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鸿章之晚清“破屋”的“裱糊匠” [转帖]
从十九世纪末那场鲜为人知的万国运动会说起，民间传说，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运动盛会，与今天国人热热闹闹地举办奥运会不同，那时积弱的大清除了满腔热情之外，甚至连国家的标志都没有。当各国国旗依次升起，当中国代表团那面黄龙旗慢慢飘起来的时候，缺失的国歌和西方人的嘲笑声一起爆发在开幕式的会场上。就在这时候，一位老人的歌声在会场里响起。那是一首来自中国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声音既不清脆也不高亢，低沉甚至略显浑浊，孤独但是执着，在场的人纷纷听入了迷，沉寂片刻过后，便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个唱歌的老人就是李鸿章，就是那个在外国人眼里的“爱国者”，中国人眼中的“卖XX”，在李鸿章“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后半生里，洋人的影子几乎无孔不入地渗进了他的骨髓。
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展开
还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西方巨大的军事威力便带给李鸿章无比的震撼，他清醒的认识到，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实力，正所谓“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翁：因为李鸿章自己，他进入上海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他在他奏章和信函里说的，因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海禁大开，过去的统一是从西北侵东南，现在是从东南侵西北啊，反侵略战争侵略来都是从东南过来的，海上来的强敌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啊，所以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且尤其东临日本那么小的国家后来居上，也是我们迫在眉睫的隐患，所以他很多的防御措施是防范日本的，这个日本这个不得了，狼子野心，他就知道，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来自海上的一个更高更优势的这种文明，一种强大文明，他有应对，他的认识和他的实践是吻合的，他在他那个时代他认识到这个时候他就这么做。
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写到，“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他不遗余力地开始了一场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的洋务运动。
翁：初衷他就是说我们国家积弱太久我要自强，那么自强首先是什么呢？自强首先是要练军，练军军队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制器，制器怎么来呢？我买武器太贵我自己造，造器的人从哪里来，要有人才，要培养技工，培养技工以后呢，造出来的机器使用也要培养，要培养军官，因此他最早创立三次留学生，幼童和海军，后来包括陆军人才都是他发起的.
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刚刚展开，便遭到清廷内部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洋务巨擘”李鸿章此时只能独自探寻“求富”之路，解决资金、人才的匮乏。
翁：军事的建树要钱啊，中国无处不穷啊，令人气短，他要钱，要钱从哪来，只有从资源型开始，中国的资源就是矿，开矿，然后纺纱，办纱厂，轻工业嘛，他要与敌争利嘛，他要与这些列强竞争啊，所以他然后办航运，运输也来财，他要修铁路，等等这是从军用到了民用。
主持人：实际上也是在完成一个资本原始积累。
翁：从军用到民用的时候，他的两大标志性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和开平矿物局，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而且是中国最早上市的股份制企业，我们今天讲了一大堆的股份，实际上这个里面，因为它用的是当时，应该说是当时在经营上最有头脑的这么一批人，唐廷枢，徐润，盛宣怀，朱其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都是中国一等一的洋务人才，所以他们来办这些事，他们当时应该说已经有很高的智慧和应对能力。
李鸿章这支庞大的幕僚集团，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改良运动，古老帝国逐渐呈现出了些许新气象。筹备新式海陆军、外派留学生以及机械制造、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以及新式学堂等等，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自强之梦”，随着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八的北洋水师建成，终于初露曙光，李鸿章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直接的统帅，享有全权节制大权。
翁：他是一个领袖，然后他下面，他起家的基础，第一个军事支柱是淮军，第二个军事支柱就是北洋海军，就是他当了直隶总督以后他有这两支军队，那么他才能跟朝廷，才能跟老佛爷有一种讨价还价，他也不是讨价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实际上他是有筹码，有谈判权，为什么他后来能够文华殿大学士，再赏穿方龙补服就是在立光绪的时候，当时文祥就是把，本来这个位子是给文祥的，恭亲王以后文祥是满族大臣最有眼光也是最有威信的一个，主动文祥让贤让给他，说让李鸿章当，因为那个时候李鸿章已经不能等闲视之了。
