西，我被他们打，腿都被他们打断了。”韩天海卷起裤管，指着伤痕累累的右腿，“到现在，我的腿伤时常发作，疼得不行。”

　　这是生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折磨更是可怕。每次日军杀俘虏，他都被拉去陪杀，“大家都蒙着眼睛，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

　　1944年，滇西远征军反攻腾冲时，他和其他俘虏杀掉了看守的哨兵，成功回归部队。

　　抗战胜利后，韩天海开始在边境做些小买卖，他想赚点钱再回家。可时局巨变，他回家的愿望已是不可能实现了。辗转多次，他定居在了曼德勒。“那时候生活太不容易了，在饭店里打工，洗碗筷、挑水、做饭，什么样的苦活都干过，整整干了16年。”

　　2005年，韩天海曾经回到云南腾冲，在国殇墓园，他找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墓碑，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如今，他在缅甸有2个儿子4个女儿，家里一共有40多口人。他说他已经想不起家乡的准确名字了，只记得他大哥叫韩天彩，二哥叫韩天远。“可是他们都死了。”他又一次叹气。

　　4、得到人们认可是最高兴的事

　　腾冲，云南西部的边境小城，有“极边第一城”的称号。1944年，滇西远征军收复腾冲，成为滇西抗战胜利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在这里，生活着很多中国远征军的老兵。

　　腾冲当地的自由撰稿人李正一直研究滇西抗战和中国远征军的历史，曾经担任过国殇墓园修复的历史顾问，谈及这些健在的老兵，他欲言又止，“我还是给你讲几个故事吧。”

　　腾冲的一位老兵接受了一位社会人士捐助后，逢人便说，北京的一个男记者采访他了，同时答应每个月给他200元生活费，还留下一封信。

　　“可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捐助者只是从书上知道了老人的事，给老人寄了信和钱。”李正说：“我后来拨通了捐助者的电话，发现对方是位女士。可当老人拿起话筒和女士通话时，直接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些老兵只想被大家认可，得到认可的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和自豪。”李正说。

　　还有一位远征军老兵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画面，仅仅是一个镜头，但他却非常激动，因为这个镜头说明国家已承认他，给他平反了。

　　“我和很多老兵见过面，几乎每个老兵的家里都在最明显的地方悬挂着自己的照片，他们不停地向来访者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李正顿了顿，“虽然他们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兵后悔自己当年参军去打侵略者。”

　　【采访手记】

　　在缅甸采访的最后日子里，张富麟很不好意思地向记者询问，是否可以给他2000元缅币(相当于人民币13元)的“资料费”，他想补贴一些家用。当记者递给他10美元时，他竟有一刹那不敢收。

　　这就是我们的老兵现在的生活。

　　虽然在缅甸，不少老兵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中国远征军的老兵群体，生活得并不容易。

　　他们活过了残酷的战争年代，同样熬过了丧失理性的“文革”时期，在没有社会捐助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坚强地活着。他们坚持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得到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认可。但是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却熬不住岁月的煎熬，至死也没有等到想要的认可，至死也没有踏上回家的路。

　　时间在流逝，老兵在消失。

　　2005年，全缅甸还有40多位老兵，可到了现在，只剩下20位左右了，仅今年上半年，就有3位老兵相继辞世。据不完全统计，腾冲所在的保山地区现有远征军老兵270多位。

　　临走的时候，张富麟送给记者一首诗，是唐代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