能者多劳。从兴办洋务开始，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北洋大臣”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弱势的中国如何生存？李鸿章只能随机应变，借力打力、曲逸周旋，在变局中求生存，为大清国换取喘息发展的时间。
翁：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实际上就是清朝的外交部，但是总理衙门的大臣除了极个别以外，大多数都是满清权贵或者汉族的士大夫，传统士大夫，升任上来的，不懂外交，而且怕和洋人打交道，因为皇帝老佛爷本人就怕这些。一到春天海河开动了，公使纷纷要进京递交国书，谈判什么东西，李鸿章就作为北洋大臣，他就要挡在那个地方，就是能挡则挡，能推则推，能他处理就处理，就是全部交给他，你不是有本事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所有的外交的大事，三国的时候孙策交代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结果这个外事不决就变成了在晚清就问李鸿章，所以梁启超说外国人眼里只有李鸿章而没有清朝皇帝，就是这么造成的。
甲午战争让李鸿章命运由盛转衰
至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时，李鸿章的仕途可谓如日中天，他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水师总管，重兵在握并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谓绝无仅有，当李鸿章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他意得志满，心中充满了快乐，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生高峰只是短暂的瞬间，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体味，那份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1892年，李鸿章70大寿，慈禧和光绪都差人送来了厚礼。然而就在这一年，15岁的儿子李经进和相儒以沫三十多年的夫人赵小莲相继辞世，一年中接连痛失两位亲人，人生的无常，让李鸿章感到了丝丝不祥的征兆。
翁：这里面葬的呢，是他和他的继室夫人，赵小莲，这个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赵小莲嫁给李鸿章之后呢，一直她有旺夫运，周氏夫人没有给他留下子嗣，只是两个女儿，但是呢，赵小莲进来以后，就给他生了儿子，本来他抱了一个嘛，李经方是抱来的，过继来的然后生了个儿子，就是李经述，结果她带来的陪房丫头莫氏又给他生了一个，李经迈，所以他这个人丁兴旺，而且赵小莲因为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她特别会调和这些官宦人家之间的关系，大户人家里面都拉关系嘛，她是个好的内当家，所以她去世以后，李鸿章就是四目茫然，觉得我们家就等于垮了半边天，他那个信写得很悲切，就是给他的子嗣辈写啊，你们的姑姑，你们的婶婶走了以后，我是什么什么的感觉。就是家里面塌了半边天，就是那种很悲凉的，结果他这个命运，也确实是由盛而衰了。
赵小莲是不是旺夫，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她死后仅仅两年，远东小国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并重创北洋水师，此后大清国的军队连连败退，京城很快告急。
翁：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在军事上练就了一支日本的舰队，我们练就了一支远东第一的北洋舰队，那么这两支舰队，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国民素质的象征，这场仗打下来当时不相上下，最后较量下来，中国败了，败得很惨，那么很多人追究责任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是洋务运动所造成的，实际上情况远远不止如此，
泱泱大清国败于蕞尔小国，击碎了国人的天国梦，也重创了李鸿章的强国之心。然而当初，他又何尝愿意轻易地去孤注一掷呢？
主持：其实李鸿章也就是早就认识到就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可是呢，一旦这个战争要发生的时候，他又想尽一切办法想避免这一战，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翁：我认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的洋务运动远远，成效没有像外界宣扬的，包括他的北洋舰队，没有宣扬那么强那么大，他建立了这支海军以后，他一直是说我把这支海军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就是用来吓唬人，主要是吓唬日本人。
主持：不是真正来打仗的。
翁：他就要保证我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他要加快国内建设，这是一个，他深知国力不足，第二个他深知仗打起来以后，中国的朝野上下因为体制的掣肘，他无法实施他自己的经营战略，他曾经给他的亲信幕僚周馥谈过，如果要打仗，中日宣战，首先迁都，老佛爷皇帝迁到西安，我到北京，我到北京然后让开一块，让开一块让他打到山海关，我们拖过冬天，他的补给就不行，然后我们再跟他谈判逼他撤兵，让他进退两难，这是刘铭传在台湾曾经用过的办法，拖在基隆嘛，但是他知道朝廷不可能，第三，他的年龄垂垂老亦，老人有种保全的心态，而且他当年像中法战争为什么能打赢，他们一批江淮健儿，宿将，刘铭传，刘秉璋都在，他现在这批将军都是纨绔子弟了，他也知道淮军、北洋海军已经很衰败了，这三方面的原因，他一定要维持，所谓后来讲的避战保船也好，委曲求全也好，他就是这样。
甲午战争为何大败 日本皇后脂粉钱买军舰 慈禧军舰钱做寿
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近代以来大清王朝最有力的一次挣扎，在硝烟和海浪声中黯然落幕，巍巍大清朝第一次意识到，不知不觉中，这个从未被大清国正眼视之的小小岛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强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血腥的刺客。事实上，在大清朝开始羞羞答答，推行洋务运动的第8个年头之后，当清朝的士大夫们还在慷慨陈词地争论，西方的“奇技淫巧”会伤害民生，修建铁路会振动龙脉的时候，彼岸的日本国才刚刚开始变革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快速的脱胎换骨。甲午一役的较量远不止在战场之上，数万北洋战士用鲜血印证，大刀阔斧、彻底革新的日本赢了，而以小聪明揣测大智慧，以器用的输入来否定根本变革的大清国输了。
李家祠堂遗址的后院，至今仍生长着一株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的古树，这是来自日本的珍稀树种，名叫“望春树”，多种在神社之中。翁飞告诉我们，此树是李鸿章70岁那年，夫人赵小莲去世后，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所赠。
主持：所以这个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这两个人是很有意思，一个代表着中国当时候的洋务派的这样一个，是一个领袖性的人物了，一个等于是日本维新的，三杰之一，也是领袖人物了，这两个人同时当时在推动着两个国家的近代化的这么一个发轫，但是最后两个人在，多次也是在国际谈判的谈判桌上两个人交锋交手。
翁：而且从年龄、教养，双方的后面的后台老板，都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一个对比。
主持：其实把他们一对比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落后了，日本崛起了。
翁：日本的皇后她能把脂粉钱省下来买军舰，中国的老佛爷挪用，把做军舰的钱拿去修颐和园，为她做寿，因为这个很鲜明，对吧？很鲜明，那么中国的年轻的皇帝也想励精图治，但是他受到很多牵扯，而且他本人对李鸿章就处在将信将疑之间，而日本的明治天皇是跟伊藤博文是君臣一心啊，上下一心，所以我想呢，通过这棵树，它见证了这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啊。
主持：对，而且那一段历史对于中国的命运来说极其关键。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仅国力大大提升，整个国家也呈现出蓬勃的朝气，而此时的大清国，从朝廷到国民都显得暮气垂垂，李鸿章推行的自强求富之路，阻挠重重，官督商办的运作模式，弊端日现。
翁：庞大的官僚集团裙带成风，贪污成风，早期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都是江淮大员的子嗣在那里面，因为它不计成本嘛，弄得就是没有办法，只有靠政府的无限投入来维持，就是地方政府的投入。
主持人：所以一旦有利益联系，他就必然就贪腐成风。
翁：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这些洋务干员本身，他也面目不清，比如徐润他自己就去在里面投机取巧，他动用公款自己炒房地产，比如盛宣怀
他的财富暴富啊，他的积累怎么来的？
民若不富，国必不强，洋务运动在民智未开的基础上推行，也是危机四伏。
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我们的两大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开平矿物局远在天津唐山，他是在上海上市的股份，当时一百两一股，你招到的多少股就可以变成股东，一年以后，一百两的股票变成两百两，由于这样的高额利润啊，因为当时煤矿就是乌金啊，这个群起而涌，上海的市民，中小市民纷纷去找个知府找个道台，就是北洋大臣签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法规，“啪”一贴我今天招商记录，招了几百家，四五百家的股份公司，大大小小，都以为这样就全民炒股啊，比现在还热烈，这个洋人，《纽约时报》的记者《泰晤士报》的记者到了上海都觉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华人一点没有战争的（感觉），1882年到1883年这种，确实人人谈股啊，都是眉飞色舞那种，钱庄最大的容量三五万，一个白条子就是多少多少两，徐润当时在主持招商局，他把招商局几股他是有功的，他招商局的股份成倍的翻，但是他觉得我是股东这个钱就在我手里，我拿了这个股他去买房地产等到别人来兑现的时候他没钱，就是空头嘛，立马倒闭，所以股市风潮整个上海元气大伤，整整十年以后，一场全民炒股热一场泡沫，泡沫经济，这是中国最早的泡沫经济，那么洋务运动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民智，所谓民智未开，这种基础上，就这件事见到有利可图大家都来，完了。
败，非李鸿章一人之过。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放开眼光，开了个头，做了些事，结果失败了，可是，一人之力又怎能承担起群体之过呢？
翁：我认为洋务运动本身它背负的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一个庞大的体制的毛病，中国本身在洋务派起来的时候就面临了顽固派、清流派，还有朝中的权贵派等等，洋务本身又分成，自己什么五大个利益集团，互相之间，那么你本身就是一盘散沙，你这种一盘散沙的格局和这种政出多门的体制，决定了洋务运动他一开始，他就是各行其是的，那么如果说洋务运动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淮系集团的，和日本一个国家的军力的失败，因为当时李鸿章根本调动不了淮系以外的任何的军力。
主持人：对，他不是一个大清国和大日本国在作战，而只是李鸿章自己的淮系。
翁：李鸿章自己说，“以北洋一人之力搏倭人倾国之师，自知不得。”然后我们的梁启超先生说，“合肥以一人战一国，虽败亦豪哉。”当时的人贴近他的人都能理解他那样，我想我们今天如果站在真正的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来看，如果从这样的全面去否定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东西，它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善的。
签订辱国条约 李鸿章成为替罪羊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清政府失去了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很快清廷便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并指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今天在当年的议和之地春帆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仅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日本人矮半截，日方还特别在座位的旁边安置了一只痰盂，似乎有意无意地提醒着人们，这位大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在谈判桌上，日方咄咄逼人，李鸿章据理力争，僵持不下之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在第三次谈判结束返回驿馆的途中，一名日本男子在人群中突然对李鸿章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当场血染官服，昏倒在地，当73岁高龄的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只能长叹一声“此血可以报国矣”。此后，他不顾枪伤，继续谈判，依旧寸步不让，寸土必争，死守清廷划定的最后底线，但是，最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却是中外关系史上最令人屈辱的卖国条约。
他是在马关遇刺，这里面子弹进去以后一直没有取出来，后来周游列国1896年到了德国照了X光，要取，然后已经进入骨头，天一下雨还疼，变天疼，然后这么大年龄取出来反而不好，就一直留下来了，因为当时民间的话就是说，挨了一子弹省了一万万，当时开价开出是三万万两，然后就谈到二万万两，那么民间讲是李鸿章遇刺因为以后日本降低条件，其实不是的，这套密电码早就被日本破译了，破译以后呢，日本知道你的底线就是两万万两，坚决不下来，但是他的上价是三万万两，当时老百姓来看就摸，就把这个地方都摸光掉了，现在又复制了，这照片已经被摸成这样子了。
一对“东方俾斯麦”的七次谈判
在马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对同时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一生中第二次坐在了一起，第一次见面早在1885年两国签署《中日天津条约》之时，那时的伊藤博文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李鸿章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双方的地位和情况早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翁：我们现在知道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判，一共是七次。那么在李鸿章遇刺以后的一次裁判，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十年以前的话吗？
主持人：在天津。
翁：伊藤博文说，我劝你，你们及早振作，全力改革，但是你们朝廷上下至今，除了李中堂大人以外，他说至今浑浑噩噩，所以有今天这个结果，伊藤博文说，你在**本凭你的经验和你的能力肯定比我干的好，我在你的地位不一定怎么样，但是我很想试试，然后李鸿章说我可以向我的太后和皇帝，请你任满以后到我们中国来，做客卿，做客卿做总理，没有想到，三年以后，不是李鸿章，而是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向光绪皇帝进言，中国改革要请两位外国的客卿来当总理，一东一西，西人就是李提摩太，日本就是伊藤博文，结果伊藤博文欣然应邀来到了中国，到了天津，到了北京，贤良寺见到李鸿章，李鸿章说你不知道中国的厉害，我劝你还是早点打道回府，他来的第三日，那么慈禧太后接到报告说，光绪要请伊藤博文来当总理大臣，勃然大怒，黄口小儿懂什么，她对伊藤博文搅了她的60大寿是恨之入骨，
主持：就是甲午海战战事
翁：伊藤博文知道连夜就走了。
马关的日子里，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耻辱的时光，半个多月后当他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的时候，他发誓有生之年决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
翁：这是终身之耻，后来李鸿章周游列国回来以后到长崎换船，日本方面，他毕竟是全权特使，出访欧美回来在日本换船，让他到长崎的中国的馆室里休息他无论如何不上日本的土地，就用跳板在船上进去，绝对不坐日本的船不上日本的土地，终身为奇耻大辱。
李鸿章：西方人眼中的爱国者
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枪伤未愈的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回到国内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收受贿赂，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从此“汉奸”“卖XX”的骂名常伴他的生前身后，老于世故的李鸿章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很快，光绪帝的圣旨适时下达，李鸿章奉旨赋闲在京，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此后的日子里，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寺见证了这位老人最后的人生岁月。
晚年的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而清王朝则是一间“破屋”，自己作为一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1896年，赋闲在京的李鸿章迎来了一次环游世界的机会，他前后出访俄，德，荷、比、法、英、美等多个欧美国家，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与俄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日本。
记者：实际上弱国根本是无外交的，那么当时候是整个大清国国力弱到了极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李鸿章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无奈
翁：非常无奈的处境，但是他又非常相信以夷制夷，借力打力这一套，因为在1876年的《烟台条约》，就是威托马英国一国要下旗撤使宣战的时候，其它各国来支援了李鸿章，所以他相信这一套，相信这一套以后呢，那么他觉得沉迷于其中觉得很好，但是在一个很强势的力量起来的时候他是抗不住的。甲午战争以后，他发现不行了，“以夷制夷”不行了，然后他“结强援”，一边倒的外交，一边倒的外交就是《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结果就是前门聚虎，后门进狼，是更贪婪的狼的陷井。
记者：更贪恋的狼的陷井里头了，所以他一辈子，他最后晚年也是为这个事情后悔不迭是吧？
翁：后悔不迭。
在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庚子国变，当慈禧和光绪一行仓皇出逃后，李鸿章再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翁：他忠于他所效忠的那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哪怕他十分腐朽，或者十分蛮捍，十分愚昧，他精忠报祖，而不是精忠报国，因为国和祖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从他在最后两广总督任上面临着三种选择，是北上代表朝廷去议和还是东南自保还是。
记者：广东独立？
嘉宾：参加两广独立参加共和，他自己做的选择是他一生最终的归宿就是整个清王朝保守的，最保守选择。
最终，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北上，虽然汉奸的骂名依然背负在身，虽然知道这样做必会把自己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但是他无法躲避，也无意逃脱，此时此刻，李鸿章白发远行的伶仃身影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坚毅。
主持人：所以他到了北京以后，等于最后和这个列强媾和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心情应该是非常地悲痛，悲愤的是吧。
翁：因为八国以后又加进了，八国联军又加进了3个小列强，一共11个国家要来利益均沾，要来签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总结，马关以来，父子二人到马关签约的时候，留下了千古骂名，而且如果说《马关条约》，甲午战败李鸿章作为前线的指挥官，就是最高总指挥，他负有重要的责任，是可以说的，但是这次他认为他没有责任。
主持人：和他没有关系，完全是慈禧挑衅，每有一次挑衅，必多一次吃亏。
翁：事变之来尤为仓猝，他觉得他不应该承担这个骂名，所以在他的幕僚，也可能是于式枚的建议之下，他就是从来没有过的签押是，画了一个李鸿章三个字看上去就像一个严肃的肃，为什么呢？因为清廷给他的赐号是肃毅伯，他不愿意用自己李鸿章三个字承担这个骂名，所以写了一个像肃一样的，我用这个清廷给我的赐号，下面是国玺。
主持人：这边是11国的签字，所以他的心情非常无奈的表露。
翁：但是他也觉得我既然为国家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个人是你国家派我去的，你国家给我的荣誉的号我就用这个来签。
纽约时报：李鸿章死了 满清王朝时代结束了
《辛丑条约》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李鸿章的笔下签订了，为了这次谈判，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气力，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生命垂危之际，当初的军事同盟俄国公使还在其病榻前就东三省的权益问题向他施压。1901年11月7日，在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带着无尽的悲怆和遗憾，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临终之前，问及家事，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则忽然睁开了双眼，欲语泪流。
主持人：那么糟糕的这种国运要有一个人来扛起来，不管是荣也好，还是悔也好，是誉也好，还是骂也好，反正有人要去扛。
翁：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甚至于像梁启超说是最关键的人物，那么他的影响他的地位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他死的当天，就是当时已经有电报了，我们当时的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纽约时报》，比我们国内的上海的《申报》还要早一天，他七号去世，当天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头条，李鸿章死了，它的内容是李鸿章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把李鸿章的生死，作为满清王朝末期，他的洋务新政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他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局势。
近现代的中国，自从受西方影响冲击以来，连续不断地打了好几个汹涌的漩涡。文明古国正是在这漩涡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当某个潮流在打漩涡的时候，声浪很震人，气势也很激昂，可多是在左旋右转，间或地在新路上也有所发展。其间，多少风流不是成了传统回忆的流芳，就是沦为西洋经验的重演，不一定是今日我们所希望的。李鸿章到底是推动了漩涡左旋还是右转，抑或是推动了中国向前发展，同样身处历史漩涡的我们所做出的评价也必将成为“历史的评价”。但只要在漩涡中大着胆子，冒着危险，渴慕地，爽直地去尽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也就是以行动践行自己的使命了。不管如何，李鸿章在追求人生个体的崇高理想与群体的永恒协调这一过程中，努力地践行了自己的使命。若更多的“个人”如此，若“人人”皆如此，中国就不会失去向前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中国的未来就会无限浩荡。
